杭州大学清队运动

标题

杭州大学清队运动

主题

Mass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描述

Cleansing of the Class Ranks Campaigns in Hangzhou University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杭州, 上海, 浙江

有部分为

孙治方全集

文本

*30盘

杭州大学清队运动

本来我们还可以住在家里，大概是六八年十一月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所有的牛鬼蛇神都集中起来。那个时候国内国际趋势非常紧张，苏联开始入侵略捷克。红卫兵说可能把你们这些人都关到集中营去。集中营是没去，就关在学校这个集中营里。
徐畹华是总支书记，作为走资派也进去了，她和我住在一起监视我，一共有五个女的，还有一个是德梦天，另有两位英语女教师，男的住在另外两间房子里。清队开始以后派工宣队进来了，为什么派工宣队来我不懂，大概是经过两年文革红卫兵把学校搞得实在弄不下去了，学校里面目全非，玻璃窗打烂了不知多少，图书馆资料室的东西都被偷去，设备也都破坏。红卫兵整天就是喊口号，写标语，用语录天天开斗批会，我经常是去陪斗。杭大已经有两百多人都变成牛鬼蛇神，下一步究竟怎样搞，对我们这些人究竟怎么处理呢？这个里面名目繁多，有什么脱党分子、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等等九类分子。我们关在牛棚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每个人还要自己请罪，编一套话说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们吃饭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不可以同一般人在一起，我们吃的是人家剩的饭菜，我因胃病严重，一点饭吃不下。
管制非常严格，行动非常不自由，我看学校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树木花草全弄光，还要经常武斗，人手里拿了铁棍，带了柳条帽进进出出。农民也进学校来，杭大宿舍统统变成红卫兵的临时招待所。里面杂七杂八不晓得有多少人，课是早就不上了。学生很混乱，甚至谈恋爱，公开结婚也有，还有人占领一间房间，两个人自行结婚，也没有人管。老师统统靠边站，党委书记调了好多个，一会儿也进牛棚来了。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清洁卫生。
毛泽东主义思想工人宣传队进来，有二、三百人。每一个班级里面都有工宣队员。工宣队一来情况又不同了，一上来就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这些臭老九。那红卫兵学生造反已两年多，也是臭老九。老的少的统统变成臭老九了。工人宣传队一来就说：我们是工人阶级，要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十分神气。理科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一套管制牛鬼蛇神的办法，有好几条：第一条就是不准出校门，第二条不准有人来探视，家属也不可以，第三条不许通信，第四条不许吃零食，不许到小店里买东西，不许一个人行动，要两个人同行、每天要汇报、要交代历史 ….还有几点我也记不起了。很可怕比管犯人还要厉害，比红卫兵还要厉害。红卫兵还在，所以又是红卫兵，又是工宣队都可以管我们。工宣队改变了我们劳动的内容，要我们去打石头，用大榔头砸很大的石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榔头都拿不起，怎么能敲呢？工宣队就训斥我，非常不讲道理。工宣队没文化，大概小学程度，对我的交代的个人历史不满意，说我交代自己以前是副部长，这是" 架子还没有放下来"。要我交代罪状。好像我从小长大就是都做反革命，我交代不出了。但天天要你交代。六八年冬天非常冷，不许我回家去取棉衣。这个冬天我没饿死和冻死也是奇迹了。穿了夹衣裳和一件棉背心过来的。
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情况好些了，大概夺权夺好了，红卫兵纷纷走了，有的带上红花参军去了，有的工作去了，走了一大批。但是我的工作仍不轻，牛鬼蛇神中有一部分出牛棚了，我仍旧留在里面，本来有几个人一起打扫厕所，他们走后就我一个人打扫。女生宿舍垃圾堆得像山一样，都要打扫。一天到夜就奔来奔去扫垃圾，不过这个也有好处，在垃圾堆里，我看到很多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例如九大重要的内部发言，毛主席讲话，有四次讲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毛主席说有人讲文化大革命人死了许多，他说这没有什么，这好比捉虱子，抓掉一个我们开心一次，牛鬼蛇神就像虱子一样。我看了很伤心，我们已变成虱子啦！革命革了许多年变成虱子了。打扫卫生还有一样好处，垃圾堆里我找到许多食品，整包整包饼干被扔了，浪费不得了，还有衣服也扔掉，我因严重胃病不能吃饭，就吃点这种捡来的饼干，没有御寒的衣服，就穿捡来的衣服。渡过那段饥寒交迫的困难时期。
工宣队看到学生雨天在室内打球，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东西，要把它拆掉办工厂，学校办工厂这时候开始的。于是凤雨操场没有了变成工厂。工宣队来后校内打、砸、抢没有了，校外面去斗他们不管，当时外面武斗很多，甚至要去打灵隐寺的大佛。几万人集中在那里要打大佛了，佛身上都是金子，有些人想挖这东西。后来传到周总理那里，他电报来说这个事不好搞，总算没打。杭州许多草地，经常开会都踏光，西湖边燕子也没有了。很好的庙宇、寺院被军队驻扎了，净慈寺这些地方受到破坏，每天就是打，在萧山两个工隔着钱塘江打，听说人死了不少。
70年时清队运动要做结论啦，对我的问题也做结论了。开大会宣布的结论，但却不准我抄，只允许我看，看了以后就要我签字。我看了这个结论，大致内容我都记得。称：历史情况都符合本人交代。对过去整风情况都调查过了，被拘留巡捕房一次也去调查过；怎么去日本，与谁接触都查了。其中有一条：据刘晓证明，他没有领导我做过特务，我看了很奇怪，我什么时候被刘晓领导做过特务？还有一个重要关节是1946年我从解放区到南京去的事，为什么去，他们要搞清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关系去的？幸好有一位南京市委的委员朱启銮，就是周克的哥哥，他已经被解放，当时在苏州市当市长，他证明，是他陪同我到南京的。他证明自己是我老部下，他抗日战争开始就在上海难民所里工作，我们很早就认得的，我同他在南京坚持了多年地下工作，他证明我不是特务。因此我的清队结论是这样的：经审查历史没有问题，但我这个人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因为我曾经根据八大决议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就是修正主义。我对此结论表示同意，因为我想结论对历史问题基本解决了，修正主义路线问题比较小，就赶快签了字。从此我不再有特务的嫌疑，行动也自由些，至少可以回家了。
这我很开心，可以回家去烧点粥吃吃了。但是每天要来来往往，要你开会、扫地都没有少。不久后系里又仍旧要我去整理资料室。重新回资料室，看到所有的书都丢在地上，卡片撒得满地。我重新一本一本书放到架子上面，卡片拾起来重新整理，尤其麻烦的是报纸堆得老高。我要坐在地上一份份折叠起来要多少时间。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按月整理，装订起来。要找起来就容易了，事情虽是辛苦，但要比没事情做要好得多。每天一面还要打扫，所以也很忙。资料室终于又重新开门，不断的有人来资料室借书，我也觉得很高兴。
想不到到1971年秋的一天，我去扫地突然之间两个教师坐在那里，他们说今天你不要扫了，你不好进入外语系大楼，要我和另外两个人待在一间放粪桶，农具的杂物间里。三个人就在这房子里坐着交代，读毛主席语录。我看到垃圾桶里都不少林彪的照片，我估计是副统帅林彪出事了，否则林彪相片怎么会丢放在垃圾桶里？这都是学生弄的，我们三个人都在想一定是林彪出事了，因为形势非常紧张，所以我们这些" 反革命"分子不准进大楼。
开始说林彪是极左分子，后来毛主席说不对，林彪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分子，我听到后想，我不也是叫极右分子吗？但我想我同林彪实在没关系。实在是弄不懂。这个时候国内非常混乱，他们顾不得我这种老右派了，没人来注意我。后来军宣队进来了，又是军宣队，又是工宣队，又是红卫兵，学校里面形势非常紧张。
1972年，林彪事件后，浙江解放了一大批原来当权的走资派。陈伟达被解放，他的老婆徐畹华也解放了。杭州大学行政处的人来找我谈话，说陈伟达夫妇刚刚解放出来没房子住，你住的房子（宝石新村）要分给陈伟达、徐畹华去住，要我搬家。搬到松木场沿山河村 1号，一个工人住宅区去，卫生设备也没有的，自来水是公共用的。但我家里当时还有二嫂一家四个人，连我五个人，二嫂不肯搬出宝石新村，因为她是烈属，她的丈夫沙文求是烈士，她坚持不走。最后就决定我搬走，我与沙文汉原住的一大一小两间让出，给陈伟达夫妇住，我一个人到松木场去。那个工人住宅区自来水要从外面拎上来，吃力得不得了，那时我还勉强可以，厕所没有，要到老远地方去，还是中国式的茅坑，洗衣服要到河里。这地方还象中国农村样子，我就这样去过日子。好处是蛮自由，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没人来干扰。
搬家前徐畹华来对我讲：三天之内限我要搬走的。学校里是不会帮我搬家的，我只好去找搬家公司。走到武林门附近走不动了，就坐在地上休息一下，看到一个老头子正在扫地，我一看是我的老战友，就是我在南京地下时期华德电料行的经理鲍浙潮。我说老鲍你怎么在这里扫地呢？他说我牛棚关了好几年，现在每天要我扫地。我把他拉到旁边问他情况。他说不得了，我们从前在南京住在一道，现在说我们的机关是特务机关，他很担忧。我说你不要理他们，什么特务机关，没有的事。他说真的不是啊！我说当然不是，我同你做什么特务？他说刘晓，刘长胜都被打成特务了与我们有关系，不是特务吗？我说你不要去听这些鬼话，根本没这事。他问我的情况，知道我是来找车搬场，并得到了我的新地址。他说我以后来看你。就是这个老友后来偷偷来看我。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就是鲍年方，我在嘉兴农村时来看过我以后被发现，从军工单位撤职，转到萧山粮食局工作。老鲍还有二个儿子在杭州工厂里做工，他还有二个女儿，他自己不敢来多来，就叫两个儿子来看我。老鲍父子对我帮助很大，我买什么东西拎不动他们都照顾，一直到我离开杭州。
1973年形势有变，四人帮开始活跃，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林彪是极右分子，孔到底是谁呢？弄了半天发现原来大儒是指周恩来。江青自称是法家，开始儒法斗争了。她说历史上法家是些什么人呢？武则天是法家，康熙皇帝也是法家，这我看大家看的都蛮清楚，江青就是想做皇帝了。教师们也必须学习，我只听听，不要我学习，许多文件不好让我都看的。不管怎样斗我都不管。整个省委在那里改组，一个个来。一会儿谭启龙来了，被批得厉害，不久后换了20军的熊应堂来领导浙江，实际上大局已经控制不牢了。1974年的情况也很不好，有武斗。军队当家，同地方上有矛盾，军队之间也有矛盾。南京军区有两派，后来大字报把两派斗争都暴露出来。大概谭启龙在其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让一方去揭发另外一方，那当然要斗了，搞不下去谭下台了。军方的南萍来了，他又是另外一派，属于林彪一派的人，后来说是合谋暗杀毛主席抓起来了，搞得很惊险。
我们还是要挨斗，但我还可以回家，上海的家也可以去，七四年我回来看母亲还好，我的女婿也经常来杭州看我，其它都还可以，就是胃病很严重，便血不止，幸而可以从上海为我搞到点药还是可以支持下去，否则真是不得了。
1975年我母亲病重了，七月下旬电报来母亲病危，我请假到上海，我去时她已经住进华山医院人事不省。我很难过，幸而 1974年初我女儿已经调回上海了。（注：由于当时上海统战部一位老处长吴书耕，了解我母亲和家里的情况，很同情我母亲的处境，要她写信并经过统战批转到市委，把陈的女儿调回上海，照顾为党做过许多工作的老人。经当时市委书记马天水批准，从陕西化肥研究所调回上海）1974年2月她进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搞技术工作。这样，我母亲就由我女儿照顾，家里还有老保姆黄阿翠，我女婿及两个上学的小外孙。母亲75年病倒是发生脑血栓，我到上海后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于八月四号去世。
由于上海市委统战部六十年代初陈同生当部长时已把我母亲确定为照顾对象，一直沿袭下来，她死后也为她开了追悼会。1975年8月由上海统战部出面，在龙华殡仪馆大厅开的。好多宁波大革命时期老战友，如潘念之、王安卿、张本箐等老人、当年受过她帮助的人，都来参加追悼会。大家还争相写了很多历史材料出来，统战部看到这些都是有事实证明的史料后，悼词写得也很好，总结了我母亲的一生，说她一生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拯救了我们很多同志、掩护多个党的机关，她一生不为名利，把自己的财产都奉献给国家，并称誉她为"革命老人陈馥"。这个悼词为她做了政治结论。我去参加了追悼会要送花圈，但那个时候我还带着极右派的帽子，不好用全国闻名的陈修良名字，只好用小时候的小名（秀霞）送的花圈，这也很够可悲的。会上家属答词也由我女儿出面。母亲临死的前还是有点明白的，她拉着我的手不放，话一点也讲不出。我心中难过极了，她在牵挂我的命运，右派分子帽子还戴着，不能给她以安慰。就这样不瞑目地死了。母亲的骨灰不去什么地方埋葬，一直到现在还放在家里保存着，好像还同我们在一起。母亲的死使我非常难过，母亲的丧事弄好以后我仍旧回到杭州去了。因为我不敢多留上海，万一发现了右派分子，上海家里就会有麻烦。
我回杭州以后又把我的工作调到俄语资料室。由于反苏联修正主义反的很厉害，因为报刊上面在骂中国，会被大家看到的。通知俄文报纸杂志都不准陈列出来。因此我索性就不拆开，堆在一间不用的厕所里，堆得老高在马桶间里关起来。但是资料室里面还有苏联老的东西，如高尔基，苏联文学这些，教师还是要来借阅，就又出事了。有一个教师借了一本小说出去，后来发现这本书是反斯大林的，我也没有看过不知道内容，就要批斗了。追问我为什么把这本书给借出去，你懂俄文的，知道里面写的什么，你故意扩散修正主义是什么用意？教师用于教材向学生讲，学生传开去就是修正主义扩散，弄得我莫名其妙，我同那位教师没任何关系，人家要来借我只好借，我没看过不知道这里面的内容。只能说我是粗心大意，没犯法。
事情还多了，中文杂志是可以看的，所有杂志上都印有毛主席像，我在收发中需要在每本杂志上打个图章，有一次，印章在毛主席面孔上碰到一点点，被发现后不得了。说我侮辱毛主席，图章打他头上，我又被斗了。说我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我说实在是粗心大意，毛主席头印得很大，杂志十六开一本，打下去稍微有点偏就在额头上碰到了，小事就变大事了。后来就做许多检讨。
扫地也都会出问题：红卫兵学生把报纸乱丢，报纸上面都有毛主席像，天晚了扫地也没看见有一张报纸上面有毛主席像，扫到垃圾桶里去了，这桩事又糟糕了，责问我为什么把毛主席宝像弄到垃圾桶里去？我说晚上看不请所以犯了一个错误，这一来，追查不停。学校里一些女工和做保姆的看到我斗得厉害就问我为什么？我讲就一张报纸，他们说这有啥了不起，在乡下人地方报纸当草纸的。我说你不要讲，你讲了我不得了。事情虽小，有严重政治意义这又斗得要死，也斗不出什么名堂，我坚称是粗心大意。当然以后我扫地是绝对小心，看到有报纸赶快理好，报纸也不好去卖，旧报纸也不收的，垃圾桶也不好丢，旧报纸不知道放哪里去。到处都是毛主席像，这件事我觉得非常头痛，有许多人打成反革命都同这种报纸有关系，现在讲起来这种都是笑话。
批林、批孔运动一来，俄语系里都有问题了。俄语刊物报纸都收起来，俄语系放的都是中文的报刊，实际上变成中文阅览室了。资料室还有马列主义著作，我索性就读书了。外语的书报都不许看，英语是帝国主义，俄语是修正主义、日文已经消灭了不许讲，也是资本主义，只有中文好看，我当然就只得看中文，就重新读马列主义了。这时又不禁止我看了，以前是列宁主义我都不准看的，稍微松一点。1975年国内已经相当混乱，后来《红都女皇》书都出来了。我也能看到《红都女皇》这种东西，因为资料室的人都在看。江青就要上台了，女同志都要穿一种称为江青式的衣裳，江青装腔作势要做皇帝了，穿这种连衣裙，叫全国都穿。这样直到76年放暑假我回上海了。
1976年夏发生唐山大地震。孙治方在他刚从秦城监狱里出来，在北京家中，写封信到我家里给我女儿，他说唐山大地震后，北京也地震，人都住在露天，年纪老了，监狱里出来身体很不好又泻肚子，希望到上海来住一个时期。我快点让女儿回信请他们夫妇快到上海来休养，到我家里来住。不久，他就同洪克平两人坐了飞机到上海，住在我家。他告诉我很多消息，在监狱里的情况、北京的情况。我封闭在杭州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他告诉我很多消息。我又问他郭绍棠的事、孙冶方被关起来的原因、他的党籍恢复问题，当时主要罪名是说孙冶方里通外国、叛徒、特务，不得了。他很坚强，在牢监里拼命读资本论，他们不许他读，他这个修正主义就是从资本论来的。还有不许他写，他自己就在脑子里记，一遍遍把文字都记在脑子里。（注：孙冶方在狱中打腹稿八十多次）出来后再写出来的，本事大了。出了监狱他写了一本书，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告诉我在监狱里面什么人都不能接见，老婆都不好见。一直到江青快要垮台才可以接见，那时毛主席还没死，江青还在。他在大地震之前放出来的。放出来前，工宣队对他说你改造得怎么样？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不是修正主义，商品就是有价值的。这个人很有趣，工宣队说关了你七八年还没有改造好啊？他说：我不改变观点。这个人骨头是硬的，我很感动。现在出版了《孙治方全集》很有名，就解释资本论商品价值的理论，这对我们现在改革开放都很有帮助。他一到上海就看书、看报、看材料，我把保留着的文革批孙治方的材料也都送给他。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杭州大学清队运动" (Cleansing of the Class Ranks Campaigns in Hangzhou University),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97

杭州大学 清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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