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右派摘帽，重回上海
Subject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Rehabilitation (zhāi mào) of Rightists, Returning to Shanghai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Hangzhou, Shanghai, Zhejiang
Text
*31盘
右派摘帽，重回上海
他还了解赫鲁晓夫垮台的真相。他知道的从北京来的消息比我多， 孙冶方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被解放的老干部心中都清楚。他对毛主席非常气愤，看到我家里有毛主席像挂着，他就骂这个老头子怎样怎样。我对他说你不好骂，那时我对毛主席还很信仰，还批评他说你刚出来晓得什么，不好乱讲的。他每天到襄阳公园去打太极拳。这个人真有趣 ，他还要写文章，天天在写，写了好多东西。我说你安分守己一点，不要乱讲，那时形势还蛮紧张的，周恩来已经死了，毛主席还活着，夺权形势很严峻。这个他也知道 。 孙冶方放出来，但他并没什么罪名，结论大概说他不是特务、叛徒就可以放，行动可以自由了。他还到外地去旅游，甚至离开上海到很远省市去，他是搞工业的，要到内地去看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关于郭绍棠情况的来龙去脉他告诉我，是在他家抄家时抄出我给他的一封信。我说你留着这信，害得我要死。孙冶方虽然那个时候肝脏已经不好，还要吃点酒，我说你不能再喝了，他还是要喝，从牢监里出来的人很多要喝酒。几个月后他回到北京。1976年 9月9号我还在上海，突然听到毛主席逝世了，我心里慌 这问题大了，一定要乱了怎么办呢？我说自己赶快要回杭州去，乱起来我留在上海不好，我不想打扰家里人。我就回杭州去了。回到杭州后，我要去参加悼念会 ，但我是不准去的，还有毛主席像章，每人一个，我也是没有的，因为是牛鬼蛇神不好戴，也不好去纪念毛。当时我对毛主席的死也很难过，我对他还是有感情，常想到过去反王明路线没毛主席也不行 虽说他犯了错误还是在原谅他 。过了一段时期，江青被捕了，杭州有一个农大教授从 BBC电台听到消息， 告诉沙孟海：江青四人帮已经被捕了，沙孟海再告诉我， 这一下子我好开心了。后来慢慢传开了江青被捕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但为什么抓起来我一点也不晓得。 后来华国锋上台了，两个凡是也很厉害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
1977年 外面传说很多，说右派要摘帽子了，七七年冬杭州有些人已经摘了，只有我说是极右分子不好摘的。 省政协要开会，人家讲凡要进去开会的都要摘帽 ，不摘帽的不能进去。一天 徐畹华出现了，她回到杭大来找我谈话，她说你要交代一个问题，你反对过江华要我写下来。我说我没有反对江华，我只有在党代会发表过意见，除此以外我没有反过任何事。她说我反江华一定要我承认，我说我不写。实质上后来我知道，上面已经内定我可以摘帽子，她要我写这个东西是要说明我这个人很不好，一贯反江华，反江华就是反党，阻止为我摘帽。江华当时是神气了，林彪死了以后他是全国高等法院院长，陈伟达成为浙江省委书记，徐畹宛华当然也是提升不得了，所以她又回来陷害我了， 最后还要来搞我一次，说我是反江华的要写下来，我说我就不写， 文化革命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讲过江华一句坏话，你不是自己也在牛棚吗 ？红卫兵叫我揭发江华，我一样事情都没有讲 ，我这人不搞两面派。我拒绝签字，拒绝承认。
第二天来通知，说我可以去参加政协，我还不晓得已摘帽子，只通知我到招待所去集合。右派彭瑞林、孙章录都在 ，到了这个地方到十二点钟召集我们开会，通知：你们三个人可以摘帽子了。到了下午二点钟政协要开会 ， 二点钟以前我们三个人摘帽子以后，才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可笑吗？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徐畹华逼我来写反对江华，就是阻止我摘帽和做政协委员，她们消息蛮灵，其实上面已经决定我要摘掉了。省委书记陈伟达出来，问你们三个人有什么要求，这是1977年12月了，我说我没有其他要求，我只要求回上海去，我一个人在杭州生活困难，，我有个女儿在上海，别的要求都没有。彭瑞林成右派以后，他儿子在东北农场劳动时抢救公家的财产被烧死，按理是个烈士，但因父亲是右派分子，儿子就不好做烈士，这对他打击很大。摘帽子后要求儿子追认为烈士，彭瑞林的只要求这么一点。孙章录成为右派后把她老婆也打成右派，两个人房子也没有了，非常狼狈，还有一个儿子，希望在杭州有一间房子一家能够团聚，他只要求这一点。其实我们这些右派都是好人，一样东西也没有要求过。
我回上海的事马上就答应了。但是要回上海还有困难，搬房子总要有人帮助，杭大根本把你当右派分子扫地出门了是不会管了，连借部汽车都不可以。我只好再请运输公司，后来还是依靠鲍家父子，把我的东西整理一下送回上海，鲍浙潮亲自陪我上火车回到上海，行李就是几本破书，破衣裳，家具都没有，一无所有。这已经是78年1月份了。上海家里有女儿、女婿、小孩子和阿黄姐，我 总算逃离了杭州那个伤心地，就象重新回到了人世间。我同鲍浙潮开玩笑说我从越国逃到吴国了，越王勾践逃回吴国。上海地方比杭州要好得多不象杭州官场这样封闭落后。我在杭州吃苦头最严重还是陈伟达这一家，徐畹华这样坏的人也很少看到。在杭州大学时外语系的教师叫她西太后（慈禧）。 也出于她不得人心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快把她搞成走资派打倒。
七八年开始我又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了。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我参加浙江省政协的工作。政协里好多都是新近解放出来的人，原来走资派之类现在也坐到台上了。下面一些老干部看到就火了，条子递上去，说你陈冰这种人不好坐在台上，滚下来 ！你是两面派，你把所有的材料抛出去给红卫兵害人。于是会上混乱起来，他也不敢下来。这个场面也很感动人。大家对好人、坏人还是看的清楚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多坏人也都恢复名誉了，恢复工作很快，象陈冰这种人应当审查，也没有审查，结果叫他做政协副主席，后来又到外地去提升，不在杭州就是了。此人完全是两面三刀的人，我看这是很大的遗憾。这种干部不应当提上去，后来都提拨了。
至于我们只有摘帽子，党籍也没有恢复，名誉也没有恢复，就是这个情况。帽子摘了不等于平反，生活待遇也没有解决，二十多年所有欠的工资都不归还。我坚决要求回到上海去就是这个道理。 浙江省同意我回去，但是上海肯不肯接受还是问题 。会议结束以后我赶快回到上海，找上海市委统战部，我说我帽子摘掉了，现在是浙江省政协委员这样一个资格，我想转到上海政协可不可以？ 统战部说这个可以，不过要写一个报告，写给上海市委负责人批准。那个时候彭冲是书记，我就写信给彭冲，他倒很爽气，说欢迎你回来。因此我就回来了。 如果留在杭州，以后就讨厌了。这第一步我总算赢了。一共是二十年，戴帽子摘帽二十年了，这个二十年光阴完全浪费掉，弄得我家破人亡。 下面我再讲回上海以后的事情。
回到上海以后，我把关系转到上海市政协，但我很明显地感到并不把我当一个普通的政协委员对待，仍旧把我当摘帽右派。上海也是凡是派当道，对我有相当歧视。比如我有事情到政协去，不许进办公室的，叫你站在走廊里。上海也不得了。不过同浙江不一样，还不是个人报复行为。右派分子就象反革命一样 ，宽大了给你摘帽子，但完全不当你是政协委员，我就是一点工资关系在政协，可以叫家里人来拿取 。没有要你参加什么活动。 我心里想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当时凡是派统治下，绝对不好说反右斗争可以平反，搞不好说你反攻倒算，后果严重。
冤假错案太多了，不仅有反右问题，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大量问题，上海地下党问题，南京地下党问题都有大量冤案。也不是我个人问题，大家都在要求平反，所以我心里想这个问题还要等待时机。但是中央里面意见分歧，右派问题怎么办？当时我经常和孙冶方通信，他已经在北京消息灵通。最主张平反激烈的就是胡耀邦，华国锋是不愿意的。 到了七八年十月份孙冶方告诉我，胡耀邦要做组织部长了，你就可以写信申诉了。
我到十一月才写信给胡耀邦， 把历史经历，反右斗争的详细经过都告诉他。胡耀邦就转批到浙江省委，要求为我改正。那时不是有个决议吗，改正决议，不许讲平反，只许说改正。 浙江省委拖到七九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右派大都要改正，他们不能够再拖了，二月份说是给我改正了。
但是决议上有这么一句话，"她是有错误的，但不能划为右派"，这怎么解释呢？留尾巴啊。我说我不能接受，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右派是敌我矛盾，这两样东西混在一道，我犯错误为什么要开除党籍？为什么要做极右分子？我不是五毒俱全吗？为什么不是极右你要讲清楚。我说我不能同意这个结论，拒不签字。你仍旧拿回去。拿回去这一搁，讨论到九月份 做决定了，这两句话划掉没有了，尾巴去掉了，很长的一个决议。 对我的历史也肯定了，带右派帽子的理由也讲了，"有错误的"尾巴划掉了。原来第一条罪名的党大会发言，说明是宣传部分团很多单位共同的意见，不是我个人意见，不能说是反党纲领；第二点五毒俱全的问题也否定了，所谓反马克思主义，我曾经讲过教条主义是一条绳子，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我说原意是教条主义是一根绳子，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根绳子。因此原来的决议这样写是错的。第三条罪名也是反马克思主义 ，我说干部晚上可以多学习文化，不一定要看马列主义著作，学马列主义也不一定要办训练班，自己也可以学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罪行。结论称这是学习方法的不同，不能讲这是反马克思主义，完全不一样，还有呢说我反苏罪名，谈苏联有阴暗一面，但不是说全部反对苏联。
右派摘帽，重回上海
他还了解赫鲁晓夫垮台的真相。他知道的从北京来的消息比我多， 孙冶方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被解放的老干部心中都清楚。他对毛主席非常气愤，看到我家里有毛主席像挂着，他就骂这个老头子怎样怎样。我对他说你不好骂，那时我对毛主席还很信仰，还批评他说你刚出来晓得什么，不好乱讲的。他每天到襄阳公园去打太极拳。这个人真有趣 ，他还要写文章，天天在写，写了好多东西。我说你安分守己一点，不要乱讲，那时形势还蛮紧张的，周恩来已经死了，毛主席还活着，夺权形势很严峻。这个他也知道 。 孙冶方放出来，但他并没什么罪名，结论大概说他不是特务、叛徒就可以放，行动可以自由了。他还到外地去旅游，甚至离开上海到很远省市去，他是搞工业的，要到内地去看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关于郭绍棠情况的来龙去脉他告诉我，是在他家抄家时抄出我给他的一封信。我说你留着这信，害得我要死。孙冶方虽然那个时候肝脏已经不好，还要吃点酒，我说你不能再喝了，他还是要喝，从牢监里出来的人很多要喝酒。几个月后他回到北京。1976年 9月9号我还在上海，突然听到毛主席逝世了，我心里慌 这问题大了，一定要乱了怎么办呢？我说自己赶快要回杭州去，乱起来我留在上海不好，我不想打扰家里人。我就回杭州去了。回到杭州后，我要去参加悼念会 ，但我是不准去的，还有毛主席像章，每人一个，我也是没有的，因为是牛鬼蛇神不好戴，也不好去纪念毛。当时我对毛主席的死也很难过，我对他还是有感情，常想到过去反王明路线没毛主席也不行 虽说他犯了错误还是在原谅他 。过了一段时期，江青被捕了，杭州有一个农大教授从 BBC电台听到消息， 告诉沙孟海：江青四人帮已经被捕了，沙孟海再告诉我， 这一下子我好开心了。后来慢慢传开了江青被捕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但为什么抓起来我一点也不晓得。 后来华国锋上台了，两个凡是也很厉害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
1977年 外面传说很多，说右派要摘帽子了，七七年冬杭州有些人已经摘了，只有我说是极右分子不好摘的。 省政协要开会，人家讲凡要进去开会的都要摘帽 ，不摘帽的不能进去。一天 徐畹华出现了，她回到杭大来找我谈话，她说你要交代一个问题，你反对过江华要我写下来。我说我没有反对江华，我只有在党代会发表过意见，除此以外我没有反过任何事。她说我反江华一定要我承认，我说我不写。实质上后来我知道，上面已经内定我可以摘帽子，她要我写这个东西是要说明我这个人很不好，一贯反江华，反江华就是反党，阻止为我摘帽。江华当时是神气了，林彪死了以后他是全国高等法院院长，陈伟达成为浙江省委书记，徐畹宛华当然也是提升不得了，所以她又回来陷害我了， 最后还要来搞我一次，说我是反江华的要写下来，我说我就不写， 文化革命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讲过江华一句坏话，你不是自己也在牛棚吗 ？红卫兵叫我揭发江华，我一样事情都没有讲 ，我这人不搞两面派。我拒绝签字，拒绝承认。
第二天来通知，说我可以去参加政协，我还不晓得已摘帽子，只通知我到招待所去集合。右派彭瑞林、孙章录都在 ，到了这个地方到十二点钟召集我们开会，通知：你们三个人可以摘帽子了。到了下午二点钟政协要开会 ， 二点钟以前我们三个人摘帽子以后，才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可笑吗？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徐畹华逼我来写反对江华，就是阻止我摘帽和做政协委员，她们消息蛮灵，其实上面已经决定我要摘掉了。省委书记陈伟达出来，问你们三个人有什么要求，这是1977年12月了，我说我没有其他要求，我只要求回上海去，我一个人在杭州生活困难，，我有个女儿在上海，别的要求都没有。彭瑞林成右派以后，他儿子在东北农场劳动时抢救公家的财产被烧死，按理是个烈士，但因父亲是右派分子，儿子就不好做烈士，这对他打击很大。摘帽子后要求儿子追认为烈士，彭瑞林的只要求这么一点。孙章录成为右派后把她老婆也打成右派，两个人房子也没有了，非常狼狈，还有一个儿子，希望在杭州有一间房子一家能够团聚，他只要求这一点。其实我们这些右派都是好人，一样东西也没有要求过。
我回上海的事马上就答应了。但是要回上海还有困难，搬房子总要有人帮助，杭大根本把你当右派分子扫地出门了是不会管了，连借部汽车都不可以。我只好再请运输公司，后来还是依靠鲍家父子，把我的东西整理一下送回上海，鲍浙潮亲自陪我上火车回到上海，行李就是几本破书，破衣裳，家具都没有，一无所有。这已经是78年1月份了。上海家里有女儿、女婿、小孩子和阿黄姐，我 总算逃离了杭州那个伤心地，就象重新回到了人世间。我同鲍浙潮开玩笑说我从越国逃到吴国了，越王勾践逃回吴国。上海地方比杭州要好得多不象杭州官场这样封闭落后。我在杭州吃苦头最严重还是陈伟达这一家，徐畹华这样坏的人也很少看到。在杭州大学时外语系的教师叫她西太后（慈禧）。 也出于她不得人心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快把她搞成走资派打倒。
七八年开始我又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了。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我参加浙江省政协的工作。政协里好多都是新近解放出来的人，原来走资派之类现在也坐到台上了。下面一些老干部看到就火了，条子递上去，说你陈冰这种人不好坐在台上，滚下来 ！你是两面派，你把所有的材料抛出去给红卫兵害人。于是会上混乱起来，他也不敢下来。这个场面也很感动人。大家对好人、坏人还是看的清楚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多坏人也都恢复名誉了，恢复工作很快，象陈冰这种人应当审查，也没有审查，结果叫他做政协副主席，后来又到外地去提升，不在杭州就是了。此人完全是两面三刀的人，我看这是很大的遗憾。这种干部不应当提上去，后来都提拨了。
至于我们只有摘帽子，党籍也没有恢复，名誉也没有恢复，就是这个情况。帽子摘了不等于平反，生活待遇也没有解决，二十多年所有欠的工资都不归还。我坚决要求回到上海去就是这个道理。 浙江省同意我回去，但是上海肯不肯接受还是问题 。会议结束以后我赶快回到上海，找上海市委统战部，我说我帽子摘掉了，现在是浙江省政协委员这样一个资格，我想转到上海政协可不可以？ 统战部说这个可以，不过要写一个报告，写给上海市委负责人批准。那个时候彭冲是书记，我就写信给彭冲，他倒很爽气，说欢迎你回来。因此我就回来了。 如果留在杭州，以后就讨厌了。这第一步我总算赢了。一共是二十年，戴帽子摘帽二十年了，这个二十年光阴完全浪费掉，弄得我家破人亡。 下面我再讲回上海以后的事情。
回到上海以后，我把关系转到上海市政协，但我很明显地感到并不把我当一个普通的政协委员对待，仍旧把我当摘帽右派。上海也是凡是派当道，对我有相当歧视。比如我有事情到政协去，不许进办公室的，叫你站在走廊里。上海也不得了。不过同浙江不一样，还不是个人报复行为。右派分子就象反革命一样 ，宽大了给你摘帽子，但完全不当你是政协委员，我就是一点工资关系在政协，可以叫家里人来拿取 。没有要你参加什么活动。 我心里想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当时凡是派统治下，绝对不好说反右斗争可以平反，搞不好说你反攻倒算，后果严重。
冤假错案太多了，不仅有反右问题，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大量问题，上海地下党问题，南京地下党问题都有大量冤案。也不是我个人问题，大家都在要求平反，所以我心里想这个问题还要等待时机。但是中央里面意见分歧，右派问题怎么办？当时我经常和孙冶方通信，他已经在北京消息灵通。最主张平反激烈的就是胡耀邦，华国锋是不愿意的。 到了七八年十月份孙冶方告诉我，胡耀邦要做组织部长了，你就可以写信申诉了。
我到十一月才写信给胡耀邦， 把历史经历，反右斗争的详细经过都告诉他。胡耀邦就转批到浙江省委，要求为我改正。那时不是有个决议吗，改正决议，不许讲平反，只许说改正。 浙江省委拖到七九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右派大都要改正，他们不能够再拖了，二月份说是给我改正了。
但是决议上有这么一句话，"她是有错误的，但不能划为右派"，这怎么解释呢？留尾巴啊。我说我不能接受，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右派是敌我矛盾，这两样东西混在一道，我犯错误为什么要开除党籍？为什么要做极右分子？我不是五毒俱全吗？为什么不是极右你要讲清楚。我说我不能同意这个结论，拒不签字。你仍旧拿回去。拿回去这一搁，讨论到九月份 做决定了，这两句话划掉没有了，尾巴去掉了，很长的一个决议。 对我的历史也肯定了，带右派帽子的理由也讲了，"有错误的"尾巴划掉了。原来第一条罪名的党大会发言，说明是宣传部分团很多单位共同的意见，不是我个人意见，不能说是反党纲领；第二点五毒俱全的问题也否定了，所谓反马克思主义，我曾经讲过教条主义是一条绳子，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我说原意是教条主义是一根绳子，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根绳子。因此原来的决议这样写是错的。第三条罪名也是反马克思主义 ，我说干部晚上可以多学习文化，不一定要看马列主义著作，学马列主义也不一定要办训练班，自己也可以学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罪行。结论称这是学习方法的不同，不能讲这是反马克思主义，完全不一样，还有呢说我反苏罪名，谈苏联有阴暗一面，但不是说全部反对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