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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右派摘帽，重回上海
Subject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Rehabilitation (zhāi mào) of Rightists, Returning to Shanghai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Hangzhou, Shanghai, Zhejiang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31盘
右派摘帽，重回上海
他还了解赫鲁晓夫垮台的真相。他知道的从北京来的消息比我多， 孙冶方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被解放的老干部心中都清楚。他对毛主席非常气愤，看到我家里有毛主席像挂着，他就骂这个老头子怎样怎样。我对他说你不好骂，那时我对毛主席还很信仰，还批评他说你刚出来晓得什么，不好乱讲的。他每天到襄阳公园去打太极拳。这个人真有趣 ，他还要写文章，天天在写，写了好多东西。我说你安分守己一点，不要乱讲，那时形势还蛮紧张的，周恩来已经死了，毛主席还活着，夺权形势很严峻。这个他也知道 。 孙冶方放出来，但他并没什么罪名，结论大概说他不是特务、叛徒就可以放，行动可以自由了。他还到外地去旅游，甚至离开上海到很远省市去，他是搞工业的，要到内地去看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关于郭绍棠情况的来龙去脉他告诉我，是在他家抄家时抄出我给他的一封信。我说你留着这信，害得我要死。孙冶方虽然那个时候肝脏已经不好，还要吃点酒，我说你不能再喝了，他还是要喝，从牢监里出来的人很多要喝酒。几个月后他回到北京。1976年 9月9号我还在上海，突然听到毛主席逝世了，我心里慌 这问题大了，一定要乱了怎么办呢？我说自己赶快要回杭州去，乱起来我留在上海不好，我不想打扰家里人。我就回杭州去了。回到杭州后，我要去参加悼念会 ，但我是不准去的，还有毛主席像章，每人一个，我也是没有的，因为是牛鬼蛇神不好戴，也不好去纪念毛。当时我对毛主席的死也很难过，我对他还是有感情，常想到过去反王明路线没毛主席也不行 虽说他犯了错误还是在原谅他 。过了一段时期，江青被捕了，杭州有一个农大教授从 BBC电台听到消息， 告诉沙孟海：江青四人帮已经被捕了，沙孟海再告诉我， 这一下子我好开心了。后来慢慢传开了江青被捕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但为什么抓起来我一点也不晓得。 后来华国锋上台了，两个凡是也很厉害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
1977年 外面传说很多，说右派要摘帽子了，七七年冬杭州有些人已经摘了，只有我说是极右分子不好摘的。 省政协要开会，人家讲凡要进去开会的都要摘帽 ，不摘帽的不能进去。一天 徐畹华出现了，她回到杭大来找我谈话，她说你要交代一个问题，你反对过江华要我写下来。我说我没有反对江华，我只有在党代会发表过意见，除此以外我没有反过任何事。她说我反江华一定要我承认，我说我不写。实质上后来我知道，上面已经内定我可以摘帽子，她要我写这个东西是要说明我这个人很不好，一贯反江华，反江华就是反党，阻止为我摘帽。江华当时是神气了，林彪死了以后他是全国高等法院院长，陈伟达成为浙江省委书记，徐畹宛华当然也是提升不得了，所以她又回来陷害我了， 最后还要来搞我一次，说我是反江华的要写下来，我说我就不写， 文化革命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讲过江华一句坏话，你不是自己也在牛棚吗 ？红卫兵叫我揭发江华，我一样事情都没有讲 ，我这人不搞两面派。我拒绝签字，拒绝承认。
第二天来通知，说我可以去参加政协，我还不晓得已摘帽子，只通知我到招待所去集合。右派彭瑞林、孙章录都在 ，到了这个地方到十二点钟召集我们开会，通知：你们三个人可以摘帽子了。到了下午二点钟政协要开会 ， 二点钟以前我们三个人摘帽子以后，才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可笑吗？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徐畹华逼我来写反对江华，就是阻止我摘帽和做政协委员，她们消息蛮灵，其实上面已经决定我要摘掉了。省委书记陈伟达出来，问你们三个人有什么要求，这是1977年12月了，我说我没有其他要求，我只要求回上海去，我一个人在杭州生活困难，，我有个女儿在上海，别的要求都没有。彭瑞林成右派以后，他儿子在东北农场劳动时抢救公家的财产被烧死，按理是个烈士，但因父亲是右派分子，儿子就不好做烈士，这对他打击很大。摘帽子后要求儿子追认为烈士，彭瑞林的只要求这么一点。孙章录成为右派后把她老婆也打成右派，两个人房子也没有了，非常狼狈，还有一个儿子，希望在杭州有一间房子一家能够团聚，他只要求这一点。其实我们这些右派都是好人，一样东西也没有要求过。
我回上海的事马上就答应了。但是要回上海还有困难，搬房子总要有人帮助，杭大根本把你当右派分子扫地出门了是不会管了，连借部汽车都不可以。我只好再请运输公司，后来还是依靠鲍家父子，把我的东西整理一下送回上海，鲍浙潮亲自陪我上火车回到上海，行李就是几本破书，破衣裳，家具都没有，一无所有。这已经是78年1月份了。上海家里有女儿、女婿、小孩子和阿黄姐，我 总算逃离了杭州那个伤心地，就象重新回到了人世间。我同鲍浙潮开玩笑说我从越国逃到吴国了，越王勾践逃回吴国。上海地方比杭州要好得多不象杭州官场这样封闭落后。我在杭州吃苦头最严重还是陈伟达这一家，徐畹华这样坏的人也很少看到。在杭州大学时外语系的教师叫她西太后（慈禧）。 也出于她不得人心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快把她搞成走资派打倒。
七八年开始我又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了。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我参加浙江省政协的工作。政协里好多都是新近解放出来的人，原来走资派之类现在也坐到台上了。下面一些老干部看到就火了，条子递上去，说你陈冰这种人不好坐在台上，滚下来 ！你是两面派，你把所有的材料抛出去给红卫兵害人。于是会上混乱起来，他也不敢下来。这个场面也很感动人。大家对好人、坏人还是看的清楚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多坏人也都恢复名誉了，恢复工作很快，象陈冰这种人应当审查，也没有审查，结果叫他做政协副主席，后来又到外地去提升，不在杭州就是了。此人完全是两面三刀的人，我看这是很大的遗憾。这种干部不应当提上去，后来都提拨了。
至于我们只有摘帽子，党籍也没有恢复，名誉也没有恢复，就是这个情况。帽子摘了不等于平反，生活待遇也没有解决，二十多年所有欠的工资都不归还。我坚决要求回到上海去就是这个道理。 浙江省同意我回去，但是上海肯不肯接受还是问题 。会议结束以后我赶快回到上海，找上海市委统战部，我说我帽子摘掉了，现在是浙江省政协委员这样一个资格，我想转到上海政协可不可以？ 统战部说这个可以，不过要写一个报告，写给上海市委负责人批准。那个时候彭冲是书记，我就写信给彭冲，他倒很爽气，说欢迎你回来。因此我就回来了。 如果留在杭州，以后就讨厌了。这第一步我总算赢了。一共是二十年，戴帽子摘帽二十年了，这个二十年光阴完全浪费掉，弄得我家破人亡。 下面我再讲回上海以后的事情。
回到上海以后，我把关系转到上海市政协，但我很明显地感到并不把我当一个普通的政协委员对待，仍旧把我当摘帽右派。上海也是凡是派当道，对我有相当歧视。比如我有事情到政协去，不许进办公室的，叫你站在走廊里。上海也不得了。不过同浙江不一样，还不是个人报复行为。右派分子就象反革命一样 ，宽大了给你摘帽子，但完全不当你是政协委员，我就是一点工资关系在政协，可以叫家里人来拿取 。没有要你参加什么活动。 我心里想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当时凡是派统治下，绝对不好说反右斗争可以平反，搞不好说你反攻倒算，后果严重。
冤假错案太多了，不仅有反右问题，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大量问题，上海地下党问题，南京地下党问题都有大量冤案。也不是我个人问题，大家都在要求平反，所以我心里想这个问题还要等待时机。但是中央里面意见分歧，右派问题怎么办？当时我经常和孙冶方通信，他已经在北京消息灵通。最主张平反激烈的就是胡耀邦，华国锋是不愿意的。 到了七八年十月份孙冶方告诉我，胡耀邦要做组织部长了，你就可以写信申诉了。
我到十一月才写信给胡耀邦， 把历史经历，反右斗争的详细经过都告诉他。胡耀邦就转批到浙江省委，要求为我改正。那时不是有个决议吗，改正决议，不许讲平反，只许说改正。 浙江省委拖到七九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右派大都要改正，他们不能够再拖了，二月份说是给我改正了。
但是决议上有这么一句话，"她是有错误的，但不能划为右派"，这怎么解释呢？留尾巴啊。我说我不能接受，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右派是敌我矛盾，这两样东西混在一道，我犯错误为什么要开除党籍？为什么要做极右分子？我不是五毒俱全吗？为什么不是极右你要讲清楚。我说我不能同意这个结论，拒不签字。你仍旧拿回去。拿回去这一搁，讨论到九月份 做决定了，这两句话划掉没有了，尾巴去掉了，很长的一个决议。 对我的历史也肯定了，带右派帽子的理由也讲了，"有错误的"尾巴划掉了。原来第一条罪名的党大会发言，说明是宣传部分团很多单位共同的意见，不是我个人意见，不能说是反党纲领；第二点五毒俱全的问题也否定了，所谓反马克思主义，我曾经讲过教条主义是一条绳子，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我说原意是教条主义是一根绳子，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根绳子。因此原来的决议这样写是错的。第三条罪名也是反马克思主义 ，我说干部晚上可以多学习文化，不一定要看马列主义著作，学马列主义也不一定要办训练班，自己也可以学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罪行。结论称这是学习方法的不同，不能讲这是反马克思主义，完全不一样，还有呢说我反苏罪名，谈苏联有阴暗一面，但不是说全部反对苏联。
右派摘帽，重回上海
他还了解赫鲁晓夫垮台的真相。他知道的从北京来的消息比我多， 孙冶方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被解放的老干部心中都清楚。他对毛主席非常气愤，看到我家里有毛主席像挂着，他就骂这个老头子怎样怎样。我对他说你不好骂，那时我对毛主席还很信仰，还批评他说你刚出来晓得什么，不好乱讲的。他每天到襄阳公园去打太极拳。这个人真有趣 ，他还要写文章，天天在写，写了好多东西。我说你安分守己一点，不要乱讲，那时形势还蛮紧张的，周恩来已经死了，毛主席还活着，夺权形势很严峻。这个他也知道 。 孙冶方放出来，但他并没什么罪名，结论大概说他不是特务、叛徒就可以放，行动可以自由了。他还到外地去旅游，甚至离开上海到很远省市去，他是搞工业的，要到内地去看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关于郭绍棠情况的来龙去脉他告诉我，是在他家抄家时抄出我给他的一封信。我说你留着这信，害得我要死。孙冶方虽然那个时候肝脏已经不好，还要吃点酒，我说你不能再喝了，他还是要喝，从牢监里出来的人很多要喝酒。几个月后他回到北京。1976年 9月9号我还在上海，突然听到毛主席逝世了，我心里慌 这问题大了，一定要乱了怎么办呢？我说自己赶快要回杭州去，乱起来我留在上海不好，我不想打扰家里人。我就回杭州去了。回到杭州后，我要去参加悼念会 ，但我是不准去的，还有毛主席像章，每人一个，我也是没有的，因为是牛鬼蛇神不好戴，也不好去纪念毛。当时我对毛主席的死也很难过，我对他还是有感情，常想到过去反王明路线没毛主席也不行 虽说他犯了错误还是在原谅他 。过了一段时期，江青被捕了，杭州有一个农大教授从 BBC电台听到消息， 告诉沙孟海：江青四人帮已经被捕了，沙孟海再告诉我， 这一下子我好开心了。后来慢慢传开了江青被捕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但为什么抓起来我一点也不晓得。 后来华国锋上台了，两个凡是也很厉害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
1977年 外面传说很多，说右派要摘帽子了，七七年冬杭州有些人已经摘了，只有我说是极右分子不好摘的。 省政协要开会，人家讲凡要进去开会的都要摘帽 ，不摘帽的不能进去。一天 徐畹华出现了，她回到杭大来找我谈话，她说你要交代一个问题，你反对过江华要我写下来。我说我没有反对江华，我只有在党代会发表过意见，除此以外我没有反过任何事。她说我反江华一定要我承认，我说我不写。实质上后来我知道，上面已经内定我可以摘帽子，她要我写这个东西是要说明我这个人很不好，一贯反江华，反江华就是反党，阻止为我摘帽。江华当时是神气了，林彪死了以后他是全国高等法院院长，陈伟达成为浙江省委书记，徐畹宛华当然也是提升不得了，所以她又回来陷害我了， 最后还要来搞我一次，说我是反江华的要写下来，我说我就不写， 文化革命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讲过江华一句坏话，你不是自己也在牛棚吗 ？红卫兵叫我揭发江华，我一样事情都没有讲 ，我这人不搞两面派。我拒绝签字，拒绝承认。
第二天来通知，说我可以去参加政协，我还不晓得已摘帽子，只通知我到招待所去集合。右派彭瑞林、孙章录都在 ，到了这个地方到十二点钟召集我们开会，通知：你们三个人可以摘帽子了。到了下午二点钟政协要开会 ， 二点钟以前我们三个人摘帽子以后，才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可笑吗？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徐畹华逼我来写反对江华，就是阻止我摘帽和做政协委员，她们消息蛮灵，其实上面已经决定我要摘掉了。省委书记陈伟达出来，问你们三个人有什么要求，这是1977年12月了，我说我没有其他要求，我只要求回上海去，我一个人在杭州生活困难，，我有个女儿在上海，别的要求都没有。彭瑞林成右派以后，他儿子在东北农场劳动时抢救公家的财产被烧死，按理是个烈士，但因父亲是右派分子，儿子就不好做烈士，这对他打击很大。摘帽子后要求儿子追认为烈士，彭瑞林的只要求这么一点。孙章录成为右派后把她老婆也打成右派，两个人房子也没有了，非常狼狈，还有一个儿子，希望在杭州有一间房子一家能够团聚，他只要求这一点。其实我们这些右派都是好人，一样东西也没有要求过。
我回上海的事马上就答应了。但是要回上海还有困难，搬房子总要有人帮助，杭大根本把你当右派分子扫地出门了是不会管了，连借部汽车都不可以。我只好再请运输公司，后来还是依靠鲍家父子，把我的东西整理一下送回上海，鲍浙潮亲自陪我上火车回到上海，行李就是几本破书，破衣裳，家具都没有，一无所有。这已经是78年1月份了。上海家里有女儿、女婿、小孩子和阿黄姐，我 总算逃离了杭州那个伤心地，就象重新回到了人世间。我同鲍浙潮开玩笑说我从越国逃到吴国了，越王勾践逃回吴国。上海地方比杭州要好得多不象杭州官场这样封闭落后。我在杭州吃苦头最严重还是陈伟达这一家，徐畹华这样坏的人也很少看到。在杭州大学时外语系的教师叫她西太后（慈禧）。 也出于她不得人心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快把她搞成走资派打倒。
七八年开始我又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了。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我参加浙江省政协的工作。政协里好多都是新近解放出来的人，原来走资派之类现在也坐到台上了。下面一些老干部看到就火了，条子递上去，说你陈冰这种人不好坐在台上，滚下来 ！你是两面派，你把所有的材料抛出去给红卫兵害人。于是会上混乱起来，他也不敢下来。这个场面也很感动人。大家对好人、坏人还是看的清楚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多坏人也都恢复名誉了，恢复工作很快，象陈冰这种人应当审查，也没有审查，结果叫他做政协副主席，后来又到外地去提升，不在杭州就是了。此人完全是两面三刀的人，我看这是很大的遗憾。这种干部不应当提上去，后来都提拨了。
至于我们只有摘帽子，党籍也没有恢复，名誉也没有恢复，就是这个情况。帽子摘了不等于平反，生活待遇也没有解决，二十多年所有欠的工资都不归还。我坚决要求回到上海去就是这个道理。 浙江省同意我回去，但是上海肯不肯接受还是问题 。会议结束以后我赶快回到上海，找上海市委统战部，我说我帽子摘掉了，现在是浙江省政协委员这样一个资格，我想转到上海政协可不可以？ 统战部说这个可以，不过要写一个报告，写给上海市委负责人批准。那个时候彭冲是书记，我就写信给彭冲，他倒很爽气，说欢迎你回来。因此我就回来了。 如果留在杭州，以后就讨厌了。这第一步我总算赢了。一共是二十年，戴帽子摘帽二十年了，这个二十年光阴完全浪费掉，弄得我家破人亡。 下面我再讲回上海以后的事情。
回到上海以后，我把关系转到上海市政协，但我很明显地感到并不把我当一个普通的政协委员对待，仍旧把我当摘帽右派。上海也是凡是派当道，对我有相当歧视。比如我有事情到政协去，不许进办公室的，叫你站在走廊里。上海也不得了。不过同浙江不一样，还不是个人报复行为。右派分子就象反革命一样 ，宽大了给你摘帽子，但完全不当你是政协委员，我就是一点工资关系在政协，可以叫家里人来拿取 。没有要你参加什么活动。 我心里想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当时凡是派统治下，绝对不好说反右斗争可以平反，搞不好说你反攻倒算，后果严重。
冤假错案太多了，不仅有反右问题，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大量问题，上海地下党问题，南京地下党问题都有大量冤案。也不是我个人问题，大家都在要求平反，所以我心里想这个问题还要等待时机。但是中央里面意见分歧，右派问题怎么办？当时我经常和孙冶方通信，他已经在北京消息灵通。最主张平反激烈的就是胡耀邦，华国锋是不愿意的。 到了七八年十月份孙冶方告诉我，胡耀邦要做组织部长了，你就可以写信申诉了。
我到十一月才写信给胡耀邦， 把历史经历，反右斗争的详细经过都告诉他。胡耀邦就转批到浙江省委，要求为我改正。那时不是有个决议吗，改正决议，不许讲平反，只许说改正。 浙江省委拖到七九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右派大都要改正，他们不能够再拖了，二月份说是给我改正了。
但是决议上有这么一句话，"她是有错误的，但不能划为右派"，这怎么解释呢？留尾巴啊。我说我不能接受，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右派是敌我矛盾，这两样东西混在一道，我犯错误为什么要开除党籍？为什么要做极右分子？我不是五毒俱全吗？为什么不是极右你要讲清楚。我说我不能同意这个结论，拒不签字。你仍旧拿回去。拿回去这一搁，讨论到九月份 做决定了，这两句话划掉没有了，尾巴去掉了，很长的一个决议。 对我的历史也肯定了，带右派帽子的理由也讲了，"有错误的"尾巴划掉了。原来第一条罪名的党大会发言，说明是宣传部分团很多单位共同的意见，不是我个人意见，不能说是反党纲领；第二点五毒俱全的问题也否定了，所谓反马克思主义，我曾经讲过教条主义是一条绳子，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我说原意是教条主义是一根绳子，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根绳子。因此原来的决议这样写是错的。第三条罪名也是反马克思主义 ，我说干部晚上可以多学习文化，不一定要看马列主义著作，学马列主义也不一定要办训练班，自己也可以学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罪行。结论称这是学习方法的不同，不能讲这是反马克思主义，完全不一样，还有呢说我反苏罪名，谈苏联有阴暗一面，但不是说全部反对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