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学文革续

Title

杭州大学文革续

Subject

Mass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Descrip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angzhou University Continued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Hangzhou, Shanghai, Zhejiang

Text

*29盘

杭州大学文革续

我还是按照实际情况讲，彭原确实没叛变，是我为他恢复党籍，假使他叛变了，我早就被抓去了，其他人也要被抓去了，他们都没被捕，组织没有发生任何破坏事件，怎能叫他叛徒呢？但来人反过来说：你们都是叛徒，凡是你们没有被捕的人可见都是叛徒！事情是完全相反了，我心里想这事不好乱讲，人头要落地，我每天与他们顶，弄得我苦恼极了。但因此我也做了点事，我也有点工作做，我也救了很多人。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都来感谢我，没有我当时顶住，他们可能都完了。
沙文汉死了文化界有许多事情我也搞不清楚。最严重的是他们认为我晓得江青、张春桥文化界的问题。因为沙文汉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是宣传部长直接领导上海文化界，他们怀疑我一定知道江青，张春桥关系。文革高潮中张春桥把我从杭州叫到上海，在上海我要做两件事：，一是中央有个造反派组织来要我讲刘少奇问题，另一件事要我交代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叛徒的名单，这样两大任务。这正是上海一月风暴，我被弄到上海来，我上海来几次，第一次一月风暴时，上海乱了一塌糊涂，上海市委都打倒，市委书记陈丕显、曹荻秋日日夜夜批斗。家里去看还好，我家还没去抄过，隔壁许多人家都去抄家了，只有我家没有抄。因为我做了右派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没人照顾，我曾经写信给统战部长陈同生，请他照顾一下我母亲，有病替她请医生，因为母亲眼睛瞎的不能出去看病。陈同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了，这是指63,64年时的情况，因此他大概写了一封信给柯庆施要批一下照顾我母亲的事，柯庆施这次到还好，批了一条说这个老人过去是保护地下党，可以照顾的。陈同生就经常派市委统战部的人来照应我母亲，常送东西给我母亲，生病代请医生，有这一条有档案可查，是革命老人要保护，我估计是这个原因，所以家中尚安宁。
张春桥要我来上海交代第一名就是刘少奇，因为说刘少奇在上海是叛徒，问我刘当时在上海住在什么地方。30年代刘少奇在上海住在我隔壁的，我确实到他家去过，他老婆何葆贞也同我蛮好，后来牺牲了，她同我有来往的。刘少奇当时已到了北方去了，大概到苏联去了后来到在北方地区工作，他的夫人在上海，还有一个小孩。他们一定要我找当时住的地方，后来这地方找到了（注：虹口西华德路，余庆里），我曾住这里，他家住隔壁。并没发生过什么事，为这要我交代。我说当时没有见到他，刘少奇已经走了。这他也没有办法，只好放我。现在这里老百姓都住满了，这房子很小。
我回上海时，看到母亲的地方隔壁前后都在抄家，东西烧得一塌糊涂，旗袍之类都在烧，真可怕。幸好我家没有来抄，我家里很穷没啥东西，当时有许多人是来抢东西的，我家里没东西好抢，不来抄。我家楼上的一家都来抄过，是资本家抄去，楼下不抄。我母亲当时正在生病，后来又要我到上海来，此时已经开始涉及到刘晓问题了，因为他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这时还在国外当外交官，我说没有看到过他做过反革命事，我完全赞成刘晓是好人的意见，完全没有评论。我回到杭州以后他们继续要我交代。过了几个月张春桥要我再到上海来，在上海大概关了三个月，在我家里不许我走出去，要我交代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什么人是叛徒，我说这我不知道的，只有姚蓬子（姚文元的父亲）听说过，其他我不讲。他是来摸我的底，是不是晓得张春桥、江青问题，我说我从来没有同江青有来往，我不认得的。实际上，江青情况我蛮晓得，我如果把江青问题一说肯定我就完蛋了。后来我回到杭州，他们又施计来骗我，说我在上海曾经同红卫兵讲过认识江青和她的事。我说没有讲过，他们说有记录，我说有记录你拿出来看，有没有签字？他们当然拿不出。因此我更加提高警惕了，想用这样子方法来套我的话。方法是多了，每来一个人都要问我当时做什么工作住在什么地方，圈子慢慢套，到后来都要问到你有否知道江青情况。因为我在上海做过妇女工作，是妇委书记。他们认定我一定晓得情况。是晓得的，哪能不晓得呢？我还请人叫江青作过报告了，但我坚决不讲，只说不晓得。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蛮红的，是革命群众左派，要她去讲过话，她还没有离开上海，江青同人家谈恋爱结婚事我都晓得，这都不好讲。向来是不讲的，对毛主席有关系的我一概不讲，别人的事情好讲，江青的事情不好讲。样样不晓得，搞了我三个月，上海的这些地下党员问题都来找我，我说没有一个叛变。
张本的事件最麻烦了，因为张本在学委我同她联系时间最长。还有在香港办训练班说她当时已经做特务了，说牙齿是假的，里面有氰化钾。万一有危险咬破牙齿就自杀了，问我有没有这只牙齿？我说这人有假牙的我知道，但有没有氰化钾我不知道。后来张本被捕，这是林彪去抓的，据说林彪抓了张本，也没有发现氰化钾嘛，这也是冤枉。张本这个人根本没有做过特务，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解放前她到香港去过，家庭是一个大资本家。父母都在香港，由于她解放以后再回到上海，就怀疑他在香港有什么活动。认为资本家都反对我们的，就是这个问题。
后来又牵涉到地下党都有问题，一联串人都成了问题，比如现在的乔石、吴学谦、钱其琛都是张本的老部下，多了有一大批，后来他们都到中央去了，这个事情是不好乱讲的。张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是出风头的，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过，当时在国家科委的副主任他同韩光两个人斗争，造反了。张本这个是不大好，想把韩光打掉自己做主任，因为是造反派，又是周恩来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就问她了，女同志也造反？这照片全中国都发过，报上都登出来的，毛主席很欣赏她，当时女同志造反不多。后来又说她是叛徒内奸，反正我认为这个人在上海并没做过坏事，顶多思想作风有点问题，历史上没问题。当时只有十七岁很年青的，没问题。我顶恨这这种事，专门说人家是叛徒，他们讲做地下工作哪能不叛变，哪能不被捕？这逻辑是不对的，实际上就是对地下党不相信。上海学生界地下党主要的人我统统都认得，同我都有关系。江泽民那时在国外，和我没联系，人家也不晓得，否则也要挨着的，这个太荒唐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忙的是就是证明人的好坏，讲了不够，还要写，弄得我夜里都要开夜车，一天到晚写材料，搞得筋疲力尽。但是与批斗相比起来，这种事还是要好一点。我到底写了多少也搞不清爽，有的是一面讲一面就写好了，有的很复杂，（现在都在人家档案袋里吗）在啥地方啦？总是档案局去了，杭州一定也有，南京也有，上海也有，有的是北京的，全中国都有，这是我一生非常重要的一桩事。后来我想想算了，这也是一场考验。他们批我一无是处，我样样都不好，人坏透了，历史也不清爽，反党反社会主义什么的。我说我这个人其实最简单不过，在社会上没有去赚过一分钱，也没有找过任何职业，我就是做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没有财产，一生做人就最简单，中国共产党里这种人少的，总有时到社会上去混混，而我样样没有的，也没有被捕，抓了一下也没有去坐牢，也没有到国民党里有啥关系，也没参加过其它党派，除了共产党以外我没参加过其它东西，我看这样简单的人再也没有的。我家里母亲和我在一起，也都是帮助革命的，我姐姐也是共产党员也来革命的，我家里全家都是革命，完全是一门忠臣，哪能变成反革命呢？不过在当时形势下面你没办法讲得请，历史太复杂，人家哪能懂呢？现在人要我讲历史，也讲不清爽，我实际上很简单一个人。
孙冶方的事，后来越搞越大了，还牵到刘少奇、曾山（曾庆红的父亲），我说曾山是华中局组织部长好得很，有没有包庇反革命。又查到华中局整风，我做过许多人审查工作的，如陈国栋、张劲夫这些人都是我审查过的，因此，对他们的情况我都要写材料证明，外调人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写审查结论？我说认为这个人好。但他们都打倒了，如魏文伯、陈国栋文革中都打倒了。陈国栋的事情很吓人，几乎快活被埋了，幸亏我为他做了证明。多年后陈国栋见到我，很感激我，他说没有我的证明，性命休唉。陈国栋1934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同我组织上有点关系的，但没人知道，许多证人已死了。整风时我为他证明，组织上查得很清楚，审查结论也是我为他写的，所以只有我能证明他的这段历史。秘密时期党干部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到现在有些人还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点贡献，我写了许多材料，反复证明，到现在还有人来找我，有许人和事还没有搞清爽。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况。
1968年开始就是清队了，（清理阶级队伍）形势严重了，我不可住在家里了，集中关到杭州大学里面去（高等学府变监牢，全世界所没有的，这是人类的奇迹了）是的，这是最恐怖的68年，我被关进去了，徐畹华也关进去了，红卫兵很厉害，把我同徐关在一起，以便监督。规定好多条规矩，据说是从上海学来的办法：牛鬼蛇神不好单独走路，要两个人一道，大小便也要跟去，在杭州大学里面走也要两个人同行。徐畹华很坏，她一个人走到前面，把我留下后面，被红卫兵看到问我为什么一个人走？就打我，她故意这样子弄我。还有每天夜里要她汇报牛棚里有什么事，有什么人有事情，她去汇报让我吃苦头。最苦恼是我因为严重胃溃疡胃痛，是根本不能吃饭的。我女儿送来一些奶粉什么东西，我只能吃点粥，吃点奶粉，她就去报告：说我是资产阶级生活，关在牛棚里还要吃奶粉，红卫兵听她一说就把我的奶粉夺走摆在地上，上面写：右派分子陈修良资产阶级生活没有改造好，在牛棚里还要吃奶粉。十分刻毒，在学校里示众。只有校医知道我胃病很厉害，医生不服气。从此以后我奶粉没吃了，营养缺乏，后来牙齿也统统坏了，骨质疏松也从那时开始的，我的胃病严重，发展到经常便血，也不许随便去看病。牛鬼蛇神吃饭是吃剩的冷饭冷菜，我一吃青菜胃就剧痛，倒掉过几次，徐畹华立刻汇报红卫兵，说我资产阶级思想菜要吐渣吃，后来红卫兵跑打我，说：你是贵族老爷，青菜不吃的啊？我说我是开放性胃病不能吃，他说啥叫开放性胃病，上来就打两个耳光。诸如此类的事体很多，还有楼上有学生吃桂园壳扔下来掉到屋里了，徐畹华又去报告，说我在吃桂园，不得了红卫兵又把我斗得要死，批我吃桂圆过资产阶级生活。这种事太多了，举不胜举。
68年冬天冷得不得了，外面下大雪有尺把厚，我是夏天灌进来的，身上只有夹衣，带了一件棉背心，下面一条破的毛线裤，冷到零下，这样天气还要到雪天里去劳动扫雪，我滑倒后起不来，差一点埋在雪地里。后来一个人把我救出来。他们不许回家拿棉袄，活活冻你死顶好，脚也落下了毛病，到现在没有好。但后来我也也锻炼出来了，不怕冷了。最苦的是夜里肚子很饿，没东西吃，只好吃点开水什么，苦得不得了，有时偷偷弄点面包藏在身边，徐畹华也要去报告。68年的情况非常严重，徐因为汇报多表现积极后来成外语系牛鬼蛇神的头头。所以的人都要受她的监视，特别是我。有一次把衣服从床上掉了地上了，有一个女教师对我说衣服掉在地上脏了，我说我这种人比狗还不如，脏点没关系。徐畹华立即去汇报，说我是污辱共产党比狗还不如，红卫兵又打了我要死。她在一边很开心，此人品质恶劣，（这人曾是外语系共产党的总支书记）普通人是做不出来的，非常刻毒阴险。她对我恨是为啥呢？因为过去我不是江华、陈伟达一派的，还反过金韬，她的姐夫，报复。
我在牛棚的劳动是一天到夜扫地，越扫越多，后来整个女学生的宿舍都要我扫，这些女学生很櫴，东西乱扔根本不收拾，满地都是垃圾。我照样扫，女厕所里面也是一塌糊涂，许多厕所都要去扫非常非常吃力。当时教授什么的都要打扫厕所，是污辱你（徐畹华不扫啊？）她不大扫，办法多，专门去汇报监督我们，这是她立功的。
这个人后来还同陈冰勾结起来要斗我，开全校性的大会来斗我。斗我什么事情呢，大字报贴了我去看，还是57年的那些问题，就是我提倡干部晚上要学文化，说这就是不学马列主义，就是向党猖狂进攻等。陈冰，徐畹华就到大会上来揭批。
我说我老早就已经打倒了，批倒批臭了请你们再批好了。群众却没有声音，大概也有点同情我或同意我的说法，总之，学生一点也没提出要打倒我的话。我感到胜利，很开心。好人还是有的，我胃里出血，医生怕我会昏过去，搞了点药给我，还叫我不要紧张。我说我不紧张，我心里坦荡没事，斗就斗好了我不怕你们。我在杭大待了这么许多日子，没人写过我的大字报，教师和学生都没有人。
唯一一张大字报就是文革开始时总支书记徐畹华在贴副书记宋杨的大字报中提出宋杨包庇右派分子陈修良。我看到人的心中，是非还是存在的。我在杭大做过不少事，两个资料室整理，每天勤恳扫地，拿浆糊桶、天天写材料，写到夜里。
是非自有公论。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吃的苦头并不是太多，吃的苦头主要还是徐畹华的，因为她在暗中弄你、唆使打手来打你。
杭州大学里武斗也很厉害的，主要势力是省联总这一派，其它叫保皇派，保护江华他们的，势力小，压倒的势力还是省联总，学校里的头头是外语系的学生，杭州大学都在省联总系统下面，整个杭州，浙江是这样一种情况。文化大革命后张永生本来要枪毙的，后来判了无期徒刑，我们那个头头自杀，用刺刀割动脉很惨。68年以后毛泽东搞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也是浙江经验，是富阳地方群众创造的办法。审判人不要经过法院，群众审判，像斗地主一样搞法，毛泽东考察了介后，认为这个经验好，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普遍推广群众专政指挥部。在杭州大学系里面也有，青年学生不懂法，他就乱搞把人抓来随便打， 68年这个兴起，吃不消的人很多就自杀。杭州大学自杀的人也多，我所在的牛棚里有跳楼自杀，有跳河自杀，有上吊，好几个。外国教师德梦天是苦了，清队中徐畹华一定说她是特务，她说这个人是不应当到中国来的，为什么到中国来？就是来做特务的。她是犹太人，全家都被希特勒杀掉，她孤苦伶仃嫁给一个中国留学生，这个中国留学生在浙江大学当教授，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人家杀了，大字报中有人说他家钞票多得很，枕头里面都是钞票，外地来的人就到他家里去抢钱，被用刀字刺死。妻子德梦天孤苦伶仃一个人，唯一依靠是一个保姆，她吃不来中国饭菜，是家里烧好来的，后来也不行，要同我们一道吃剩菜冷饭，后来就身体支不住连路也不能走了。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摔倒在地，还是我去扶她起来，另一个教师把她背回去，实际应当送医院的。从此她这人就再也没有出现，不知哪天就死了。这件事情我很难过。我们牛棚里面还有一位女教师（注：杨竹青），从小是孤儿，在美国人办的育婴堂院长大，因此英文很好，文革中说她是洋奴，不堪受辱就吃安眠药自杀，安眠药吃了也没死，救活了以后还要把她游行示威，说她假自杀。后来叫她到农村去劳动，跳到河里自杀了。另外有一位教师也很苦，说他同老婆和德梦天是"三家村"，他们都是俄语的，三家村什么意思就是反革命组织。因为他们是德梦天的学生，一道拍了个照相，三个人拍照就是三家村，德梦天是特务，你们两是什么东西？后来这男教师就跳楼自杀，自杀不成功，骨头跌断了，苦得不得了，残废了。这种事情看得太多，经常有人自杀。
68年有一次，全校集中二百多牛鬼蛇神在大操场面示众，我们身上都挂一块牌子，有的特务，有的叛徒，有的走资派，我是极右分子。还要叫我们吃糖、吃青菜，要每个人忆苦思甜。这个牛鬼蛇神大会影响很大，二百多人，都是教授，校长。所以杭州市的电视广播，所有的走资派都要上台，李丰平，陈伟达这些人都上台，我也去的，电视里放出来，还要介绍这个人过去干什么的，我讲来讲去是个右派分子，别样呒没啥好讲。这里还有插进了，原来是工宣队，后来撤走了，军宣队来了，上面坐的都是南平、熊应堂，空军的什么，这批人在台上。杭州的情况非常复杂，省委书记换过好几个，叫翻烧饼，一会拥护这个，明天又拥护那个，弄不清到底谁对谁不对，结果武斗，杭州大学也武斗，杭州大学也打死人了。武斗的人住在杭州大学里面，枪走火也死人了。每天还要军训。钱塘江旁边肃山，机关枪也架好了，来我就打，我不晓得什么事，一派保，一派反，结果省联总方面胜利的。群众对浙江省委的领导是有意见的，省联总这批年青人对他们厌恶，上面一定要他搞路线问题，政治问题同生活问题或经济问题都混在一起，没有分开。文革当时有许多小册子，也有许多揭发的是事实，江华家里的一些隐私揭出来，生活腐败问题，关系不清等，群众也接受，觉得这那些领导很坏，保皇派不吃香，浙江形势还是造反势力厉害。江华在北京住在宾馆里一直没出来过，全中国只有江华省委书记没有打倒过，原因是他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保他的。后来江华的一帮人统统回来做省委书记，李丰平、陈伟达、陈冰这批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回来。现在浙江省的干部大部分都是他批的。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毫无结果，真正的问题没揭发和解决。反右斗争反而被肯定为是十分正确，实质上反右斗争中很多意见到是对的啦，但也没人来研究这种问题。当时我心里也蛮明白，我不好讲，文革中我也不揭发。作风问题同政治问题要划清界限，我不乱讲。
"走资派"中陈冰很积极，写了十几万字的揭发浙江省委，内部的事情都是他写的。造反派公开表扬他，表现最好的是陈冰，他摇身一变马上变成造反派了，两面派，本来被打倒对象后来投降了，和徐畹华两个人都投到省联总去了，就不吃苦头了。我们这种人吃苦头了。后来最倒霉的是张永生等这批人。江华复出回过头来一定要枪毙张永生，他是高等法院院长。后来人家讲他年纪青算了，改判无期徒刑。文化大革命这种遗留问题很多，许多造反人并不是要反社会主义，莫名其妙地听毛主席号召，一天到晚就是喊毛主席万岁，到处抄家批斗、别样事情不晓得。
沙孟海家被抄得很厉害，他被关在博物馆里面，家里什么书都抄去了，来抄的是中学生，他们也不懂，把很多珍贵的东西都弄掉了，损失很大。老教师都是书也呒没财产，真正被抄去的还是江华他们的东西多，走资派的东西的确很多。盖叫天家里也抄得一塌糊涂。我曾经去看过，也是公开展览，这种都是演戏的东西有道具服装，还拜菩萨用具，说他封建迷信等。好多演员都被整得要命。演昆剧《十五贯》的两个主角被整得很凶，每天斗，批，游行，戏剧学院斗得厉害。杭州大学是重点，浙大比杭大要好一点，因为他是工科学校，我们是综合大学，特别是外语系和中文系最厉害。中文系里有个大右派叫陈企霞，反右时与丁玲一起打成"丁、陈"反党集团。解放前他在上海同江青是朋友，一起在工人学校教书的，后来江青被捕叛变了，他也知道的，他也被捕了。这次文化大革命说他大叛徒。江青最顾忌的就是三十年代知道她底细的文化人，盯牢这个人，成为浙江第一号专案小组。我摘帽子时他还呒没摘帽子。江青说这他是大特务，要把他弄死。后来这人是病死了，苦头吃足，实在是被迫害死的。批斗他时把他弄到篮球架上坐着斗，人关在地下室里，不像样了。杭大文革重点不是我，陈企霞是重点。第六号专案恐怕是德梦天，里通外国的犹太人，是德国、俄罗斯派来的特务。杭州大学两个专案小组头，杭州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名的，因为毛主席常在杭州，他也矛盾，他最欢喜的江华也在杭州，你叫杭州人不造反也不行，一造反就造到他头上，所以把他送走保护起来。其它人就不管了。
我最苦恼的一桩事体就是胃病生了十分严重，人奄奄一息了，经常要便血，吐血，我想这下总归要死了，不过我还是勉强活下来。我顶可怕的是徐畹华，她每天盯牢你，后来我买面包什么叫她陪去，因为我一个人不好走出去。。还有凶恶的事了，不许看马列主义的书，只许看毛主席选集！我又一次在看列宁的什么文章，被她们看到了又成大问题，说你还想东山再起阿，还想做官发财？，看马列主义也是要做官发财。最可怕的事是牵涉到我女儿了，在吉林研究同位素的军工材料，她是右派分子女儿调到民用的肥料厂，也把她打倒，把她党籍挂起来四年。群众可以开除党员。她回上海，为吉林的同事配一只收音机的耳机。她到旧杂店去卖掉了后去买一只新的。当时上海警卫工作特别警惕，一看不是是上海货，是外地来的，公安局就来查了，这东西卖出要登记的，并问你为什么卖出，你东北为什么卖到上海来，伊讲我是某同事叫我来修理的。回到吉林，这事情就变成大问题，为什么公安局要查你？是否做特务用耳机…. 还派人到上海专程外调。总算没有发现什么事情，但搞了好几个月。
还有一件事更荒唐了，沙文汉解放初到香港，带回一副扑克牌给她，上海当时看不到的，现在多的很，涂塑料的很漂亮，上面印有一个跳舞人。那时她还在初中读书，她很喜欢这牌，到了北大上学也带去，到吉林工作也带去。后来有人检举说发现这扑克牌缺了一张大鬼（司令），怀疑她是否是同特务联系的一种暗号？这种事体大了。吉林试剂厂几次派人到上海来向我调查，问沙尚之（我女儿）有什么玩具之类，我摸不着头脑，问有没有牌？我万万想不到问的是这只扑克牌，来人还到我家里问老保姆黄阿翠，她说我看到过打牌的，他们就对她说你是无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分子，要黄阿翠划清界线，但也问不出任何问题。他们多次到杭州来问我，要我一定要承认这张牌有问题，我说没有问题的，她做特务我情愿以生命担保。文革中就是这种事，小题大做到了这种程度。两件事：一只耳机、一张牌，有特务重大怀疑，党籍被审查四年，实在是可悲、荒唐的笑话。文革中我还常想到沙文汉，假使他活到文革问题就严重了，一定是关到监牢里去，而且会被很惨地逼死，虽然他早死了，只差两年时间，苦头也少吃了，想到这里也算是一种自我的安慰。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杭州大学文革续" (The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angzhou University Continued),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96

杭州大学文革 续

杭州大学文革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