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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杭州大学 文革经历
Subject
Mass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Descrip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angzhou University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Hangzhou, Japan, Shanghai, Zhejiang, Moscow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28盘
杭州大学 文革经历
从日本的一些小说里可以看到它的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工业发展，农民都是劳动力后备军，他们在大城市里也很苦，打工、做小买卖，妇女也去了，有些多做妓女，慢慢他们就在城市里生根，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对工人的剥削很厉害，尤其对妇女的剥削更厉害。妇女是同奴隶差不多，买卖妇女都有。这时期人的精神状态还是相当野蛮的，不象现在日本人这种样子。研究日语埋头读书使我感到很有趣。但这个时候我也很想学理论，但人家说你已经做右派，马克思主义就不许读，只能看报。有许多理论问题我很想研究，但当时不允许，只好读日语。就这样到了64年下半年要我到外语英文资料室去。英语虽然读过的，但多年来也荒废了只得重新读起，基本的语法还记得，一些词汇都忘记，重新再学。
到了资料室发现那里杂乱无章根本没人管，垃圾一大堆。许多书都要放到架子上，然后做目录，资料室就我一个人，这样我也蛮自由的，资料室里面的书都是旧书，是解放以后大学里接收来的老书，如十九世纪英国狄更斯的全集，新的书都没有的。那个时期封闭得厉害，外国的书不好进来，英美的书都不能进来，只好看老文章。这些是当时老师的参考资料，新的东西一点也没有，连报纸也没有，只有一份《莫斯科新闻》是英文的，因为当时只有苏联的东西可以进来。其它就是中国式的英语如《中国日报》、《北京周报》之类。但是但这种东西当语文教材是不行的，另外还有所有中文报纸也都放在资料室，房子很大有两间，当中一只圆桌子大家可坐着看书、阅报到也不错。这样，在资料室我好像又回到了人世间。教师们在讲外面的事情，我听到的消息也很多的，不过他们也不敢和我多讲话，多讲危险啊。我也不和他们多讲 。
到了1965年开始反国内的修正主义了，开始就反孙冶方，这是我老朋友，批他修正主义什么"利润挂帅"啦，还有杨献珍的什么哲学"合二而一"、说是修正主义哲学。 我看孙冶方的文章没有什么错 ，那时事实上已经在准备文化大革命，我当时一点也想不到。（26盘转来）
我看到国内情况有些变化。 通过报纸我看到很多问题，批评修正主义很多，接着《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开展理论斗争了。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批孙冶方，说他是修正主义。孙冶方批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本书，斯大林说社会主义时期商品是没有价值的，生产是为了人民需要，生产可以不计成本，亏本无所谓。这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完全相反。苏联有没有商品 ，我看有的，既然有商品就有价值，怎么算账呢，物物交易？也不是这样。你还要对外贸易，还要照卢布算，还是有货币怎么讲呢?这些问题有很大争议。孙冶方认为是有价值的，商品有两重性，要有货币。斯大林那个东西是错的，工厂应当是有利润的。后来就批他是利润挂帅，说是为了钞票去生产。利润挂帅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我觉得不公平。这个理论如果当时好好研究我们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从这问题可以看出我们对苏联的认识 有问题，苏联自称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实质上经济是很差的。么社会主义连子也没有。本来同赫鲁晓夫在农业问题上争论，现在搞到工业问题。孙冶方认为最小的价值要创造最大的价值，资本主义是这样的。我当时不晓得这场争论是非常严重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国一方面反对赫鲁晓夫，一方面要跟着斯大林的路线走，我当时不是很懂，总觉得很矛盾，既反对赫鲁晓夫又拥护苏联这一套，这什么道理不懂。
还有哲学上面也发生辩论， 杨献珍说事物都是统一的，合二为一，说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说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暂时的。中央党校里斗争很厉害，后来杨献珍大概撤职了。 后来看到批文艺十七年黑线，林彪委托江青同志领导全军文艺。说是帝王将相都是错的，老戏都是不行，要有新的东西，当时在杭州演出《李慧娘》这种鬼戏，反对贾士道 ，说这是有毒的。周扬说鬼戏可以演。文艺界在反右时期已有很大争论，这次是更厉害了。
65年柯庆施死了，上海把他是捧得很高，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还设灵堂。我同柯庆施熟悉的，这个人的作风非常差，他怎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人根本不读书，你问他马克思主义他一窍不通的，他的本事就是骂人、整人很可怕。说他见过列宁，实质上是吹牛，没有见过，列宁没有到过远东，柯去开远东民族大会，也没有到过莫斯科，列宁当时生病，根本不接见人。 吹牛说中国最早见过列宁的是他，不得了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听人家说柯庆施被人家暗杀的，闹得满城风雨。我感觉这个情况不大正常，一方面对孙冶方、杨献珍批得这样厉害，一方面把柯庆施捧得这样高。后来看出来实际上是在为文革作准备。
接着搞出一个《海瑞罢官》，一子更热闹了。 在杭州一开始把讨论清官是作学术问题研究，许多人说清官是有的。许多人说没有清官是假的，只是讨论有没有清官问题， 直到吴晗自杀才晓得问题大了。后来演海瑞的京剧演员周信芳也被批斗了。回头一看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从上海文艺界开刀，浙江没有声音，浙江没有声息，因为文艺界力量在反右斗争都搞掉了。上海轰轰烈烈开展批判斗争，我隔岸观火，火是拼命在烧，后来是城门失火殃及鱼池 。
到1966年5,16通知发出，大规模的运动开始。刚开始还不是很厉害，只派了工作队来。工作队就在资料室里开会，我坐在角落里听，队长说现在杭州大学工作队进来要领导这个运动，就是要批修正主义，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我也不参加的。有一天窗外突然吵闹起来。楼下是花园，校园里发生了武斗。学校里有一个教师被说是修正主义，头上戴了一个废纸篓，楼上也有人哇哇喊反对，两派人闹，一派说要戴了高帽子游斗，从此武斗就开始。浙江武斗蛮厉害的，当时还没有高帽子，就用一个字纸篓反过来套在头上，在身上贴了许多标语口号。 后来游斗了 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还有一个中文系很有名的教授夏承濤，一个代表走资派，一个代表反动学术权威。这时有高帽子用纸做的，身上都贴了很多标语。拉出来就来游行。这些人我都熟悉的，批他们的文章是修正主义，还有夏承濤的诗也被批。我想这又何至于要拉出去游斗呢？开群众大会时这两人坐在上面挨斗，那时我还能参加 ，我也去听，无非是批他写的文章，问题都不大的。林淡秋上海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很老实的文学家、翻译家，写的内容有三家村，说是同三家村挂钩，变成政治问题了。一句话就会挂到政治上去。吴晗的文章和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后毛主席指出个问题的要害是罢官，它同庐山会议又挂起来，说彭德怀是海瑞，罢掉他是毛主席干的，你们能说不对？吴晗不行了，周信芳演海瑞也变成有罪了。
工作队进来后，外语系最初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就是党总支书记，也建立起红卫兵，红卫兵的头是总支书记亲信 。他们一上来就决定先对我们这些人下手：外语系的教师大概七、八个人，我、德梦天、系主任还有好些教师，第一批冲击就这些人。把我们集中到一间教室里，这就开始关牛棚了。关进去批斗也蛮厉害的，一个姓吴的秘书是工作队头头，每天早上要我们排队去报到，还要唱"牛鬼蛇神歌"，一下子我们就都变成牛鬼蛇神了 。有一次斗得好厉害了，叫我们这些老教师跪在地上，我还可以，因为劳动惯了，德梦天这个德国犹太人年纪比我大，患有高血压，一跪下去人就倒下来了，我赶快把她扶起来，这老太六十多岁了，我还五十多，很可怜头发都白了跪了地上爬不起，这象什么样子。斗了以后还不够，有好几个人再拉到校园里去游行示众。这些人都是教授，年纪也比较大，都 成了牛鬼蛇神。
外语系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是揭发付总支书记（注：宋扬），罪名是包庇右派分子陈修良，矛头移到我头上来了，这位副总支书记是个农民出身很老实的，军队出来的，这个人同总支书记徐畹华意见不大一样，徐要转移斗争目标，就抛出他，说他是走资派，理由就是说他包庇右派分子陈修良。徐畹华发动外语系下面一大串教师 ，联名要求把他打倒，撤掉。这我心里蛮难过。我同宋扬毫无关系，他也没有包庇过我，不过他对我比较客气，从来没有用恶意的态度对待我而已，我很难过，我想我害他了。
但事情又发生逆转，另外一批青年教师贴大字报，矛头直指总支书记徐畹华，讲她作风不好，依靠老公陈伟达，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而对副总支书记没人说，这个副总支书记群众还是拥护的，最严重的是总支书记。，她本想把副书记抛出去自己可以逃脱，结果群众说你才是真正的走资本派，这个副总支书记不是。此后我就进牛棚坐牢了，不再去资料室。每天的工作是领浆糊、报纸，厕所仍旧要打扫，劳动改造还是不可缺的。资料室也关门不许进去了，不久学校停课闹革命。
浙江省成立造反派组织是浙江省联合造反总部，头头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叫张永生，这个人后来被判无期徒刑。我们杭州大学外语系的一个叫李XX，是省联总第二号人物， 浙江省也有名的。这第二号人物是我们外语系的学英文的，他到浙江大学看了大字报。浙江大学校长就是陈伟达，浙大矛头对着陈伟达是走资派，老婆就在杭大外语系，大字报就揭发了他们夫妇勾结，陈伟达提拔老婆等事情。
外语系热闹得不得了，学生组织的红卫兵这个来势大了，大字报贴了很多，接着又是串联，外面的人都要到杭州大学来，外地的学生也把大字报送到杭州大学，我每天要扫地，每天看大字报。我一天到夜看大字报还来不及，因此全国造反情况我都知道了。尤其是上海，北京。杭州大学所有墙壁上贴满还不够，又另外搭了棚专门贴大字报，琳琅满目 。有什么陈毅讲话、周恩来讲话，刘少奇讲话都有。开始还没有斗刘少奇，后来慢慢出来说刘少奇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司令部，刘邓黑司令部，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他。
我又想不通了，刘少奇这个人我很熟悉，怎么会是黑司令部呢？ 讲过什么我不大知道，不过我感到批《论修养》这个不大对，《论修养》这书我们当时都读的，这没啥错。批他主要错误是没讲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抗日政战争怎么有无产阶级专政呢？是建立抗日政府，不能无产阶级专政，假使当时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能够统一战线了，这有什么错？
我不知道毛主席是不是知道。那么我们从前搞的斗争没有将无产阶级专政就都是资本主义吗？抗日战争也是资本主义？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嘛，怎么无产阶级专政呢？要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不是回到托洛茨基那里去了，这怎么讲呢？这一点我非常不同意。江青拼命强调这个，说黑修养就是没讲无产阶级专政。我印象很深。
后来还有林彪的一篇东西要全民皆兵，一篇论文叫啥名字忘记了强调政治挂帅，说大练兵也不对，批罗瑞卿了，练兵有什么错啦，为什么这样严重也不懂，后来彭罗陆杨也相继打倒了。
那个中央文革的组长，就是我的老同学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陈伯达这个人我很认识的，这个人不很好，无能的人，怎么会受到毛主席这么宠爱，地位非常高，领导一切。江青又是什么人这我都晓得的，不过就是毛的夫人。中央文革顾问还是康生，我想这下糟了，康生向来和我敌对，我31年（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第一次做右派就是他来搞的，我一看(中央文革的这些人)心想凶多吉少了。再看杭州大学情况很糟糕，我关进牛棚里不能回家了。最初我还是比较自由，不要住在学校里，每天可以回去，一日回家两次早上来，中饭回家去吃，吃好再来，晚上再回家去，每天走十几里路来来去去，也不觉得疲劳。
许多红卫兵来闹抄家。开始还没抄我家，主要抄那些教授们，用车子把他们的书籍、东西都拿走，我觉得真是焚书坑儒了。书拿走很多老教师痛哭流涕。书都拿去烧掉，这种事情我不赞成。
接着我开始被要求交代了。主要交代历史，从小到大的历史 ，这要点在什么地方我也搞不清。每天要交一篇东西就瞎胡闹写，有时要坐到外面去写的。我记得小孩子到杭州大学来，弄了条蛇皮挂在我身上，你是牛鬼蛇神污辱你，走路也要用石子丢你，这种事很多。当时狼狈不堪的。
牛棚的队伍逐渐扩大了，外面写着"牛鬼蛇神之屋"，这就是牛棚，于是我就真成了"牛克思"了，我觉得可笑。后来大方向转向省委的四个核心领导人：江华、李丰平 、陈伟达、陈冰。江、李、两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提出要打倒这四个人。 江华被抄家时，早已离开杭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就打电报给张承宗，要他把江华用飞机送到北京，派了一架飞机来接的，张承宗把江华送上飞机，把他送到北京保护起来。所以他一根毛也没碰着，他老婆留在XX，贴了几张大字报说你江家的王朝就完了，到他家里抄家，发现家里吃的东西多，大量火腿都挂在山洞里储藏着，家里豪华，地毯，窗帘有四层，应有尽有，还公开展览出来让大家去看。陈伟达家里也抄了，里面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到我家来抄时，我家没有东西可抄，他们还问我为什么这样穷，我说一不贪污，二不做生意，一无所有。家里只有几本书。他们以为我金银财宝很多，因为沙文汉做过省长。
抄家以后把各家财产都公布出来，第一名当然是江华，存款就有好几万了，当时有好几万是了不起的。 我那时每月三十元，当时贫富原来是这样的。这次抄家公布的影响非常大，杭人都可以去看省委书记家里有什么东西，财产最多的是江华与陈伟达，引起轰动。李丰平、陈冰不算多的。江华的老婆（吴仲廉）是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矛头就指向她了，弄到办公室去要她交代这许多东西那里来的，她后来（注：又因查其他问题）自杀了。文革中另外一个 自杀的省委领导人是金韬。他在机关里隔离不能回去。66年底他要求无论如何要回家去过年，他老婆徐畹珍，就是徐畹华的阿姐，也是省里大亨，什么省总工会的主席，金韬回到家里去后，徐畹珍很无情， 不许他进门，要与他清界线了。金涛回到机关以后就吃安眠药自杀了。
不久，杭州大学斗争矛头指向徐畹华，撤掉她总支书记职务，也作为牛鬼蛇神关到牛棚里来了。与我关在一道，她的秘书也关进了牛棚，队伍扩大了，总支委员好几个都变成牛鬼蛇神。这牛鬼蛇神队伍也蛮复杂，有右派，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还有什么历史有问题的等等。我在牛棚被斗不多，因为人家认为我是老右派，是一只"死老虎"。 但徐畹华认为我是活老虎，还要斗我，在牛棚里也来贴我大字报，我不还手也不理她。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各地都来找我了解地下党事情。1967年我接待的第一件外调是孙冶方问题。此后我主要任务就是接待外调，写材料。 我又改行了，专写交代写检讨。他们把我关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间办公室的地方，与其它牛鬼蛇神们不在一起，以便接待。全国来外调的人要排队进来，我非常繁忙，接待全国各地人上海、南京、北京各地方的人都有。
第一个调查的是孙冶方问题，因为（三十年代）是我为他恢复党组织关系，他们要打他为假党员，我说他不是假党员。沙文汉死了我给他证明，我来承担。孙冶方后来被关到秦城监狱。还说他"里通外国"。原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个同学叫做郭绍棠，（我后来为他写过一篇文章），是留苏同学，被斯大林抓起来后，夫妻两人都被关在牢监里，到西伯利亚流放，57年曾回国一次，经孙冶方联系 曾经到杭州来过。回国以后写封信给孙冶方谢谢我在杭州的接待，因为他是浙江诸暨人，他哥哥也是老干部，他家属都在那里，我帮他找到他嫂嫂、侄女后来她们在杭州见面。文革时说这人是特务，孙冶方是里通外国 ，同我又有关系了，又发明出一个里通外国特务。在孙冶方家里抄出一封郭绍棠给他的信，拿来给我看，我承认郭绍棠是我同学，1957年回国是赫鲁晓夫把他放出来的，在莫斯科大学教中文。中共中央说欢迎他回来，他可以到全国各地去看看，这样他就通过孙冶方来找到我。经过朱德批准 ，而且打电报到杭州来要求省长请他吃饭，我去作陪。 吃了顿饭就糟糕了，你陪了一个特务吃饭，沙文汉有病没去，我去参加了。那次他同我谈了很多苏联的情况，他主要谈斯大林的残暴，把他们夫妻两人关在西伯利亚，头发都雪白，他说西伯利亚的牢监十分苦。他妻子是波兰人，我认识的，是学校里党委的秘书，后来两人恋爱结婚了，在苏联说同波兰通信是反革命，把她抓起来，郭绍棠也被捕，指控郭绍棠同特务结婚，夫妻两人都被捕，这在苏联是桩大冤案。因为当时中央讲过要对郭的来访客气一点，也是关系到中苏关系问题，这样我就接待了，还有孙冶方、杨尚昆等好多同学都见过面，都成问题了。当时省委统战部的付部长（注：朱之光）也出来作陪，就因与他一起吃过一顿饭被关了四年。要他交代。 明明是省委交际处叫大家去做陪客，有什么政治问题呢？ 问我有什么东西送给你，我说一样也没有，你有什么东西送给他，我一样也没有，他们意思是你有没有给他情报？我怎么给他情报，没有这个事。我说他曾经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我向来同他还是对立的，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是同王稼祥、王明他们一派的，我同他并不要好。中央要地方上请客，我只好陪一陪，吃一顿饭而已，别样事没有。因为在1957年上半年，我还没有被打倒 ，履行外交一种礼仪，有啥问题呢？ 当时，全国各地方都来调查，说是抓到一个特务。孙冶方是有名的经济学家，这里面还有张闻天，顾准，他们这些中国经济研究所的，孙冶方是所长，张闻天从庐山会议打下来以后也去研究所里去研究员了。顾准在上海解放初期就做右派，以后也去那里当研究员了，三个人反对斯大林的观点，都是修正主义，发现孙冶方又同郭绍棠有联系，这件事搞了多年搞不清。这种事实际上很简单，讲来讲去这一点事 ，但不交代又不行，我就照讲，你不相信算了。孙冶方关了七年多的牢。
当时造反派看我比较"特殊"，虽是个极右分子，但我主要罪名是反对江华和现在的省委这四个人，也反对他们的作风，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走资派的反对派了，所以他们没有把我划到走资派一类。 把我划到刘少奇的名下，是刘邓路线的黑干将。按照他们的解释，我同江华他们对立是"狗咬狗"的斗争。至于说我是刘邓黑干将，又可笑了，57年 刘邓十分拥护反右 ，我怎么会同他们划在一起呢？是想来想去想不通。红卫兵也搞不清。历史也不懂，瞎胡闹。我心理清楚，我同刘邓也没有关系。同江华也没有关系，统统不搭界，我是独立的一派，就叫我右派好了。我有一个好处，历史还是清白的。不过他也不相信，那你去调查，我从没叛变过，所以叛徒帽子带不上去，只好纯粹把我当右派分子。抄家也抄，抄来抄去没东西，我说你要啥你拿好了，我所有箱子东西都给他们看过，我没啥东西好抄的，他们非常失望，主要金银财宝，我连金戒指都没有，彻底贫困，衣裳都是破的。
麻烦的是调查太多，想像不到的人都会来找到我，比如上海张本，这个女同志领导上海学生运动很有名的，她是上海学委书记，我直接领导过她。这时有人说她是国民党大特务，领导着刘晓 。刘晓到反被她领导了，因此说刘晓也是特务，当时刘晓在阿尔巴尼亚任大使，回来也被抓了。为张本这事来了许多批人，吴学谦这些人当时都在我领导之下，也都倒霉了。还有南京问题，南京的武斗很早就开始 ，我当过地下时期的南京市委书记，被我领导过的人一个也逃不了，统统要我来交代。
有一次斗一个被曾捕过的同志叫彭原，把他斗得很凶，他同我非常熟悉，他被捕后被打得要命，但一点没有招供。他是工人出身，被特务发现到一个地方去，怀疑他有问题，也没有什么大证据被捕的 ，他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这样一个好人，解放后我替他恢复党籍。文革中一定要说他是叛徒，是我包庇的。 我说一切罪过我来负责好了，我只好这样讲，他不是假党员，是我恢复他党籍。来调查的人很不满意我的证明。
杭州大学 文革经历
从日本的一些小说里可以看到它的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工业发展，农民都是劳动力后备军，他们在大城市里也很苦，打工、做小买卖，妇女也去了，有些多做妓女，慢慢他们就在城市里生根，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对工人的剥削很厉害，尤其对妇女的剥削更厉害。妇女是同奴隶差不多，买卖妇女都有。这时期人的精神状态还是相当野蛮的，不象现在日本人这种样子。研究日语埋头读书使我感到很有趣。但这个时候我也很想学理论，但人家说你已经做右派，马克思主义就不许读，只能看报。有许多理论问题我很想研究，但当时不允许，只好读日语。就这样到了64年下半年要我到外语英文资料室去。英语虽然读过的，但多年来也荒废了只得重新读起，基本的语法还记得，一些词汇都忘记，重新再学。
到了资料室发现那里杂乱无章根本没人管，垃圾一大堆。许多书都要放到架子上，然后做目录，资料室就我一个人，这样我也蛮自由的，资料室里面的书都是旧书，是解放以后大学里接收来的老书，如十九世纪英国狄更斯的全集，新的书都没有的。那个时期封闭得厉害，外国的书不好进来，英美的书都不能进来，只好看老文章。这些是当时老师的参考资料，新的东西一点也没有，连报纸也没有，只有一份《莫斯科新闻》是英文的，因为当时只有苏联的东西可以进来。其它就是中国式的英语如《中国日报》、《北京周报》之类。但是但这种东西当语文教材是不行的，另外还有所有中文报纸也都放在资料室，房子很大有两间，当中一只圆桌子大家可坐着看书、阅报到也不错。这样，在资料室我好像又回到了人世间。教师们在讲外面的事情，我听到的消息也很多的，不过他们也不敢和我多讲话，多讲危险啊。我也不和他们多讲 。
到了1965年开始反国内的修正主义了，开始就反孙冶方，这是我老朋友，批他修正主义什么"利润挂帅"啦，还有杨献珍的什么哲学"合二而一"、说是修正主义哲学。 我看孙冶方的文章没有什么错 ，那时事实上已经在准备文化大革命，我当时一点也想不到。（26盘转来）
我看到国内情况有些变化。 通过报纸我看到很多问题，批评修正主义很多，接着《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开展理论斗争了。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批孙冶方，说他是修正主义。孙冶方批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本书，斯大林说社会主义时期商品是没有价值的，生产是为了人民需要，生产可以不计成本，亏本无所谓。这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完全相反。苏联有没有商品 ，我看有的，既然有商品就有价值，怎么算账呢，物物交易？也不是这样。你还要对外贸易，还要照卢布算，还是有货币怎么讲呢?这些问题有很大争议。孙冶方认为是有价值的，商品有两重性，要有货币。斯大林那个东西是错的，工厂应当是有利润的。后来就批他是利润挂帅，说是为了钞票去生产。利润挂帅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我觉得不公平。这个理论如果当时好好研究我们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从这问题可以看出我们对苏联的认识 有问题，苏联自称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实质上经济是很差的。么社会主义连子也没有。本来同赫鲁晓夫在农业问题上争论，现在搞到工业问题。孙冶方认为最小的价值要创造最大的价值，资本主义是这样的。我当时不晓得这场争论是非常严重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国一方面反对赫鲁晓夫，一方面要跟着斯大林的路线走，我当时不是很懂，总觉得很矛盾，既反对赫鲁晓夫又拥护苏联这一套，这什么道理不懂。
还有哲学上面也发生辩论， 杨献珍说事物都是统一的，合二为一，说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说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暂时的。中央党校里斗争很厉害，后来杨献珍大概撤职了。 后来看到批文艺十七年黑线，林彪委托江青同志领导全军文艺。说是帝王将相都是错的，老戏都是不行，要有新的东西，当时在杭州演出《李慧娘》这种鬼戏，反对贾士道 ，说这是有毒的。周扬说鬼戏可以演。文艺界在反右时期已有很大争论，这次是更厉害了。
65年柯庆施死了，上海把他是捧得很高，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还设灵堂。我同柯庆施熟悉的，这个人的作风非常差，他怎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人根本不读书，你问他马克思主义他一窍不通的，他的本事就是骂人、整人很可怕。说他见过列宁，实质上是吹牛，没有见过，列宁没有到过远东，柯去开远东民族大会，也没有到过莫斯科，列宁当时生病，根本不接见人。 吹牛说中国最早见过列宁的是他，不得了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听人家说柯庆施被人家暗杀的，闹得满城风雨。我感觉这个情况不大正常，一方面对孙冶方、杨献珍批得这样厉害，一方面把柯庆施捧得这样高。后来看出来实际上是在为文革作准备。
接着搞出一个《海瑞罢官》，一子更热闹了。 在杭州一开始把讨论清官是作学术问题研究，许多人说清官是有的。许多人说没有清官是假的，只是讨论有没有清官问题， 直到吴晗自杀才晓得问题大了。后来演海瑞的京剧演员周信芳也被批斗了。回头一看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从上海文艺界开刀，浙江没有声音，浙江没有声息，因为文艺界力量在反右斗争都搞掉了。上海轰轰烈烈开展批判斗争，我隔岸观火，火是拼命在烧，后来是城门失火殃及鱼池 。
到1966年5,16通知发出，大规模的运动开始。刚开始还不是很厉害，只派了工作队来。工作队就在资料室里开会，我坐在角落里听，队长说现在杭州大学工作队进来要领导这个运动，就是要批修正主义，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我也不参加的。有一天窗外突然吵闹起来。楼下是花园，校园里发生了武斗。学校里有一个教师被说是修正主义，头上戴了一个废纸篓，楼上也有人哇哇喊反对，两派人闹，一派说要戴了高帽子游斗，从此武斗就开始。浙江武斗蛮厉害的，当时还没有高帽子，就用一个字纸篓反过来套在头上，在身上贴了许多标语口号。 后来游斗了 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还有一个中文系很有名的教授夏承濤，一个代表走资派，一个代表反动学术权威。这时有高帽子用纸做的，身上都贴了很多标语。拉出来就来游行。这些人我都熟悉的，批他们的文章是修正主义，还有夏承濤的诗也被批。我想这又何至于要拉出去游斗呢？开群众大会时这两人坐在上面挨斗，那时我还能参加 ，我也去听，无非是批他写的文章，问题都不大的。林淡秋上海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很老实的文学家、翻译家，写的内容有三家村，说是同三家村挂钩，变成政治问题了。一句话就会挂到政治上去。吴晗的文章和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后毛主席指出个问题的要害是罢官，它同庐山会议又挂起来，说彭德怀是海瑞，罢掉他是毛主席干的，你们能说不对？吴晗不行了，周信芳演海瑞也变成有罪了。
工作队进来后，外语系最初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就是党总支书记，也建立起红卫兵，红卫兵的头是总支书记亲信 。他们一上来就决定先对我们这些人下手：外语系的教师大概七、八个人，我、德梦天、系主任还有好些教师，第一批冲击就这些人。把我们集中到一间教室里，这就开始关牛棚了。关进去批斗也蛮厉害的，一个姓吴的秘书是工作队头头，每天早上要我们排队去报到，还要唱"牛鬼蛇神歌"，一下子我们就都变成牛鬼蛇神了 。有一次斗得好厉害了，叫我们这些老教师跪在地上，我还可以，因为劳动惯了，德梦天这个德国犹太人年纪比我大，患有高血压，一跪下去人就倒下来了，我赶快把她扶起来，这老太六十多岁了，我还五十多，很可怜头发都白了跪了地上爬不起，这象什么样子。斗了以后还不够，有好几个人再拉到校园里去游行示众。这些人都是教授，年纪也比较大，都 成了牛鬼蛇神。
外语系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是揭发付总支书记（注：宋扬），罪名是包庇右派分子陈修良，矛头移到我头上来了，这位副总支书记是个农民出身很老实的，军队出来的，这个人同总支书记徐畹华意见不大一样，徐要转移斗争目标，就抛出他，说他是走资派，理由就是说他包庇右派分子陈修良。徐畹华发动外语系下面一大串教师 ，联名要求把他打倒，撤掉。这我心里蛮难过。我同宋扬毫无关系，他也没有包庇过我，不过他对我比较客气，从来没有用恶意的态度对待我而已，我很难过，我想我害他了。
但事情又发生逆转，另外一批青年教师贴大字报，矛头直指总支书记徐畹华，讲她作风不好，依靠老公陈伟达，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而对副总支书记没人说，这个副总支书记群众还是拥护的，最严重的是总支书记。，她本想把副书记抛出去自己可以逃脱，结果群众说你才是真正的走资本派，这个副总支书记不是。此后我就进牛棚坐牢了，不再去资料室。每天的工作是领浆糊、报纸，厕所仍旧要打扫，劳动改造还是不可缺的。资料室也关门不许进去了，不久学校停课闹革命。
浙江省成立造反派组织是浙江省联合造反总部，头头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叫张永生，这个人后来被判无期徒刑。我们杭州大学外语系的一个叫李XX，是省联总第二号人物， 浙江省也有名的。这第二号人物是我们外语系的学英文的，他到浙江大学看了大字报。浙江大学校长就是陈伟达，浙大矛头对着陈伟达是走资派，老婆就在杭大外语系，大字报就揭发了他们夫妇勾结，陈伟达提拔老婆等事情。
外语系热闹得不得了，学生组织的红卫兵这个来势大了，大字报贴了很多，接着又是串联，外面的人都要到杭州大学来，外地的学生也把大字报送到杭州大学，我每天要扫地，每天看大字报。我一天到夜看大字报还来不及，因此全国造反情况我都知道了。尤其是上海，北京。杭州大学所有墙壁上贴满还不够，又另外搭了棚专门贴大字报，琳琅满目 。有什么陈毅讲话、周恩来讲话，刘少奇讲话都有。开始还没有斗刘少奇，后来慢慢出来说刘少奇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司令部，刘邓黑司令部，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他。
我又想不通了，刘少奇这个人我很熟悉，怎么会是黑司令部呢？ 讲过什么我不大知道，不过我感到批《论修养》这个不大对，《论修养》这书我们当时都读的，这没啥错。批他主要错误是没讲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抗日政战争怎么有无产阶级专政呢？是建立抗日政府，不能无产阶级专政，假使当时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能够统一战线了，这有什么错？
我不知道毛主席是不是知道。那么我们从前搞的斗争没有将无产阶级专政就都是资本主义吗？抗日战争也是资本主义？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嘛，怎么无产阶级专政呢？要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不是回到托洛茨基那里去了，这怎么讲呢？这一点我非常不同意。江青拼命强调这个，说黑修养就是没讲无产阶级专政。我印象很深。
后来还有林彪的一篇东西要全民皆兵，一篇论文叫啥名字忘记了强调政治挂帅，说大练兵也不对，批罗瑞卿了，练兵有什么错啦，为什么这样严重也不懂，后来彭罗陆杨也相继打倒了。
那个中央文革的组长，就是我的老同学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陈伯达这个人我很认识的，这个人不很好，无能的人，怎么会受到毛主席这么宠爱，地位非常高，领导一切。江青又是什么人这我都晓得的，不过就是毛的夫人。中央文革顾问还是康生，我想这下糟了，康生向来和我敌对，我31年（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第一次做右派就是他来搞的，我一看(中央文革的这些人)心想凶多吉少了。再看杭州大学情况很糟糕，我关进牛棚里不能回家了。最初我还是比较自由，不要住在学校里，每天可以回去，一日回家两次早上来，中饭回家去吃，吃好再来，晚上再回家去，每天走十几里路来来去去，也不觉得疲劳。
许多红卫兵来闹抄家。开始还没抄我家，主要抄那些教授们，用车子把他们的书籍、东西都拿走，我觉得真是焚书坑儒了。书拿走很多老教师痛哭流涕。书都拿去烧掉，这种事情我不赞成。
接着我开始被要求交代了。主要交代历史，从小到大的历史 ，这要点在什么地方我也搞不清。每天要交一篇东西就瞎胡闹写，有时要坐到外面去写的。我记得小孩子到杭州大学来，弄了条蛇皮挂在我身上，你是牛鬼蛇神污辱你，走路也要用石子丢你，这种事很多。当时狼狈不堪的。
牛棚的队伍逐渐扩大了，外面写着"牛鬼蛇神之屋"，这就是牛棚，于是我就真成了"牛克思"了，我觉得可笑。后来大方向转向省委的四个核心领导人：江华、李丰平 、陈伟达、陈冰。江、李、两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提出要打倒这四个人。 江华被抄家时，早已离开杭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就打电报给张承宗，要他把江华用飞机送到北京，派了一架飞机来接的，张承宗把江华送上飞机，把他送到北京保护起来。所以他一根毛也没碰着，他老婆留在XX，贴了几张大字报说你江家的王朝就完了，到他家里抄家，发现家里吃的东西多，大量火腿都挂在山洞里储藏着，家里豪华，地毯，窗帘有四层，应有尽有，还公开展览出来让大家去看。陈伟达家里也抄了，里面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到我家来抄时，我家没有东西可抄，他们还问我为什么这样穷，我说一不贪污，二不做生意，一无所有。家里只有几本书。他们以为我金银财宝很多，因为沙文汉做过省长。
抄家以后把各家财产都公布出来，第一名当然是江华，存款就有好几万了，当时有好几万是了不起的。 我那时每月三十元，当时贫富原来是这样的。这次抄家公布的影响非常大，杭人都可以去看省委书记家里有什么东西，财产最多的是江华与陈伟达，引起轰动。李丰平、陈冰不算多的。江华的老婆（吴仲廉）是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矛头就指向她了，弄到办公室去要她交代这许多东西那里来的，她后来（注：又因查其他问题）自杀了。文革中另外一个 自杀的省委领导人是金韬。他在机关里隔离不能回去。66年底他要求无论如何要回家去过年，他老婆徐畹珍，就是徐畹华的阿姐，也是省里大亨，什么省总工会的主席，金韬回到家里去后，徐畹珍很无情， 不许他进门，要与他清界线了。金涛回到机关以后就吃安眠药自杀了。
不久，杭州大学斗争矛头指向徐畹华，撤掉她总支书记职务，也作为牛鬼蛇神关到牛棚里来了。与我关在一道，她的秘书也关进了牛棚，队伍扩大了，总支委员好几个都变成牛鬼蛇神。这牛鬼蛇神队伍也蛮复杂，有右派，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还有什么历史有问题的等等。我在牛棚被斗不多，因为人家认为我是老右派，是一只"死老虎"。 但徐畹华认为我是活老虎，还要斗我，在牛棚里也来贴我大字报，我不还手也不理她。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各地都来找我了解地下党事情。1967年我接待的第一件外调是孙冶方问题。此后我主要任务就是接待外调，写材料。 我又改行了，专写交代写检讨。他们把我关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间办公室的地方，与其它牛鬼蛇神们不在一起，以便接待。全国来外调的人要排队进来，我非常繁忙，接待全国各地人上海、南京、北京各地方的人都有。
第一个调查的是孙冶方问题，因为（三十年代）是我为他恢复党组织关系，他们要打他为假党员，我说他不是假党员。沙文汉死了我给他证明，我来承担。孙冶方后来被关到秦城监狱。还说他"里通外国"。原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个同学叫做郭绍棠，（我后来为他写过一篇文章），是留苏同学，被斯大林抓起来后，夫妻两人都被关在牢监里，到西伯利亚流放，57年曾回国一次，经孙冶方联系 曾经到杭州来过。回国以后写封信给孙冶方谢谢我在杭州的接待，因为他是浙江诸暨人，他哥哥也是老干部，他家属都在那里，我帮他找到他嫂嫂、侄女后来她们在杭州见面。文革时说这人是特务，孙冶方是里通外国 ，同我又有关系了，又发明出一个里通外国特务。在孙冶方家里抄出一封郭绍棠给他的信，拿来给我看，我承认郭绍棠是我同学，1957年回国是赫鲁晓夫把他放出来的，在莫斯科大学教中文。中共中央说欢迎他回来，他可以到全国各地去看看，这样他就通过孙冶方来找到我。经过朱德批准 ，而且打电报到杭州来要求省长请他吃饭，我去作陪。 吃了顿饭就糟糕了，你陪了一个特务吃饭，沙文汉有病没去，我去参加了。那次他同我谈了很多苏联的情况，他主要谈斯大林的残暴，把他们夫妻两人关在西伯利亚，头发都雪白，他说西伯利亚的牢监十分苦。他妻子是波兰人，我认识的，是学校里党委的秘书，后来两人恋爱结婚了，在苏联说同波兰通信是反革命，把她抓起来，郭绍棠也被捕，指控郭绍棠同特务结婚，夫妻两人都被捕，这在苏联是桩大冤案。因为当时中央讲过要对郭的来访客气一点，也是关系到中苏关系问题，这样我就接待了，还有孙冶方、杨尚昆等好多同学都见过面，都成问题了。当时省委统战部的付部长（注：朱之光）也出来作陪，就因与他一起吃过一顿饭被关了四年。要他交代。 明明是省委交际处叫大家去做陪客，有什么政治问题呢？ 问我有什么东西送给你，我说一样也没有，你有什么东西送给他，我一样也没有，他们意思是你有没有给他情报？我怎么给他情报，没有这个事。我说他曾经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我向来同他还是对立的，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是同王稼祥、王明他们一派的，我同他并不要好。中央要地方上请客，我只好陪一陪，吃一顿饭而已，别样事没有。因为在1957年上半年，我还没有被打倒 ，履行外交一种礼仪，有啥问题呢？ 当时，全国各地方都来调查，说是抓到一个特务。孙冶方是有名的经济学家，这里面还有张闻天，顾准，他们这些中国经济研究所的，孙冶方是所长，张闻天从庐山会议打下来以后也去研究所里去研究员了。顾准在上海解放初期就做右派，以后也去那里当研究员了，三个人反对斯大林的观点，都是修正主义，发现孙冶方又同郭绍棠有联系，这件事搞了多年搞不清。这种事实际上很简单，讲来讲去这一点事 ，但不交代又不行，我就照讲，你不相信算了。孙冶方关了七年多的牢。
当时造反派看我比较"特殊"，虽是个极右分子，但我主要罪名是反对江华和现在的省委这四个人，也反对他们的作风，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走资派的反对派了，所以他们没有把我划到走资派一类。 把我划到刘少奇的名下，是刘邓路线的黑干将。按照他们的解释，我同江华他们对立是"狗咬狗"的斗争。至于说我是刘邓黑干将，又可笑了，57年 刘邓十分拥护反右 ，我怎么会同他们划在一起呢？是想来想去想不通。红卫兵也搞不清。历史也不懂，瞎胡闹。我心理清楚，我同刘邓也没有关系。同江华也没有关系，统统不搭界，我是独立的一派，就叫我右派好了。我有一个好处，历史还是清白的。不过他也不相信，那你去调查，我从没叛变过，所以叛徒帽子带不上去，只好纯粹把我当右派分子。抄家也抄，抄来抄去没东西，我说你要啥你拿好了，我所有箱子东西都给他们看过，我没啥东西好抄的，他们非常失望，主要金银财宝，我连金戒指都没有，彻底贫困，衣裳都是破的。
麻烦的是调查太多，想像不到的人都会来找到我，比如上海张本，这个女同志领导上海学生运动很有名的，她是上海学委书记，我直接领导过她。这时有人说她是国民党大特务，领导着刘晓 。刘晓到反被她领导了，因此说刘晓也是特务，当时刘晓在阿尔巴尼亚任大使，回来也被抓了。为张本这事来了许多批人，吴学谦这些人当时都在我领导之下，也都倒霉了。还有南京问题，南京的武斗很早就开始 ，我当过地下时期的南京市委书记，被我领导过的人一个也逃不了，统统要我来交代。
有一次斗一个被曾捕过的同志叫彭原，把他斗得很凶，他同我非常熟悉，他被捕后被打得要命，但一点没有招供。他是工人出身，被特务发现到一个地方去，怀疑他有问题，也没有什么大证据被捕的 ，他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这样一个好人，解放后我替他恢复党籍。文革中一定要说他是叛徒，是我包庇的。 我说一切罪过我来负责好了，我只好这样讲，他不是假党员，是我恢复他党籍。来调查的人很不满意我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