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合集中的材料几乎全由文化大革命中天津的群众组织首发或翻印。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极为活跃。它们的产生、演化、重组、结盟和争斗对于叙述天津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或缺的。根据对本单位当局或更高当局态度的不同，一个单位里往往存在对立的群众组织，例如天津市公安局有天津政法公社（QZ-002）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QZ-134）。出自不同单位的群众组织还会根据立场结成更大的相对抗的组织，造极于1967年形成的覆盖了全天津的两大联盟：与当局交好的五个代表会和对立的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QZ-247、QZ-266）。
从形式上看，此合集中的材料以揭发（QZ-036、QZ-037）、小报（QZ-023、QZ-024）和公开信（QZ-014、QZ-103a）为主。同一类的材料，虽然由不同的组织印发，但是格式往往相似。以针对个人的揭发为例，它们通常包含一些固定的要素：解放前，此人对党不忠；解放后、文革前，其在业务上屡犯政治错误；在人事上，其任人唯亲；在生活中，其腐败堕落；文革初期，其一贯压制革命。无论是揭发天津市的领导（QZ-052），还是基层单位的领导（QZ-015），都采用了这样的格式。
从内容上看，此合集中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针对个人。无论地位高低，批判对象往往会被与万张集团联系起来——文革开始时万晓塘是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张淮三是书记处书记。低至一个街道的党委书记，会被指责为“执行万张反党集团的反动路线”（QZ-041）；高到华北局的第一书记，也会被打成是“万张集团的后台”（QZ-245）。这体现了万张集团对于理解天津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地位。
针对其他群众组织的材料是此合集的另一大部分，对于了解群众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具有重要意义。暴力流血是对抗的极端形式，而本合集不乏有关武斗的材料。例如，在 1967年7月6日和7日，3527厂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本合集收纳了有关各方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QZ-098、QZ-106、QZ-118、QZ-269、QZ-270）。这些材料对于理解文革中的群体暴力有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