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1955-56年

标题

浙江省1955-56年

主题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描述

Zhejiang Province between 1955–56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浙江, 苏联

替代标题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文本

*20盘

浙江省1955- 56年

省委书记处的作用是所有事情都商量好以后再拿到省委里讨论。这个秘密被杨思一同沙文汉的秘书发现，他们说许多问题已经都商量好，不叫我们的首长参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两个人就不服，认为是违反组织规则，曾打算联名写信给中央控告书记江华。被沙文汉发现并劝阻：你们不好去告，告了要闯祸的。后来信没有发出。但是这问题是严重的，在江华看起来认为沙、杨在政治上"有问题"，许多事我就是不给你知道，秘书们不知道其中原因。
1955年第二件大事是"胡风"案的发生。在浙江"胡风分子"也有的，反胡风照道理宣传部要管，但省委不要我管，也把黄源调出去了，到公安局去配合工作。我主观主义地认为胡风是思想问题，宣传部当然要管文艺思想。实质上他们认为不是思想问题，是肃反的问题，这我不清楚。黄源就去搞这个肃反工作的。胡风有许多信，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材料，信上批了很多东西。我开始有点发觉，原来胡风事情变成反革命了，怪不得我不好参加，这是很保密的，但思想上有点难过，叫我怎样工作呢？
55 我自己还发生第三件事，我因肠硬塞开刀，53年我在上海开过一次刀慢性胃炎，没有开好，肠粘连阻塞了。到医院里开刀后需要休息，我出院后家里已搬到省委新房子。我们本来住在孤山路1号，后来搬到北山路葛岭山麓17号的1号楼，我就在那里养病。这房子在半山上，都是独幢新造的，在北山路葛岭山麓新建有七幢房子，是给省委负责人住的。1号楼本来是江华要的一幢，内部装修要比人家好，连厨房里的灶头也和人家不同。我们不知底细，沙文汉说因为他有气喘病，上山走路不行，选了要最低的一幢就是1号楼。谁知道这地方是江华选的，江非常不高兴。后来他也根本不住这七幢房子，住到葛岭山八十四号单独一幢老的大洋房去了。我们后来知道这事得罪了江华。
江华对沙文汉有一种看法，他是地方干部，认为总对自己有一种威胁。当时上面有一种说法要求干部地方化，这对江也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因为沙、杨在浙江人当中还是比较有威信，人家说沙文汉很容易亲近，平等，不象江华那样态度粗暴，干部当中也有议论，沙不象江华那样要惩罚人。后来中央做结论两人没政治问题可以参加书记处，江华就更加忌讳了。更有两个人为沙、杨打抱不平，一个是省委检察长彭瑞林、一个是孙章录，省委财贸部的，公开称赞过杨思一。提出说省委有宗派，沙杨应当参加书记处，他讲过这种话。使江华非常不高兴，认为是串通一气反党，在他看来就是篡党夺权，你们要是参加了书记处就是夺我权，他是这样看法的。所以人的思想是很复杂，这我们以前都不晓得，后来公开出来的，四个人，沙杨彭孙反党联盟，写在决议上面的罪名。
1955年是反胡风、反潘汉年，我主要是做理论宣传工作，办了一个干部理论学校，兼校长，也去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党史什么都去讲，大家都去讲。因为当时干部水平实在太低，马列主义一点也不懂的。我还提倡干部学文化，浙江干部大都是初中以下哪能办呢？写的文字也不通。这在他们看起来也是不大好的，他们说知识分子同我们工农干部有矛盾。你到好心好意，他讲你坏心。我认为要学习马列主义就要学理论，学理论必须要文化，你书都读不懂哪能学理论？我脑子也蛮简单，其实他不要读，他不需要读，马列主义是什么东西他不晓得，总觉得你们看不起我们。宣传部内部都有矛盾。宣传部里部长有好多，有四、五个部长，有的是站在江华一边，有的是同情我。其中有一件事我打了抱不平，黄逸宾，山东人，他同原来金韬部长矛盾很深，金韬是一个非常骄枉的人，黄逸宾在部里工作很久了，当时在搞一个台湾展览会，展览会展出来还有美国的炸弹，意思是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和平解放，一种是武装解放的两种可能。但江华不同意，江华讲一定要和平解放台湾，你哪能去搞武装解放台湾，说是路线错误了。这个金韬从旁挑拨离间，说黄逸宾怎么怎么不好，江华把黄逸宾找去训了一顿，黄逸宾很不服气。他在宣传部会议上面提出这个问题，说金韬非常不好，经常小笔记记东西，从旁挑拨离间，他提出江华讲话非常骄傲，骂他好像训奴隶，黄逸宾受不了。我因此为他打抱不平。但这事又得罪了金韬。金涛同陈伟达是两连襟，这个问题又复杂了。陈伟达老婆（注：徐畹华）同金韬老婆（注：徐畹珍）是姐妹，他们关系很好，陈伟达是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就是陈伟达在领导宣传部。陈伟达老婆在宣传部当个科学处副处长，这个人我吃她的苦头吃够，品质坏（以后会讲到）。
1956年的事情更复杂了：56年发生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反对斯大林。出现匈波事件，苏联经过波兰，匈牙利，打进布达佩斯，纳吉被杀；还有铁托发表演说反对斯大林；1956年下半年中共召开八大。这一年可以说是多事之秋，也是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候。怎样对待这些国际问题，中央意见也不一样，例如康生是中央宣传部里的顾问，宣传部长是陆定一。陆定一同康生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56年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发生，我对此很关心，因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怎样屠杀内部的事都讲了，我觉得这个很对的，不揭发是不行。我亲眼看到过这种事情，我反对个人迷信，反对肃反的做法，当然拥护赫鲁晓夫的报告。那时刘晓已经在是苏联大使了，大使馆来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各省市都传达的，我也去听了。大使馆的观点同我一样，认为赫鲁晓夫报告是对的，苏联的确是枉杀了许多人。我想你中央也传达，大使馆也这样写报告，那还能错吗？后来八大也肯定了赫鲁晓夫，但以后又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那你怎么晓得呢？我们头绪都没有。我不懂其中完全对立的状态，中央里面分两派：拥护和反对。
苏共二十大问题影响非常严重，我就做了很多有关国际问题的报告，大概这期间我就出很多问题了，我没有去反对二十大报告，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对斯大林不那么崇拜，不过并没有提到原则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后来中央"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两论出来，明显的反对赫鲁晓夫，称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这样专，不过是没经验有点扩大化而已。调子就是这样定的。讲扩大化十月革命以后中央委员会全部杀光，只留了一个斯大林，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苏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都杀了。我在苏联考察以后，对苏联这种情况很了解，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虽然不是象赫鲁晓夫这样尖锐讲，他这一说心里恍然大悟了，问题确实是这样严重，思想上对号了。这大概是我当右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同毛泽东唱对台戏怎么行？这也是刘少奇、邓小平倒霉的地方，刘邓司令部也是这样，后来又说我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了。毛泽东有独立观点，所以我们统统倒霉。我们身边有个赫鲁晓夫，当时也猜不着，到文化革命慢慢知道就是刘少奇，像变戏法一样在变出来的，你哪能晓得，谁是赫鲁晓夫，在毛泽东旁边在我们身边躺着，吓人吗。匈波事件中，我觉得出兵这不好，纳吉有的话说得也是对的，我拥护这一点。例如他讲要法制与民主，我就非常赞成，谁知林乎加此人，岂有此理，是投机分子。他说谁讲法制就是纳吉，1957年我被打成"纳吉"了，甚至他最后还要把这话写进决议。邓小平说不好写，一写她就要枪毙的，所以没写，我也没有死。法制为什么不要讲？！
1956年中央宣传部还开会，我参加了。陆定一的调子很对，我听得蛮舒服，他说象匈牙利拉科西这样的人中国不少啊，陆定一在反对拉科西。毛泽东又不同了，毛泽东非常拥护拉科西。拉科西后来到莫斯科在斯大林庇护之下一点没事，因为这是正统的斯大林主义派。匈牙利发生的事就是反对拉科西独裁，他是同斯大林一样的小斯大林，而陆定一说拉科西很坏，中国也有许多拉科西。他的这个话对我印象很深，我完全接受。宣传部还有其他的部长，张际春部长，他说苏联很坏有做情报的，我也觉得蛮讨厌，在兄弟党里面做情报。宣传部里这样一种空气对匈牙利出兵问题上不同意。但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是积极主张出兵，本来苏联不敢出兵，也是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去鼓励的，说你非出兵不可，匈牙利如果完蛋了，社会主义阵营就完了。所以后来赫鲁晓夫下决心派兵了。进去后就屠杀，这问题大了。所以东欧发生的问题同中国的党中央是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兄弟党非常不高兴中国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这是毛泽东非常大的错误。这个历史帐是要算的。匈牙利出兵事对不对，现在当然是很明显，匈牙利人民反对，他们不要走苏联的道路，要走民主道路。而斯大林时代提出主权非常有限的，都是不能有自由的。所以反自由化的问题实际也同匈牙利有关。提出要独立自由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把这一套东西搬到中国来，我又首当其冲，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拥护法治，拥护铁托讲话，铁托讲话也是批评斯大林，就说我在支持南斯拉夫，支持纳吉，纳吉不是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里面啊，就把他抓出来枪毙，怎么可以把人家国家的领袖抓出来枪毙，怎么可以这样呢？这类事件我是不服的。这个恐怕都是我的最大问题。
1956年秋召开八大了。其中还有一段事情是55年发生的，55、56年就是中国的农村改革，55年合作化问题也首先发生在浙江。中央邓子恢派杜润生到浙江来，这会议我都参加的。他说你们初级合作社还没有搞好，不能搞高级合作社。一万多高级合作社马上要解散，不然农民都不肯种田了。杜润生是传达邓子恢的意见，说不能够过早搞高级社，邓子恢的意见是对的。但当时浙江省执行毛泽东路线，说高级社一定要上马。一个说要上马，一个说要下马，只差一个字死了许多人。毛泽东说要上马高级合作化，邓子恢说下马，统统下来。这件事后来是浙江省胜利了，上马！江华他们认为毛泽东对的。浙江省农村情况很不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后来我到农村去一了解情况，农民就讲我们生活最好时候就是初级社，一到高级合作社就完了。生产一直下降。事实证明杜润生、邓子恢是对的。到后来邓子恢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撤职了。杜润生也长期靠边站。中央里面分化了，下面我们更莫名其妙。后来农村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运动，毛泽东的批示中面特别谈到浙江，说浙江省委是好的，没有要下马，下马的是邓子恢，把责任都推到邓子恢，这样江华风头出足了，紧跟毛泽东上马的，但吃亏最大的是浙江省人民，浙江省饿死不少。这事我有一个看法，对农村问题我虽不大懂，但这样做法认为也不对。就上马、下马两个字，意义大不同。，
56年浙江省也开了一次党代表大会，是浙江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这个会是决定我命运的。当时会上大家都对浙江省委的领导提意见，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省委这样是做错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弄得浙江生产上普遍上不去。作风官僚主义得不得了，动不动就打击，处罚干部。最主要还对肃反问题有意见，浙江肃反也是不得了的，杀了特别多的人，机关的肃反，也捉了许多人，对肃反不满意，合作化又有问题，
党代会上海也开的，全国都开。这个会议主要是要换班底，还有什么路线问题要讲。我是代理宣传部长，宣传部有一个宣传分团我是团长，是代表宣传分团大家发言的意见。黄逸宾等都纷纷发表意见，各处长什么都发表意见。有个问题大家意见很一致，就是省委书记江华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提拔干部总是提拔自己的一些亲信，没能力只会拍马屁的人都上去了，大家意见很多；对林乎加、陈伟达也都提出意见。陈伟达领导肃反怎么肃的啊？拿起笔来什么人反革命，他圈圈好了，这样子啊，他说过：我关起门来就圈了一千多，又没有调查研究。本来有个肃反小组，五人小组，你根本没经过讨论，自己决定了，这个作风是很不好的。打击了很大一大批干部，这种事情大家提出意见我觉得也很对。
后来要到大会发言，宣传分团由我同黄逸宾两人起草，黄逸宾审查，两个人共同负责。后来因为这个发言做右派的只是我一个人，他没有。我这个综合发言有一个演讲稿，大体内容是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很多错误缺点具体讲就是合作化问题等，事实上也是有错误，但他们要说完全同意，完全正确才可以，我的罪名叫否定成绩，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还有就是肃反问题，机关里一千多人抓了进去决不是小事，大家认为这就是肃反扩大化，不应当这样。
还有对省委候选人的讨论，大家分析这名单里有些人不行，一种是无能，一种作风不好，一种人还有历史问题没搞清楚，好几个人不够资格。尤其是对金韬，宣传部提出坚决反对金韬当选省委委员，因为这个人作风非常粗暴，宣传部也不要他回去，把他粗暴批评黄逸宾的事也提出来了，结果金落选了，全部候选人就金韬落选了，他非常难堪，但这个人是组织部长陈伟达的连襟，江华最宠爱的，怎好落选呢，这是非常得罪江华的。我就做了替罪羊，我在大会上公开发言反对他入选，其实我同他又没个人矛盾，也不大接触的，根本没有恩怨关系。还得罪了陈伟达。他们是连档码子，一唱一和很得意的。宣传部的代表们不是这样看，认为他们不好，我也把他们的意见都写上去了，其实就是对省委干部意见问题，肃反问题，作风粗暴等，这后来都成为反党纲领。发言稿也是全体讨论通过又不是我一个人意见。黄逸宾没搞他，因为他是山东人，大概他们对外来的干部不搞，主要锋芒是对着沙文汉，杨思一，我是一个，黄源也是一个，要打倒的是地方干部这些人。这是后来57年算帐了，56年并没有发生啥问题，他还在讲民主，我们那时很民主，你们都讲好了，但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实质上是在引火烧身，毛主席当时说天下雨，蚂蚁要出洞，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蚂蚁都出来了。傻头傻脑的事我做了太多了，倒霉啊！这叫做替罪羊。
1956年对党八大开会以后的决议，我倒是蛮同意的。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霍士廉找我谈话，他是负责八大宣传的，他说你这个业余学校要关门，集中力量宣传八大，我也同意了。另外金韬他们有另外一套计划，他想要搞一个讲师团，由他来做讲师团团长，学马列主义。要把所有高等学校老师都集中起来读夜校，说是学上海经验。我说杭州同上海不同，杭州交通不便。夜里车子都没有叫年纪大的人跌跌撞撞跑到西湖旁边来学习怎么行呢？我说还是让他进学校里去学好了，何必要集中只在一个地方讲课不好，而且讲师团队伍也调不出人来。各个学校里自己学习马列主义不一定要讲师团，后来，这也是一条罪名，说我是反学习马列主义，停止干部业余学校也是反马列主义，随便乱套帽子，一切工作上问题都可以无限上纲上线。
八大学习问题我自己认识也很差，现在还是值得研究的，刘少奇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与落后的生存力的矛盾。这句话今天看起来还是有存在，当时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呢。在当时不是已经是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而是许许多多问题都没解决，也谈不到社会主义制度。
1956年已经是社会主义，我看是成问题了。但他们调子很高，56年社会主义已经快到共产主义了。毛泽东调子更高，他说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成，阶级斗争就会越来越激烈。所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越斗争生产才能发展。毛泽东一贯主张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才会斗出东西。刘少奇同邓小平说是不要搞，还是要搞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不要科学，不要教育怎么能有生产力呢？怎么能提高生活呢？七斗八斗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果统统垮掉了，现在是他错了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很大的一个分歧，想不到刘少奇同志后来这样悲惨的下场，我没想到过。邓小平修改党章的报告我也觉得好，其中肯定苏共二十大决议，反对个人迷信，调子一致。毛泽东致开幕词，闭幕词也没否定二十大。这个事情奥妙我就不懂了，到底毛泽东对二十大什么态度，对八大什么态度，看到许多党史方面也不一样，有的人说象薄一波出版的书，他认为八大是一次分裂，毛泽东开始反对刘少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现在还没搞清。你们应当去征集这材料。
1957年二月毛主席还发表了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质上已经否定了八大，时间只差二三个月功夫，来了一个180度转弯了，毛泽东什么时候思想转变的。在八大他没有提出来反对，后来又说八大的报告他没有看过，这话我不同意，我看到一本书写的说毛泽东八大报告没有看过，八大是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搞的，这不可能，哪里会呢？而且据说毛自己改了很多。八大报告他有没有看不可能。他老先生是没出席，为啥不出席也不知道，这都掩盖着，里面问题一定很多，你们要去钻研，到底什么事，作为我们已经吃了苦头做了冤死鬼还不晓得。我想拥护党的八大总对的嘛，我当时作为一个共产党有什么不可以，我想不通，根据党章，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一个人，直至中央委员这不是写着吗？我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发言，我代表宣传分团发言，就是我的话是错的也不至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允许党员对领导人表示不同意见，这怎么会是反党呢？而且是极右呢？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懂。现在已经形成一种空气，就是不批评顶好，不讲话最好，万马齐喑到现在仍是这种情况，这给党是有利还是无利，我看是无利。
后来我看列宁的书，列宁讲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非常重要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取消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句话觉得我非常同意。党的优良传统里面有一条批评与自我批评，何以到那个时就取消了呢？是毛泽东取消的，毛泽东到后来任何人都不好批评他，连对他下面的亲信，江华这种人也不好批评，江华他们的理论就是：批评我就是反党，那么江华变成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中人称他是" 土皇帝"，只有皇帝不好批评，除了皇帝以外任何人都好批评，归根到底仍旧是个封建制度，共产党内部里相封建思想非常严重，绝对服从，这是今天腐败的根本问题，你讲象王宝森这种人以前谁能去批评？这个问题 56，57年已经明朗了。所以后来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是第一批的牺牲者。
56年还有一些问题要写文章，我还在背老黄历，八大里面讲不是这样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消灭了，我还在讲这道理，他们说不是基本消灭而是越来越严重了，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写阶级斗争是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批了一句话，说：要根据八大精神写，不能说越来越严重了。这又成为我后来很重要的一条罪名，说是我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也没否定过阶级斗争，只是根据八大文件精神，何以叫做熄灭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观点发表在1957年二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里面他讲的时候阶级斗争没熄灭，有时高有时低，刘少奇也不是否定阶级斗争，他只是说疾风暴雨式的斗争已经过去，所以这又搞不清什么叫阶级斗争熄灭论？
我在宣传部里还做了很多事，宣传八大报告，还有到工商联，政协去辅导做政治报告，学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学政治时事等，我是宣传部长，人家总是要清你去讲，这些东西后来看看都错了，变成修正主义材料，他们的结论就是我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了，比如我说要"双百"方针，这是毛主席讲的要互相监督，批判我说不要互相监督，互相监督怎么行？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好来监督呢？我又莫名其妙了，诸如此类的事完全搞不清。他们说你讲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我们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也就是不好监督的）
我的报告里还有一个关于党政分工的问题。这也是沙文汉被批判的主要问题，沙文汉的报告里主要两点，一个就是党政分开，反对以党代政，一个是讲要求党内民主。我这个发言里面这两点也提到，是批评省委民主太少，另外一个也提出党政分工，这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我当时没晓得这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是我们最大的分歧所在。江华们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党专政，党政如果分工，就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回头去想也对，苏联就是这样的，就是党政不分的，谁要主张分工就成问题。
沙文汉在党代会的发言是有根据的，一种是他实际工作的遇到的困难，什么东西都要提到省委，他发言中提到省长有责无权，省政府的厅长什么都有责无权，那么这个就成问题了，许多是事务性的东西，我认为可以来批准，比如某一个单位需要用多少钱，都是小数目几百元的事，完全可以自己处理，不一定要省委批准，但样样都要省委批准，那又何必要有省政府呢？他提出在省政府里建立党组。他就主张要建立党组，因为这样事情不必要全部送到省委去决定。党组这个问题是周恩来提出来讨论的，当时还有过文件。沙文汉一看就同意建立党组，所以在会议上也提出来建党组。但省委书记说你这是唱对台戏，有了一个省委还要搞一个党组，是不是同我来唱对台戏？就变是篡党夺权了，不必建党组，政府就要绝对服从，一切有我这里决定就是了。他就是一套班子两块招牌，饶漱石早定好调子的，浙江省也是照华东局这个办法，所以这个省政府是虚的，实际上领导者是省委。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就是这种东西，非常明显。
我的发言里也谈到党政关系问题，比沙文汉说得更具体一点，我说：现在的农村里连路条都要乡里面支部敲个圆印子图章才行，政府是方印子，方印子吃不开的，圆印子吃得开。这句话又不得了，说我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向党夺权。
民主人士当了厅长，但是他的话人家不听的，一定要党员才可以有发言权，党员是副厅长，厅长反而要听副厅长的话。所以做事情都非常别扭。民主党派说我们是花瓶。浙江省民主党派的头头象宋云彬这些人好提意见。他也是老资格的反对派，他是搞文化工作的，意见非常多。沙文汉同这些人民党派关系比较好，所以就成为他们的"代理人" ，里应外合共同反党了。宋云彬这些民主党派的人先被统统打成右派分子，然后毛泽东就抓党内的大鲨鱼，抓到一个沙文汉。说沙文汉就是党内大右派，全中国都要反右，要抓党内大右派，沙文汉做了一个替罪羊。还有我，这是最有名了我同沙文汉两个人，全国的报纸都登了。他是抓到（典型）替罪羊。毛泽东的一个方法就是专门打大的，比如黄逸峰也是大的，首先打倒黄逸峰，找到黄逸峰这个替罪羊真。后来还有潘汉年，饶漱石，高岗，轮下来就是沙文汉了。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浙江省1955-56年" (Zhejiang Province between 1955–56),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