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作1957年

Title

浙江工作1957年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Working in Zhejiang in 1957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Zhejiang

Text

*21盘

浙江工作1957 年

今天讲浙江省第二次党代会议与反右派斗争的关系这样一个题目。浙江省是反右派斗争最严重的一个地方，被打成右派的人数最多，层次最高，影响也最大。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典型，此后转为全国性的党内反右派斗争样板。为什么发生在浙江，这同1956年省二次党代表会有直接关系。在这次党代表会上沙文汉发言提出党内民主太少。当时大会的气氛也是要求民主多一点，反对省委领导人专制独裁作风。这同54年那个时候高饶反党联盟、潘扬案都有关系（在浙江省委还有一个背景是莫干山会议）1953年那时候的浙江省委书记是谭启龙，夏季谭启龙在莫干山召开一个干部扩大会议，史称莫干山会议。这个53年开的会议又拿到56年党代表会上来讨论，许多代表将这两次会议合在一起，引起激烈争论。我是后去，并不知道以前情况。53年省干部会上曾批评省委书记谭启龙专制独裁。56年又批评省委书记江华的作风。这两件事汇合，发生了问题。
1956年中央也有过决定，提出各地开党代会要发扬民主，总结工作经验，还提出要民主选举省委员。因此大家觉得应当发扬民主。会议一开始代表纷纷上台发表意见，多数是关于民主问题。这次党代会里面几个重要人物：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等。还有我、高光（浙江日报副总编辑），黄源（省文化局局长，宣传部副部长），发言各有特色，但一个共同点都是要求党内民主。
我想把这个问题具体讲一讲沙文汉的发言就两点，就是说党内民主太少了，省政府好像是有责无权的空架子，省长也是有责无权，所有的民主党派厅长都有责无权。浙江实质上同华东局是一样两块招牌一个班底。一切事情都要由省委来做决定，所以省府工作架空了，事无大小都要由省委来决定，那又何必要政府这样一个东西呢？牌子有的人马也有的这样非常别扭。此时国务院总理也有电报来指出要加强省政府的工作，要我们讨论一下是否可以建立党组。这个里面组织形式同苏联形式基本一样，省委里面有个工业部，农业部，财经贸易部，政府也有这些东西一、一对口，假使你工业部有什么事情要先请示省委决定，但省委没办法解决实际问题。沙文汉提出党政要分工，反对党政不分，反对以党代政。后来知道这个问题不好提的，提了就触及到政治制度，是大忌。但当时不知道。他讲话里说政权要完整，大针方针由省委决定，具体事物可由政府来办，他以为这样好。但这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一致了，省委认为就是政府同党唱对台戏。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就是党委包办一切，政府、工青妇部都不在话下，党政军都要一把抓，任何一个团体都不能独立，都是党统一领导，都要归到省委那里去。而当时省委里面有三巨头为核心。实际上就是江华专政，一个人专政。
华东局也是这样子，饶漱石觉得自己是最高的，把陈毅，军政委员主席这个东西视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党委权利，连造一个小礼堂都不可以有权。这个问题是个基本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其实这都是非常大的理论问题，苏联模式就是这样，我们抄的就是苏联模式。我到苏联看了以后对此有意见，看到浙江省，看到华东局我这个意见是很大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搞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值得怀疑的。在党代会上提出来并不是不得了的事，但引起很大的震动。
江华是坚决反对的，也有其它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哪里。后来毛主席看到了，说（沙文汉这个观点）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权观点，毛的理想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就是苏联模式，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当时林伯渠在杭州，他也说这是资产阶级政权观点，林伯渠也是莫斯科回来的，他接受斯大林那一套东西，因为在延安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搞的是党政军一元化，军队里就是一元化，解放后是不是还要象延安一样一元化？这问题是很大的。平心讨论讨论我看有益处，但当毛主席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问题就大了。他说沙文汉是资产阶级代表，在党内抓了个" 大沙鲨"，资产阶级大沙鲨。
另外一个问题是杨思一怎么牵进去的，他是副省长，也是省委常委。1953年他同谭启龙两个人发生过矛盾，杨的作风比较民主，也得人心，又是浙江人，他照顾浙江干部，因此就说杨是地方主义。谭启龙是外来干部。莫干山会议上很多人表扬杨思一，作风好，说谭启龙作风不好。但是委员必须要服从书记，不可以批评领导。56年党代会上又有人提出来批评谭启龙，谭启龙虽当时已经不在浙江，一些干部在会上又提出53年莫干山会议问题，（注因为许多当年会上发生过矛盾的干部仍在），他们一致表扬杨思一。加上沙文汉又是浙江人，两人关系比较好，意见一致就是沙杨同盟。因为彭瑞林，孙章录这些人支持沙、杨，所以沙杨彭孙四个人后来就是反党联盟。
我在发言中也有反对党政权不分，要求党政分工，说政府的方印子不吃香，也是党政关系问题，其实这个意见也是许多人的意见，同时宣传分团里要表扬杨思一，一定要写在发言搞中，我也照样讲了，说杨思一同志作风好，高光在大会上发言的就表扬了杨思一，后来都做右派了。高光发言说：资产阶级国家像美国也有民主党共和党，一党上，一党下，为什么共产党老是一党呢？这个话就是认为党不民主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党、一个领袖搞出来的。所以做右派了。这个思想现在很多人都有，多党制，一党制的问题，讲多党制就是反革命，那不晓得有多少人要做右派分子了，问题可以辩论，用不到戴帽子的。
黄源是搞文化工作的，他反对林乎加，（注：林在省委书记处主管文化）提出工农兵路线，文艺为谁服务问题，毛主席不是说为工农兵服务吗？林乎加领导黄源说黄源搞狮子舞龙灯舞这个文艺方向错的。他要做个什么呢，要文艺界配合政治，什么运动来就搞一个什么戏。比如合作化，文艺就要宣传合作化，反右派，文艺就宣传反右派，你要肃反就宣传肃反。黄源说这个不对，工农兵文艺路线不一定演宣传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都可以搞。黄源还搞了一个昆曲《十五贯》，这个戏是沙文汉大力支持的，黄源同沙文汉又挂钩了，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黄源在大会上大发议论，批评林乎加这种理论，说为工农兵服务不一定要演种政治戏。到底什么叫做工农兵路线搞不清楚。
这样大会在政治方面，文艺方面意见都一致的，集中针对江华，林乎加，陈伟达这几个核心人物。江华一看大会上问题不好解决，事情搞大下不来台，紧急要求谭震林到杭州来压阵。谭震林在中央分管浙江，他原来在浙江省委当过书记。谭老板一到杭州看了我的发言就很有反感，为什么对我的报告反感？因为我代表宣传分团意见提出有很多人不能当选下届省委委员，尤其是金韬因此而落选，他觉得这非常不对。省委提出的人选就要百分之百的当选，不好有人落选的。他说你们把侯选人分成好几种情况是不行的。关于53年莫干山会议问题，大会上代表们争论，也有人起来讲话，有两种意见，彭瑞林同孙章录都是主席团的，在主席团讨论中拍了桌子。被说是彭、孙"大闹主席团"。谭震林批评：你们这样搞是分裂党。批评省委书记作风就是分裂党，这个罪名大了。他还骂我是" 牛克思"。
对于代表们提出沙文汉，杨思一是浙江地方干部，有文化。两个人作风好，为什么不能参加省委书记处的问题，谭震林公开表态说：沙、杨两个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正在审查中所以不能参加书记处。杨思一在解放初是组织部长，他牢监里出来中央都已经审查过的，没问题。沙文汉就是上一次讲的安庆的问题，他说我没被捕过，中央组织部也调查过，证明人都在，也给他作过结论没被捕。为什么谭震林还仍旧说有历史问题，江华他们也明明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历史问题，这个原因我就不了解了。杨思一有个老部下张光，是诸暨人同杨是同乡，四明山地区老干部。他听了谭震林的话以后很不服，会后写信给谭震林，说你这样说杨思一不对的，你为什么说他有问题？谭震林把这封信转给江华，江华迁怒张光，后来也做右派。张光曾同我一起在嘉兴劳动改造。谭震林56年党代会坐飞机从北京赶来讲这些话，讲好话他就回北京去。但问题却越弄越复杂，本来还是意见上不同，后来变成政治上问题了。
其他的人也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也有在小组里面讨论的，都有这个意见，觉得省委领导很不民主，要求实行民主，让他们发表意见下面问题是很多的。但领导要集中，下面要求民主，就是这个问题。
沙文汉的发言，现在看起来也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他已经觉悟到要改革政治制度，沙文汉最早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要进行党政分开的政治制度改革，所以他做右派也是为这个问题。虽然他这个问题还不是讲得很透彻，但直觉和工作实践告诉他这种政治制度必须要改变。
还有奇怪事了，陈伟达是省委书记处的书记兼副省长，省委书记陈伟达就代表省委，那么省长有事必须要请示副省长，这个滑稽，很别扭的关系。沙文汉因为有政治历史问题不能做书记，没问题的人就是陈伟达，他权力比你大。因为是党领导一切，他领导你政府。省政府里面有省长办公会议，有党外人士一起参加，许多问题就不大好讨论了，党的政策也很难贯彻，有许多问题在非党人士面前还不可以讲。他因此觉得省长很难做，他认为政府是党和群众间的桥梁，假使没有政府，党同群众怎么联系呢？党是群众里面少数的，多数是非党员，总要有个桥梁比如工会，政府机关，青年团，妇联那都是群众组织的，你有了桥梁才能同党联系，这些不起作用那党也就会是孤立的。他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贯彻党的统一领导实质上就是保持政策上一致，并不是组织上操作上样样都要管。但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权观点。
这次会议完全暴露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后来变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被叫做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我因此成为极右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猖狂！沙文汉还不算猖狂了，他是右派，我是最坏的极右！我想来想去什么地方猖狂进攻了，各种意见有是很普通的，我始终不懂，只晓得我讲话太直接，批评人家得罪人啦。现在我很懂了，其实还是本质上问题，我们的政治观点是分歧的。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观点又应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在这里。毛泽东指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有不同意见就变成敌人了，还不准辩论，因为敌人不能辩论，不能与你平起平坐讨论问题，只好当反革命分子一棍子打死。所以我们就统统变成了反革命。哈哈哈这场闹剧就是这样开始了。由于谭震林的杰作，他不详细去了解情况，最警觉就是敌我矛盾这四个字。两个人都有政治问题，还有沙文汉与潘汉年有点什么关系，他当时有没有详细讲，就觉得有问题。后来他也就不管了。
浙江省在57年春天4、5月份开始整风，当时并没有说要反右。省委有个整风学习委员会，也是同老整风一样，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三个东西。我是宣传部长当然参加了，要我到电台去讲我就去了，我讲的是反宗派主义问题。同以前毛主席讲过的反宗派主义差不多，是理论性的，没有讲谁是宗派。但在省委领导看起来就不对了，说你现在讲宗派主义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讲我有宗派，他是这样来看你呀，（其实是在自动对号入座）就批评我为什么提反对宗派主义？这些罪名也加在我身上了。
省委传达浙江省反右重点是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还有机关，这些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反右斗争实际上是反知识分子的问题，毛主席已经讲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杀掉六百四十个儒生太少了，我起码超过一百倍，不得了了，焚书坑儒，当时就准备焚书坑儒了。 57年反右同后来66年文化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当时的领导思想是什么呢？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对立的，所以对知识分子是不相可信、敌视的。另外一派人周思来、陈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在反右以前，他们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我拥护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有革命性的，是民族前锋，先知先觉，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不也是从知识分子里出来的吗，有几个是工人阶级呢，都是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属于反革命资产阶级。与他们观点相反。
还有一个论调是，56年已经搞了工商业改造，毛泽东理论说资产阶级经济权已经交出来，但他们还有知识，还有力量，还要同无产阶级较量较量，要反攻。所以要反右，反右运动就是依据这些理论来的。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他尚有知识要同无产阶级较量。我们这些人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代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知识，因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就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代表了，这是很可笑的。这个反右斗争就是这样一种性质。当时我也不大清楚，只知道整风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为毛主席在第一次整风有榜样也比较好办。
发展到反右就矛盾了，我下不了手，到底谁是右派呢？当时浙江的大学很少，只有三个：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和美术专科，我后来被分派到浙江师范学院去参加反右。到五六月份毛主席发表一篇论夏季的形势什么的文章，就把整风运动方式改变了，变成急风暴雨式斗争。反右怎么反不晓得呀，也没人告诉我，这个事情由陈伟达出场当总司令。学校所有的知识分子谁是右派，由他来决定画圈圈，这个人本事很大，他拿起一张名单可以随便圈的，你是右派圈了再讲。他调了他的老婆徐畹华，就是宣传部的科学处的一个副处长来。她一天到夜跟着陈伟达到师范学院反右，名单由她提供，因为宣传部所有知识分子的名单都有的。他就这样在划圈，被我发现，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随便划呢？我问他有没有标准？他说没有标准的，什么叫做右派当时并没有标准，他告诉我一个原则就是出国留学过的，到美国去过的这种人是右派，还有是有海外关系的，以及以前在国民党做过什么官的人，这范围很广了。我说这不得了，这些人大部分都有问题，都是右派那怎么办呢？我表示不同意，我觉得这样做不好。后来他又找到师范学院一个教授任铭善，是民主党派民主促进会浙江省的负责人，现在这个民主党派雷洁琼就是民主促进会的。任铭善也是浙江省教师头头，他是浙江师范学院的教授中文系的，说这个人就是右派，就因为写两首诗，写点散文，说这种旧诗有点讽刺性，就是反党，是在讽刺共产党，完全是捕风捉影。师院的党委书记（注：焦梦晓）当时也不同意把他划为右派，我同党委书记看法差不多。省委陈伟达这些人就认为任銘善是右派一定要斗。我因为不大同意，以后也是罪名，后来报上登出来说我包庇右派分子一大罪状。
还有学生的大字报贴了很多，我都去看了。这些大字报都对党委领导提意见，也不是政治上原则问题，大都是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多，讲课讲得不好，政治课怎么上得不好，或者某些人有骄傲表现等都是这种问题，还有说伙食吃得不好，什么科技书报不够，仪器设备不够，教师资质不好等，这都是实际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但是在他们看起来都不得了，学生要造反啦。其中有一个是政治课问题，学生反对教条主义，说你们现在教的实质上是教条主义，叫人家背书，考试要背，还是苏联那一套。这些学生的意见还是相当对，何必要背呢？我也觉得这个教育方法要改变。你要教师讲具体的东西，理论联系实际谈何容易，苏联的教法容易只要读读好了，用不着动脑子也不用不着实际经验，学生很高兴。学生要求把政治考试改为考查，有许多问题你问我答，口头考试。我认为改为考查也可以，何必一定要考试呢？考试要有具体分数，学生反对这个东西，学生到省委来请愿，要求改变。省委叫我去接见学生，我去了以后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可以同意。但要等我去研究一下，我可以考虑你们的意见。就这样一句话，不得了，学生回去贴大字报，说陈部长很好，赞成我们的意见了。省委就说这些人都是右派学生反党的，你为什么与反动学生站在一起。这不得了，变成保护反动学生了，好像天安门事件一样，你如讲学生好，你就要倒霉，一样的。我这下子上当了，我说要研究和考虑一下，不要请愿了，这不是蛮小的一桩事吗。实际上省委对我很有看法啦，暂时还有没说我是右派而已。我大概是被他们引蛇出洞了，我自己一点也不晓得。
文化界也闹得很厉害，宋云彬是老资格的文化工作者，他同沙文汉关系比较好，他很关注文物保管。19 56年上半年发生过孤山拆坟事。这个事是毛主席搞的，他到孤山去游览，就对江华说说：西湖坟太多了，死人也要过过集体生活，江华一听马上就指令杭州园林处连夜拆坟，积极得很，连夜就干，拆掉一部分不是很多。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发现坟不见了。宋云彬是省文联主席，听说以后当然要管这个事，他马上就责问省政府，他去找彭瑞林，当时彭是省委秘书长，这秘书长说我不知道啊，后来一查是省委书记江华搞的，江华命令的，再一打听是毛主席命令的。他们赶快找到省长沙文汉怎么办？沙文汉说这要请示周总理国务院，坟拆掉了怎么办，宋云彬也已反映到国务院，周恩来很快来电话，批评说立刻统统恢复，彭瑞林马上下令组织工人恢复。问题本来就这样解决了。
过了一段时期，毛泽东又来杭州看到这些墓还在，江华就讲，主席啊你要拆掉我就拆掉了，沙文汉他们反对拆，是他们仍旧要保留这个坟不拆。毛主席就非常气，沙文汉这是什么人啊？他怎么好反对我啊？这个影响就很坏，江华的讲话带挑拨性，毛主席对沙文汉印象当然非常不好。这事我到后来才晓得，当时也不晓得（注：彭瑞林在场听到谈话，是文革以后彭告诉陈修良的）。
宋云彬这个人也是大炮，关心什么地方文物受破坏的事他就提意见，浙江龙泉古塔被拆掉了他又到处去叫，让沙文汉出面去止住，保护文物不被拆掉。这与省委又发生对立。省委他们只考虑农业生产，多产粮食，拆掉塔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些人他们多为农民出身，同知识分子不大相同，考古的事情他们看起来都是多余的。本来这些都是内部矛盾，也用不着提高到阶级斗争，但毛主席是同意他们的意见，说这都是原则问题，是对抗中央的政治问题。
57年春夏，沙文汉，宋云彬等都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注：一届四次），宋云彬、李士豪是浙江首批被抛出来的民主人士右派。当时沙文汉与他们都还在北京开会不知道，突然浙江报纸登出来说宋云彬是右派分子，他自已还完全不晓得。我在杭州一看不对，赶快把浙江的报纸寄到北京给沙文汉，宋云彬一句话就成了右派，怎么处理。他没有办法了，就去请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当时对民主人士负责人批斗是要通过中央统战部的。李维汉说我也不知道宋云彬这事，中央统战部不清楚，但李维汉说明现在不好斗。而且材料也不掌握，沙文汉当然不会在北京就去斗宋。但这件事就成为沙文汉的重大罪状：包庇右派分子宋云彬。沙文汉还安慰宋云彬，他说" 你要经得起考验，要撑得住"。浙江全国人代会代表中有一个人叫做文芸，是省委核心李丰平的夫人，省妇联主任。她看在眼里，回来就报告省委，揭发沙文汉在北京人代会期间包庇右派分子。说沙文汉要宋" 撑得住 " 这三字非常糟糕，那你不是在支持右派么？这样，沙文汉包庇右派的罪名就成立了。
杨思一也同时被揭发是支持包庇农工民主党的右派分子李士豪。李是一位厅长，说李自豪有政治问题，李自豪和杨思一两个人又都是诸暨人，证明杨思一就是地方主义，杨思一介绍很多叛徒。杨虽然没有在56年党代会发言，但是在会上受到许多代表赞扬，就证明他与沙一起在搞地方主义，有篡夺领导权的目的。
杨思一罪状主要是所谓的地方主义，彭瑞林与孙章录获罪是由于同情杨思一和沙文汉。反右高潮中江华曾把彭瑞林找来到杭州饭店会议室，要他表态，江华说你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沙文汉，要他揭发沙文汉，彭瑞林是山东人，外号彭铁头，他一听这是在整人，就火了，夹起皮包就走。表达了对江的不屑，于是他也就被打成右派。孙章乐非但拥护沙、杨而且拥护彭瑞林。他提出彭瑞林为什么不能进书记处这个意见，这样把孙也打成右派。沙、杨、彭、孙四个人成了共同反党的反党联盟。这是非常可笑的，说是搞地方主义更可笑，彭瑞林是山东人，孙章录是江苏人，沙、杨浙江人。彭瑞林就说我是山东人，怎么是地方主义，孙章录讲我是江苏人怎么是地方主义？糊里糊涂都搞在一道，滑稽是够滑稽啦。浙江反右斗争就是这样可笑。你们可以下点功夫把自材料翻出来看一看。
我同张光两个人被称为哼哈二将，哼哈二将是菩萨庙里立着的财神，说我和张光是是沙杨的先锋，专门反党的。还画了漫画沙文汉是总司令，头上插了旗子，下面一个一个将军兵卒，还有哼哈二将，宋云彬，李自豪都是他的部下，沙文汉在指挥反党。这个时候我才懂得了，原来是这样联系起来的一个图像。
浙江反右最早是宋云彬第一个党外人士，党内人士第一个是黄源，陈学昭，然后反我，再是沙文汉。陈学昭是一位女作家，她不同意林乎加的一些做法，她写的有些小说林乎加也不允许发表。她在上海文汇报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文艺方针，就说她是攻击党了，不得了，就是右派。
黄源也被说成因为反对工农兵文艺路线。把我也拉进文艺界了，我只是写了一点小说，关于阿金（注：金维映）在上海的事，阿金是邓小平的前妻，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我曾在她领导下，后来被拘捕一次，我写到错误路线时的罢工失败这么一篇文章。他们就说我是失败主义，好像共产党从来没失败过。其实，当时执行盲动的立三路线，怎么不会失败呢？这些人的历史知识一点没有，做出的事都是很成问题的。浙江省反右就是借了这类事情搞出来的。
57年的七月，我还到中央宣传部最后开了一次全国宣传部长的会议，（当时还没有明的斗我）九月份的时浙江才开始批斗我了，九月十月两个月，十月底定案。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浙江工作1957年" (Working in Zhejiang in 1957),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