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1957年续

标题

浙江1957年续

主题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描述

Working in Zhejiang in 1957 Continued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浙江, 匈牙利

有部分为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 57的夏季形势

文本

*22盘

浙江1957年续

我到中央宣传部开会是在1957年七月里， 1957年文艺界风波很多，我当然也卷了
进去，问题还不大多，7月到去中央宣传部开会，在中宣传部我看到了康生，康生开始宣布整风现在要开始转入反右了，要从和风细雨转到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他要大家汇报情况，我们讲不出来谁是右派，我看部长陆定一也不大清楚，他也没讲。康生是宣传部的顾问，他就讲现在要反右，反右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说过去中央领导讲的一些的话是"引蛇出洞"，要看看有什么右派分子。此前中央整风问题也有许多人到处在演讲，讲来讲去都是要贯彻双百方针，发扬民主。我一听康生的说法觉得很吃惊，在大会上我就站起来问他，你说中央要反右，（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政策变了。康生不响，不理睬我啦。他心里老早就晓得了，你这个地主出身的老右派，他看也不看我。我当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我还幼稚的很，与他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浙江省反右从党外人士先开始，然后到党内。8月份黄源已经被打成右派了，我从北京回来后九月份就开始打我了，接着10月是沙文汉。这个情况我想另外立一章节来讲，今天还有一点要补充：1956年党代会是反右斗争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次会议上代表们一致要求实行党内民主，矛头指向省委主要领导，反对最集中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套，提出他们的作风不好，不发扬民主。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事件，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反党问题呢？这同匈牙利事件有关。
我今天要讲的匈牙利问题。（56年）下半年十月份发生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开始是波兰，后来是匈牙利，波兰比较快被镇压下去了，匈牙利就不是这样子。匈牙利事情主要矛盾对着第一书记拉科西。说他是作风粗暴镇压人民，匈牙利人民不满意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际背景是匈牙利的经济不能发展，在这种恐怖的政治下面党内也不团结。搞计划经济，使匈牙利同西方经济差得远了。工人阶级内部也发生分裂，共产党内部也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反对拉科西，反对斯大林。匈牙利旁边还有个南斯拉夫已被斯大林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但南斯拉夫对匈牙利是很有影响的，匈牙利也很想模仿南斯拉夫搞工人自治。开始是是上街游行，工人罢工，群众示威，到后来就乱了，军队一镇压变成武装冲突，失去控制了，互相残杀，当然有死亡了。拉科西吓得要命，逃到莫斯躲起来。纳吉出来收拾匈牙利残局。纳吉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农业专家，因为与匈牙利当局有不同政见，被捕后一直关在牢里，长期坐牢。拉科西跑掉后他出来了，群众把他选为总理，变成匈牙利的领导人。
纳吉主张法治与民主，反对个人独裁，这个东西是苏联所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匈牙利是西方帝国主义策动，纳吉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主要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两种力量引起的。在这种估计之下，唯一办法就是出兵镇压，否则匈牙利就要归属西方了，他们是这么看的。对这个意见中国也同意，很赞成苏联出兵。赫鲁晓夫这个人相当粗暴的，他就晓得军队镇压，这么一来在匈牙利实行大屠杀，纳吉是从南斯拉夫大使馆里被抓出来杀了的。这个事情引起全世界的争论，社会主义阵营里也分成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是反革命暴乱，一种认为这不是反革命暴乱，认为拉科西应当下台，匈牙利应当改革。怎么改革，他们想法也很简单，按照南斯拉夫方式来做。中国共产党也有这种意见，有的说南斯拉夫好，我不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是怎样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做的，这个事尚有待于研究，当时人的水平只有这么一点，认为南斯拉夫的道路是共产主义的很好，而苏联那个道路是斯大林主义。南斯拉夫首先提出斯大林主义这个说法，这是共产党内部分歧，认为就是敌我矛盾。
这些事件在浙江省里面也有反映，导致1956年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党内提出大量批评和意见。与匈牙利事件对比起来，很明显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一定有反共分子，首先抓出来就是我，还有沙文汉这些人。如果没有匈牙利事情也不一定会这样。
中国以前有一个经验就是和风细雨整风， 44年45年全党的整风效果不错，所以我们认为和风细雨的方法教育，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到（57年）六月底情况变化了，发生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事件，他也是老党员，说是他要杀共产党了。实质上是有人挑拨离间。葛佩琦在一篇文章中说：共产党自己不改正不整顿，群众要像匈牙利一样来杀共产党。有人就挑拨，打小报告说葛佩琦要杀共产党，自己杀自己有可能吗？这人被关了二十几年牢，现在平反了，苦头吃足。他的话不错的，现在讲就是不要亡国亡党的意思。把他的意思歪曲了报上去，毛泽东听到了很害怕，这个人要杀共产党，这还得了。再一看浙江省老党员都在反对省委领导，不得了。后来毛泽东坐镇杭州，指挥57年反右斗争。这都有档案可查，我希望你们去查。他们许多档案都在毁灭掉，不过有许多还是保存着，这个形势我很清楚，这两个事情（注：匈牙利事件和葛佩琦事件）一来，毛决定以浙江省为典型，来抓党内右派"大鲨鱼"了。就搞出来沙文汉等一大批。
因为我在宣传部门工作，中央十二月发表了《再论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前面已有一篇，宣传中央的重要决定。我这个讲话也就得有态度。还有南斯拉夫铁托一篇演说全文登在报纸上，铁托的意见就是批评斯大林，同情匈牙利一些人，不认为这是反革命暴乱。这个发言对我也有相当影响。因为对苏联斯大林的一套我是不大同意的，我对苏联的印象并不好，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内部报告，证明了斯大林杀人无数，我的同学都被整被杀的也不少，我自己也差点被整，怎么能够相信斯大林不是一个暴君呢？我很讨厌这种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讲话中也提到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而反大国沙文主义就是反苏了。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我是共产主义，当时苏联斯大林是不好批评的。中国提出是马恩列斯毛，我们学的一套本来都是斯大林的，而我在那里讲斯大林有什么不好，斯大林有什么错误，这个都变成反苏是必然的。我也并不要证明我有什么了不起，我是幼稚的，对形势估计都不是清楚的，我感到不对的我就讲出来。但这是不行的，所以人家觉得很奇怪，你当个宣传部长怎么还讲苏联不好呢？不能理解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不能批评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也不能批评斯大林主义，说铁托同志是太过分了。提出共产主义道路就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不管哪一个国家都要按照列宁的革命方向走，这点非常之重要，这也是现在争论的问题，都要按照苏联模式进入共产党主义。这是文章里面基本经验：无产阶级革命，不管他什么国家，一定要有共产党领导，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以工人农民为主体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推翻了以后所建立的政权就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党，共产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一定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领导。专政以后是干什么呢？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动，中国资产阶级有点不同，中国资产阶级有没有呢？当时财产也没有了，但他说人还在心不死，还有知没分子也是资产阶级，所以这样一来中国资产阶级是相当的"严重"了。所以需要有反右，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那里，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要同无产阶级来较量较量。于是我就是充当了这个角色，变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在较量。他们是无产阶级，我是资产阶级，宣传部长是一个资产阶级代表，这问题严重了。
无产阶级专政要做什么？一个是要搞集体农庄，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因为列宁讲过小农经济无时无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土地收回来不许农民有市场经济，自留地都没有了你就不能够做资本家，农民从此以后只能成为工人，这是最主要的苏联经验。只有办集体农庄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有富农式生产。布哈林说不行，要先让农民富起来。后来布哈林因此被杀掉，就说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国55年实行了合作社高级化，高级化相当厉害，农民基本上没有土地，只有很小一点点自留地。当时正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浙江发生高级社上马与下马之争。毛泽东斩钉截铁说不行，下马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一定要搞高级合作社。
56年工厂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资本家财产确实是拿出来了，只有一些定息可以得，别的没有了。但资产阶级还存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所以继续要把他彻底消灭。这样矛盾就来了：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有人说是资产阶级代表，这个政策上面有很大分歧。当时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构非常复杂，有许多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解放以后一大批工人子弟都上了大学，有许多在学习做工，这都是工人子弟，并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子弟，你都是以为他是资产阶级问题就大了，当时号称五百万知识分子，正式公布数右派字55万，实际上这数目远不止。百分之五超过了，还有中右分子数量很大，这些知识分子的精英差不多都被摧毁。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说是这样才可以走共产主义共同道路：十月革命道路。我发表一些言论不大对头，因为我强调斯大林有个人独裁，我反对随便杀人，还有谈到莫斯科小偷这类事件，在他们想起来苏联根本不会有小偷的，你这是污蔑苏联，把苏联抹黑了。他们在画报里看到过苏联，我说你不要看画报，要去看看实际情况，这句话不得了，被他们抓牢了：说我讲"苏联是画报里好,实际不好"。反正那个时候谁也不想去调查研究，急于完成任务打出右派。
毛泽东《57的夏季形势》这篇文章很重要。称当时资产阶级要反攻，是猖狂进政了，后头有发表什么《工人说话了》，老工人说话了我就倒霉了。我还不大清楚，当时还到中央宣传部去开会，中央宣传部内空气又不一样，陆定一讲中苏现在很好，我们要和平，要和风细雨，也说拉科西不好，后来康生来讲话，情况又不同了。
在我离开上海后，上海局组织又恢复，书记就是柯庆施。他们早已经内定我是不能够再做宣传部长的，（57年8月）就（从上海）派了陈冰到杭州。这个人物很重要。陈冰来当（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了。我从北京开会回到杭州，看到形势不对，对我都已经是非常冷淡的态度。不久，宣传部理论组一个处长贴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题目是"阶级斗争熄灭了吗？"。大字报责问我什么事情呢？因为我曾在宣传部理论处编写的一个党员学习教材稿上批过一句话：要按照八大的精神来写。这教材原来写社会主义越胜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越严重，照他这样当前首要的工作是搞阶级斗争。但八大文件里面不是这样的，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教育。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他们批判说我宣扬阶级斗争熄灭。我这样一个批示是按照八大刘少奇政治报告，阶级斗争不是越斗越厉害，责问我就等于责问刘少奇，我也不懂了，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吗？就这样，我一条最重要的罪名就是斗争熄灭论，这就是修正主义右派的言论，批判是这样开始的。
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了，主要集中一点就是反党纲领。陈冰一上来果然厉害，这个人是很会整人的，上海去派来的柯庆施的亲信。本来是华东局宣传部的一个秘书长。他的任务就是到浙江来领导反右派。我就是他首先要开刀的人，他责问我阶级斗争熄灭论。接着是批判56年的（党代会）发言问题，这是由宣传部副处长徐畹华带头的。她引头组织一批人讨论一点一点地分析批判我。仔细分析起来都是问题，都提到很高则上去。比如第一条说我是否定省委成绩，省委是最正确的，你怎能好批评？实际上我并没有否定，我只说有错误的有缺点，他们一般不讲错误缺点，只能讲成绩的。根据宣传部的一些人举出来的材料，最重要的是几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肃反问题，陈伟达是领导肃反的，机关干部抓去很多人按照名字一个个圈，这个人家非常不服气。很多都是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哪能这样做呢？我发现后说这样子是太粗糙了有冤案，他最怕提到这问题，说这个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肃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啊，你要是说他弄错了你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事大了。还有很小的事情都可以上纲，比如说我住在葛岭山麓17号里的1号楼， 1号到7号里面住的都是省委部长以上干部。公安局就下令不许百姓人家三轮车夜里走，连小贩去卖烧饼油条也不可以的，我就讲了：这使人家老百姓非常不方便，不妥当。普通人讲了不要紧，我讲了就不得了。他就当做一件大事件，说是我反对保卫工作，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公安局就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你怎么好反对他呢？
还有一次我同沙文汉的秘书一道去拍照，公园里拍照时公安局就把我们的照相机拿走，说这个地方不好照相，公园里不好照相，到哪里照相？照相机没收了，软片也拿掉，秘书再三讲这个东西是沙省长的他也不管。这件事后来说这个也不对，你也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专到我头上来了。还有57年伏罗希罗夫到中国来。周恩来都陪同戒备森严，老百姓都去看，把老百姓从西湖边都赶走。伏罗希罗夫到态度蛮好，我想何以对老百姓要如临大敌呢？搞得路也不好走，我讲这个话。又说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另有一个是关于带警卫员的问题，当时每个人都带着警卫员实在麻烦，带了警卫员还要给吃、给住。以前部队这一套，解放后多年继续搞下去我看很没有必要，我是有警卫员配备的，但我不要。沙文汉还有，省长总要有，其他省领导都有，我觉得不大适当，这些都是成为我的罪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事蛮多就举个例讲讲。
大字报检举 56年党代会我的发言沙文汉审查过，说是他布置要我去讲，所以我反党是沙文汉叫我去反党的。个事件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他的秘书刘新的揭发。陈冰把他找去了，要他讲我这个发言稿怎么来的，并称现在的你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跟沙文汉这一样做右派分子；一条道路是坦白交代，揭发沙文汉，这样你可以重用。刘新当然走后一条路，他交代说我的报告在杭州饭店给沙文汉看过。其实根本没这回事，我去发言他都不知道，那里经过他的审查？当时开会的发言沙文汉，扬思一都住在杭州饭店。他们是主席团的成员要住在那里，我住在自己家里，我好几天都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去过杭州饭店。同他毫无关系，我要发言他也不晓得，我的发言稿是与黄逸宾两个人起草的，在大会宣传分团里通过的。
我发言以后，杨思一才拿了稿子给沙文汉看，沙文汉急了，他说这不得了，因为他知道我闯祸了。他比我聪明，他马上回家来批评我说：你怎么这样言，赶快去大会上声明，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说我不能这样做，这叫做叛变，我负责，我真有点傻头傻脑的，我说一切政治责任由我来负责好了。我想这许多人都在场大家都清楚的，一张底稿上黄逸宾写的字都有，这怎么能说是我写的呢？我不同意去声明，后来不是被潭震林骂为"牛克思"了。
刘新"揭发"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可以把我和沙文汉两个人捆在一起了，我的发言稿是经过沙文汉的，而且还经过他的修改，证据也有了证明人就是刘新。刘新的揭发写出来发给大家看。宣传部那批原来一起提意见讨论的人也不敢讲了，谁敢做这个傻瓜出来证明这是大家意见，大家都做右派。我就变成替罪羊了。只要稍微调查研究一下就搞得清楚的事，但他们不要呀，他不要解决问题，就抓牢这样一个辫子你就完了，这叫做抓辫子，打棍子，懂吗。把我这根辫子抓牢了就当头一棍打死就是这个办法。真是一闷棍打过来的我一点也没思想准备。后来在对沙文汉的决议里有一条：指示陈修良反党，就是指这件事情。这个报告内容有反对肃反，有批评领导，领导本来很好你说他官僚主义，我的确写上官僚主义，匈牙利问题也是反对官僚主义，很巧合，铁托说匈牙利政府机关都是官僚，所以要工人自治。那么我在反对官僚主义也做铁托一样，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后来变成铁托分子。还有纳吉更不得了，纳吉主张法律与民主，我也拥护这个东西。而且当时国务院有一个刑法草案、民法草案，省委不感兴趣不讨论，弄到宣传部来说要我们讨论。别人我不好去叫他们，政协很有兴趣，我也是省政协委员，我就让大家讨论讨论。民主党派对此表示很有兴趣，因此我又同民主党派勾结起来，你们为什么喜欢搞法律？我当时有这个思想法律没有不能治理国家，无产阶级也要有法律，这点我懂。他们讲是可以无法无天统治的。我哪能晓得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我做梦都没想过，这些都是罪状。他们说我同纳吉一样，你主张法制和民主，林乎加就公开这样讲我是纳吉。如果照纳吉这样办我就要枪毙，后来中央不同意，说这个话你不好写，写了马上就要枪毙，所以没有写上纳吉还算好。没有上因为我地位不同，我不是总理，假使我是省长恐怕就要出问题了。
57年上半年我继续在做我的工作，但许多言论被他们抓牢。例如：我极力提倡要发展教育、要发展科学，刘少奇不是讲了要发展生产力吗，发展生产力要提倡科学，要发展教育啊。这里又发生问题了，曾经召开一个教育会议，都是教育厅厅长、大学校长等来参加，讨论学校方针问题。我想要发展大学的教育，培养专家又红又专的专家，那么高中毕业优秀的人都应去考大学。我举个例我女儿明年要毕业了，考不上我要请一个教师补课明年再考，阿呀这句话不得了，你要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要叫女儿去上大学啊？他们说要下乡，初中以上学生都要到农村去，我说不可以，（当时内部已有毕业生可以上山下乡安排的意见）内部已经有了确实有，不过我也不明确。因为不能进大学的学生下乡，说这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去接受农民教育，是这样的意思。我还是说一定要进大学，不进大学要补课。不得了后来报纸上公开登出来，说我宣扬资产阶级教育，在们看来大学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些教师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我要叫老教授来要培养年青一代，那不是很明显了吗，你就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有一件事情也很严重，我说我们的机关干部文化水平太低，都是老解放区来的半文盲都有的，一般的在初中以下的程度，写一个公文也写不通，非常吃力，主张要普遍提高文化水平。在这个教育会议上也讲到机关干部学习问题，我发表一个意见，我说机关干部晚上有空可以补习文化，学点数学、物理、化学都可以，甚至学音乐也可以，学点中文都行，不必一定要学政治。这不得了，变成反对马列主义，他们说只能学马列主义，我说马列主义这个东西很难学，没文化学不好，列宁讲文盲是在政治圈子以外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有高度的文化知识。没有文化怎能进入共产主义？他们说用不着的，真是秀才见到兵有理说不清，（实质上也是文化差异啦）这不是文化差异，这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有体力劳动就可以了。共产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知识问题，好多的事不可能知道，现在的工厂里就有很高知识，一个文盲是走不进车间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问题在这个地方，不是识字多少的问题，这无关紧要，这是高级技术，许多高级技术知识以前不晓得的，没有这个是不行的，比如现在计算机发展我就不懂了，这是一个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的根本问题，你不要看小事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批判。在批判大会上陈冰批我：说你为什么提倡晚上要学什么文化？！你听了觉得可笑吗，实质上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啊，当初机关学文化好像蛮普遍的，浙江同上海情况不一样，浙江是相当落后的地方，上海同杭州很近，但杭州在文化水平，政治觉悟方面差得远了，它是农民的思想，同上海不好比。这种问题在上海不可能发生，在浙江就可以变成大问题，好像听到了新闻，你还要主张学文化？他们已经把我看作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洋派，西方化，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一句话提倡学文化，就不得了。这个报上面都有登的，说是我反马克思主义。
说我反马克思主义问题还多了：还有什么要办夜校的事，金韬主张把老教师晚上统统集中到西湖旁边，他来做主讲人搞一个讲师团。我说这个不行的，你讲师团有几个人，晚上叫人家怎么来听课？是徐畹华在上海看来的办法，说学马列很好，说这是学上海。上海交通很发达坐一个电车马上就到，杭州地方到晚上路都看不见，西湖旁边你去走走看，尤其下雨天我就讲这种话老教授晚上去上课非常不便。徐畹华就揭发：这就是反对学习马列。还有正好当时干部业余政治学校停课停办，实际上是省委布置的，她们说我是不要学马列。
我又是反党，又是反无产阶级专政，又是反马列主义，再加上一个反苏，五毒俱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列主义、反对苏联五毒俱全。报上头条刊登：省委宣传部揪出了一个五毒俱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修良，头条新闻长篇报道（是谁写的？）这是陈冰主编的，当然是这批人，他当部长我做阶下囚了，一天到晚挨批。批判我是从九月份开始的，大概批了一个月光景丢掉了不批了，因为下一个就是沙文汉了。这是很有计划很有步骤的，后来看得非常清楚。
后来陈冰派人到我家里来抄家，把我笔记本都拿去，去苏联的笔记全部拿去，又抄出来两首诗，说是我对党刻骨仇恨。诗内容呢你可抄一段，第一首诗是《整风自题》后面有不忘毛泽东这句话被擦掉。上面几句什么意思呢？我是说王明路线不好，毛泽东当时不是反王明吗？他们说这（对王明的批判）就是对党的刻骨仇恨，张冠李戴颠倒是非，用心非常恶毒的，四句话勾掉最后一句，报上也登出来了。还有一事是我抄过岳飞墓上有一个对联：("忠奸自古不两立，于今方能判真伪")我看了很好,抄下来放在家里，也被他们抄去，说你为什么欣赏它？你把我们当作秦桧，奸臣啊？报上登出来，变成一个我的反党的材料。因此杭州人都知道了这两句诗，本来人家不注意的，结果好多人知道后都去抄了。这岳庙坟上的一副对联，以后被当局取掉不敢再挂，看的人太多了。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叫沙孟海再去重新写一个，现在是新的不是老的，有这么一个故事，轰动一时了。
另外，我在讲课时讲到明朝有个姓温（温体仁）的丞相，象秦桧样子，让皇帝杀了许多人。他们就认定我是在故意讲这种故事，把省委当秦桧，温体仁，借古喻今。这个历史不好讲的，这个都是我的罪状，在报纸上也都登出来的，说是借古代的事猖狂向党进攻，对党刻骨仇恨，把党当作秦桧。我无法辩论，这种事情罪名加上去很多，都是一个很具体的事，理论问题没有。
根据后来发表的反右派标准，向党猖狂进攻，恶毒攻击共产党的就是极右分子，所以我这上面要加个"极"，沙文汉还是普通右派分子，我最厉害，因为有这许多罪名加上去，要我交代，我说我没有什么好交代，要我检讨，不许辩论，这也很讨厌，一辩论就说你态度不好，态度恶劣首先批态度。一声不响，完全接受同意，叫做态度好，你一反对，就态度不好了。我还能怎么样呢？你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好了，无话可讲。
这时沙文汉还不知道要轮到他了。我说我已经当右派了，恐怕下一个要你了，他还不大相信，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他总说我是因为说话太不谨慎，但我认为不是不谨慎的问题，即使不讲话也有问题。实际上，他们当时的政策是先打外围然后进攻核心。核心是沙文汉，我是他的急先锋，反党急先锋，实质上的目标是打他。他因此想不通他会当右派。为保全家庭，他说你做右派我同你离婚，我写封信去，我说你去写吧。他写封信给省委，说她已经做右派了，为跟她划清界线而离婚，看他们怎么回答。很快就批下来了，用不着离婚，这意思很明白，你也是右派，何必离婚。
到了年底就轮到他了，轮到他事情就不象我那么简单了，10月开四级干部会议，从省一级到区，地委，县委有上千人来杭州开大会，这个四级干部大会我已经不准参加了，我已靠边了。沙文汉要去参加的听批判。他的主要材料就是1956年党代会的发言。他是罪状就是这一份东西。因为他提出党内民主少，要求党政分开这些事情。但是非常滑稽，他的决议上面还加了很多其他问题：沙杨彭孙共同反党。还有一样事也非常奇怪，说是他道德败坏。这道德败坏可以是贪污也可以是男女关系，但不晓得是啥事，我就问他们说你道德败坏是什么问题？他说男女关系。原来他46年抗日战争中任城工部部长时，（我那时刚到南京去了），揭发的人是57年来揭发的是副省长吴宪，他那个时候是城工部副部长，说他看到沙文汉同一个女同志在谈恋爱，有男女关系，所以叫做道德败坏。那么我问他到底有没有这个事？他说我没有这个事情啊。后来事后我知道了，原来是一个女同志因离婚后很孤苦，沙文汉曾安慰对她比较好，吴宪对这种事很敏感，就认为是在搞男女关系。吴就是看到女同志都要动动心的那种人。如果你认为他是有问题也应该调查调查，就写在党的决议里，这事连我都不知道，就非常不严肃。所以一直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他道德败坏，道德败坏意义非常广泛，但没有人去注意，人家当作笑话。即使有男女关系也是婚姻法的问题，不是属于反革命，右派是政治问题。这个女同志在北京工作的，到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还去追问她你与右派分子怎样搞关系？要她交代，感到冤屈被逼自杀了。我觉得这很不好，人家还没有结婚。经过十年仍旧把这个案子翻出来，比档案馆厉害啊，沙文汉有政治问题又是大右派你为什么同他有关系，你要彻底交代，讲不出来走投无路只好上吊了，很惨。
后来发展到什么事情都可以造谣言，说我经常同沙文汉到杭州饭店大吃大喝，我从来没有同他一道吃过饭，我这个人有胃病很重。饭都吃不下，只能吃黄瓜这些东西，那有本事到杭州饭店大吃大喝，直到现在也不会去的。说这是腐败。
这里面再讲一个江华的事，江华同浙江医院一女护士有些勾搭，经常去同这个女护士胡调，老婆吴仲廉吃醋，气得不得了。有一次到沙文汉地方来，要他想办法，不准江再胡闹下去。沙文汉觉得这个事很难办，我怎么好去管江华家的私事呢？最后他就去找到浙江医院的院长（注：陶秉西）同他谈，吴仲廉来过，要我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院长说这事我来处理，只要把这护士调走问题就没有了。院长就把护士调开了。事情后来就解决了。但是不得了，到57年这个院长倒霉了，说他是右派分子，也把他打倒。做右派就是因为得罪了江华，同沙文汉一起把这个护士调走，得罪了。所以也一起统统做右派了。这个院长因此生病，一蹶不振不久也死了，又是一条人命。他的父亲很伤心，就为那么一件事。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浙江1957年续" (Working in Zhejiang in 1957 Continued),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89

浙江1957年 续

浙江1957年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