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浙江1957年 续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Working in Zhejiang in 1957 Continued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Zhejiang, Hungary
Has Part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 57的夏季形势
Text
*22盘
浙江1957年 续
我到中央宣传部开会是在1957年七月里， 1957年文艺界风波很多，我当然也卷了
进去，问题还不大多，7月到去中央宣传部开会，在中宣传部我看到了康生，康生开始宣布整风现在要开始转入反右了，要从和风细雨转到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他要大家汇报情况，我们讲不出来谁是右派，我看部长陆定一也不大清楚，他也没讲。康生是宣传部的顾问，他就讲现在要反右，反右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说过去中央领导讲的一些的话是"引蛇出洞"，要看看有什么右派分子。 此前中央整风问题也有许多人到处在演讲，讲来讲去都是要贯彻双百方针，发扬民主。我一听康生的说法觉得很吃惊，在大会上我就站起来问他，你说中央要反右，（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通知？ 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政策变了。康生不响，不理睬我啦。他心里老早就晓得了，你这个地主出身的老右派，他看也不看我。我当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我还幼稚的很，与他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浙江省反右从党外人士先开始，然后到党内。8月份黄源已经被打成右派了，我从北京回来后九月份就开始打我了，接着10月是沙文汉。这个情况我想另外立一章节来讲，今天还有一点要补充 ：1956年党代会是反右斗争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次会议上代表们一致要求实行党内民主，矛头指向省委主要领导，反对最集中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套，提出他们的作风不好，不发扬民主。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事件，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反党问题呢？这同匈牙利事件有关。
我今天要讲的匈牙利问题。（56年）下半年十月份发生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开始是波兰，后来是匈牙利，波兰比较快被镇压下去了，匈牙利就不是这样子。匈牙利事情主要矛盾对着第一书记 拉科西 。说他是作风粗暴镇压人民 ，匈牙利人民不满意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际背景是匈牙利的经济不能发展，在这种恐怖的政治下面党内也不团结。搞计划经济，使匈牙利同西方经济差得远了。 工人阶级内部也发生分裂 ，共产党内部也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反对拉科西，反对斯大林。匈牙利旁边还有个南斯拉夫已被斯大林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但南斯拉夫对匈牙利是很有影响的，匈牙利也很想模仿南斯拉夫搞工人自治。开始是是上街游行，工人罢工，群众示威，到后来就乱了，军队一镇压变成武装冲突，失去控制了，互相残杀，当然有死亡了。拉科西吓得要命，逃到莫斯躲起来。纳吉出来收拾匈牙利残局。纳吉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农业专家，因为与匈牙利当局有不同政见，被捕后一直关在牢里，长期坐牢。拉科西跑掉后他出来了，群众把他选为总理，变成匈牙利的领导人。
纳吉主张法治与民主，反对个人独裁，这个东西是苏联所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匈牙利是西方帝国主义策动，纳吉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主要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两种力量引起的 。在这种估计之下，唯一办法就是出兵镇压，否则匈牙利就要归属西方了，他们是这么看的。对这个意见中国也同意，很赞成苏联出兵。赫鲁晓夫这个人相当粗暴的，他就晓得军队镇压 ，这么一来在匈牙利实行大屠杀，纳吉是从南斯拉夫大使馆里被抓出来杀了的。这个事情引起全世界的争论，社会主义阵营里也分成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是反革命暴乱，一种认为这不是反革命暴乱，认为拉科西应当下台，匈牙利应当改革。怎么改革，他们想法也很简单，按照南斯拉夫方式来做。中国共产党也有这种意见，有的说南斯拉夫好，我不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是怎样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做的，这个事尚有待于研究 ，当时人的水平只有这么一点 ，认为南斯拉夫的道路是共产主义的很好，而苏联那个道路是斯大林主义。南斯拉夫首先提出斯大林主义这个说法，这是共产党内部分歧，认为就是敌我矛盾。
这些事件在浙江省里面也有反映，导致1956年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党内提出大量批评和意见。与匈牙利事件对比起来， 很明显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一定有反共分子，首先抓出来就是我，还有沙文汉这些人。如果没有匈牙利事情也不一定会这样。
中国以前有一个经验就是和风细雨整风， 44年45年全党的整风效果不错，所以我们认为和风细雨的方法教育，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到（57年）六月底情况变化了， 发生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事件，他也是老党员，说是他要杀共产党了。实质上是有人挑拨离间。葛佩琦在一篇文章中说 ：共产党自己不改正不整顿，群众要像匈牙利一样来杀共产党。有人就挑拨，打小报告说葛佩琦要杀共产党，自己杀自己有可能吗？这人被关了二十几年牢，现在平反了，苦头吃足。他的话不错的 ，现在讲就是不要亡国亡党的意思。 把他的意思歪曲了报上去，毛泽东听到了很害怕，这个人要杀共产党，这还得了。再一看浙江省老党员都在反对省委领导，不得了。后来毛泽东坐镇杭州，指挥57年反右斗争。 这都有档案可查，我希望你们去查。他们许多档案都在毁灭掉，不过有许多还是保存着，这个形势我很清楚，这两个事情（注：匈牙利事件和葛佩琦事件）一来，毛决定以浙江省为典型，来抓党内右派"大鲨鱼"了。就搞出来沙文汉等一大批 。
因为我在宣传部门工作，中央十二月发表了《再论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前面已有一篇，宣传中央的重要决定。 我这个讲话也就得有态度。还有南斯拉夫铁托一篇演说全文登在报纸上， 铁托的意见就是批评斯大林，同情匈牙利一些人，不认为这是反革命暴乱。这个发言对我也有相当影响。因为对苏联斯大林的一套我是不大同意的，我对苏联的印象并不好，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内部报告，证明了斯大林杀人无数，我的同学都被整被杀的也不少，我自己也差点被整 ，怎么能够相信斯大林不是一个暴君呢？我很讨厌这种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讲话中也提到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而反大国沙文主义就是反苏了。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我是共产主义，当时苏联斯大林是不好批评的。中国提出是马恩列斯毛，我们学的一套本来都是斯大林的，而我在那里讲斯大林有什么不好，斯大林有什么错误，这个都变成反苏是必然的。我也并不要证明我有什么了不起，我是幼稚的，对形势估计都不是清楚的，我感到不对的我就讲出来。但这是不行的，所以人家觉得很奇怪，你当个宣传部长怎么还讲苏联不好呢？不能理解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不能批评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也不能批评斯大林主义，说铁托同志是太过分了。提出共产主义道路就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不管哪一个国家都要按照列宁的革命方向走，这点非常之重要，这也是现在争论的问题，都要按照苏联模式进入共产党主义 。这是文章里面基本经验：无产阶级革命，不管他什么国家，一定要有共产党领导，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以工人农民为主体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推翻了以后所建立的政权就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党，共产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一定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领导。专政以后是干什么呢？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动，中国资产阶级有点不同，中国资产阶级有没有呢？当时财产也没有了，但他说人还在心不死，还有知没分子也是资产阶级，所以这样一来中国资产阶级是相当的"严重"了。所以需要有反右，就是反对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那里，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要同无产阶级来较量较量。于是我就是充当了这个角色，变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在较量。他们是无产阶级，我是资产阶级，宣传部长是一个资产阶级代表，这问题严重了。
无产阶级专政要做什么？一个是要搞集体农庄，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因为列宁讲过小农经济无时无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土地收回来不许农民有市场经济，自留地都没有了你就不能够做资本家，农民从此以后只能成为工人 ，这是最主要的苏联经验。 只有办集体农庄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有富农式生产。布哈林说不行，要先让农民富起来。后来布哈林因此被杀掉，就说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国55年实行了合作社高级化，高级化相当厉害，农民基本上没有土地，只有很小一点点自留地。当时正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浙江发生高级社上马与下马之争。毛泽东斩钉截铁说不行，下马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一定要搞高级合作社 。
56年工厂已经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家财产确实是拿出来了，只有一些定息可以得 ，别的没有了。但资产阶级还存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所以继续要把他彻底消灭。这样矛盾就来了：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有人说是资产阶级代表，这个政策上面有很大分歧 。当时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构非常复杂，有许多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解放以后一大批工人子弟都上了大学 ，有许多在学习做工，这都是工人子弟，并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子弟，你都是以为他是资产阶级 问题就大了，当时号称五百万知识分子，正式公布数右派字55万，实际上这数目远不止。 百分之五超过了，还有中右分子数量很大，这些知识分子的精英差不多都被摧毁 。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说是这样才可以走共产主义共同道路：十月革命道路。我发表一些言论不大对头，因为我强调斯大林有个人独裁，我反对随便杀人，还有谈到莫斯科小偷这类事件，在他们想起来苏联根本不会有小偷的，你这是污蔑苏联，把苏联抹黑了。 他们在画报里看到过苏联，我说你不要看画报，要去看看实际情况，这句话不得了，被他们抓牢了：说我讲"苏联是画报里好,实际不好"。 反正那个时候谁也不想去调查研究，急于完成任务打出右派。
毛泽东《57的夏季形势》这篇文章很重要。称当时资产阶级要反攻 ，是猖狂进政了，后头有发表什么 《工人说话了》 ，老工人说话了我就倒霉了。我还不大清楚，当时还到中央宣传部去开会，中央宣传部内空气又不一样，陆定一讲中苏现在很好，我们要和平，要和风细雨，也说拉科西不好，后来康生来讲话，情况又不同了。
在我离开上海后，上海局组织又恢复，书记就是柯庆施。他们早已经内定我是不能够再做宣传部长的，（57年8月）就（从上海）派了陈冰到杭州。这个人物很重要。陈冰来当（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了。我从北京开会回到杭州，看到形势不对，对我都已经是非常冷淡的态度。不久， 宣传部理论组一个处长贴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题目是"阶级斗争熄灭了吗？"。 大字报责问我什么事情呢？因为我曾在宣传部理论处编写的一个党员学习教材稿上批过一句话：要按照八大的精神来写。这教材原来写社会主义越胜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越严重，照他这样当前首要的工作是搞阶级斗争。但八大文件里面不是这样的，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教育。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他们批判说我宣扬阶级斗争熄灭。我这样一个批示是按照 八大刘少奇政治报告，阶级斗争不是越斗越厉害，责问我就等于责问刘少奇，我也不懂了，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吗？ 就这样，我一条最重要的罪名就是斗争熄灭论，这就是修正主义右派的言论，批判是这样开始的。
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了，主要集中一点就是反党纲领。陈冰一上来果然厉害，这个人是很会整人的，上海去派来的柯庆施的亲信。本来是华东局宣传部的一个秘书长。他的任务就是到浙江来领导反右派。我就是他首先要开刀的人，他责问我阶级斗争熄灭论。 接着是批判56年的（党代会）发言问题，这是由宣传部副处长徐畹华带头的。她引头组织一批人讨论一点一点地分析批判我。仔细分析起来都是问题，都提到很高则上去。比如第一条说我是否定省委成绩，省委是最正确的，你怎能好批评？实际上我并没有否定，我只说有错误的有缺点，他们一般不讲错误缺点，只能讲成绩的。 根据宣传部的一些人举出来的材料，最重要的是几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肃反问题，陈伟达是领导肃反的，机关干部抓去很多人按照名字一个个圈，这个人家非常不服气。很多都是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哪能这样做呢？我发现后说这样子是太粗糙了有冤案 ，他最怕提到这问题，说这个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肃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啊，你要是说他弄错了你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事大了。还有很小的事情都可以上纲，比如说我住在葛岭山麓17号里的1号楼， 1号到7号里面住的都是省委部长以上干部。公安局就下令不许百姓人家三轮车夜里走，连小贩去卖烧饼油条也不可以的，我就讲了：这使人家老百姓非常不方便，不妥当。 普通人讲了不要紧，我讲了就不得了。他就当做一件大事件 ，说是我反对保卫工作，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公安局就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你怎么好反对他呢？
还有一次我同沙文汉的秘书一道去拍照，公园里拍照时公安局就把我们的照相机拿走 ，说这个地方不好照相，公园里不好照相，到哪里照相？照相机没收了，软片也拿掉，秘书再三讲这个东西是沙省长的他也不管。这件事后来说这个也不对，你也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专到我头上来了。 还有57年伏罗希罗夫到中国来。周恩来都陪同戒备森严，老百姓都去看，把老百姓从西湖边都赶走 。伏罗希罗夫到态度蛮好，我想何以对老百姓要如临大敌呢？搞得路也不好走，我讲这个话。 又说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另有一个是关于带警卫员的问题，当时每个人都带着警卫员实在麻烦，带了警卫员还要给吃、给住。以前部队这一套，解放后多年继续搞下去我看很没有必要，我是有警卫员配备的，但我不要。沙文汉还有，省长总要有，其他省领导都有，我觉得不大适当，这些都是成为我的罪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事蛮多就举个例讲讲。
大字报检举 56年党代会我的发言沙文汉审查过，说是他布置要我去讲，所以我反党是沙文汉叫我去反党的。个事件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他的秘书刘新的揭发。陈冰把他找去了，要他讲我这个发言稿怎么来的，并称现在的你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跟沙文汉这一样做右派分子；一条道路是坦白交代，揭发沙文汉，这样 你可以重用。刘新当然走后一条路，他交代说我的报告在杭州饭店给沙文汉看过。其实根本没这回事，我去发言他都不知道，那里经过他的审查？当时开会的发言沙文汉，扬思一都住在杭州饭店。他们是主席团的成员要住在那里，我住在自己家里，我好几天都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去过杭州饭店。同他毫无关系，我要发言他也不晓得，我的发言稿是与黄逸宾两个人起草的，在大会宣传分团里通过的。
我发言以后，杨思一才拿了稿子给沙文汉看，沙文汉急了，他说这不得了，因为他知道我闯祸了。他比我聪明，他马上回家来批评我说：你怎么这样言，赶快去大会上声明，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说我不能这样做，这叫做叛变，我负责，我真有点傻头傻脑的，我说一切政治责任由我来负责好了。我想这许多人都在场大家都清楚的，一张底稿上黄逸宾写的字都有，这怎么能说是我写的呢？我不同意去声明，后来不是被潭震林骂为"牛克思"了。
刘新"揭发"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可以把我和沙文汉两个人捆在一起了，我的发言稿是经过沙文汉的，而且还经过他的修改，证据也有了证明人就是刘新。刘新的揭发写出来发给大家看。宣传部那批原来一起提意见讨论的人也不敢讲了，谁敢做这个傻瓜出来证明这是大家意见，大家都做右派。我就变成替罪羊了。只要稍微调查研究一下就搞得清楚的事，但他们不要呀，他不要解决问题，就抓牢这样一个辫子你就完了，这叫做抓辫子，打棍子，懂吗。把我这根辫子抓牢了就当头一棍打死 就是这个办法。 真是一闷棍打过来的我一点也没思想准备。后来在对沙文汉的决议里有一条：指示陈修良反党，就是指这件事情。这个报告内容有反对肃反，有批评领导，领导本来很好你说他官僚主义，我的确写上官僚主义，匈牙利问题也是反对官僚主义，很巧合，铁托说匈牙利政府机关都是官僚，所以要工人自治。那么我在反对官僚主义也做铁托一样，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后来变成铁托分子。还有纳吉更不得了，纳吉主张法律与民主，我也拥护这个东西。而且当时国务院有一个刑法草案、民法草案，省委不感兴趣不讨论，弄到宣传部来说要我们讨论。别人我不好去叫他们，政协很有兴趣，我也是省政协委员，我就让大家讨论讨论。民主党派对此表示很有兴趣，因此我又同民主党派勾结起来，你们为什么喜欢搞法律？我当时有这个思想法律没有不能治理国家，无产阶级也要有法律，这点我懂。他们讲是可以无法无天统治的。我哪能晓得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我做梦都没想过，这些都是罪状。他们说我同纳吉一样，你主张法制和民主，林乎加就公开这样讲我是纳吉。如果照纳吉这样办我就要枪毙，后来中央不同意，说这个话你不好写，写了马上就要枪毙，所以没有写上纳吉还算好。没有上因为我地位不同，我不是总理，假使我是省长恐怕就要出问题了。
57年上半年我继续在做我的工作，但许多言论被他们抓牢。例如：我极力提倡要发展教育、要发展科学，刘少奇不是讲了要发展生产力吗，发展生产力要提倡科学，要发展教育啊。这里又发生问题了，曾经召开一个教育会议，都是教育厅厅长、大学校长等来参加，讨论学校方针问题。我想要发展大学的教育，培养专家又红又专的专家，那么高中毕业优秀的人都应去考大学。我举个例我女儿明年要毕业了，考不上我要请一个教师补课明年再考，阿呀这句话不得了，你要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要叫女儿去上大学啊？他们说要下乡，初中以上学生都要到农村去，我说不可以，（当时内部已有毕业生可以上山下乡安排的意见）内部已经有了确实有，不过我也不明确。因为不能进大学的学生下乡，说这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去接受农民教育，是这样的意思。我还是说一定要进大学，不进大学要补课。不得了后来报纸上公开登出来，说我宣扬资产阶级教育，在们看来大学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些教师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我要叫老教授来要培养年青一代，那不是很明显了吗，你就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
有一件事情也很严重，我说我们的机关干部文化水平太低，都是老解放区来的半文盲都有的，一般的在初中以下的程度，写一个公文也写不通，非常吃力，主张要普遍提高文化水平。在这个教育会议上也讲到机关干部学习问题，我发表一个意见，我说机关干部晚上有空可以补习文化，学点数学、物理、化学都可以，甚至学音乐也可以，学点中文都行，不必一定要学政治。这不得了，变成反对马列主义，他们说只能学马列主义，我说马列主义这个东西很难学，没文化学不好，列宁讲文盲是在政治圈子以外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有高度的文化知识。没有文化怎能进入共产主义？他们说用不着的， 真是秀才见到兵有理说不清，（实质上也是文化差异啦）这不是文化差异，这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有体力劳动就可以了。共产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知识问题，好多的事不可能知道，现在的工厂里就有很高知识，一个文盲是走不进车间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问题在这个地方，不是识字多少的问题，这无关紧要，这是高级技术， 许多高级技术知识以前不晓得的，没有这个是不行的，比如现在计算机发展我就不懂了，这是一个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的根本问题，你不要看小事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批判。在批判大会上陈冰批我：说你为什么提倡晚上要学什么文化？！你听了觉得可笑吗，实质上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啊，当初机关学文化好像蛮普遍的，浙江同上海情况不一样，浙江是相当落后的地方，上海同杭州很近，但杭州在文化水平，政治觉悟方面差得远了，它是农民的思想，同上海不好比。这种问题在上海不可能发生，在浙江就可以变成大问题，好像听到了新闻，你还要主张学文化？他们已经把我看作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洋派，西方化，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一句话提倡学文化，就不得了。这个报上面都有登的，说是我反马克思主义。
说我反马克思主义问题还多了：还有什么要办夜校的事，金韬主张把老教师晚上统统集中到西湖旁边，他来做主讲人搞一个讲师团。我说这个不行的，你讲师团有几个人，晚上叫人家怎么来听课？是徐畹华在上海看来的办法，说学马列很好，说这是学上海。上海交通很发达坐一个电车马上就到，杭州地方到晚上路都看不见，西湖旁边你去走走看，尤其下雨天我就讲这种话老教授晚上去上课非常 不便。徐畹华就揭发：这就是反对学习马列。还有正好当时干部业余政治学校停课停办，实际上是省委布置的，她们说我是不要学马列。
我又是反党，又是反无产阶级专政，又是反马列主义，再加上一个反苏，五毒俱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列主义、反对苏联 五毒俱全。报上头条刊登：省委宣传部揪出了一个五毒俱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修良，头条新闻长篇报道（是谁写的？）这是陈冰主编的，当然是这批人，他当部长我做阶下囚了，一天到晚挨批 。批判我是从九月份开始的，大概批了一个月光景丢掉了不批了，因为下一个就是沙文汉了。这是很有计划很有步骤的，后来看得非常清楚。
后来陈冰派人到我家里来抄家，把我笔记本都拿去，去苏联的笔记全部拿去，又抄出来两首诗，说是我对党刻骨仇恨。诗内容呢 你可抄一段，第一首诗是《 整风自题》 后面有不忘毛泽东这句话被擦掉。上面几句什么意思呢？我是说王明路线不好，毛泽东当时不是反王明吗？ 他们说这（ 对王明的批判）就是对党的刻骨仇恨，张冠李戴颠倒是非，用心非常恶毒的，四句话勾掉最后一句，报上也登出来了。还有一事是我抄过岳飞墓上有一个对联：("忠奸自古不两立，于今方能判真伪")我看了很好,抄下来放在家里，也被他们抄去 ，说你为什么欣赏它？你把我们当作秦桧，奸臣啊？报上登出来，变成一个我的反党的材料。因此杭州人都知道了这两句诗，本来人家不注意的，结果好多人知道后都去抄了。这岳庙坟上的一副对联，以后被当局取掉不敢再挂，看的人太多了。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叫沙孟海再去重新写一个，现在是新的不是老的，有这么一个故事，轰动一时了。
另外，我在讲课时讲到明朝有个姓温（温体仁）的丞相，象秦桧样子，让皇帝杀了许多人。他们就认定我是在故意讲这种故事，把省委当秦桧，温体仁，借古喻今。这个历史不好讲的 ，这个都是我的罪状，在报纸上也都登出来的，说是借古代的事猖狂向党进攻，对党刻骨仇恨，把党当作秦桧。我无法辩论，这种事情罪名加上去很多，都是一个很具体的事，理论问题没有。
根据后来发表的反右派标准，向党猖狂进攻，恶毒攻击共产党的就是极右分子，所以我这上面要加个"极"，沙文汉还是普通右派分子，我最厉害，因为有这许多罪名加上去，要我交代，我说我没有什么好交代，要我检讨，不许辩论，这也很讨厌，一辩论就说你态度不好，态度恶劣首先批态度。一声不响，完全接受同意，叫做态度好，你一反对，就态度不好了。我还能怎么样呢？你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好了，无话可讲。
这时沙文汉还不知道要轮到他了。我说我已经当右派了，恐怕下一个要你了，他还不大相信，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他总说我是因为说话太不谨慎，但我认为不是不谨慎的问题，即使不讲话也有问题 。实际上，他们当时的政策是先打外围然后进攻核心。核心是沙文汉，我是他的急先锋，反党急先锋，实质上的目标是打他。他因此想不通他会当右派。为保全家庭，他说你做右派我同你离婚，我写封信去，我说你去写吧。他写封信给省委，说她已经做右派了，为跟她划清界线而离婚，看他们怎么回答。很快就批下来了，用不着离婚，这意思很明白，你也是右派，何必离婚。
到了年底就轮到他了，轮到他事情就不象我那么简单了，10月开四级干部会议，从省一级到区，地委，县委有上千人来杭州开大会，这个四级干部大会我已经不准参加了，我已靠边了。沙文汉要去参加的听批判。他的主要材料就是1956年党代会的发言。他是罪状就是这一份东西。因为他提出党内民主少 ，要求党政分开这些事情。但是非常滑稽，他的决议上面还加了很多其他问题：沙杨彭孙共同反党。还有一样事也非常奇怪，说是他道德败坏 。这道德败坏可以是贪污也可以是男女关系，但不晓得是啥事 ，我就问他们说你道德败坏是什么问题？他说男女关系。 原来他46年抗日战争中任城工部部长时，（ 我那时刚到南京去了），揭发的人是57年来揭发的是副省长吴宪 ，他那个时候是城工部副部长，说他看到沙文汉同一个女同志在谈恋爱，有男女关系，所以叫做道德败坏。那么我问他到底有没有这个事？他说我没有这个事情啊 。后来事后我知道了，原来是一个女同志因离婚后很孤苦，沙文汉曾安慰对她比较好 ，吴宪对这种事很敏感，就认为是在搞男女关系。吴就是看到女同志都要动动心的那种人。如果你认为他是有问题也应该调查调查， 就写在党的决议里，这事连我都不知道， 就非常不严肃。所以一直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他道德败坏，道德败坏意义非常广泛，但没有人去注意，人家当作笑话。即使有男女关系也是婚姻法的问题，不是属于反革命，右派是政治问题。这个女同志在北京工作的，到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还去追问她你与右派分子怎样搞关系？要她交代，感到冤屈被逼自杀了。我觉得这很不好，人家还没有结婚。经过十年仍旧把这个案子翻出来，比档案馆厉害啊，沙文汉有政治问题又是大右派你为什么同他有关系，你要彻底交代，讲不出来走投无路只好上吊了，很惨。
后来发展到什么事情都可以造谣言 ，说我经常同沙文汉到杭州饭店大吃大喝，我从来没有同他一道吃过饭，我这个人有胃病很重。饭都吃不下，只能吃黄瓜这些东西，那有本事到杭州饭店大吃大喝，直到现在也不会去的。说这是腐败。
这里面再讲一个江华的事，江华同浙江医院一女护士有些勾搭 ，经常去同这个女护士胡调，老婆吴仲廉吃醋，气得不得了。有一次到沙文汉地方来，要他想办法，不准江再胡闹下去。沙文汉觉得这个事很难办，我怎么好去管江华家的私事呢？最后他就去找到浙江医院的院长（注：陶秉西）同他谈，吴仲廉来过，要我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院长说这事我来处理，只要把这护士调走问题就没有了。院长就把护士调开了。事情后来就解决了。但是不得了，到57年这个院长倒霉了，说他是右派分子，也把他打倒。做右派就是因为得罪了江华，同沙文汉一起把这个护士调走，得罪了。所以也一起统统做右派了。 这个院长因此生病，一蹶不振不久也死了，又是一条人命。 他的父亲很伤心，就为那么一件事。
浙江1957年 续
我到中央宣传部开会是在1957年七月里， 1957年文艺界风波很多，我当然也卷了
进去，问题还不大多，7月到去中央宣传部开会，在中宣传部我看到了康生，康生开始宣布整风现在要开始转入反右了，要从和风细雨转到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他要大家汇报情况，我们讲不出来谁是右派，我看部长陆定一也不大清楚，他也没讲。康生是宣传部的顾问，他就讲现在要反右，反右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说过去中央领导讲的一些的话是"引蛇出洞"，要看看有什么右派分子。 此前中央整风问题也有许多人到处在演讲，讲来讲去都是要贯彻双百方针，发扬民主。我一听康生的说法觉得很吃惊，在大会上我就站起来问他，你说中央要反右，（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通知？ 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政策变了。康生不响，不理睬我啦。他心里老早就晓得了，你这个地主出身的老右派，他看也不看我。我当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我还幼稚的很，与他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浙江省反右从党外人士先开始，然后到党内。8月份黄源已经被打成右派了，我从北京回来后九月份就开始打我了，接着10月是沙文汉。这个情况我想另外立一章节来讲，今天还有一点要补充 ：1956年党代会是反右斗争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次会议上代表们一致要求实行党内民主，矛头指向省委主要领导，反对最集中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套，提出他们的作风不好，不发扬民主。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事件，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反党问题呢？这同匈牙利事件有关。
我今天要讲的匈牙利问题。（56年）下半年十月份发生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开始是波兰，后来是匈牙利，波兰比较快被镇压下去了，匈牙利就不是这样子。匈牙利事情主要矛盾对着第一书记 拉科西 。说他是作风粗暴镇压人民 ，匈牙利人民不满意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际背景是匈牙利的经济不能发展，在这种恐怖的政治下面党内也不团结。搞计划经济，使匈牙利同西方经济差得远了。 工人阶级内部也发生分裂 ，共产党内部也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反对拉科西，反对斯大林。匈牙利旁边还有个南斯拉夫已被斯大林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但南斯拉夫对匈牙利是很有影响的，匈牙利也很想模仿南斯拉夫搞工人自治。开始是是上街游行，工人罢工，群众示威，到后来就乱了，军队一镇压变成武装冲突，失去控制了，互相残杀，当然有死亡了。拉科西吓得要命，逃到莫斯躲起来。纳吉出来收拾匈牙利残局。纳吉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农业专家，因为与匈牙利当局有不同政见，被捕后一直关在牢里，长期坐牢。拉科西跑掉后他出来了，群众把他选为总理，变成匈牙利的领导人。
纳吉主张法治与民主，反对个人独裁，这个东西是苏联所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匈牙利是西方帝国主义策动，纳吉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主要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两种力量引起的 。在这种估计之下，唯一办法就是出兵镇压，否则匈牙利就要归属西方了，他们是这么看的。对这个意见中国也同意，很赞成苏联出兵。赫鲁晓夫这个人相当粗暴的，他就晓得军队镇压 ，这么一来在匈牙利实行大屠杀，纳吉是从南斯拉夫大使馆里被抓出来杀了的。这个事情引起全世界的争论，社会主义阵营里也分成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是反革命暴乱，一种认为这不是反革命暴乱，认为拉科西应当下台，匈牙利应当改革。怎么改革，他们想法也很简单，按照南斯拉夫方式来做。中国共产党也有这种意见，有的说南斯拉夫好，我不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是怎样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做的，这个事尚有待于研究 ，当时人的水平只有这么一点 ，认为南斯拉夫的道路是共产主义的很好，而苏联那个道路是斯大林主义。南斯拉夫首先提出斯大林主义这个说法，这是共产党内部分歧，认为就是敌我矛盾。
这些事件在浙江省里面也有反映，导致1956年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党内提出大量批评和意见。与匈牙利事件对比起来， 很明显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一定有反共分子，首先抓出来就是我，还有沙文汉这些人。如果没有匈牙利事情也不一定会这样。
中国以前有一个经验就是和风细雨整风， 44年45年全党的整风效果不错，所以我们认为和风细雨的方法教育，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到（57年）六月底情况变化了， 发生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事件，他也是老党员，说是他要杀共产党了。实质上是有人挑拨离间。葛佩琦在一篇文章中说 ：共产党自己不改正不整顿，群众要像匈牙利一样来杀共产党。有人就挑拨，打小报告说葛佩琦要杀共产党，自己杀自己有可能吗？这人被关了二十几年牢，现在平反了，苦头吃足。他的话不错的 ，现在讲就是不要亡国亡党的意思。 把他的意思歪曲了报上去，毛泽东听到了很害怕，这个人要杀共产党，这还得了。再一看浙江省老党员都在反对省委领导，不得了。后来毛泽东坐镇杭州，指挥57年反右斗争。 这都有档案可查，我希望你们去查。他们许多档案都在毁灭掉，不过有许多还是保存着，这个形势我很清楚，这两个事情（注：匈牙利事件和葛佩琦事件）一来，毛决定以浙江省为典型，来抓党内右派"大鲨鱼"了。就搞出来沙文汉等一大批 。
因为我在宣传部门工作，中央十二月发表了《再论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前面已有一篇，宣传中央的重要决定。 我这个讲话也就得有态度。还有南斯拉夫铁托一篇演说全文登在报纸上， 铁托的意见就是批评斯大林，同情匈牙利一些人，不认为这是反革命暴乱。这个发言对我也有相当影响。因为对苏联斯大林的一套我是不大同意的，我对苏联的印象并不好，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内部报告，证明了斯大林杀人无数，我的同学都被整被杀的也不少，我自己也差点被整 ，怎么能够相信斯大林不是一个暴君呢？我很讨厌这种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讲话中也提到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而反大国沙文主义就是反苏了。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我是共产主义，当时苏联斯大林是不好批评的。中国提出是马恩列斯毛，我们学的一套本来都是斯大林的，而我在那里讲斯大林有什么不好，斯大林有什么错误，这个都变成反苏是必然的。我也并不要证明我有什么了不起，我是幼稚的，对形势估计都不是清楚的，我感到不对的我就讲出来。但这是不行的，所以人家觉得很奇怪，你当个宣传部长怎么还讲苏联不好呢？不能理解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不能批评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也不能批评斯大林主义，说铁托同志是太过分了。提出共产主义道路就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不管哪一个国家都要按照列宁的革命方向走，这点非常之重要，这也是现在争论的问题，都要按照苏联模式进入共产党主义 。这是文章里面基本经验：无产阶级革命，不管他什么国家，一定要有共产党领导，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以工人农民为主体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推翻了以后所建立的政权就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党，共产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一定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领导。专政以后是干什么呢？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动，中国资产阶级有点不同，中国资产阶级有没有呢？当时财产也没有了，但他说人还在心不死，还有知没分子也是资产阶级，所以这样一来中国资产阶级是相当的"严重"了。所以需要有反右，就是反对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那里，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要同无产阶级来较量较量。于是我就是充当了这个角色，变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在较量。他们是无产阶级，我是资产阶级，宣传部长是一个资产阶级代表，这问题严重了。
无产阶级专政要做什么？一个是要搞集体农庄，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因为列宁讲过小农经济无时无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土地收回来不许农民有市场经济，自留地都没有了你就不能够做资本家，农民从此以后只能成为工人 ，这是最主要的苏联经验。 只有办集体农庄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有富农式生产。布哈林说不行，要先让农民富起来。后来布哈林因此被杀掉，就说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国55年实行了合作社高级化，高级化相当厉害，农民基本上没有土地，只有很小一点点自留地。当时正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浙江发生高级社上马与下马之争。毛泽东斩钉截铁说不行，下马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一定要搞高级合作社 。
56年工厂已经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家财产确实是拿出来了，只有一些定息可以得 ，别的没有了。但资产阶级还存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所以继续要把他彻底消灭。这样矛盾就来了：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有人说是资产阶级代表，这个政策上面有很大分歧 。当时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构非常复杂，有许多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解放以后一大批工人子弟都上了大学 ，有许多在学习做工，这都是工人子弟，并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子弟，你都是以为他是资产阶级 问题就大了，当时号称五百万知识分子，正式公布数右派字55万，实际上这数目远不止。 百分之五超过了，还有中右分子数量很大，这些知识分子的精英差不多都被摧毁 。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说是这样才可以走共产主义共同道路：十月革命道路。我发表一些言论不大对头，因为我强调斯大林有个人独裁，我反对随便杀人，还有谈到莫斯科小偷这类事件，在他们想起来苏联根本不会有小偷的，你这是污蔑苏联，把苏联抹黑了。 他们在画报里看到过苏联，我说你不要看画报，要去看看实际情况，这句话不得了，被他们抓牢了：说我讲"苏联是画报里好,实际不好"。 反正那个时候谁也不想去调查研究，急于完成任务打出右派。
毛泽东《57的夏季形势》这篇文章很重要。称当时资产阶级要反攻 ，是猖狂进政了，后头有发表什么 《工人说话了》 ，老工人说话了我就倒霉了。我还不大清楚，当时还到中央宣传部去开会，中央宣传部内空气又不一样，陆定一讲中苏现在很好，我们要和平，要和风细雨，也说拉科西不好，后来康生来讲话，情况又不同了。
在我离开上海后，上海局组织又恢复，书记就是柯庆施。他们早已经内定我是不能够再做宣传部长的，（57年8月）就（从上海）派了陈冰到杭州。这个人物很重要。陈冰来当（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了。我从北京开会回到杭州，看到形势不对，对我都已经是非常冷淡的态度。不久， 宣传部理论组一个处长贴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题目是"阶级斗争熄灭了吗？"。 大字报责问我什么事情呢？因为我曾在宣传部理论处编写的一个党员学习教材稿上批过一句话：要按照八大的精神来写。这教材原来写社会主义越胜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越严重，照他这样当前首要的工作是搞阶级斗争。但八大文件里面不是这样的，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教育。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他们批判说我宣扬阶级斗争熄灭。我这样一个批示是按照 八大刘少奇政治报告，阶级斗争不是越斗越厉害，责问我就等于责问刘少奇，我也不懂了，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吗？ 就这样，我一条最重要的罪名就是斗争熄灭论，这就是修正主义右派的言论，批判是这样开始的。
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了，主要集中一点就是反党纲领。陈冰一上来果然厉害，这个人是很会整人的，上海去派来的柯庆施的亲信。本来是华东局宣传部的一个秘书长。他的任务就是到浙江来领导反右派。我就是他首先要开刀的人，他责问我阶级斗争熄灭论。 接着是批判56年的（党代会）发言问题，这是由宣传部副处长徐畹华带头的。她引头组织一批人讨论一点一点地分析批判我。仔细分析起来都是问题，都提到很高则上去。比如第一条说我是否定省委成绩，省委是最正确的，你怎能好批评？实际上我并没有否定，我只说有错误的有缺点，他们一般不讲错误缺点，只能讲成绩的。 根据宣传部的一些人举出来的材料，最重要的是几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肃反问题，陈伟达是领导肃反的，机关干部抓去很多人按照名字一个个圈，这个人家非常不服气。很多都是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哪能这样做呢？我发现后说这样子是太粗糙了有冤案 ，他最怕提到这问题，说这个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肃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啊，你要是说他弄错了你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事大了。还有很小的事情都可以上纲，比如说我住在葛岭山麓17号里的1号楼， 1号到7号里面住的都是省委部长以上干部。公安局就下令不许百姓人家三轮车夜里走，连小贩去卖烧饼油条也不可以的，我就讲了：这使人家老百姓非常不方便，不妥当。 普通人讲了不要紧，我讲了就不得了。他就当做一件大事件 ，说是我反对保卫工作，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公安局就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你怎么好反对他呢？
还有一次我同沙文汉的秘书一道去拍照，公园里拍照时公安局就把我们的照相机拿走 ，说这个地方不好照相，公园里不好照相，到哪里照相？照相机没收了，软片也拿掉，秘书再三讲这个东西是沙省长的他也不管。这件事后来说这个也不对，你也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专到我头上来了。 还有57年伏罗希罗夫到中国来。周恩来都陪同戒备森严，老百姓都去看，把老百姓从西湖边都赶走 。伏罗希罗夫到态度蛮好，我想何以对老百姓要如临大敌呢？搞得路也不好走，我讲这个话。 又说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另有一个是关于带警卫员的问题，当时每个人都带着警卫员实在麻烦，带了警卫员还要给吃、给住。以前部队这一套，解放后多年继续搞下去我看很没有必要，我是有警卫员配备的，但我不要。沙文汉还有，省长总要有，其他省领导都有，我觉得不大适当，这些都是成为我的罪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事蛮多就举个例讲讲。
大字报检举 56年党代会我的发言沙文汉审查过，说是他布置要我去讲，所以我反党是沙文汉叫我去反党的。个事件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他的秘书刘新的揭发。陈冰把他找去了，要他讲我这个发言稿怎么来的，并称现在的你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跟沙文汉这一样做右派分子；一条道路是坦白交代，揭发沙文汉，这样 你可以重用。刘新当然走后一条路，他交代说我的报告在杭州饭店给沙文汉看过。其实根本没这回事，我去发言他都不知道，那里经过他的审查？当时开会的发言沙文汉，扬思一都住在杭州饭店。他们是主席团的成员要住在那里，我住在自己家里，我好几天都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去过杭州饭店。同他毫无关系，我要发言他也不晓得，我的发言稿是与黄逸宾两个人起草的，在大会宣传分团里通过的。
我发言以后，杨思一才拿了稿子给沙文汉看，沙文汉急了，他说这不得了，因为他知道我闯祸了。他比我聪明，他马上回家来批评我说：你怎么这样言，赶快去大会上声明，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说我不能这样做，这叫做叛变，我负责，我真有点傻头傻脑的，我说一切政治责任由我来负责好了。我想这许多人都在场大家都清楚的，一张底稿上黄逸宾写的字都有，这怎么能说是我写的呢？我不同意去声明，后来不是被潭震林骂为"牛克思"了。
刘新"揭发"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可以把我和沙文汉两个人捆在一起了，我的发言稿是经过沙文汉的，而且还经过他的修改，证据也有了证明人就是刘新。刘新的揭发写出来发给大家看。宣传部那批原来一起提意见讨论的人也不敢讲了，谁敢做这个傻瓜出来证明这是大家意见，大家都做右派。我就变成替罪羊了。只要稍微调查研究一下就搞得清楚的事，但他们不要呀，他不要解决问题，就抓牢这样一个辫子你就完了，这叫做抓辫子，打棍子，懂吗。把我这根辫子抓牢了就当头一棍打死 就是这个办法。 真是一闷棍打过来的我一点也没思想准备。后来在对沙文汉的决议里有一条：指示陈修良反党，就是指这件事情。这个报告内容有反对肃反，有批评领导，领导本来很好你说他官僚主义，我的确写上官僚主义，匈牙利问题也是反对官僚主义，很巧合，铁托说匈牙利政府机关都是官僚，所以要工人自治。那么我在反对官僚主义也做铁托一样，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后来变成铁托分子。还有纳吉更不得了，纳吉主张法律与民主，我也拥护这个东西。而且当时国务院有一个刑法草案、民法草案，省委不感兴趣不讨论，弄到宣传部来说要我们讨论。别人我不好去叫他们，政协很有兴趣，我也是省政协委员，我就让大家讨论讨论。民主党派对此表示很有兴趣，因此我又同民主党派勾结起来，你们为什么喜欢搞法律？我当时有这个思想法律没有不能治理国家，无产阶级也要有法律，这点我懂。他们讲是可以无法无天统治的。我哪能晓得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我做梦都没想过，这些都是罪状。他们说我同纳吉一样，你主张法制和民主，林乎加就公开这样讲我是纳吉。如果照纳吉这样办我就要枪毙，后来中央不同意，说这个话你不好写，写了马上就要枪毙，所以没有写上纳吉还算好。没有上因为我地位不同，我不是总理，假使我是省长恐怕就要出问题了。
57年上半年我继续在做我的工作，但许多言论被他们抓牢。例如：我极力提倡要发展教育、要发展科学，刘少奇不是讲了要发展生产力吗，发展生产力要提倡科学，要发展教育啊。这里又发生问题了，曾经召开一个教育会议，都是教育厅厅长、大学校长等来参加，讨论学校方针问题。我想要发展大学的教育，培养专家又红又专的专家，那么高中毕业优秀的人都应去考大学。我举个例我女儿明年要毕业了，考不上我要请一个教师补课明年再考，阿呀这句话不得了，你要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要叫女儿去上大学啊？他们说要下乡，初中以上学生都要到农村去，我说不可以，（当时内部已有毕业生可以上山下乡安排的意见）内部已经有了确实有，不过我也不明确。因为不能进大学的学生下乡，说这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去接受农民教育，是这样的意思。我还是说一定要进大学，不进大学要补课。不得了后来报纸上公开登出来，说我宣扬资产阶级教育，在们看来大学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些教师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我要叫老教授来要培养年青一代，那不是很明显了吗，你就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
有一件事情也很严重，我说我们的机关干部文化水平太低，都是老解放区来的半文盲都有的，一般的在初中以下的程度，写一个公文也写不通，非常吃力，主张要普遍提高文化水平。在这个教育会议上也讲到机关干部学习问题，我发表一个意见，我说机关干部晚上有空可以补习文化，学点数学、物理、化学都可以，甚至学音乐也可以，学点中文都行，不必一定要学政治。这不得了，变成反对马列主义，他们说只能学马列主义，我说马列主义这个东西很难学，没文化学不好，列宁讲文盲是在政治圈子以外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有高度的文化知识。没有文化怎能进入共产主义？他们说用不着的， 真是秀才见到兵有理说不清，（实质上也是文化差异啦）这不是文化差异，这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有体力劳动就可以了。共产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知识问题，好多的事不可能知道，现在的工厂里就有很高知识，一个文盲是走不进车间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问题在这个地方，不是识字多少的问题，这无关紧要，这是高级技术， 许多高级技术知识以前不晓得的，没有这个是不行的，比如现在计算机发展我就不懂了，这是一个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的根本问题，你不要看小事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批判。在批判大会上陈冰批我：说你为什么提倡晚上要学什么文化？！你听了觉得可笑吗，实质上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啊，当初机关学文化好像蛮普遍的，浙江同上海情况不一样，浙江是相当落后的地方，上海同杭州很近，但杭州在文化水平，政治觉悟方面差得远了，它是农民的思想，同上海不好比。这种问题在上海不可能发生，在浙江就可以变成大问题，好像听到了新闻，你还要主张学文化？他们已经把我看作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洋派，西方化，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一句话提倡学文化，就不得了。这个报上面都有登的，说是我反马克思主义。
说我反马克思主义问题还多了：还有什么要办夜校的事，金韬主张把老教师晚上统统集中到西湖旁边，他来做主讲人搞一个讲师团。我说这个不行的，你讲师团有几个人，晚上叫人家怎么来听课？是徐畹华在上海看来的办法，说学马列很好，说这是学上海。上海交通很发达坐一个电车马上就到，杭州地方到晚上路都看不见，西湖旁边你去走走看，尤其下雨天我就讲这种话老教授晚上去上课非常 不便。徐畹华就揭发：这就是反对学习马列。还有正好当时干部业余政治学校停课停办，实际上是省委布置的，她们说我是不要学马列。
我又是反党，又是反无产阶级专政，又是反马列主义，再加上一个反苏，五毒俱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列主义、反对苏联 五毒俱全。报上头条刊登：省委宣传部揪出了一个五毒俱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修良，头条新闻长篇报道（是谁写的？）这是陈冰主编的，当然是这批人，他当部长我做阶下囚了，一天到晚挨批 。批判我是从九月份开始的，大概批了一个月光景丢掉了不批了，因为下一个就是沙文汉了。这是很有计划很有步骤的，后来看得非常清楚。
后来陈冰派人到我家里来抄家，把我笔记本都拿去，去苏联的笔记全部拿去，又抄出来两首诗，说是我对党刻骨仇恨。诗内容呢 你可抄一段，第一首诗是《 整风自题》 后面有不忘毛泽东这句话被擦掉。上面几句什么意思呢？我是说王明路线不好，毛泽东当时不是反王明吗？ 他们说这（ 对王明的批判）就是对党的刻骨仇恨，张冠李戴颠倒是非，用心非常恶毒的，四句话勾掉最后一句，报上也登出来了。还有一事是我抄过岳飞墓上有一个对联：("忠奸自古不两立，于今方能判真伪")我看了很好,抄下来放在家里，也被他们抄去 ，说你为什么欣赏它？你把我们当作秦桧，奸臣啊？报上登出来，变成一个我的反党的材料。因此杭州人都知道了这两句诗，本来人家不注意的，结果好多人知道后都去抄了。这岳庙坟上的一副对联，以后被当局取掉不敢再挂，看的人太多了。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叫沙孟海再去重新写一个，现在是新的不是老的，有这么一个故事，轰动一时了。
另外，我在讲课时讲到明朝有个姓温（温体仁）的丞相，象秦桧样子，让皇帝杀了许多人。他们就认定我是在故意讲这种故事，把省委当秦桧，温体仁，借古喻今。这个历史不好讲的 ，这个都是我的罪状，在报纸上也都登出来的，说是借古代的事猖狂向党进攻，对党刻骨仇恨，把党当作秦桧。我无法辩论，这种事情罪名加上去很多，都是一个很具体的事，理论问题没有。
根据后来发表的反右派标准，向党猖狂进攻，恶毒攻击共产党的就是极右分子，所以我这上面要加个"极"，沙文汉还是普通右派分子，我最厉害，因为有这许多罪名加上去，要我交代，我说我没有什么好交代，要我检讨，不许辩论，这也很讨厌，一辩论就说你态度不好，态度恶劣首先批态度。一声不响，完全接受同意，叫做态度好，你一反对，就态度不好了。我还能怎么样呢？你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好了，无话可讲。
这时沙文汉还不知道要轮到他了。我说我已经当右派了，恐怕下一个要你了，他还不大相信，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他总说我是因为说话太不谨慎，但我认为不是不谨慎的问题，即使不讲话也有问题 。实际上，他们当时的政策是先打外围然后进攻核心。核心是沙文汉，我是他的急先锋，反党急先锋，实质上的目标是打他。他因此想不通他会当右派。为保全家庭，他说你做右派我同你离婚，我写封信去，我说你去写吧。他写封信给省委，说她已经做右派了，为跟她划清界线而离婚，看他们怎么回答。很快就批下来了，用不着离婚，这意思很明白，你也是右派，何必离婚。
到了年底就轮到他了，轮到他事情就不象我那么简单了，10月开四级干部会议，从省一级到区，地委，县委有上千人来杭州开大会，这个四级干部大会我已经不准参加了，我已靠边了。沙文汉要去参加的听批判。他的主要材料就是1956年党代会的发言。他是罪状就是这一份东西。因为他提出党内民主少 ，要求党政分开这些事情。但是非常滑稽，他的决议上面还加了很多其他问题：沙杨彭孙共同反党。还有一样事也非常奇怪，说是他道德败坏 。这道德败坏可以是贪污也可以是男女关系，但不晓得是啥事 ，我就问他们说你道德败坏是什么问题？他说男女关系。 原来他46年抗日战争中任城工部部长时，（ 我那时刚到南京去了），揭发的人是57年来揭发的是副省长吴宪 ，他那个时候是城工部副部长，说他看到沙文汉同一个女同志在谈恋爱，有男女关系，所以叫做道德败坏。那么我问他到底有没有这个事？他说我没有这个事情啊 。后来事后我知道了，原来是一个女同志因离婚后很孤苦，沙文汉曾安慰对她比较好 ，吴宪对这种事很敏感，就认为是在搞男女关系。吴就是看到女同志都要动动心的那种人。如果你认为他是有问题也应该调查调查， 就写在党的决议里，这事连我都不知道， 就非常不严肃。所以一直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他道德败坏，道德败坏意义非常广泛，但没有人去注意，人家当作笑话。即使有男女关系也是婚姻法的问题，不是属于反革命，右派是政治问题。这个女同志在北京工作的，到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还去追问她你与右派分子怎样搞关系？要她交代，感到冤屈被逼自杀了。我觉得这很不好，人家还没有结婚。经过十年仍旧把这个案子翻出来，比档案馆厉害啊，沙文汉有政治问题又是大右派你为什么同他有关系，你要彻底交代，讲不出来走投无路只好上吊了，很惨。
后来发展到什么事情都可以造谣言 ，说我经常同沙文汉到杭州饭店大吃大喝，我从来没有同他一道吃过饭，我这个人有胃病很重。饭都吃不下，只能吃黄瓜这些东西，那有本事到杭州饭店大吃大喝，直到现在也不会去的。说这是腐败。
这里面再讲一个江华的事，江华同浙江医院一女护士有些勾搭 ，经常去同这个女护士胡调，老婆吴仲廉吃醋，气得不得了。有一次到沙文汉地方来，要他想办法，不准江再胡闹下去。沙文汉觉得这个事很难办，我怎么好去管江华家的私事呢？最后他就去找到浙江医院的院长（注：陶秉西）同他谈，吴仲廉来过，要我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院长说这事我来处理，只要把这护士调走问题就没有了。院长就把护士调开了。事情后来就解决了。但是不得了，到57年这个院长倒霉了，说他是右派分子，也把他打倒。做右派就是因为得罪了江华，同沙文汉一起把这个护士调走，得罪了。所以也一起统统做右派了。 这个院长因此生病，一蹶不振不久也死了，又是一条人命。 他的父亲很伤心，就为那么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