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浙江省1955-56年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Zhejiang Province between 1955–56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Zhejiang, Soviet Union
Alternative Title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Text
*20盘
浙江省1955- 56年
省委书记处的作用是所有事情都商量好以后再拿到省委里讨论。这个秘密被杨思一同沙文汉的秘书发现，他们说许多问题已经都商量好，不叫我们的首长参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两个人就不服，认为是违反组织规则，曾打算联名写信给中央控告书记江华。 被沙文汉发现并劝阻：你们不好去告，告了要闯祸的。后来信没有发出。但是这问题是严重的，在江华看起来认为沙、杨 在政治上"有问题"，许多事我就是不给你知道，秘书们不知道其中原因。
1955年第二件大事是"胡风"案的发生。在浙江"胡风分子"也有的，反胡风照道理宣传部要管，但省委不要我管，也把黄源调出去了，到公安局去配合工作。我主观主义地认为胡风是思想问题，宣传部当然要管文艺思想。实质上他们认为不是思想问题，是肃反的问题，这我不清楚。黄源就去搞这个肃反工作的。胡风有许多信，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材料，信上批了很多东西 。我开始有点发觉，原来胡风事情变成反革命了，怪不得我不好参加，这是很保密的，但思想上有点难过，叫我怎样工作呢？
55 我自己还发生第三件事，我因肠硬塞开刀，53年我在上海开过一次刀慢性胃炎，没有开好，肠粘连阻塞了。到医院里开刀后需要休息，我出院后家里已搬到省委新房子 。我们本来住在孤山路1号，后来搬到北山路葛岭山麓17号 的1号楼 ，我就在那里养病 。这房子在半山上，都是独幢新造的， 在北山路葛岭山麓新建有七幢房子，是给省委负责人住的。1号楼本来是江华要的一幢，内部装修要比人家好，连厨房里的灶头也和人家不同。我们不知底细，沙文汉说 因为他有气喘病，上山走路不行，选了要最低的一幢就是1号楼 。谁知道这地方是江华选的，江非常不高兴。后来他也根本不住这七幢房子，住到葛岭山八十四号单独 一幢老的大洋房去了。我们后来知道这事得罪了江华。
江华对沙文汉有一种看法，他是地方干部，认为总对自己有一种威胁。当时上面有一种 说法要求干部地方化 ，这对江也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因为沙、杨在浙江人当中还是比较有威信，人家说沙文汉很容易亲近，平等，不象江华那样态度粗暴，干部当中也有议论，沙不象江华那样要惩罚人。后来中央做结论两人没政治问题可以参加书记处，江华就更加忌讳了。更有两个人为沙、杨打抱不平，一个是省委检察长彭瑞林、一个是孙章录，省委财贸部的，公开称赞过杨思一。 提出说省委有宗派，沙杨应当参加书记处，他讲过这种话。使江华非常不高兴，认为是串通一气反党，在他看来就是篡党夺权，你们要是参加了书记处就是夺我权，他是这样看法的。 所以人的思想是很复杂，这我们以前都不晓得，后来公开出来的，四个人，沙杨彭孙反党联盟，写在决议上面的罪名。
1955年是反胡风、反潘汉年，我主要是做理论宣传工作，办了一个干部理论学校，兼校长，也去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党史什么都去讲，大家都去讲。因为当时干部水平实在太低，马列主义一点也不懂的。我还提倡干部学文化，浙江干部大都是初中以下 哪能办呢？写的文字也不通。 这在他们看起来也是不大好的，他们说知识分子同我们工农干部有矛盾。你到好心好意，他讲你坏心。 我认为要学习马列主义就要学理论，学理论必须要文化，你书都读不懂哪能学理论？我脑子也蛮简单，其实他不要读，他不需要读，马列主义是什么东西他不晓得，总觉得你们看不起我们。 宣传部内部都有矛盾。宣传部里部长有好多，有四、五个部长， 有的是站在江华一边，有的是同情我 。其中有一件事我打了抱不平， 黄逸宾 ，山东人，他同原来金韬部长矛盾很深，金韬是一个非常骄枉的人，黄逸宾在部里工作很久了，当时在搞一个台湾展览会，展览会展出来还有美国的炸弹，意思是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和平解放，一种是武装解放的两种可能。 但江华不同意，江华讲一定要和平解放台湾，你哪能去搞武装解放台湾，说是路线错误了。这个金韬从旁挑拨离间，说黄逸宾怎么怎么不好，江华把黄逸宾找去训了一顿，黄逸宾很不服气。他在宣传部会议上面提出这个问题，说金韬非常不好，经常小笔记记东西，从旁挑拨离间， 他提出江华讲话非常骄傲，骂他好像训奴隶 ，黄逸宾受不了。我因此为他打抱不平。但这事又得罪了金韬。金涛同陈伟达是两连襟，这个问题又复杂了。陈伟达老婆（注：徐畹华）同金韬老婆（注：徐畹珍）是姐妹，他们关系很好，陈伟达是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就是陈伟达在领导宣传部。陈伟达老婆在宣传部当个科学处副处长，这个人我吃她的苦头吃够，品质坏（以后会讲到）。
1956年 的事情更复杂了：56年发生 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反对斯大林。出现匈波事件，苏联经过波兰，匈牙利，打进布达佩斯 ，纳吉被杀 ；还有铁托发表演说反对斯大林；1956年下半年中共召开八大 。这一年可以说是多事之秋，也是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候。怎样对待这些国际问题，中央意见也不一样，例如 康生是中央宣传部里的顾问，宣传部长是陆定一。 陆定一同康生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56年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发生， 我对此很关心，因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怎样屠杀内部的事都讲了，我觉得这个很对的，不揭发是不行。我亲眼看到过这种事情，我反对个人迷信，反对肃反的做法，当然拥护赫鲁晓夫的报告。那时刘晓已经在是苏联大使了，大使馆来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各省市都传达的，我也去听了。大使馆的观点同我一样，认为赫鲁晓夫报告是对的，苏联的确是 枉杀了许多人 。我想你中央也传达，大使馆也这样写报告，那还能错吗？ 后来八大也肯定了赫鲁晓夫，但以后又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那你怎么晓得呢？我们头绪都没有。我不懂其中完全对立的状态，中央里面分两派：拥护和反对。
苏共二十大问题影响非常严重 ，我就做了很多有关国际问题的报告，大概这期间我就出很多问题了，我没有去反对二十大报告，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对斯大林不那么崇拜，不过并没有提到原则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后来中央"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两论出来，明显的反对赫鲁晓夫，称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这样专，不过是没经验有点扩大化而已。调子就是这样定的。讲扩大化十月革命以后中央委员会全部杀光，只留了一个斯大林，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苏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都杀了。我在苏联考察以后，对苏联这种情况很了解，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虽然不是象赫鲁晓夫这样尖锐讲，他这一说心里恍然大悟了，问题确实是这样严重，思想上对号了。这大概是我当右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
同毛泽东唱对台戏怎么行？ 这也是刘少奇、邓小平倒霉的地方，刘邓司令部也是这样，后来又说我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了。 毛泽东有独立观点，所以我们统统倒霉。我们身边有个赫鲁晓夫，当时也猜不着，到文化革命慢慢知道就是刘少奇 ，像变戏法一样在变出来的，你哪能晓得，谁是赫鲁晓夫，在毛泽东旁边在我们身边躺着，吓人吗。匈波事件中， 我觉得出兵这不好，纳吉有的话说得也是对的，我拥护这一点。例如他讲要法制与民主，我就非常赞成，谁知林乎加此人，岂有此理，是投机分子。他说谁讲法制就是纳吉，1957年我被打成"纳吉"了，甚至他最后还要把这话写进决议 。邓小平说不好写，一写她就要枪毙的，所以没写，我也没有死。法制为什么不要讲？！
1956年中央宣传部还开会，我参加了。 陆定一的调子很对，我听得蛮舒服 ，他说象匈牙利拉科西这样的人中国不少啊，陆定一 在反对拉科西。毛泽东又不同了，毛泽东非常拥护拉科西。拉科西后来到莫斯科在斯大林庇护之下一点没事 ，因为这是正统的斯大林主义派。匈牙利发生的事 就是反对拉科西独裁，他是同斯大林一样的小斯大林，而陆定一说拉科西很坏，中国也有许多拉科西 。他的这个话对我印象很深，我完全接受。宣传部还有其他的部长，张际春部长，他说苏联很坏有做情报的，我也觉得蛮讨厌，在兄弟党里面做情报。宣传部里这样一种空气对匈牙利出兵问题上不同意。但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是积极主张出兵，本来苏联不敢出兵，也是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去鼓励的，说你非出兵不可，匈牙利如果完蛋了，社会主义阵营就完了。所以后来赫鲁晓夫下决心派兵了。进去后就屠杀，这问题大了。所以东欧发生的问题同中国的党中央是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兄弟党非常不高兴中国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这是毛泽东非常大的错误。这个历史帐是要算的。 匈牙利出兵事对不对，现在当然是很明显 ，匈牙利人民反对 ，他们不要走苏联的道路，要走民主道路。而斯大林时代提出主权非常有限的，都是不能有自由的。所以反自由化的问题实际也同匈牙利有关。提出要独立自由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把这一套东西搬到中国来 ，我又首当其冲，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 我拥护法治，拥护铁托讲话，铁托讲话也是批评斯大林，就说我在支持南斯拉夫，支持纳吉，纳吉不是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里面啊，就把他抓出来枪毙，怎么可以把人家国家的领袖抓出来枪毙，怎么可以这样呢？这类事件我是不服的。这个恐怕都是我的最大问题。
1956年秋召开八大了。其中还有一段事情是55年发生的，55、56年就是中国的农村改革，55年 合作化问题也首先发生在浙江。中央邓子恢派杜润生到浙江来，这会议我都参加的。他说你们初级合作社还没有搞好，不能搞高级合作社。 一万多高级合作社马上要解散，不然农民都不肯种田了。杜润生是传达邓子恢的意见，说不能够过早搞高级社，邓子恢的意见是对的。但当时浙江省执行毛泽东路线，说高级社一定要上马。一个说要上马，一个说要下马，只差一个字死了许多人。毛泽东说要上马高级合作化，邓子恢说下马，统统下来。这件事后来是浙江省胜利了，上马！江华他们认为毛泽东对的 。浙江省农村情况很不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后来我到农村去一了解情况，农民就讲我们生活最好时候就是初级社，一到高级合作社就完了。生产一直下降。事实证明杜润生、邓子恢是对的。到后来邓子恢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撤职了。杜润生也长期靠边站。中央里面分化了，下面我们更莫名其妙。 后来农村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运动，毛泽东的批示中面特别谈到浙江，说浙江省委是好的，没有要下马，下马的是邓子恢，把责任都推到邓子恢，这样江华风头出足了，紧跟毛泽东上马的，但吃亏最大的是浙江省人民，浙江省饿死不少。这事我有一个看法，对农村问题我虽不大懂，但这样做法认为也不对。就上马、下马两个字，意义大不同。，
56年浙江省也开了一次党代表大会，是浙江省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这个会是决定我命运的。当时会上大家都对浙江省委的领导提意见，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省委这样是做错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弄得浙江生产上 普遍上不去。作风官僚主义得不得了，动不动就打击，处罚干部。最主要还对肃反问题有意见，浙江肃反也是不得了的， 杀了特别多的人，机关的肃反，也捉了许多人，对肃反不满意，合作化又有问题，
党代会上海也开的，全国都开。这个会议主要是要换班底 ，还有什么路线问题要讲。我是代理宣传部长，宣传部有一个宣传分团我是团长， 是代表宣传分团 大家发言的意见。 黄逸宾等都纷纷发表意见 ，各处长什么都发表意见。有个问题大家意见很一致，就是省委书记江华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 提拔干部总是提拔自己的一些亲信， 没能力只会拍马屁的人都上去了，大家意见很多； 对林乎加、陈伟达也都提出意见。陈伟达领导肃反怎么肃的啊？拿起笔来什么人反革命，他圈圈好了，这样子啊，他说过：我关起门来就圈了一千多，又没有调查研究 。本来有个肃反小组，五人小组，你根本没经过讨论，自己决定了，这个作风是很不好的。打击了很大一大批干部，这种事情大家提出意见我觉得也很对 。
后来要到大会发言 ，宣传分团由我同黄逸宾两人起草，黄逸宾审查，两个人共同负责。后来因为这个发言做右派的只是我一个人，他没有。我这个综合发言有一个演讲稿，大体内容是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很多错误缺点 具体讲就是合作化问题等，事实上也是有错误，但他们要说完全同意，完全正确才可以，我的罪名叫否定成绩，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还有就是肃反问题，机关里一千多人抓了进去决不是小事 ，大家认为 这就是肃反扩大化，不应当这样。
还有对省委候选人的讨论，大家分析这名单里有些人不行，一种是无能，一种作风不好，一种人还有历史问题没搞清楚，好几个人不够资格。尤其是对金韬，宣传部提出坚决反对金韬当选省委委员，因为这个人作风非常粗暴，宣传部也不要他回去，把他粗暴批评黄逸宾的事也提出来了，结果金落选了，全部候选人就金韬落选了，他非常难堪，但这个人是组织部长陈伟达的连襟，江华最宠爱的，怎好落选呢，这是非常得罪江华的。我就做了替罪羊，我在大会上公开发言反对他入选，其实我同他又没个人矛盾，也不大接触的，根本没有恩怨关系。还得罪了陈伟达 。他们是连档码子，一唱一和很得意的。宣传部的代表们不是这样看，认为他们不好，我也把他们的意见都写上去了，其实就是对省委干部意见问题，肃反问题，作风粗暴等 ，这后来都成为反党纲领。 发言稿也是全体讨论通过又不是我一个人意见。黄逸宾没搞他，因为他是山东人，大概他们对外来的干部不搞，主要锋芒是对着沙文汉， 杨思一，我是一个，黄源也是一个，要打倒的是地方干部这些人。这是后来57年算帐了，56年并没有发生啥问题，他还在讲民主，我们那时很民主，你们都讲好了，但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 ，实质上是在引火烧身， 毛主席当时说天下雨，蚂蚁要出洞，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蚂蚁都出来了。 傻头傻脑的事我做了太多了，倒霉啊！这叫做替罪羊。
1956年对党八大开会以后的决议，我倒是蛮同意的。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霍士廉找我谈话，他是负责八大宣传的，他说你这个业余学校要关门，集中力量宣传八大，我也同意了。另外金韬他们有另外一套计划，他想要搞一个讲师团，由他来做讲师团团长，学马列主义。要把所有高等学校老师都集中起来读夜校，说是学上海经验。我说杭州同上海不同，杭州交通不便。夜里车子都没有 叫年纪大的人跌跌撞撞跑到西湖旁边来学习怎么行呢？ 我说还是让他进学校里去学好了，何必要集中只在一个地方讲课不好，而且讲师团队伍也调不出人来。各个学校里自己学习马列主义不一定要讲师团 ，后来，这 也是一条罪名，说我是反学习马列主义，停止干部业余学校也是反马列主义，随便乱套帽子，一切工作上问题都可以无限上纲上线。
八大学习问题我自己认识也很差 ，现在还是值得研究的，刘少奇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与落后的生存力的矛盾。这句话今天看起来还是有存在，当时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呢。 在当时不是已经是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而是许许多多问题都没解决，也谈不到社会主义制度。
1956年已经是社会主义，我看是成问题了。但他们调子很高，56年社会主义已经快到共产主义了。毛泽东调子更高，他说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成，阶级斗争就会越来越激烈 。所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越斗争生产才能发展。毛泽东一贯主张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才会斗出东西。刘少奇同邓小平说是不要搞，还是要搞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 不要科学，不要教育怎么能有生产力呢？怎么能提高生活呢？七斗八斗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果统统垮掉了，现在是他错了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很大的一个分歧，想不到刘少奇同志后来这样悲惨的下场，我没想到过。邓小平修改党章的报告我也觉得好，其中肯定苏共二十大决议，反对个人迷信， 调子一致。毛泽东致开幕词，闭幕词也没否定 二十大 。这个事情奥妙我就不懂了，到底毛泽东对二十大什么态度，对八大什么态度，看到许多党史方面也不一样，有的人说 象薄一波出版的书，他认为八大是一次分裂，毛泽东开始反对刘少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现在还没搞清。你们 应当去征集这材料。
1957年二月毛主席还发表了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质上已经否定了八大，时间只差二三个月功夫，来了一个180度转弯了，毛泽东什么时候思想转变的。在八大他没有提出来反对，后来又说八大的报告他没有看过，这话我不同意，我看到一本书写的说毛泽东八大报告没有看过，八大是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搞的，这不可能，哪里会呢？而且据说毛自己改了很多。八大报告他 有没有看不可能。他老先生是没出席，为啥不出席也不知道，这都掩盖着，里面问题一定很多，你们要去钻研，到底什么事，作为我们已经吃了苦头 做了冤死鬼还不晓得。我想拥护党的八大总对的嘛，我当时作为一个共产党有什么不可以，我想不通，根据党章，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一个人，直至中央委员这不是写着吗？我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发言，我代表宣传分团发言，就是我的话是错的也不至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允许党员对领导人表示不同意见，这怎么会是反党呢？而且是极右呢？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懂。现在已经形成一种空气，就是不批评顶好，不讲话最好，万马齐喑到现在仍是这种情况，这给党是有利还是无利，我看是无利。
后来我看列宁的书，列宁讲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非常重要的东西 ，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取消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句话觉得我非常同意。党的优良传统里面有一条批评与自我批评，何以到那个时就取消了呢？是毛泽东取消的，毛泽东到后来任何人都不好批评他，连对他下面的亲信，江华这种人也不好批评，江华他们的理论就是：批评我就是反党，那么江华变成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中人称他是" 土皇帝"， 只有皇帝不好批评，除了皇帝以外任何人都好批评，归根到底仍旧是个封建制度，共产党内部里相封建思想非常严重，绝对服从，这是今天腐败的根本问题，你讲象王宝森这种人以前谁能去批评？这个问题 56，57年已经明朗了 。所以后来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是第一批的牺牲者。
56年还有一些问题要写文章，我还在背老黄历，八大里面讲不是这样 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消灭了，我还在讲这道理，他们说不是基本消灭而是越来越严重了，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写 阶级斗争是越来越严重了， 我就批了一句话，说：要根据八大精神写，不能说越来越严重了。 这又成为 我后来很重要的一条罪名，说是我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 我也没否定过阶级斗争，只是根据八大文件精神，何以叫做熄灭论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观点发表在1957年二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里面他讲的时候阶级斗争没熄灭，有时高有时低，刘少奇也不是否定阶级斗争，他只是说疾风暴雨式的斗争已经过去，所以这又 搞不清 什么叫阶级斗争熄灭论 ？
我在宣传部里还做了很多事 ，宣传八大 报告，还有到工商联，政协去辅导做政治报告，学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 学政治时事等，我是宣传部长，人家总是要清你去讲，这些东西后来看看都错了，变成修正主义材料，他们的结论就是我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了，比如我说要"双百"方针，这是毛主席讲的要互相监督，批判我说 不要互相监督，互相监督怎么行 ？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好来监督呢？ 我又莫名其妙了，诸如此类的事完全搞不清。他们说你讲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我们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 也就是不好监督的）
我的报告里还有一个关于党政分工的问题。这也是沙文汉被批判的主要问题 ，沙文汉的报告里主要两点，一个就是党政分开，反对以党代政，一个是讲要求党内民主 。我这个发言里面这两点也提到，是批评省委民主太少，另外一个也提出党政分工，这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我当时没晓得这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是我们最大的分歧所在。江华们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党专政，党政如果分工，就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回头去想也对，苏联就是这样的，就是党政不分的，谁要主张分工就成问题。
沙文汉在党代会的发言是有根据的，一种是他实际工作的遇到的困难，什么东西都要提到省委，他发言中提到省长有责无权，省政府的厅长什么都有责无权，那么这个就成问题了，许多是事务性的东西，我认为可以来批准，比如某一个单位需要用多少钱，都是小数目几百元的事，完全可以自己处理，不一定要省委批准，但样样都要省委批准，那又何必要有省政府呢？ 他提出在省政府里建立党组。 他就主张要建立党组，因为这样事情不必要全部送到省委去决定。党组这个问题是周恩来提出来讨论的，当时还有过文件 。 沙文汉一看就同意建立党组，所以在会议上也提出来建党组。但省委书记说你这是唱对台戏，有了一个省委还要搞一个党组，是不是同我来唱对台戏？就变是篡党夺权了， 不必建党组，政府就要绝对服从，一切有我这里决定就是了。他就是一套班子两块招牌，饶漱石早定好调子的，浙江省也是照华东局这个办法，所以这个省政府是虚的，实际上领导者是省委。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就是这种东西，非常明显。
我的发言里也谈到党政关系问题 ，比沙文汉说得更具体一点，我说：现在的农村里连路条都要乡里面支部敲个圆印子图章才行，政府是方印子，方印子吃不开的，圆印子吃得开。这句话又不得了，说我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向党夺权。
民主人士当了厅长，但是他的话人家不听的，一定要党员才可以有发言权，党员是副厅长，厅长反而要听副厅长的话。所以做事情都非常别扭 。民主党派说我们是花瓶。浙江省民主党派的头头象宋云彬这些人好提意见。他也是老资格的反对派，他是搞文化工作的，意见非常多。沙文汉同这些人民党派关系比较好，所以就成为他们的"代理人" ，里应外合共同反党了。宋云彬这些民主党派的人先被统统打成右派分子，然后毛泽东就抓党内的大鲨鱼 ，抓到一个沙文汉 。说沙文汉就是党内大右派，全中国都要反右，要抓党内大右派，沙文汉 做了一个替罪羊。还有我，这是最有名了我同沙文汉两个人，全国的报纸都登了 。 他是抓到（典型）替罪羊。毛泽东的一个方法就是专门打大的，比如黄逸峰也是大的，首先打倒黄逸峰，找到黄逸峰这个替罪羊真 。后来还有潘汉年，饶漱石，高岗，轮下来就是沙文汉了。
浙江省1955- 56年
省委书记处的作用是所有事情都商量好以后再拿到省委里讨论。这个秘密被杨思一同沙文汉的秘书发现，他们说许多问题已经都商量好，不叫我们的首长参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两个人就不服，认为是违反组织规则，曾打算联名写信给中央控告书记江华。 被沙文汉发现并劝阻：你们不好去告，告了要闯祸的。后来信没有发出。但是这问题是严重的，在江华看起来认为沙、杨 在政治上"有问题"，许多事我就是不给你知道，秘书们不知道其中原因。
1955年第二件大事是"胡风"案的发生。在浙江"胡风分子"也有的，反胡风照道理宣传部要管，但省委不要我管，也把黄源调出去了，到公安局去配合工作。我主观主义地认为胡风是思想问题，宣传部当然要管文艺思想。实质上他们认为不是思想问题，是肃反的问题，这我不清楚。黄源就去搞这个肃反工作的。胡风有许多信，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材料，信上批了很多东西 。我开始有点发觉，原来胡风事情变成反革命了，怪不得我不好参加，这是很保密的，但思想上有点难过，叫我怎样工作呢？
55 我自己还发生第三件事，我因肠硬塞开刀，53年我在上海开过一次刀慢性胃炎，没有开好，肠粘连阻塞了。到医院里开刀后需要休息，我出院后家里已搬到省委新房子 。我们本来住在孤山路1号，后来搬到北山路葛岭山麓17号 的1号楼 ，我就在那里养病 。这房子在半山上，都是独幢新造的， 在北山路葛岭山麓新建有七幢房子，是给省委负责人住的。1号楼本来是江华要的一幢，内部装修要比人家好，连厨房里的灶头也和人家不同。我们不知底细，沙文汉说 因为他有气喘病，上山走路不行，选了要最低的一幢就是1号楼 。谁知道这地方是江华选的，江非常不高兴。后来他也根本不住这七幢房子，住到葛岭山八十四号单独 一幢老的大洋房去了。我们后来知道这事得罪了江华。
江华对沙文汉有一种看法，他是地方干部，认为总对自己有一种威胁。当时上面有一种 说法要求干部地方化 ，这对江也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因为沙、杨在浙江人当中还是比较有威信，人家说沙文汉很容易亲近，平等，不象江华那样态度粗暴，干部当中也有议论，沙不象江华那样要惩罚人。后来中央做结论两人没政治问题可以参加书记处，江华就更加忌讳了。更有两个人为沙、杨打抱不平，一个是省委检察长彭瑞林、一个是孙章录，省委财贸部的，公开称赞过杨思一。 提出说省委有宗派，沙杨应当参加书记处，他讲过这种话。使江华非常不高兴，认为是串通一气反党，在他看来就是篡党夺权，你们要是参加了书记处就是夺我权，他是这样看法的。 所以人的思想是很复杂，这我们以前都不晓得，后来公开出来的，四个人，沙杨彭孙反党联盟，写在决议上面的罪名。
1955年是反胡风、反潘汉年，我主要是做理论宣传工作，办了一个干部理论学校，兼校长，也去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党史什么都去讲，大家都去讲。因为当时干部水平实在太低，马列主义一点也不懂的。我还提倡干部学文化，浙江干部大都是初中以下 哪能办呢？写的文字也不通。 这在他们看起来也是不大好的，他们说知识分子同我们工农干部有矛盾。你到好心好意，他讲你坏心。 我认为要学习马列主义就要学理论，学理论必须要文化，你书都读不懂哪能学理论？我脑子也蛮简单，其实他不要读，他不需要读，马列主义是什么东西他不晓得，总觉得你们看不起我们。 宣传部内部都有矛盾。宣传部里部长有好多，有四、五个部长， 有的是站在江华一边，有的是同情我 。其中有一件事我打了抱不平， 黄逸宾 ，山东人，他同原来金韬部长矛盾很深，金韬是一个非常骄枉的人，黄逸宾在部里工作很久了，当时在搞一个台湾展览会，展览会展出来还有美国的炸弹，意思是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和平解放，一种是武装解放的两种可能。 但江华不同意，江华讲一定要和平解放台湾，你哪能去搞武装解放台湾，说是路线错误了。这个金韬从旁挑拨离间，说黄逸宾怎么怎么不好，江华把黄逸宾找去训了一顿，黄逸宾很不服气。他在宣传部会议上面提出这个问题，说金韬非常不好，经常小笔记记东西，从旁挑拨离间， 他提出江华讲话非常骄傲，骂他好像训奴隶 ，黄逸宾受不了。我因此为他打抱不平。但这事又得罪了金韬。金涛同陈伟达是两连襟，这个问题又复杂了。陈伟达老婆（注：徐畹华）同金韬老婆（注：徐畹珍）是姐妹，他们关系很好，陈伟达是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就是陈伟达在领导宣传部。陈伟达老婆在宣传部当个科学处副处长，这个人我吃她的苦头吃够，品质坏（以后会讲到）。
1956年 的事情更复杂了：56年发生 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反对斯大林。出现匈波事件，苏联经过波兰，匈牙利，打进布达佩斯 ，纳吉被杀 ；还有铁托发表演说反对斯大林；1956年下半年中共召开八大 。这一年可以说是多事之秋，也是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候。怎样对待这些国际问题，中央意见也不一样，例如 康生是中央宣传部里的顾问，宣传部长是陆定一。 陆定一同康生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56年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发生， 我对此很关心，因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怎样屠杀内部的事都讲了，我觉得这个很对的，不揭发是不行。我亲眼看到过这种事情，我反对个人迷信，反对肃反的做法，当然拥护赫鲁晓夫的报告。那时刘晓已经在是苏联大使了，大使馆来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各省市都传达的，我也去听了。大使馆的观点同我一样，认为赫鲁晓夫报告是对的，苏联的确是 枉杀了许多人 。我想你中央也传达，大使馆也这样写报告，那还能错吗？ 后来八大也肯定了赫鲁晓夫，但以后又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那你怎么晓得呢？我们头绪都没有。我不懂其中完全对立的状态，中央里面分两派：拥护和反对。
苏共二十大问题影响非常严重 ，我就做了很多有关国际问题的报告，大概这期间我就出很多问题了，我没有去反对二十大报告，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对斯大林不那么崇拜，不过并没有提到原则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后来中央"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两论出来，明显的反对赫鲁晓夫，称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这样专，不过是没经验有点扩大化而已。调子就是这样定的。讲扩大化十月革命以后中央委员会全部杀光，只留了一个斯大林，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苏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都杀了。我在苏联考察以后，对苏联这种情况很了解，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虽然不是象赫鲁晓夫这样尖锐讲，他这一说心里恍然大悟了，问题确实是这样严重，思想上对号了。这大概是我当右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
同毛泽东唱对台戏怎么行？ 这也是刘少奇、邓小平倒霉的地方，刘邓司令部也是这样，后来又说我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了。 毛泽东有独立观点，所以我们统统倒霉。我们身边有个赫鲁晓夫，当时也猜不着，到文化革命慢慢知道就是刘少奇 ，像变戏法一样在变出来的，你哪能晓得，谁是赫鲁晓夫，在毛泽东旁边在我们身边躺着，吓人吗。匈波事件中， 我觉得出兵这不好，纳吉有的话说得也是对的，我拥护这一点。例如他讲要法制与民主，我就非常赞成，谁知林乎加此人，岂有此理，是投机分子。他说谁讲法制就是纳吉，1957年我被打成"纳吉"了，甚至他最后还要把这话写进决议 。邓小平说不好写，一写她就要枪毙的，所以没写，我也没有死。法制为什么不要讲？！
1956年中央宣传部还开会，我参加了。 陆定一的调子很对，我听得蛮舒服 ，他说象匈牙利拉科西这样的人中国不少啊，陆定一 在反对拉科西。毛泽东又不同了，毛泽东非常拥护拉科西。拉科西后来到莫斯科在斯大林庇护之下一点没事 ，因为这是正统的斯大林主义派。匈牙利发生的事 就是反对拉科西独裁，他是同斯大林一样的小斯大林，而陆定一说拉科西很坏，中国也有许多拉科西 。他的这个话对我印象很深，我完全接受。宣传部还有其他的部长，张际春部长，他说苏联很坏有做情报的，我也觉得蛮讨厌，在兄弟党里面做情报。宣传部里这样一种空气对匈牙利出兵问题上不同意。但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是积极主张出兵，本来苏联不敢出兵，也是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去鼓励的，说你非出兵不可，匈牙利如果完蛋了，社会主义阵营就完了。所以后来赫鲁晓夫下决心派兵了。进去后就屠杀，这问题大了。所以东欧发生的问题同中国的党中央是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兄弟党非常不高兴中国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这是毛泽东非常大的错误。这个历史帐是要算的。 匈牙利出兵事对不对，现在当然是很明显 ，匈牙利人民反对 ，他们不要走苏联的道路，要走民主道路。而斯大林时代提出主权非常有限的，都是不能有自由的。所以反自由化的问题实际也同匈牙利有关。提出要独立自由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把这一套东西搬到中国来 ，我又首当其冲，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 我拥护法治，拥护铁托讲话，铁托讲话也是批评斯大林，就说我在支持南斯拉夫，支持纳吉，纳吉不是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里面啊，就把他抓出来枪毙，怎么可以把人家国家的领袖抓出来枪毙，怎么可以这样呢？这类事件我是不服的。这个恐怕都是我的最大问题。
1956年秋召开八大了。其中还有一段事情是55年发生的，55、56年就是中国的农村改革，55年 合作化问题也首先发生在浙江。中央邓子恢派杜润生到浙江来，这会议我都参加的。他说你们初级合作社还没有搞好，不能搞高级合作社。 一万多高级合作社马上要解散，不然农民都不肯种田了。杜润生是传达邓子恢的意见，说不能够过早搞高级社，邓子恢的意见是对的。但当时浙江省执行毛泽东路线，说高级社一定要上马。一个说要上马，一个说要下马，只差一个字死了许多人。毛泽东说要上马高级合作化，邓子恢说下马，统统下来。这件事后来是浙江省胜利了，上马！江华他们认为毛泽东对的 。浙江省农村情况很不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后来我到农村去一了解情况，农民就讲我们生活最好时候就是初级社，一到高级合作社就完了。生产一直下降。事实证明杜润生、邓子恢是对的。到后来邓子恢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撤职了。杜润生也长期靠边站。中央里面分化了，下面我们更莫名其妙。 后来农村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运动，毛泽东的批示中面特别谈到浙江，说浙江省委是好的，没有要下马，下马的是邓子恢，把责任都推到邓子恢，这样江华风头出足了，紧跟毛泽东上马的，但吃亏最大的是浙江省人民，浙江省饿死不少。这事我有一个看法，对农村问题我虽不大懂，但这样做法认为也不对。就上马、下马两个字，意义大不同。，
56年浙江省也开了一次党代表大会，是浙江省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这个会是决定我命运的。当时会上大家都对浙江省委的领导提意见，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省委这样是做错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弄得浙江生产上 普遍上不去。作风官僚主义得不得了，动不动就打击，处罚干部。最主要还对肃反问题有意见，浙江肃反也是不得了的， 杀了特别多的人，机关的肃反，也捉了许多人，对肃反不满意，合作化又有问题，
党代会上海也开的，全国都开。这个会议主要是要换班底 ，还有什么路线问题要讲。我是代理宣传部长，宣传部有一个宣传分团我是团长， 是代表宣传分团 大家发言的意见。 黄逸宾等都纷纷发表意见 ，各处长什么都发表意见。有个问题大家意见很一致，就是省委书记江华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 提拔干部总是提拔自己的一些亲信， 没能力只会拍马屁的人都上去了，大家意见很多； 对林乎加、陈伟达也都提出意见。陈伟达领导肃反怎么肃的啊？拿起笔来什么人反革命，他圈圈好了，这样子啊，他说过：我关起门来就圈了一千多，又没有调查研究 。本来有个肃反小组，五人小组，你根本没经过讨论，自己决定了，这个作风是很不好的。打击了很大一大批干部，这种事情大家提出意见我觉得也很对 。
后来要到大会发言 ，宣传分团由我同黄逸宾两人起草，黄逸宾审查，两个人共同负责。后来因为这个发言做右派的只是我一个人，他没有。我这个综合发言有一个演讲稿，大体内容是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很多错误缺点 具体讲就是合作化问题等，事实上也是有错误，但他们要说完全同意，完全正确才可以，我的罪名叫否定成绩，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还有就是肃反问题，机关里一千多人抓了进去决不是小事 ，大家认为 这就是肃反扩大化，不应当这样。
还有对省委候选人的讨论，大家分析这名单里有些人不行，一种是无能，一种作风不好，一种人还有历史问题没搞清楚，好几个人不够资格。尤其是对金韬，宣传部提出坚决反对金韬当选省委委员，因为这个人作风非常粗暴，宣传部也不要他回去，把他粗暴批评黄逸宾的事也提出来了，结果金落选了，全部候选人就金韬落选了，他非常难堪，但这个人是组织部长陈伟达的连襟，江华最宠爱的，怎好落选呢，这是非常得罪江华的。我就做了替罪羊，我在大会上公开发言反对他入选，其实我同他又没个人矛盾，也不大接触的，根本没有恩怨关系。还得罪了陈伟达 。他们是连档码子，一唱一和很得意的。宣传部的代表们不是这样看，认为他们不好，我也把他们的意见都写上去了，其实就是对省委干部意见问题，肃反问题，作风粗暴等 ，这后来都成为反党纲领。 发言稿也是全体讨论通过又不是我一个人意见。黄逸宾没搞他，因为他是山东人，大概他们对外来的干部不搞，主要锋芒是对着沙文汉， 杨思一，我是一个，黄源也是一个，要打倒的是地方干部这些人。这是后来57年算帐了，56年并没有发生啥问题，他还在讲民主，我们那时很民主，你们都讲好了，但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 ，实质上是在引火烧身， 毛主席当时说天下雨，蚂蚁要出洞，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蚂蚁都出来了。 傻头傻脑的事我做了太多了，倒霉啊！这叫做替罪羊。
1956年对党八大开会以后的决议，我倒是蛮同意的。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霍士廉找我谈话，他是负责八大宣传的，他说你这个业余学校要关门，集中力量宣传八大，我也同意了。另外金韬他们有另外一套计划，他想要搞一个讲师团，由他来做讲师团团长，学马列主义。要把所有高等学校老师都集中起来读夜校，说是学上海经验。我说杭州同上海不同，杭州交通不便。夜里车子都没有 叫年纪大的人跌跌撞撞跑到西湖旁边来学习怎么行呢？ 我说还是让他进学校里去学好了，何必要集中只在一个地方讲课不好，而且讲师团队伍也调不出人来。各个学校里自己学习马列主义不一定要讲师团 ，后来，这 也是一条罪名，说我是反学习马列主义，停止干部业余学校也是反马列主义，随便乱套帽子，一切工作上问题都可以无限上纲上线。
八大学习问题我自己认识也很差 ，现在还是值得研究的，刘少奇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与落后的生存力的矛盾。这句话今天看起来还是有存在，当时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呢。 在当时不是已经是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而是许许多多问题都没解决，也谈不到社会主义制度。
1956年已经是社会主义，我看是成问题了。但他们调子很高，56年社会主义已经快到共产主义了。毛泽东调子更高，他说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成，阶级斗争就会越来越激烈 。所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越斗争生产才能发展。毛泽东一贯主张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才会斗出东西。刘少奇同邓小平说是不要搞，还是要搞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 不要科学，不要教育怎么能有生产力呢？怎么能提高生活呢？七斗八斗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果统统垮掉了，现在是他错了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很大的一个分歧，想不到刘少奇同志后来这样悲惨的下场，我没想到过。邓小平修改党章的报告我也觉得好，其中肯定苏共二十大决议，反对个人迷信， 调子一致。毛泽东致开幕词，闭幕词也没否定 二十大 。这个事情奥妙我就不懂了，到底毛泽东对二十大什么态度，对八大什么态度，看到许多党史方面也不一样，有的人说 象薄一波出版的书，他认为八大是一次分裂，毛泽东开始反对刘少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现在还没搞清。你们 应当去征集这材料。
1957年二月毛主席还发表了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质上已经否定了八大，时间只差二三个月功夫，来了一个180度转弯了，毛泽东什么时候思想转变的。在八大他没有提出来反对，后来又说八大的报告他没有看过，这话我不同意，我看到一本书写的说毛泽东八大报告没有看过，八大是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搞的，这不可能，哪里会呢？而且据说毛自己改了很多。八大报告他 有没有看不可能。他老先生是没出席，为啥不出席也不知道，这都掩盖着，里面问题一定很多，你们要去钻研，到底什么事，作为我们已经吃了苦头 做了冤死鬼还不晓得。我想拥护党的八大总对的嘛，我当时作为一个共产党有什么不可以，我想不通，根据党章，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一个人，直至中央委员这不是写着吗？我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发言，我代表宣传分团发言，就是我的话是错的也不至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允许党员对领导人表示不同意见，这怎么会是反党呢？而且是极右呢？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懂。现在已经形成一种空气，就是不批评顶好，不讲话最好，万马齐喑到现在仍是这种情况，这给党是有利还是无利，我看是无利。
后来我看列宁的书，列宁讲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非常重要的东西 ，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取消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句话觉得我非常同意。党的优良传统里面有一条批评与自我批评，何以到那个时就取消了呢？是毛泽东取消的，毛泽东到后来任何人都不好批评他，连对他下面的亲信，江华这种人也不好批评，江华他们的理论就是：批评我就是反党，那么江华变成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中人称他是" 土皇帝"， 只有皇帝不好批评，除了皇帝以外任何人都好批评，归根到底仍旧是个封建制度，共产党内部里相封建思想非常严重，绝对服从，这是今天腐败的根本问题，你讲象王宝森这种人以前谁能去批评？这个问题 56，57年已经明朗了 。所以后来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是第一批的牺牲者。
56年还有一些问题要写文章，我还在背老黄历，八大里面讲不是这样 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消灭了，我还在讲这道理，他们说不是基本消灭而是越来越严重了，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写 阶级斗争是越来越严重了， 我就批了一句话，说：要根据八大精神写，不能说越来越严重了。 这又成为 我后来很重要的一条罪名，说是我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 我也没否定过阶级斗争，只是根据八大文件精神，何以叫做熄灭论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观点发表在1957年二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里面他讲的时候阶级斗争没熄灭，有时高有时低，刘少奇也不是否定阶级斗争，他只是说疾风暴雨式的斗争已经过去，所以这又 搞不清 什么叫阶级斗争熄灭论 ？
我在宣传部里还做了很多事 ，宣传八大 报告，还有到工商联，政协去辅导做政治报告，学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 学政治时事等，我是宣传部长，人家总是要清你去讲，这些东西后来看看都错了，变成修正主义材料，他们的结论就是我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了，比如我说要"双百"方针，这是毛主席讲的要互相监督，批判我说 不要互相监督，互相监督怎么行 ？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好来监督呢？ 我又莫名其妙了，诸如此类的事完全搞不清。他们说你讲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我们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 也就是不好监督的）
我的报告里还有一个关于党政分工的问题。这也是沙文汉被批判的主要问题 ，沙文汉的报告里主要两点，一个就是党政分开，反对以党代政，一个是讲要求党内民主 。我这个发言里面这两点也提到，是批评省委民主太少，另外一个也提出党政分工，这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我当时没晓得这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是我们最大的分歧所在。江华们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党专政，党政如果分工，就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回头去想也对，苏联就是这样的，就是党政不分的，谁要主张分工就成问题。
沙文汉在党代会的发言是有根据的，一种是他实际工作的遇到的困难，什么东西都要提到省委，他发言中提到省长有责无权，省政府的厅长什么都有责无权，那么这个就成问题了，许多是事务性的东西，我认为可以来批准，比如某一个单位需要用多少钱，都是小数目几百元的事，完全可以自己处理，不一定要省委批准，但样样都要省委批准，那又何必要有省政府呢？ 他提出在省政府里建立党组。 他就主张要建立党组，因为这样事情不必要全部送到省委去决定。党组这个问题是周恩来提出来讨论的，当时还有过文件 。 沙文汉一看就同意建立党组，所以在会议上也提出来建党组。但省委书记说你这是唱对台戏，有了一个省委还要搞一个党组，是不是同我来唱对台戏？就变是篡党夺权了， 不必建党组，政府就要绝对服从，一切有我这里决定就是了。他就是一套班子两块招牌，饶漱石早定好调子的，浙江省也是照华东局这个办法，所以这个省政府是虚的，实际上领导者是省委。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就是这种东西，非常明显。
我的发言里也谈到党政关系问题 ，比沙文汉说得更具体一点，我说：现在的农村里连路条都要乡里面支部敲个圆印子图章才行，政府是方印子，方印子吃不开的，圆印子吃得开。这句话又不得了，说我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向党夺权。
民主人士当了厅长，但是他的话人家不听的，一定要党员才可以有发言权，党员是副厅长，厅长反而要听副厅长的话。所以做事情都非常别扭 。民主党派说我们是花瓶。浙江省民主党派的头头象宋云彬这些人好提意见。他也是老资格的反对派，他是搞文化工作的，意见非常多。沙文汉同这些人民党派关系比较好，所以就成为他们的"代理人" ，里应外合共同反党了。宋云彬这些民主党派的人先被统统打成右派分子，然后毛泽东就抓党内的大鲨鱼 ，抓到一个沙文汉 。说沙文汉就是党内大右派，全中国都要反右，要抓党内大右派，沙文汉 做了一个替罪羊。还有我，这是最有名了我同沙文汉两个人，全国的报纸都登了 。 他是抓到（典型）替罪羊。毛泽东的一个方法就是专门打大的，比如黄逸峰也是大的，首先打倒黄逸峰，找到黄逸峰这个替罪羊真 。后来还有潘汉年，饶漱石，高岗，轮下来就是沙文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