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问题和到浙江工作

Title

柯庆施问题和到浙江工作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The Ke Qingshi Issue and Working in Zhejiang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Shanghai, Zhejiang

Text

*19 盘

柯庆施问题和到浙江工作

以后他被告到中央处理，当时对这样高级的干部开除党籍，黄逸峰是第一个。毛泽东亲自批的。全党学习这件事，为什么？说是因为不可以打击报复。官僚主义者打击报复立刻开除党籍。这事的震动非常大，而且通知所有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自己有没有打击报复行为。我在华东局是第一名作检讨的，在华东妇联全体干部前面检讨，有没有打击，大家说没有，我算通过了。后来解放日报头条新闻发表了我在华东妇联检查有没有打击报复的新闻，我假使有这种行为也立即会开除党籍，说明当时很严格。毛主席非常重视谁打击报复问题。资格这么老的干部立刻开除了，所以大家都要当心点，表示不要做黄逸峰了，这个事情影响是很大的。
五三年到五四年之间还有几件重大事件讲一讲，对以后历史的发展关系很大。三反运动上海整掉两个人，一个是顾准，一个是曹漫之。顾准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这是解放以后被称右派的第一个人。事情是什么呢？开了一个很大的干部会议，在电影院里有上千人去听，我也参加听的。多年后我看到顾准的日记，他当时是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中央派来薄一波是他的顶头上司。薄一波的意见说上海的税收要依靠工人群众，资本家到底有多少税要收的数目，要由群众来揭发和确定。顾准说用不着这样做，资本家都有帐的可以通过查帐收税，这个就简单，因为工人并不知道资本家到底有多少钱。顾准是会计学家他很懂这一套，他说这个（群众评议收税）不行，就同薄有争论了。薄一波一定要他照解放区搞群众运动那套定税办法。他根本不懂，税收哪能好群众运动呢？但是他是领导你是被领导，他就说你对抗，后来还传出谣言，说顾准要做国务院副总理，说他有野心，这都是不可靠的，就为收税方法事马上开除了他党籍，说他（为资本家说话）是右派。后来被调到北京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曹漫之是什么事情呢，他家里的房子不干净，叫机关里的人粉刷了一下，称这个是贪污。象现在是不晓得多少人在刷墙壁，有许多人利用公款装修房子，就是吃牢曹漫之这样一件事，他是民政局的局长，也被开除党籍。这事件震动很大，他也是老党员，其实后来曹漫之对我讲，他是不仅是刷墙壁问题，还有其它问题，因为有意见不同。意见不同就要做右派，就要开除党籍。这两个人是典型，对后来党内反右都有影响，这些是上海三反时所发生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是扬帆的被捕：扬帆在五四年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成问题的。开始还来参加会议，我看他的样子也不讲话，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后来一下子传出来扬帆被扣留了，为什么呢，就是所谓"三千三"的问题，公安局有三千三，你知道吗？公安局有三千三个特务。本来典故是孟尝君门客三千人，有人开玩笑一句戏言杨公门下三千三，比孟尝君还要多，是开玩笑的话，竟变成严重的罪行。传说扬帆手下收留着许多坏人。这个事情又牵到饶漱石了，因为饶漱石领导公安局，也牵涉到潘汉年，他也领导情报、公安局，这样就把潘、扬、饶三个人就搞在一道了。饶漱石是领导，下面是潘、扬，潘扬案子也发生了。本来毛泽东就认为地下党有问题的，潘、扬都是地下党的，这个问题大了。上面怀疑饶漱石是特务，是不是你们一伙特务在那里搞，下面还有三千三个特务，不得了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其中牵涉到有一个叫胡均鹤的人，这个人1933年被捕时是团中央书记，他同饶漱石关系很密切，饶漱石也是团干部，饶漱石是没抓起来，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叛变了，叛变后他做了国民党特工，抗日战争后期又转到汪精卫下面做特工。他曾同潘汉年有过关系，因为潘汉年搞情报，需要要利用这种人，这个人三面卖情报，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就是这样情况。胡均鹤是三千三里面最有名的，解放后胡在上海公安局里面安排了一个职务。这是因为南京解放时饶漱石他们都在丹阳，潘汉年介绍他去见饶漱石。胡均鹤说只要你们不要杀我，我在你们解放上海以后可以帮助你们抓特务。政委饶漱石同意了，认为这个办法也很好，就在扬帆下面工作，扬当然接受了，就成了胡均鹤的领导，胡均鹤成了公安干部。但是解放区来的干部看到公安局中有许多人这种原来的特工，就非常怀疑，怀疑也没错，怎么看待这个事就有问题了，说扬帆下面有三千三都是这种特务。也成为潘杨案件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我过去在南京也派过许多人参加国民党做特务，与这一样，后来也说到底他们是国民党共产党，道理讲不清了。胡均鹤的问题牵涉到潘汉年，杨帆，扬帆首先就被扣留了，他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放出来。饶漱石1954年（注：应为1955年4月）被捕了，详细情况我不知道，外面都在说，潘、扬上面领导是饶，问题弄得非常复杂。 55年春接着爆发潘汉年被捕，后来演变成全党的肃反运动，形势是越来越紧张。
1954年发生批判武训传，当时我还在华东局宣传部，批判对象是夏衍。这也是一件冤案，硬是说训武传电影是他拍的，夏衍说根本不是我拍，也不是我写的剧本。他当时是宣传部长主管文化局，扯上关系了。市委宣传部开了很多会议，批判这个武训，我们都去参加的，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认为武训不行？我们都认为武训还很不错的，你看过这电影吗？（我没看过但听过）这是山东一个农民，从小很苦没有读书，他想农民最好也能读书，就去讨饭，到地主的地方跪在地上讨，剧本总是这样，地主给他钞票，他把这钱拿来去办学校，教育农民。大家认为是很好的，当时还是清朝时代。但是毛泽东看了就说不对，这是美化地主，不是正好在土改吗，向地主磕头这事情都是有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个人成问题，派江青到山东去调查武训的家。江青那个时候就开始出头了，添油加醋地说根本不是电影里那样讲得好，武训本来就是坏人，是美化地主阶级。报上也发表调查报告，这一来就舆论轰动了。你夏衍老共产党员鼓动地主，问题大了。开起会来宣传部文艺处长都在指责，说夏衍是反社会主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反社会主义这种说法。
夏衍生气得很，他说我根本没参加电影拍摄也没反对过，就是这样一件事说我反社会主义。大会斗小会斗得一塌糊涂。这件事也就是后来反对十七年文艺黑线，对象就是夏衍，问题又在上海了。这些问题你们要很好注意，怎么发生的？历史很长，就是从《武训传》开始的。当时在北京还批《红楼梦》，问题还小一点。《武训传》当作政治问题来批，提高到反社会主义。夏衍被调到北京华东局宣传部长不好做了。上海刘长胜、刘晓都调走了，陈毅也调走了，陈毅、刘晓到外交部去了，这个刘长胜调到世界工联，来接班人就是陈丕显，陈丕显到上海来是53年，带了一批人马来的，组织部长王一平、宣传部长是郭芒(XX ?)，各种干部班底换了。到55年初柯庆施来了。柯庆施又把张春桥提拔起来，形成新的（上海市委）班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上海市委被打倒为止。就是这样一条线发展下来的，也是毛泽东一手所制造的，他要把上海市委的权力夺过来。
这里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一个是反映了对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根本不相信，刘晓、刘长胜都不行，我也都不行，一大批人都不用了，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当时已经在开展对文艺（黑线）的批判，提出修正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问题。最严重的是上海的大权落到柯庆施的手里。柯庆施一来组织部长王尧山就调去做市委秘书长，组织部长是王一平，这是他们相信的，而对王尧山他们是不相信的，因为他是地下党出身。王尧山1955年反胡风的时候即被开除党籍，王尧山后来对我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开除党籍，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碰到他时说的。他说我没看结论。我说这你糊涂，你怎么好不看呢？我告诉他，我在杭州看到中央文件，说王尧山是假党员。他说什么，我是假党员？！我说我看到的。后来又说他是胡风分子，到底是啥也讲不清楚。他同胡风是有过关系的，三十年代搞文化工作，还有一个彭柏山，彭柏山，王尧山，胡风与他们都是要好的，这我知道。王尧山同彭柏山都作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
柯庆施把张春桥带到市委，据王尧山讲，张春桥1954年时被谭震林撤职了，因为他在"解放日报"攻击领导干部。谭老板气得发火了这种人哪能好做，要他靠边站了。柯庆施1955年一来就把张春桥调去做当秘书，一直做他的秘书，坐在市委书记隔壁的房间里，所有文稿都是张春桥起草的。王尧山被开除党籍后，柯庆施就把张春桥提上去做了秘书长，所有当时市委的文件大部分都出自张春桥的手，同柯庆施关系相当密切。如果柯庆施不死肯定是五人帮，后来姚文元，江青都来了，柯庆施实质上是四人帮里的头头，这个问题一定要讲讲，所以又叫上海帮，上海帮的头就是柯庆施。张春桥那时还没有资格，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夺权把陈丕显打倒以后他才是头。秘书的长权力也很大，所有文件都起草，这个班底换了。实际上文革以前上海的权早已夺好，1954年已经夺好。转到柯庆施手里了。
到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打倒陈、曹一脚踢掉。柯庆施65年死的，但是他接班人搞好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这批人都是上海去的、王力也是上海去的，上海这个事情复杂，你们一定要做好这个档案工作。
我想这里讲一件关于柯庆施的事情，我很注意，也没地方好去讲，我一些到市委领导同志家，他们好像都不大关心。就是关于柯庆施的历史问题。有二个人告诉我的，一个就是戴映冬，你晓得吗？这个人很重要，1992年以死在华东医院，是上海市党校的党委书记，副校长，安徽人。他生前同我谈过好几次，他说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我身体不大好，好像要死了，你要记住啊。
今天你(注：指上海档案馆的陈伟)来了我索性同你谈谈，这个问题你要查查。戴映冬同我讲柯庆施是一个坏人，他和我从小在一起，安徽芜湖什么地方，那时还是青年团的时候，他俩一起搞县委工作。他说柯庆施在安徽芜湖嫖赌抢样样都来，吃鸦片，完全是个流氓。他入党是比较早的，从共青团入党， 22年或23年在上海，住在俄语学校，那个时候毛泽东也在上海，柯同毛很好，这两个人都嫖妓女，嫖得非常之开心。柯庆施还有一个妹妹，介绍给毛泽东同居，这个关系就不是普通关系，有裙带关系了。这个女的就是柯庆施妹妹，一直被保护着的。柯庆施死了以后张春桥也非常保护她，还到南京替她造房子，这个人可能住在南京。戴映冬告诉我，他说毛泽东所以这样提拔柯庆施和这个有关系，因为同他妹妹的关系.，毛非常重视柯庆施。毛泽东后来公开讲柯庆施很有才能，使用得不妥当，地位还不够高，所以后来弄到政治局去了。（候补委员）他如果不死的话是不得了的，很明显关系不是普通。戴映东在解放以后在上海市委做机关党委书记，我在市委做组织部长，同他一起开会彼此也很熟悉。他对我很信任，相信我这个人可靠，他当时不敢对我讲，到八十年代才对我讲的。他说柯庆施一到上海来，我怕得不得了，我务必不能让他看到，戴映东的名字也是后来改的。有一次到党校，柯庆施去讲话了，戴是党委书记不能不主持会议啊，那天他就请了假，叫别人代替去主持会议，装病了。所以柯庆施始终没有发现戴映冬在党校，如果给他发现我就没有命了。 55年发生中央要调动柯庆施要当英国的大使，戴映冬知道这事马上就写封信给中央组织部，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能当大使，假使在外面搞男女关系一塌糊涂，嫖妓女怎么办呢？写了这样一封信，他说不知道这个事情闯祸了，后来中央调了三个人穿着军衣的，来势汹汹，讲这信是你写的，以后你不准乱讲，没有这个事，叫他不许乱说。但柯庆施从此也没调，就做市委书记，后来做上海局书记了。八十年代他同我讲这个话，他说他早点调出去也许上海好一点，他说我犯了一个错误。
还有一个人叫做林立，这个人是浙江东阳义乌人，也是三十年代的老党员，做上海地下工作，王明路线时候是区委书记，领导他的人就是柯庆施。事件发生在1932，33年，柯庆施是同他有联系的。他说：有一次柯庆施交给我一个关系，叫我去找一个人，结果去后发现这个人已经抓走了，里面等着一个特务，就把他也抓起来了，林立怀疑这个事情是柯庆施告密的，但当时并不晓得他叫柯庆施，只知道姓张，他说老张这个人靠不住，因为他明明晓得这个地方已经出问题，怎么还要他去那里找人？他一直在想，解放以后林立从牢监里出来，林立的确已经自首过，政治上有点问题的。他也没讲人家也不知道，50年代初调到市委组织部里也是做党委工作，经常同我一起开会，浙江同乡人。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同我一起是上海的政协委员，编在一个小组，我是组长，经常同他谈，他就把这个事情详细告诉我了。他说我一到上海就碰到柯庆施，柯庆施在上海当市委书记。他请市委干部一起见见面吃点饭，就是在吃饭时碰到柯庆施，他本来不知道柯庆施就是老张，两人见面时，双方都吓了一跳，因为林立晓得柯庆施（老张）的问题。柯庆施也吓了，他也吓了。后来柯庆施就不要他在市委工作，把他调到民政局当局长，他说他故意要害我，叫林立去搞肃反，那时候不正是肃反吗？叫我去搞肃反，倒打一耙，说我不努力没有做好肃反，给了处分，他一直不得意。文化大革命中也搞的一塌糊涂，到后来平反了，平反了以后做政协委员，他碰到我说柯庆施这个人很靠不住，因为他自己也有亏心事有自首行为，他后来再三说，我一定要离开上海，回到故乡去，去住在乡下，早点离休。这个人在浙江。这个事是他告诉我的。
还有一个人叫吴成方，你晓得吗？这个人也是八十年代初告诉我：他长期被关押是做情报工作的，在北方局，领导抗日联军吉鸿昌。八十年代看到我的时候他非常狼狈，老婆和他离婚了，饭也没地方吃，觉也没地方睡。我说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他说都是柯庆施害我。我问他怎么害你的？他说不得了，因为我知道他的底细，解放以后我到上海来他碰到我，就把我关在农村，不是上海农村，是内地的一个农场，不让我出来。等于软禁在那个农场关了很多年，老婆也因此同他离婚。说这个人是反革命，不得了。回到上海来老婆不买账，饭也没不给吃，睡在人家楼梯底下，总之非常狼狈。我问他到底什么事，他说这说来话长：柯庆施三十年代到北方局领导他，当时吴成方说我在东北搞了很多好的工作，统统被他破坏掉了，是柯庆施破坏的。他就讲一个例子给我听，吉鸿昌怎样被捕的？我说我不晓得，他说吉鸿昌在抗日联军里的身份是隐蔽的，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吴是同他单线联系的，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只有吴成方晓得。后来吴成方就把这关系交给柯庆施，吉鸿昌不久就被捕了，肯定是他告密的。这是吴成方同我讲的。他说不止如此，抗日联军大批部队被消灭，也是柯庆施搞的。柯庆施这个人有问题，我说你为什么不讲呢？他说不好讲。他现在地位很高，我还没有告上自己性命也没了，吓煞了。他始终没有讲，只同我谈过。他说问题复杂我不能讲，可能还有人在包庇柯庆施，他有顾虑，他始终没有讲。
吉鸿昌还有一桩事，剧作家于伶写了一个吉鸿昌，给柯庆施看到了说不许写不许读，于伶也不懂，我写的为啥不好读不好写。后来演的是另外一套了。政治的东西不好写（蛮残酷的），于伶也不了解为什么？实在是因为这同柯庆施有关系，怕你们注意起来他有点危险。这东西很可怀疑的。于伶可能现在是脑子不大清楚了，总归也晓得一些情况，他知道的事情很多，他到现在还不肯讲，老同志都吓得很。我年纪也大了，我讲出这些话也蛮危险，你也要保密点，调查可以，现在很多坏人混在共产党里你不晓得的。他们现在地位都很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暗算人，也很难说。
吴成方同我讲了好几次了。后来潘汉年问题发生以后，我也向市委一个领导同志讲过，我说将来人（吴成方）死了怎么办，他说不要紧只要你着就可以知道了，这算什么话呢？大概他也怕。我不懂，到现在仍旧不懂。所以我看共产党里做坏人很好过的，总一路有人保护，只要你权力大就可以。柯庆施这种人现在还在保护，现在写文章没人敢提柯庆施。领导说法，市委领导说法都不可靠，但是北方有人指出柯庆施的名字，说他怎样怎样。我看见过好几次，希望你们到北方去查，到档案馆去查，一定有材料。在上海你找不到他材料。
我八十年代初刚刚摘帽子恢复党籍，在市政协里工作时去参观烈士墓，我看到有柯庆施照片同烈士一道在那里摆着，我后来就说柯庆施没资格同烈士在一起，这人很坏。我讲这话以后，受到市委统战部，那时张承宗什么还有一个张啥名字，好几个人吓得灵魂也没有，你这个老太又在放炮了。可见柯的这个威力是非常巨大的，不是一点点大。但我不怕，我横了一条心了，有啥稀奇，柯庆施这人很坏，我别样不晓得，他同江青，张春桥有关系的，张春桥怎么来的还不是柯庆施。而且讨论时居然有人同我争论，是文化报的一个编辑一个女同志，说柯老是很好的，你怎么说他不好？我说别的不晓得，张春桥就是柯庆施提拔出来的。她说柯老同毛主席一道吃饭，报上也登过，我说那是你们编辑部的事情，你们喜欢这样。我就同她对着干。她后来不响了。势力大得很么，不要看那么简单，当然她绝对迷信，不相信柯庆施会是坏人，对张春桥的事也是不相信的，你说他特务，谁讲的啊？这是后来讲的，谁知道说江青是特务啊。不敢讲，绝对没有人敢讲。不是人家不检举，也有人检举，没用，甚至于性命去掉也没有办法，这太可怕了。我们的统治非常可怕。主要问题是毛泽东，都是毛泽东搞的这些事，凡毛泽东旁边的人，决计不敢去得罪他，他怎么说就怎么说，柯老好这就是好，你还有设么话讲？
柯庆施我知道他有一件事是假的，南京解放时他吹牛皮，说他见到过列宁，我不知道你听到过没有，（听到过的）这个事情完全是假的，我告诉你，吹牛皮，其实那时候列宁召开一个远东民族大会，这个是非党组织，就是统一战线那样，要各个民族大家来团结起来开会，反对帝国主义。柯庆施的确是到远东去过的，做代表去过，但列宁并没有到远东来，他已经病很严重了根本没有来过，你怎么能够碰到列宁呢？我当面问过柯庆施，列宁当时在莫斯科你怎么在远东碰到的？他说我没有。但是外面大家都这样讲，就非常可怕。没有这桩事你们不要相信他。中国共产党没有见过列宁，陈独秀没有见过他，李大钊也没有见过他，列宁被打伤以后病重根本不见人，怎么好见呢？到1922年23年快要死了，病重的一塌糊涂，不会到远东来。我问他，他说没有见过列宁。但他对外不讲，吹皮是真的。
柯庆施一到南京影响就很不好，挑拨离间，在二野挑拨离间，他是二野的人，晋冀鲁豫的人，从石家庄来的，带了张春桥一起。柯庆施非常不好，经常造谣言说地下党的不是，思想不纯，说南京地下党乱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是瞎讲。过去，我从表面现象看他，一直到八十年代戴映冬、吴成方这些人告诉我，这两个人老干部，都是副市长一级待遇的，他们家属恐怕还在。吴成方家住在康平路100弄新房子，戴映冬家不晓得住在哪里，他92死在华东医院，吴成方后来死的，两个人都不在了，他家属可能还有文字遗留下来，很可能，你倒不访去找找看，我不认识他们的家属。
到浙江去工作：华东局1954年12月撤销了，撤销原因恐怕同高饶事件有关，毛泽东担心独立王国，取消了行政区。华东局和全国各大局都取消了，省市关系直接由中央来抓。因此原华东局的干部统统要重新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浙江去了。起初做什么还不大清楚。到了浙江以后说要我当宣传部长，省委宣传部原有个部长是金韬，这个人准备要调工业部，宣传部就要我去做。他还没有离职，我就代理的（部长）。实际上这个人一直没有来上班，直到我被打倒为止。我是55年一月里到的，57年就被打倒了，56、57二年，二三年功夫，充其量三年。
解放后沙文汉在浙江，他浙江是三进三出了，上海解放的时候他接管过上海公安局，接管以后就调到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任副主席。我当时还在南京，后来到苏联，这时他调到浙江去了。后来华东局陈毅又把他调回上海，当时我在苏联他就来上海，到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担任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毅是书记，还有一个副书记是刘晓。以后到过香港布置台湾党的工作，我从苏联回来时，他已在上海，我在上海碰到他。华东局台委工作有一段时间是在上海领导的。 1952年又把他调回浙江。不久，外交部又从浙江把他调走，准备要他当印尼大使。三次调走。53年春末夏初从外交部又回到上海来，因为身体不好不出国了，回上海后就在华东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兼高等学校党委副书记，和我在一道工作。1954年秋天他又调到浙江，准备出任省长，我在上海没去。后因华东局解散，他们就把我也调到浙江。我把全家老的少的我母亲孩子索性都带去了。我在1955年初带了老的少的到了浙江。
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对我来讲又是一个大转弯，又要改行了，哪里需要就哪里去，变成万金油了。宣传部搞理论，这事难做，后来我才知道宣传部这工作真的很难做。省委宣传部有一个副部长叫黄源。华东局解散时在文艺处任处长，也被调到浙江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他后来也成右派了。
我去了以后最重要的事是了解情况。沙文汉告诉我，浙江情况非常复杂，你不要乱讲话，这里情况比上海还要复杂。我不知道什么叫复杂，他叫我要非常当心。刚解放的时候省委书记是谭老板（谭震林），后来谭启龙任书记，第三个书记就是江华。我刚好是那个时间到的杭州。江华这个人是老红军老资格，人家背后还叫他"老报复"。井冈山时期曾经做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资格非常老，来头很大。此人同柯庆施一样非常厉害。他本来在东北时在陈云下面工作，陈云并不欣赏他，说他没能力，把他调到南方来，到杭州做了市委书记。后来谭启龙调到山东，他马上就补上去当了浙江的省委书记。那时论资排辈很厉害，资格老就做省委书记了。我到杭州时他已是省委书记。沙文汉1955年初根据54年宪法规定做了省长。
这里讲到55年的情况。这是很重要的一年，国际、国内都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发生潘汉年案。潘汉年4月被捕时，我刚到不久。马上就听到讲话，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有电报来潘汉年是内奸，现在抓起来了。估计党内还有奸细，问题非常严重，江华报告对下面说：浙江省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猜老资格，没被捕过只有沙文汉没有第二个人。沙文汉同潘汉年确实有相同之处：一个是老党员，一个是长期地方工作，都没被捕过，在他们拿下干部看起来地下工作一定要被捕，哪能不被捕呢？没被捕就一定是特务，内奸，这结论非常简单。这种话一讲，大家都轰动了，谁呢？不约而同想到沙文汉，这难做人了。但是他没指名，虽照样让他工作，但是显然态度不同了，有许多机密事情讨论不通知他参加。我也受到影响了，但我也木头木脑不大晓得，并没对此有所警觉。
浙江还有一位副省长杨思一。这人后来成为"沙、杨反党同盟"里的一员，浙江人。沙文汉和杨思一都是浙江人，这就是所谓的"地方主义"。他也是从上海来的，30年代王明路线时被捕一次，他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当时我也在反对，他也反对，后来就被捕了，我没被捕。被捕后他被关在牢监，表现很好的，没有供出任何事，这段历史的结论也做过的，是中央做的结论。到了浙江又成问题了，说他有历史问题，他被捕以后有叛变。说沙、杨都有政治问题。
沙文汉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上一次讲过的安庆逃脱的事，说是他被捕过，沙文汉说我没被捕过，问题在这里，但他还不大知道事情竟会如此严重。这东西蛮简单，没被捕就是没被捕，如果被捕了哪能可能不知道。整风审查中这许多人会不知道吗？不可能。这时候杨思一在浙江被排挤得很厉害，他身为省委组织部长，副部长就是江华的老婆（吴仲廉），这个人很不好的，也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干部。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但同杨思一对着干，经常在打小报告，说杨思一的坏话。杨有什么事情呢，杨思一是浙江四明山地区打游击出来的，解放以后对老区的人民是很有感情的，他提出浙江老区的同志很苦，对老区的同志要照顾。吴仲廉是南下干部，就说你杨思一老是包庇地方干部怎么的，所以就是地方主义。杨思一常对沙文汉讲起这些事情，委屈得流泪。南下干部江华与杨思一等当地干部的矛盾很深，这种都是祸根。
那时，其他的省委负责人是不到我家里来的，什么林乎加，陈伟达，李丰平等省委领导是一个也不来的，从来没来过。来我家的人后来都是右派，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里电话安有窃听器，当时窃听器不像现在高级，有一根电线接到省委某机关，（注：据说是在葛岭山的西泠饭店内）你打电话他们都可以听到，就是要听你与谁外头有关系的，特别是对杨思一同沙文汉的通话特别注意。有时我家接到电话突然来找人，问"杨省长来过没有"？很奇怪，老是来找杨思一做啥？实际上是在盯梢，盯牢杨思一，副省长来找省长有什么关系？怪就怪在这里。我都很奇怪为什么，我都不懂。我们在葛岭住处的门口有警卫，警卫员有一个班，戒备森严，谁来都要登记什么地方来的都要去汇报。沙文汉的警卫员老龙发现了，他为什么到我们家里来的人都要审查？他也不懂。可见怀疑沙文汉。
沙文汉同潘汉年是工作关系而已。比如我南京的情报电报常要通过潘的电台，刘晓同沙文汉有时要同潘汉年接头，他们有情报要交换，有很多问题要商量，他就说你在做坏事联系。我经常看到"小开"（潘汉年）来了，刘晓找沙文汉一起去谈，谈什么我不晓得。现在他们认为这都是有大问题。还有于伶，潘汉年找沙文汉，刘晓是要通过于伶的，于伶再找到沙文汉，所以于伶后来也被捕了。许多人都被牵涉在里面，在他们说起来都是问题，说这是你们在搞特务工作。
所谓潘汉年事件，在浙江搞得非常严重，新的敌人主要是沙文汉同我。沙文汉因安庆逃脱的问题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1956年审干的时候，我不要审干，因为我没问题，沙文汉却偏要去审干，审干就是审他安庆这件事。56年初他这一问题送到中央直接审干，审查结果时证明人都在，是很简单一桩事，中央组织部对他做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中组部长安子文还与他亲自谈话。说你的事我们查过了，没有问题。你可以去参加浙江书记处。（注：浙江省委成立书记处时，借口沙有历史问题不让他进入）。还有杨思一历史也查过。没问题，都应当参加书记处。这件事江华是很不高兴，（注：省委从未在浙江宣布过中组部1956年对沙文汉这段历史的审查结论）因为江华最怕地方干部参加书记处，书记处的核心是江华，林乎加，陈伟达三人。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柯庆施问题和到浙江工作" (The Ke Qingshi Issue and Working in Zhejiang),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