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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五十年代初在上海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Shanghai in the Early Fifties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Central China, Shanghai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18盘
五十年代初在上海
（到华东妇联后）我第一步先要学习农村工作，农村的问题一摸不得了，并不比工厂问题简单。当时最大问题就是号召妇女参加生产，假使不参加生产地位提不高，农村妇女就没有解放。但要生产又有矛盾，家庭事务很多，这个矛盾你怎么解决呢？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婚姻法。农村中封建思想非常厉害，妇女完全在封建压迫之下生活，男人可以随便打老婆，婚姻完全没有自由权，包办婚姻很严重，要离婚也难，要结婚也难，离婚以后财产怎么分？个土地改革了你又怎么分，都是问题呀。参加生产又怎么做，待遇不一样，不能同工同酬又要去管的 。
还有办托儿所，妇女一参加劳动最重要的就是小孩子问题，当时还不是节制生育，还提出妇女多生孩。
那时反对马寅初人口论，是毛主席反对嘛。我的做法同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机关内的干部都是小孩子生得很多。我这个人不多生孩子，我说我不能带头，别样可以带头，生孩子我不能带头。当时的制度不对，生孩子有经济问题，规定一个孩子一个保姆，有一份供给制，假使你有三个四个孩子你生活就很好了，小孩越多越好。解放的时候一家七个八个孩子也有，原因就是当时政策鼓励出来的，三个以上就是光荣妈妈。这有啥光荣呢？大家都去做光荣妈妈我最不光荣，就原来一个小孩子，没有光荣。 我当时也不大懂，想不到人口数字太大了，后来据说是又增加了三亿，国家损失很大的，到现在还是吃人口太多的苦头。这也是毛主席的错误，也是学苏联一边倒的经验。因为在苏联我确实是看到了光荣妈妈很多，因为打仗死的男子人口太多 ，总人口也减少，所以鼓励多生孩子有它的道理。否则苏联生产力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口还是多，有六亿多。生这许多有啥用，可把我麻烦煞了，城市里托儿所的问题非常严重。你生了那么多小孩，母亲的还要工作怎么办，有保姆也不能解决问题，你总要自己管的， 托儿所的问题很困难，哪有这许多托儿所，只能简单化把小孩子带到机关里，母亲办公时在一起，现在这个制度还存在，我们很多机关还有临时托儿所，日里托，夜里回去。 假使有孩子生病了怎么办，有卫生保健问题。儿童有许多特殊问题。 这些事妇联都要管。
在城市里妇联主要是街道问题，妇女多数在家里，工厂有人管 ，学校有人管 ，街道谁管呢？上海创造了一个街道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现在算一级行政 当时不算的。不过居民委员会很重要，比如夫妻吵架，老人照顾，小孩子托儿问题，家庭纠纷这些问题都上居委会。妇联要去管，这样妇联就变成小政府了，没办法 硬了头皮就这样做。妇联在妇女中威信很高，因为妇女常常被欺负，没地方去告状就告到妇联，妇联又变成法院了。妇联工作当时最忙，不像现在这样空。当时也打下了居委会基础。
后来又改变了方式，责任也是有的，这都是新中国初建时在创造，错误也是有的，如多生孩子，我反对，但你得服从组织，因为上面提出"人多好办事" 的理由。就是人多好办事，但怎么个办不清楚。出生以后问题也很多，比如有的地方生出来三胞胎， 组织上立刻派人去问是不是照顾好了，三个人母亲奶不够的， 这种多余的事件很多。双胞胎也不得了，三胞胎越加不得了。这种事是否妇联应当做，我也搞不清，反正都要去管。
后来摸着一点规律，到底妇联应该干什么事，婆婆妈妈的事情都要管，人家不管的事情你都要管，人家打架也要管，生小孩也管，托儿所也管，就是婆婆妈妈的事，还有婆媳吵架，婆媳吵架真难弄，都要管。这就是妇联的工作。生产也要管，报酬什么统统都管。还有一样重要的事情，每个地方都有妇联，都要去配合，比如民兵，这民兵工作同妇联也有关系，也得去发言，不光是女民兵，要去组织民兵妇女反对就不行了，有些民兵同生产有矛盾，一定要去协调，样样要去管。
工厂里妇女问题特别多，女工吃奶时间要规定，后来我们规定了一日几次喂奶，要给休息时间去喂奶，还搞小孩子吃饭的房间，哺乳室等这事也要管。 工厂里生 孩子的事特别要当心，妇婴工作极多。学校里也有的，有女教师、女学生，女学生主要是恋爱问题，思想问题也要去管。从民兵到家庭问题基本上样样去管，凡没人管的事妇联都要去管。
国际上的妇女要到华东局妇联访问。少数民族来上海也要找妇联，所以还要做外交工作。我当时外交工作做了很多，什么德国妇女代表团等各国代表团很多， 我还要学外交规矩，外交有外交的一套不好乱讲。比如东西德统一问题就不好讲。西藏代表来了，西藏人来要当心一点，他们习惯同汉族不一样。有宗教问题，碰到回教人不好吃猪肉，基督教也来，都要找你妇联，妇联主任多少忙啊。
我觉得自己像孙行者，一会儿变这个，一会儿变那个。实际上我一窍不通，没有经验，外交工作，农村都没有经验 ，等于每天在演戏。好在有人帮忙，有好几次外国代表要我们到大使馆去，到大使馆去很麻烦，有巴基斯坦，印度等好多国家都来，这你都要去，你华东部里不出席不行，怎么去应酬，讲什么话这都不好乱来的。不过有人来指导 应当怎样，穿什么衣裳讲什么话，都有一套规律。我知道外交上一套礼节。 还有上海市政府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和活动，工、青、妇也有份，工青妇样样都要去配合，真是头痛，我这就是记得这样的情况，杂乱无章天天这样子工作。搞一年多光景，到五三年底我离开了华东妇联。
五三年下半我走了。当中发生什么问题呢，饶漱石动我脑筋了，饶漱石找我谈话，说你是婆婆，要找媳妇来当家了，意思我年纪比较大一点，要年青的人来做，我应当让位了，我最高兴了，我是不要做。他找了亲信，XX比我小几岁 。小媳妇应当代替婆婆当家了。因此我就可以离开了，我看饶漱石当时有一个思想，要控制华东局的班子，后来有人揭发出来他那时在搞一个少壮派。少壮派就是要年青，要把老干部赶走。其实我当时也只有四十多点，也不是老年。但他要自己亲信。
这里面我看出一个事就是组织部长问题，华东局的组织部长本来是刘晓，后来调走了。调另外一个人，这人现在还在上海。刘晓呢 三反时候也已经蛮危险，要搞他了，刘晓同我来讲他已经退下来了，他一看形势不大好不想搞下去，他就请病假，退下来了。所以事实上，上海市委只有刘长胜和潘汉年二个老干部。陈毅也被调到北京当做外交部长，不来上海了。刘长胜、潘汉年二个人在上海当家，刘晓看形势不好就走了。以后揭发饶漱石时才知道饶想把他们搞掉。刘晓聪明，因为形势不大对，他就休养 在家里休养，后来到杭州休养。他看到南京的情况，知道我也在南京被整过，他担心再把他也搞成什么，他比我聪明。
但三反运动时，刘长胜倒霉了。薄一波到上海来，手里拿尚方宝剑来杀刘长胜，刘长胜告诉我的。薄一波公开说："你们上海三反运动不力，我就拿着毛主席的尚方宝剑来斩"。我吓了一跳，我想刘长胜和潘汉年要完了，后来还好，大概陈毅这些人不赞成，后来就把刘长胜调走，到世界工联去工作。从此以后他不再回上海，从事工人工作去了。潘汉年不久就变成反革命，这是另外一件事 。总之（原来上海局地下时期）的一些干部全部弄光了，由柯庆施来接班。上海班子换掉了，来的是陈丕显一帮人。饶漱石是不想离开上海的，陈毅调外交部走了，他应当称王 ，华东局地位很好，他想留着也要搞一群人由他控制。 但是毛主席偏把他调出到中央做组织部长，但他要想回上海，毛主席不准，半夜里他去找毛主席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毛泽东就警惕了， 回到华东后来不是出来高、饶事件了吗？ 说是一个东北王，一个华东王，这两个人联合起来力量大了。 后来叫做高饶联盟，事实上不一定是联盟，实际两人是没什么关系的，不过是（各自一方的）两个巨头，东北和华东是全中国最大的两个行政区。饶漱石被调到北京 ，他走了以后华东局接班的是谭震林还是谁，我在妇联时是谭震林接班，谭震林对妇女工作不管，他不大来管我的事。我在妇联感觉到学习是学到一点，成绩我也讲不出来。一天到夜配合、开会、没有具体事情，当时妇女工作就是这样一套东西，我体验过了。
那么从华东妇联又要调我到哪里去呢？要把我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是舒同，他和陈其五，他们在宣传部里组织一个华东局上海高等学校委员会，自兼书记，副书记陈其五。舒同这个人是个好好先生，写写字，书生气十足的，实际工作不大行，权力操纵在陈其五手里。这位老兄可不简单，后来被柯庆施开除党籍，这个人也很要抓权力的，作风粗暴，教条思想也很厉害。在三反、整风当中高教局出了很多问题，弄不下来了，造成党同知识分子对抗状态，矛盾蛮尖锐。因此要调 一个缓冲的人来，我是妇女工作者，没啥了不起，当然也没有得罪人。又因为过去我在地下时期搞学生运动的，他们也知道，所以舒同就把我调去了，调去当副书记，同陈其五一起工作。
我同陈其五蛮熟悉的，在华中解放区我就认识，这个人在工作作风上有点问题，我到高教系统 一看不得了，在开大会斗争，把大学教授，好像同济大学，也不记得什么大学，像抓地主一样抓上来，叫他跪在大会台上，下面都是学生。这像什么东西，我去后台一看，陈其五在骂他，你要交代贪污了多少！你是大老虎，你不交代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 教授吓得魂灵也没有，跪在地上。这种样子我看不下去，就同陈其五讲，这个事情你不好这样做，假使不是大老虎呢这以后怎么交代 ？知识分子要讲尊严的，即使是贪污分子，也不好这样做，要依法处理，到底贪污多少你也没有数目，要真凭实据拿出来 ，哪能好这样子呢。 实质上是没啥事吓唬吓唬他。我觉得很不对头，我提出来弄不得，这同斗地主不一样，高等院校知识分子不可以这样搞，我到的时候三反运动还在继续。机关三反搞好就在学校搞。
还有院系调整问题，也做得不好，把有许多专业拆散，乱七八糟乱搞，这很伤脑筋 。比如交通大学办得蛮好，迁到西北一部分，把许多人弄到西北去，使上海交通大学受到很大影响。 浙江大学的一部分并到上海来，实在也莫明其妙，调整根据什么？ 以往我们学苏联经验，但所有老师都是读英文的，现在要读俄文了。这个意见很大，俄文版来的书谁看得懂啦，所有的老师俄文读会也要几年，不是一下子读得好的。但是，所有课堂都是俄语教材，还有苏联专家也来了，他们的一套教学改革，是按照苏联办法 ，我刚刚从苏联回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我们教学制度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十年制 ，就是大学里读出来水平都相当高，我们的高中水平高低不同，有种高中实际上差得很，你怎么能照搬？苏联学校上学八点钟开始一直上课到下午两点钟，中间不吃饭的，俄国人就习惯这样子的，下午两点钟以后再吃饭。于是中国学生吃饭也要改变，不好在12点钟，教条主义到这种程度，也可悲了。还有分数：本来百分制要改为五分制，为了这个很多学生提出来不同意见后来成为右派。如此的事情很多提出来要改，苏联的教育法同我们的不同，系统完全两样，教师脑子别不过来，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于是就说这些老教师都是欧美派的留学生，都是资产阶级东西，应当淘汰，不应当依靠他们。要靠自己培养出来的。自己培养出来的什么助教 ，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陈其五认为就要依靠这种人，特别是依靠工农子弟，工农子弟文化水平较低，学校里到底依靠什么人成为很大的问题了。
大学里没有骨干教师怎么行，他们说是这些教授都不行了，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哪里有这么多教授？苏联它搞了几十年培养了一批人，中国也没有。 学生里面也搞得很严重，学生里面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子弟，土改，三反一来，学生分成两个阵营，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子弟，造成一种气氛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不好，学生就要考虑我怎样同家庭划清界线，划清界线，你吃饭怎么办 ，没饭吃了是不是能靠助学金呢？不解决问题的。这事又是我来处理。陈其五不好去讲的，一开口就骂人了，资产阶级啥东西，实际上是官僚主义，我心里想你也是靠你父亲剥削来的钱进清华大学的。 学生思想工作的事落在我头上，我对学生的情绪理解，我就去讲了很多话，我说一个人的阶级成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我怎么知道会生在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家。我说我自己也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 在怎样一个家庭同你无关系，不必背思想包袱。我也是这一路货，照样做共产党员，就这样讲，学生放松了，你党委书记是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我们也无所谓了。我说你们方向把握好，不好划清界线，划清界线你明天就没有饭吃，我没有饭给你吃的，你还是要爸爸妈妈供你饭吃，好好读书，他们有思想不通要帮助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断绝来往万不可以。学生中有青年团 ，做起工作不得了，要他们划清界线的一套。这个事体弄不得，后来总算这个风被我煞牢不许搞。
李岚清当时是同济大学团总支书记。后来学生总算思想通了，他们对我反映好，说这个党委书记好，解决我们的思想问题。我实事求是讲，我哪能同家庭划清界线，解放后我还吃我母亲的饭了。列宁也是贵族出生，他母亲是有钱的，在国外卢布给他很多，才能活下来，否则到西伯利亚去流放，除了母亲还有谁给他钱呢。 学生们也很要听，对，我们向列宁学习，所以学生思想工作我觉得要这样做，不能用吓唬人家，阶级斗争在这时已经相当严重了，极左的气氛相当厉害。
老师方面更严重，要调查你哪里留学的，是什么出身。老师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没有工农无产阶级子弟做老师。而且这些人都是同国民党有关系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他们留在大陆已经很了不起了，多数人已经逃到台湾，留在这里都是多年来我们统战工作的对象，尤其是复旦大学里面有好多教授是我们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这个工作我做得很多了，像孙大雨等进步教授、是上海很有名的十大教授， 对抗国民党就要这些人来帮助，他们出面，我对这种多年来的统战对象有感情。但他们也有一种错误想法认为自己是功臣 解放以后不知道现在政策变了，现在的领导对他们已另外看法了。不是当年了，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叫做" 留用人员"。很难听很的名称，留用人员，我也听不惯，我们地下时期 做了好长时间工作，让他们留下来，你现在把他们当做留用人员，多余的人，新中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我是这样看的。
大学里最严重的还是党政分开问题。彭康调来做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双肩挑蛮好，矛盾少。做具体党务工作另外派几个人问题不大。复旦就糟糕了，复旦校长陈望道，是非党员，也是最早翻译共产主义ABC的人，资格非常老，但他后来脱党了，非党员，成了民主人士民盟什么 。党委书记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党员，或者是外头派进来的山东人，小知识分子。这种人怎能去领导陈望道呢？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外行，复旦大学许多功课他们都是不懂的，又是理科、又是文科，又是许多老教授，这难了。我进去也弄的头昏脑胀。怎么办，陈望道老资格你要去领导他就要对人家态度好 。 我再三对他讲不好有粗暴态度，要尊重他们 。陈望道提出来要校长领导学习，不能由党委来领导。一个交大一个复旦两个学校，一个要校长领导学校，一个是党委统一领导 难煞了。当时情况下无论哪个单位，包括华东局的领导都认为要党委统一领导的，饶漱石、谭震林都是这个意见。这当时是全国的问题，我无权力去反对，这是制度的问题，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委统一领导一切。虽说没宪法规定，但无形中就是这样一种形势，我不能做，只能打一个问号在哪里，究竟怎么办？我同陈其五两个人有矛盾了，他完全是一边倒要党的统一领导，我们下面办公室的许多干部同他的意见也不一样的，认为党委应该管党委工作，样样事都要管是不妥当的。
两种意见我夹在当中，其实这两种意见都得做，大针方针要管具体小事也都得管，学校里一点小干部也得管，出国留学生到苏联去招很多人也要党委书记签字，我都一本本要看，有的还要我他们谈话，这都是党务工作。 高校党委大学党委 是一级党委，样样要管，事无大小都管，从大的政策方针，到小的具体人事问题你都要管，我懂还好，不懂的事怎么办？而且上面意见不一致，大家开会讨论，陈其五只承认作风粗暴，但他不承认这是方针问题。我不好讲了，因为这事情实质上是个方针性的问题，我已经在工厂里碰过许多钉子，我对党政关系有看法。到学校里仍旧还是这个问题，我有什么办法呢？高教党委工作搞不下去了、此时，舒同又调来沙文汉，沙文汉本来是 到外交部 准备出使印度尼西亚当大使，因身体不好不去了，这是五四年的年初。
上半年把他调回上海先留在华东局宣传部担任副部长，代替陈其五工作，陈其五不直接管高校工作了，我也解放了，也弄不下去了，就由沙文汉去搞，我集中搞党务工作，他是宣传部副部长，来负责上海高等学校党委工作。 他可直接找到舒同，事情好办得多了。其中还有一个救星，就是中央宣传部，当时习仲勋当部长，也看到高教局问题很大，对老知识分子问题中央宣传部有一个指示下来：要从团结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团结最后还要团结，即要批评也要团结。我们好像抓到一个救生圈了，有好多工作就根据这个方针去做。最重要的是打通党员的思想。上海有十六个高等学校，水平高低差得很远，交大不成问题，第一医学院陈同生做院长兼党委书记也好办，后来是常溪萍来了。常溪萍到东华师大，都是一流人物来，上海高等学校一流的，要老资格的人。
还有许多就不大行了，音乐学院是贺绿汀，贺绿汀就不大行，压不牢阵脚，院长是可以的，党委书记不行，还有如华东工学院 很大的一个学校，同济的党委书记也是资格老的，总之这些老家伙在压阵地，上面中央宣传部来这样一个指示我们就好办一点。据此对一个个学校检查：到底你们对知识分子怎么认识？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把过去的粗暴方法改变过来，决不能用对地主的方法。当时对资产阶级也不是这样的政策，教好书，以团结为主，对他们的错误要批评，仍旧回到团结上来。
另外一个问题是办好学校依靠谁，这在当时很重要。农村里当时靠贫下中农，城市里靠工人阶级，学校靠谁呢？又是个问题，他们说学校依靠助教、讲师 ，这些都是年青人。我们提出应该依靠老教师来办好学校，彭康他们非常赞成，他是有点经验，他说这个对，所以交通大学问题比较少，因为他是这样做的，依靠老教师，交大这样做对其它学校有影响，他实质上起了带头作用。交大成为带头羊，其他学校也跟着依靠老教师。依靠谁的问题解决了，学生的问题也解决了，就不要再闹划清界线了，安心读书，
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数学内容问题，一定要全部按照苏联教材，这个问题大了，这里面有许多老教师公开不同意，比如生物学苏联自己也搞不清， 如米丘林学派，这学术问题不好以阶级斗争来划分，什么人讲就是对的，代表无产阶级就一定对的，这是不见得，资产阶级学术界许多理工科里很有成绩，不好政治划分。我们有许多人对此不理解，华东革命大学里面的一套干部，大部分都是南下的，多数是小知识分子，连中学都没有读过，农村里人，有什么教学经验？打游击有经验，土改也有一套经验，这套经验拿到城学校里搞不行的，不好打游击，不好斗地主，这种干部你不能不用，也不能不教育。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伤脑筋，他不接受你的意见，人家看起来我这个问题上有右倾，当时还没讲我右倾了，自己心里也很不开心。尤其是复旦里面问题很大，复旦教师里面有宗派，有的是国民党的也有，有的依靠共产党，还有许多人在地下时期一些历史问题没讲清的，有些脱党还有些历史上问题没查清楚，有些人到后来也没有查清楚，历史问题是蛮讨厌的。因此也有不同看法，说某某人是叛徒。复旦大学有许多莫斯科回来的人碰到了 ，外语系的主任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原来是叛徒，对于这种人也很麻烦，你怎么办，有好多啊，有的还是我同班同学，我发现好几个都在那里。好多忘记名字，那么对这种人又该怎么办？你也不能不要他，他对共产党还是拥护的（有一技之长还是要用的）你不能不要 ，也不能过于重用，很复杂，有的人教的是哲学。苏联这一套他们很精通，可以教苏联哲学 ，欧美留学生就不行。 复旦大学问题最复杂。其它专科学校如戏剧影校还好，化工学校也好弄，都比较单纯。综合性的大学特别复杂，复旦从解放一直到反右斗争都成为焦点，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最复杂也是复旦，派性最多，造反也最厉害。
1954年中央又突然发生高岗、饶漱石事件，饶漱石问题一来，就要组织全党要批评了，高学校负责人象我这种人不能不表示态度，也要去讲话的。当时高校问题有各种各样看法，揭发的很多，共同的一点是我看这个人有野心，党性不强，为什么毛主席把他留在中央他不肯，一定要回到华东？大家认为他要自己搞一套。有阴谋诡计，这个人虚伪，虚伪到叫人讨厌，对于自己的亲属的连送一点礼也不可以的，我和他这样熟悉的人和他对面碰到他也不朝你招呼，这又何必。他手中一天到夜拿着中央电报，讲话都有根据的，说中央毛主席什么什么的，处 处地方表示他非常执行中央的决议，非常公正，非常廉洁这样一副神气，实际上有阴谋诡计，我看大家都有这种看法。问题是：有没有高饶同盟，这个到现在还说不清楚，怎样同盟不晓得，我们就无权过问了。据说有一个电报来往，这也不证明他是高饶同盟。很不清楚，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人合在一道？
严重的是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认为饶漱石有历史问题，这个里通外国，不是外国特务就是国民党特特务，两者必居其一。不认为他没问题，对高岗处理不同。派到西北去。后来他自杀，毛还给他工作，因为他认为是犯错误不是特务问题。饶漱石就不行。抓起就关起来一直关到死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据说他是有政治问题，现在查清没有？饶漱石历史我蛮清楚，从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他被捕为止，他的经过我蛮晓得。我认为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参加革命很早，23年24年参加共青团是共青团的干部，大革命时是江西的团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到上海后迎合右倾机会主义了，陈郁被撤职，他就代替陈郁担任海员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他被捕过一次，他懂英文的，巡捕房把他抓去他用英文讲，我这样子会讲英文的人哪会是共产党，外国人巡捕他倒也蛮佩服，共产党哪能会懂英文，弄错了马上就把他放了。这是他自己同我讲的。当时情况是他住一个亭子间，人家盯梢盯到他来抓他， 顶多是个嫌疑犯，也没有什么证据，说我又不是共产党，讲的都是英文也蛮好，外国巡捕也蛮欣赏。后来上海不能待下去，就到德国汉堡。是很重要的地方，康承志他们在那里，他们同他一起搞海运。那时是国际共产主义，德国人，俄国人都是搞共产主义运动。他就去参加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后来又到莫斯科去到第三国际，在那里办报，之后又到过法国、美国，那都清楚的。他同陆璀结婚，陆璀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当时在法国这也清楚，这些人我都认识，没有问题。1940年中央派他到新四军去当副政委，政委是项英，项英当时有错误中央不相信，饶漱石去了，此时饶漱石就骄傲了毛主席派我去的，与项英关系也搞得不好，后来项英牺牲，他逃到上海来了，到我家里。路上出了一点问题，国民党一名班（连）长把它抓起来，他手里有金戒指给他，就把他放了，这事具体查不清楚，直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国民党军官查到了确有其事，但饶已经死了。历史上他就同华侨有关系，美国华侨，为了统一战线要同美国华侨发生关系 。不是有什么秘密来往，毛主席当时看人，凡不是他井冈山打出来的人都不可靠。地下斗争多少复杂，白区工作他们不懂得，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他怀疑，他想你饶漱石居然连我毛的话 都不听，毛当时曾要想他去当总书记的，还不是邓小平。他打倒后，邓小平做了总书记是这样的，这个地位是很高的。这样一个小毛泽东后来变成了反革命了。饶比我大两三岁现在九十几岁。当时一下子就打下来，抓起来了，陆璀也抓起来了。上海大逮捕，这当中陈毅发言很多。他特别讲得多，因为他吃饶的苦头不少。黄花塘事件没有具体讲，很多工作里面表现出来都不好，实质上我看饶漱石这个人根本问题还是虚伪，（有野心），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总在国外跑，你对中国问题又不懂，理论水平又不高，这个人不大看书的。知识分子不大看书，他也没有什么理论，我从来没有见过饶漱石有写文章。这也很奇怪当时的领导都要写写文章，像陈老总文章很多，他没有的。看起来这个人还是有野心的，应当撤掉。这样的人做华东局书记是不是妥当，做中央总书记有问题的。所以毛泽东这点还是清楚的，看到这种情况，这同高岗这个野心家是一样的。高岗在东北是搞得很厉害。就差一点就要喊万岁了，简直是土皇帝。历史一定会作出结论，邓小平同志不是讲，别的案子可以翻，高饶问题不能翻，我们也不晓得到底为什么？许多案子都翻掉了这两个人不能翻，当然中央有材料 ，我不晓得，将来历史怎么做结论不知道，我只能看到他不是特务。
这里还要补充一件事 ，就是在华东妇联的时候，五三年初，发生黄逸峰事件，黄逸峰后来到社科院当院长，这个人是很老的资格，大革命时就是党员，那个时候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交通学校的校长，为了一件很小的事件被开除党籍。毛泽东批准的，有两个学生批评黄逸峰作风不好，说他粗暴欢喜打击人 ，写信去到军政委员会去告他，这信转到他的手里了。
五十年代初在上海
（到华东妇联后）我第一步先要学习农村工作，农村的问题一摸不得了，并不比工厂问题简单。当时最大问题就是号召妇女参加生产，假使不参加生产地位提不高，农村妇女就没有解放。但要生产又有矛盾，家庭事务很多，这个矛盾你怎么解决呢？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婚姻法。农村中封建思想非常厉害，妇女完全在封建压迫之下生活，男人可以随便打老婆，婚姻完全没有自由权，包办婚姻很严重，要离婚也难，要结婚也难，离婚以后财产怎么分？个土地改革了你又怎么分，都是问题呀。参加生产又怎么做，待遇不一样，不能同工同酬又要去管的 。
还有办托儿所，妇女一参加劳动最重要的就是小孩子问题，当时还不是节制生育，还提出妇女多生孩。
那时反对马寅初人口论，是毛主席反对嘛。我的做法同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机关内的干部都是小孩子生得很多。我这个人不多生孩子，我说我不能带头，别样可以带头，生孩子我不能带头。当时的制度不对，生孩子有经济问题，规定一个孩子一个保姆，有一份供给制，假使你有三个四个孩子你生活就很好了，小孩越多越好。解放的时候一家七个八个孩子也有，原因就是当时政策鼓励出来的，三个以上就是光荣妈妈。这有啥光荣呢？大家都去做光荣妈妈我最不光荣，就原来一个小孩子，没有光荣。 我当时也不大懂，想不到人口数字太大了，后来据说是又增加了三亿，国家损失很大的，到现在还是吃人口太多的苦头。这也是毛主席的错误，也是学苏联一边倒的经验。因为在苏联我确实是看到了光荣妈妈很多，因为打仗死的男子人口太多 ，总人口也减少，所以鼓励多生孩子有它的道理。否则苏联生产力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口还是多，有六亿多。生这许多有啥用，可把我麻烦煞了，城市里托儿所的问题非常严重。你生了那么多小孩，母亲的还要工作怎么办，有保姆也不能解决问题，你总要自己管的， 托儿所的问题很困难，哪有这许多托儿所，只能简单化把小孩子带到机关里，母亲办公时在一起，现在这个制度还存在，我们很多机关还有临时托儿所，日里托，夜里回去。 假使有孩子生病了怎么办，有卫生保健问题。儿童有许多特殊问题。 这些事妇联都要管。
在城市里妇联主要是街道问题，妇女多数在家里，工厂有人管 ，学校有人管 ，街道谁管呢？上海创造了一个街道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现在算一级行政 当时不算的。不过居民委员会很重要，比如夫妻吵架，老人照顾，小孩子托儿问题，家庭纠纷这些问题都上居委会。妇联要去管，这样妇联就变成小政府了，没办法 硬了头皮就这样做。妇联在妇女中威信很高，因为妇女常常被欺负，没地方去告状就告到妇联，妇联又变成法院了。妇联工作当时最忙，不像现在这样空。当时也打下了居委会基础。
后来又改变了方式，责任也是有的，这都是新中国初建时在创造，错误也是有的，如多生孩子，我反对，但你得服从组织，因为上面提出"人多好办事" 的理由。就是人多好办事，但怎么个办不清楚。出生以后问题也很多，比如有的地方生出来三胞胎， 组织上立刻派人去问是不是照顾好了，三个人母亲奶不够的， 这种多余的事件很多。双胞胎也不得了，三胞胎越加不得了。这种事是否妇联应当做，我也搞不清，反正都要去管。
后来摸着一点规律，到底妇联应该干什么事，婆婆妈妈的事情都要管，人家不管的事情你都要管，人家打架也要管，生小孩也管，托儿所也管，就是婆婆妈妈的事，还有婆媳吵架，婆媳吵架真难弄，都要管。这就是妇联的工作。生产也要管，报酬什么统统都管。还有一样重要的事情，每个地方都有妇联，都要去配合，比如民兵，这民兵工作同妇联也有关系，也得去发言，不光是女民兵，要去组织民兵妇女反对就不行了，有些民兵同生产有矛盾，一定要去协调，样样要去管。
工厂里妇女问题特别多，女工吃奶时间要规定，后来我们规定了一日几次喂奶，要给休息时间去喂奶，还搞小孩子吃饭的房间，哺乳室等这事也要管。 工厂里生 孩子的事特别要当心，妇婴工作极多。学校里也有的，有女教师、女学生，女学生主要是恋爱问题，思想问题也要去管。从民兵到家庭问题基本上样样去管，凡没人管的事妇联都要去管。
国际上的妇女要到华东局妇联访问。少数民族来上海也要找妇联，所以还要做外交工作。我当时外交工作做了很多，什么德国妇女代表团等各国代表团很多， 我还要学外交规矩，外交有外交的一套不好乱讲。比如东西德统一问题就不好讲。西藏代表来了，西藏人来要当心一点，他们习惯同汉族不一样。有宗教问题，碰到回教人不好吃猪肉，基督教也来，都要找你妇联，妇联主任多少忙啊。
我觉得自己像孙行者，一会儿变这个，一会儿变那个。实际上我一窍不通，没有经验，外交工作，农村都没有经验 ，等于每天在演戏。好在有人帮忙，有好几次外国代表要我们到大使馆去，到大使馆去很麻烦，有巴基斯坦，印度等好多国家都来，这你都要去，你华东部里不出席不行，怎么去应酬，讲什么话这都不好乱来的。不过有人来指导 应当怎样，穿什么衣裳讲什么话，都有一套规律。我知道外交上一套礼节。 还有上海市政府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和活动，工、青、妇也有份，工青妇样样都要去配合，真是头痛，我这就是记得这样的情况，杂乱无章天天这样子工作。搞一年多光景，到五三年底我离开了华东妇联。
五三年下半我走了。当中发生什么问题呢，饶漱石动我脑筋了，饶漱石找我谈话，说你是婆婆，要找媳妇来当家了，意思我年纪比较大一点，要年青的人来做，我应当让位了，我最高兴了，我是不要做。他找了亲信，XX比我小几岁 。小媳妇应当代替婆婆当家了。因此我就可以离开了，我看饶漱石当时有一个思想，要控制华东局的班子，后来有人揭发出来他那时在搞一个少壮派。少壮派就是要年青，要把老干部赶走。其实我当时也只有四十多点，也不是老年。但他要自己亲信。
这里面我看出一个事就是组织部长问题，华东局的组织部长本来是刘晓，后来调走了。调另外一个人，这人现在还在上海。刘晓呢 三反时候也已经蛮危险，要搞他了，刘晓同我来讲他已经退下来了，他一看形势不大好不想搞下去，他就请病假，退下来了。所以事实上，上海市委只有刘长胜和潘汉年二个老干部。陈毅也被调到北京当做外交部长，不来上海了。刘长胜、潘汉年二个人在上海当家，刘晓看形势不好就走了。以后揭发饶漱石时才知道饶想把他们搞掉。刘晓聪明，因为形势不大对，他就休养 在家里休养，后来到杭州休养。他看到南京的情况，知道我也在南京被整过，他担心再把他也搞成什么，他比我聪明。
但三反运动时，刘长胜倒霉了。薄一波到上海来，手里拿尚方宝剑来杀刘长胜，刘长胜告诉我的。薄一波公开说："你们上海三反运动不力，我就拿着毛主席的尚方宝剑来斩"。我吓了一跳，我想刘长胜和潘汉年要完了，后来还好，大概陈毅这些人不赞成，后来就把刘长胜调走，到世界工联去工作。从此以后他不再回上海，从事工人工作去了。潘汉年不久就变成反革命，这是另外一件事 。总之（原来上海局地下时期）的一些干部全部弄光了，由柯庆施来接班。上海班子换掉了，来的是陈丕显一帮人。饶漱石是不想离开上海的，陈毅调外交部走了，他应当称王 ，华东局地位很好，他想留着也要搞一群人由他控制。 但是毛主席偏把他调出到中央做组织部长，但他要想回上海，毛主席不准，半夜里他去找毛主席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毛泽东就警惕了， 回到华东后来不是出来高、饶事件了吗？ 说是一个东北王，一个华东王，这两个人联合起来力量大了。 后来叫做高饶联盟，事实上不一定是联盟，实际两人是没什么关系的，不过是（各自一方的）两个巨头，东北和华东是全中国最大的两个行政区。饶漱石被调到北京 ，他走了以后华东局接班的是谭震林还是谁，我在妇联时是谭震林接班，谭震林对妇女工作不管，他不大来管我的事。我在妇联感觉到学习是学到一点，成绩我也讲不出来。一天到夜配合、开会、没有具体事情，当时妇女工作就是这样一套东西，我体验过了。
那么从华东妇联又要调我到哪里去呢？要把我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是舒同，他和陈其五，他们在宣传部里组织一个华东局上海高等学校委员会，自兼书记，副书记陈其五。舒同这个人是个好好先生，写写字，书生气十足的，实际工作不大行，权力操纵在陈其五手里。这位老兄可不简单，后来被柯庆施开除党籍，这个人也很要抓权力的，作风粗暴，教条思想也很厉害。在三反、整风当中高教局出了很多问题，弄不下来了，造成党同知识分子对抗状态，矛盾蛮尖锐。因此要调 一个缓冲的人来，我是妇女工作者，没啥了不起，当然也没有得罪人。又因为过去我在地下时期搞学生运动的，他们也知道，所以舒同就把我调去了，调去当副书记，同陈其五一起工作。
我同陈其五蛮熟悉的，在华中解放区我就认识，这个人在工作作风上有点问题，我到高教系统 一看不得了，在开大会斗争，把大学教授，好像同济大学，也不记得什么大学，像抓地主一样抓上来，叫他跪在大会台上，下面都是学生。这像什么东西，我去后台一看，陈其五在骂他，你要交代贪污了多少！你是大老虎，你不交代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 教授吓得魂灵也没有，跪在地上。这种样子我看不下去，就同陈其五讲，这个事情你不好这样做，假使不是大老虎呢这以后怎么交代 ？知识分子要讲尊严的，即使是贪污分子，也不好这样做，要依法处理，到底贪污多少你也没有数目，要真凭实据拿出来 ，哪能好这样子呢。 实质上是没啥事吓唬吓唬他。我觉得很不对头，我提出来弄不得，这同斗地主不一样，高等院校知识分子不可以这样搞，我到的时候三反运动还在继续。机关三反搞好就在学校搞。
还有院系调整问题，也做得不好，把有许多专业拆散，乱七八糟乱搞，这很伤脑筋 。比如交通大学办得蛮好，迁到西北一部分，把许多人弄到西北去，使上海交通大学受到很大影响。 浙江大学的一部分并到上海来，实在也莫明其妙，调整根据什么？ 以往我们学苏联经验，但所有老师都是读英文的，现在要读俄文了。这个意见很大，俄文版来的书谁看得懂啦，所有的老师俄文读会也要几年，不是一下子读得好的。但是，所有课堂都是俄语教材，还有苏联专家也来了，他们的一套教学改革，是按照苏联办法 ，我刚刚从苏联回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我们教学制度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十年制 ，就是大学里读出来水平都相当高，我们的高中水平高低不同，有种高中实际上差得很，你怎么能照搬？苏联学校上学八点钟开始一直上课到下午两点钟，中间不吃饭的，俄国人就习惯这样子的，下午两点钟以后再吃饭。于是中国学生吃饭也要改变，不好在12点钟，教条主义到这种程度，也可悲了。还有分数：本来百分制要改为五分制，为了这个很多学生提出来不同意见后来成为右派。如此的事情很多提出来要改，苏联的教育法同我们的不同，系统完全两样，教师脑子别不过来，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于是就说这些老教师都是欧美派的留学生，都是资产阶级东西，应当淘汰，不应当依靠他们。要靠自己培养出来的。自己培养出来的什么助教 ，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陈其五认为就要依靠这种人，特别是依靠工农子弟，工农子弟文化水平较低，学校里到底依靠什么人成为很大的问题了。
大学里没有骨干教师怎么行，他们说是这些教授都不行了，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哪里有这么多教授？苏联它搞了几十年培养了一批人，中国也没有。 学生里面也搞得很严重，学生里面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子弟，土改，三反一来，学生分成两个阵营，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子弟，造成一种气氛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不好，学生就要考虑我怎样同家庭划清界线，划清界线，你吃饭怎么办 ，没饭吃了是不是能靠助学金呢？不解决问题的。这事又是我来处理。陈其五不好去讲的，一开口就骂人了，资产阶级啥东西，实际上是官僚主义，我心里想你也是靠你父亲剥削来的钱进清华大学的。 学生思想工作的事落在我头上，我对学生的情绪理解，我就去讲了很多话，我说一个人的阶级成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我怎么知道会生在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家。我说我自己也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 在怎样一个家庭同你无关系，不必背思想包袱。我也是这一路货，照样做共产党员，就这样讲，学生放松了，你党委书记是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我们也无所谓了。我说你们方向把握好，不好划清界线，划清界线你明天就没有饭吃，我没有饭给你吃的，你还是要爸爸妈妈供你饭吃，好好读书，他们有思想不通要帮助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断绝来往万不可以。学生中有青年团 ，做起工作不得了，要他们划清界线的一套。这个事体弄不得，后来总算这个风被我煞牢不许搞。
李岚清当时是同济大学团总支书记。后来学生总算思想通了，他们对我反映好，说这个党委书记好，解决我们的思想问题。我实事求是讲，我哪能同家庭划清界线，解放后我还吃我母亲的饭了。列宁也是贵族出生，他母亲是有钱的，在国外卢布给他很多，才能活下来，否则到西伯利亚去流放，除了母亲还有谁给他钱呢。 学生们也很要听，对，我们向列宁学习，所以学生思想工作我觉得要这样做，不能用吓唬人家，阶级斗争在这时已经相当严重了，极左的气氛相当厉害。
老师方面更严重，要调查你哪里留学的，是什么出身。老师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没有工农无产阶级子弟做老师。而且这些人都是同国民党有关系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他们留在大陆已经很了不起了，多数人已经逃到台湾，留在这里都是多年来我们统战工作的对象，尤其是复旦大学里面有好多教授是我们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这个工作我做得很多了，像孙大雨等进步教授、是上海很有名的十大教授， 对抗国民党就要这些人来帮助，他们出面，我对这种多年来的统战对象有感情。但他们也有一种错误想法认为自己是功臣 解放以后不知道现在政策变了，现在的领导对他们已另外看法了。不是当年了，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叫做" 留用人员"。很难听很的名称，留用人员，我也听不惯，我们地下时期 做了好长时间工作，让他们留下来，你现在把他们当做留用人员，多余的人，新中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我是这样看的。
大学里最严重的还是党政分开问题。彭康调来做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双肩挑蛮好，矛盾少。做具体党务工作另外派几个人问题不大。复旦就糟糕了，复旦校长陈望道，是非党员，也是最早翻译共产主义ABC的人，资格非常老，但他后来脱党了，非党员，成了民主人士民盟什么 。党委书记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党员，或者是外头派进来的山东人，小知识分子。这种人怎能去领导陈望道呢？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外行，复旦大学许多功课他们都是不懂的，又是理科、又是文科，又是许多老教授，这难了。我进去也弄的头昏脑胀。怎么办，陈望道老资格你要去领导他就要对人家态度好 。 我再三对他讲不好有粗暴态度，要尊重他们 。陈望道提出来要校长领导学习，不能由党委来领导。一个交大一个复旦两个学校，一个要校长领导学校，一个是党委统一领导 难煞了。当时情况下无论哪个单位，包括华东局的领导都认为要党委统一领导的，饶漱石、谭震林都是这个意见。这当时是全国的问题，我无权力去反对，这是制度的问题，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委统一领导一切。虽说没宪法规定，但无形中就是这样一种形势，我不能做，只能打一个问号在哪里，究竟怎么办？我同陈其五两个人有矛盾了，他完全是一边倒要党的统一领导，我们下面办公室的许多干部同他的意见也不一样的，认为党委应该管党委工作，样样事都要管是不妥当的。
两种意见我夹在当中，其实这两种意见都得做，大针方针要管具体小事也都得管，学校里一点小干部也得管，出国留学生到苏联去招很多人也要党委书记签字，我都一本本要看，有的还要我他们谈话，这都是党务工作。 高校党委大学党委 是一级党委，样样要管，事无大小都管，从大的政策方针，到小的具体人事问题你都要管，我懂还好，不懂的事怎么办？而且上面意见不一致，大家开会讨论，陈其五只承认作风粗暴，但他不承认这是方针问题。我不好讲了，因为这事情实质上是个方针性的问题，我已经在工厂里碰过许多钉子，我对党政关系有看法。到学校里仍旧还是这个问题，我有什么办法呢？高教党委工作搞不下去了、此时，舒同又调来沙文汉，沙文汉本来是 到外交部 准备出使印度尼西亚当大使，因身体不好不去了，这是五四年的年初。
上半年把他调回上海先留在华东局宣传部担任副部长，代替陈其五工作，陈其五不直接管高校工作了，我也解放了，也弄不下去了，就由沙文汉去搞，我集中搞党务工作，他是宣传部副部长，来负责上海高等学校党委工作。 他可直接找到舒同，事情好办得多了。其中还有一个救星，就是中央宣传部，当时习仲勋当部长，也看到高教局问题很大，对老知识分子问题中央宣传部有一个指示下来：要从团结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团结最后还要团结，即要批评也要团结。我们好像抓到一个救生圈了，有好多工作就根据这个方针去做。最重要的是打通党员的思想。上海有十六个高等学校，水平高低差得很远，交大不成问题，第一医学院陈同生做院长兼党委书记也好办，后来是常溪萍来了。常溪萍到东华师大，都是一流人物来，上海高等学校一流的，要老资格的人。
还有许多就不大行了，音乐学院是贺绿汀，贺绿汀就不大行，压不牢阵脚，院长是可以的，党委书记不行，还有如华东工学院 很大的一个学校，同济的党委书记也是资格老的，总之这些老家伙在压阵地，上面中央宣传部来这样一个指示我们就好办一点。据此对一个个学校检查：到底你们对知识分子怎么认识？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把过去的粗暴方法改变过来，决不能用对地主的方法。当时对资产阶级也不是这样的政策，教好书，以团结为主，对他们的错误要批评，仍旧回到团结上来。
另外一个问题是办好学校依靠谁，这在当时很重要。农村里当时靠贫下中农，城市里靠工人阶级，学校靠谁呢？又是个问题，他们说学校依靠助教、讲师 ，这些都是年青人。我们提出应该依靠老教师来办好学校，彭康他们非常赞成，他是有点经验，他说这个对，所以交通大学问题比较少，因为他是这样做的，依靠老教师，交大这样做对其它学校有影响，他实质上起了带头作用。交大成为带头羊，其他学校也跟着依靠老教师。依靠谁的问题解决了，学生的问题也解决了，就不要再闹划清界线了，安心读书，
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数学内容问题，一定要全部按照苏联教材，这个问题大了，这里面有许多老教师公开不同意，比如生物学苏联自己也搞不清， 如米丘林学派，这学术问题不好以阶级斗争来划分，什么人讲就是对的，代表无产阶级就一定对的，这是不见得，资产阶级学术界许多理工科里很有成绩，不好政治划分。我们有许多人对此不理解，华东革命大学里面的一套干部，大部分都是南下的，多数是小知识分子，连中学都没有读过，农村里人，有什么教学经验？打游击有经验，土改也有一套经验，这套经验拿到城学校里搞不行的，不好打游击，不好斗地主，这种干部你不能不用，也不能不教育。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伤脑筋，他不接受你的意见，人家看起来我这个问题上有右倾，当时还没讲我右倾了，自己心里也很不开心。尤其是复旦里面问题很大，复旦教师里面有宗派，有的是国民党的也有，有的依靠共产党，还有许多人在地下时期一些历史问题没讲清的，有些脱党还有些历史上问题没查清楚，有些人到后来也没有查清楚，历史问题是蛮讨厌的。因此也有不同看法，说某某人是叛徒。复旦大学有许多莫斯科回来的人碰到了 ，外语系的主任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原来是叛徒，对于这种人也很麻烦，你怎么办，有好多啊，有的还是我同班同学，我发现好几个都在那里。好多忘记名字，那么对这种人又该怎么办？你也不能不要他，他对共产党还是拥护的（有一技之长还是要用的）你不能不要 ，也不能过于重用，很复杂，有的人教的是哲学。苏联这一套他们很精通，可以教苏联哲学 ，欧美留学生就不行。 复旦大学问题最复杂。其它专科学校如戏剧影校还好，化工学校也好弄，都比较单纯。综合性的大学特别复杂，复旦从解放一直到反右斗争都成为焦点，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最复杂也是复旦，派性最多，造反也最厉害。
1954年中央又突然发生高岗、饶漱石事件，饶漱石问题一来，就要组织全党要批评了，高学校负责人象我这种人不能不表示态度，也要去讲话的。当时高校问题有各种各样看法，揭发的很多，共同的一点是我看这个人有野心，党性不强，为什么毛主席把他留在中央他不肯，一定要回到华东？大家认为他要自己搞一套。有阴谋诡计，这个人虚伪，虚伪到叫人讨厌，对于自己的亲属的连送一点礼也不可以的，我和他这样熟悉的人和他对面碰到他也不朝你招呼，这又何必。他手中一天到夜拿着中央电报，讲话都有根据的，说中央毛主席什么什么的，处 处地方表示他非常执行中央的决议，非常公正，非常廉洁这样一副神气，实际上有阴谋诡计，我看大家都有这种看法。问题是：有没有高饶同盟，这个到现在还说不清楚，怎样同盟不晓得，我们就无权过问了。据说有一个电报来往，这也不证明他是高饶同盟。很不清楚，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人合在一道？
严重的是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认为饶漱石有历史问题，这个里通外国，不是外国特务就是国民党特特务，两者必居其一。不认为他没问题，对高岗处理不同。派到西北去。后来他自杀，毛还给他工作，因为他认为是犯错误不是特务问题。饶漱石就不行。抓起就关起来一直关到死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据说他是有政治问题，现在查清没有？饶漱石历史我蛮清楚，从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他被捕为止，他的经过我蛮晓得。我认为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参加革命很早，23年24年参加共青团是共青团的干部，大革命时是江西的团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到上海后迎合右倾机会主义了，陈郁被撤职，他就代替陈郁担任海员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他被捕过一次，他懂英文的，巡捕房把他抓去他用英文讲，我这样子会讲英文的人哪会是共产党，外国人巡捕他倒也蛮佩服，共产党哪能会懂英文，弄错了马上就把他放了。这是他自己同我讲的。当时情况是他住一个亭子间，人家盯梢盯到他来抓他， 顶多是个嫌疑犯，也没有什么证据，说我又不是共产党，讲的都是英文也蛮好，外国巡捕也蛮欣赏。后来上海不能待下去，就到德国汉堡。是很重要的地方，康承志他们在那里，他们同他一起搞海运。那时是国际共产主义，德国人，俄国人都是搞共产主义运动。他就去参加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后来又到莫斯科去到第三国际，在那里办报，之后又到过法国、美国，那都清楚的。他同陆璀结婚，陆璀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当时在法国这也清楚，这些人我都认识，没有问题。1940年中央派他到新四军去当副政委，政委是项英，项英当时有错误中央不相信，饶漱石去了，此时饶漱石就骄傲了毛主席派我去的，与项英关系也搞得不好，后来项英牺牲，他逃到上海来了，到我家里。路上出了一点问题，国民党一名班（连）长把它抓起来，他手里有金戒指给他，就把他放了，这事具体查不清楚，直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国民党军官查到了确有其事，但饶已经死了。历史上他就同华侨有关系，美国华侨，为了统一战线要同美国华侨发生关系 。不是有什么秘密来往，毛主席当时看人，凡不是他井冈山打出来的人都不可靠。地下斗争多少复杂，白区工作他们不懂得，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他怀疑，他想你饶漱石居然连我毛的话 都不听，毛当时曾要想他去当总书记的，还不是邓小平。他打倒后，邓小平做了总书记是这样的，这个地位是很高的。这样一个小毛泽东后来变成了反革命了。饶比我大两三岁现在九十几岁。当时一下子就打下来，抓起来了，陆璀也抓起来了。上海大逮捕，这当中陈毅发言很多。他特别讲得多，因为他吃饶的苦头不少。黄花塘事件没有具体讲，很多工作里面表现出来都不好，实质上我看饶漱石这个人根本问题还是虚伪，（有野心），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总在国外跑，你对中国问题又不懂，理论水平又不高，这个人不大看书的。知识分子不大看书，他也没有什么理论，我从来没有见过饶漱石有写文章。这也很奇怪当时的领导都要写写文章，像陈老总文章很多，他没有的。看起来这个人还是有野心的，应当撤掉。这样的人做华东局书记是不是妥当，做中央总书记有问题的。所以毛泽东这点还是清楚的，看到这种情况，这同高岗这个野心家是一样的。高岗在东北是搞得很厉害。就差一点就要喊万岁了，简直是土皇帝。历史一定会作出结论，邓小平同志不是讲，别的案子可以翻，高饶问题不能翻，我们也不晓得到底为什么？许多案子都翻掉了这两个人不能翻，当然中央有材料 ，我不晓得，将来历史怎么做结论不知道，我只能看到他不是特务。
这里还要补充一件事 ，就是在华东妇联的时候，五三年初，发生黄逸峰事件，黄逸峰后来到社科院当院长，这个人是很老的资格，大革命时就是党员，那个时候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交通学校的校长，为了一件很小的事件被开除党籍。毛泽东批准的，有两个学生批评黄逸峰作风不好，说他粗暴欢喜打击人 ，写信去到军政委员会去告他，这信转到他的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