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参观和到上海工作

Title

东北参观和到上海工作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Visiting Northeast China and Working in Shanghai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Northeast China, Shanghai, Nanjing

Text

* 17盘

东北参观和到上海工作

回到中国，先到北京再到东北参观。我们大概是六月间从莫斯科出发，仍旧坐国际列车回来，回来先到北京，由团长向中央汇报，团长就是张秀山，副团长王甫：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王尧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那个时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我们在北京稍事休息后中央组织部就来找我们谈话。不过他们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东北局邀请我们全体到东北去参观。张秀山带我们一道到东北，先到沈阳，在沈阳后高岗出来了热烈地欢迎我们，张秀山是他心腹，后来高饶事件成为"五虎上将"之一，为表示这次访问有重大意义，他亲自到车站来接，我当时不大了解，这是我第一次看高岗，但印象不大好，满脸麻子，这个人有点贼头贼脑，专门看女同志，我们来的女同志只有一个东北的打字员是年青人，还有一个翻译年纪也大了，后来打字员同我讲，高岗这个人最荒诞，看到女同志就要勾勾搭搭的讨厌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对高岗的印象。他到沈阳车站来接我们，这了不起，问我们安排在什么招待所，希望我们在东北多看点东西。我们在东北住的日子不少，约有一个多月，到了很多地方，哈尔滨、沈阳、抚顺、小丰满水力发电站，还有大连、旅大等主要地方都带我们去看了。
当时我们看到东北确实感到很伟大，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都集中在东北，接受了日本人那一套东西，还有苏联的帮助，看到了东北的就感到了许多是从苏联抄过来的，一看就晓得。例如工厂里都是计划经济，也是同苏联一样搞数量，每班数量多少，质量也不讲究的。东北主要是煤炭、发电站等重工业，军事工业、机器设备、钢铁工业等。张秀山讲我们钢铁落后了几年，主要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发展钢铁。后来鞍山钢铁厂也去看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地方，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不错的。当时东北局的人都是搞计划经济，陈云、张闻天都在东北，高岗是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一边倒，向苏联学习。到了东北听到口口声声在讲社会主义建设，那个时候中国已经算社会主义了，好像已经没有问题了。大家说商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个时候全中国都是社会主义，还是东北是社会主义搞不清，但认为总是苏联好，要一边倒。到苏联考察以后大家问题也很多，这里有重要的问题如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我国也有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国有资产怎么发展不清楚。因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没有国有的其他企业又怎么办？
参观中看到东北有大的建设。也发现已经开始大吃大喝了。我看每一天都请我们大吃大喝。我不喜欢吃这种东西，油得不得了倒胃口，我看在苏联倒没有，没吃得如此好。苏联人规规矩矩就吃点罗宋大菜，早上是牛奶鸡蛋，没有像东北那样子大鱼大肉。后来我们到大连去时天气转热，好比去休养，有游泳洗海水澡。最后回到北京，又把我们送回南方。
我到了南方后就到上海华东局报到。我不知道沙文汉已经调到上海。我同他已好久没有通信联系了，我在东奔西走时，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从杭州调回来了，他是刚从香港回来的，去香港搞台湾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准备解放台湾，华东局组织中有一个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是陈毅，副书记刘晓，沙文汉三个人领导。台委派他到香港搞台湾工作。我原来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我们意外地碰到。华东局考虑我准备要我回南京，但我总觉得不好再回南京，南京的问题不大好解决，我本来就想离开了，这次无论如何不再回南京了。尤其是柯庆施已经在南京上台，这个人对我态度很不好。我就找刘晓同志谈，他了解我的情况后知道我的困难，他说那你留在上海，就不要去了。他是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副书记，他告诉我:你走了以后,南京市委的一个组织部副部长(注：寿松涛，南下干部) 写了一个年总结报告给华东局，说我不肯交出（地下时期）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搞分裂，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因此我马上要写个报告给华东局。声明没有搞过分裂，也没有保留地下组织的事。我表示同南京市委没有什么关系，不去就是了，省得你们多怀疑，好像我是地头蛇，这真是笑话，我也是外来干部又不是南京人。因此我无论如何不愿再回南京了。刘晓说你就留在上海工作，到上海市委组织部。不过你还要到南京市委汇报一下工作。我又去了，但他们也不要我汇报苏联的情况，这个奇怪了，同东北完全两样，他们不感兴趣。南京是个消费城市，苏联那一套也用不着。不感兴趣最好，我也不汇报了，就提出来要离开。那柯庆施很赞成，你去吧。我推荐了一个部长邱一涵（注：袁国平的遗孀，老干部）接替我担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
到上海后我就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并向华东局书记是饶漱石汇报访苏情况，是与王尧山两个一起去的，我叫王尧山汇报，我懒得说了。王尧山讲了很多，讲工业方面的事情，饶漱石与高岗不一样，他对工厂怎么领导感到兴趣，说要做典型试验。他说工厂怎么搞我也心中无数，并提出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共同搞一个基层工作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领导基层工厂，作为典型试验的有八个厂，基层委员会书记由刘长胜挂名，副书记王尧山和我三个人组成。饶漱石就抓这个东西，要求经常向他汇报基层工作怎么领导。他相信典型抓点，抓住点来推动全面。我就去做怎样领导工厂这个事情。刘长胜、王尧山日常这些工作不去做的，实际上要我去做。建了一个办公室，调来人很多，有几十个人，把上海总工会的头头们都抓来了，有张琪、周炳昆一大批，几十个主要骨干都弄来了，大家来研究。办公室蛮大的，有秘书长、秘书，下面分八个组，这八个典型厂是：上海电力厂、上海自来水厂、法租界自来水厂、国棉十厂、国棉二厂、伦昌纱厂、江南造船厂，还有一个吴泾工厂，最大的是江南造船厂，八个厂的重点是国棉十厂，因为上海问题最多的是纱厂。八个厂有八个工作组。进到这个纱厂里面，好像土改工作队一样，主要去调查研究。我们去的人可以列席党委会议。从五零年九月开始搞到五一年六月底为止，搞了九个月，调查了很多资料，这些厂的情况是摸熟了，后来写了一本书《八个厂的基层工作经验点滴》，有这样一本书你们可以把它找来。这一本书是公开卖的，是大家写的我也写，集体写的，这也是一个交代。
从八个厂里情况调查出来的情况相当复杂，主要问题是党政关系非常难搞，行政要搞生产，党要搞群众工作，政治工作，工会又有一套，不能统一。所以下面干部非常怕，你说党委统一领导又统一不起来，行政上生产党怎么指挥呢？可不可以叫厂长负责呢？他当然乐意，但又不放心，党要领导你，又怕丧失权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在苏联没有这个问题，他不怕你造反，就让你厂长负责。中国最糟糕的问题就是党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不等于直接要指挥，在工厂里日日要指挥生产是不行的，在学校里也是这样，你党委委员要直接指挥学校的高等教育工作怎么行？我认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不行的，这是我的看法，按照列宁讲的工厂里由厂长负责制，上面行政也是党领导。但要基层党来领导，基层党委多为工人提拔起来，没有文化，哪能领导？厂长至少要有工程师资格，懂生产和管理。这是我通过八个厂调查之后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按照党委统一领导下面的厂长负责制肯定搞不好的，但是许多人到现在仍旧不同意这意见，仍旧迷信党委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甚至于你家里的小事件也要来领导，这总不见得吧！长期来党政分不开，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中央到地方都没弄清楚，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其他都是空话。
工厂里还有一个问题：当时争论工会干啥？我们调查租很多都是工会系统人去的，这问题就大了，当时李立三讲工会是主要搞福利，后来不是又批判了说福利主义。福利不搞又搞什么，是不是要搞生产？搞生产问题又大了，领导同工人矛盾又大了，假使讲工会领导生产这厂长又难做了，弄不好工会可以领导你一切，他群众都是工人，所以这个问题又发生争论。搞福利还可以，搞生产要牵到行政，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工人要当主人翁怎样当？现在是工人不当主人翁，由行政去搞，厂长权大得不得了，工人没有权是这种情况，当时也有这问题，但问题还不大，当时工人权力比现在大。但是工会怎样来领导生产是大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问题要到工会小组里去讨论? 或者工人派人去组织一个职工代表会议，都是没有解决的。工人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工资问题，工资是决定他生产好坏的关键，这个地方争论很大。苏联很多地方计件工资，统计生产了多少产品。我们上海也去试过，也很难，比方上海纺织厂，你布织多少蛮难定的，机器不好同机器好是两码事，也不是工人的个人问题，有许多机器好可以生产得快，还有的人我明明可以多做一点，我就少做一点，假使计件我可以多得工资了。那时有许多劳动模范，什么郝建秀等都是那个时候弄起来的，纺出来的布比较多，所以当上劳动模范，也有人家不服，很难讲得清，摆不平。按时间算也有毛病，他偷懒了磨洋工了，磨洋工的蛮多怎么办呢，大锅饭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工厂如何提高生产率，工资不高，不合理要影响生产率，又怎样算合理，苏联也有这个问题。我在乌兹别克我体会很深，乌兹别克大纱厂一个女工出身的党委书记，她就谈这个问题时很难很难的，办不到。你如果完全按照工人要求，那你工厂马上就要亏本，工资不可能提了很高，中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后来基本上也是平均主义，多少也差不多，马马虎虎吃大锅饭就是这样搞起来的。这是与我们的工厂一开始就国营有关，这国营厂同私营厂很不一样。私营厂如伦昌纱厂是私营厂，它的问题就比较小，表现不好就可以开除工人，英国老板它可以开除工人，他厂长权力很大，伦昌生产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不过伦昌里面另外有问题了，它里面有个汉奸工头，很凶压迫工人，工人吓得不得了。即使解放了你还是要听他的，我们工作组开进去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工人不敢同你谈，好像农村里碰到地主一样，后来查出来他是一个汉奸，工人胆子就大了，工人自己决定枪毙，后来真的枪毙了，这也不对。被潘汉年批评一顿。我们来不及阻止，工人自己把他抓起来枪毙的。这桩事情我感到很不好，要通过法律，不好这样瞎搞，有点像农村里斗地主这样的情况，这是私营长里的情况。
水电厂还有外国人在那里，问题又复杂了，那时不叫中外合资，股份都是他的，要中国人在管理。同外国人摩擦蛮厉害，关系到公共事业不好马虎。这里矛盾主要还是工资问题，工资也很难定，主要按照时间计算，自来水厂、电厂不好按照件来算，也没有什么件，只好按照工时来算。管理人对工人态度要好些了，不像以前对中国人要骂打，现在就不敢这样干，我们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使工人在生产中有点发言权，但也不完全根据工人来做。我每个厂都去过了，许多事也不大懂也摸不准，当时就在想最好弄一个厂，八个厂太多，到一个厂去蹲点不是蛮好的。但问题是后来情况有变了，饶漱石不要市委搞，要自己来搞，好像饶漱石有一手我就有权威了。当时还有一个陈毅，同饶漱石是有矛盾的，两个人加在一道很复杂。陈毅管市委，华东局不好管，而饶漱石管华东局的，你市委管工业我不插手，他要来插手你讲八个他说不行，我搞一个。后来饶就另外去弄一个典型国棉一厂。饶漱石说华东局来搞，他调张承宗来做这个事，张后来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他派出很多人，给厂里优惠条件把生产搞上去，但走了以后，生产就成问题了。他目的是想试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条路子。与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想试验厂长负责制，列宁讲厂长负责制非常重要，厂长负责制下，工厂就像一个战场一样，没有一个司令员，这仗也打不好，我看蛮对。我在苏联看的也是厂长负责制（而不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市委的试点是陈毅、刘晓、刘长胜负责。陈毅意思由他来搞，
后来我们市委的试验组把材料整理起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里面有很多材料。关于女工问题、同工同酬问题，总结了好多实际问题。
我认为党委领导下的负责制实际上样样事情要到党委讨论，这个生产指挥就困难了，要么是厂长兼党委书记，实际上还是厂长来负责，只是他双肩挑了。这个问题根本上就是党政分工问题。
这里要讲到饶漱石的思想，他好几次公开讲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华东军政委员会、军管会、政府。党是另外一件事，实质上是军管会转变为政府，一套班子二块牌子永远这样搞下去，不是办法，临时接管可以的，上海军管会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把牌子撤掉，很长时间。军管会接管以后没有了，但军政委员会一直有，还是军事的。那么他是政委。实际上他党政一个人抓。我就看饶漱石这个人野心很大。他有的做法很怪：军管会秘书长是魏文伯，魏文伯大概经过陈毅同意在军政委员会里面搞一个小礼堂，这也蛮好可以开开会，很小一个礼堂，这件事情被饶漱石抓着了，他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要请示华东局，没有请示我华东局你怎么搞一个礼堂呢？这件事日日讲，夜夜讲，好多次会议一开始华东军政委员会小礼堂在华东军政委员会里面，现在没了，炸掉了。他提到很高的原则，我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是我为主的，你怎么好去搞呢。经常批评魏文伯，还在小礼堂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给人家看，说这就是违反纪律，弄得魏难堪的很。究竟为什么呢？因为针对陈毅，这事不经过陈毅批准我看不可能做。饶漱石这个人非常阴，我不服气。实质上他不要陈老总，想在搞工厂的试验里面自己另搞一套，可以树立威信。因为上海工厂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他以为找到一个点就可以了，其实也不见得。我们八个厂之间就不一样。当时思想很混乱，到底厂长负责制还是党委负责制也没有一个正式结论，始终没弄清楚，我回想起来那时如果认真研究，情况也许不是这个样。后来我退出不管了，张承宗调走后我去当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了。
上海整党和三反运动
那个时候完全实行供给制，你说有没有贪污，也可以说，因为没东西好贪污，顶多是信纸信封，穷得很。但腐败之风也蛮厉害，主要是请客吃饭，特别是房子问题很多，还有个别做生意的也有，毛主席大概看到这个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讲了：进城以后干部要防止被糖衣炮弹打中，后来在天津抓住两个人张子善，刘青山枪毙了。这两个人枪毙影响巨大，那么全国马上就要搞运动。我一去就主要搞整风，学习二中全会的决议还有党员的八项标准，学党章，组织了由组织部和宣传部联合搞的整党办公室，我是办公室主任。组织党员学习。主要思想上提高认识，党员标准应该怎样，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违反党纪的行为。很快就转到具体行动，就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三反也有问题的，反贪污浪费有内容，反官僚主义很难弄，什么叫做官僚主义，讲不清楚。这是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主观主义作风不好、不关心群众也是官僚主义；还有各种各样形式就不明确，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所以事实上三反只有二反，反贪污反浪费很具体，反官僚主义只是思想上教育教育。那个时候的情况还在搞肃反，外面肃反很厉害，在机关里叫清理中层，不叫肃反。清理中层其实也是肃反。中层是什么东西呢，比如在市政府的旧人员，区政府的旧人员，这种人叫中层（伪职员）。中层里面有很多是以前国民党的职员，这是机关肃反，同外部社会肃反结合起来搞的。清中层我不管，主要是潘汉年在搞。王尧山是人事局局长，还有潘汉年，主要是潘汉年在搞。也肃出来一些人，潜伏的一些特务什么的，我专门搞党的事，叫整党，也叫机关三反。当时有这样一个规定，领导干部都要洗手，洗澡，下楼整党，你不洗好，不交代清楚不可以，这办法到也可以，因为怕贪污分子去反贪污，就弄不出名堂了。
那个时候最忙就是天天搞这个运动，这么多领导干部在市委的都要去讲，不是我们组织部，连区委书记也都要向市委来检查我有什么问题，每天忙了不得了，自己也要检讨。我检讨出来有一样不对，我去华东医院镶了一颗牙齿，镶了一只牙齿没打报告，人家就提出不打报告你违反纪律，我也承认错误。因为照部队规定镶牙齿一定要经过批准，我不大清楚。一只牙齿的事我不在意，这种事体也要检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纪律是非常严肃的。现在去镶只牙齿我看没啥问题，当时不行，都是供给制，穿的是很差的衣裳，吃大锅饭，在食堂里吃的，当时领导干部蛮艰苦的。不过也有问题了，华东军政事务管理局一个局长叫XX（？），他在那里搞机关生产，这件事情大了，说这是只大老虎。同现在规模不好比；他就想使机关干部稍微改善一点，做什么生意我不知道，弄得他走投无路，结果卧轨自杀，火车里跳下来自杀的，这震动很大。大家知道机关里做生意不行的，这个叫做腐败，以后机关都不可以做生意了，不象现在机关可以做生意，是不正之风。这个影响我很深。天津张子善、刘青山两个人枪毙了我也印象很深。他贪污什么东西呢，主要是送礼，人家给他高级的东西什么人参燕窝，还有罐头，现在我看这东西，西洋参要多少啦，我也不要吃。那个时候从床底下拿出来许多罐头，还有药品还得了啊，眼睛都要红了。好了几年，大家不敢收礼品，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后来还是在贪污。毛主席蛮狠，亲自批准枪毙人，这件事狠大。小干部公私不分，拿信封信纸特别多，或者请客时花生、瓜子、糖果，会后没人，自己捞一点放到袋袋里回家给小孩吃了，就这些事情都要检讨。你怎么好拿公家的，还有香烟这都不好拿的，这可见当时非常严肃。我当时印象很不错，老百姓对共产党是相当拥护，这很好。但是大老虎打不出来。
高等学校里面也弄得很凶，但与机关不同，许多人从国民党那里过来的，比较复杂。工厂里也比较复杂。机关是解放以后建立的，这是解放区来的同志，都穿着军衣来的，他有什么好贪污的，忙是弄得蛮忙的，三反在当时我看还是必要的，肃反更有必要，肃反当时在上海捉了一大批，当然也有错误的，有许多人不应当枪毙的，有许多人不应当关起来，肃反是社会上的，有的是街道里拉出来重新审判，数量相当大，我们去看枪毙了，这形势蛮恐怖的，肃反这东西当时震动非常大，这个政策我没法去管，后来平反看出许多是错的，我看到很多例子，比如有写原来是国民党的人，后来反过来替我们做情报，帮助我们解放，这种人你应当宽大，也枪毙了，这很不应当。肃反当中尤其是地主，以经济关系讲他是反动，但他同特务是不一样的，地主也是种田的，但这些地主被枪毙的不少。在浙江我看到的情况相当严重，上海不是顶多。肃反后来成为一桩大问题，国内国外影响很大，好处是把这些反革命镇压下去了，坏处是使人觉得是非不清，不该枪毙的也枪毙了，当时很厉害。毛主席说你肃反就要你脑袋拿来，脑袋拿来多吓人。具体数字不要乱讲，我听浙江大概有3万，上海我亲眼看见一批批捉去枪毙，到底数字多少我也不知道，不是我管的，我主要管机关里整党工作。做教书先生的事情，同宣传部合作，组织党员到党校来学习。机关里生活很紧张经常开小组会讨论，也蛮厉害的，解放以后在干什么，不肃反也不得了，我肯定这是对的，但有扩大化问题。饶潄石做官，但这个老先生是非常俭朴的一个人，生活上他很注意的，甚至于他的家属乡下来他都不接待。家里也不送高级东西给他，秘书要这点东他要去追回来，家里老太太、母亲什么你也至少要应酬情之中。他的确是非常廉洁。
我解放时是供给制，我母亲我女儿都吃自己饭，不吃公家饭，住自己房子吃自己饭，从来没要过公家一样东西。组织部后来把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包干制开始发钞票，大概人民币八九十元。我也忘记了，百把元就已经了不起了高级工资了。养家和给小人买点衣裳也不成问题，因为自己天天在机关里吃饭房子也有，没什么东西需要，当时生活还是相当好。事情在慢慢发展，市场经济、私营的工商业也在活动，走到百货商店去一看，我可是一样也买不起，我样样不买。那时公司里东西很多很多，都是外国货，我们有些人从没看见过这些，他就有思想有改变，就是所谓糖衣炮弹吧。
当时是叫社会主义了，新民主主义不提了，大家就以为解放后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应当供给制，应当搞计划经济，人就过集体生活，当时的就是这么样一个思想，很简单。党员的标准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严格遵守纪律，为人民服务，要刻苦耐劳，要勤奋的工作，要进行自我批评，都是好的，党员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如果真正做到我看（蛮好）胜任了，这个东西不巩固，物体是在变化，当时风气好，我可以说真正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农村中是这样大家一心想把生产搞好，没人想我要去赚点钞票，我要去怎么怎么，我看很少有这些人，即使想一想也马上就过去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好发财呢？这当时人的思想很朴素，但是这个潮流后来变了，当时五十年代可以说是比较简单，六十年代情况有很大变化。
到五二年四月份夏天，组织上突然找我，要把我调到华东妇联去工作。因为华东妇联里章蕴同志被北京妇女联合会调走，这个摊子没有人来接，中央组织部就点名点到我头上，要我去做。我想这不行，我毫无经验。华东妇联也是两块招牌一个班子，对外叫华东妇女联合会，对内是华东局妇女委员会。章蕴找我谈话，我说我一点没经验，（华东妇联工作面向大量农村妇女），农村工作我不熟悉，农村妇女工作也没有做过，这两个都外行哪能行呢，她说你放心好了，许多干部都是农村来的会帮助你的。上海市妇联是独立的，原则上你领导她们。我说那我不要做主任，做个副主任，你可以挂个名，万一我弄不好你赶快再回来。章蕴说：好好好，就叫我做副主任。我实质上是去学习的，外行充内行有啥意思，这个我很苦恼。因为从工业转到农村工作，我只好做小学生了，华东局机构庞大，它分农村工作部、城市工作部、联络部，外交上面还有文化部等很多。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东北参观和到上海工作" (Visiting Northeast China and Working in Shanghai),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