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东北参观和到上海工作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Visiting Northeast China and Working in Shanghai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Northeast China, Shanghai, Nanjing
Text
* 17盘
东北参观和到上海工作
回到中国，先到北京再到东北参观。我们大概是六月间从莫斯科出发，仍旧坐国际列车回来，回来先到北京，由团长向中央汇报，团长就是张秀山，副团长王甫：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王尧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那个时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我们在北京稍事休息 后中央组织部就来找我们谈话。不过他们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东北局邀请我们全体到东北去参观。张秀山带我们一道到东北， 先到沈阳，在沈阳后高岗出来了热烈地欢迎我们，张秀山是他心腹，后来高饶事件成为"五虎上将"之一，为表示这次访问有重大意义，他亲自到车站来接，我当时不大了解，这是我第一次看高岗，但印象不大好，满脸麻子，这个人有点贼头贼脑，专门看女同志，我们来的女同志只有一个东北的打字员是年青人，还有一个翻译年纪也大了，后来打字员同我讲 ，高岗这个人最荒诞，看到女同志就要勾勾搭搭的讨厌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对高岗的印象。他到沈阳车站来接我们，这了不起，问我们安排在什么招待所，希望我们在东北多看点东西。我们在东北住的日子不少 ，约有一个多月，到了很多地方，哈尔滨、沈阳、抚顺、小丰满水力发电站，还有大连、旅大等主要地方都带我们去看了。
当时我们看到东北确实感到很伟大，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都集中在东北，接受了日本人那一套东西，还有苏联的帮助，看到了东北的就感到了许多是从苏联抄过来的，一看就晓得。例如工厂里都是计划经济，也是同苏联一样搞数量，每班数量多少，质量也不讲究的。东北主要是煤炭、发电站等重工业，军事工业、机器设备、钢铁工业等。张秀山讲我们钢铁落后了几年，主要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发展钢铁。后来鞍山钢铁厂也去看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地方，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不错的。当时东北局的人都是搞计划经济，陈云、张闻天都在东北，高岗是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一边倒，向苏联学习。到了东北听到口口声声在讲社会主义建设，那个时候中国已经算社会主义了，好像已经没有问题了。大家说商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个时候全中国都是社会主义，还是东北是社会主义 搞不清，但认为总是苏联好，要一边倒。到苏联考察以后大家问题也很多，这里有重要的问题如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我国也有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国有资产怎么发展不清楚。因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没有国有的其他企业又怎么办？
参观中看到东北有大的建设。 也发现已经开始大吃大喝了。我看每一天都请我们大吃大喝。我不喜欢吃这种东西，油得不得了倒胃口，我看在苏联倒没有，没吃得如此好。苏联人规规矩矩就吃点罗宋大菜，早上是牛奶鸡蛋，没有像东北那样子大鱼大肉。后来我们到大连去时天气转热，好比去休养，有游泳洗海水澡 。最后回到北京，又把我们送回南方 。
我到了南方后就到上海华东局报到。我不知道沙文汉已经调到上海 。我同他已好久没有通信联系了，我在东奔西走时，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从杭州调回来了，他是刚从香港回来的，去香港搞台湾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准备解放台湾，华东局组织中有一个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是陈毅，副书记刘晓，沙文汉三个人领导。台委派他到香港搞台湾工作。我原来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我们意外地碰到。华东局考虑我准备要我回南京，但我总觉得不好再回南京，南京的问题不大好解决，我本来就想离开了，这次无论如何不再回南京了。尤其是柯庆施已经在南京上台，这个人对我态度很不好。我就找刘晓同志谈，他了解我的情况后知道我的困难，他说那你留在上海，就不要去了 。他是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副书记，他告诉我:你走了以后,南京市委的一个组织部副部长(注：寿松涛，南下干部) 写了一个年总结报告给华东局，说我不肯交出（ 地下时期）文化工作委员会， 在搞分裂，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因此我马上要写个报告给华东局。声明没有搞过分裂，也没有保留地下组织的事。我表示同南京市委没有什么关系，不去就是了，省得你们多怀疑，好像我是地头蛇，这真是笑话，我也是外来干部又不是南京人。因此我无论如何不愿再回南京了。刘晓说你就留在上海工作，到上海市委组织部。不过你还要到南京市委汇报一下工作。我又去了，但他们也不要我汇报苏联的情况，这个奇怪了，同东北完全两样，他们不感兴趣。南京是个消费城市，苏联那一套也用不着。不感兴趣最好，我也不汇报了，就提出来要离开。那柯庆施很赞成，你去吧。我推荐了一个部长 邱一涵（注：袁国平的遗孀，老干部） 接替我担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
到上海后我就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并向华东局书记是饶漱石汇报访苏情况，是与王尧山两个一起去的，我叫王尧山汇报，我懒得说了。王尧山讲了很多，讲工业方面的事情，饶漱石与高岗不一样，他对工厂怎么领导感到兴趣，说要做典型试验。他说工厂怎么搞我也心中无数，并提出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共同搞一个基层工作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领导基层工厂，作为典型试验的有八个厂，基层委员会书记由刘长胜挂名 ，副书记王尧山和我三个人组成。饶漱石就抓这个东西，要求经常向他汇报基层工作怎么领导。他相信典型抓点，抓住点来推动全面。我就去做怎样领导工厂这个事情 。刘长胜、王尧山日常这些工作不去做的，实际上要我去做。建了一个办公室，调来人很多，有几十个人，把上海总工会的头头们都抓来了，有张琪、 周炳昆一大批，几十个主要骨干都弄来了，大家来研究。办公室蛮大的，有秘书长、秘书，下面分八个组，这八个典型厂是 ：上海电力厂、上海自来水厂、法租界自来水厂、国棉十厂、国棉二厂、伦昌纱厂、江南造船厂，还有一个吴泾工厂， 最大的是江南造船厂，八个厂的重点是国棉十厂，因为上海问题最多的是纱厂。 八个厂有八个工作组。进到这个纱厂里面 ，好像土改工作队一样，主要去调查研究。我们去的人可以列席党委会议。从五零年九月开始搞到五一年六月底为止，搞了九个月，调查了很多资料，这些厂的情况是摸熟了，后来写了一本书《八个厂的基层工作经验点滴》，有这样一本书你们可以把它找来。这一本书是公开卖的， 是大家写的我也写，集体写的，这也是一个交代。
从八个厂里情况调查出来的情况相当复杂，主要问题是党政关系非常难搞，行政要搞生产，党要搞群众工作，政治工作，工会又有一套，不能统一。所以下面干部非常怕，你说党委统一领导又统一不起来，行政上生产党怎么指挥呢？可不可以叫厂长负责呢？他当然乐意，但又不放心，党要领导你，又怕丧失权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在苏联没有这个问题，他不怕你造反，就让你厂长负责。中国最糟糕的问题就是党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不等于直接要指挥，在工厂里日日要指挥生产是不行的，在学校里也是这样，你党委委员要直接指挥学校的高等教育工作怎么行？我认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不行的，这是我的看法，按照列宁讲的工厂里由厂长负责制，上面行政也是党领导。但要基层党来领导，基层党委多为工人提拔起来，没有文化，哪能领导？厂长至少要有工程师资格，懂生产和管理。这是我通过八个厂调查之后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按照党委统一领导下面的厂长负责制肯定搞不好的，但是许多人到现在仍旧不同意这意见，仍旧迷信党委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甚至于你家里的小事件也要来领导，这总不见得吧！长期来党政分不开，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中央到地方都没弄清楚，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其他都是空话。
工厂里还有一个问题：当时争论工会干啥？我们调查租很多都是工会系统人去的， 这问题就大了，当时李立三讲 工会是主要搞福利，后来不是又批判了说福利主义。福利不搞又搞什么，是不是要搞生产？搞生产问题又大了，领导同工人矛盾又大了，假使讲工会领导生产这厂长又难做了，弄不好工会可以领导你一切，他群众都是工人，所以这个问题又发生争论。搞福利还可以，搞生产要牵到行政，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工人要当主人翁怎样当 ？现在是工人不当主人翁，由行政去搞，厂长权大得不得了 ，工人没有权是这种情况，当时也有这问题，但问题还不大，当时工人权力比现在大 。但是工会怎样来领导生产是大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问题要到工会小组里去讨论? 或者工人派人去组织一个职工代表会议 ，都是没有解决的 。工人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工资问题，工资是决定他生产好坏的关键，这个地方争论很大。苏联很多地方计件工资，统计生产了多少产品。我们上海也去试过，也很难，比方上海纺织厂，你布织多少蛮难定的，机器不好同机器好是两码事，也不是工人的个人问题，有许多机器好可以生产得快，还有的人我明明可以多做一点，我就少做一点，假使计件我可以多得工资了。那时有许多劳动模范，什么郝建秀等都是那个时候弄起来的，纺出来的布比较多，所以当上劳动模范，也有人家不服，很难讲得清，摆不平。按时间算也有毛病，他偷懒了磨洋工了，磨洋工的蛮多怎么办呢，大锅饭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工厂如何提高生产率，工资不高，不合理要影响生产率，又怎样算合理，苏联也有这个问题。我在乌兹别克我体会很深，乌兹别克大纱厂一个女工出身的党委书记，她就谈这个问题时很难很难的，办不到。你如果完全按照工人要求，那你工厂马上就要亏本，工资不可能提了很高，中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后来基本上也是平均主义，多少也差不多，马马虎虎吃大锅饭就是这样搞起来的。这是与我们的工厂一开始就国营有关，这国营厂同私营厂很不一样。私营厂如伦昌纱厂是私营厂，它的问题就比较小，表现不好就可以开除工人，英国老板它可以开除工人，他厂长权力很大，伦昌生产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不过伦昌里面另外有问题了，它里面有个汉奸工头，很凶 压迫工人，工人吓得不得了。即使解放了你还是要听他的，我们工作组开进去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工人不敢同你谈，好像农村里碰到地主一样 ，后来查出来他是一个汉奸，工人胆子就大了，工人自己决定枪毙 ，后来真的枪毙了，这也不对。被潘汉年批评一顿。我们来不及阻止，工人自己把他抓起来枪毙的。这桩事情我感到很不好，要通过法律，不好这样瞎搞，有点像农村里斗地主这样的情况，这是私营长里的情况。
水电厂还有外国人在那里，问题又复杂了，那时不叫中外合资，股份都是他的，要中国人在管理。同外国人摩擦蛮厉害，关系到公共事业不好马虎。这里矛盾主要还是工资问题，工资也很难定，主要按照时间计算，自来水厂、电厂不好按照件来算，也没有什么件，只好按照工时来算。管理人对工人态度要好些了，不像以前对中国人要骂打，现在就不敢这样干，我们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使工人在生产中有点发言权，但也不完全根据工人来做。 我每个厂都去过了，许多事也不大懂也摸不准， 当时就在想最好弄一个厂，八个厂太多，到一个厂去蹲点不是蛮好的。但问题是后来情况有变了，饶漱石不要市委搞，要自己来搞，好像饶漱石有一手我就有权威了。当时还有一个陈毅，同饶漱石是有矛盾的，两个人加在一道很复杂。陈毅管市委，华东局不好管，而饶漱石管华东局的，你市委管工业我不插手 ，他要来插手你讲八个他说不行，我搞一个。后来饶就另外去弄一个典型国棉一厂。饶漱石说华东局来搞，他调张承宗来做这个事，张后来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他派出很多人，给厂里优惠条件把生产搞上去，但走了以后，生产就成问题了。他目的是想试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条路子。与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想试验厂长负责制，列宁讲厂长负责制非常重要，厂长负责制下，工厂就像一个战场一样，没有一个司令员，这仗也打不好，我看蛮对。我在苏联看的也是厂长负责制（ 而不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市委的试点是陈毅、刘晓、刘长胜负责。陈毅意思由他来搞，
后来我们市委的试验组把材料整理起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里面有很多材料。关于女工问题、同工同酬问题，总结了好多实际问题。
我认为党委领导下的负责制实际上样样事情要到党委讨论，这个生产指挥就困难了，要么是厂长兼党委书记，实际上还是厂长来负责，只是他双肩挑了。这个问题根本上就是党政分工问题 。
这里要讲到饶漱石的思想 ，他好几次公开讲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华东军政委员会、军管会、政府。党是另外一件事，实质上是军管会转变为政府，一套班子二块牌子永远这样搞下去，不是办法，临时接管可以的， 上海军管会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把牌子撤掉，很长时间。军管会接管以后没有了，但军政委员会一直有，还是军事的。那么他是政委。实际上他党政一个人抓。我就看饶漱石这个人野心很大。他有的做法很怪：军管会秘书长是魏文伯，魏文伯大概经过陈毅同意在军政委员会里面搞一个小礼堂，这也蛮好可以开开会，很小一个礼堂， 这件事情被饶漱石抓着了，他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要请示华东局，没有请示我华东局你怎么搞一个礼堂呢？这件事日日讲，夜夜讲，好多次会议一开始 华东军政委员会小礼堂在华东军政委员会里面，现在没了，炸掉了。 他提到很高的原则，我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是我为主的，你怎么好去搞呢。经常批评魏文伯 ，还在小礼堂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给人家看，说这就是违反纪律，弄得魏难堪的很。究竟为什么呢？因为针对陈毅，这事不经过陈毅批准我看不可能做。饶漱石这个人非常阴，我不服气。 实质上他不要陈老总，想在搞工厂的试验里面自己另搞一套，可以树立威信 。因为上海工厂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他以为找到一个点就可以了，其实也不见得。我们八个厂之间就不一样。当时思想很混乱，到底厂长负责制还是党委负责制也没有一个正式结论，始终没弄清楚，我回想起来那时如果认真研究，情况也许不是这个样。后来我退出不管了，张承宗调走后我去当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了。
上海整党和三反运动
那个时候完全实行供给制，你说有没有贪污，也可以说，因为没东西好贪污，顶多是信纸信封，穷得很。但腐败之风也蛮厉害，主要是请客吃饭，特别是房子问题很多，还有个别做生意的也有，毛主席大概看到这个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讲了：进城以后干部要防止被糖衣炮弹打中，后来在天津抓住两个人 张子善，刘青山枪毙了。这两个人枪毙影响巨大，那么全国马上就要搞运动。我一去就主要搞整风，学习二中全会的决议还有党员的八项标准，学党章，组织了由组织部和宣传部联合搞的整党办公室，我是办公室主任。组织党员学习 。 主要思想上提高认识，党员标准应该怎样，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违反党纪的行为。 很快就转到具体行动 ，就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三反也有问题的，反贪污浪费有内容，反官僚主义很难弄，什么叫做官僚主义，讲不清楚。这是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主观主义作风不好、不关心群众也是官僚主义；还有各种各样形式就不明确，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所以事实上三反只有二反，反贪污反浪费很具体，反官僚主义只是思想上教育教育。那个时候的情况还在搞肃反，外面肃反很厉害，在机关里叫清理中层，不叫肃反。清理中层其实也是肃反。中层是什么东西呢，比如在市政府的旧人员，区政府的旧人员，这种人叫中层（伪职员）。中层里面有很多是以前国民党的职员，这是机关肃反，同外部社会肃反结合起来搞的。清中层我不管，主要是潘汉年在搞。王尧山是人事局局长，还有潘汉年，主要是潘汉年在搞。也肃出来一些人，潜伏的一些特务什么的，我专门搞党的事，叫整党 ，也叫机关三反 。当时有这样一个规定，领导干部都要洗手，洗澡，下楼整党，你不洗好，不交代清楚不可以，这办法到也可以，因为怕贪污分子去反贪污，就弄不出名堂了 。
那个时候最忙就是天天搞这个运动，这么多领导干部在市委的都要去讲，不是我们组织部，连区委书记也都要向市委来检查我有什么问题，每天忙了不得了，自己也要检讨。我检讨出来有一样不对，我去华东医院镶了一颗牙齿，镶了一只牙齿没打报告，人家就提出不打报告你违反纪律，我也承认错误。因为照部队规定镶牙齿一定要经过批准，我不大清楚。一只牙齿的事我不在意，这种事体也要检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纪律是非常严肃的。现在去镶只牙齿我看没啥问题，当时不行，都是供给制，穿的是很差的衣裳， 吃大锅饭，在食堂里吃的，当时领导干部蛮艰苦的。不过也有问题了，华东军政事务管理局一个局长叫XX（？） ，他在那里搞机关生产，这件事情大了，说这是只大老虎。 同现在规模不好比 ；他就想使机关干部稍微改善一点，做什么生意我不知道，弄得他走投无路，结果卧轨自杀，火车里跳下来自杀的，这震动很大。大家知道机关里做生意不行的，这个叫做腐败，以后机关都不可以做生意了，不象现在机关可以做生意，是不正之风。这个影响我很深。天津张子善、刘青山 两个人枪毙了我也印象很深。他贪污什么东西呢，主要是送礼，人家给他高级的东西什么人参燕窝，还有罐头，现在我看这东西，西洋参要多少啦，我也不要吃。那个时候从床底下拿出来许多罐头，还有药品还得了啊，眼睛都要红了。好了几年，大家不敢收礼品，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后来还是在贪污。 毛主席蛮狠，亲自批准枪毙人，这件事狠大。小干部公私不分，拿信封信纸特别多，或者请客时花生、瓜子、糖果 ，会后没人，自己捞一点放到袋袋里回家给小孩吃了，就这些事情都要检讨。你怎么好拿公家的，还有香烟这都不好拿的，这可见当时非常严肃。我当时印象很不错，老百姓对共产党是相当拥护，这很好。但是大老虎打不出来。
高等学校里面也弄得很凶，但与机关不同，许多人从国民党那里过来的，比较复杂。工厂里也比较复杂。机关是解放以后建立的，这是解放区来的同志，都穿着军衣来的，他有什么好贪污的，忙是弄得蛮忙的，三反在当时我看还是必要的，肃反更有必要，肃反当时在上海捉了一大批，当然也有错误的，有许多人不应当枪毙的，有许多人不应当关起来，肃反是社会上的 ，有的是街道里拉出来重新审判，数量相当大，我们去看枪毙了，这形势蛮恐怖的，肃反这东西当时震动非常大，这个政策我没法去管，后来平反看出许多是错的，我看到很多例子，比如有写原来是国民党的人，后来反过来替我们做情报，帮助我们解放，这种人你应当宽大，也枪毙了，这很不应当。肃反当中尤其是地主，以经济关系讲他是反动，但他同特务是不一样的，地主也是种田的，但这些地主被枪毙的不少。在浙江我看到的情况相当严重，上海不是顶多。肃反后来成为一桩大问题，国内国外影响很大，好处是把这些反革命镇压下去了，坏处是使人觉得是非不清 ，不该枪毙的也枪毙了，当时很厉害。毛主席说你肃反就要你脑袋拿来，脑袋拿来多吓人。具体数字不要乱讲，我听浙江大概有3万，上海我亲眼看见一批批捉去枪毙，到底数字多少我也不知道，不是我管的，我主要管机关里整党工作。做教书先生的事情，同宣传部合作，组织党员到党校来学习。机关里生活很紧张经常开小组会讨论，也蛮厉害的，解放以后在干什么， 不肃反也不得了，我肯定这是对的，但有扩大化问题。 饶潄石做官，但这个老先生是非常俭朴的一个人，生活上他很注意的，甚至于他的家属乡下来他都不接待。家里也不送 高级东西给他，秘书要这点东 他要去追回来，家里老太太、母亲什么你也至少要应酬 情之中。他的确是非常廉洁。
我解放时是供给制，我母亲我女儿都吃自己饭，不吃公家饭，住自己房子吃自己饭，从来没要过公家一样东西。组织部后来把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包干制开始发钞票 ，大概人民币 八九十元 。我也忘记了， 百把元 就已经了不起了 高级工资了。养家和给小人买点衣裳也不成问题，因为自己天天在机关里吃饭房子也有 ，没什么东西需要，当时生活还是相当好。事情在慢慢发展，市场经济、私营的工商业也在活动，走到百货商店去一看，我可是一样也买不起，我样样不买。 那时公司里东西很多很多，都是外国货，我们有些人从没看见过这些 ，他就有思想有改变，就是所谓糖衣炮弹吧。
当时是叫社会主义了，新民主主义不提了，大家就以为解放后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应当供给制，应当搞计划经济，人就过集体生活，当时的就是这么样一个思想，很简单 。党员的标准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严格遵守纪律，为人民服务 ，要刻苦耐劳 ，要勤奋的工作 ，要进行自我批评 ，都是好的 ，党员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 。如果真正做到我看（蛮好）胜任了，这个东西不巩固，物体是在变化，当时风气好，我可以说真正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农村中是这样大家一心想把生产搞好，没人想我要去赚点钞票，我要去怎么怎么，我看很少有这些人，即使想一想也马上就过去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好发财呢？这当时人的思想很朴素，但是这个潮流后来变了，当时五十年代可以说是比较简单，六十年代情况有很大变化。
到 五二年四月份夏天，组织上突然找我，要把我调到华东妇联去工作。 因为华东妇联里章蕴同志被北京妇女联合会调走 ，这个摊子没有人来接，中央组织部就点名点到我头上，要我去做。我想这不行，我毫无经验 。华东妇联也是两块招牌一个班子，对外叫华东妇女联合会，对内是华东局妇女委员会。章蕴找我谈话，我说我一点没经验，（ 华东妇联工作面向大量农村妇女），农村工作我不熟悉，农村妇女工作也没有做过，这两个都外行哪能行呢，她说你放心好了，许多干部都是农村来的会帮助你的。上海市妇联是独立的，原则上你领导她们 。我说那我不要做主任，做个副主任，你可以挂个名，万一我弄不好你赶快再回来。 章蕴说：好好好，就叫我做副主任。我实质上是去学习的，外行充内行有啥意思，这个我很苦恼。因为从工业转到农村工作，我只好做小学生了 ，华东局机构庞大，它分农村工作部、城市工作部、联络部，外交上面还有文化部等很多 。
东北参观和到上海工作
回到中国，先到北京再到东北参观。我们大概是六月间从莫斯科出发，仍旧坐国际列车回来，回来先到北京，由团长向中央汇报，团长就是张秀山，副团长王甫：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王尧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那个时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我们在北京稍事休息 后中央组织部就来找我们谈话。不过他们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东北局邀请我们全体到东北去参观。张秀山带我们一道到东北， 先到沈阳，在沈阳后高岗出来了热烈地欢迎我们，张秀山是他心腹，后来高饶事件成为"五虎上将"之一，为表示这次访问有重大意义，他亲自到车站来接，我当时不大了解，这是我第一次看高岗，但印象不大好，满脸麻子，这个人有点贼头贼脑，专门看女同志，我们来的女同志只有一个东北的打字员是年青人，还有一个翻译年纪也大了，后来打字员同我讲 ，高岗这个人最荒诞，看到女同志就要勾勾搭搭的讨厌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对高岗的印象。他到沈阳车站来接我们，这了不起，问我们安排在什么招待所，希望我们在东北多看点东西。我们在东北住的日子不少 ，约有一个多月，到了很多地方，哈尔滨、沈阳、抚顺、小丰满水力发电站，还有大连、旅大等主要地方都带我们去看了。
当时我们看到东北确实感到很伟大，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都集中在东北，接受了日本人那一套东西，还有苏联的帮助，看到了东北的就感到了许多是从苏联抄过来的，一看就晓得。例如工厂里都是计划经济，也是同苏联一样搞数量，每班数量多少，质量也不讲究的。东北主要是煤炭、发电站等重工业，军事工业、机器设备、钢铁工业等。张秀山讲我们钢铁落后了几年，主要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发展钢铁。后来鞍山钢铁厂也去看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地方，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不错的。当时东北局的人都是搞计划经济，陈云、张闻天都在东北，高岗是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一边倒，向苏联学习。到了东北听到口口声声在讲社会主义建设，那个时候中国已经算社会主义了，好像已经没有问题了。大家说商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个时候全中国都是社会主义，还是东北是社会主义 搞不清，但认为总是苏联好，要一边倒。到苏联考察以后大家问题也很多，这里有重要的问题如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我国也有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国有资产怎么发展不清楚。因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没有国有的其他企业又怎么办？
参观中看到东北有大的建设。 也发现已经开始大吃大喝了。我看每一天都请我们大吃大喝。我不喜欢吃这种东西，油得不得了倒胃口，我看在苏联倒没有，没吃得如此好。苏联人规规矩矩就吃点罗宋大菜，早上是牛奶鸡蛋，没有像东北那样子大鱼大肉。后来我们到大连去时天气转热，好比去休养，有游泳洗海水澡 。最后回到北京，又把我们送回南方 。
我到了南方后就到上海华东局报到。我不知道沙文汉已经调到上海 。我同他已好久没有通信联系了，我在东奔西走时，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从杭州调回来了，他是刚从香港回来的，去香港搞台湾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准备解放台湾，华东局组织中有一个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是陈毅，副书记刘晓，沙文汉三个人领导。台委派他到香港搞台湾工作。我原来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我们意外地碰到。华东局考虑我准备要我回南京，但我总觉得不好再回南京，南京的问题不大好解决，我本来就想离开了，这次无论如何不再回南京了。尤其是柯庆施已经在南京上台，这个人对我态度很不好。我就找刘晓同志谈，他了解我的情况后知道我的困难，他说那你留在上海，就不要去了 。他是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副书记，他告诉我:你走了以后,南京市委的一个组织部副部长(注：寿松涛，南下干部) 写了一个年总结报告给华东局，说我不肯交出（ 地下时期）文化工作委员会， 在搞分裂，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因此我马上要写个报告给华东局。声明没有搞过分裂，也没有保留地下组织的事。我表示同南京市委没有什么关系，不去就是了，省得你们多怀疑，好像我是地头蛇，这真是笑话，我也是外来干部又不是南京人。因此我无论如何不愿再回南京了。刘晓说你就留在上海工作，到上海市委组织部。不过你还要到南京市委汇报一下工作。我又去了，但他们也不要我汇报苏联的情况，这个奇怪了，同东北完全两样，他们不感兴趣。南京是个消费城市，苏联那一套也用不着。不感兴趣最好，我也不汇报了，就提出来要离开。那柯庆施很赞成，你去吧。我推荐了一个部长 邱一涵（注：袁国平的遗孀，老干部） 接替我担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
到上海后我就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并向华东局书记是饶漱石汇报访苏情况，是与王尧山两个一起去的，我叫王尧山汇报，我懒得说了。王尧山讲了很多，讲工业方面的事情，饶漱石与高岗不一样，他对工厂怎么领导感到兴趣，说要做典型试验。他说工厂怎么搞我也心中无数，并提出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共同搞一个基层工作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领导基层工厂，作为典型试验的有八个厂，基层委员会书记由刘长胜挂名 ，副书记王尧山和我三个人组成。饶漱石就抓这个东西，要求经常向他汇报基层工作怎么领导。他相信典型抓点，抓住点来推动全面。我就去做怎样领导工厂这个事情 。刘长胜、王尧山日常这些工作不去做的，实际上要我去做。建了一个办公室，调来人很多，有几十个人，把上海总工会的头头们都抓来了，有张琪、 周炳昆一大批，几十个主要骨干都弄来了，大家来研究。办公室蛮大的，有秘书长、秘书，下面分八个组，这八个典型厂是 ：上海电力厂、上海自来水厂、法租界自来水厂、国棉十厂、国棉二厂、伦昌纱厂、江南造船厂，还有一个吴泾工厂， 最大的是江南造船厂，八个厂的重点是国棉十厂，因为上海问题最多的是纱厂。 八个厂有八个工作组。进到这个纱厂里面 ，好像土改工作队一样，主要去调查研究。我们去的人可以列席党委会议。从五零年九月开始搞到五一年六月底为止，搞了九个月，调查了很多资料，这些厂的情况是摸熟了，后来写了一本书《八个厂的基层工作经验点滴》，有这样一本书你们可以把它找来。这一本书是公开卖的， 是大家写的我也写，集体写的，这也是一个交代。
从八个厂里情况调查出来的情况相当复杂，主要问题是党政关系非常难搞，行政要搞生产，党要搞群众工作，政治工作，工会又有一套，不能统一。所以下面干部非常怕，你说党委统一领导又统一不起来，行政上生产党怎么指挥呢？可不可以叫厂长负责呢？他当然乐意，但又不放心，党要领导你，又怕丧失权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在苏联没有这个问题，他不怕你造反，就让你厂长负责。中国最糟糕的问题就是党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不等于直接要指挥，在工厂里日日要指挥生产是不行的，在学校里也是这样，你党委委员要直接指挥学校的高等教育工作怎么行？我认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不行的，这是我的看法，按照列宁讲的工厂里由厂长负责制，上面行政也是党领导。但要基层党来领导，基层党委多为工人提拔起来，没有文化，哪能领导？厂长至少要有工程师资格，懂生产和管理。这是我通过八个厂调查之后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按照党委统一领导下面的厂长负责制肯定搞不好的，但是许多人到现在仍旧不同意这意见，仍旧迷信党委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甚至于你家里的小事件也要来领导，这总不见得吧！长期来党政分不开，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中央到地方都没弄清楚，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其他都是空话。
工厂里还有一个问题：当时争论工会干啥？我们调查租很多都是工会系统人去的， 这问题就大了，当时李立三讲 工会是主要搞福利，后来不是又批判了说福利主义。福利不搞又搞什么，是不是要搞生产？搞生产问题又大了，领导同工人矛盾又大了，假使讲工会领导生产这厂长又难做了，弄不好工会可以领导你一切，他群众都是工人，所以这个问题又发生争论。搞福利还可以，搞生产要牵到行政，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工人要当主人翁怎样当 ？现在是工人不当主人翁，由行政去搞，厂长权大得不得了 ，工人没有权是这种情况，当时也有这问题，但问题还不大，当时工人权力比现在大 。但是工会怎样来领导生产是大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问题要到工会小组里去讨论? 或者工人派人去组织一个职工代表会议 ，都是没有解决的 。工人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工资问题，工资是决定他生产好坏的关键，这个地方争论很大。苏联很多地方计件工资，统计生产了多少产品。我们上海也去试过，也很难，比方上海纺织厂，你布织多少蛮难定的，机器不好同机器好是两码事，也不是工人的个人问题，有许多机器好可以生产得快，还有的人我明明可以多做一点，我就少做一点，假使计件我可以多得工资了。那时有许多劳动模范，什么郝建秀等都是那个时候弄起来的，纺出来的布比较多，所以当上劳动模范，也有人家不服，很难讲得清，摆不平。按时间算也有毛病，他偷懒了磨洋工了，磨洋工的蛮多怎么办呢，大锅饭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工厂如何提高生产率，工资不高，不合理要影响生产率，又怎样算合理，苏联也有这个问题。我在乌兹别克我体会很深，乌兹别克大纱厂一个女工出身的党委书记，她就谈这个问题时很难很难的，办不到。你如果完全按照工人要求，那你工厂马上就要亏本，工资不可能提了很高，中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后来基本上也是平均主义，多少也差不多，马马虎虎吃大锅饭就是这样搞起来的。这是与我们的工厂一开始就国营有关，这国营厂同私营厂很不一样。私营厂如伦昌纱厂是私营厂，它的问题就比较小，表现不好就可以开除工人，英国老板它可以开除工人，他厂长权力很大，伦昌生产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不过伦昌里面另外有问题了，它里面有个汉奸工头，很凶 压迫工人，工人吓得不得了。即使解放了你还是要听他的，我们工作组开进去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工人不敢同你谈，好像农村里碰到地主一样 ，后来查出来他是一个汉奸，工人胆子就大了，工人自己决定枪毙 ，后来真的枪毙了，这也不对。被潘汉年批评一顿。我们来不及阻止，工人自己把他抓起来枪毙的。这桩事情我感到很不好，要通过法律，不好这样瞎搞，有点像农村里斗地主这样的情况，这是私营长里的情况。
水电厂还有外国人在那里，问题又复杂了，那时不叫中外合资，股份都是他的，要中国人在管理。同外国人摩擦蛮厉害，关系到公共事业不好马虎。这里矛盾主要还是工资问题，工资也很难定，主要按照时间计算，自来水厂、电厂不好按照件来算，也没有什么件，只好按照工时来算。管理人对工人态度要好些了，不像以前对中国人要骂打，现在就不敢这样干，我们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使工人在生产中有点发言权，但也不完全根据工人来做。 我每个厂都去过了，许多事也不大懂也摸不准， 当时就在想最好弄一个厂，八个厂太多，到一个厂去蹲点不是蛮好的。但问题是后来情况有变了，饶漱石不要市委搞，要自己来搞，好像饶漱石有一手我就有权威了。当时还有一个陈毅，同饶漱石是有矛盾的，两个人加在一道很复杂。陈毅管市委，华东局不好管，而饶漱石管华东局的，你市委管工业我不插手 ，他要来插手你讲八个他说不行，我搞一个。后来饶就另外去弄一个典型国棉一厂。饶漱石说华东局来搞，他调张承宗来做这个事，张后来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他派出很多人，给厂里优惠条件把生产搞上去，但走了以后，生产就成问题了。他目的是想试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条路子。与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想试验厂长负责制，列宁讲厂长负责制非常重要，厂长负责制下，工厂就像一个战场一样，没有一个司令员，这仗也打不好，我看蛮对。我在苏联看的也是厂长负责制（ 而不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市委的试点是陈毅、刘晓、刘长胜负责。陈毅意思由他来搞，
后来我们市委的试验组把材料整理起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里面有很多材料。关于女工问题、同工同酬问题，总结了好多实际问题。
我认为党委领导下的负责制实际上样样事情要到党委讨论，这个生产指挥就困难了，要么是厂长兼党委书记，实际上还是厂长来负责，只是他双肩挑了。这个问题根本上就是党政分工问题 。
这里要讲到饶漱石的思想 ，他好几次公开讲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华东军政委员会、军管会、政府。党是另外一件事，实质上是军管会转变为政府，一套班子二块牌子永远这样搞下去，不是办法，临时接管可以的， 上海军管会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把牌子撤掉，很长时间。军管会接管以后没有了，但军政委员会一直有，还是军事的。那么他是政委。实际上他党政一个人抓。我就看饶漱石这个人野心很大。他有的做法很怪：军管会秘书长是魏文伯，魏文伯大概经过陈毅同意在军政委员会里面搞一个小礼堂，这也蛮好可以开开会，很小一个礼堂， 这件事情被饶漱石抓着了，他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要请示华东局，没有请示我华东局你怎么搞一个礼堂呢？这件事日日讲，夜夜讲，好多次会议一开始 华东军政委员会小礼堂在华东军政委员会里面，现在没了，炸掉了。 他提到很高的原则，我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是我为主的，你怎么好去搞呢。经常批评魏文伯 ，还在小礼堂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给人家看，说这就是违反纪律，弄得魏难堪的很。究竟为什么呢？因为针对陈毅，这事不经过陈毅批准我看不可能做。饶漱石这个人非常阴，我不服气。 实质上他不要陈老总，想在搞工厂的试验里面自己另搞一套，可以树立威信 。因为上海工厂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他以为找到一个点就可以了，其实也不见得。我们八个厂之间就不一样。当时思想很混乱，到底厂长负责制还是党委负责制也没有一个正式结论，始终没弄清楚，我回想起来那时如果认真研究，情况也许不是这个样。后来我退出不管了，张承宗调走后我去当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了。
上海整党和三反运动
那个时候完全实行供给制，你说有没有贪污，也可以说，因为没东西好贪污，顶多是信纸信封，穷得很。但腐败之风也蛮厉害，主要是请客吃饭，特别是房子问题很多，还有个别做生意的也有，毛主席大概看到这个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讲了：进城以后干部要防止被糖衣炮弹打中，后来在天津抓住两个人 张子善，刘青山枪毙了。这两个人枪毙影响巨大，那么全国马上就要搞运动。我一去就主要搞整风，学习二中全会的决议还有党员的八项标准，学党章，组织了由组织部和宣传部联合搞的整党办公室，我是办公室主任。组织党员学习 。 主要思想上提高认识，党员标准应该怎样，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违反党纪的行为。 很快就转到具体行动 ，就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三反也有问题的，反贪污浪费有内容，反官僚主义很难弄，什么叫做官僚主义，讲不清楚。这是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主观主义作风不好、不关心群众也是官僚主义；还有各种各样形式就不明确，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所以事实上三反只有二反，反贪污反浪费很具体，反官僚主义只是思想上教育教育。那个时候的情况还在搞肃反，外面肃反很厉害，在机关里叫清理中层，不叫肃反。清理中层其实也是肃反。中层是什么东西呢，比如在市政府的旧人员，区政府的旧人员，这种人叫中层（伪职员）。中层里面有很多是以前国民党的职员，这是机关肃反，同外部社会肃反结合起来搞的。清中层我不管，主要是潘汉年在搞。王尧山是人事局局长，还有潘汉年，主要是潘汉年在搞。也肃出来一些人，潜伏的一些特务什么的，我专门搞党的事，叫整党 ，也叫机关三反 。当时有这样一个规定，领导干部都要洗手，洗澡，下楼整党，你不洗好，不交代清楚不可以，这办法到也可以，因为怕贪污分子去反贪污，就弄不出名堂了 。
那个时候最忙就是天天搞这个运动，这么多领导干部在市委的都要去讲，不是我们组织部，连区委书记也都要向市委来检查我有什么问题，每天忙了不得了，自己也要检讨。我检讨出来有一样不对，我去华东医院镶了一颗牙齿，镶了一只牙齿没打报告，人家就提出不打报告你违反纪律，我也承认错误。因为照部队规定镶牙齿一定要经过批准，我不大清楚。一只牙齿的事我不在意，这种事体也要检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纪律是非常严肃的。现在去镶只牙齿我看没啥问题，当时不行，都是供给制，穿的是很差的衣裳， 吃大锅饭，在食堂里吃的，当时领导干部蛮艰苦的。不过也有问题了，华东军政事务管理局一个局长叫XX（？） ，他在那里搞机关生产，这件事情大了，说这是只大老虎。 同现在规模不好比 ；他就想使机关干部稍微改善一点，做什么生意我不知道，弄得他走投无路，结果卧轨自杀，火车里跳下来自杀的，这震动很大。大家知道机关里做生意不行的，这个叫做腐败，以后机关都不可以做生意了，不象现在机关可以做生意，是不正之风。这个影响我很深。天津张子善、刘青山 两个人枪毙了我也印象很深。他贪污什么东西呢，主要是送礼，人家给他高级的东西什么人参燕窝，还有罐头，现在我看这东西，西洋参要多少啦，我也不要吃。那个时候从床底下拿出来许多罐头，还有药品还得了啊，眼睛都要红了。好了几年，大家不敢收礼品，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后来还是在贪污。 毛主席蛮狠，亲自批准枪毙人，这件事狠大。小干部公私不分，拿信封信纸特别多，或者请客时花生、瓜子、糖果 ，会后没人，自己捞一点放到袋袋里回家给小孩吃了，就这些事情都要检讨。你怎么好拿公家的，还有香烟这都不好拿的，这可见当时非常严肃。我当时印象很不错，老百姓对共产党是相当拥护，这很好。但是大老虎打不出来。
高等学校里面也弄得很凶，但与机关不同，许多人从国民党那里过来的，比较复杂。工厂里也比较复杂。机关是解放以后建立的，这是解放区来的同志，都穿着军衣来的，他有什么好贪污的，忙是弄得蛮忙的，三反在当时我看还是必要的，肃反更有必要，肃反当时在上海捉了一大批，当然也有错误的，有许多人不应当枪毙的，有许多人不应当关起来，肃反是社会上的 ，有的是街道里拉出来重新审判，数量相当大，我们去看枪毙了，这形势蛮恐怖的，肃反这东西当时震动非常大，这个政策我没法去管，后来平反看出许多是错的，我看到很多例子，比如有写原来是国民党的人，后来反过来替我们做情报，帮助我们解放，这种人你应当宽大，也枪毙了，这很不应当。肃反当中尤其是地主，以经济关系讲他是反动，但他同特务是不一样的，地主也是种田的，但这些地主被枪毙的不少。在浙江我看到的情况相当严重，上海不是顶多。肃反后来成为一桩大问题，国内国外影响很大，好处是把这些反革命镇压下去了，坏处是使人觉得是非不清 ，不该枪毙的也枪毙了，当时很厉害。毛主席说你肃反就要你脑袋拿来，脑袋拿来多吓人。具体数字不要乱讲，我听浙江大概有3万，上海我亲眼看见一批批捉去枪毙，到底数字多少我也不知道，不是我管的，我主要管机关里整党工作。做教书先生的事情，同宣传部合作，组织党员到党校来学习。机关里生活很紧张经常开小组会讨论，也蛮厉害的，解放以后在干什么， 不肃反也不得了，我肯定这是对的，但有扩大化问题。 饶潄石做官，但这个老先生是非常俭朴的一个人，生活上他很注意的，甚至于他的家属乡下来他都不接待。家里也不送 高级东西给他，秘书要这点东 他要去追回来，家里老太太、母亲什么你也至少要应酬 情之中。他的确是非常廉洁。
我解放时是供给制，我母亲我女儿都吃自己饭，不吃公家饭，住自己房子吃自己饭，从来没要过公家一样东西。组织部后来把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包干制开始发钞票 ，大概人民币 八九十元 。我也忘记了， 百把元 就已经了不起了 高级工资了。养家和给小人买点衣裳也不成问题，因为自己天天在机关里吃饭房子也有 ，没什么东西需要，当时生活还是相当好。事情在慢慢发展，市场经济、私营的工商业也在活动，走到百货商店去一看，我可是一样也买不起，我样样不买。 那时公司里东西很多很多，都是外国货，我们有些人从没看见过这些 ，他就有思想有改变，就是所谓糖衣炮弹吧。
当时是叫社会主义了，新民主主义不提了，大家就以为解放后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应当供给制，应当搞计划经济，人就过集体生活，当时的就是这么样一个思想，很简单 。党员的标准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严格遵守纪律，为人民服务 ，要刻苦耐劳 ，要勤奋的工作 ，要进行自我批评 ，都是好的 ，党员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 。如果真正做到我看（蛮好）胜任了，这个东西不巩固，物体是在变化，当时风气好，我可以说真正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农村中是这样大家一心想把生产搞好，没人想我要去赚点钞票，我要去怎么怎么，我看很少有这些人，即使想一想也马上就过去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好发财呢？这当时人的思想很朴素，但是这个潮流后来变了，当时五十年代可以说是比较简单，六十年代情况有很大变化。
到 五二年四月份夏天，组织上突然找我，要把我调到华东妇联去工作。 因为华东妇联里章蕴同志被北京妇女联合会调走 ，这个摊子没有人来接，中央组织部就点名点到我头上，要我去做。我想这不行，我毫无经验 。华东妇联也是两块招牌一个班子，对外叫华东妇女联合会，对内是华东局妇女委员会。章蕴找我谈话，我说我一点没经验，（ 华东妇联工作面向大量农村妇女），农村工作我不熟悉，农村妇女工作也没有做过，这两个都外行哪能行呢，她说你放心好了，许多干部都是农村来的会帮助你的。上海市妇联是独立的，原则上你领导她们 。我说那我不要做主任，做个副主任，你可以挂个名，万一我弄不好你赶快再回来。 章蕴说：好好好，就叫我做副主任。我实质上是去学习的，外行充内行有啥意思，这个我很苦恼。因为从工业转到农村工作，我只好做小学生了 ，华东局机构庞大，它分农村工作部、城市工作部、联络部，外交上面还有文化部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