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在上海

标题

五十年代初在上海

主题

Revolutionary history

描述

Shanghai in the Early Fifties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华中, 上海

文本

*18盘

五十年代初在上海
（到华东妇联后）我第一步先要学习农村工作，农村的问题一摸不得了，并不比工厂问题简单。当时最大问题就是号召妇女参加生产，假使不参加生产地位提不高，农村妇女就没有解放。但要生产又有矛盾，家庭事务很多，这个矛盾你怎么解决呢？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婚姻法。农村中封建思想非常厉害，妇女完全在封建压迫之下生活，男人可以随便打老婆，婚姻完全没有自由权，包办婚姻很严重，要离婚也难，要结婚也难，离婚以后财产怎么分？个土地改革了你又怎么分，都是问题呀。参加生产又怎么做，待遇不一样，不能同工同酬又要去管的。
还有办托儿所，妇女一参加劳动最重要的就是小孩子问题，当时还不是节制生育，还提出妇女多生孩。
那时反对马寅初人口论，是毛主席反对嘛。我的做法同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机关内的干部都是小孩子生得很多。我这个人不多生孩子，我说我不能带头，别样可以带头，生孩子我不能带头。当时的制度不对，生孩子有经济问题，规定一个孩子一个保姆，有一份供给制，假使你有三个四个孩子你生活就很好了，小孩越多越好。解放的时候一家七个八个孩子也有，原因就是当时政策鼓励出来的，三个以上就是光荣妈妈。这有啥光荣呢？大家都去做光荣妈妈我最不光荣，就原来一个小孩子，没有光荣。我当时也不大懂，想不到人口数字太大了，后来据说是又增加了三亿，国家损失很大的，到现在还是吃人口太多的苦头。这也是毛主席的错误，也是学苏联一边倒的经验。因为在苏联我确实是看到了光荣妈妈很多，因为打仗死的男子人口太多，总人口也减少，所以鼓励多生孩子有它的道理。否则苏联生产力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口还是多，有六亿多。生这许多有啥用，可把我麻烦煞了，城市里托儿所的问题非常严重。你生了那么多小孩，母亲的还要工作怎么办，有保姆也不能解决问题，你总要自己管的，托儿所的问题很困难，哪有这许多托儿所，只能简单化把小孩子带到机关里，母亲办公时在一起，现在这个制度还存在，我们很多机关还有临时托儿所，日里托，夜里回去。假使有孩子生病了怎么办，有卫生保健问题。儿童有许多特殊问题。这些事妇联都要管。
在城市里妇联主要是街道问题，妇女多数在家里，工厂有人管，学校有人管，街道谁管呢？上海创造了一个街道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现在算一级行政当时不算的。不过居民委员会很重要，比如夫妻吵架，老人照顾，小孩子托儿问题，家庭纠纷这些问题都上居委会。妇联要去管，这样妇联就变成小政府了，没办法硬了头皮就这样做。妇联在妇女中威信很高，因为妇女常常被欺负，没地方去告状就告到妇联，妇联又变成法院了。妇联工作当时最忙，不像现在这样空。当时也打下了居委会基础。
后来又改变了方式，责任也是有的，这都是新中国初建时在创造，错误也是有的，如多生孩子，我反对，但你得服从组织，因为上面提出"人多好办事" 的理由。就是人多好办事，但怎么个办不清楚。出生以后问题也很多，比如有的地方生出来三胞胎，组织上立刻派人去问是不是照顾好了，三个人母亲奶不够的，这种多余的事件很多。双胞胎也不得了，三胞胎越加不得了。这种事是否妇联应当做，我也搞不清，反正都要去管。
后来摸着一点规律，到底妇联应该干什么事，婆婆妈妈的事情都要管，人家不管的事情你都要管，人家打架也要管，生小孩也管，托儿所也管，就是婆婆妈妈的事，还有婆媳吵架，婆媳吵架真难弄，都要管。这就是妇联的工作。生产也要管，报酬什么统统都管。还有一样重要的事情，每个地方都有妇联，都要去配合，比如民兵，这民兵工作同妇联也有关系，也得去发言，不光是女民兵，要去组织民兵妇女反对就不行了，有些民兵同生产有矛盾，一定要去协调，样样要去管。
工厂里妇女问题特别多，女工吃奶时间要规定，后来我们规定了一日几次喂奶，要给休息时间去喂奶，还搞小孩子吃饭的房间，哺乳室等这事也要管。工厂里生孩子的事特别要当心，妇婴工作极多。学校里也有的，有女教师、女学生，女学生主要是恋爱问题，思想问题也要去管。从民兵到家庭问题基本上样样去管，凡没人管的事妇联都要去管。
国际上的妇女要到华东局妇联访问。少数民族来上海也要找妇联，所以还要做外交工作。我当时外交工作做了很多，什么德国妇女代表团等各国代表团很多，我还要学外交规矩，外交有外交的一套不好乱讲。比如东西德统一问题就不好讲。西藏代表来了，西藏人来要当心一点，他们习惯同汉族不一样。有宗教问题，碰到回教人不好吃猪肉，基督教也来，都要找你妇联，妇联主任多少忙啊。
我觉得自己像孙行者，一会儿变这个，一会儿变那个。实际上我一窍不通，没有经验，外交工作，农村都没有经验，等于每天在演戏。好在有人帮忙，有好几次外国代表要我们到大使馆去，到大使馆去很麻烦，有巴基斯坦，印度等好多国家都来，这你都要去，你华东部里不出席不行，怎么去应酬，讲什么话这都不好乱来的。不过有人来指导应当怎样，穿什么衣裳讲什么话，都有一套规律。我知道外交上一套礼节。还有上海市政府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和活动，工、青、妇也有份，工青妇样样都要去配合，真是头痛，我这就是记得这样的情况，杂乱无章天天这样子工作。搞一年多光景，到五三年底我离开了华东妇联。
五三年下半我走了。当中发生什么问题呢，饶漱石动我脑筋了，饶漱石找我谈话，说你是婆婆，要找媳妇来当家了，意思我年纪比较大一点，要年青的人来做，我应当让位了，我最高兴了，我是不要做。他找了亲信，XX比我小几岁。小媳妇应当代替婆婆当家了。因此我就可以离开了，我看饶漱石当时有一个思想，要控制华东局的班子，后来有人揭发出来他那时在搞一个少壮派。少壮派就是要年青，要把老干部赶走。其实我当时也只有四十多点，也不是老年。但他要自己亲信。
这里面我看出一个事就是组织部长问题，华东局的组织部长本来是刘晓，后来调走了。调另外一个人，这人现在还在上海。刘晓呢三反时候也已经蛮危险，要搞他了，刘晓同我来讲他已经退下来了，他一看形势不大好不想搞下去，他就请病假，退下来了。所以事实上，上海市委只有刘长胜和潘汉年二个老干部。陈毅也被调到北京当做外交部长，不来上海了。刘长胜、潘汉年二个人在上海当家，刘晓看形势不好就走了。以后揭发饶漱石时才知道饶想把他们搞掉。刘晓聪明，因为形势不大对，他就休养在家里休养，后来到杭州休养。他看到南京的情况，知道我也在南京被整过，他担心再把他也搞成什么，他比我聪明。
但三反运动时，刘长胜倒霉了。薄一波到上海来，手里拿尚方宝剑来杀刘长胜，刘长胜告诉我的。薄一波公开说："你们上海三反运动不力，我就拿着毛主席的尚方宝剑来斩"。我吓了一跳，我想刘长胜和潘汉年要完了，后来还好，大概陈毅这些人不赞成，后来就把刘长胜调走，到世界工联去工作。从此以后他不再回上海，从事工人工作去了。潘汉年不久就变成反革命，这是另外一件事。总之（原来上海局地下时期）的一些干部全部弄光了，由柯庆施来接班。上海班子换掉了，来的是陈丕显一帮人。饶漱石是不想离开上海的，陈毅调外交部走了，他应当称王，华东局地位很好，他想留着也要搞一群人由他控制。但是毛主席偏把他调出到中央做组织部长，但他要想回上海，毛主席不准，半夜里他去找毛主席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毛泽东就警惕了，回到华东后来不是出来高、饶事件了吗？说是一个东北王，一个华东王，这两个人联合起来力量大了。后来叫做高饶联盟，事实上不一定是联盟，实际两人是没什么关系的，不过是（各自一方的）两个巨头，东北和华东是全中国最大的两个行政区。饶漱石被调到北京，他走了以后华东局接班的是谭震林还是谁，我在妇联时是谭震林接班，谭震林对妇女工作不管，他不大来管我的事。我在妇联感觉到学习是学到一点，成绩我也讲不出来。一天到夜配合、开会、没有具体事情，当时妇女工作就是这样一套东西，我体验过了。
那么从华东妇联又要调我到哪里去呢？要把我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是舒同，他和陈其五，他们在宣传部里组织一个华东局上海高等学校委员会，自兼书记，副书记陈其五。舒同这个人是个好好先生，写写字，书生气十足的，实际工作不大行，权力操纵在陈其五手里。这位老兄可不简单，后来被柯庆施开除党籍，这个人也很要抓权力的，作风粗暴，教条思想也很厉害。在三反、整风当中高教局出了很多问题，弄不下来了，造成党同知识分子对抗状态，矛盾蛮尖锐。因此要调一个缓冲的人来，我是妇女工作者，没啥了不起，当然也没有得罪人。又因为过去我在地下时期搞学生运动的，他们也知道，所以舒同就把我调去了，调去当副书记，同陈其五一起工作。
我同陈其五蛮熟悉的，在华中解放区我就认识，这个人在工作作风上有点问题，我到高教系统一看不得了，在开大会斗争，把大学教授，好像同济大学，也不记得什么大学，像抓地主一样抓上来，叫他跪在大会台上，下面都是学生。这像什么东西，我去后台一看，陈其五在骂他，你要交代贪污了多少！你是大老虎，你不交代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教授吓得魂灵也没有，跪在地上。这种样子我看不下去，就同陈其五讲，这个事情你不好这样做，假使不是大老虎呢这以后怎么交代？知识分子要讲尊严的，即使是贪污分子，也不好这样做，要依法处理，到底贪污多少你也没有数目，要真凭实据拿出来，哪能好这样子呢。实质上是没啥事吓唬吓唬他。我觉得很不对头，我提出来弄不得，这同斗地主不一样，高等院校知识分子不可以这样搞，我到的时候三反运动还在继续。机关三反搞好就在学校搞。
还有院系调整问题，也做得不好，把有许多专业拆散，乱七八糟乱搞，这很伤脑筋。比如交通大学办得蛮好，迁到西北一部分，把许多人弄到西北去，使上海交通大学受到很大影响。浙江大学的一部分并到上海来，实在也莫明其妙，调整根据什么？以往我们学苏联经验，但所有老师都是读英文的，现在要读俄文了。这个意见很大，俄文版来的书谁看得懂啦，所有的老师俄文读会也要几年，不是一下子读得好的。但是，所有课堂都是俄语教材，还有苏联专家也来了，他们的一套教学改革，是按照苏联办法，我刚刚从苏联回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我们教学制度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十年制，就是大学里读出来水平都相当高，我们的高中水平高低不同，有种高中实际上差得很，你怎么能照搬？苏联学校上学八点钟开始一直上课到下午两点钟，中间不吃饭的，俄国人就习惯这样子的，下午两点钟以后再吃饭。于是中国学生吃饭也要改变，不好在12点钟，教条主义到这种程度，也可悲了。还有分数：本来百分制要改为五分制，为了这个很多学生提出来不同意见后来成为右派。如此的事情很多提出来要改，苏联的教育法同我们的不同，系统完全两样，教师脑子别不过来，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于是就说这些老教师都是欧美派的留学生，都是资产阶级东西，应当淘汰，不应当依靠他们。要靠自己培养出来的。自己培养出来的什么助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陈其五认为就要依靠这种人，特别是依靠工农子弟，工农子弟文化水平较低，学校里到底依靠什么人成为很大的问题了。
大学里没有骨干教师怎么行，他们说是这些教授都不行了，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哪里有这么多教授？苏联它搞了几十年培养了一批人，中国也没有。学生里面也搞得很严重，学生里面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子弟，土改，三反一来，学生分成两个阵营，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子弟，造成一种气氛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不好，学生就要考虑我怎样同家庭划清界线，划清界线，你吃饭怎么办，没饭吃了是不是能靠助学金呢？不解决问题的。这事又是我来处理。陈其五不好去讲的，一开口就骂人了，资产阶级啥东西，实际上是官僚主义，我心里想你也是靠你父亲剥削来的钱进清华大学的。学生思想工作的事落在我头上，我对学生的情绪理解，我就去讲了很多话，我说一个人的阶级成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我怎么知道会生在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家。我说我自己也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在怎样一个家庭同你无关系，不必背思想包袱。我也是这一路货，照样做共产党员，就这样讲，学生放松了，你党委书记是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我们也无所谓了。我说你们方向把握好，不好划清界线，划清界线你明天就没有饭吃，我没有饭给你吃的，你还是要爸爸妈妈供你饭吃，好好读书，他们有思想不通要帮助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断绝来往万不可以。学生中有青年团，做起工作不得了，要他们划清界线的一套。这个事体弄不得，后来总算这个风被我煞牢不许搞。
李岚清当时是同济大学团总支书记。后来学生总算思想通了，他们对我反映好，说这个党委书记好，解决我们的思想问题。我实事求是讲，我哪能同家庭划清界线，解放后我还吃我母亲的饭了。列宁也是贵族出生，他母亲是有钱的，在国外卢布给他很多，才能活下来，否则到西伯利亚去流放，除了母亲还有谁给他钱呢。学生们也很要听，对，我们向列宁学习，所以学生思想工作我觉得要这样做，不能用吓唬人家，阶级斗争在这时已经相当严重了，极左的气氛相当厉害。
老师方面更严重，要调查你哪里留学的，是什么出身。老师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没有工农无产阶级子弟做老师。而且这些人都是同国民党有关系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他们留在大陆已经很了不起了，多数人已经逃到台湾，留在这里都是多年来我们统战工作的对象，尤其是复旦大学里面有好多教授是我们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这个工作我做得很多了，像孙大雨等进步教授、是上海很有名的十大教授，对抗国民党就要这些人来帮助，他们出面，我对这种多年来的统战对象有感情。但他们也有一种错误想法认为自己是功臣解放以后不知道现在政策变了，现在的领导对他们已另外看法了。不是当年了，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叫做" 留用人员"。很难听很的名称，留用人员，我也听不惯，我们地下时期做了好长时间工作，让他们留下来，你现在把他们当做留用人员，多余的人，新中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我是这样看的。
大学里最严重的还是党政分开问题。彭康调来做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双肩挑蛮好，矛盾少。做具体党务工作另外派几个人问题不大。复旦就糟糕了，复旦校长陈望道，是非党员，也是最早翻译共产主义ABC的人，资格非常老，但他后来脱党了，非党员，成了民主人士民盟什么。党委书记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党员，或者是外头派进来的山东人，小知识分子。这种人怎能去领导陈望道呢？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外行，复旦大学许多功课他们都是不懂的，又是理科、又是文科，又是许多老教授，这难了。我进去也弄的头昏脑胀。怎么办，陈望道老资格你要去领导他就要对人家态度好。我再三对他讲不好有粗暴态度，要尊重他们。陈望道提出来要校长领导学习，不能由党委来领导。一个交大一个复旦两个学校，一个要校长领导学校，一个是党委统一领导难煞了。当时情况下无论哪个单位，包括华东局的领导都认为要党委统一领导的，饶漱石、谭震林都是这个意见。这当时是全国的问题，我无权力去反对，这是制度的问题，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委统一领导一切。虽说没宪法规定，但无形中就是这样一种形势，我不能做，只能打一个问号在哪里，究竟怎么办？我同陈其五两个人有矛盾了，他完全是一边倒要党的统一领导，我们下面办公室的许多干部同他的意见也不一样的，认为党委应该管党委工作，样样事都要管是不妥当的。
两种意见我夹在当中，其实这两种意见都得做，大针方针要管具体小事也都得管，学校里一点小干部也得管，出国留学生到苏联去招很多人也要党委书记签字，我都一本本要看，有的还要我他们谈话，这都是党务工作。高校党委大学党委是一级党委，样样要管，事无大小都管，从大的政策方针，到小的具体人事问题你都要管，我懂还好，不懂的事怎么办？而且上面意见不一致，大家开会讨论，陈其五只承认作风粗暴，但他不承认这是方针问题。我不好讲了，因为这事情实质上是个方针性的问题，我已经在工厂里碰过许多钉子，我对党政关系有看法。到学校里仍旧还是这个问题，我有什么办法呢？高教党委工作搞不下去了、此时，舒同又调来沙文汉，沙文汉本来是到外交部准备出使印度尼西亚当大使，因身体不好不去了，这是五四年的年初。
上半年把他调回上海先留在华东局宣传部担任副部长，代替陈其五工作，陈其五不直接管高校工作了，我也解放了，也弄不下去了，就由沙文汉去搞，我集中搞党务工作，他是宣传部副部长，来负责上海高等学校党委工作。他可直接找到舒同，事情好办得多了。其中还有一个救星，就是中央宣传部，当时习仲勋当部长，也看到高教局问题很大，对老知识分子问题中央宣传部有一个指示下来：要从团结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团结最后还要团结，即要批评也要团结。我们好像抓到一个救生圈了，有好多工作就根据这个方针去做。最重要的是打通党员的思想。上海有十六个高等学校，水平高低差得很远，交大不成问题，第一医学院陈同生做院长兼党委书记也好办，后来是常溪萍来了。常溪萍到东华师大，都是一流人物来，上海高等学校一流的，要老资格的人。
还有许多就不大行了，音乐学院是贺绿汀，贺绿汀就不大行，压不牢阵脚，院长是可以的，党委书记不行，还有如华东工学院很大的一个学校，同济的党委书记也是资格老的，总之这些老家伙在压阵地，上面中央宣传部来这样一个指示我们就好办一点。据此对一个个学校检查：到底你们对知识分子怎么认识？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把过去的粗暴方法改变过来，决不能用对地主的方法。当时对资产阶级也不是这样的政策，教好书，以团结为主，对他们的错误要批评，仍旧回到团结上来。
另外一个问题是办好学校依靠谁，这在当时很重要。农村里当时靠贫下中农，城市里靠工人阶级，学校靠谁呢？又是个问题，他们说学校依靠助教、讲师，这些都是年青人。我们提出应该依靠老教师来办好学校，彭康他们非常赞成，他是有点经验，他说这个对，所以交通大学问题比较少，因为他是这样做的，依靠老教师，交大这样做对其它学校有影响，他实质上起了带头作用。交大成为带头羊，其他学校也跟着依靠老教师。依靠谁的问题解决了，学生的问题也解决了，就不要再闹划清界线了，安心读书，
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数学内容问题，一定要全部按照苏联教材，这个问题大了，这里面有许多老教师公开不同意，比如生物学苏联自己也搞不清，如米丘林学派，这学术问题不好以阶级斗争来划分，什么人讲就是对的，代表无产阶级就一定对的，这是不见得，资产阶级学术界许多理工科里很有成绩，不好政治划分。我们有许多人对此不理解，华东革命大学里面的一套干部，大部分都是南下的，多数是小知识分子，连中学都没有读过，农村里人，有什么教学经验？打游击有经验，土改也有一套经验，这套经验拿到城学校里搞不行的，不好打游击，不好斗地主，这种干部你不能不用，也不能不教育。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伤脑筋，他不接受你的意见，人家看起来我这个问题上有右倾，当时还没讲我右倾了，自己心里也很不开心。尤其是复旦里面问题很大，复旦教师里面有宗派，有的是国民党的也有，有的依靠共产党，还有许多人在地下时期一些历史问题没讲清的，有些脱党还有些历史上问题没查清楚，有些人到后来也没有查清楚，历史问题是蛮讨厌的。因此也有不同看法，说某某人是叛徒。复旦大学有许多莫斯科回来的人碰到了，外语系的主任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原来是叛徒，对于这种人也很麻烦，你怎么办，有好多啊，有的还是我同班同学，我发现好几个都在那里。好多忘记名字，那么对这种人又该怎么办？你也不能不要他，他对共产党还是拥护的（有一技之长还是要用的）你不能不要，也不能过于重用，很复杂，有的人教的是哲学。苏联这一套他们很精通，可以教苏联哲学，欧美留学生就不行。复旦大学问题最复杂。其它专科学校如戏剧影校还好，化工学校也好弄，都比较单纯。综合性的大学特别复杂，复旦从解放一直到反右斗争都成为焦点，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最复杂也是复旦，派性最多，造反也最厉害。
1954年中央又突然发生高岗、饶漱石事件，饶漱石问题一来，就要组织全党要批评了，高学校负责人象我这种人不能不表示态度，也要去讲话的。当时高校问题有各种各样看法，揭发的很多，共同的一点是我看这个人有野心，党性不强，为什么毛主席把他留在中央他不肯，一定要回到华东？大家认为他要自己搞一套。有阴谋诡计，这个人虚伪，虚伪到叫人讨厌，对于自己的亲属的连送一点礼也不可以的，我和他这样熟悉的人和他对面碰到他也不朝你招呼，这又何必。他手中一天到夜拿着中央电报，讲话都有根据的，说中央毛主席什么什么的，处处地方表示他非常执行中央的决议，非常公正，非常廉洁这样一副神气，实际上有阴谋诡计，我看大家都有这种看法。问题是：有没有高饶同盟，这个到现在还说不清楚，怎样同盟不晓得，我们就无权过问了。据说有一个电报来往，这也不证明他是高饶同盟。很不清楚，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人合在一道？
严重的是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认为饶漱石有历史问题，这个里通外国，不是外国特务就是国民党特特务，两者必居其一。不认为他没问题，对高岗处理不同。派到西北去。后来他自杀，毛还给他工作，因为他认为是犯错误不是特务问题。饶漱石就不行。抓起就关起来一直关到死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据说他是有政治问题，现在查清没有？饶漱石历史我蛮清楚，从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他被捕为止，他的经过我蛮晓得。我认为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参加革命很早，23年24年参加共青团是共青团的干部，大革命时是江西的团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到上海后迎合右倾机会主义了，陈郁被撤职，他就代替陈郁担任海员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他被捕过一次，他懂英文的，巡捕房把他抓去他用英文讲，我这样子会讲英文的人哪会是共产党，外国人巡捕他倒也蛮佩服，共产党哪能会懂英文，弄错了马上就把他放了。这是他自己同我讲的。当时情况是他住一个亭子间，人家盯梢盯到他来抓他，顶多是个嫌疑犯，也没有什么证据，说我又不是共产党，讲的都是英文也蛮好，外国巡捕也蛮欣赏。后来上海不能待下去，就到德国汉堡。是很重要的地方，康承志他们在那里，他们同他一起搞海运。那时是国际共产主义，德国人，俄国人都是搞共产主义运动。他就去参加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后来又到莫斯科去到第三国际，在那里办报，之后又到过法国、美国，那都清楚的。他同陆璀结婚，陆璀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当时在法国这也清楚，这些人我都认识，没有问题。1940年中央派他到新四军去当副政委，政委是项英，项英当时有错误中央不相信，饶漱石去了，此时饶漱石就骄傲了毛主席派我去的，与项英关系也搞得不好，后来项英牺牲，他逃到上海来了，到我家里。路上出了一点问题，国民党一名班（连）长把它抓起来，他手里有金戒指给他，就把他放了，这事具体查不清楚，直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国民党军官查到了确有其事，但饶已经死了。历史上他就同华侨有关系，美国华侨，为了统一战线要同美国华侨发生关系。不是有什么秘密来往，毛主席当时看人，凡不是他井冈山打出来的人都不可靠。地下斗争多少复杂，白区工作他们不懂得，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他怀疑，他想你饶漱石居然连我毛的话都不听，毛当时曾要想他去当总书记的，还不是邓小平。他打倒后，邓小平做了总书记是这样的，这个地位是很高的。这样一个小毛泽东后来变成了反革命了。饶比我大两三岁现在九十几岁。当时一下子就打下来，抓起来了，陆璀也抓起来了。上海大逮捕，这当中陈毅发言很多。他特别讲得多，因为他吃饶的苦头不少。黄花塘事件没有具体讲，很多工作里面表现出来都不好，实质上我看饶漱石这个人根本问题还是虚伪，（有野心），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总在国外跑，你对中国问题又不懂，理论水平又不高，这个人不大看书的。知识分子不大看书，他也没有什么理论，我从来没有见过饶漱石有写文章。这也很奇怪当时的领导都要写写文章，像陈老总文章很多，他没有的。看起来这个人还是有野心的，应当撤掉。这样的人做华东局书记是不是妥当，做中央总书记有问题的。所以毛泽东这点还是清楚的，看到这种情况，这同高岗这个野心家是一样的。高岗在东北是搞得很厉害。就差一点就要喊万岁了，简直是土皇帝。历史一定会作出结论，邓小平同志不是讲，别的案子可以翻，高饶问题不能翻，我们也不晓得到底为什么？许多案子都翻掉了这两个人不能翻，当然中央有材料，我不晓得，将来历史怎么做结论不知道，我只能看到他不是特务。
这里还要补充一件事，就是在华东妇联的时候，五三年初，发生黄逸峰事件，黄逸峰后来到社科院当院长，这个人是很老的资格，大革命时就是党员，那个时候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交通学校的校长，为了一件很小的事件被开除党籍。毛泽东批准的，有两个学生批评黄逸峰作风不好，说他粗暴欢喜打击人，写信去到军政委员会去告他，这信转到他的手里了。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五十年代初在上海" (Shanghai in the Early Fifties),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