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师与整党

标题

会师与整党

主题

Revolutionary history

描述

Joining Forces and Party Recification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南京, 北京

文本

*14盘

会师与整党

这次讲会师与整党的问题。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城南京解放了。所以现在定为4月23号解放南京。那天晚上我一天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去找35军军部，35军是（三野）八兵团所属，首先进城的部队。政委何克希跟我原来很熟悉的，一起在华中党校整风，我是党委书记和他蛮好。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他了。他的军部驻在励志社，励志社是蒋介石接见外宾的地方很漂亮的，我就跑去了，我穿的还是旗袍，普通的衣裳。那里解放军很多，站在那里，他看见我这个老百姓就不让进去，问你干什么啊?我说我找你们政委，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是地下党负责人，我来找你们政委，他没办法只好让我进去。进去正好何克希出来了，" 哎呀 "他说" 我正在找你呢，你到来了好"，就把我拉进去，这里面都是他们军队里的干部。他非常高兴，说" 今天我们会师了"，他们进了南京城不知道怎么办好，看看城里面的秩序倒也不错，交通，路什么都蛮好，但下面怎么做不清楚。他后来告诉我，他说本来是二野来打南京的，因另有任务，所以三野来了，三野是临时决定打南京的，派他先进城的。进来没啥困难，进城后不知道如何着手了。他正是要找地下党介绍情况。正在讲的时候，里面走出来三野联络部长陈同生，陈同生和我又是老朋友，他手里捧了一包密封东西，他说送我的，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是你最需要的电报的密码号和呼号。我说我今天已经解放了，我还要打什么秘密电报呢，后来我仍旧还给他。
这里面也说明一件事，解放前夜我在南京搞过一个电台，但电台呼号、密码没有，中央没有拿来，也还没有启用，这个电台是设在敌人机关里的秘密电台，这个电台是上海局叫我搞的，上海局的电台不是破坏了么,李白，张困斋的电台，统统破坏了，我们同中央联系就发生了困难。就决定把电台放到南京。刘长胜找我谈话要我在南京另搞一个电台。我答应后，他派了二个机要人员翻译密码，但呼号密码不拿来要发电报不行。我花了很多力气到上海想办法刚弄好，南京解放了，所以这包东西没有用了。何克希还告诉我，35军过几天马上又要出发去打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逃往杭州他要去追。后面二野要进来。八兵团陈士榘不走了，留在南京担任警备司令。他高兴得很，对我说你帮了很大的忙，这么多坦克、武器都运过来了。靠运火车的轮渡很方便，非常快的，所有军队武装统统都运过江来了，没有遭到什么伤亡，也没有战斗。不过我们还是牺牲了一些工人，与特务抢轮渡抢得很厉害，我们是全力以赴要抢到轮渡，阻止特务要把它们毁掉炸掉，这里面就有很大的斗争，牺牲了一些人，有工人被打死，但轮渡还是夺了下来。
后来宣布：华东局决定建立新的南京市委，要我去当市委组织部长。这个南京市委是中央分局，要管芜湖、镇江等。书记是刘伯承，副书记宋任穷，他们都会到南京来的。说我不好再回家去，特务很多，恐怕要遭暗杀，就把我送到国民党的行政院住下。那几天主要是谈话，部队的人都要找你谈了解南京地下时期有些什么组织，南京有什么地方，这问题都要介绍。后来大军都过江了，华东局的人都来了有饶漱石，邓小平、陈毅、刘晓还有张鼎丞、曾山等一大批。华东局已经到丹阳了，他们也到南京来开会也来找我。所以那几天我就是接待许多人。
5月1日召开会师大会。会址在总统府的国民大会堂，可以坐四千人，所有地下党员，南下部队党员都会师了。这是一次重大的会议。但有的组织关系弄不清楚。已经下命令从解放一天起停止发展党员，但下面呢，有的地方还在发展党员，支部里发展的党员也有。后来就批评我: 怎么解放了还发展党员,这是违反纪律。可这么大的一个南京城，我怎么管得住？因为有些支部，个别的支部还在发展，这些后来都成了问题，党籍不算。
解放后党的组织系统原来同以前那一套系统不一样了。例如文化工作委员会下面的支部就没地方去放，他们演戏的、唱歌的、文工团什么报社的拉了一大摊，归到哪里去？区委也没有的。二野的人还在行军，你交给哪一个呢？说是南京原来属于市委领导的，当我说地下的南京市委已经撤掉了，我哪能代表现在的南京市委来领导呢？叫王明远领导，王明远说我也不好领导。后来找到宣传部长张际春，说只有宣传部你暂时管一管吧，他说我宣传部怎么管组织？他也不管，谁也不管。文化组有好久都没人管。部队刚刚进驻，一套组织系统也都没有弄好。我们原来的一套又都不要了，新一套还没有建立，就叫老的人待着，叫王明远等了。工会里面也有这个情况，如浦口的支部，下关同浦口断绝了好长时间的关系，浦口这个支部还没有人管。这都成了问题了。后来说是因为我舍不得交出去，我有什么舍不得？吃冤枉官司是很多的。开会师大会那天，华东局的人都到了，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晓都讲话，他们要我上台去坐，我说我不能坐在主席台上，上海还没有解放，假使我公开了，特务知道我同沙文汉的关系就危险了。一查就查出来还有沙孟海，沙孟海逃到上海去了，就住在我家里，蒋介石也正在找他。我说我仍旧做秘密工作，我不能上台。我出入仍旧穿是旗袍，也不公开露面。这人家就很奇怪，你这人老做地下工作，还要做地方工作，我同他也不讲清楚，我讲我现在不能公开，上海局还没有解放，弄得不好全部会牺牲。这我坚决不来。所以我仍旧做地方工作，穿了一个普通老百姓衣裳，对外不公开，报上不发表。这样子又过了好长时间，一直到上海解放。南京解放一个多月后我才公开。
那天会师大会是很热烈的，大家都讲话，一致赞扬南京地方党功绩很大，解放军没有受到牺牲，完成了党的任务，把南京保护下来了，护厂、护校、保护机关，人民财产都保护好了，很好。邓小平讲话特别响亮，中央很满意，华东局很满意什么，讲了好多。反正这种话我多听也不要听，都是这一套。
但是后面麻烦事多了，比解放初期还要困难。新的问题很难解决，组织部长很难当，因为组织制度不一样，尤其是干部问题不好对付。一个很重大的区别是，这解放区的干部是讲军队等级的，比如说县团级，地方军队，干部提拔差一级都不行，他有相当于县团级干部，比如说你是个团长，你可以去当局长，但你不是团长你就没有资格，即使有能力你也不能去。在地下时期我们什么级也没有的，等于零。所以假如他有能力，没级别就不好去。而你没能力、没文化，但你是团长级别就可以去。这我就很为难了，你说这个干部如何配备？我很伤脑筋，处在我的环境很困难，你假如把地下党员提拔上来，就说你这毫无原则，我老红军革命几十年了，你地下党还是候补党员，要在他领导之下他怎么肯干？有的地方要地委以上干部才好去做，例如马鞍山党委书记一定要地委书记才可以当，但地委书记没有几个，这事就为难了。假如你碰到一个非党或者党员工程师，他可以到马鞍山工作，但他没有等级，你就不好去也。这种事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你仔细去了解，现在部队复员来的人，就要同你讲这东西，比如讲院长，起码要军级干部，我觉得这个最困难，我解决不了没有这个权力解决全国性的问题。以前有个组织部解决，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何年何月入团，何年何月入党。这老红军没有文化但肯定很高地位，这地下党员他没有级别，即使他有文化有能力也上不去，你只好做做科员，顶多当一个科长，就这么回事，这也引起了两方面的人不满意，有些人对你有意见，这个人文化也没有，我为什么被你领导呢，老红军去领导人家不服，另一方面也不行：你什么东西，还是国民党那里出来，怎么领导我啊，我老革命。这两方面都讲不清楚。
以后发生了所谓会师的问题，双方面都有意见。而且人的思想也变了，解放以后都想要有比较好的干部待遇，你差一级比人家要差得多了。还有吃饭是分大、中、小灶的，你假使排不上，只好吃大灶。小灶菜很好。大、中、小吃饭也要分等级，住房子也分等级，工作也要分上下。这种事我看最糟糕了。接管城市倒是准备好了，但这个等级我是没想到过。组织系统也有，南京分几个系统，一个是中央政府，一个是南京政府，一个是什么武装部队军事机关，还有文教机关、房地产，还有特务机关、警察等都按照这个系统弄好。南京市委同军管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也好解决，刘伯承当市委书长兼市长又兼军管会主席，这也用不着我去操心，但下面工作难做了，军管会里面有好多师、好多科这要你去配备，南下来的人根本不了解情况。原来地下时期的南京市委已经找照指示准备好了一套班子，文教、武装警察、特务组织这种人怎么进入系统，就成问题了。市委宋任穷找我谈话，说这个地下党干部一定要配备进去，不配备我们情况不熟悉，摸不着门。因此要挂个副职，比如一个科，南下干部是正科长，地下党员是副科长，他是正科员，你是副科员。但这样一搞，下面的人就有意见了，说你们地下党员级别低，哪能好一下子上来呢？我也没办法，服从命令我就只好这样做。但人家后来批评到我这个组织部长头上，安排不妥当。所以说接管的过程相当乱，干部配置相当混乱。
下面也发生过许多具体问题，公安局抓人甚至把史永也抓起来了，说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人，地位比较高，是朱家骅得力助手，认为他是特务，就把他抓起来了，史永说我是策反部部长，怎么把我也抓起来了，后来我为他证明，才把他放出来了。检举此类事的人很多，一会儿就有人被抓起来，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做秘密工作，检举的人也是好心，想这个人一定特务，这也说明我们掩护得很好，没有暴露。但解放以后又增加了很多麻烦。这种事都要我来证明解决。
会师大会以后就是接管，接管到还是比较顺利的，大概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全部接管好，这个很顺利，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但在接管中发现了好多问题，就是南下的干部，发现我们许多人历史上不可靠，讲他们是特务。但到底哪个是真特务，哪个是假特务不知道，有许多人（秘密党员）在国民党里是有军衔的，校级军官很多，说这种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这个不行啊，你这个地下党究竟是什么党，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就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要整党了。整党也可以，但怎么整又是个问题了，谁去整，我说我不好去整，我自己整自己不大好，要部队派人来整。二野是暂时接管，他要到西南去，就要跑的。要等三野来，三野准备打上海，后来上海由三野接管，大部分都到上海接管，他也没有人，南京市的工作就被放在后面了。很长一段时间，二野走了三野没有来，空荡荡的南京，几个头是好找，下面脚都空的，这脚我去填补，东拼西凑在弄。我的意见整党在机关里不能整，机关里首先有个党委，党委也没有成立叫谁去领导？再有一个办法是把所有的地方党员集中起来，办党训班轮训，一批一批轮流整，只有这个办法。后来总算通过我的意见。但又发生意见了，外来干部说我是反对整党，我怎么会反对整党呢，只是这办法不一样，因为机关是空的，名义是有的，实质上人没有，整党不是开玩笑的。地下党也有意见了，他们听说道" 三查、三整"很厉害，怎么一解放就要整我们了？是不是要杀我们了？也怨声载道。我同意整党，他们就说我出卖了他们，过去你依靠我们，现在要把我们整，只因为听说苏北整三查三整杀了许多人。这又讲不清了。你怎么讲都没有用，我夹在中间，十分困难。
组织也不能完全合并，后来我写了封信给华东局组织部，南京党怎么组织，又不好自行建立区委什么的。6月1日张鼎丞给我一封信，提出南京区委要建立，要把学生、工人独立建成委员会，这是地下党老办法，工区党委、学区党委。两浦地区这个党的组织没有归到区委里，外面来的却已经建立区委，他们又怀疑是不是你故意不给？浦口有大厂那怎么不交给我们？到后来闹得很厉害，批评我是组织上没有会师，提到组织会师上去了。
还有思想上也有问题，比如把一件很小的问题都可以闹到原则问题上去。公安局里有人为个小事相争，甚至于拔出枪来，就说地下党员要杀人了。汇报上来就是这样的，称这事严重，要抓起来枪毙，还要我来表示态度。我情况不了解，吵架顶多是一个纪律问题，他说这是反革命，因为我是解放军，要杀解放军就是反革命。但公安局里两个人吵架不是阶级斗争，他们说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我说吵架的事经常会发生，阶级斗争也不好讲，这是个人同个人问题，不是一个阶级队一个阶级，但他们认为解放军就是无产阶级，那么地下党是资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问题了，要枪毙他了。那个吵架的地下党员吓得不得了，问题非常严重，地下党员觉得委屈，自己好像被人家像下等公民样子，就是吵架都有区别的，你反对我就是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我说我不同意这样说法，拔枪这是严重违反军事纪律。你要处罚他可以，要说是反革命杀人这话不好讲。因为这事我被批评得不得了，说我丧失原则。这一件事体影响很大，我看当时他们最喜欢把小事提到原则上来。
另外发生一桩事我也觉得不大妥当，有个营长随随便便跑到美国司徒雷登大使馆里去了，这是违反纪律的，发现闯进美国大使馆了，要枪毙。我说这个不也能枪毙，这个营长是不对的，不应当走到大使馆里去，司徒雷登就训斥他，这是我美国大使馆你来干什么，这个你是不好进去的。他也不晓得这个事情有这样严重，是去看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这个人我保下来了，后来这个人大概没枪毙。这些虽是个别事例，但说明我们当时思想上的教育相当困难，又没有法律。
后来就积极整党，整党里面问题很多， 49年的下半年，是二野走了三野来整。专门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讨论整党问题，这个是必要的，地下党有的人不晓得什么叫候补期，自己有没有候补期也不晓得，有的候补党员做支部书记也有。因为新发展了三个党员，里正式党员一个也没有总要有一个人做支部书记，因此候补党员做书记也正常的，这是我们自己定的。解放以后不合规章。还有介绍人，根据党章两个人介绍，有的只有一个介绍人，不行。还有一个祖宗三代历史问题很多，你为什么到特务机关去，谁派你去，这都要交代清楚，有的说得清，有的说不清很复杂。还有的属于组织手续问题，比如入党时间忘记了，到底什么人介绍的也弄不清，因为地下非常秘密，不一定能弄的清。所有组织上一些问题，历史上一些问题都是后来党训班搞的。这个问题本来也是简单的，有于一些误会、怀疑性很重，对地下党不信任。
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是，南京地下党有两条心、一条心反革命，还有半条心，我大概属于半条心。常常包庇反革命，不是忠诚老实的，我是不大配他们的胃口，而且特别严重的说我有地方主义，说支部没合并好，都是我掌握在手里，而且不知谁在造谣言，说地下党市委还没取消，还经常在开会。这根本没这回事。原来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刘峰打电话给我，要召开一个会议把这些问题讲讲清楚，我说这个不好开会，一开会人家就误会了，本来没有开过会你现在开起会来了，我说这不行，他们有意见到市委去反映，我没有开这种会，原地下的同志也非常不开心，招致大家都有点意见，常常问题都集中到我那里。
有许多问题我也搞不清楚。人家说我秘密开会，我没有开会啊，人家说我反对整党，我没有反对啊，人家说我争取独立，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必要么。他们这样看，其实这解放初期的问题不是南京发生，各地方都有，广东就很厉害，浙江省搞得也很厉害。怕这个地方主义，好像到处都是地方主义。我这个人偏偏没有地方主义的，我自己就是从解放区来的。在南京待了三年，我又不是南京人，是解放军派来的，不是很清楚吗？但二野的人不了解我的历史，三野的人认识我，象陈毅本来我就是他的部下，他都知道，刘晓、曾山同我认识，饶漱石也认识没有问题。二野的人就不认识了。二野对我有看法，宋任穷就不认识我了，市委的人都是二野的他们不了解，一大批都是二野的，这种情况更加复杂。
会师问题不简单，比我们搞得更坏的地方还有，这恐怕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中央已经注意了会师问题要注意。我们心里想想也是很警惕这事，碰到具体问题还是有很多麻烦。所以接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会师。其中还有一些人是不好的人，喜欢挑拨离间整人，最明显的是柯庆施，柯庆施这人解放不久就调到南京，他带了张春桥一起，张是他秘书。我第一次碰到张春桥，阴阳怪气的坐在那里。对他们这些人我不了解，他们也不认识我，彼此不认识。柯庆施在这里起了很多作用，他向华东局领导同志反映了许多不真实的情况。比如有一次开会，他称南京地下党在南京电讯局一夜天发展十几个党员，并无其事。他还说警察怎么好发展党员啊，发现有一百多党员，而且夸张说南京有一万多党员，哪里来一万多呢，解放时一共也只有两千人，夸大其事到这种程度。当时我也不大认识柯庆施，我看他讲出来的话很夸大。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道理要夸大，只知这个人很难弄，有点奇怪，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我只能这样想。他这个人本来是犯错误的，中央也有电报讲此人不能重用的，我也看过这电报，怎么办呢，到南京做了副市长，后来成为南京市委书记了，到49年底他就做了市委书记很长时间，后来还提拔到上海当书记。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很多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主要是南京党内不团结的情况有增加。后来回想起来同他很有关系。柯庆施最看不起地下党，好像他是从延安来的，他是从太原调来的，在石家庄当市长什么的，他自己是很了不起的资格最老，还夸夸其谈说见过列宁，我想不可能，你没有见过列宁，他就这样吹。人家也会相信，他到过苏联远东为止，但列宁没到过远东，也不是开什么群众大会，是开少数民族大会，少数民族可以参加，列宁没到远东来，就是吹牛皮。他那时大概是共青团员恐怕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对地下党这种态度，对我也非常不好，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很大，就是配备地下党员去接管单位，接管以后就脱产，原来有一个职业的，接管了以后就要穿军衣，你算属于部队供给制了，个人供给制不成问题，饭有得吃衣服有得穿，但家里老少怎么办，饭就没有吃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麻烦的。他们来找我，我们家属的生活怎么办？你组织部长要想办法，我觉得他们有道理。比如刘峰就成问题了，他有母亲有小孩这怎么办呢，地下党员都有家属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我提出来要对员地下党员补助，但这没有先例，南下干部就讲，我们也有家在解放区没有补助费，可南京怎么好有补助费，这道理又讲不通了。其实他是农村来的，农民他家里还有一点土地不至于饿饭，城市里工人、职员没有钱是很成问题的，他没有土地也没有其他收入，靠供给制他家里就没办法。城市同农村完全不一样的。这事你又讲不清了，他要这样比我也有家属为啥没有补贴，你南京地下党为啥有补贴。这个问题影响非常大，造成两方面意见分歧。这些领导同志也不敢这样做，同意我的意见呢，他们反对不同意我的意见呢地下党员也很难，就拖着。拖到后来上海解放了，上海马上也出现同样问题，地下党员也没饭吃了。刘晓同志他想到南京的困难，就订了一个条例，给地下党员补助，文件寄到南京，说南京可以依照我们这个条例来办，这才开始解决问题。是南京解放有一个多月以后了，他们又讨论来讨论去，总有两个多月才收到这个东西，那我们又要讨论这辰光很长，这几个月中麻烦多了。这经济利益还是次要的，主要是思想问题。大家就觉得很难合作，还有种人就挑拨离间造谣言，提到原则高度去说这是地方主义。我就对地方主义不服，
当时有个很重要的情况，许多解放区来的同志有一部分人思想上起了变化，他们看到这个花花世界完全两样，他也想追求这种享乐的生活，这也很难避免。比如他要房子你就可以知道了，他本来在农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住，一到南京他就要住洋房。南京房子很多但是也不够你住呀，这种事情都闹到市委来了。刘伯承也光火了，他说哪里来这么多房子啦，我也说，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住在牛棚里、猪圈里都去住，也没有凳子也没有什么沙发，坐在地上也，现在到南京了都要坐沙发，都要睡席梦思床，都要住洋房，哪里来这么多东西啊。刘伯承同意我这个意见。批评了以后，有人不舒服，有种人思想不服：我辛辛苦苦一辈子，现在解放了就应当享受，这种思想上来了。这个就是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被炮弹糖衣打中了。糖衣爆弹的确蛮厉害，而且他已经在具体行动了。比地位要求提拔，当官思想蛮重。两方面人当然都有，地下党少一点但也有的。你们都提拔，我为什么这样。在思想方面造成一种不好的现象。两方面都在比，比地位、比待遇，比房子，什么东西都比，这是影响团结的，
会师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央非常重视的确是会师会的不好，后果非常严重的，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也很难解决。后来影响到以后的许多工作。还有些党员要重婚，很使我头痛了，乡下老婆不要了，甚至于对我讲希望组织部可以让他讨二个老婆，那时没有婚姻法。老婆又来吵了，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公开要求的，甚至连警卫员也要求讨老婆。外面的坏人也希望与解放军带点关系，腐蚀我们，意志薄弱的人就要上当，里面发生的事情很多。男女问题，姘头，重婚，家属来吵弄得我忙煞了。我的确看到很多这类问题。有的还要拿东西，把公家的东西毁坏掉，多拿一点也有的，这个情况使我想到李闯王，李闯王进京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我就请了文工团来演李闯王，李闯王剧本不是本来有的吗，演得很好。大家看了以后说你是又闯祸了，你为什么要演李闯王，你是不是把我们看作李闯王。又反映到华东局领导，说这里演李闯王，谁是李闯王，本来这戏有教育意义，我想没问题的，延安也演过了，没人说毛泽东是李闯王。主观上想没有问题的，但有种人（南下干部）他对号入座，你是不是说我啊？我没这个意思，无所指,但这现象不好。比如讨小老婆，随便拿公家东西，毁坏或者拿走，化公为私等等，这是我的想法，但人家刚好对你有意见时，你去演出这个戏就糟糕，一直弄到文化大革命不得了，还要追查这事，追查到我身上来。我的秘书江瑾后来被逼得发神经病。昨天她还到这里来过。所以你想不到的事都会发生。
我心里非常难过。南京解放是好事很高兴，但碰到这些具体事心里很不舒服，无可奈何。我离开南京以后，组织部有人还写报告给华东局，说我是地方主义倾向，说我下面的组织不肯合并，这完全冤枉哪有这个事。我要保留这个南京地下党干什么呢，毫无用处。我后来下决心非离开南京不可。
1949年九月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报告不大好，我们领导同志的报告不大好，（注： 9.17 邓小平"忠诚与老实"报告）提出会师问题，人认为南京会师不好，组织没有合并的问题啊，说南京党组织里面有两条心、半条心，的人，他们南下干部当然是一条心了，南京地下党都是两条心、半条心的，这个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听了非常不舒服，使所有的地下党员都背上包袱，影响很不好。这个影响到现在都还没有消除，后来南京文化大革命南京整个地下党被当作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平反。这次会议影响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现在估计是不会了，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包袱非常重。我后来又是潘汉年问题关系，那位副书记刘峰也是被弄得一塌糊涂，说人家是叛徒什么的。对南京地下党打了一个问号，这问题就是从会师来的，李闯王进京等事情都有关系。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十二月底北京开亚洲妇女大会，我是妇联主任，我必须去参加，到北京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江青，在历史上可以纪念的一桩事体。妇女大会开始以后毛主席接见我们代表拍了照片，江青后来会接见我们代表，一个人接见的，坐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讲，穿了军衣，不知道什么意思，毛夫人接见。这一桩事体印象很深。毛主席后来还请我们看戏，这一次到也很有意思，前面好多排都空着，我们坐在后面，再前面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地位很高也只能离开毛主席很远。毛主席进来是旁边一个小门，一个人坐在前面，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这对我印象很深，这毛主席好像脱离群众。我这样想，刘少奇邓小平也只好坐在后头了。不好同他接触，保持着很远的距离。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会师与整党" (Joining Forces and Party Recification),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