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通缉流亡日本

标题

遭通缉流亡日本

主题

Revolutionary history

描述

Fleeing to Japan after Being Put on the Wanted List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安庆, 东京, 上海

有部分为

余飞自首启事

文本

*6盘

遭通缉流亡日本

在外面戒严时被捕，我会自称是安庆大学学生，警察打电话到教育厅来问时，你们证明一下，同警察讲我是姓什么的（换个假名字），证明我是安庆大学学生。沙文汉跳出去以后走了一段路，果然被警察抓起来，问他你在做啥。他讲我看戏，夜里看戏回来呀。问他是谁，他说我是大学生，安庆大学的学生，可以打电话到教育局去问的。警察马上打电话，电话旁边守着他的朋友，回答说这是个学生，请放掉他。他就这样被放了。沙文汉马上拔脚就走，跑到余飞的妹妹家里，想在老百姓家中先躲一下。在那里他才知道余飞叛变了，余飞被捕以后讲出了沙文汉与他的党员关系，（所以他被警察盯上了）。沙文汉非常聪明，要逃出安庆有问题了，他就找到余飞的母亲，说我南京有亲戚关系（注：他的大哥沙孟海）可以设法营救她的儿子，要余母同他一道走，陪到南京帮助把余救出来。余母想这主意不错，七点多钟天黑以后，两人从安庆码头坐上船，夜幕中沙文汉戴一顶帽子，拎一只篮子，让余母在前面走，他在后面，混进船里面，一直开到南京。
到南京后安排余母去营救儿子，沙文汉就立即离开南京到上海。他要找到我通知情况。这里还要捕充一点，因为他到余飞妹妹家里面以后，第一就是一封快信通知，暗示我余已经被捕了叫我立刻就走。我看到后晓得事情非常危险，只拿两件衣裳一点钞票就离开美华里，住到在大世界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去住下来。我晓得沙文汉如果逃出来一定会来找我。当时他有一个弟弟沙季同，在上海美院专门学校学画的。沙季同在美专里面是学生，他一定会先找他弟弟。我就告诉季同，我住在这个旅馆里，假使沙文汉来，你马上陪来。
我等得焦急，要么是被捕了，要么是逃出了总是这两条路。很快他来了，没出事，也无所谓的样子，说我逃出来了，详详细细告诉我余飞被捕时，人很惊慌跳进池塘里。后来抓走以后优待他，当时莫斯科回来做叛徒很多，他是被叛徒告密的。余飞良心还算好，没讲出我住的地方，因此我得以从容逃走。余飞写了一个自首书在中央日报公开刊登，《余飞自首启事》，说共产党是不行的，声明自己已经脱离共产党。对中央日报我们都很注意的，沙文汉的弟弟老四沙文威就在南京，看到这个中央日报的这条消息后马上就寄到上海，告知余飞已经叛变了，这事件严重了。他当时也只有两条路，要么自首，要么牺牲，结果他是自首叛变了，沙文汉的确是他供出来的，还供出什么人我不清楚。因他自首这事已明确，我立刻写一个声明给中央。我那时候同党中央有联系，我讲这个声明转到中央，表态从此同他断绝一切关系。因为他已经叛变了，希望作好准备，凡是他知道的地方立刻要搬家。当时中央宣传部长是华岗。华岗同我熟悉，也是宁波人认识的，他非常赞扬，马上向党内传达，说这个女同志很好，没有跟着去叛变。一般上海很多人都是某人叛变后夫妻关系跟着一起叛变。这种事我办不到的。我就同余飞一刀两断了。（上海还有很多人了，他也晓得的）当然有很多人，当时没有告密，不过此人后来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去做事了，具体我不了解。解放以后公安局告诉我他自首以后，替敌人做点事，也给解放军又做情报，在吴克坚下面做点情报，肃反以后把他抓起来了，死在牢里面。我与他的小孩在他的老家我也不要了，从此同他一刀两断，这是后话。当时我就想尽办法逃，我母亲在上海，她住的地方余飞是知道的，所以她也搬走了。沙文汉来了以后，我们三个人都成问题，在上海的居住只好打游击，旅馆不好多住，也要转移。后来我母亲讲，你两个人都受通缉了，只有离开上海，但是到那里去呢？我母亲那时刚刚有一笔钞票拿来，钞票是一九三一年年底我外祖父死后的一笔遗产，有2万五千元是留给她的。我母亲拿了这笔钱回到上海，她说这笔钱就做革命资本了。母亲也赞成我们逃到日本去，那时去日本很容易。但是怎么去？党组织关系没解决是不行的。沙文汉有一个同学汪孝达在日本。这人是顾明（胡立教夫人）的娘舅。汪的命运很悲惨，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被杀，我也为他平反。汪孝达是沙文汉领导下面的一个党员，两人关系很好的。汪从东京来信说我这里有组织关系，（日本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实际由上海中央领导，是一条线的）。当然是用暗语说的，他说自己同家庭有关系，你们来好了。于是我们决定到日本去。
沙文汉讲我只有到日本去了，你去吗？我也决定去，当时目的是去找组织而不是去留学。我母亲讲她同沙文汉早就熟悉，对沙文汉讲你们俩人还是结婚，否则一起去算是什么关系呢。沙也未结婚，年令与我一样，我就同他结合一起逃难了。当时狼狼不堪，有了汪孝达关系就马上要抓牢，汪孝达替我们办手续，沙文汉改名叫陈元陽，我改名字叫陈维贞，陈维贞是我姐姐的名字，她是同德助产学校毕业的还有一张文凭，我就拿了这张文凭去留学。陈元阳的证明是日本学校开的，说是到日本是为留学学习日文。那时候日本人十分欢迎中国留学生，只要有钞票就行，没什么护照之类要求。因此我就是陈维贞，他就是陈元阳，两个人一同到日本去了。
到日本后我们同汪孝达联系，他很忙，由陆久之来接头，陆久之就是怪西人事件里面的重要角色，他不是党员但为我们做情报工作。情报处的人都是劳伦茨（怪西人）下面的情报人员。汪孝达介绍我们两个人同陆久之联系，不久，汪孝达被日本人抓起来了。大概我们到东京二、三个礼拜，不到半个月出问题了。原因是当时王明路线非常左。汪孝达在日本为江西红军募捐，提出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拥护苏联"等，这日本人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汪一定是共产党了，就把他抓起来。当时我们已经同陆久之联系上，所以汪被捕对我影响不大，不过这人很好，没有叛变，什么也没有讲。后来他被强制遣回中国。
那是我同沙文汉两人就同陆九之有关系，而陆久之并不是党员，他是周恩来派去的，特别的情报人员，陆说："你可以完全相信我，我同周恩来有关系，我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你回上海找不到组织，就在这里，我们马上可以把你们的关系通知中央"。因此我就在日本暂时留下来再看形势。因为回到中国危险得很，叛徒要抓我的，我们是等于逃难逃到日本的。我同沙文汉两个人在日本读书，读《资本论》，马克思主义，日本人这点很好，书非常多，索性读马克思主义，沙文汉日文比较好，我也学过一点，不是一点也不懂，就这样在日本住下来了。
我离开上海以前本来同张文秋有联系的，她同中央有联系，她就是后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的丈母娘，我就是通过她把我的声明转给中央的。中央奖励我并立刻派人联系，张文秋转告中央约我到南京，用一个化名住在鼓楼旅馆，几月几日就有人会来找我的。后来我就去南京，是沙文汉陪我同去的，他大哥在南京可住，我先去那个指点的旅馆里开了一间房间，坐在这旅馆里面等待，但是一直没有人不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次应当来找我的人是潘汉年，但是他没有来，当时我不知道时谁，总之没接上关系，只好回到上海。多待下去是很危险的。
我与张文秋的联系方法是：我每天去一个德国人办的一个英文补习学校读英文。去上课时她就到这地方来找我。有一天她突然间来找我，说不对了，出事了，她住的机关被敌人破坏，现在自己也要走了。当时她还要生孩子，需要钱，要求我帮助。我就给了她一笔钱叫她快点走，因为她也被敌人追捕，和她住在一个机关的人叛变了，她不能再回去。张文秋是湖北人，她就逃回湖北去，也失去了关系，于是我同中央的联系也就完全断了。后来就是沙文汉找到汪孝达，事情就是这样的经过，如果当时我同潘汉年接上关系，可能就不会到日本去。这一段历史为什么要讲呢，是因为到1943-44年整风的时，这段历史又成问题了。潘汉年当时也在华中根据地与我碰到，他说对不起，非常对不起你。没有到南京鼓楼旅馆接关系这事件的正是他。他会证明是他未赴约，导致我失去党的关系，为我证明了这段事实。如果没有他的证明我又说不清了。
但好事有时又变坏事，解放后潘汉年被捕，他们说潘汉年有问题了，我也一定有问题，这共产党的事真复杂呀。我同潘汉年是什么关系？后来潘汉年问题又扯到同沙文汉有联系，沙文汉问题被说是同潘汉年的关系，完全是乱说，所以这点经历一定要补进去。
还有一点要补进去，就是沙文汉（安徽逃脱）这个问题，本来也很简单，因为后来到根据地整风，找不出具体证明人，我证明，人家不相信的，人家认为你们是不是都叛变了呢，讲不清的。沙文汉当时也犯一个错误，他说这种问题找不出证明人，马上就会开除的，我还是不要讲它。我又没有被捕叛变。所以他没有讲。讲出来恐怕也要倒霉了，一直到56年他具体再把安庆脱逃一事补充交代，但马上就把他当潘汉年一样，潘汉年因为补充交代见汪精卫一段历史被打倒，就说沙文汉与同潘汉年一样是特务，是第二个潘汉年，是"隐瞒历史"。实质上这时期有两个人都可以做证明，两人都是民主党派，一个是朱庭祜，浙江地质局一个总工程师；还有一个叫做叶元龙，叶元龙是上海政协委员，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安徽省前后担任教育厅厅长，他们都知道沙文汉当时逃出来的事清。沙文汉提出你们可以找这两个人，但当局偏就不去找这些很容易找到的证明人，一定要把沙文汉打成叛徒。这是非常卑鄙的。他们一定也是去查过的，但故意不宣布出来；叶元龙在上海政协委员找一下也很容易，真岂有此理。后来朱庭祜去找沙文汉的哥哥沙孟海，又写过一张证明，这是后来的事。沙文汉已经被开除党籍了，也没有用了。为什么道理，他们要故意这样整人，这个可能是浙江省委内的阴谋，他知道沙文汉没有历史问题，但一定要讲他有政治历史问题，才好排斥他，这是非常令人气愤的，这个问题弄清搞了几十年，反右斗争后二十几年了，直到来潘汉年平反以后才弄清楚，这是一件大冤案。
我们一到东京，汪孝达就已经给我们找好一间日本式的房子，什么家具也没有就席地而坐。我们同他谈，我们目的是来找党组织，你想办法给我们介绍，他说这个不成问题，东京的党是归上海领导，我只要通知他们，他们会派人来同你接头的，那很好。但他希望我们留在东京，有好多工作要做。另外我们刚到东京，话也不懂，许多事要找陆久之照顾，陆久之1929年就到东京了，是周恩来秘密派去的，陆久之照顾一切，他说你可以相信我，你一切事情都告诉我好了，我们住的地方同他非常近。他29年秘密派到东京做情报工作。陆久之告诉我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去上学校，否则日本警察会找麻烦，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么沙文汉就进了铁道学院，陆也在铁道学院，以学生资格留在那里，因为他懂得日文，我呢日文不懂只能去补日文，这样也可以因留学生读日语很多，这样警察也没什么好问了。这日本警察很吓人。这样就开始了在日本的生活。
汪孝达当时他是东京医科大学学医生，但实际上他是在那里搞活动，搞留学生里的工作，还同日本人有联系，搞群众运动又搞情报，好忙啊。他出毛病出在同日本人发生关系。日本人是这样的，你同中国有关系无所谓，你同日本人有关系他就要抓你的，他们同日本人的关系太多了，而且有募捐什么，向日本人要钞票（捐助中国抗日活动），这个事情日本警察马上就晓得，一下子抓去很多中国人，他也在其中。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好几天没有来，后来突然之间陆久之得到一个通知，说有一个日本人从监牢里出来，带来一张很小的纸条送给陆久之，那个日本人说我同汪孝达都关在里面，我释放时，他要我带一个条子给你，信上很简单，要大家放心，意思我不会招供的，他什么也没有讲。日本同中国不一样，在日本他们不怕你们中国人，他的办法就是把你赶出去，汪孝达等一批人后来就被遣送回上海。
在东京我同沙文汉也就只有陆久之一个人的关系了，是唯一关系。他同我来讲，你们两个完全可以相信我，我同中共中央是有关系的，做情报工作的。我们听后也很为难，怎么办呢，但在这种环境下只好完全相信他。他也讲自己履历给我听。1927年他就参加上海三次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对工会方面情况要了解，周恩来就派他到黄色总工会去了解情况，做秘密工作。他做了很多工作，（1929年）周恩来到上海就派他到东京，在日本长期做情报工作，一直留在了东京。他本来要入党，周恩来说你不要入党，一入党要暴露，所以他这个人长期做党的工作，但不是党员。没有入党，但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这个陆老先生现在还健在，他的一个弟弟是共产党员叫做陆梦衣，同我也是莫斯科同学。他告诉我陆梦衣就是他的弟弟。但是我心里总觉得没有与组织直接联系总有点不大对头，我们一定要直接找到上海的中央才好。
后来机会来了，沙文汉的弟弟沙文威（史永）一九三四年调到上海，他写信给我们说他在上海已同中央有关系。史永同吴先清有联系，吴先请是老党员也是我莫斯科同学。她的丈夫叫刘鼎，后来是二机部的部长，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同学。我知道他们都是老情报了。我想这下好了，我可去找吴先清了。因此，1934年我和沙文汉一起回到上海。通过沙文威（史永）同吴先清马上取得了联系。吴先清同我非常要好，一见到我就说你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你啊。我说不跑得快，早就被敌人抓去了，我们现在在东京。潘汉年当时是情报总负责人，吴先清就是潘下面的组长，受潘汉年直接领导的，所以情况都知道。吴说（32年在南京）潘汉年没有同我接上关系，后来要找到我就很不容易。吴先请又把我领到她的上级，肖炳实又名肖项平的地方去。
老肖，肖炳实也是莫斯科回来的，他知道我的情况，吴说老肖也要找你，老肖是她的领导，是上海的情报工作总负责。当时潘汉年已经不在上海长征去了，肖炳实住在陕西南路一个白俄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家具都一样没有，他一个人站在空空的大房间，他说自己马上要搬走了，利用空隙同我谈话。我，吴先清，肖炳实三个人就在这房间里面讲话。肖炳实说我表现很好，没有到南京去叛变，这事中央都知道。我说我要到中央苏区去，我已不能再留上海了。他问我在东京暴露没有？我说当然没有暴露，我在东京只读书，别样没有办法。他说你和沙文汉两个人都没有暴露，那么你们两人就赶快回到东京去，吴先清也去东京的，我自己也要去的。因为东京工作非常重要，是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告诉我在东京的关系很多。我问他陆久之是什么人？他说是我们的关系，你相信他好了。他的确是自己人是中央的关系，那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我了解在日本的中国党员关系是归上海中央领导的，这是共产国际决定的，情报工作就是归上海领导。这样一来，我们就奉命再回到东京。
回到东京后不久吴先清也来与我们会合了。她是情报负责的人，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很多情况：当时上海党组织破坏得很厉害，最严重的还是1935年，她本人也很危险，好几次在马路上碰到莫斯科回来的，这些人成为叛徒和特务，成天站在马路上抓人。你一碰到他们，就把被抓起来。静安寺、先施公司门口等最热闹的地方都有这些人。
吴先请到东京来以后，经常跟我们联系，都是谈一些情报工作，他们最注意研究的是日本的军事意图，到底是进攻苏联还是打中国，我们去的情报主要要了解这个问题，还要了解日本的经济力量，政治情况等，主要的是要了解他到底向哪一个地方进攻。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认为日本将向苏联进攻，日本人的矛头是指向苏联，我们研究下来，认为日本人是想进攻中国，这个方面意见也有所不同，我帮助他们收集研究一些材料，沙文汉有日本人关系，因为他懂日语，可以直接同日本人联系，但是我们两人最主还是研读《资本论》。在日本马列主义书籍是可以公开研究的，你只要不行动。同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统治地区看书都不许，他们这里你去看好了，只要你不到马路上游行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有这个机会我非常高兴。在上海买不到这种书，虽然书都是日文的，后来我很快也学会了，都看得懂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读《资本论》读了很多，对日本的经济情况也研究，还研究他的政治情况。
在日本的留学生大都是上海逃出去的，上海组织破坏得很严重，没有地方去，都逃到了日本。但这些人我们都不敢同他们多来往，其中就有杜宣，杜宣同我们有关系，他也是在上海要抓他，他只好逃到东京去，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都在上海待不住了逃到东京的。他们的组织很多，我也搞不大清楚。胡风等人都在那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人大部分都是日本来的，他们翻译许多苏联俄国的文学，一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理论书籍，都是从日文转译的，因为日文翻译较容易，从俄文翻译就不容易。国民党当时看到俄文书就要抓，日本的书不抓。上海有个内山书店嘛，内山书店很多都是卖给共产党的，书出的很快，日本一有新的东西马上就传到上海，我们通过内山书店也得到很多消息。国民党封消息很严，共产国际的杂志，国际上的运动都是通过外文获得，不懂外文就难得很。日本文化方面对我们革命很多帮助，许多干部也都是日本留学生，当时郭沫若也在日本，杜萱，潘念之等都在日本
我们受过党的秘密工作教育，不随便搞活动，一暴露就待不下去了。也不去参加集体活动，因为会碰到许多莫斯科回来的叛徒，尤其是我认识的人比沙文汉更多了。所以我完全是隐姓埋名，别人不晓得我做什么事，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多读一点书。 1934年我们曾回来一次，这次也蛮危险，同沙文威住在一起的是二个留苏的同学，一男一女，这女的曾是胡佛海的老婆，姓林（注：林佳媚），这个人我认得的。这个男的姓胡（注：胡世杰），这两个人是留苏的，当时国民党在南京有一个留俄同学招待会，招降纳叛，来了只要填张表，说明拥护国民党，他就马上可以安排你的工作，给你饭吃，从此以后你就替他做工作。
胡世杰夫妇同沙文汉的弟弟沙文威住在一起的，我也遇到的，这两个人生活无着，穷得饭都没吃，他们就参加了这个国民党留俄同学会，他同沙文威说我们两人生活过不下去，只有到南京去自首了，并做了国民党政府的工作。沙文威是无所谓的，他没有去过苏联。我知道以后很吃惊，快点逃啊。我同沙文汉两人回东京，还是东京安全。这次回上海没有碰到汪孝达，他调工作了，已不是在情报系统，后来也被捕了。苦头吃了很多。
我们回到东京，后来吴先清来了，有许多工作开始有些头绪了，人事关系也有发展，那个时候又来了孙治方。他从莫斯科回国后，派他做黄包车夫（人力车夫）工会的工作。他是个知识分子，叫他去拉黄包车，真是开玩笑，后来也被抓起来，也没有什么，口供也没有口供，租界里也不追究他就放了。放掉了以后他找到一些朋友帮助也到东京来了，主要是做调查研究，研究日本的经济，他通过莫斯科老同学找到我的。当时他情绪也不大好，他在莫斯科是被王明制造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排斥打击很重，当时所谓" 江浙同乡会"的一个同学吃饭就在他宿舍里。回到了上海后王明一伙也一直排斥他，他对王明很生气。我对他做工作说：我们革命不是为王明，他不好我们不管他，我们还是要干革命的。后来他一定要回国去，他说要同薛暮桥一起搞农村经济，从这一方面同国民党做斗争，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的方向任务是什么。实际上，他当时已经失去党的关系，要求吴先清解决，但吴并没有为他解决这个事。孙治方党的组织关系后来是我帮他恢复的。
1935年3月份吴先清来告知：上海中央有情报来，她立刻就要走。然后你们再走。要我帮她买船票，我给她买一个船票，送吴先清上船，把她送回上海，她让我们等着，她会打电报来叫我们回去，但是她一去没有消息了。后来知道情况非常严重。上海党因为"怪西人"劳伦兹案，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她不能留在上海，当即转到了苏联。陆海防兄弟叛变，破坏了远东情报局上海站，许多情报站的人都被抓，吴先清的领导人也都被抓，苏联人叫没有被抓的赶快离开，吴先请就这样逃到苏联。她后来命运很悲惨，到了苏联以后，进马列学院读书。后来吴在苏联被怀疑她曾到过日本，是在做特务工作。肖炳实，他的儿子也在莫斯科被怀疑了，吴先清被苏联人抓起来流放死在西伯利亚。后来我为她写了一篇传记，收在在《中共党史人物传》34卷里面，这是我写的，材料都是我提供的，我首先写了一篇文章，被别人引起注意现在追认她为烈士。很可惜，敌人要抓她都没抓到，苏联肃反却把她抓起来，这种问题我一定要讲。
同吴先清一同去苏联的还有杨之华，杨之华解放以后告诉我，她也被捕了，1934年瞿秋白已经牺牲，她独自在上海做秘密工作，还是因为党内有叛变，这次不是因为劳伦兹案，而是是上海局书记先是李作声，后是盛忠亮（盛岳）叛变，把中央的电报也交代，所以莫斯科同红军的电报断了，毛泽东就讲过这个话，幸亏电报断了，莫斯科电报打不到苏区了，他没有办法领导，红军后来就自由行动，在毛泽东领导下打游击反而胜利了。假使莫斯科继续领导中国的红军，必将全部被灭掉，所以坏事也变成好事了。毛泽东恨共产国际是有道理的，我很有体会，我留在中国没有死掉。同她一道去苏联，被捕的人后来活着回来了，解放以后他详细告诉我，这些事都非常悲惨。她的丈夫刘鼎也被捕了，是33年被国民党抓去的，吴先清就这样牺牲了。而我仍在东京等她的消息，一直到十月初，中央来电报了，是给陆久之的，通知说我们赶快回上海，我，沙文汉，陆久之三人。因为上海的党组织全部破坏了，东京同上海已经失去联系了，这就是盛忠亮等叛变造成的后果。
我们三人回到上海后，组织没有了，就去找夏衍。我同沙文汉两人填张表叫他转到中央，说我们回来了，要接组织关系，夏衍说你们一点也不了解上海党全部破坏，哪里去联系呢，我自己也失去关系，也差点被抓去。夏衍是很幸运的，他保存下来了，但是党的关系也找不到，后来他就写小说，写剧本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后来开党的七大说党的上海组织百分之百破坏，实质上还有几个人，大概到卢沟桥事变为止，中央承认上海还有二十几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有夏衍，我，沙文汉、陈国栋，王尧山也算一个，刘晓在长征，其他人都是后来再到上海的，胡乔木也是，这时期很惨，想起来总觉得很难过，到了上海组织关系也没有，也结束了我同东京的关系。这里再讲陆久之，他说我不能走，我还要回东京去，因为他在东京还有许多关系，我如果不去的话他们怎么办呢，因此他又回东京。我们两人就留在上海，在上海再找党，找来找去很难，最终还是找到了共产党。这是幸存下来的几个人，下一部分我就讲重新建党的事情。

上海重新建党
回到上海这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份，来接我的人是我的母亲，我们两人很是狼狈，但当时敌人方面已经不知道我了。母亲给我点钱，我们俩找了一间较差的房子先住下，今后怎么办呢，沙文汉找到许多社会关系，有同乡和他大哥沙孟海等在当时社会上都是很有名的人，例如：冯都良是上海申报的编辑，这人是很好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拉都坊轶事》就是写他。冯宾符是他的兄弟，是《世界知识》编辑，还有陈叔时，魏有斐等是他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都是摇笔杆写文章的。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遭通缉流亡日本" (Fleeing to Japan after Being Put on the Wanted List),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