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blin Core
Title
莫斯科中山大学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Moscow Sun Yat-sen University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Moscow, Shanghai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5盘
莫斯科中山大学
这事件很值得我们研究，我前年把布哈林的文件拿来看看，实际上他有许多思想还是正确的。他要求苏联农业经济要搞上去，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农业没有充分发展，提倡发展富民经济。列宁以后提出新经济政策，也是这个意思。但斯大林的论调不是这样，认为这个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要马上就合作化，集体化。这样，苏联的农业一直到现在没有恢复，到现在集体农庄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后患几十年。农村问题搞不好恐怕是苏联后来垮掉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斯大林写了一篇文章：《胜利之冲昏头脑》，他把这个责任都推到下面的干部身上，认为他们搞了太急了，自己是正确的。当然我的水平也不高，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看不懂。总觉得这个事情不大对头。对这些问题当时在脑子里打一个问号，到底为什么是不懂的。
苏联的工业问题也很大，苏联我可以看得到，你要买一些轻工业品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你的鞋子破了，要去买一双好一点的皮鞋，你就很困难。它都是一个样式，高跟的。这个时候我又不能穿。你要是扣子掉了去配一只，也配不着。 他是搞的计划经济，怎么知道要多少钮子？ 这扣子花样很多怎么计划？ 所以个计划经济就是批量化，衣服也是一样的，皮鞋也是一样，一个式样。轻工业非常少，比如袜子这类东西中国非常多，质量也好，苏联的袜子就非常之差，（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卖不完 全部拿到苏联去卖）对，这个情况是这个样。
这个时期苏联连牙膏都没有，只有牙粉，连香肥皂也没有，有最敝脚的肥皂，这真是奇怪了， 我对这个社会主义怎么会是这种样子，不能理解。我想社会主义应当是非常富裕，但是他非常贫困，在欧洲国家没有这样贫困的，苏联当时比中国和一些殖民地国家还不如，苏联人生活是很苦的。
但有样东西非常发展，就是重工业，斯大林那时候重工业是工业之王啊，为了什么要发展重工业，因为他要制造钢铁，钢铁是为了造军火啦。他这个道理也有的，他说我被帝国主义包围了，不打仗我就不能生存，所以就一切为了打仗而准备，苏联的工业发展就是重工业发展，到现在，他的主要工业还就是军火工业。核武器蛮多，坦克很多。你要向他买什么轻工业品，他就没有这个基础，也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苏联经济畸形发展，我们解放以后也吃了这个苦头，当时不懂（现在回过来看就很清楚了），事后诸葛亮不好做啊。
当时这样一个情况，后来学校里面发生了内部分裂，学校控制权在以王明为首的左派分子集团手中。王明1929年回到中国。夏曦，湖南人，特别厉害，组织部长就是他，夏曦后来回国后杀掉许许多多人。这个人可怕，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 。去年谈二十八个的问题，宣传中讲是二十八个半，实际上不对的，半个是没有的。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讲的，"半个"是指的徐以新，外交部副部长，因为文革要打倒他，就说他是半个布尔什维克，就有了28个半，现在一般都叫二十八个半，其实是没这个事的。当年徐以新只有16岁，他和我一起到莫斯科去的，是个小鬼啊，他是青年团员，（比你还小了） 投票时因为他是团员，并没有投票权，哪会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呢，谈不到。这是康生制造出来的，实质是28个。你只要看张国焘的回忆录，盛岳的回忆录，都讲二十八个，没有讲二十八个半的。中国人现在到处这样流传，这个要更正。
这二十八个人 我这个名单上面有的：王明、博古、夏曦、张闻天、沈泽明、张琴秋、王稼祥，盛忠良、李竹声、何克全（凯丰）、朱阿根、 陈源道，王云程，陈徵明（沙可夫）、杨尚昆 ，袁家镛（孟超）、潘文育（问友？）、郭绍棠 等等.回忆不太完整，（注：根据陈修良的文字回忆，还有：陈昌浩、王宝礼、杜作祥、何子述、孟庆树、孙际明、朱自舜（纯？）、付继尧、陈家康、张锡园（安娥）等。与盛岳的名单各方对照，大部分一样，也有几个人不完全相同，可供作参考。）
80年代曾经开过一次会，活着的人聚会北京，凑出来的名单也有些不大同，杨尚昆，徐以新都来参加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太清楚 。
那么这二十八个人怎么来的呢，1929 下半年，中山大学开一次全校党团员大会，有俄国人支部局书记作报告，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本来目的要整反对支部局的一派人，（注：教务派） 支部局的报告一出来，大多数人都反对，认为支部局（米夫、王明一派）路线也不正确，指出他们作风怎么不好， 吴福海这些人也都上台演讲，工人反对派最起劲，这个会开了十天 ，整整十天大会。后来投票表决赞成还是不赞成支部局的报告，多数人反对，就是有二十八个 自称真正布尔什维克的人举手赞成，所以后来大家称其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的来的。从此学校里明确分为两派 ，一派自称为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而其他许多人都是有问题的，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总归是属于右派，没有正式讲，就是个反右斗争，你们都同右派差不多，是反对斯大林。
中大的学生都不服气，大会以后接着就搞清党。这清党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学生瞿景白，（注：瞿秋白弟）被抓起来了。他也是非常积极的反对王明、博古的，突然一夜之间失踪了。瞿秋白很伤心，到处去找也找不到。后来他告诉我，他说弟弟一定是被克格勃抓去了，不必找了。他很伤心。这件事体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失踪的人相当多。
这个清党他怎么清法你知道吗，一个一个人过关，每个人都要在大会上把自己的历史都讲出来，然后支部做一个结论，给你一个处分啊什么的。因为许多人都反对过支部局，批评支部局的事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反对他是主观主义，讲两句也不要紧，就搞起反右派来了。当时也没有本事提出来说这是路线错误，没这水平。这个问题后来发展严重了，说这样子搞法影响全世界的革命，影响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没想过，到苏联垮掉以后我再回头看看就清楚了，这个问题实质上很严重，很值得研究。
一个一个人都要上台，都要走一遍的，特别家里假使成分不好就倒霉。但你要是赞成他们观点的，比如博古他官僚出身，按说这个成分很坏了，他没有什么事，他还照样做领导。但是如果你是反对他观点的，即使是个普通党员也要找你麻烦，说你小资产阶级情调。吴福海就是工人阶级，本来蛮好的，他就是在同博古吵架中打了他一拳，结果说他是流氓无产阶级，开除党籍，吴福海气得要命，向中央打报告，说我是地地道道工人阶级，怎么流氓无产阶级？博古不好，我打他不过我犯了错误就是了。后来把他改为留党察看，也蛮严重的。假使他不是工人的话，要恢复党籍就很难了。吴后来到上海，在那面留党察看。冯稚望 （冯定 ）是我老同学、同乡，也因为反王明，结果开除党籍，被整得要命，留党察看了也不知道什么，受到处分 。陆定一的夫人唐仪贞。是我一个同班同学，湖北人，陆定一在莫斯科要找对象，要我给我他介绍 ，我看他同唐蛮好的，就说介绍唐仪贞给你，他们俩结婚后也很要好。唐议贞反王明，博古也很积极，结果被开除团籍，她是团员被开除团籍，也被整得一塌糊涂，回国后长征时候是和陆定一在一起的，博古却不许她参加长征，要她留在福建，结果被国民党抓去剖肚皮牺牲了。
80年代陆定一 来找我，谈到唐仪贞悲惨的人生，这种时候还要报复你，不让你长征，把你留在福建后方。她是个怀孕的女同志，你说怎么办啦，给国民党抓去杀掉。唐仪贞有个儿子，后来也来找过我，现在江西瑞金。他说我还活着，他跑到上海来找我了解母亲情况，长得很像他父亲。这真是惨啊。我讲个例子他听，有许多同志都是这样开除。开除后大批人都是没有党籍，没有团籍，随他们自己去，有的受了处分，什么留党察看，也有的人到了上海后就叛变了，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人 叛变不少。 唐仪贞被开除后她跑来对我讲："我今朝被光荣的开除团籍"，我说你被开除还光荣啊？她这个人也有趣很天真的啦，但陆定一气愤得很，怎么可以莫名其妙把她开除。陆定一就对我说："马上就要清党了， 一清党你也会立刻就开除，我们现在要回国了，你跟我走，跟我们（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一起走吧"。当时中共代表团有陆定一、 邓中夏，余茂怀 这几个人，我运气好，他们走时我也被带走，否则留在苏联我一定"死了"。虽然我（ 1928年）这次（与余飞即余茂怀）结婚是错误的，但是也因此因祸得福啦。
这样，我就马上(与代表团一起)回国了，这是1930年7月9日， 我没有参加苏共请党，如清党，我恐怕就死在苏联了，肯定他不会让你回来，（王明派）对中共代表团的人恨透了。 瞿秋白还有张国焘，他们都是后来回国的，我们四个个人先回来了 就是：邓中夏，余飞，陆定一，我四个人先回来了。 解放以后，我也感谢陆定一，说你假如不叫我回来就糟糕了，我当时还坚持要参加清党，我说我没啥错误，陆定一说：" 阿呀，你回到中国去叫中国警察来清党好了，用不着在这里接受清党考验的"。 看来，他比我还是老练，我听他这个说得很对，就跟着他们回来了。可见当时的幼稚啊。我这是很幼稚的。当时唐仪贞不让回来，陆定一回来了 。（ 开除了让她回来了，为啥不让她回来呢？）这我知道，因为她开除团籍是"犯错误" ，到后来学校关门了才让回国。这种没什么道理好讲，我因为没有去清党，我倒回来了，她去清党就开除了，对这事我很难过。
清党中大部分的人都受到处分，到底清出点什么东西呢，很难讲，也不看见谁是反革命。他这个反革命如此之多是不对的，你反对支部局就是反革命，什么右派啦，托派啦 乱七八糟名堂一大堆。 吴福海打一拳就算右派啦， 莫名其妙。（像文化大革命时候一样 ）是差不多，那么这个开会 时候，闹得不得了，吵架。这里面有陈徵明（沙可夫），XXX、 当时从法国回来有一批工人，都是山东人，又高又大，文化没有，只晓得党好，他们被支部局利用来反对我们，说反对派这些人都是反革命，右派分子，什么托派分子，这批法国来的勤工俭学的人学校里面一开会就打架。阵线分明 ，一种赞成，一种反对，大闹大叫像什么样子。这种情况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常想到与当年莫斯科的情况差不多，在这种情况还怎么能够学习呢？后来停课，也是停课闹革命，你要读书你只有自己去读，学校不上课了，天天搞清党，你想，这就是上课，你要听去听，这时候我实在不要听，难过得不得了，看到一大批一大批被开除出去。有的人就担心了，动摇了，承认错误了，马马虎虎承认了就过去了，很恐怖的。就是这时候留下来的印象。莫斯科这生活不是很美好。开头1928年以前还好的 。 1929到30年这段就不行了， 回来后就结束了这一段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下面要讲回国以后另外一段经历 。
回到上海以后
上海工人运动。 回来以后中央找我谈话，这里正是"立三路线"时期。说是：所有的人都要认识工人运动，我们要搞总罢工，要夺取政权了。我是七月九日到上海，第一次行动是八月一日，建军纪念日。 我们这些人 ，机关干部也都要到南京路去游行示威的，我也只好去。我去一看，这不得了，路上碰到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在沿途高呼口号。奇怪了，巡捕是在等着，来一个抓一个。这种盲动主义我真想不通，不过我也比较聪明，南京路巡捕就在旁边，马上就可以抓人，我去喊口号做什么，我认为不行，就没喊口号。又因为我是女人，人家也不大注意，实质我是参加游行的，后来我溜走了，也没有被捕，否则马上就会抓走，有些许多人就因此被捕了，下落也不晓得。其中 有我认识的莫斯科回来的许多人。 那时沙文汉也已经回国了，回国后他是青年团区委书记 。他好勇敢呢，前面机关枪都布置着 ，他会冲锋上前，带领着队伍去喊口号，散传单。当时就是这样的啦，这个青年人勇敢得没话讲。他后来说，这个完全是盲从 。 所以这个一定要充分了解，年轻的人都没有经验，假如领导上在犯错误，那多是英勇牺牲的，这我都亲眼看到了。
有几种纪念日： 五一劳动节。八一 ，十月革命节，还有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逝世日要纪念，马克思的生日也要纪念，反正一年到头，红五月，特别是五月有五四运动，还有五卅惨案不知多少，都要去。你想想看，这种时候牺牲人是最多的，去一次大批都要抓走。刘晓就是在这种示威运动中被抓起来的，关了好几年，这是很典型的，这种人多得很 。
我就讲我的工作了：我八月一日以后就分配工作了，叫我到丝厂总工会，行动委员会，所有旧上海丝厂都归他领导。 阿金（注：金维映 ）是丝厂委员会负责人。我就在阿金领导之下工作，最近我在写《阿金在上海》一文， 阿金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在上海，都是宁波人，阿金也是宁波人。阿金的娘租了一个屋子是个统厢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丝厂总工会的办公室，就是这个机关。我们每天到这地方去碰头，开会，布置工作，每天要去的，去了然后出发。阿金布置我们去住旅馆，是真危险，开旅馆你来时穿的普通衣裳，要到工厂区就要穿工人服装，旅馆里我今天进去是旗袍，出来是工人打扮不是很奇怪吗。人家一看就晓得你这个人有问题。但阿金要我们这样子工作，就这样做的。
怎样去怖置罢工呢。阿金是有数的，她是总头头，那个厂有几个工人认得 。那个厂有几个老的工会委员，就分配你到什么厂去， 调查研究，去同工人接触。工人阶层做了什么她都晓得。 有一次我到某某工人家里去，我去后工人就问我。你们工会有什么章程？但我拿不出章程，我只晓得劳动时间；三八制这些会讲，章程没有。我说为什么不罢工呢，罢工可以增加工资 。工人说一罢工老板就把我开除了，没饭吃了。我说那么大家都罢工嘛，总罢工老板就不好开除了。这道理也对，但组织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总罢工实质是要求大家不被开除。
那么怎样搞一个总罢工方法呢？上海有一百零几家，工厂很大很多，这个工厂罢下来关门了，那么一群工人就到隔壁工厂里去大喊：大家罢工了！ 去挡下来，这样一个一个挡过去，这个多么困难啦，真正的工人是不是听我们的话，那也不是，而常常是我们这些人去领导工人去喊罢工。这一喊巡捕、警察、黄色工会的人都看到，一喊就被捉，这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事。虽然你穿的衣裳是工人服装，但人家都认识的，工厂里有些什么人他怎么不知道啊。我这样子搞了一个礼拜就被发现了。 一个老太婆是黄色工会的头头，她看到我，因为前两天我在工厂里跑来跑去已经看见过我，我身上穿的湘云纱衫 她一看这个衣服就知是我。虽不晓得我是谁，总觉得可疑，可能是共产党，叫巡捕把我抓起来，说这个人是共产党。我被抓到了密勒路巡捕房。我当时有什么准备呢，口供已经准备好，打扮是乡下人，人又晒得很黑，我说我刚刚从宁波家来，路不认得。我看那儿很热闹是来看热闹的。问我来上海做什么，说是来找丈夫要钞票，我寻不着路也不认得。别的话没有。名字改为陈小妹。新闻记者报道说抓了一个共产党叫陈小妹（哈哈）还登上了申报，这个问题蛮严重的 （申报上也登的啊）登了，我始终说我从乡下来，一口宁波话，什么也不晓得，完全是个乡下人我就是个副模样。
这个纸一登，对我帮助很大，党的机关看到了陈小妹，阿金也知道了，我母亲也知道了。当时中央有一个济难会，党组书记就是我的姐夫杨善南。 我被捕后他们很紧张，到处想办法来营救， （什么日子记得吗）， 是8月，那几天很热，穿湘云纱衣裳，在巡捕房总共不到一个礼拜，几天功夫就出来了。 我母亲就在济难会工作，报上这则消息对我帮助非常大，她晓得我在密勒路巡捕房，当时地下党本事最大，各个巡捕房里都有人的,就请了律师来辩护。上海的租界就这一点好，它要经过法院审判的，不会像国民党地方，假使被引渡了就糟糕了，引渡到龙华就注定倒霉了。 巡捕房里一定要照法律程序，要过堂，上法庭，经法院审判等，我可以请律师。
母亲先来探望我， 有趣了，我身上穿的乡下衣裳，我说姆妈，你拿两件衣裳给我，夜里有点冷. 她看着我说：你怎么还要准备住下去吗？ 我觉得很愚蠢，她比我聪明，还要住下去？ （说明有办法了）。在监狱里有一巡捕立在当中 ，我与一个门警讲他立在当中传话。母亲没有送来别的东西，只送来点吃的大头菜 ，衣裳一件都没有带来。实际上她已经布置好了，我也不好多问，拿了大头菜就走了。后来我懂得一定是有办法了。第二天果然一个律师来了。律师叫做张星恒，张星恒律师是广东人，他问：你叫陈小妹啊？我说我叫陈小妹，我仍旧是讲宁波话，别样话都不讲，问你认字吗？我说不认得。他说我是你的律师，你签个字，不会写字只好画一个圈圈。 律师非常聪明啦，因为我拿笔不是那种不会拿笔的人样子，后来他对我母亲讲 ，我拿笔拿得很好，我露出马脚就是这支笔拿了太好了。（拿笔的样子露出马脚了）这是我一个缺点，别的没有说 。过了一天就开庭了，隔了一两天，总无论如何不到一礼拜，约五六天马上开庭。法院开庭，张律师出庭，我母亲、我姐姐可以旁听。我母亲袋里钞票都放好了，审判我时运气很不错，法官是郁华达夫的哥哥郁曼陀。他是海门人，后来好像被蒋介石枪毙的，在富春江他的家乡做了一个坟，后来我还去看过。这个人是好人，他心中明白陈小妹这个人不简单，就训斥我一顿，说走路哪能这样子走法，人家在罢工，你在看热闹，寻开心啊。我装作不懂，骂我一顿后说：出去，出去，乡下人。张律师就签个名把我保出来，这样保出来的。我母亲在门外 给巡捕钞票塞塞，巡捕说你走吧，乡下人下次不要再来玩了。简直是在做戏 。母亲已经给我安排好住了旅馆里面，不好回家的，先在一个旅馆里去住着。她讲今晚上出去不好，会有人盯哨。后来我慢慢逃出去的，回到我后来住的地方去了，我始终没有暴露过，也没人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阿金这个消息灵通了，我住的地方是一个阁楼 ，阿金马上去报告中央，如果我叛变了就不得了，因为中央机要我都知道，许多人我都认识 ，这是严重得不得了的事。我就被这样被放出来，中央非常高兴。后来阿金、杨之华到我住的地方来慰问，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说你经过考验表现很好，阿金也说我很好，这件事没有痕迹的，我说我也没有恐惧 。出来以后，我马上要求工作，连休息都不要休息。
党认为我经过考验，不成问题，因此就派我到海员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陈郁下面去工作。他文化不高，要叫我当个秘书，编《赤海报》，这是海总的一个机关报，叫做"赤海"，我主编这个报兼做他的秘书。我帮助他写东西，参加党组。 但写出问题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会王明夺权了。一月七日开会通过一个决议，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我没有参加，参加的人都是XX委派，罗章龙带队的，徐锡根，王克全等 ，这批人后来都开除了，一些人都做叛徒，有一批人牺牲了，何孟雄24烈士，伍仲文、林育南、李求实这批人， 24烈士。24烈士好多是莫斯科回来的，有好几个了，还有恽雨棠，他是南京市委书记 没有到任就在上海被捕了，很惨，他是我同班同学，八十年代为他写过一篇文章。有作家柔石，冯铿等等，这是另外一件案子了 。
我就在党组里面工作 这个一月七日这个会开完以后，中央四中全会决议发下来了，要大家来讨论，大家觉得不对，决议很不行，那么党组里有些什么人呢，陈郁，吴福海，我还有一个王任叔，巴人，作家巴人，还有许多工人名字叫不出了，广东人蛮多 他都是工人，我编这个刊物，他们是每天要到船上的，我就跟着他们去。一种人是海外来的，从香港来的，全世界来的都有，还有一部分在长江航运的。王任叔他们是跑这一条。我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主要都是罢工消息，当时很左了，要工人罢工。《赤海报》编好就到船上去送，其实很危险，自己编自己送，党组书记自己也送，这都非常危险，幸好没出问题 。
问题出在内部，就是反对这个四中全会决议。大家讨论结果，认为王明路线比李立三还要左，他提出马上就要夺取上海了，要建立苏维埃共和代表会议，这怎么可能呢，我看当时我们还是有点头脑，因为反李立三路线刚刚反过，大家都觉得以后应当要有新的方针，实在不能承受，虽则非常幼稚也懂得一点了。海总的党组会议有七、八个人，不到十个人，七、八个至少有，一致不同意这个四中全会决议，就要我起草一个声明反对这个决议。我又要做替罪羊了，我里面有一句话是说，这个决议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立三路线就使中国革命推迟了，那么你这样做就对中国革命将非常不利，这种字句写进去，交上去之后马上就印发出来。他们就说海员总工会是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得了。陈郁到中央去开会，他是中央委员，被骂了一顿，陈郁不服气不肯检讨，要他写检讨他也不高兴，弄得很别扭。当时王明已经是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已经下来了，名义上书记是向忠发，（实际上由王明、米夫掌握） 瞿秋白 也不行了，批瞿秋白是调和主义 。28个人里面的一批人在掌权，里面有王明、博古，其他人还没回国，还有什么王云程，陈原道这批人都已经来了，有好几个。 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上海，米夫在上海坐镇。
六届四中全会开会很滑稽， 这个米夫说海员总工会不行，中央就派周恩来和康生这两个拥护王明的人来到海员总工会，召开党组全体会议。这两位中央代表就说：你们这个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这句话就定罪了。而且决议也做好，我被停止工作，其他人没处分，我受处罚了。陈郁检讨，吴福海问题很严重，因为王明晓得莫斯科我们两个意见相同，也不会放过他。周恩来与他谈话，约他外头去谈话，他讲要写检讨，讲你检讨写写就可以没事了，吴说我不会写，我就是这样讲过算数了。他蛮简单也没受处罚，但是调动了工作。后来调他到东北义勇军，那面是王明路线最厉害的地方，他被整得很凶。后来又回上海，找组织，但上海组织已经破坏了，就此失去党的关系，到现在这段历史，党籍都不是后来又重新入党的。他比我还倒霉。我停止工作党籍没开除，我运气好。
停止工作后我只好去一个人待着，当时我正好怀孕 ，身体不好，不能去工作了，也不要我去了，去做啥工作啊，这时林XX，关向应等人还有陈郁也来说，你不要去工作了，暂时身体还不好，休息休息，我也只好听话了。我成天读书，住在 亭子间里读书。我住的地方是常德路明厚里这个地方，一个小亭子间，钞票是我母亲给的，没人给我，都是我老母亲给我钱才有得饭吃，没饿着。不过不分配工作我心里非常难过。吃官司倒不怕，我吵得不得了，一定要求工作，那时余飞也在总工会但没有受处分，要靠边站，到下面去领导基层工作，他住在沪东，我在沪西，偶来看我一趟就是这种情况。 我一个人就丢在那里，非常惨啦，十一月份小孩出生后，我就拼命打报告给中央，无论如何要求去工作，但还是不给工作。
1932年1月28日上海发生淞沪战争，中央苏区也去不成了，船也不通，我就要余飞把小孩送到安徽去，他是安徽人，把小孩送走后，我打算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去。因为我觉得上海他们不要我工作，我唯一办法就是去中央苏区。我幼稚得很，不晓得中央苏区也是王明他们领导的。没去想过，脑子简单啦，是不大懂，好像到中央苏区我就可以自由了，好像调了个地方，实质上仍在他手里，我不晓得呀。
到1931年实质上王明已经被白色恐怖形势吓倒，逃回莫斯科去了，权在博古这些人手里，后来博古也到中央苏区去了，周恩来也走了，中央是另外一些人。上海的中央是些什么人我不清楚，总归另外有个人当书记，恐怕是卢福坦 ， 向忠发也被捉起来了，四月份枪毙。 顾顺章叛变了，顾顺章没死，刚才我讲的陈XX这个人也叛变了，我呢因祸得福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顾顺章之类都不晓得，只知道我这个人犯错误了，刚巧我也是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已经不在他注意范围了。 敌人也已经不注意我，我就隐蔽下来了，这也是偶然的，要是我不被他们处罚，那我也可能倒霉了。余飞也同样情况，他因为也下来了，人家也不晓得他在何处，所以都没遭难。
一·二八事件以后，1932年我叫余飞把小孩快点送走，我和他约好都到中央苏区去，他抱着小孩走了，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我住的地方，也是我母亲出钱，在乌鲁木齐路，现在这房子拆了，我与音乐学院的贺绿汀住在一个弄堂 ，贺绿汀知道的，前一个时期他跑来和我讲：那时我同你在一个弄堂里，同你住在一起，这个弄堂叫美华里，美丽的美，中华的华，他也住美华里。
到1931年九月几号，我已经同上海的共产国际约好，他们批准我同余飞一道到中央苏区去，我非常高兴，以为可到中央苏区去了。中央苏区在江西，到毛泽东的地方去了，打游击去，那时只想打游击。九月份我一个人还住美华里，突然之间接到沙文汉一封电报，从安庆发出来的。沙文汉后来怎么样的呢，团中央要他他到安徽去开辟青年团工作，他通过他大哥的关系在安徽教育厅里面找了一个很小的工作，文书之类的，隐蔽的掩护职业。这位老兄在安庆，余飞也在安庆两个人碰到了，他们在莫斯科也非常熟悉的，两个人就往来了。谁知道余飞在安庆被一个莫斯科来的叛徒（注：王宝礼）看到告密，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就很快叛变了。余飞叛变了，问他有什么人关系，他还好没有马上把我讲出来 ，没讲上海的地址， 但他招了在安庆的沙文汉。沙文汉当时化名叫沙房山，
当警察去抓他时他晚上正在外面看京戏，他戏看完已是晚上12点多钟，警察已经来抓过沙房山。准备晚点时候再去抓的。教育厅有二个好人，都是浙江同乡，他们告诉沙，警察已来抓过你了，说你是共产党，快点逃，两个人非常好。隔壁墙比较矮，跳过去是另外一个机关，他们帮助沙跳出宿舍去到外面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
这事件很值得我们研究，我前年把布哈林的文件拿来看看，实际上他有许多思想还是正确的。他要求苏联农业经济要搞上去，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农业没有充分发展，提倡发展富民经济。列宁以后提出新经济政策，也是这个意思。但斯大林的论调不是这样，认为这个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要马上就合作化，集体化。这样，苏联的农业一直到现在没有恢复，到现在集体农庄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后患几十年。农村问题搞不好恐怕是苏联后来垮掉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斯大林写了一篇文章：《胜利之冲昏头脑》，他把这个责任都推到下面的干部身上，认为他们搞了太急了，自己是正确的。当然我的水平也不高，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看不懂。总觉得这个事情不大对头。对这些问题当时在脑子里打一个问号，到底为什么是不懂的。
苏联的工业问题也很大，苏联我可以看得到，你要买一些轻工业品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你的鞋子破了，要去买一双好一点的皮鞋，你就很困难。它都是一个样式，高跟的。这个时候我又不能穿。你要是扣子掉了去配一只，也配不着。 他是搞的计划经济，怎么知道要多少钮子？ 这扣子花样很多怎么计划？ 所以个计划经济就是批量化，衣服也是一样的，皮鞋也是一样，一个式样。轻工业非常少，比如袜子这类东西中国非常多，质量也好，苏联的袜子就非常之差，（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卖不完 全部拿到苏联去卖）对，这个情况是这个样。
这个时期苏联连牙膏都没有，只有牙粉，连香肥皂也没有，有最敝脚的肥皂，这真是奇怪了， 我对这个社会主义怎么会是这种样子，不能理解。我想社会主义应当是非常富裕，但是他非常贫困，在欧洲国家没有这样贫困的，苏联当时比中国和一些殖民地国家还不如，苏联人生活是很苦的。
但有样东西非常发展，就是重工业，斯大林那时候重工业是工业之王啊，为了什么要发展重工业，因为他要制造钢铁，钢铁是为了造军火啦。他这个道理也有的，他说我被帝国主义包围了，不打仗我就不能生存，所以就一切为了打仗而准备，苏联的工业发展就是重工业发展，到现在，他的主要工业还就是军火工业。核武器蛮多，坦克很多。你要向他买什么轻工业品，他就没有这个基础，也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苏联经济畸形发展，我们解放以后也吃了这个苦头，当时不懂（现在回过来看就很清楚了），事后诸葛亮不好做啊。
当时这样一个情况，后来学校里面发生了内部分裂，学校控制权在以王明为首的左派分子集团手中。王明1929年回到中国。夏曦，湖南人，特别厉害，组织部长就是他，夏曦后来回国后杀掉许许多多人。这个人可怕，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 。去年谈二十八个的问题，宣传中讲是二十八个半，实际上不对的，半个是没有的。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讲的，"半个"是指的徐以新，外交部副部长，因为文革要打倒他，就说他是半个布尔什维克，就有了28个半，现在一般都叫二十八个半，其实是没这个事的。当年徐以新只有16岁，他和我一起到莫斯科去的，是个小鬼啊，他是青年团员，（比你还小了） 投票时因为他是团员，并没有投票权，哪会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呢，谈不到。这是康生制造出来的，实质是28个。你只要看张国焘的回忆录，盛岳的回忆录，都讲二十八个，没有讲二十八个半的。中国人现在到处这样流传，这个要更正。
这二十八个人 我这个名单上面有的：王明、博古、夏曦、张闻天、沈泽明、张琴秋、王稼祥，盛忠良、李竹声、何克全（凯丰）、朱阿根、 陈源道，王云程，陈徵明（沙可夫）、杨尚昆 ，袁家镛（孟超）、潘文育（问友？）、郭绍棠 等等.回忆不太完整，（注：根据陈修良的文字回忆，还有：陈昌浩、王宝礼、杜作祥、何子述、孟庆树、孙际明、朱自舜（纯？）、付继尧、陈家康、张锡园（安娥）等。与盛岳的名单各方对照，大部分一样，也有几个人不完全相同，可供作参考。）
80年代曾经开过一次会，活着的人聚会北京，凑出来的名单也有些不大同，杨尚昆，徐以新都来参加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太清楚 。
那么这二十八个人怎么来的呢，1929 下半年，中山大学开一次全校党团员大会，有俄国人支部局书记作报告，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本来目的要整反对支部局的一派人，（注：教务派） 支部局的报告一出来，大多数人都反对，认为支部局（米夫、王明一派）路线也不正确，指出他们作风怎么不好， 吴福海这些人也都上台演讲，工人反对派最起劲，这个会开了十天 ，整整十天大会。后来投票表决赞成还是不赞成支部局的报告，多数人反对，就是有二十八个 自称真正布尔什维克的人举手赞成，所以后来大家称其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的来的。从此学校里明确分为两派 ，一派自称为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而其他许多人都是有问题的，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总归是属于右派，没有正式讲，就是个反右斗争，你们都同右派差不多，是反对斯大林。
中大的学生都不服气，大会以后接着就搞清党。这清党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学生瞿景白，（注：瞿秋白弟）被抓起来了。他也是非常积极的反对王明、博古的，突然一夜之间失踪了。瞿秋白很伤心，到处去找也找不到。后来他告诉我，他说弟弟一定是被克格勃抓去了，不必找了。他很伤心。这件事体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失踪的人相当多。
这个清党他怎么清法你知道吗，一个一个人过关，每个人都要在大会上把自己的历史都讲出来，然后支部做一个结论，给你一个处分啊什么的。因为许多人都反对过支部局，批评支部局的事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反对他是主观主义，讲两句也不要紧，就搞起反右派来了。当时也没有本事提出来说这是路线错误，没这水平。这个问题后来发展严重了，说这样子搞法影响全世界的革命，影响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没想过，到苏联垮掉以后我再回头看看就清楚了，这个问题实质上很严重，很值得研究。
一个一个人都要上台，都要走一遍的，特别家里假使成分不好就倒霉。但你要是赞成他们观点的，比如博古他官僚出身，按说这个成分很坏了，他没有什么事，他还照样做领导。但是如果你是反对他观点的，即使是个普通党员也要找你麻烦，说你小资产阶级情调。吴福海就是工人阶级，本来蛮好的，他就是在同博古吵架中打了他一拳，结果说他是流氓无产阶级，开除党籍，吴福海气得要命，向中央打报告，说我是地地道道工人阶级，怎么流氓无产阶级？博古不好，我打他不过我犯了错误就是了。后来把他改为留党察看，也蛮严重的。假使他不是工人的话，要恢复党籍就很难了。吴后来到上海，在那面留党察看。冯稚望 （冯定 ）是我老同学、同乡，也因为反王明，结果开除党籍，被整得要命，留党察看了也不知道什么，受到处分 。陆定一的夫人唐仪贞。是我一个同班同学，湖北人，陆定一在莫斯科要找对象，要我给我他介绍 ，我看他同唐蛮好的，就说介绍唐仪贞给你，他们俩结婚后也很要好。唐议贞反王明，博古也很积极，结果被开除团籍，她是团员被开除团籍，也被整得一塌糊涂，回国后长征时候是和陆定一在一起的，博古却不许她参加长征，要她留在福建，结果被国民党抓去剖肚皮牺牲了。
80年代陆定一 来找我，谈到唐仪贞悲惨的人生，这种时候还要报复你，不让你长征，把你留在福建后方。她是个怀孕的女同志，你说怎么办啦，给国民党抓去杀掉。唐仪贞有个儿子，后来也来找过我，现在江西瑞金。他说我还活着，他跑到上海来找我了解母亲情况，长得很像他父亲。这真是惨啊。我讲个例子他听，有许多同志都是这样开除。开除后大批人都是没有党籍，没有团籍，随他们自己去，有的受了处分，什么留党察看，也有的人到了上海后就叛变了，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人 叛变不少。 唐仪贞被开除后她跑来对我讲："我今朝被光荣的开除团籍"，我说你被开除还光荣啊？她这个人也有趣很天真的啦，但陆定一气愤得很，怎么可以莫名其妙把她开除。陆定一就对我说："马上就要清党了， 一清党你也会立刻就开除，我们现在要回国了，你跟我走，跟我们（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一起走吧"。当时中共代表团有陆定一、 邓中夏，余茂怀 这几个人，我运气好，他们走时我也被带走，否则留在苏联我一定"死了"。虽然我（ 1928年）这次（与余飞即余茂怀）结婚是错误的，但是也因此因祸得福啦。
这样，我就马上(与代表团一起)回国了，这是1930年7月9日， 我没有参加苏共请党，如清党，我恐怕就死在苏联了，肯定他不会让你回来，（王明派）对中共代表团的人恨透了。 瞿秋白还有张国焘，他们都是后来回国的，我们四个个人先回来了 就是：邓中夏，余飞，陆定一，我四个人先回来了。 解放以后，我也感谢陆定一，说你假如不叫我回来就糟糕了，我当时还坚持要参加清党，我说我没啥错误，陆定一说：" 阿呀，你回到中国去叫中国警察来清党好了，用不着在这里接受清党考验的"。 看来，他比我还是老练，我听他这个说得很对，就跟着他们回来了。可见当时的幼稚啊。我这是很幼稚的。当时唐仪贞不让回来，陆定一回来了 。（ 开除了让她回来了，为啥不让她回来呢？）这我知道，因为她开除团籍是"犯错误" ，到后来学校关门了才让回国。这种没什么道理好讲，我因为没有去清党，我倒回来了，她去清党就开除了，对这事我很难过。
清党中大部分的人都受到处分，到底清出点什么东西呢，很难讲，也不看见谁是反革命。他这个反革命如此之多是不对的，你反对支部局就是反革命，什么右派啦，托派啦 乱七八糟名堂一大堆。 吴福海打一拳就算右派啦， 莫名其妙。（像文化大革命时候一样 ）是差不多，那么这个开会 时候，闹得不得了，吵架。这里面有陈徵明（沙可夫），XXX、 当时从法国回来有一批工人，都是山东人，又高又大，文化没有，只晓得党好，他们被支部局利用来反对我们，说反对派这些人都是反革命，右派分子，什么托派分子，这批法国来的勤工俭学的人学校里面一开会就打架。阵线分明 ，一种赞成，一种反对，大闹大叫像什么样子。这种情况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常想到与当年莫斯科的情况差不多，在这种情况还怎么能够学习呢？后来停课，也是停课闹革命，你要读书你只有自己去读，学校不上课了，天天搞清党，你想，这就是上课，你要听去听，这时候我实在不要听，难过得不得了，看到一大批一大批被开除出去。有的人就担心了，动摇了，承认错误了，马马虎虎承认了就过去了，很恐怖的。就是这时候留下来的印象。莫斯科这生活不是很美好。开头1928年以前还好的 。 1929到30年这段就不行了， 回来后就结束了这一段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下面要讲回国以后另外一段经历 。
回到上海以后
上海工人运动。 回来以后中央找我谈话，这里正是"立三路线"时期。说是：所有的人都要认识工人运动，我们要搞总罢工，要夺取政权了。我是七月九日到上海，第一次行动是八月一日，建军纪念日。 我们这些人 ，机关干部也都要到南京路去游行示威的，我也只好去。我去一看，这不得了，路上碰到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在沿途高呼口号。奇怪了，巡捕是在等着，来一个抓一个。这种盲动主义我真想不通，不过我也比较聪明，南京路巡捕就在旁边，马上就可以抓人，我去喊口号做什么，我认为不行，就没喊口号。又因为我是女人，人家也不大注意，实质我是参加游行的，后来我溜走了，也没有被捕，否则马上就会抓走，有些许多人就因此被捕了，下落也不晓得。其中 有我认识的莫斯科回来的许多人。 那时沙文汉也已经回国了，回国后他是青年团区委书记 。他好勇敢呢，前面机关枪都布置着 ，他会冲锋上前，带领着队伍去喊口号，散传单。当时就是这样的啦，这个青年人勇敢得没话讲。他后来说，这个完全是盲从 。 所以这个一定要充分了解，年轻的人都没有经验，假如领导上在犯错误，那多是英勇牺牲的，这我都亲眼看到了。
有几种纪念日： 五一劳动节。八一 ，十月革命节，还有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逝世日要纪念，马克思的生日也要纪念，反正一年到头，红五月，特别是五月有五四运动，还有五卅惨案不知多少，都要去。你想想看，这种时候牺牲人是最多的，去一次大批都要抓走。刘晓就是在这种示威运动中被抓起来的，关了好几年，这是很典型的，这种人多得很 。
我就讲我的工作了：我八月一日以后就分配工作了，叫我到丝厂总工会，行动委员会，所有旧上海丝厂都归他领导。 阿金（注：金维映 ）是丝厂委员会负责人。我就在阿金领导之下工作，最近我在写《阿金在上海》一文， 阿金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在上海，都是宁波人，阿金也是宁波人。阿金的娘租了一个屋子是个统厢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丝厂总工会的办公室，就是这个机关。我们每天到这地方去碰头，开会，布置工作，每天要去的，去了然后出发。阿金布置我们去住旅馆，是真危险，开旅馆你来时穿的普通衣裳，要到工厂区就要穿工人服装，旅馆里我今天进去是旗袍，出来是工人打扮不是很奇怪吗。人家一看就晓得你这个人有问题。但阿金要我们这样子工作，就这样做的。
怎样去怖置罢工呢。阿金是有数的，她是总头头，那个厂有几个工人认得 。那个厂有几个老的工会委员，就分配你到什么厂去， 调查研究，去同工人接触。工人阶层做了什么她都晓得。 有一次我到某某工人家里去，我去后工人就问我。你们工会有什么章程？但我拿不出章程，我只晓得劳动时间；三八制这些会讲，章程没有。我说为什么不罢工呢，罢工可以增加工资 。工人说一罢工老板就把我开除了，没饭吃了。我说那么大家都罢工嘛，总罢工老板就不好开除了。这道理也对，但组织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总罢工实质是要求大家不被开除。
那么怎样搞一个总罢工方法呢？上海有一百零几家，工厂很大很多，这个工厂罢下来关门了，那么一群工人就到隔壁工厂里去大喊：大家罢工了！ 去挡下来，这样一个一个挡过去，这个多么困难啦，真正的工人是不是听我们的话，那也不是，而常常是我们这些人去领导工人去喊罢工。这一喊巡捕、警察、黄色工会的人都看到，一喊就被捉，这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事。虽然你穿的衣裳是工人服装，但人家都认识的，工厂里有些什么人他怎么不知道啊。我这样子搞了一个礼拜就被发现了。 一个老太婆是黄色工会的头头，她看到我，因为前两天我在工厂里跑来跑去已经看见过我，我身上穿的湘云纱衫 她一看这个衣服就知是我。虽不晓得我是谁，总觉得可疑，可能是共产党，叫巡捕把我抓起来，说这个人是共产党。我被抓到了密勒路巡捕房。我当时有什么准备呢，口供已经准备好，打扮是乡下人，人又晒得很黑，我说我刚刚从宁波家来，路不认得。我看那儿很热闹是来看热闹的。问我来上海做什么，说是来找丈夫要钞票，我寻不着路也不认得。别的话没有。名字改为陈小妹。新闻记者报道说抓了一个共产党叫陈小妹（哈哈）还登上了申报，这个问题蛮严重的 （申报上也登的啊）登了，我始终说我从乡下来，一口宁波话，什么也不晓得，完全是个乡下人我就是个副模样。
这个纸一登，对我帮助很大，党的机关看到了陈小妹，阿金也知道了，我母亲也知道了。当时中央有一个济难会，党组书记就是我的姐夫杨善南。 我被捕后他们很紧张，到处想办法来营救， （什么日子记得吗）， 是8月，那几天很热，穿湘云纱衣裳，在巡捕房总共不到一个礼拜，几天功夫就出来了。 我母亲就在济难会工作，报上这则消息对我帮助非常大，她晓得我在密勒路巡捕房，当时地下党本事最大，各个巡捕房里都有人的,就请了律师来辩护。上海的租界就这一点好，它要经过法院审判的，不会像国民党地方，假使被引渡了就糟糕了，引渡到龙华就注定倒霉了。 巡捕房里一定要照法律程序，要过堂，上法庭，经法院审判等，我可以请律师。
母亲先来探望我， 有趣了，我身上穿的乡下衣裳，我说姆妈，你拿两件衣裳给我，夜里有点冷. 她看着我说：你怎么还要准备住下去吗？ 我觉得很愚蠢，她比我聪明，还要住下去？ （说明有办法了）。在监狱里有一巡捕立在当中 ，我与一个门警讲他立在当中传话。母亲没有送来别的东西，只送来点吃的大头菜 ，衣裳一件都没有带来。实际上她已经布置好了，我也不好多问，拿了大头菜就走了。后来我懂得一定是有办法了。第二天果然一个律师来了。律师叫做张星恒，张星恒律师是广东人，他问：你叫陈小妹啊？我说我叫陈小妹，我仍旧是讲宁波话，别样话都不讲，问你认字吗？我说不认得。他说我是你的律师，你签个字，不会写字只好画一个圈圈。 律师非常聪明啦，因为我拿笔不是那种不会拿笔的人样子，后来他对我母亲讲 ，我拿笔拿得很好，我露出马脚就是这支笔拿了太好了。（拿笔的样子露出马脚了）这是我一个缺点，别的没有说 。过了一天就开庭了，隔了一两天，总无论如何不到一礼拜，约五六天马上开庭。法院开庭，张律师出庭，我母亲、我姐姐可以旁听。我母亲袋里钞票都放好了，审判我时运气很不错，法官是郁华达夫的哥哥郁曼陀。他是海门人，后来好像被蒋介石枪毙的，在富春江他的家乡做了一个坟，后来我还去看过。这个人是好人，他心中明白陈小妹这个人不简单，就训斥我一顿，说走路哪能这样子走法，人家在罢工，你在看热闹，寻开心啊。我装作不懂，骂我一顿后说：出去，出去，乡下人。张律师就签个名把我保出来，这样保出来的。我母亲在门外 给巡捕钞票塞塞，巡捕说你走吧，乡下人下次不要再来玩了。简直是在做戏 。母亲已经给我安排好住了旅馆里面，不好回家的，先在一个旅馆里去住着。她讲今晚上出去不好，会有人盯哨。后来我慢慢逃出去的，回到我后来住的地方去了，我始终没有暴露过，也没人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阿金这个消息灵通了，我住的地方是一个阁楼 ，阿金马上去报告中央，如果我叛变了就不得了，因为中央机要我都知道，许多人我都认识 ，这是严重得不得了的事。我就被这样被放出来，中央非常高兴。后来阿金、杨之华到我住的地方来慰问，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说你经过考验表现很好，阿金也说我很好，这件事没有痕迹的，我说我也没有恐惧 。出来以后，我马上要求工作，连休息都不要休息。
党认为我经过考验，不成问题，因此就派我到海员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陈郁下面去工作。他文化不高，要叫我当个秘书，编《赤海报》，这是海总的一个机关报，叫做"赤海"，我主编这个报兼做他的秘书。我帮助他写东西，参加党组。 但写出问题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会王明夺权了。一月七日开会通过一个决议，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我没有参加，参加的人都是XX委派，罗章龙带队的，徐锡根，王克全等 ，这批人后来都开除了，一些人都做叛徒，有一批人牺牲了，何孟雄24烈士，伍仲文、林育南、李求实这批人， 24烈士。24烈士好多是莫斯科回来的，有好几个了，还有恽雨棠，他是南京市委书记 没有到任就在上海被捕了，很惨，他是我同班同学，八十年代为他写过一篇文章。有作家柔石，冯铿等等，这是另外一件案子了 。
我就在党组里面工作 这个一月七日这个会开完以后，中央四中全会决议发下来了，要大家来讨论，大家觉得不对，决议很不行，那么党组里有些什么人呢，陈郁，吴福海，我还有一个王任叔，巴人，作家巴人，还有许多工人名字叫不出了，广东人蛮多 他都是工人，我编这个刊物，他们是每天要到船上的，我就跟着他们去。一种人是海外来的，从香港来的，全世界来的都有，还有一部分在长江航运的。王任叔他们是跑这一条。我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主要都是罢工消息，当时很左了，要工人罢工。《赤海报》编好就到船上去送，其实很危险，自己编自己送，党组书记自己也送，这都非常危险，幸好没出问题 。
问题出在内部，就是反对这个四中全会决议。大家讨论结果，认为王明路线比李立三还要左，他提出马上就要夺取上海了，要建立苏维埃共和代表会议，这怎么可能呢，我看当时我们还是有点头脑，因为反李立三路线刚刚反过，大家都觉得以后应当要有新的方针，实在不能承受，虽则非常幼稚也懂得一点了。海总的党组会议有七、八个人，不到十个人，七、八个至少有，一致不同意这个四中全会决议，就要我起草一个声明反对这个决议。我又要做替罪羊了，我里面有一句话是说，这个决议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立三路线就使中国革命推迟了，那么你这样做就对中国革命将非常不利，这种字句写进去，交上去之后马上就印发出来。他们就说海员总工会是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得了。陈郁到中央去开会，他是中央委员，被骂了一顿，陈郁不服气不肯检讨，要他写检讨他也不高兴，弄得很别扭。当时王明已经是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已经下来了，名义上书记是向忠发，（实际上由王明、米夫掌握） 瞿秋白 也不行了，批瞿秋白是调和主义 。28个人里面的一批人在掌权，里面有王明、博古，其他人还没回国，还有什么王云程，陈原道这批人都已经来了，有好几个。 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上海，米夫在上海坐镇。
六届四中全会开会很滑稽， 这个米夫说海员总工会不行，中央就派周恩来和康生这两个拥护王明的人来到海员总工会，召开党组全体会议。这两位中央代表就说：你们这个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这句话就定罪了。而且决议也做好，我被停止工作，其他人没处分，我受处罚了。陈郁检讨，吴福海问题很严重，因为王明晓得莫斯科我们两个意见相同，也不会放过他。周恩来与他谈话，约他外头去谈话，他讲要写检讨，讲你检讨写写就可以没事了，吴说我不会写，我就是这样讲过算数了。他蛮简单也没受处罚，但是调动了工作。后来调他到东北义勇军，那面是王明路线最厉害的地方，他被整得很凶。后来又回上海，找组织，但上海组织已经破坏了，就此失去党的关系，到现在这段历史，党籍都不是后来又重新入党的。他比我还倒霉。我停止工作党籍没开除，我运气好。
停止工作后我只好去一个人待着，当时我正好怀孕 ，身体不好，不能去工作了，也不要我去了，去做啥工作啊，这时林XX，关向应等人还有陈郁也来说，你不要去工作了，暂时身体还不好，休息休息，我也只好听话了。我成天读书，住在 亭子间里读书。我住的地方是常德路明厚里这个地方，一个小亭子间，钞票是我母亲给的，没人给我，都是我老母亲给我钱才有得饭吃，没饿着。不过不分配工作我心里非常难过。吃官司倒不怕，我吵得不得了，一定要求工作，那时余飞也在总工会但没有受处分，要靠边站，到下面去领导基层工作，他住在沪东，我在沪西，偶来看我一趟就是这种情况。 我一个人就丢在那里，非常惨啦，十一月份小孩出生后，我就拼命打报告给中央，无论如何要求去工作，但还是不给工作。
1932年1月28日上海发生淞沪战争，中央苏区也去不成了，船也不通，我就要余飞把小孩送到安徽去，他是安徽人，把小孩送走后，我打算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去。因为我觉得上海他们不要我工作，我唯一办法就是去中央苏区。我幼稚得很，不晓得中央苏区也是王明他们领导的。没去想过，脑子简单啦，是不大懂，好像到中央苏区我就可以自由了，好像调了个地方，实质上仍在他手里，我不晓得呀。
到1931年实质上王明已经被白色恐怖形势吓倒，逃回莫斯科去了，权在博古这些人手里，后来博古也到中央苏区去了，周恩来也走了，中央是另外一些人。上海的中央是些什么人我不清楚，总归另外有个人当书记，恐怕是卢福坦 ， 向忠发也被捉起来了，四月份枪毙。 顾顺章叛变了，顾顺章没死，刚才我讲的陈XX这个人也叛变了，我呢因祸得福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顾顺章之类都不晓得，只知道我这个人犯错误了，刚巧我也是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已经不在他注意范围了。 敌人也已经不注意我，我就隐蔽下来了，这也是偶然的，要是我不被他们处罚，那我也可能倒霉了。余飞也同样情况，他因为也下来了，人家也不晓得他在何处，所以都没遭难。
一·二八事件以后，1932年我叫余飞把小孩快点送走，我和他约好都到中央苏区去，他抱着小孩走了，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我住的地方，也是我母亲出钱，在乌鲁木齐路，现在这房子拆了，我与音乐学院的贺绿汀住在一个弄堂 ，贺绿汀知道的，前一个时期他跑来和我讲：那时我同你在一个弄堂里，同你住在一起，这个弄堂叫美华里，美丽的美，中华的华，他也住美华里。
到1931年九月几号，我已经同上海的共产国际约好，他们批准我同余飞一道到中央苏区去，我非常高兴，以为可到中央苏区去了。中央苏区在江西，到毛泽东的地方去了，打游击去，那时只想打游击。九月份我一个人还住美华里，突然之间接到沙文汉一封电报，从安庆发出来的。沙文汉后来怎么样的呢，团中央要他他到安徽去开辟青年团工作，他通过他大哥的关系在安徽教育厅里面找了一个很小的工作，文书之类的，隐蔽的掩护职业。这位老兄在安庆，余飞也在安庆两个人碰到了，他们在莫斯科也非常熟悉的，两个人就往来了。谁知道余飞在安庆被一个莫斯科来的叛徒（注：王宝礼）看到告密，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就很快叛变了。余飞叛变了，问他有什么人关系，他还好没有马上把我讲出来 ，没讲上海的地址， 但他招了在安庆的沙文汉。沙文汉当时化名叫沙房山，
当警察去抓他时他晚上正在外面看京戏，他戏看完已是晚上12点多钟，警察已经来抓过沙房山。准备晚点时候再去抓的。教育厅有二个好人，都是浙江同乡，他们告诉沙，警察已来抓过你了，说你是共产党，快点逃，两个人非常好。隔壁墙比较矮，跳过去是另外一个机关，他们帮助沙跳出宿舍去到外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