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上海

Title

1936年上海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Shanghai in 1936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Shanghai

Has Part

驳任曙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论点

Text

*7盘

1936年上海

冯定是莫斯科同学，他在莫斯科清党的时受处分，到后来也弄得非常狼狈。没有工作好做留在上海。沙文汉先去找他，找冯都良。魏友棐是沙文汉中学同学。这些人都不是党员，就找他们。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别样事情不会干的，写文章还是可以的，革命就是骂国民党，最好办法就是写文章，用化名。你又不好去打他，只好写文章，"文攻武卫"。我本事只会写文章，别样不会，魏友棐这个人在外面在上海新闻界都有关系，他们都是写文章的，我们找他就说我们写文章，写政治文章，经济文章等。题写政治文章都是论国民党财政工作怎么糟糕，经济上怎么糟糕，政治上么怎么怎么坏，帝国主义怎么坏。拼命写这样的文章。当时我化名叫做莫湮，沙文汉叫做陈叔温。这两人在三十年代外面人家都晓得，专门写文章骂国民党。到底是什么人都不清楚。写文章的效果很好，有的人就注意到这些文章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季明，他是老党员，发现了这些文章，他在那里搞法学。他就来找我们谈文章的事。他看我们这些人大概是共产党员，因此就谈些观点什么，我们看这人也不错，就索性告诉他我们的政治态度。他就讲他是共产党员。他可以发展我们。我们告诉他我们正要找组织关系。他说那不成问题，就介绍了，他通知上海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当时还没有被消灭掉，有人在活东，负责人本来是肖炳实，肖走了后是徐强，在上海很有名的。徐强档案你们应当有的，由他负责。
徐强下面一个人叫做高原，徐强派高原来同我们来联系。解放后他告诉我，他们也正在找寻失去关系的人，我们也在找组织，那就一找就找着了。这里一大批人、其中冯定，孙冶方。后来我们也把他们的党籍恢复过来了，还有陈（XX胜原？）等，是群众外围组织，我们是党员与党的关系，我们就参与了情报系统。当时上海没有市委，没有省委，没有党组织，唯一的组织就是特科，就是徐强，高原他们。后来徐强很倒霉，1937年回到延安，康生把他关起来，关了好多年，说人家都被捕了，你怎么没有被捕啊，你一定做逃兵。徐强气得要命，他的夫人叫李云，李云这个人你要去找她，她有很多材料，里面复杂了。李云现还活着，徐强过世了。李云到延安后也被抓起来。徐强大概坐了九年牢，没有杀掉还算运气。我们就同徐强、高原接上关系，徐强是不来的，就高原来同我们联系。稿情报工作还是要同日本人联系，沙文汉也在上海与秘密的日本共产党员地下有联系，这几人后来也被日本人杀掉。
后来高原布置我们的任务就是参加文化运动，救国会。一九三六年开始上海有各界救国会运动，文化运动。我们首先打进文化系统的救国会，还有妇女界救国会。我派到妇女界救国会去了。其中有沈兹九，钱正英、韩学章等一大批人。上海有个《妇女生活》杂志，我就写文章。笔名叫莫湮，当时人家就叫我莫湮。人家看这人像共产党，但也吃不准。孙冶方那里还有一大批人，薛暮桥，罗琼、钱俊瑞、徐雪寒等都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些人实质上自己也有一个组织。这里面复杂了。我不晓得你们研究过没有，当时上海1936年上海有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这个头被捕了，胡乔木也在这里面的。陈国栋是江苏省委、团省委的书记，宣传部长。陈国栋没有被捕，下面也有一些关系是共青团员。
在日本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在想许多问题，就是为什么党被破坏得这么厉害，中国革命怎么失败的、当时还有托洛次基的问题争论也很厉害。他们各有各的说法。斯大林说陈独秀犯机会主义，托洛次基说斯大林犯错误，斯大林又说托洛次基不对，这些问题在日本也是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沙文汉写了一篇谈论托派文章（注：《驳任曙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论点》）。这里面归根结底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等问题没有搞清楚。在东京可以看马列主义的书，各国的许多文章等，也可看见托洛次基的东西，苏联的东西也看得见。这里面就可以有比较了。我就感觉到党的六大的决议还是对的，但没有执行。党的六大决议是反帝，反封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照苏联讲法无论托洛次基、斯大林中国革命可以跳过民主革命阶段而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东西是大错误。在日本看到的同中国差不多，他们就是提出"要保卫社会主义苏联 "，许多中国共产党员也在那里这样喊。这时候这样一喊，日本警察就知道这是共产党。中国的上海也是这样，口号是保卫苏联，不是保卫中国，这个问题就很严重。我所看到资料，日本人千方百计要侵略中国，事实上也是这个样。这怎么会要去保卫苏联而不是保卫中国呢？问题在什么地方。这教条主义这东西很坏，马克思主义讲过工人阶级无祖国，这句话也对的。列宁也讲工人阶级无祖国，所以德国工人倒戈、俄国工人倒戈什么的。但工人阶级还是要有祖国。尤其是中国当人家来侵犯你，你去保卫社会主义苏联，而不保卫自己中国，这是完全讲不通的。这个道理我在日本看得很清楚，后来研究日本共产党失败的原因也是毛病在这里，它一九二八年被一网打尽。我去日本时已经是没什么共产党了，但是过去极左的错误东西依旧影响很严重。比如我看到日本的作家小林多喜二有一本书叫《蟹工船》，很多很多都是写拥护苏联。日本工人都要向苏联工人学习，要搞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小林多喜二，我去的时候已经被关起来，活活打死的。这我心里难过的很。
一想起我们上海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的文学家都是口号文学，工人文学，只讲工运，其他不讲。你讲工人、要无产阶级革命，你就被国民党抓去。这种情况很相像。哪有可能搞苏联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这在中国不行，在日本也不行。日本共产党就是这样严重破坏，日本共产党和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一条线，是苏联东方部领导的。苏联的东方部领导日本，中国属于亚洲。它是一条线，要按照十月革命一条线。说十月革命是普遍真理，你都要按照这条线。那怎么行，中国同日本也不同，其他亚州国家全部不同，所以这个教条主义我实在痛恨。
我从日本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深深体会到六大的决议还是对的。六大的决议任务还是很明确的，性质也很明确。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当前的革命当然是民主革命，民族革命。不保卫中国，去保卫苏联是不行的。我感觉到，我还不懂得抗日统一战线。在日本重新读《资本论》，这是很有益处的，我想中国革命将来一定要胜利。目前虽然失败了，但改变王明错误路线后是一定会胜利的。我当时这样想。孙冶方在日本一度消极的很，我说你不对的，这个我们不是为王明而斗争，为中国革命而斗争。不是为王明，他那个东西不好算数，我们要另外搞一套。他说你这个说法是对，他后来又重新入党。很多同志搞不清这个问题。感到前途渺茫，只有很少数人头脑清醒。所以我逃到东京也很有好处。要是在中国也是搞不清楚的，在日本能看的东西很多，消息很灵。我带回来很多很多书，日文的马思全集等，全部带来。还是要写文章，还是要研究许多问题。
1936年元旦那天，我还在写文章，写什么文章我不记得了。国民党当时经济非常困难。十月份已经是币制改革了。银圆的兑换已经没有了，不好兑银了，很恐慌。当时情况紧张，华北已经沦陷，伪政府已经成立，中共长征不知道下落，只看到跑来跑去。上海的临时中央破坏，其他小城市的党组织全部弄光了。国民党穷凶极恶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宁可亡国亡党，共产党非杀掉不可。回到上海是一片白色恐怖。也没有看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运动。1935年12月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北方局刘少奇他们领导下搞起来的，对上海震动非常大。平津留亡学生都到上海来了。这批学生里面有些党员，后来我都接触了，这些人留在上海大学里面宣传华北怎么沦陷，学生群众起来响应，学生救国会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学生不愧为我们民族的先锋。这批人都头脑清醒，他们没有拥护苏联这一套东西，就是救亡图存，保卫我们的祖国，反抗殖民统治。非常明显，这就是统一战线的事。这个影响非常大，我刚接上关系是在1936年元旦前后，我开始同季明我刚刚接上关系，他是情报系统的，就是徐强下面的情报系统。他们的观点同我一样的，就是我们再不能像从前这样搞法，写文章就是反对国民党打内战，搞民族的统一。一二九运动使得我们更清醒了，对上海妇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六年"三八"节，上海首先是妇女界起来游行，有几千个人参加。这里面参加的人有许多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像茅丽英等都是的。一个普通群众，一大批妇女，有女工，有职员有学生，还有家庭妇女。参加这个运动影响很大，而且妇女参加对男的也有震动。人家妇女都去游行了，我们这些人也应该积极参加。所以后来上海就有了各界抗日救国会。有章乃器他们七君子为首的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开始我们还不能直接去参加，救国会还是受王明路线影响，没有党组织，是自发的，只晓得游行发传单，喊口号。那些进步的人越来越暴露，被国民党一个一个都抓了。这个不行，抓了不少人。1936年又牺牲一批人，我们着急了，我们讨论这样弄下去不行，很明显这是王明路线的残余。这些人都抓起来不得了，这些人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后来中央情报局的人叫沙文汉情报工作不做了，你去参加救国会，称是救国会总干事，派进去的。我去参加妇女救国会，说服他们改变方式。特别是文化界救国会，这里面有一个同志姓汪的，这人后来被我们游击队杀掉很可惜，很好的一个同志。他是安徽人，他是个党员。我参加妇女救国会，当时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叫莫湮，人家也不晓得我这个人从哪里来。过去事没有人晓得了。但我也不能太公开活动，万一碰到叛徒麻烦了。莫斯科回来的叛徒很多，我还是较隐蔽，所以当时考虑好分两种人，一种人准备公开了，一种人要隐蔽下来，这也是从国际经验得出的。德国共产党就是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全部共产党员都公开，结果希特勒把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抓去杀掉，这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认为有一部分人要隐蔽，有许多人不让他上第一线，等在幕后，我属于这样一种人。不过当时开始辰光还是不能够。我只同少数人妇女救国会里的人接触，象沈兹九，罗琼，胡子婴等这些人，她们少数人开会，还有史良，这些少数人我们接触的，还有一个王汝琪，研究法律的，当时不是党员，很会讲话，很会演讲，我就公开与她联系，她以为我是共产党，我讲的话非常听，她要讲什么东西都事先同我商量，由她去讲，我从来不出面。她变成妇女界的领袖了。后来只好撤退，上海不好待下去。韩学章当时同她很要好的，韩当时也暴露的，但她不是党员无所谓。还有一些妇女界的人，沈兹九、朱文央等都参加，她们是公开的，后来他们也都不能在上海工作都要走，我隐蔽下来了。
1936年妇女游行：鲁迅先生的逝世这也是一次高潮，纪念鲁迅先生文化界团结很多人，纪念鲁迅反对国民党屠杀青年，现在纪念龙华烈士，鲁迅先生不是有好多这方面的文章都拿出来，这时期我们又团结了许多先进青年，我们的活动采取方式一种是救国会，一种是读书会，讲了很多很多，茅丽英就是海关的一个职员，由她牵头搞了个职业妇女俱乐部，里面办一个读书会，请我去做指导，说是女作家。实质上去谈政治，读一本大众哲学，但是并不经常读这书，而是谈当时的形势，怎样救亡救国，茅丽英当时就受这种影响，她同我很好，但我不去发展她入党。还有罗琼，就是薛暮桥夫人。中国农村研究会什么薛暮桥，骆耕漠，陈正才，这批人通过孙治方，徐雪寒，张劲夫出版一本杂志，我也写文章，沙文汉也写文章，孙治方写这些文章影响很大专门讲经济，讲中国的经济是封建的，封建买办的性质，而不是像托派讲的全部已经资本主义化。我们与托派的分岐这就在这里。根据托派的结论马上就可以变无产阶级革命了，我们讲中国还是封建的，要么反帝反封建为主，不能搞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杂志很好，所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影响很大的，这个对于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孙治方写了很多文章，我通过罗琼同救国会方面联系。她当时还没有入党，大家就是比较随便交谈，这种是打基础，我回想起来很有道理，理论上面的东西很重要，思想上面搞清楚界限划清楚这是非常重要，这方面如果不弄清楚一切方针政策都谈不到了。
马克思曾经讲过革命的性质有民主革命，民族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你如果把它们搞在一起这会遭受严重的失败。我不太懂到后来逐步认识到他的话很正确。这个恐怕苏联问题出毛病也在这里，十月革命是什么性质？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我看也不见得，到后来为什么列宁要搞新经济政策呢，这个问题要可以重新研究。中国这个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怎么可能在上海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呢，这不可能。工人阶级掌权，全国普遍都是农民。农民说：什么叫苏维埃，就是姓苏的人喊了组织起来的。是有一个姓苏的人苏兆征在广东。所为农民只晓得苏兆征是农民领袖，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组织起来的！这不是开玩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问题非常严重。托洛茨基为这个问题在上海出过很多书，这我看很成问题，他们硬是说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他们根本没有去看看农村这种情况，还是地主剥削农民。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有道理，这个当时我也不懂，我在上海不会去喊什么打倒资产阶级这种口号，我只晓得同资产阶级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比如章乃器他们都代表资产阶级的，上海的资产阶级都参加了救国运动，救国会。后来我们看到北方局刘少奇一篇文章内部发行的说党的工作要反对关门主义，要转变关门主义作风，就是批评王明，要反对宗派主义，要大家要来统一战线这很重要，刘还提出"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分开 "特别重要。公开和秘密混在一道最糟糕，一家伙就会被抓起来，这一点对我印象非常深，所以后来一个就是方向明确了，再一个就是方式也明确了，公开与秘密一定要分开，我老老实实做地下工作，不会再冒冒失失到马路上游行，喊口号。我那时已经很懂了，我看刘少奇同志的确是功劳很大，称他为白区工作的代表我很赞成。对于我们上海地下工作非常重要，对我们的工作启发非常大。
36下半年还有一件重大事情发生：双十二事件，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抓了个蒋介石，对上海影响大。我们也感到困惑了，当时看到苏联真理报就说这这个是托派搞的。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明明东北军，西北军起义怎么说是托派呢？我对共产国际印象一点不好，如果我们听了共产国际这种理论我们倒霉了，不过党中央那时又同意放了蒋介石。后来国共谈判了，西安事变对我们上海影响重大，这一来我们统一战线大大扩大了，上海多年来不许谈抗战，这一下子大家提出要抗日，公开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版界是风起云涌，西安事变后我们搞了很多东西，《西行漫记》，《鲁迅全集》。这都是当时搞的。是沙文汉他们领导，在文化界找了一批人，郑振铎，胡愈之，胡忡持，冯宾符，冯都良等好多文化人在搞，这批人中还有翻译，梅益也在里面，能懂英文的人都搞，《西行漫记》就是这样出版的。鲁迅全集也我们搞起来的，《西行漫记》影响大得不得了，好多青年读了这本书以后大家都去参加共产党，到西北去，好像到天堂里去一样，这种狂热，你今天不能想象。
《西行漫记》里提到一个人，是我的姐夫，我姐姐第二次结婚的丈夫叫做徐承志，在《西行漫记》里有的叫朱一芝的红色工程师就是他，上海发电厂的第一个党员。1923年入党的老党员。这本书销路非常好。国民党禁不了。西安事变当时我们还是分散在搞。主要在情报工作系统。我们都在这里。那时冯定、孙治方也已恢复到组织关系。党员很少，这时文化界有些人还没入党，职业界张承宗等也都还没入党，后来成为上海地下党干部的大部分人都还没入党。青年团有陈国栋，但有一批人都走了，所以当时我们很困难。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又派了冯彐峯和潘汉年两人到上海来。他们1937年初春天就来上海。带来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改变党的组织。不能只由情报中央特科来领导。派冯雪峰同潘汉年来整顿上海组织。首先要搞清楚究竟上海还有几个人没有叛变的。据说第一批批准有二十几个人肯定没问题。其他人还要审查。冯雪峰是经过胡风，鲁迅等文化界来找到党员的。胡风是日本的党员，他在日本入党。中央相信鲁迅，他当时讲的一些情况胡风晓得的。
冯雪峰根据中央决定建立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室王尧山，委员沙文汉，是林枫，（王尧山的哥哥），林枫搞工人工作，沙文汉搞宣传文化工作，王尧山搞组织工作三个人。冯雪峰是代表中央来领导的，潘汉年领导情报，是独立的系统，但同地方上的党组织也有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组织状况。公开同秘密完全分开了，我还是搞妇女工作，领导妇女工作。那时由两位女党员罗淑章，汪璧，（方采秀，是顾准夫人）。我下面有两个党员，罗叔章专门搞统战工作公开的，去参加什么上海市妇女慰劳委员会，同宋庆龄，何香凝等打交道的；方采秀就是搞职业界妇女救国会，同茅丽英她们是一个性质的，这两人我同她们联系。后来依靠下面慢慢发展出一些党员，当时党的建设是重新从零开始，从无到有，重新建党。
上海有文化界，职业界，妇女界，学生，工人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几个方面。再有是上层统一战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情报系统。各路人马都分开，这种组织形式比以前进步多了，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一是公开同秘密分开了，一个是人社会化了，每个党员差不多都有职业，只有我没有职业，但因为我是妇女无所谓的，男的都要社会化，职业化。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口号也不同了，方针政策党的基本路线就是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也是中央已经明确提出来的，要为抗日统一战线而奋斗，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去抗日，这个方针同王明时期完全不一样，王明小集团搞来搞去能团结的只有工人，无产阶级革命，农民都不能团结，这怎么行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统不要，回头去看非常错误。所以北方局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就是这个意思，党要向群众开门，向广大群众组成统一战线，共产党独立的，不依附国民党。这同以前大革命时候不一样，同王明路线，立三路线完全不一样，是这样重新建立起来的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经过严重失败后，我们有了痛苦的教训开始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才有了发展，挽救了本来快被消灭掉的党组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夜，大概六月份，中央派了刘晓到上海来了，刘晓原来上海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时期的党员，后来他到中央苏区去了，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老干部，延安的党中央建立白区工作部后派他来上海，因为他有经验，在白区斗争过。刘晓很值得欢迎，他来的时候面孔晒得很黑，又红，象乡下人一样，戴了一副眼镜，他说我上海路也不认得了，乘车子也不晓得，抽水马桶也不会用了，他夫人是上海人，张毅，岳父亲做医生，生活有依靠，他们夫妇两个人来的。他一来上海就同王尧山接头。王尧山和刘晓就找到沙文汉同我作为主要的骨干。我们当时住的重庆南路，渔阳里31号三楼，现在这房子大概拆掉了。他对于我们怎么能隐蔽下来，也感到奇怪，他们以为我们统统都被抓起来，没有人了，怎么会活下来很奇怪。我们告诉他，怎样逃到东京等情况。他并没有怀疑这有什么问题，也谈了长征的经过，这时候我才了解中央领导人中白区工作领导人有刘少奇，张闻天，还有一个彭真，对白区工作很有经验，不过他们都是北方的。张闻天在上海待过，不过是王明路线的人，但他开始觉悟得早一点，他有王明路线的斗争经验，彭真倒是有点经验。
刘少奇直接指派刘晓来。他说我们要重新搞，态度很谦虚，不是骄傲的一副样子，由此我们有了一个新的领导人，非常高兴，这是非常重要，中央不了解我们，经过这许多复杂的斗争，你们是不是历史上有没有问题，还没有考验过，中央是不知道我们底细的。刘晓是经过长征的，没有问题可以依靠，我们这些人在地下，先天条件就不够，我们了解的东西有地方性，全国的东西不是很了解，他从中央来当然比我们知道得多，所以中央派刘晓来是很好的。他这个人也能够团结干部，又懂得一点白区情况。
不久就发生芦沟桥事变，刘晓就召集王尧山，我，沙文汉等群众工作委员会的几个人讨论。上海怎么组织，怎样工作，做什么，虽然没有几个党员，也没有发展党员，建立一个上海市委就也不大好，本来组织省委，下面都是空白谁做省委书记？决定上海先要搞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专门管上海的工作，这个还差不多，群众工作委员会有几个人呢，书记王尧山，下面几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彭柏山，王洞若。王尧山是书记总管；我搞妇女，学生，彭柏山管职业界，还有一个难民工作；王洞若搞教育工作。群委就这样领导开展群众工作，当时上海群众组织非常分散，不统一，经常出问题，口号也不一样，步调不一，刘晓要求思组织统一，领导统一，这个组织性质上同上海市委有点相同，但也不一样，没有具体办公机构，大家互相协商有情况，互相交流，统一步调。我觉得也很好，但它并不是一级党的组织机构，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我们照中央的指示把统一战线组织起来了，不乱提口号，还有党员的分配，什么地方没有党员，可调些人员去，同时考察什么人是好的，将来准备建党发展。卢沟桥事变以后就搞起来了。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后直到江苏省委建立。这时党员有个别发展，不是大量发展，数量很少，要非常成熟了才可以。不准备大发展，因为基础没有，到底党是怎么破坏的，谁是叛徒这些问题搞不清楚，还有大批人是从牢监里出来的，查出来有问题的，在监狱里叛变自首，出来后倒很好，这种人也很多。当时非常小心，这是好的，建党是需要很小心，因为过去苦头吃得太多了，需要小心谨慎，很严格调查研究。
刘晓同志这点很好。后来开始我们都要初步的自我介绍自己的历史，写下来有危险，只能自己申述，把过去历史讲一讲，我的历史较长，当时1931年刘晓也在上海他可以回想起，也容易查到。沙文汉他就不大清楚，实质上沙文汉同他有关系的，1930年，两个人在上海都搞过暴动，刘晓在奉县搞暴动，沙文汉在上海搞暴动。刘晓被捕了，沙文汉倒运气好，没有被捕，刘晓是他父亲把他救出来了，他历史清楚。群委的工作中我仍旧搞妇女工作，当时上海妇女群众团体有22个，大部分我们都控制了，最重要的是职业界妇女，茅丽英的职业界是重点，发展了好几个党员，在上海很有作为，海关好几个公司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后来在宗教界也都搞起来了，到八一三情况又有重大变化，郊区都被日本人占领了，难民象潮水一样涌入租界，难民里面大部分都是工人、市民，我们就要去做难民的工作。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1936年上海" (Shanghai in 1936),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