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和建立江苏省委

Title

抗日救亡和建立江苏省委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Resistance and Salvation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Shanghai, Hangzhou

Text

*8盘

抗日救亡和建立江苏省委

我们都没有充分准备，日本人是突然袭击的，并且我们的人都在租界里没有受到损失。当时我们没有专门机关，都是和老百姓在一起，所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工作上我们就困难了非常困难。最大的问题是难民，难民到难民收留所。难民收留所不够，后来上海的大世界、电影院等所有公共场所都统统的做了难民收容所，还有问题，这个钞票怎么来？需要去募损，发动慈善团体大家来捐款。这事情是非常复杂的。
赵朴初这个佛教界人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办了好几个难民收容所。利用跟佛教的关系来搞。统一战线很了不起，上海资产阶级都拿出钱来的。经过"八一三"我深刻体会到统一战线的伟大。男女老少齐动员，贫民、富人统统一起来抗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非常的强，所以这一来也把我们过去的困难一下子克服了，我们也不怕国民党，抓我去就是破坏抗战，爱国就有罪啊?爱国有罪这个东西讲不清爽，有几个人是被抓起来了，后来XXX、七君子不是都抓起来了，抓起来大家就可以和他顶，所以国民党没有办法对付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大大的占优势，当时大家认为国牺牲是光荣的，坐牢也是光荣的。这时真是革命的高潮，我回想起王明路线所谓革命高潮才是胡说八道，实在是低潮。"八一三"时候才是高潮。事实告诉你高潮不是空想来的，是真正群众运动来的。你叫它不要起来也不行，这时候共产党威望很高，党中央毛主席很多消息都传过来了，中共中央提出很多革命的口号，统一战线口号，小册子把毛主席的许多文章都传进来了。我们拼命做宣传工作，那时共产党威信高极了，大家认为是真正要抗日的力量，很多人要来参加共产党。那时中央也有指示的要发动许多知识分子到延安去，所以我们努力工作，尽快把许多人都送走。凡是暴露的人我们都把他们送走，尤其是青年人都跑光了。许多人无论如何要到延安去，再苦也要去。这你现在想象不出，群众的热情有这样高。许多都是年轻人，很勇敢，家庭什么都不要，一定要到前线去。这个时候我们动员起来的人有的到延安，有的不一定到延安，打游击去了。
"八一三"以后，在上海主要做的一个是难民工作，另一个是组织工作。组织工作是把各个系统怎样把它联合协调，这是非常艰难的事。党员人很少所以要利用广泛的群众队伍。当时要找个党员不像现，都不是的，都是群众。后来凡要申请入党的，都先让他做一段时期工作，考验后介绍入党，用这个办法。所以凡是党员没有一个不先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经过救国会的。救国会在抗日战争后变成救亡学会了。改变了名称，不是救国是救亡了。学生的、职业的妇女界都叫救亡学会了。这范围非常广泛，需要组织起来。
那么这个时期在日本还有一大批党员，从前出去的很多，都回到上海来了。我们都把他们吸纳回来，有许多人还有一批是监牢里出来的。有些人经过八路军办事处，也有的释放出来没有审查过，转到我们手上也收下来。象彭柏山、陈一诚都从牢里放出来的，那批人对我们也很有帮助，正好缺少干部，这批老同志从牢监里出来我们非常高兴，这在上海有好几十个人，数量相当巨大的这个各地方回来的人也不少补充了我们的队伍。
难民工作后来变成我们的中心工作：，这许多难民怎么办，租界里要募捐，难民要送出去，他们还要安排工作，难民来了以后怎样教育，组织是一个问题。国民党也在做的，所以这个里面颇有斗争，不过国民党当时吃不开，因为名声不好，人家对它不相信。很容易接受我们的意见，国民党那时候想反共也反的，不过不大好反了，抗日第一嘛，反共第一就不行了。我不同你讲党派，我同你讲抗日战争，所以难民里绝大多数人都跟着我们走，后来也建立支部了，难民里发展很多党员，有的牢监里出来也进到难民所去了。都去做难民工作，建立党的支部。难民不能长期留在这里，要送这也是麻烦事体，送出去送到那里呢，送到故乡去各地方回乡，有的送到前线打游击，当时有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有许多人送到新四军，还有我们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大江南北都去。这批难民里头有许多好的人，有好多都是工人，有一批人到浙江宁波，别的地方的都封住了，只有宁波这地方的船还通的。都从浙江走，再转到安徽、大别山等。过宁波这条路到皖南，宁波去得最多，也有的人走长江，那里也可以，不过比较少。
我们还开辟郊区的工作，这是沙文汉搞的，到郊区打游击，组织游击队，有的派到长江以北去了，开辟党的组织，这正是为江苏省委开辟路线了，江南江北都要去开辟，浙江的工作也归上海管。上海管的地方很多，上海当时省委也没有成立就是按照各个系统去开展工作的。上海的关系后来也找陈云。
上海很重要，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许多中央的指示政策通过上海的文化界向全国发出，发到全世界信息也都通过上海，恢复党的组织也是在上海。如宁波方面很多都是上海去的人，到其他许多地方游击区，农村也都是上海去的。所以上海这个地方的确非常重要，文化中心，组织中心、经济中心都在这里。当时中央对上海工作很重视的，派来刘晓，后来又派来刘长胜、刘宁一。刘长胜来是做工会工作。刘宁一也是搞工会工作，刘少文是江苏省会委员，搞情报工作。同我们的关系都很多的，特别同沙文汉关系最多，他做了很多好多情报上层工作，刘少文在八路军办事处。统一战线的关系中的上层人物大部分也上海的，什么章乃器，沈钧儒，史良都是上海的。上海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这个几个人慢慢把蛋糕又做大了，群委的工作已经不适应，这样大的工作量怎么负责得了呢，所以后来中央就考虑在上海正式建立一个一级党组织，不叫市委，要叫江苏省委，因为它要领导整个的江苏，江、浙两省都要领导，我另外要讲江苏省委的建立。（下面先插入一段我的姐姐和母亲的简要历史：）
前面讲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到上海，我姐姐同我母亲都在上海住团中央机关，而我到苏联去了。她们的命运怎么样呢，二七年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很厉害，搞极左盲动路线，瞿秋白的盲动路线，李立三，王明路线一直到1937年才改变过来。这十年内战，城市的党非常艰苦。我谈她们两个就是讲到党的当时情况。我母亲27年就从上海回到杭州，江浙党委书记张秋人已经被捕了，怎么被捕的呢，他同他夫人两个人刚调到浙江到杭州，住在旅馆里。两个人不知道情况的严重，要了一只船在西湖里面玩，结果这只船到了刘庄这地方，突然遇到另外一条船，船上坐的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反动派，张秋人是教官当然认识，知道他是共产党，发现张后就叫他把船停下来，要把他抓去，张秋人就跳进西湖里边，想游泳逃走，结果还是捉住了，他的老婆乘情急纷乱的时候她跳上另一只船里逃走了，没有被抓去，回去后马上把文件等东西都烧掉，逃走了。张秋人被关在牢里面，他的妻子徐镜平，就去找我的母亲，她也是宁波人，大革命时和我一起的，要我母亲营救张秋人，我母亲花了很多钱去救他，因为敌人都晓得他是共产党领袖，这个案子太严重了，不能够救出，后来我母亲再三讲把他手铐、脚铐都拿掉了。审判时候他非常勇敢地在法庭上敲桌子，什么也没有招供。这位张秋人烈士很快就被枪毙了。里面还关了很多政治犯，我母亲都想办法营救他们，有的营救出来，有的特别严重，但没有办法。
1928年团中央派杨善南同我姐姐到杭州，杨是团省委书记，这个机关也是我母亲想办法给他们安排的，我母亲索性住在杭州，她在杭州还有一样任务没有完成，我的异母哥哥阿庆正在与她打财产官司，打到杭州最高法院。我母亲就利用这关系，以打官司公开了身份。人家知道这人是来打官司的有钱的人，不会晓得她在帮助共产党。我母亲一面掩护共产党，一面打官司，她很聪明，预防阿庆去诬告她，说她是共产党，她先向法院提了一张公事备案，说我有一个继子，非常坏，专门诬告，可能要诬告我是共产党，备这样一个案在那里。后来果然阿庆上告她说这个继母陈女士是共产党，是五个省的妇女部长，我母亲一看就好笑，她说我还没有入过共产党，怎么做妇女部长？她被抓起来了，关在杭州陆军监狱里，当做一个大案子了。她非常聪明，知道这个事是谁干的，非常从容，说你们到法院去查，我早已经备案了。监狱里面还有很多认识的人看到她，我母亲非常沉着，她一点不怕，在监狱中谈笑风生，无所谓的样子。后来找不出依据也就把她放掉了，苦头也吃了一点。
她认识的人很多，发现杨善南的隔壁住的是一个特务组织，就马上打发杨快走。后来杨善南离开了杭州，又回到了上海，1929年调他到莫斯科去学习，我姐姐在上海，进了一所同德助产学校读书，做助产士。 1930年我从苏联回来，杨善南也回来了，在济南会工作。我已经讲过，我被拘捕就是我母亲营救的。
1931年八月底党组织又决定把他同我姐姐两个人调到广东中华苏维埃区那个地方做特委书记。那个时候左倾路线提出要到处建立苏区，他就去做那个特委书记了，这是游击战争，形势非常恶劣，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敌人势力非常强大，这里面要建立苏维埃是非常难的。据我姐姐后来讲村庄都烧光、杀掉。这地方连一只吃饭的碗都找不到，什么都没有，老百姓都没有办法生活。在一次战斗中杨善南英勇牺牲了，我的姐姐没有在战场，她同一些农民一起都逃出来的。经过香港再到上海，当时我还在日本。在上海她就做助产士，党的关系也没有了。我母亲还是继续活动，在上海还是掩护机关，她掩护关向应的机关，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部长是瞿秋白。
我回到上海后，见我姐姐一个人，就介绍她与徐承志结婚。徐承志是个老党员，1923年入党的，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工程师。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宁波去，后来到上海中华铁工厂里做工程师，1936年时，他到过延安，是那里唯一的红色工程师，碰到了《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还拍了许多照片。刘长胜等都对他很好，这个人对博古非常看不惯，博古那时还很有势力的，他非常讨厌博古。后来他因生病肠子里有寄生虫，要求来上海医病。又到上海，这已是36年初了。我当时在上海写文章做秘密工作，徐承志同季明是好朋友，我正在找党，经过徐承志关系找到了季明。当时徐承志丧偶，寡人一个，因此我就介绍我的姐姐跟他认识。
回到上海以后他还要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他也是有任务的，专门替延安买机器，延安的印刷厂，铁工厂的机器都是他采购的。到抗战的初期，党要调他到后方去，到武汉，重庆，后来又到桂林，我的姐姐同他结婚后也随他一道去了。我姐姐在沦陷的时候正好生孩子，一九四三年生了儿子后病死在桂林，在战乱中死的。当时他们在后方重庆、桂林给情报机关李克农领导下做情报工作，他在那里开一家小工厂，这小工厂里面实质上是一座电台，秘密电台就放在他的工厂里，所以徐承志同我姐姐是在掩护李克农的秘密电台。工厂是他自己开的，解放以后说他是老板，资本家被整。他开的厂做的工作是共产党的事，后来说你就是资本家，徐说我的股份也不要了，但依旧说他资本家，也不给他解决党籍问题，搞得一塌糊涂，1989年逝世。后来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上海滩》发表，斯诺称他为"殉道者" ，我把他的历史重现了，这次纪念王孝和时，上海电力厂里第一个党员就是徐承志，你们可以看到的，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
再讲到我母亲，到了上海1930年营救我，31年我又第一次做右派，32年余飞叛变，我又逃难，我同沙文汉一起到日本她就留在上海，又时要到杭州去办事情，在那个时候情况是不同的，城市党组织全部破坏了，宁波也好，杭州也好全部破坏了，一直到抗战才开始有党的组织。上海就是我已讲的到最后就是到1935年全部破坏只有很少数的人幸存，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个很典型的，那么我母亲1936年回到宁波去了，她骨折骨头坏了，眼睛发青光眼，她住在宁波我姨妈家里，她病倒了以后，住在医院里，不能动了。我们姨妈家里有一个保姆，就给她做了保姆。这个人非常好的叫黄阿翠，她是很值得纪念的，我一家人如没有王阿翠是不行的，她到我母亲身边去照顾她，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了，照顾我母亲，同我母亲两个人非常要好， 1937年上海抗战发生了，抗战一发生，我想宁波恐怕要沦陷，我就同沙文汉商量要把我母亲从宁波接回上海，因此沙文汉就把我母亲和黄阿翠一同从宁波接出来，同住在上海。
她的任务又是掩护我们，所以我非常感激她们。黄阿翠同我母亲平安地转移到上海，掩护我们到上海解放为止，都都没有出过毛病，她们是无名的英雄，没有她们，我是不能想象的。所以我特别要讲一讲，象黄阿翠1983年逝世的，有谁再纪念她？她晓得我们是共产党，晓得我们这种人有政治活动，她的爱国心都与我们是一致的。象这种人真正为人民服务，默默无闻支持了革命的胜利。
我母亲是1975年逝世的，同蒋介石差不多时候，她年龄也同蒋介石差不多。75年在上海，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我还没有摘帽子了，她本来在杭州，我做右派分子以后回到上海。同黄阿萃两人到上海后举国目无亲：我的女儿已经进北大了。我母亲眼睛完全瞎，生活就是靠黄阿翠。他们住在现在巨鹿路景华新邨22号。这个房子还留着，人到杭州去后她房子还留着，我母亲不要住在杭州。反右后她回上海。她们两个人一直坚持着很苦的生活。到1974年我的女儿才从吉林调到上海来，74年调来的。母亲75年就死了。
（关于江苏省委建立）
上海沦陷后，1937年十一月三日中央来电报指示在上海建立江苏省委。省委书记是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王尧山。宣传部长沙文汉；还有刘少文是八路军办事处的秘书长，做情报工作、张爱萍是军事部长。因为当时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要还要领导敌后的游击战争，所以派来军事领导。但是后来形势变化，上海沦为孤岛，就把张爱萍调到新四军军部。因此他实际上没有参加江苏省委的工作。农村的工作叫做外县工作，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沙文汉。因为沙文汉也会打仗，他过去在宁波时候也领导过农民游击战。所以要他去开辟地方游击战。例如江北特委去开辟江北的游击战争。是上海派去的。最早就是唐守愚，钟鸣，洪泽，陈伟达，这几个人都是从上海由沙文汉派去的。关于江北特委有一本小册子，专门谈当时怎么去的。这就是沙文汉他们领导的。江南也开辟一些游击战争。这个地区相当大。后来中央说江南、江北游击队越来越大了。地下党不能再领导游击队。中央要求把外县游击工作交到军队里去，。江北特委以后交给新四军的一师。江南游击队交给谭震林的第六师，都分掉了。浙江另有党的组织，建立游击队，情况非常复杂。浙江后来也弄不清谁领导，实质上仍旧上海领导的。
江苏省委宣传部是长沙文汉。你拿来的《真理》、《党的生活》就是他在宣传部搞的。宣传部主要干部是冯定，具体工作是他做的。下面用两个女同志抄抄写写。这两个刊物，我希望你们要核对一下名字，我里面叫葛覃，沙文汉笔名大概称"起"，起来的起。"汉"这是他。还有其他名字我就不晓得了。参加这些人有刘长胜，还有刘晓。还有张X，马纯古，工人方面的，职业是我就不清楚了。学生斗争、反汪精卫斗争是我写的。这个刊物一直办到1940年。后来发现巡捕房里都有我们的刊物，所以就立刻停止了。因为这个东西被敌人拿去不好，江苏省委后来就做这个工作，秘密党最容易被破坏的就是这种文字上的东西。所以发现后就赶快停止了。过去王明路线时期这类问题很多，常常因此被破坏，这也说明我们还是幼稚，在使用老的方法，以为可以用文字宣传，结果人家都拿到了。巡捕房里有党员发现了这个问题，向省委江报后，立刻就停止了。
江苏省委下面还有几委员会，我是妇女委员会书记、工会书记，工会几个部，下面委员会很多的，有学生工作委员会，职业界工作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后来我又兼搞青年会的工作。青年同学生都包括一起，这里面我特别要介绍刘晓同志，他搞基督教学校很内行，以前他在教会学校做过基督徒。在当时形势下在英法租界是" 孤岛"了，孤岛里面英国同法国与日本有矛盾。租界中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有的，不象国民党那么野蛮，所以说一定要尽量利用他们的矛盾，而且基督教教会他们不敢动。所以我们决定长期埋伏，要把基督教的工作做好，隐蔽在里面而且开辟工作。刘晓派我去搞这个工作。
上海的青年会工作是做得相当出色的，它始终是保密的，到现在人家还不大清楚，不知道共产党在搞点啥，这个我想我要讲一讲：我当时一起工作的几个人，一个就是龚普生，外交部的，是女同志，一个张作年（XX？），已经死了，龚普生还活着，都是女青年会的；男青年会方面有丁光训，还有陈一鸣等，俞沛文也是很重要的，这些人当时还是沪江大学的学生，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沪江，俞沛文和他的夫人顾以诘等这些人，到后来还有李储文等，还有一个谭鑫（XX？），是之江大学的学生，还有一个做莫振球是在圣约翰大学的，这人也已不在了，莫振球搞一个机构学生工作委员会。他和俞沛文等专门搞学生工作。
基督教同一般的学生会分开的，（在我领导下）有基督教学生工作委员会。因为要准备长期战斗，当时我们估计学生方面可能会受到打击，那么怎么办呢。这个基督教学生工委的组织可以长期保留，而且工作上也完全不一样。不光搞学生救亡运动，学习什么都搞的，都依靠宗教组织掩护，（工作内容是与学生运动）不一样的。基督教里党组织一个是学生，一个是上层。基督教里男青年会、女青年会，象龚普生、张作年、丁光训这许多学生工作是陈一鸣他们搞的。还有俞沛文，学生里面陈一鸣是搞基督教里面的学生组织，这同上海市救亡协会也不相关。因为救亡协会最暴露，不好搞在一道，我就两手抓。一面抓学生委员会，一面就抓这个青年会。
基督教组织特别秘密，所以我特别需要讲一章，到现在许多人还没有公开，那时不好公开，李储文在八十年代暴露了，上海市委叫他去做什么外事工作，这在国际上影响很不好，说共产党是厉害啊，李储文是牧师，牧师也会是共产党？这是XX他们搞的，我我们苦心培养怎么好暴露。象陈一鸣倒不要紧，他是共产党员，象俞沛文去做外交工作这也无所谓，但是牧师、主教等暴露了是严重错误，到现在都不好讲。文革以后也暴露了是吗？有些文件里面暴露了。但他们自己还是吞吞吐吐不肯讲，到现在也不承认。国民党他也没有办法外国势力、英国法国不敢去动，日本人也不敢动。他们做过很多很多工作，主要是组织群众，我们在基督教学校发展党的组织，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都有我们党的组织。后来的外交部长许多都是我们地下党的，吴学谦等，龚普生是爱尔兰的大使，俞沛文是奥地利大使，好多了，钱其堔是圣约翰的，他是后来的，一大批，这批党员是从来没有暴露过，没有遭到危险，的确是非常成功。当时统一战线很多宗教界人士胡XX（？）等都在我们领导之下，背后是我在那里搞，这都是没有名气的人，默默无闻的，到现在也不好讲。
抗日战争开始时当时沪江有一二个党员，同济、交通、复旦都有几个。大的学校。还有大的学校里面，基础好，由其是中专基础很少，所以我们后来大中学都有组织，最近编出来一本关于上海学生运动的书，由陈一鸣在搞，比较详细，把很多东西都写出来了，过去也没有整理过，这件工作也做得不错。很多人现在都是我们党的栋梁。所以上海的学生运动非常重要。抗战发生，学校都关门了，也有各地方的大学都搬到上海来了，很多外地大学。他没有地方去了，都跑到租界里来，所以很集中。上海变成了大学最多的地方，我们也在那里组织支部工作，所有的学校我们都有，大中专都有，组织是非常严密的，这是我自己搞的我最清楚。大学、中学、女学校这分开，都有各自的委员会，小学是小学教师方面也是我管的，头头当时是叶锦田，现已经不在了，这个人你们还不大知道，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可以给你们看，还没有发表。他管小学教师。
一般的学校学生干部就是搞救亡协会，靠它来发展党，这些人都是比较进步的，经过运动都有党悟。所以在孤岛时期他们都入党，你看大部分人都是38、39年入党的，我们党的基础就是38年39年。1938年那时中共中央有一个指示叫大发展，所以全国的党员38年最多。三八式。就是因为当时号召大发展，上海也是，在那个时候发展了很多，其中最多的恐怕是青年学生，其次是工人、职员这些人，这是上海地下党主要的组成。工人、学生、职员。（那时有多少党员呢？）党员数量相当多，可以去查数字，书本上有的我记不起来，这都有统计的。
我们当时形势有困难，复杂的很。国民党打败了，但他的党团组织还在这里，还要反共救国，很矛盾。我们同他又要统一战线，又要斗争，就非常复杂。 1939年以后汪精卫这个伪政权起来了，国民党在上海的三青团几乎全部都叛变，倒向汪伪的反革命组织。我不怕日本人，外国人的东西，我最怕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最熟悉你的情况，我们出问题都出在国民党方面，他一叛变也把你告密了，把我们那些党员告密了，这个头痛。我们在上海最困难还是与国民党三青团作斗争。 1940年在汪伪的敌特务机关发现一张名单，这名单里面有周鸿慈这样一个人。周鸿慈后来叫周一萍，这个人是我们学委书记。姓周，鸿，慈悲的慈，这个人是学委书记，实质上是同名同姓，人家看见周鸿慈是汪精卫特务，我们的人发现这名单来告诉我，通知我名单上有这样一个人，另外周的姐姐也是个党员，是职业界的，说周鸿慈参加过三青团，参加过三青团也有名单的。这两面合起来你说怎么办？省委就找我谈话，你们的学委书记有问题啊，要我撤掉他。这事怎么办，我为难极了，后来只好把他撤掉。因为万一是真的怎么办。后来我就同周鸿慈讲，现在苏北需要党员干部，把你调去了，他思想不通，我隐蔽得很好为什么把我调去，人家暴露的人你倒不调走？我心里也很痛苦，这个包袱也背了很多年，一直到死他还同我讲这事。我告诉他，我已证明这是冤枉的。不过他后来他到也蛮好，学生运动主要是他来负责的在北京、上海工作。他调走以后，学委书记是张本，是个女同志，一直到她离开上海为止，没有出问题。学生工作最危险，万一出起问题就牵涉一大批，当时情况下尽可能把没有暴露的人隐蔽下来，把暴露的人向苏北送，后来新四军部队里的人很多都是上海去的，到解放以后都回上海来了， 39、40、41年大批送出去。这个时期培养的干部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上海的确是培养了一批骨干，像马纯古、张琪等。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抗日救亡和建立江苏省委" (Resistance and Salvation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