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政协（续）

标题

在上海政协（续）

主题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描述

Five Years in the Shanghai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ontinued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上海

文本

*34盘

在上海政协（续）

（关于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的问题）当时刘晓是知道的，沙文汉已经不在，（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王锡珍也已经不在了，留下来就我、史永这些人坚持到现在还都活着。海军政治部那个人（注：毕重远）还在吹，他还到美国去吹牛说：重庆号起义是他领导的。进来几份报纸我看到过。我不理睬他，我写的记录、回忆已经送到上海档案馆保存着了。这个事情很复杂，南京有两个人（注：原地下时期干部：陈良、刘峰）也说是毕领导的起义，（这与事实不符）我很生气，他们认为我是傻瓜了，承认一下是毕领导的，（毕当时在海军也是个头面人物）这样对我们南京方面大家都好呀。我说这个东西不行，我要是承认，我怎么对得起那么多参加了起义而长期遭受打击的人员？我认为毕这种人比一只狗还不如，下流得很。没有这事，杀我头也不承认。我个人功名是小事，是非一件常严重的事，我仍旧是这样写、这样讲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党怎样领导重庆号起义》发表在上海文史资料。写了还有争论，再开会。后来我请在北京的史永也写。陆续又得到了许多起义线索。史永的文章写好在《上海滩》杂志发表，《上海党史》也发表，就是这样，不许伪造，信不信由你。我同史永有发言权，地下时期的南京市委就是我同他两人负责策反的（注：当时策反工作是单线与上海局联系），其他干部没有参加领导。到现在这个官司还在打，因为他有势力，涉及到一帮人。关于重庆号起义事，只要我不死，还会来找我，我也准备好了，我就这样讲。（毕重远）这个人老早自动脱党。最近在史料里面还写了退党分子，这还有点道理，这人是脱党、退党了哪能再算"唯一党员"？南京市委那里会领导他去起义？都是假的。他的办法很多，组织一套写作班子吹捧，这些人都是收买的，反正有的是钱。这种腐败情况我看到了。全国到处走，收买南京的干部，让你进解放军三零几医院这种地方养病，这是高级军官的医院，可以进去，写的文章都一个口径，在全中国发表和我对着干。只有上海他不能进来。在北京《新观察》发表，总编是戈阳，从前是新华报的记者，也是我老部下，现在跑到美国去了，我去找她，我说你怎么能登这个东西？她说不了解情况，知道以后也很气愤，说我你上当了。那时历史混乱，谁有权谁就有说话权，我就是没有权，他有钱，我没有钱，你斗不过他，我样样都不如他，到现在还没完全胜利，等我死了以后让后一代去评价吧。
这要讲清楚，重庆号起义这件事（有多条线一同发生作用）在南京方面我们（这条线）是通过王淇、曾祥福他们搞的；（上海局与舰长邓兆祥有关系）、舰上还有民主党派的一些人。毕重远是参加士兵组织随舰起义，他说他是唯一党员起义就是他领导的，说他的领导人是南京市委、陈修良，我说没有领导过他。他以为我当了右派就翻不了身也不敢讲事实了。这件事是非常重大，不久国外还在报道，友人来告诉我的现在弄到美国去了，美国还有一批重庆号起义人员，这些人派系不同。王淇前两年被车撞死，也不知怎么会撞的。搞得一笔糊涂账，有权就是真理，什么实践是真理，有权就有发言权，就有真理。我就是不服这个理。
这类案子是我力争要澄清的，潘汉年案子，也是这样的，后来依靠陈云同志和刘晓同志提议解决问题，因为我处于无权地位也没有发言权，只有发挥推动作用，我推动刘晓。潘汉年案子还有这样复杂内幕人家是不知道的。我看刘晓当时身体情况不太好，假使他不在了许多问题更难说清了。他是关键人物，上海党恢复建立就是他，我在历史审查中就有一段是由刘晓证明我不是特务。实际上情况是刘晓领导我，我领导张本，地下党时期是这样的，后来文革中被颠倒过来，说张本是最高领导，刘晓在她领导之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影响到多少人的政治生命，她们家属也都在里边，冤案牵连了多少人！
沙文汉问题也牵连一大批人，我也牵连到很多人，我有问题整个南京地下市委系统都完，如果南京地下党成为所谓的"红旗党"，上海也有关系的，如果我是特务，现在许多政治局委员当时都是我老部下，乔石，吴学谦都是的，组织关系不弄清，历史关节不弄清不好写历史。上海现在写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有些人死得太早，生前都没有交代清楚。现在你们（档案馆）来做这个工作已经太晚，我也快了，所以我要把这些问题交代清楚。
潘汉年82年平反以后，我急向上海市委建议，我找到胡立教，要组织一个专门机构来搞后续的平反工作。我估计人数非常大，光扬帆就"三千三"，哪来的三千三？就是在公安局系统、情报系统，后来搞情报工作的人都倒霉，许多人冤枉死都是因为做情报。里面也牵涉到大批的非党员，如陆久之。陆久之做结论时，上海公安局还要替他留尾巴，我说不可留，后来是由我替他写的结论，所以陆久之也很感谢我。他从1927年开始一直替我们党做情报，这样的人还要说他是反革命，怎么对得起人家呢？我和他一直有关系，怎么不知道，做情报就是要两面派的搞法，不能够说我就是共产党，这道理很简单。党的一个高级干部连这一点常识也没有，这是很危险的。有许多人到现在还不大觉悟，我觉得很不妥当。
潘汉年平反后，我参加了上海组织的一个《潘汉年平反委员会》办公室，王尧山做头，我参加，于伶也参加，还有好多公安局的人。这个平反麻烦非常多，我觉得做得很不漂亮，对我们这种人也不相信，连（潘案）档案材料也不让看。有许多事情我不能负责，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后遗症还不少，到现在为止许多人还是没有搞清楚，总是鬼鬼祟祟地在搞。到现在潘汉年案子还没弄清楚的人还要来找我，有许多人从内地写信来，一查又是牵连到潘案。
我提出潘汉年平反后，应当召开一个大会，在公开的会议上宣布他的事情。不行，只有十几个人好参加。我说这样子的会我不参加，什么十几个人搞平反？后来范围搞了约十七八个人，这真笑话，潘汉年案子在上海起码要有上千人开会。但胡立教、王尧山胆子都小得不得了。还有讲话的时候要求先写稿子。我偏不写，我就这样讲话，我从来不写稿子。他们两个都要写好稿子来念。一看我这人不听，胡立教后来也不用稿子讲了。我说你胆子为什么这么小？我对宋日昌说你应当作检讨，抓扬帆等人的时候是你去抓的，你当时糊里糊塗不知道，但你这个事人家是不会忘记的，你检讨对你只有影响好。他后来听我的话当场做了检讨。他说：是柯庆要我去抓的，我用汽车把他们（扬帆）骗到岳阳路一个秘密机关里审问，他交代了经过。这样人家倒也气顺了，老老实承认错误也蛮好。
有的人明明是害了人，还说没害，我特别生气，我就发言、讲话时是非常激昂慷慨的，我说要把事实原原本本讲出来，害了多少人？你们要有良心，那些刚解放出来的人胆子都非常小，不敢讲，我讲话以后他们都鼓掌，讲得好！这些人很可怜，弄得家破人亡，现在能够站出来，能平反已经是意外了，再不敢讲什么了。开会以后我马上就写了一个《潘汉年非凡的一生》，送到上海社科院去发表，他们为难了，不敢出版，赶快送到中央宣传部审查，中央宣传部看了没兴趣，又送到国家安全部，安全部看了没兴趣，放到抽屉里躺了两年。到我离休时，我问你们到底出版吗？不出版把稿子还我，才又打电话给我说没问题好出版，上海社科院才出版，但这是已经是1987年了。这事如此艰难，但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85年写的，当时没一个人有胆量敢写潘汉年问题，说明人都怕，可见我们的权力、压力之大到了什么程度。出版以后大家非常欢迎都去买，还发表在《上海滩》杂志上，销售也好得很，上海群众上千封信来推荐我这本书，我因此得到一等奖，不是我文章写得好，而是事情本身这么大的冤案使人家轰动。现在登的《潘汉年在上海》这篇文章，原文是《潘汉年非凡的一生》压缩了登在《上海滩》，你可以去要一本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应当再版的。我大炮放过了，以后的炮就让别人去放，后来炮也有很多，有好多新的问题出来，这就好了，我目的达到了。
关于潘汉年事件我再讲一点，后来电影什么都出来了，罗青长常讲（以前安全部部长）要搞一个剧本，后来写信给中央，那已经是江泽民时代了，写一本剧本被批准了，审查委员会我也算其中一个。剧本写得怎么样我到现在也不晓得，也没来要我看，把我丢掉了。这写出来的剧本我概不负责，我没看过，鬼鬼崇崇不知搞的什么。中央规定的哪几个人参加，到上海，南京拍电视我统统不致道。后来我对罗长青讲，潘汉年的问题最难的关键是谁迫害他的？你要交代清爽，他说我有档案材料，是毛泽东。我说你有勇气写进去吗？这问题难，假使说出来潘汉年是毛泽东要抓的，那毛泽东怎么办？我看这个电影现在不可能写出来，钞票弄去几百万，到现在影踪都没有。现在有个关于彭德怀的片子出来，但庐山会议就不好讲。潘汉年的事哪能写？都是问题啊。好多是冤案，沙文汉的事怎么交代？所以现在中央宣传部说"一律不许谈，淡化"，要使人都忘记。江泽民最近讲要读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这怎么讲，解放以后历史怎么写？你们档案馆将来压力很大，人家都向你要材料，你说没有，这在干什么啦？确实没有也没办法，因为你们是被领导的，人家不叫你干你会去做吗？
现在你们想到我了，这到也有点奇怪了，仍旧是保密的，我讲出来不怕，年纪也大了，经过这么大的风浪我没有死，明天要是死了也蛮光荣。我一生没有对不起人，阴谋诡计搞人家那种事情从来没有，只有老是去打抱不平，后来都打到自己头上。我这个人是打抱不平打出来的，打抱不平我蛮高兴，凡是说对对对，人家肯定说这个人好，看见我头上生了两只角就有点吓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愿委委屈屈做事，吞吞吐吐不讲老实话。
潘汉年事情在80年代是一件重大事件，他一平反，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沙文汉平反了，我也自由了，一批家属都平反了，象金学成这些人都平反了，他这个案子同潘汉年有关系的，陆久之问题也都有关系，人是多得不得了的。现在出了一本《华东情报史》，这本东西写得很差，胡立教他们搞的，其中有些东西可以参考参考。南京党史办里也有些材料。上海很差，还没有南京做得好，因为南京压力小一点，上海压力非常大。上海市委宣传部他决不会支持你的，他的政策是拼命淡化历史，最好让人以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段历史。但我看历史是弄不掉的，现在斗争非常尖锐，是坦白还是淡化，我们的斗争就是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我看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但不知道可以到哪里去讲。
现在展览会对文化大革命一字事不提，象？XXX 这种文章根本不好登，我的文章也不好登，我现在不愿意写文章，写前先要考虑是不是违反他的指示，反右斗争也是一字不好提，因为这是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搞的，也不好谈，你还有什么好谈？王申酉这种案子怎么谈，后来弄到什么样了。
我80年到华东医院时，赵丹生病也住在这里，他同我有来往，这个人对江青是很了解的，他们要演一场戏，把王申酉的事情要搬上舞台，一批作家、剧作家都来了他们把党内材料给我看，王申酉写的文章我也全部看了，他都是讲理论的，他证明毛泽东搞的中国是农业社会主义的论点和结论，引经据典，马克思怎么讲，列宁怎么讲，后来被枪毙了，这个剧本怎么演？不好演的，我后来劝他们不好这样弄。一些小伙子忍不住了。当时没有很好抓这个问题，共产党员也都是思想上不服气，积累了怨气，不久"六四"事件爆发，都有关系的。问题来了要及时解决。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道理要讲清楚。这种剧本为什么不好演？我劝他们这个一搞要乱，要识大局，他们也听得进没搞下去。后来改变，演了一个《假使我是真的》，这又弄出许多异议纠纷。（注：沙叶新编剧），当时王申酋写不成，上演了这个（后也被禁演）。这件事说明当时文艺界的人对社会一些问题非常不服气。当然也会被敌人利用，这些也要考虑，不好许多事情都讲出去，也要保守一点秘密，但是对党员讲起来我觉得应当有教育，要使他明白这个道理，懂得政策使他服气。你们既不告诉真相，也不告诉政策，他们就要反抗。很多人就到国外去讲了，也有许多是共产党员，他们思想不通，也会被人利用。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党内问题应当坦白讲清楚，有错误就应当承认，这人家服气，象宋日昌就是例子。他承认错误，人家对他没有什么意见了。
1983年1月我调到社科院去做党委顾问。我这个人也不想做什么了，我已经75岁了，也想明白了，还有什么好做呢？我的余年做什么我也考虑过，要回忆历史，替人家证明写点东西，后来一直就搞这个事。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在上海政协（续）" (Five Years in the Shanghai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ontinued),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501

在上海政协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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