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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从上海政协到社科院
Subject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From the Shanghai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to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Shanghai, Beijing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35盘
从上海政协到社科院
我从一九七八年参加上海市政协到八二年年底刚好五年 。这个五年是中国翻天覆地转变的五年，讲一讲我的体会，我的感想。
政协这个机关我进去以后比在杭州要好得多了，人好像是解放了。本来象囚犯一样一步路也不好走。到了上海以后帽子摘掉了总算是解放了，但还不彻底，并没有恢复我的名誉，也没有恢复我的党籍。不过可以接触群众，否则是不可接触人的贱民，就像印度的贱民一样。到了政协以后同群众接触，是一大进步，人家在讲什么我就知道，许多人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这五年中我见到的人很多，也参观了很多地方，读到很多文件，收获很大，基本上弄懂了（反右以来的）二十年是怎么回事。本来不是顶清楚，现在来龙去脉弄清不少，这一看问题很严重。当时埋头苦干，低头认罪，等我抬起头一想这问题严重，决不是我个人问题，国家已经非常危险。
1978年 胡耀邦上台 ，他也在那里思考，在那里研究，他吃了不少苦头，胡耀邦同志我觉得是好同志，他非常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解放了大批冤错假案。这时三中全会开过了，中国改革开放了，但当中有两年凡是派当道，正好是我在政协的时候。1978、79年基本上不好讲话，到华国锋下去以后就好了。80年开始情况转好 ，思想开始活跃 。在政协里讲话也可以胆子大一点。政协的大部分人受过迫害，以后没有地方去，没有职务，没有薪水有许多是劳动改造回来的。没有地方去就被放在政协里面。这些人都有共同想法，共同语言，并不是发牢骚，大家都是在很苦痛中回忆过去。这些人过去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有经验，有好多是大学教授很能讲。 像周谷成就在那里我见到的，我就问他，你不是毛主席的好朋友吗？左派分子，怎么也会弄得这样呢？我听说毛主席叫你扫厕所和我一样，毛主席同张春桥讲的，打扫厕所也是革命。他只好对我苦笑。这种人很多，我后来编在大学组里，都是那些教授们，这些人过去都有社会地位，许多人地位还相当高，有不少民主党派的头头。大家要求改革的呼声非常大，但不知怎样改革，心中无数。
政协有这样一个问题，文革以前毛泽东讲各党要和睦相处、互相监督，长期共存，这些都没有做到。文革以后的政协就不是这样提了，要一党专政，多党合作，议政参政，是这么一个方针。我看这两个政策都没有贯彻下去，互相监督不存在，57年反右鸣放互相监督了，提意见了，都成了右派 。在杭州的时候我也是政协委员，也发表意见，都成问题。许多民主党派都统统打倒。只好在政协里面讲话，但这怎么监督呢？不提批评意见，都是听话服从命令就是了，不可以有不同意见，谈不到监督，所以都是空话。文革以后政协改为议政、参政。这个没有什么结果，做得也很差，这" 议政"两个字就成问题，首先要议论才能参政，但议论这个东西就有困难，无形中的限制非常厉害，也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议什么话不能议，界线很难划清。比如许多人文化大革命蒙受了这么大的痛苦，他可不可以讲一讲，怎么受苦的，但不好讲。许多人是右派他好讲吗？在会议上这种人都不好讲，所以议政这个事情也是没有做到的。因此参政也是假的。怎么参呢？你只要开会来了，话讲了以后听不听就同你毫无关系。所以政协委员都有这种考虑，讲了有危险，后果严重，而且没有效果。所以大家不积极，议政参政是空话，仍旧办不到。我还当小组长了，组内都是一些老干部，都是很会讲话的，他们倒也不怕的，有人在旁边记录，他们去整理好了后，还将由秘书长之类的人修改，我们的一些话全被删去，有些话连一个字也不许发表。只有那些冠冕堂皇，吹吹拍拍的好话可以发表，对他有批评的内容全部删去，尤其是对毛主席问题，一字不好提。文化大革命不讲毛泽东就很难谈了，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嘛。这种《 简报》发出来是很糟糕的。政协和人大一起开会，我们去看人大的简报，比政协还要糟糕，人大代表都是规规矩矩的。人家还是喜欢看政协委员讲的话还比较实在一点。可见人民代表大会是空的，代表都是委派的，不是真正选举出来的，他怎么敢讲话。政协也好，人大也好，这么重要的两套班子都不让议政、参政，最后两个会合起来一道开。每天看简报没有看到人大有什么东西提出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民主到底要不要很值得研究。你说资产阶级民主是假的，我们有没有真的民主呢？照样没有，更是假的，更没有民主。真的民主首先要有言论自由，说错了也不要紧，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你不可以加，对领袖可以批评。如果这一条不可以，那怎么办呢？领袖犯错误，你就不好讲，这个事情是很大的矛盾，要想进步也难，要想改革也难，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政协委员的意见是很值得研究的，有许多还是很好的。 应当有集中的地方，比如集中交给人大常委也可以，好的你照办，不对的你办不到答复他，或者是错的，也有个交代。但没有的，政协里的常委会可以立法，到底到哪里去通过，也应当有这样一个机制，要到人大去通过是吗？国家大事，人大又不管你政协的事，政协自己空讲一番就完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说各党派共同合作，怎么合作法？这一个大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国家他有上议院下议院，他有权的，对政府可以提出具体意见，中国这一套都没有，外国的东西也不能学，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就没有下文了。你叫人家发表意见，发扬民主，讲了以后怎么样，又没有答复，错还是对，不晓得。变成清谈误国了。
政协里也有享受，大吃大喝也很厉害，八十年代，开一次会就是大吃大喝到开完为止每天都吃好的。游山玩水也来的，参观各方面，这是享受，并且社会上地位也蛮好，给你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就是这么一点东西，实权没有的，这是我的感受，我参加了五年，对不对不知道。化这么多的钱，人力、物力，每年开好几次会有什么效果呢？实在讲不清楚，但也无可奈何，比你做牛鬼蛇神总归好一点。而这些问题又当怎么解释呢？ 到82年底我彻底改正了，就把我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去做党委顾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我年纪已经七十多岁了 ，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叫我退休离休也可以，已经无所谓。83年我结束了在政协的工作，到上海社科院去当党委顾问了。
接下来讲在上海社科院当顾问的事情。1983年1月份我去报到 ，到87年十月份离休也是五年。这里的风景线又不一样了，这五年也是非常复杂，风云变化之际。上海社科院是文革以后由黄逸峰建立起来的，也同政协差不多，都是些摘帽子的右派分子、平反的反革命分子 ，大都是知识分子，有些是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地方好去，没有职业，就安排到社科院，一般都会写些东西，这些人占的比例蛮大； 还有些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写作班子成员，文革结束后下来了，到哪里去呢？你要判他刑也没有那么严重，也安排到社科院；还有的是机关人员，年纪大退下来了，就到社科院做研究工作，年纪大一点也无所谓。我也走到这个行列来了，安排一下就是这么个意思。顾问就是顾而不问的，你也可以不去上班，但我是坚持六天上班。我去了可以研究一些问题，讲话是毫无用处，没人来听你的。宣传部是社科院的直接领导，他怎么会来听你顾问的话，所以可以顾而不问的。
但重大问题我还是要过问的，这里也发生过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整党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两件。后来还有反对机关办三产等等，我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这几年当中反自由化的斗争蛮激烈的。
社科院很复杂，还有退伍下来的军人 ，机构越来越大，我离休的时候就有一千多人，刊物很多，但质量不好。真正能写好文章的人还很少，有些人写是写了但质量差 ，所以这里刊物是多而杂乱。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联系实际，东抄西拼。1983年开放了，有许多外国的东西里面有反动的，也不晓得都抄来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也相当多乱抄，界线不清楚。我看了也着急。但是我们领导人忙于事务，没有人真正去研究理论。我是顾问也没有办法 ，后来派来洪泽担任党委书记，他眼睛不好只有一只好用，不大能看得见东西，看书就更难了。他也不是搞理论的 。我认为要改革，机构不能庞大，杂乱无章不行。但是宣传部顶喜欢把人都塞到社科院来，他们自己退下来的人也都放到社科院，你又不能不接受，队伍越来越大，成份越来越复杂，质量越来越差，要缩小范围也不可能。原来很大的一个房子已不够，再另外造一个大房子还是不够，我当时提出要少而精，没有人要听，要缩小编制也不可能，节约开支也不可能，支出越来越大。
社科院按理在理论上应该是带头羊，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后来许多稿子都是外稿，自己不写文章了，没有人写。很多人不来上班 ，到领薪水的时候都来了，领好就走。我觉得这样情况不好，但无力纠正。
孙冶方是1983年2月逝世的， 4月中国社科院在他家乡无锡召开一个经济座谈会纪念孙治方 。我也去参加的。在会议上可以看到两派的斗争很激烈，一种意见就是要改革，按照孙治方的理论，工厂要有利润；另一派认为计划经济好。但到会的人多数是主张进行改革的，反对改革的人少，但依旧可以看得出对立。对此北京方面非常不高兴，孙治方这样一个人值得你们到无锡开那样大的会议？这会在全国有影响的，来的人不止北京、上海的，别地方的人也来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的南京大学的讲师也来参加，说明会议的重要并带有政治性的。我想替孙治方写一本传记，会开完了我就同他的亲属一起到北京去收集他的遗物、笔记，文章、自传等材料。结果到了北京我生病了，腿上生很大一个疮，痛得不得了，还发高烧 ，被送到复兴医院去开刀 。这一下在北京就待了几个月，在北京来看我的人很多。
那正是全国反自由化最厉害的时候，开始反对精神污染，后来变成反对自由化。胡乔木写了一本书《反异化论》，这本书我看了，认为很有问题，你们讲异化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认为异化就是说共产党会变质，讲的是政治上的问题。其实异化是马克思讲的，失误和变化都是在异化中，这没有错，当时批判异化就是和平演变 ，真是奇怪的事情。我在北京期间有八天是最紧张的，这大家都说又要反右派斗争了，报上一天天形势很紧张，看人民日报今天有什么文章出来，每句话是什么意思，都在猜测。这个"异化"不是哲学问题而变成政治问题了。"反异化""反自由化"同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我在京听到 裤脚管不好小，女同志披头发不可以，甚至于到机关里去要把辫子扎好才能进机关。门房还放了一些橡皮筋在那儿 ，来了长头发的就用橡皮筋扎一扎，有人把结婚照片放在身边说也是搞腐化，你怎么把女人的照片放在身边？未婚妻照片放在袋里也被批。这种落后的农民意识一时间大大泛起。我在北京有个亲戚老工程师（注：徐承志）七十多岁，老了老婆死后生活孤独想结婚，对象是比较年纪轻的，也被批判说他是精神污染，自由化。反对的人还是他老朋友，是个师级干部，去揭发这是精神污染，不许结婚。这个女的弄得非常狼狈，很孤立精神不大正常，被送到精神医院，生活费也没有，老工程师每月给她几十块钱。不得了，说他又是精神污染，这种事真是岂有此理。这件案子说到我这里来，来人说那个老工程师怎样不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当面就被我骂了一顿，说你这是胡闹，这也算是反精神污染？ 而干这种事的都是老头子，不是小青年。这么大的人这点道理也不懂，法律观念一点也没有。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自经历的。
反异化等运动搞了二十八天后也有人出来讲话，这样搞下去不行。但精神污染继续反。什么是自由化实质上弄不清，总之对领导有意见就不行，就同反右斗争一样，弄了不好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又要引起大动乱了，83年我在北京看到就是这样。
我回到上海，社科院是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的重点，当时宣传部是陈其五，此人很能整人 ，他经常打电话到社科院来问：你们有什么自由化问题，我说没有不理他。他还动员了一个老糊涂来发表演讲，说什么叫自由化，一点一点讲得很多，其中有一点：个人主义也是自由化，这样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我看到了，下面群众哗然，社科院是不是要搞反右派斗争，还是要搞什么事了？ 我就不能忍耐，我找到这个老家伙谈话，我说你写这种东西是什么意思，个人主义你有没有啊？那么你也是自由化，你这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讲，这样社科院还能工作吗？每个人都要检查个人主义，搞人人过关这还得了，谁叫你这样搞的？他说陈其五叫他写的。我说他是在搞运动，我这里不好搞运动。
我后来直接去找陈其五，问他你怎么叫他写这种文章？陈其五说他没有叫他写，他赖了，赖了就算了我不去追究他。这件事被我顶回去了。据洪泽告诉我，陈其五本来还要准备整洪泽的 ，他想从党委书记整起，这还得了啊。这种人投机，上面叫反自由化我就奉承、响应，好立一功，将来可以提拔，就是这种思想。这样的人我不能容忍，这种事被我挡住了不能让他这样搞。
后来中央也派人来，中央宣传部派人来开会谈反自由化，我也不客气。我问：什么叫自由化，请你讲讲清楚，我就搞不懂。他讲不出来，只好夹着尾巴走路。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我不好提他的名，难为情。讲不出你不要来搞，后来检查我们出版的书刊，其中有一个是写斯大林怎样镇压反革命，杀了很多中央委员，这个事全世界都知道，但中国是不许出版的。 把这些材料都编成一本小册子说这就是自由化！所以我说中国共产党水平竟是这样低，人家写的都是资料。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研究研究也不妨，他说这也是自由主义不好出版，那还有什么文章好写？有什么问题好研究？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真正问题严重的没有抓。这种人到底是思想问题，还是水平问题这个我不清楚，反正这种人太多了。在社科院里弄得人心惶惶，也没有人敢再写文章，只有抄，照报纸上千篇一律的抄，谁敢去联系实际 ？联系不好就没命了，这个风气到现在也没有转变。
我们有些搞哲学的人也跟着胡乔木写文章，拥护胡乔木理论，这胡乔木变成毛泽东第二了，大学生每人必读，讲课也要讲胡乔木理论。我们社科院拍马屁的人马上写文章，我不屑一顾，我说这种文章不通，大泼冷水。岂有此理这种东西一发展，明天又是大混乱，文化大革命这一套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我心中想社科院应当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过去理论上的错误也应当批判。文化大革命理论上错误问题也很多，也没有批判，但这都是不可以的。没有方向，没有政策怎么工作？
这样弄了一阵以后接着就整党了，搞"三种人" ，这事情党委要油负责 ，我就也要管了。我一看这里问题很多，首先一个 就是要把思想弄清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是什么思想动机？持什么观点？这个要弄清。毛泽东何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很严重的错误观点要不要批判？我看要的，讲来讲去就是因为有三种人，四人帮不行，你就是把这些人都抓起来了，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教育全党的问题。但这个工作没有布置，我试一试把张春桥过去的这种文章拿出来大家讨论分析 ，这个说也是不可以的，我一个人孤掌难鸣。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它的严重性，它的祸害都要讲 ，特别要以思想认识上面弄清楚，比如专反知识分子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在《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发动起来？来龙去脉总该有 、十七年文艺黑线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文艺黑线存在吗？ 还有说什么两条路线斗争，我认为共产党历史决不能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都是共产国际搞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主义，什么左派、右派都是瞎说，造成混乱，好像自由化一样，一会儿反自由化，人斗我斗，结果人打死了问题也没有解决。整党很大的问题就是思想认识上面没有提高，大家都害怕，精神紧张。文革中一种是被打倒，一种是打人的，总共这两种人，那时候打人的人是很害怕。弄了一通以后要对"三种人"作组织清理 ，上面派来了工作组。
工作组第一批来的人还是造反派的人，大家也认得他们，这些造反派到来整我们了，后来再调一批，来过好几批，都是工作组领导，从宣传部派来的。有点像踢开党委闹革命差不多的形势。社科院党委书记洪泽根本不知道，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什么人是"三种人"，他们都直接向宣传部汇报，就是这样做法。社科院很复杂的，张春桥的写作班子也都在社科院，还有打死人的一批人，有一个把陈同生打得手都打肿的人也在，这种人肯定要算三种人的 。 这种人怎么解决，打死人又怎么办呢？上海市委组织部整党办发来一个通知，称：即使问题很严重的也不要定为"三种人"，只要他检讨好承认错误，这样"三种人"就没有了。我要去同他们讲理，照你这种规定那我们社科院一个也没有，打死人的人确实有，有些问题相当严重，张春桥写作班子怎么办呢？界线不清楚，实质上上面是要你把"三种人"全部放掉，这种整党实际上完全是走过场， 理论上搞清党，组织上没有整党，毫无成绩可言。整党过程没人调动，有许多人明明有问题还照样工作，有些还被提拔了。大家是不服的，明明是包庇过关了，上面有意这样搞 ，中央是薄一波领导的，我也没看见过薄一波的文件，只晓得上海市委讲这是中央指示。
后来朱镕基来开了一个离休干部座谈会，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说社科院我看到的整党是走过场，有个什么大问题呢？疙瘩没有消除掉，被整的，整人的两方面情绪都对立 ，是非不清楚这很不好。 基本问题是要牵涉到毛泽东，问题一谈统统要牵涉到他，整人的人不服，他讲我是听中央的指示，被整的人也不服，我吃了那么多苦头，你到没有事，也有意见。有的人动机不纯，打人或者抢东西，到人家家里抄家乘机捞一票，这是犯法了，有的杀人了，这些都不弄清，混淆为造反，都是造反派，现在还没搞清楚。在使用干部上面有困难。有许多档案材料里面写的某人是造反派，到底造反到什么程度？都不清楚，这整党没教育意义，很可能重复犯错误， 所以这 第二件事情：整党，我也没有做好。
整党时间拖得相当长，在这个时间我就埋头写文章。写文章我认为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许多冤案没有弄清，我能力所能做的就是写历史证明，有许多人还是没有平反。我当时就写为很多东西。这里还有一桩事 因为我是最早积极推动要求为潘案平反的， 83年初我一到社科院，就叫我去参加潘案平反小组。这个案子非常严重，但这个案子处理方法是很成问题的，市委建立这样一个小组说是部一级待遇，这都是空话，算什么意思呢？什么级不有什么关系，要具体做点事出来。潘汉年的材料有十四箱，但是说这些东西是不好看的。大概一看要牵出毛泽东来，只好锁了。组长是王尧山，钥匙在他手里，我们都不好看，连他组长也不好看。档案材料不好看你说怎么平反 ？这是很大疑问，但这绝对不许看。就凭这一点我敢肯定是弄不好了。其实上面并不想彻底弄清楚。平反是平反了一大批人，有许多象刘人寿这样，坐了二十几年牢的都平反了。但还有一些人，案子不是顶大，但苦头吃了不少的，拖泥带水也没有彻底平反。潘案涉及到党外人士，很多民主党派也没有给人家平反，这里冤枉案子多了。其中有一件案子真可笑了， 革命大学学员中许多人都是国民党起义人员 ，他们在情报系统为我们做了很多贡献，到一定时候却宣布统统是反革命，全部抓起来 判十年、二十年徒刑这个样子的啊！其中有一个民主党派 人士我认识的，他同我讲了很多，他得到重要军事情报，对解放军进城很有用处，但这人老不给他解放平反，说他是特务。他参加过特务组织是不错的，参加特务也是共产党叫他去的，这样的事情我很清楚，他原来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坏人，是有功之人。 他告诉我他同某某人有关系，某某人到平反了，他没有平反，我刚好也看到这材料， 我说这个不行，立刻写了一张条子给他，叫他到办公室去说我写的条子要为他平反。他们一看是我写的条子，就给他平反了，但还给他留尾巴。
陆久之情况我最清楚了，他多少年来一直替我们做情报工作，但潘汉年案子发生以后也把他关起来，判了15年徒刑，后来出来了，但一直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又是斗得一塌糊涂，这样的人叫他反革命实在是太冤枉了。他做了很多重要情报工作，是位资深情报人员。当时他的社会关系很复杂，要混到日本人队伍里去，利用日本人的钱，那时日本人很好赚，都是用金条。平反结论中总要弄点什么留尾巴，说这是贪污。我说这个不好叫贪污，日本人的钱弄到我们的事业上来哪能好叫贪污呢？这不是我们党的机关，到日本人特务机关去弄钱来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这不允许，人家官司吃了好几年，功劳到不算，还拿这种事盯着不放，太没出息！ 这种干部的社会知识、历史知识都太差，没有办法。后来我自己提笔给他写结论。陆久之的结论是我替他写的，写了以后他们认为太客气了，还要给他加点什么东西，他本人也同意了。我说不许留尾巴，人家年纪也这样大了，一生都为共产党努力，还要给人家加上尾巴，怎么对得起人家？我碰到这种事情总要讲真话。社科院复杂，派性也多。很多障碍是从公安局来的，公安局认为有问题 ，你说没有问题他就不服同你辩论，陆久之也是公安局卡他的。公安局认为这个人问题非常严重，我说他的问题非常简单，我认识这个人。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解放他。
这个人的解放影响很大，他是蒋介石的女婿啊，（注：蒋介石前夫人陈洁如养女的丈夫）后来他到香港，他夫人在香港，她不准陆久之回到上海 ，把他证件、通行证都拿走了。不好回来了。后来陆到香港新华社去讲这事 ，请他们想办法把自己送回上海。后来是新华社帮忙办理把他送回上海来。他要回来这是很坚决的。蒋经国曾拼命要他到台湾去，他也不去。陆久之这个人很有硬骨头精神，宁可在上海苦。 所以我要讲话了，这样的人你们不照顾不行的。后来安全部出面请他吃饭，我陪他，又给他房子，给他钞票。因此他现在还在这里。这个他如果要到台湾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影响不好了。这种事情如果我们办妥了，对国际上影响很大。后来台湾人也写他的文章，只能骂骂他了，处理这种事不好马虎，一个不慎就要出大事。
潘汉年平反事也很不简单，一路来就是不断斗争，但最后也没人写他的文章，我就给他写了文章《潘汉年非凡的一生》。这又碰到困难。我84年写好送到社科院，社科院送到中央，中央送到安全部，一直到87年十月我要离休了还没批下来，社科院也不负责任的 ，我说现在我要离休了，如果不要就把稿子退我，最后去找出来说审查结果没问题就出版了。 出版后来影响很大，人家才晓得潘汉年 案子时什么事。潘汉年平反以后找理应当广泛宣传他的事迹 ，但仍旧不可以多讲，什么道理呢？又是为了毛泽东的事。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又说要给潘汉年拍电视了，现在影迹也没有，92年中央已经批准拍电影了，现在96年了，四、五年下来了。
从上海政协到社科院
我从一九七八年参加上海市政协到八二年年底刚好五年 。这个五年是中国翻天覆地转变的五年，讲一讲我的体会，我的感想。
政协这个机关我进去以后比在杭州要好得多了，人好像是解放了。本来象囚犯一样一步路也不好走。到了上海以后帽子摘掉了总算是解放了，但还不彻底，并没有恢复我的名誉，也没有恢复我的党籍。不过可以接触群众，否则是不可接触人的贱民，就像印度的贱民一样。到了政协以后同群众接触，是一大进步，人家在讲什么我就知道，许多人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这五年中我见到的人很多，也参观了很多地方，读到很多文件，收获很大，基本上弄懂了（反右以来的）二十年是怎么回事。本来不是顶清楚，现在来龙去脉弄清不少，这一看问题很严重。当时埋头苦干，低头认罪，等我抬起头一想这问题严重，决不是我个人问题，国家已经非常危险。
1978年 胡耀邦上台 ，他也在那里思考，在那里研究，他吃了不少苦头，胡耀邦同志我觉得是好同志，他非常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解放了大批冤错假案。这时三中全会开过了，中国改革开放了，但当中有两年凡是派当道，正好是我在政协的时候。1978、79年基本上不好讲话，到华国锋下去以后就好了。80年开始情况转好 ，思想开始活跃 。在政协里讲话也可以胆子大一点。政协的大部分人受过迫害，以后没有地方去，没有职务，没有薪水有许多是劳动改造回来的。没有地方去就被放在政协里面。这些人都有共同想法，共同语言，并不是发牢骚，大家都是在很苦痛中回忆过去。这些人过去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有经验，有好多是大学教授很能讲。 像周谷成就在那里我见到的，我就问他，你不是毛主席的好朋友吗？左派分子，怎么也会弄得这样呢？我听说毛主席叫你扫厕所和我一样，毛主席同张春桥讲的，打扫厕所也是革命。他只好对我苦笑。这种人很多，我后来编在大学组里，都是那些教授们，这些人过去都有社会地位，许多人地位还相当高，有不少民主党派的头头。大家要求改革的呼声非常大，但不知怎样改革，心中无数。
政协有这样一个问题，文革以前毛泽东讲各党要和睦相处、互相监督，长期共存，这些都没有做到。文革以后的政协就不是这样提了，要一党专政，多党合作，议政参政，是这么一个方针。我看这两个政策都没有贯彻下去，互相监督不存在，57年反右鸣放互相监督了，提意见了，都成了右派 。在杭州的时候我也是政协委员，也发表意见，都成问题。许多民主党派都统统打倒。只好在政协里面讲话，但这怎么监督呢？不提批评意见，都是听话服从命令就是了，不可以有不同意见，谈不到监督，所以都是空话。文革以后政协改为议政、参政。这个没有什么结果，做得也很差，这" 议政"两个字就成问题，首先要议论才能参政，但议论这个东西就有困难，无形中的限制非常厉害，也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议什么话不能议，界线很难划清。比如许多人文化大革命蒙受了这么大的痛苦，他可不可以讲一讲，怎么受苦的，但不好讲。许多人是右派他好讲吗？在会议上这种人都不好讲，所以议政这个事情也是没有做到的。因此参政也是假的。怎么参呢？你只要开会来了，话讲了以后听不听就同你毫无关系。所以政协委员都有这种考虑，讲了有危险，后果严重，而且没有效果。所以大家不积极，议政参政是空话，仍旧办不到。我还当小组长了，组内都是一些老干部，都是很会讲话的，他们倒也不怕的，有人在旁边记录，他们去整理好了后，还将由秘书长之类的人修改，我们的一些话全被删去，有些话连一个字也不许发表。只有那些冠冕堂皇，吹吹拍拍的好话可以发表，对他有批评的内容全部删去，尤其是对毛主席问题，一字不好提。文化大革命不讲毛泽东就很难谈了，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嘛。这种《 简报》发出来是很糟糕的。政协和人大一起开会，我们去看人大的简报，比政协还要糟糕，人大代表都是规规矩矩的。人家还是喜欢看政协委员讲的话还比较实在一点。可见人民代表大会是空的，代表都是委派的，不是真正选举出来的，他怎么敢讲话。政协也好，人大也好，这么重要的两套班子都不让议政、参政，最后两个会合起来一道开。每天看简报没有看到人大有什么东西提出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民主到底要不要很值得研究。你说资产阶级民主是假的，我们有没有真的民主呢？照样没有，更是假的，更没有民主。真的民主首先要有言论自由，说错了也不要紧，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你不可以加，对领袖可以批评。如果这一条不可以，那怎么办呢？领袖犯错误，你就不好讲，这个事情是很大的矛盾，要想进步也难，要想改革也难，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政协委员的意见是很值得研究的，有许多还是很好的。 应当有集中的地方，比如集中交给人大常委也可以，好的你照办，不对的你办不到答复他，或者是错的，也有个交代。但没有的，政协里的常委会可以立法，到底到哪里去通过，也应当有这样一个机制，要到人大去通过是吗？国家大事，人大又不管你政协的事，政协自己空讲一番就完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说各党派共同合作，怎么合作法？这一个大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国家他有上议院下议院，他有权的，对政府可以提出具体意见，中国这一套都没有，外国的东西也不能学，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就没有下文了。你叫人家发表意见，发扬民主，讲了以后怎么样，又没有答复，错还是对，不晓得。变成清谈误国了。
政协里也有享受，大吃大喝也很厉害，八十年代，开一次会就是大吃大喝到开完为止每天都吃好的。游山玩水也来的，参观各方面，这是享受，并且社会上地位也蛮好，给你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就是这么一点东西，实权没有的，这是我的感受，我参加了五年，对不对不知道。化这么多的钱，人力、物力，每年开好几次会有什么效果呢？实在讲不清楚，但也无可奈何，比你做牛鬼蛇神总归好一点。而这些问题又当怎么解释呢？ 到82年底我彻底改正了，就把我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去做党委顾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我年纪已经七十多岁了 ，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叫我退休离休也可以，已经无所谓。83年我结束了在政协的工作，到上海社科院去当党委顾问了。
接下来讲在上海社科院当顾问的事情。1983年1月份我去报到 ，到87年十月份离休也是五年。这里的风景线又不一样了，这五年也是非常复杂，风云变化之际。上海社科院是文革以后由黄逸峰建立起来的，也同政协差不多，都是些摘帽子的右派分子、平反的反革命分子 ，大都是知识分子，有些是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地方好去，没有职业，就安排到社科院，一般都会写些东西，这些人占的比例蛮大； 还有些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写作班子成员，文革结束后下来了，到哪里去呢？你要判他刑也没有那么严重，也安排到社科院；还有的是机关人员，年纪大退下来了，就到社科院做研究工作，年纪大一点也无所谓。我也走到这个行列来了，安排一下就是这么个意思。顾问就是顾而不问的，你也可以不去上班，但我是坚持六天上班。我去了可以研究一些问题，讲话是毫无用处，没人来听你的。宣传部是社科院的直接领导，他怎么会来听你顾问的话，所以可以顾而不问的。
但重大问题我还是要过问的，这里也发生过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整党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两件。后来还有反对机关办三产等等，我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这几年当中反自由化的斗争蛮激烈的。
社科院很复杂，还有退伍下来的军人 ，机构越来越大，我离休的时候就有一千多人，刊物很多，但质量不好。真正能写好文章的人还很少，有些人写是写了但质量差 ，所以这里刊物是多而杂乱。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联系实际，东抄西拼。1983年开放了，有许多外国的东西里面有反动的，也不晓得都抄来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也相当多乱抄，界线不清楚。我看了也着急。但是我们领导人忙于事务，没有人真正去研究理论。我是顾问也没有办法 ，后来派来洪泽担任党委书记，他眼睛不好只有一只好用，不大能看得见东西，看书就更难了。他也不是搞理论的 。我认为要改革，机构不能庞大，杂乱无章不行。但是宣传部顶喜欢把人都塞到社科院来，他们自己退下来的人也都放到社科院，你又不能不接受，队伍越来越大，成份越来越复杂，质量越来越差，要缩小范围也不可能。原来很大的一个房子已不够，再另外造一个大房子还是不够，我当时提出要少而精，没有人要听，要缩小编制也不可能，节约开支也不可能，支出越来越大。
社科院按理在理论上应该是带头羊，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后来许多稿子都是外稿，自己不写文章了，没有人写。很多人不来上班 ，到领薪水的时候都来了，领好就走。我觉得这样情况不好，但无力纠正。
孙冶方是1983年2月逝世的， 4月中国社科院在他家乡无锡召开一个经济座谈会纪念孙治方 。我也去参加的。在会议上可以看到两派的斗争很激烈，一种意见就是要改革，按照孙治方的理论，工厂要有利润；另一派认为计划经济好。但到会的人多数是主张进行改革的，反对改革的人少，但依旧可以看得出对立。对此北京方面非常不高兴，孙治方这样一个人值得你们到无锡开那样大的会议？这会在全国有影响的，来的人不止北京、上海的，别地方的人也来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的南京大学的讲师也来参加，说明会议的重要并带有政治性的。我想替孙治方写一本传记，会开完了我就同他的亲属一起到北京去收集他的遗物、笔记，文章、自传等材料。结果到了北京我生病了，腿上生很大一个疮，痛得不得了，还发高烧 ，被送到复兴医院去开刀 。这一下在北京就待了几个月，在北京来看我的人很多。
那正是全国反自由化最厉害的时候，开始反对精神污染，后来变成反对自由化。胡乔木写了一本书《反异化论》，这本书我看了，认为很有问题，你们讲异化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认为异化就是说共产党会变质，讲的是政治上的问题。其实异化是马克思讲的，失误和变化都是在异化中，这没有错，当时批判异化就是和平演变 ，真是奇怪的事情。我在北京期间有八天是最紧张的，这大家都说又要反右派斗争了，报上一天天形势很紧张，看人民日报今天有什么文章出来，每句话是什么意思，都在猜测。这个"异化"不是哲学问题而变成政治问题了。"反异化""反自由化"同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我在京听到 裤脚管不好小，女同志披头发不可以，甚至于到机关里去要把辫子扎好才能进机关。门房还放了一些橡皮筋在那儿 ，来了长头发的就用橡皮筋扎一扎，有人把结婚照片放在身边说也是搞腐化，你怎么把女人的照片放在身边？未婚妻照片放在袋里也被批。这种落后的农民意识一时间大大泛起。我在北京有个亲戚老工程师（注：徐承志）七十多岁，老了老婆死后生活孤独想结婚，对象是比较年纪轻的，也被批判说他是精神污染，自由化。反对的人还是他老朋友，是个师级干部，去揭发这是精神污染，不许结婚。这个女的弄得非常狼狈，很孤立精神不大正常，被送到精神医院，生活费也没有，老工程师每月给她几十块钱。不得了，说他又是精神污染，这种事真是岂有此理。这件案子说到我这里来，来人说那个老工程师怎样不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当面就被我骂了一顿，说你这是胡闹，这也算是反精神污染？ 而干这种事的都是老头子，不是小青年。这么大的人这点道理也不懂，法律观念一点也没有。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自经历的。
反异化等运动搞了二十八天后也有人出来讲话，这样搞下去不行。但精神污染继续反。什么是自由化实质上弄不清，总之对领导有意见就不行，就同反右斗争一样，弄了不好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又要引起大动乱了，83年我在北京看到就是这样。
我回到上海，社科院是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的重点，当时宣传部是陈其五，此人很能整人 ，他经常打电话到社科院来问：你们有什么自由化问题，我说没有不理他。他还动员了一个老糊涂来发表演讲，说什么叫自由化，一点一点讲得很多，其中有一点：个人主义也是自由化，这样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我看到了，下面群众哗然，社科院是不是要搞反右派斗争，还是要搞什么事了？ 我就不能忍耐，我找到这个老家伙谈话，我说你写这种东西是什么意思，个人主义你有没有啊？那么你也是自由化，你这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讲，这样社科院还能工作吗？每个人都要检查个人主义，搞人人过关这还得了，谁叫你这样搞的？他说陈其五叫他写的。我说他是在搞运动，我这里不好搞运动。
我后来直接去找陈其五，问他你怎么叫他写这种文章？陈其五说他没有叫他写，他赖了，赖了就算了我不去追究他。这件事被我顶回去了。据洪泽告诉我，陈其五本来还要准备整洪泽的 ，他想从党委书记整起，这还得了啊。这种人投机，上面叫反自由化我就奉承、响应，好立一功，将来可以提拔，就是这种思想。这样的人我不能容忍，这种事被我挡住了不能让他这样搞。
后来中央也派人来，中央宣传部派人来开会谈反自由化，我也不客气。我问：什么叫自由化，请你讲讲清楚，我就搞不懂。他讲不出来，只好夹着尾巴走路。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我不好提他的名，难为情。讲不出你不要来搞，后来检查我们出版的书刊，其中有一个是写斯大林怎样镇压反革命，杀了很多中央委员，这个事全世界都知道，但中国是不许出版的。 把这些材料都编成一本小册子说这就是自由化！所以我说中国共产党水平竟是这样低，人家写的都是资料。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研究研究也不妨，他说这也是自由主义不好出版，那还有什么文章好写？有什么问题好研究？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真正问题严重的没有抓。这种人到底是思想问题，还是水平问题这个我不清楚，反正这种人太多了。在社科院里弄得人心惶惶，也没有人敢再写文章，只有抄，照报纸上千篇一律的抄，谁敢去联系实际 ？联系不好就没命了，这个风气到现在也没有转变。
我们有些搞哲学的人也跟着胡乔木写文章，拥护胡乔木理论，这胡乔木变成毛泽东第二了，大学生每人必读，讲课也要讲胡乔木理论。我们社科院拍马屁的人马上写文章，我不屑一顾，我说这种文章不通，大泼冷水。岂有此理这种东西一发展，明天又是大混乱，文化大革命这一套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我心中想社科院应当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过去理论上的错误也应当批判。文化大革命理论上错误问题也很多，也没有批判，但这都是不可以的。没有方向，没有政策怎么工作？
这样弄了一阵以后接着就整党了，搞"三种人" ，这事情党委要油负责 ，我就也要管了。我一看这里问题很多，首先一个 就是要把思想弄清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是什么思想动机？持什么观点？这个要弄清。毛泽东何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很严重的错误观点要不要批判？我看要的，讲来讲去就是因为有三种人，四人帮不行，你就是把这些人都抓起来了，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教育全党的问题。但这个工作没有布置，我试一试把张春桥过去的这种文章拿出来大家讨论分析 ，这个说也是不可以的，我一个人孤掌难鸣。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它的严重性，它的祸害都要讲 ，特别要以思想认识上面弄清楚，比如专反知识分子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在《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发动起来？来龙去脉总该有 、十七年文艺黑线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文艺黑线存在吗？ 还有说什么两条路线斗争，我认为共产党历史决不能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都是共产国际搞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主义，什么左派、右派都是瞎说，造成混乱，好像自由化一样，一会儿反自由化，人斗我斗，结果人打死了问题也没有解决。整党很大的问题就是思想认识上面没有提高，大家都害怕，精神紧张。文革中一种是被打倒，一种是打人的，总共这两种人，那时候打人的人是很害怕。弄了一通以后要对"三种人"作组织清理 ，上面派来了工作组。
工作组第一批来的人还是造反派的人，大家也认得他们，这些造反派到来整我们了，后来再调一批，来过好几批，都是工作组领导，从宣传部派来的。有点像踢开党委闹革命差不多的形势。社科院党委书记洪泽根本不知道，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什么人是"三种人"，他们都直接向宣传部汇报，就是这样做法。社科院很复杂的，张春桥的写作班子也都在社科院，还有打死人的一批人，有一个把陈同生打得手都打肿的人也在，这种人肯定要算三种人的 。 这种人怎么解决，打死人又怎么办呢？上海市委组织部整党办发来一个通知，称：即使问题很严重的也不要定为"三种人"，只要他检讨好承认错误，这样"三种人"就没有了。我要去同他们讲理，照你这种规定那我们社科院一个也没有，打死人的人确实有，有些问题相当严重，张春桥写作班子怎么办呢？界线不清楚，实质上上面是要你把"三种人"全部放掉，这种整党实际上完全是走过场， 理论上搞清党，组织上没有整党，毫无成绩可言。整党过程没人调动，有许多人明明有问题还照样工作，有些还被提拔了。大家是不服的，明明是包庇过关了，上面有意这样搞 ，中央是薄一波领导的，我也没看见过薄一波的文件，只晓得上海市委讲这是中央指示。
后来朱镕基来开了一个离休干部座谈会，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说社科院我看到的整党是走过场，有个什么大问题呢？疙瘩没有消除掉，被整的，整人的两方面情绪都对立 ，是非不清楚这很不好。 基本问题是要牵涉到毛泽东，问题一谈统统要牵涉到他，整人的人不服，他讲我是听中央的指示，被整的人也不服，我吃了那么多苦头，你到没有事，也有意见。有的人动机不纯，打人或者抢东西，到人家家里抄家乘机捞一票，这是犯法了，有的杀人了，这些都不弄清，混淆为造反，都是造反派，现在还没搞清楚。在使用干部上面有困难。有许多档案材料里面写的某人是造反派，到底造反到什么程度？都不清楚，这整党没教育意义，很可能重复犯错误， 所以这 第二件事情：整党，我也没有做好。
整党时间拖得相当长，在这个时间我就埋头写文章。写文章我认为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许多冤案没有弄清，我能力所能做的就是写历史证明，有许多人还是没有平反。我当时就写为很多东西。这里还有一桩事 因为我是最早积极推动要求为潘案平反的， 83年初我一到社科院，就叫我去参加潘案平反小组。这个案子非常严重，但这个案子处理方法是很成问题的，市委建立这样一个小组说是部一级待遇，这都是空话，算什么意思呢？什么级不有什么关系，要具体做点事出来。潘汉年的材料有十四箱，但是说这些东西是不好看的。大概一看要牵出毛泽东来，只好锁了。组长是王尧山，钥匙在他手里，我们都不好看，连他组长也不好看。档案材料不好看你说怎么平反 ？这是很大疑问，但这绝对不许看。就凭这一点我敢肯定是弄不好了。其实上面并不想彻底弄清楚。平反是平反了一大批人，有许多象刘人寿这样，坐了二十几年牢的都平反了。但还有一些人，案子不是顶大，但苦头吃了不少的，拖泥带水也没有彻底平反。潘案涉及到党外人士，很多民主党派也没有给人家平反，这里冤枉案子多了。其中有一件案子真可笑了， 革命大学学员中许多人都是国民党起义人员 ，他们在情报系统为我们做了很多贡献，到一定时候却宣布统统是反革命，全部抓起来 判十年、二十年徒刑这个样子的啊！其中有一个民主党派 人士我认识的，他同我讲了很多，他得到重要军事情报，对解放军进城很有用处，但这人老不给他解放平反，说他是特务。他参加过特务组织是不错的，参加特务也是共产党叫他去的，这样的事情我很清楚，他原来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坏人，是有功之人。 他告诉我他同某某人有关系，某某人到平反了，他没有平反，我刚好也看到这材料， 我说这个不行，立刻写了一张条子给他，叫他到办公室去说我写的条子要为他平反。他们一看是我写的条子，就给他平反了，但还给他留尾巴。
陆久之情况我最清楚了，他多少年来一直替我们做情报工作，但潘汉年案子发生以后也把他关起来，判了15年徒刑，后来出来了，但一直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又是斗得一塌糊涂，这样的人叫他反革命实在是太冤枉了。他做了很多重要情报工作，是位资深情报人员。当时他的社会关系很复杂，要混到日本人队伍里去，利用日本人的钱，那时日本人很好赚，都是用金条。平反结论中总要弄点什么留尾巴，说这是贪污。我说这个不好叫贪污，日本人的钱弄到我们的事业上来哪能好叫贪污呢？这不是我们党的机关，到日本人特务机关去弄钱来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这不允许，人家官司吃了好几年，功劳到不算，还拿这种事盯着不放，太没出息！ 这种干部的社会知识、历史知识都太差，没有办法。后来我自己提笔给他写结论。陆久之的结论是我替他写的，写了以后他们认为太客气了，还要给他加点什么东西，他本人也同意了。我说不许留尾巴，人家年纪也这样大了，一生都为共产党努力，还要给人家加上尾巴，怎么对得起人家？我碰到这种事情总要讲真话。社科院复杂，派性也多。很多障碍是从公安局来的，公安局认为有问题 ，你说没有问题他就不服同你辩论，陆久之也是公安局卡他的。公安局认为这个人问题非常严重，我说他的问题非常简单，我认识这个人。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解放他。
这个人的解放影响很大，他是蒋介石的女婿啊，（注：蒋介石前夫人陈洁如养女的丈夫）后来他到香港，他夫人在香港，她不准陆久之回到上海 ，把他证件、通行证都拿走了。不好回来了。后来陆到香港新华社去讲这事 ，请他们想办法把自己送回上海。后来是新华社帮忙办理把他送回上海来。他要回来这是很坚决的。蒋经国曾拼命要他到台湾去，他也不去。陆久之这个人很有硬骨头精神，宁可在上海苦。 所以我要讲话了，这样的人你们不照顾不行的。后来安全部出面请他吃饭，我陪他，又给他房子，给他钞票。因此他现在还在这里。这个他如果要到台湾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影响不好了。这种事情如果我们办妥了，对国际上影响很大。后来台湾人也写他的文章，只能骂骂他了，处理这种事不好马虎，一个不慎就要出大事。
潘汉年平反事也很不简单，一路来就是不断斗争，但最后也没人写他的文章，我就给他写了文章《潘汉年非凡的一生》。这又碰到困难。我84年写好送到社科院，社科院送到中央，中央送到安全部，一直到87年十月我要离休了还没批下来，社科院也不负责任的 ，我说现在我要离休了，如果不要就把稿子退我，最后去找出来说审查结果没问题就出版了。 出版后来影响很大，人家才晓得潘汉年 案子时什么事。潘汉年平反以后找理应当广泛宣传他的事迹 ，但仍旧不可以多讲，什么道理呢？又是为了毛泽东的事。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又说要给潘汉年拍电视了，现在影迹也没有，92年中央已经批准拍电影了，现在96年了，四、五年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