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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上海社科院 续
Subject
China in transition
Description
From the Shanghai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to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ntinued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Shanghai, Soviet Union, Beijing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36盘
上海社科院 续
我在上海社科院一共五年，83年去的，87年离休。这个五年我干什么了？这五年我回想起来也是政局动荡的不得了的时期。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有理想，后来都变成幻想、梦想，一样也没有实现。我理想什么呢？我想这个社科院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许多问题可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尽可能解决解决，我想完全有可能，有一千多人怎么不可能呢？主要是中国问题，也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中国革命同苏联问题有关系。我的理想也蛮大，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到第四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都要研究，但这个东西人家不感兴趣。
中国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要不要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看值得研究，绝对好，绝对不好都是错误的，肯定有许多缺点有许多问题需要改进的。经济问题当然主要，但没有政治制度改革是不行的。后来是这个政治制度不好改革，我也成为梦想了。苏联问题又不好谈 。
经济问题好谈吗？也不好谈。经济最严重的就是到底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问题，这种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什么叫计划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这个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搞清楚，就都没有办法清楚。还有解放以后这么多的运动，这些都要总结经验；党史问题要不要解决？中国党史问题多了，比如莫斯科中山大学里面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问题，王明路线，后来中国的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对中国革命的损害，这些党史都没有讲清楚，这些还容易解决，是解决以前的问题 ，解放以后的问题就多了，历次运动很多，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吗？这个问题应当讨论解决，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农村经济问题都要解决，这我自己的体验很深；还有文化大革命应当总结总结，到现在为止文化大革命没有总结，避而不谈了，这个我看很不应该。我有那么多的问题，就这些大的来说一样也没有做成。
我只做了一点点的工作，写了些文章就引起反响，例如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问题，这个不在他们研究范围里，是我自己写的，写了以后想不到在东北吉林大学 的研究生看到了，他就要写毕业论文，看到这篇文章很有兴趣，从东北到上海来找我要我谈，我谈了很多。他回去以后写了一篇毕业论文，他的导师也研究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就出版了一本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叫我写了一篇序文。我就做了这么一点工作，也算起了一点作用。后来南方也有人研究，写了一些文章，说明这问题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了解，来龙去脉不知道。
有好多问题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性质，什么是社会主义，它这个社会科学院项目里第一个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从来没有人写过文章，到现在也没有写出来，交白卷了。我看形势不太好，我如果写出来恐怕引出大问题，当时十二大、十三大对此的解释不同，最后肯定是" 初级阶段社会主义 "， 中国到底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还在那里，你同党的决议相反又不好讲，那怎么讲呢？这要闯祸的，不是个别问题，在这种气氛中不能够写这类文章。
经济改革也有很多问题，到现在还是争论不休，说是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但是它一直在垮下去你怎么讲呢？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在亏损，这是现在，当时也已经有这个情况了，你怎么办？这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说你现有的经济体制是不是适合于计划经济？这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家，到今天仍旧没有改变这个情况，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可不可以搞计划经济？这个问题总要有个答复的，毛泽东那时讲三种经济，后来变成单一经济了。文化大革命后又发展为多种经济，你怎么解释 ？新民主主义阶段有没有结束？这又是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算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我这个都是乌托邦（空想了）不好谈。（社科院）曾经也试图办一个马列研究所，办了以后领导不行，非但没有解决问题，里面内部矛盾不少，为生活问题什么还吵架，后来不行，一无成就。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人研究，这个应当研究。有的人是全部否定，也不对，全部肯定也不对的，用什么辩证方法来看？这里马克思主义总可以用得上了吧，但并没有人用，到现在还稀里糊塗，要么把他骂得臭要死，前功尽弃什么也没有，要么歌颂一番也是空话。其实这些对于现代史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问题，我出版了沙文汉的一本遗作《中国奴隶社会的探讨》，浙江省委是丢在垃圾桶里去不要了，我保留有一个提纲稿，就拿到社科院历史所去出版，这个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问题，中国奴隶制社会有还是没有？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历史上的争论非常大的，沙文汉这篇文章是化了好几年心血写的，反响也很好，但没有人续续讨论。
如果政治体制不好写，我的论文就没有好写了，我就写历史，这总可以的吧，历史也只能写一点回忆录之类 ，而且都限于解放以前的东西，解放以后又不好讲，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里，要研究一些问题是非常难的，所以社科院里的成绩实在太差，这不能怪研究人员不好，你没有给他这个环境。所以我后来只好自己写点东西，到88年为止我有一份文章目录交给社科院老干部处，详细东西你可以去查一查，什么时间出版的什么文章都有。
回头想想在社科院的工作，一切的理想都落空。年令已快到八十岁了就离休了。1986年胡耀邦下台了，这个政治上很大变动，空气越来越严重，反自由化很厉害，还能讨论什么问题呢？不能讨论了。因此87年我就要求离休。在我离休时社科院变开始要做生意赚钱了，开始卖红烧鸡和鸭、出租房子、开舞厅、餐厅、卡拉OK ….，社科院弄成这种样子，这个时候性质变了，我说社科院变成大世界了，我这个人也完全是多余的了，我这个话讲了没用，宣传部要这样做，要社科院自己赚钞票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讲了很多次不行，大势所驱，高潮来了只好淹没掉了。
1987年离休以后，我超脱了，我自由了，好多事不受干扰了。离休以后的生活，自己写了一些东西。 我从80年开始就一直注意上海的党史问题，我晓得上海的党史不搞好将来更困难。因为上海这个地方是中央所在地，许多历史事件都在上海发生。经过文化大革命折磨，许多人有的生病，有的死了， 我提议搞这个东西，当时党史研究室还没有。1980年李强，这是个老党员 ，他很重视党史，召集我们一些人开会 ，讨论党史怎么写，我说现在上海连一个办公室也没有，编制也没有怎么办呢？他说我一定向中央建议，他后来大概向胡耀邦建议的，胡耀邦也十分重视党史问题，给上海十个人编制，弄搞了一幢小洋房做办公室，现在这幢房子就是当时弄下来的。要我兼做他们的顾问，我很热情地帮助他们，但是碰到的都是一种冷落的态度，不是热情的，不晓得什么道理，我也不懂。可能害怕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心有余悸，这种事情有风险，后来人家也不找我，我也不去找他们。
我想写本自传，（注: 《 我走过的道路》）写完了，二十万字左右，现在看来还不大行，我自己思想不大解放，也有害怕心里，写到89年为止，不好出版。那时我白内障越来越严重，担心健康不支，当作一个纪念，写了自己的经过，写是写好了，但是没用，不好用，不好去出版，我也不要出版，只作为对后代人的一个交代，先放在那里。
地下党的问题很严重，上海、南京的地下党许多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刘晓已经中风了，话都不大会讲了，会讲话和知道情况的就是我，我责任更大了。我也替刘晓写了一篇《刘晓在上海》文章，也始终没办法去登，没人要。到了九十年代《文汇报》给我登了前面一段，就是他刚到上海的活动，后面的东西不好登，又是腥风血雨的，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不好写，也不敢登。我也不要登，算了。活人不讲，死人怎么会讲？真是岂有此理。后来我另外想办法找来两个作家，（仇学宝，于炳坤）写文学作品总可以吧？ 我对他们详详细细讲了刘晓和上海党的历史，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写好后，到现在还不出版，（注： 后1996年8月出版，书名《魂系上海》） 这个事是沈忆琴去搞的，沈是刘晓的秘书，只有她热心要写，是她帮助找到这两个人的 。
上 海的市委（在党史问题上）还有一个宗派问题在里面，有人认为写早期上海历史都是不必要的，他们自己是抗日战争后参加革命，工作范围很有限，对全面情况不了解，但对谈自己经历的事情津津有味，吹的很大，只关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历史。我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地，你至少要从一九二一年写起。一个字也不写，这不是水平问题，是他不愿意去组织稿子。有老同志到上海来（找他们谈以前历史），理都不理，说这个历史我们不晓得，你们到中央去讲。人家送稿子上来都不要的。我只好零零碎碎写点文章，发表在《上海滩》，上海滩到还要，比如象何孟雄烈士，崔晓立烈士这都是冤案，还有钱瑛同志也是重要的干部。还有朱枫烈士，她是解放初在台湾牺牲的，这都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俞秀松，也没有人晓得，我就专写这种文章，这个不会得罪他们。三十年代党组织那么大的破坏情况不应当写吗？ 但区委里的同志比较积极，他们来找我，杨浦区，虹口区，闸北区当年党的活动很多，她们连编制也没有，后来我去反映，提出编制总要有的，他们都很起劲，大都是自发的，离休以后都想把党史搞清。
而上海党史现在在讲的，好像只有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发生。此前很多烈士的事迹也都埋没了。康生曾讲过："要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年以后才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党史的头没有了，只有后面（胜利的）尾巴了。我一开始同上海市党史委员会就在斗争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同我就没有关系了，何况解放战争时期我也不在上海而在南京。
南京方面我也要写，南京情况好一点，他们没有这种宗派，南京搞党史我也去参加，我最早在84年写了一篇《我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这篇文章很有影响，把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南京解放这一段历史写出来， 我再不讲没人知道了，有许多起义人员已经被埋没掉了。现在拍电视也在讲这些东西，这同平反很有关系，大批人都受到过冤枉，南京党史初稿已写好，但现在不易出版，因为思想还不够解放，上面一定要同以前写的历史一致，这样许多问题就写不下去了。只好先把材料摆在那里，以后再讲，好发表的写一点，不好发表的放在一边，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解放以后的具体历史是空的，这很危险，现在国外很多，中国反而没有了，例如红卫兵运动、林彪事件 、文艺路线十七条、四人帮的政治历史等等搞不清楚了，连毛泽东这个人也都快不知道了。这个问题我总一直担心，我离休以后常在想这个问题，历史空洞化了很危险。
1988年眼睛已经不大好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学生运动，孤岛时期上海的学生运动是我领导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涉及到许多人了，象现在这批人乔石、吴学谦、 这都曾经是上海地下党人，现在国务院、中央有一大批，全国各地都有，这里涉及到许多问题 ：许多人都参加过什么救国会、救亡协会，这算不算历史？与他们的工令、待遇都有关系，差二年都不行。这些组织是什么性质的，你讲得清楚吗？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有的人参加了革命外围组织，他说 不算参加革命，实质上是我们组织去的，我因此觉得学生运动要写，后来就组织起来搞这件事。
当年上海的学运参加者很多，约有几十、上百个人，北京 、上海都各有一批。但现在已死了不少，象张本，周一萍都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幸好那时写了一点东西，上海有陈一鸣等，这两年也逝世了一些，两批人合起来上海同北京互相呼应沟通。我们在北京开了二次会，86年一次我到北京去开会，还有89年在上海一次开会。89年是在天安门事件六四前头四月份开的，这次会议也很重要，江泽民亲自来参加，江泽民还在上海，他当时还是市委书记，请我们吃饭。他说胡耀邦心脏病发作了，是他急救药给他吃后来好了。会开完以后我到南京去（注：参加解放南京40周年活动）。过了几天胡耀邦逝世了。
学运历史讨论后，上海搞出一个抗日运动上海学生运动历史。我觉得很重要，里面牵涉到很多人，反映出上海党搞了那些运动。经过努力写了这么一个本历史，虽然不是写得顶好，但是比较详细，中学里支部情况都有的，具体任务也有的，留点史料也不错的。
到"六四"发生以前，我眼睛基本上不行 ，我这个是在南京汤山写的，我到南京去参加南京解放四十年纪念 ，同时也收集了有很多材料，那次南京的材料写得不错，好多人把回忆录写出来，南京党的情况基本上清楚 。南京问题基本解决了，比上海好搞，时间也短。
但上海问题没有解决，时间长，上海局期间代表中央局领导好了全国好多地方 ，北有平、津，西面到四川，南面到广东香港、台湾都有关系。台湾党的历史现在是根本没人写了，恐怕你们还是要注意我讲的这个话，（ 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就是沙文汉，陈毅是挂帅的，还有刘晓，这三个人都过世了。 89年我到南京，中央统战部刚来了一个通知，说有很多人牺牲了，到底是叛徒还是烈士，需要弄清。比如朱枫牺牲在台湾，谁来证明？ 朱枫是沙文汉派去的 我也认得她，我就给她写了一篇传记。到现在还有许多牺牲的人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希望你们要注意一下，到底谁管这些事也不知道。现在上海党史办的人都认为这些与自己不搭界，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台湾工作委员会。有的人在北京，当时比较年轻点的，现在也已经七十几岁了。沙文汉的秘书叫王悦玲这个人在北京，他的丈夫陈向新，她们这些人还晓得，都是搞过台湾工作的。年纪也非常大了。不知你们（档案馆）有没有这个计划，我想提醒你们注意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同刘晓的秘书沈忆琴联系，她同沙文汉，刘晓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知道地下党的历史，她长期在搞党史工作，现仍在党史办，可能现在也离休了。
89年在南京开完会以后我就到汤山去疗养，期间发生学生运动，五月底的形势就已经非常严重了，我担心事态升级，上海回不来了，就回到上海，过了几天就发生六四事件 。现在这个事很难定性，争论非常大，说是反革命叛乱之类，有人不同意，有的人说不是动乱，是民主运动，有的说是部分的骚动，有的人说反革命叛乱。这个不是简单的问题，我们没有参加，没有发言权。我只看到一个具体情况，在南京我看到了24小时三班制，从早上8点开整天的都在游行 ，我问为什么事情示威，这个你们要管一管，南京同志说不好管，他说这个我们管不了，这是北京的事 。回来后，牵涉到社科院我才知道，上海社科院钦本立和《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变成上海的运动中心了。 幸好我不在上海 。一直到六月九号马路上交通恢复了我才出去，情况也不了解，眼睛也不大看见，就不去上班。一直到事情结束了要整党 ，党员重新登记，等于全部开除以后再登记 ，我想想好笑，那你总得登啊，这次是搞得非常详细了：你动乱期间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汤山，六四事件我在上海家里睡觉，大门也没出去。我晓得形势很严重，但具体情况不了解。群众里面意见很多 ，到后来中央文件来了听了两天，当然这观点同群众观点不一样，证明它是反革命叛乱。我不管他是什么，开枪杀人不好，我反对这个 ，是不是唯一办法就是开枪呢？但后来上面说没死人也没开过枪（？） 。
整党时我眼睛已经不行了，填表也要人家代填的。白内障已到了相当严重，但还未成熟不好开刀，后来到1990年才开刀。这一年当中我很苦恼，我只好听广播不能看报看书。又正好是苏联东欧崩溃啊，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抓起来、柏林墙推倒等等。这些都引起我很多思考。苏联问题和我关系很大，我总觉得不是这样简单。
党员重新登记中 世界经济导报的钦本立党籍被处理，他说导报并没有策动游行和叛乱，上面说导报在煽动他们叛乱，叫你不要出版你还在出版，就是有问题 ，最后导报被封掉。社科院机关里很多青年都去游行、签名，放喇叭等活动，都是年纪比较轻的，讨论时我只好说他们是没有经验，胡里糊涂上街的，我保下来了几个人 。我说数量很大不能都开除，他们也是要求进步，出发点也不能说都是反动的。上街游行打倒人是有错的。最后有两个人比较严重的被开除，其它都还可以。 我说采取果断措施是必要的，但我说是不是要用武装来解决问题，这个我不能讲。这次事件是一次很严重的考验，这个问题归根到底讲还是一个要求改革的问题，人们游行示威，喊口号采取敌对行为是不好的，打倒邓小平口号也是错误的，邓小平你好这样打倒的吗？ 身为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当然不好 。 但这问题我看象现在这种处理是不妥当的， 问题没解决，许多人也都不服，没有说服力。你说没有死人，人家说死了很多人，有许多人家属也有很多困难，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有的人背上思想包袱，有的人因此出国去了，调动工作了，有些人消极了，此种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要后代来解决。还引起国外的攻击，经济制裁，损失很大。
这里面我讲了几句话 我说方励之应当放掉，王若望是小人物有啥思想啦，我同上海市委讲，这个人呒没啥意思，他又不懂政治的，瞎胡搞，你把他抓起来 将来他还可能去得诺贝尔奖金了 ，成了和平民主战士。方励之越加要得诺贝尔奖金了。他又不懂什么东西，他这个思想倾向有错误，你把他关起来是倒帮忙了。 后来还是放了，放了以后我们损失少一点，据说美国答应一百亿美金，方励之值一百亿美金吗，我看也不见得。乐得做人情了，何必呢？放出去就是了。 这一点我还是讲的，其它事情我不能管。社会科学院里面也闹得很厉害，后来处理钦本立问题后，有人开除，有许多人逃到香港去了，在国外发表许多言论。钦本立 是九一年死的，临死时还去宣布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死了以后怎么办呢？他没有表现了，实际上是开除了，去宣布这个是多余的。钦本立病危的时候我照样到华东医院病房去看他，有人说你不要去，门外站着公安局人要登记的，我说我和他是同事，人家要死了，我当然要看看他了，我照样去看。我觉得有许多事做得太过分 。我说他还没有开除，今天还是共产党员，看都不好看了？ 这种事搞得很不好。华东医院还戒严，公安局每天几个人坐在下面，有什么人来看都要登记的，如临大敌的样子 。死了以后还不许开追悼会，从太平间里直接送出去火化 。就这样消灭掉了。
六四事件应当作为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来看，这个事情虽然发省在北京，同上海也有点关系，在历史上是一次严重教训，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主要的一个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当时邓朴方搞康华公司官倒是有责任的（后来脱钩了）， 这个事发生后群众一致要求反官倒，反腐败。但涉及到上面的领导许多人，问题就复杂了。这个事件对中国损失很大，政治上、经济上都遭受严重损失，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次教育，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我想我这次还好，我不同意搞这种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是不好的，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当时中国蛮危险，经济上很困难，国际形势也不大好，89年国际上正在发生问题 ，大动荡，实际上中国问题同国际问题有关系，后来严厉的处理，能够稳定下来也是好的，假使控制不住倒也麻烦了，以后经济上还能有发展，乱掉了怎么办呢？不是也危险吗？ 参加游行的党员是犯错误的，你带头去你游行会有什么结果？对革命并没有帮助，也要吸取教训的。
后来么我眼睛也彻底瞎了。到90年十月底在华东医院开刀，开好以后我又可以写东西，但是到91年我又生病了，这次病得很厉害，一直到现在我没出过华东医院。
上海社科院 续
我在上海社科院一共五年，83年去的，87年离休。这个五年我干什么了？这五年我回想起来也是政局动荡的不得了的时期。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有理想，后来都变成幻想、梦想，一样也没有实现。我理想什么呢？我想这个社科院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许多问题可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尽可能解决解决，我想完全有可能，有一千多人怎么不可能呢？主要是中国问题，也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中国革命同苏联问题有关系。我的理想也蛮大，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到第四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都要研究，但这个东西人家不感兴趣。
中国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要不要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看值得研究，绝对好，绝对不好都是错误的，肯定有许多缺点有许多问题需要改进的。经济问题当然主要，但没有政治制度改革是不行的。后来是这个政治制度不好改革，我也成为梦想了。苏联问题又不好谈 。
经济问题好谈吗？也不好谈。经济最严重的就是到底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问题，这种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什么叫计划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这个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搞清楚，就都没有办法清楚。还有解放以后这么多的运动，这些都要总结经验；党史问题要不要解决？中国党史问题多了，比如莫斯科中山大学里面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问题，王明路线，后来中国的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对中国革命的损害，这些党史都没有讲清楚，这些还容易解决，是解决以前的问题 ，解放以后的问题就多了，历次运动很多，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吗？这个问题应当讨论解决，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农村经济问题都要解决，这我自己的体验很深；还有文化大革命应当总结总结，到现在为止文化大革命没有总结，避而不谈了，这个我看很不应该。我有那么多的问题，就这些大的来说一样也没有做成。
我只做了一点点的工作，写了些文章就引起反响，例如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问题，这个不在他们研究范围里，是我自己写的，写了以后想不到在东北吉林大学 的研究生看到了，他就要写毕业论文，看到这篇文章很有兴趣，从东北到上海来找我要我谈，我谈了很多。他回去以后写了一篇毕业论文，他的导师也研究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就出版了一本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叫我写了一篇序文。我就做了这么一点工作，也算起了一点作用。后来南方也有人研究，写了一些文章，说明这问题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了解，来龙去脉不知道。
有好多问题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性质，什么是社会主义，它这个社会科学院项目里第一个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从来没有人写过文章，到现在也没有写出来，交白卷了。我看形势不太好，我如果写出来恐怕引出大问题，当时十二大、十三大对此的解释不同，最后肯定是" 初级阶段社会主义 "， 中国到底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还在那里，你同党的决议相反又不好讲，那怎么讲呢？这要闯祸的，不是个别问题，在这种气氛中不能够写这类文章。
经济改革也有很多问题，到现在还是争论不休，说是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但是它一直在垮下去你怎么讲呢？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在亏损，这是现在，当时也已经有这个情况了，你怎么办？这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说你现有的经济体制是不是适合于计划经济？这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家，到今天仍旧没有改变这个情况，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可不可以搞计划经济？这个问题总要有个答复的，毛泽东那时讲三种经济，后来变成单一经济了。文化大革命后又发展为多种经济，你怎么解释 ？新民主主义阶段有没有结束？这又是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算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我这个都是乌托邦（空想了）不好谈。（社科院）曾经也试图办一个马列研究所，办了以后领导不行，非但没有解决问题，里面内部矛盾不少，为生活问题什么还吵架，后来不行，一无成就。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人研究，这个应当研究。有的人是全部否定，也不对，全部肯定也不对的，用什么辩证方法来看？这里马克思主义总可以用得上了吧，但并没有人用，到现在还稀里糊塗，要么把他骂得臭要死，前功尽弃什么也没有，要么歌颂一番也是空话。其实这些对于现代史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问题，我出版了沙文汉的一本遗作《中国奴隶社会的探讨》，浙江省委是丢在垃圾桶里去不要了，我保留有一个提纲稿，就拿到社科院历史所去出版，这个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问题，中国奴隶制社会有还是没有？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历史上的争论非常大的，沙文汉这篇文章是化了好几年心血写的，反响也很好，但没有人续续讨论。
如果政治体制不好写，我的论文就没有好写了，我就写历史，这总可以的吧，历史也只能写一点回忆录之类 ，而且都限于解放以前的东西，解放以后又不好讲，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里，要研究一些问题是非常难的，所以社科院里的成绩实在太差，这不能怪研究人员不好，你没有给他这个环境。所以我后来只好自己写点东西，到88年为止我有一份文章目录交给社科院老干部处，详细东西你可以去查一查，什么时间出版的什么文章都有。
回头想想在社科院的工作，一切的理想都落空。年令已快到八十岁了就离休了。1986年胡耀邦下台了，这个政治上很大变动，空气越来越严重，反自由化很厉害，还能讨论什么问题呢？不能讨论了。因此87年我就要求离休。在我离休时社科院变开始要做生意赚钱了，开始卖红烧鸡和鸭、出租房子、开舞厅、餐厅、卡拉OK ….，社科院弄成这种样子，这个时候性质变了，我说社科院变成大世界了，我这个人也完全是多余的了，我这个话讲了没用，宣传部要这样做，要社科院自己赚钞票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讲了很多次不行，大势所驱，高潮来了只好淹没掉了。
1987年离休以后，我超脱了，我自由了，好多事不受干扰了。离休以后的生活，自己写了一些东西。 我从80年开始就一直注意上海的党史问题，我晓得上海的党史不搞好将来更困难。因为上海这个地方是中央所在地，许多历史事件都在上海发生。经过文化大革命折磨，许多人有的生病，有的死了， 我提议搞这个东西，当时党史研究室还没有。1980年李强，这是个老党员 ，他很重视党史，召集我们一些人开会 ，讨论党史怎么写，我说现在上海连一个办公室也没有，编制也没有怎么办呢？他说我一定向中央建议，他后来大概向胡耀邦建议的，胡耀邦也十分重视党史问题，给上海十个人编制，弄搞了一幢小洋房做办公室，现在这幢房子就是当时弄下来的。要我兼做他们的顾问，我很热情地帮助他们，但是碰到的都是一种冷落的态度，不是热情的，不晓得什么道理，我也不懂。可能害怕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心有余悸，这种事情有风险，后来人家也不找我，我也不去找他们。
我想写本自传，（注: 《 我走过的道路》）写完了，二十万字左右，现在看来还不大行，我自己思想不大解放，也有害怕心里，写到89年为止，不好出版。那时我白内障越来越严重，担心健康不支，当作一个纪念，写了自己的经过，写是写好了，但是没用，不好用，不好去出版，我也不要出版，只作为对后代人的一个交代，先放在那里。
地下党的问题很严重，上海、南京的地下党许多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刘晓已经中风了，话都不大会讲了，会讲话和知道情况的就是我，我责任更大了。我也替刘晓写了一篇《刘晓在上海》文章，也始终没办法去登，没人要。到了九十年代《文汇报》给我登了前面一段，就是他刚到上海的活动，后面的东西不好登，又是腥风血雨的，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不好写，也不敢登。我也不要登，算了。活人不讲，死人怎么会讲？真是岂有此理。后来我另外想办法找来两个作家，（仇学宝，于炳坤）写文学作品总可以吧？ 我对他们详详细细讲了刘晓和上海党的历史，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写好后，到现在还不出版，（注： 后1996年8月出版，书名《魂系上海》） 这个事是沈忆琴去搞的，沈是刘晓的秘书，只有她热心要写，是她帮助找到这两个人的 。
上 海的市委（在党史问题上）还有一个宗派问题在里面，有人认为写早期上海历史都是不必要的，他们自己是抗日战争后参加革命，工作范围很有限，对全面情况不了解，但对谈自己经历的事情津津有味，吹的很大，只关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历史。我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地，你至少要从一九二一年写起。一个字也不写，这不是水平问题，是他不愿意去组织稿子。有老同志到上海来（找他们谈以前历史），理都不理，说这个历史我们不晓得，你们到中央去讲。人家送稿子上来都不要的。我只好零零碎碎写点文章，发表在《上海滩》，上海滩到还要，比如象何孟雄烈士，崔晓立烈士这都是冤案，还有钱瑛同志也是重要的干部。还有朱枫烈士，她是解放初在台湾牺牲的，这都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俞秀松，也没有人晓得，我就专写这种文章，这个不会得罪他们。三十年代党组织那么大的破坏情况不应当写吗？ 但区委里的同志比较积极，他们来找我，杨浦区，虹口区，闸北区当年党的活动很多，她们连编制也没有，后来我去反映，提出编制总要有的，他们都很起劲，大都是自发的，离休以后都想把党史搞清。
而上海党史现在在讲的，好像只有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发生。此前很多烈士的事迹也都埋没了。康生曾讲过："要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年以后才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党史的头没有了，只有后面（胜利的）尾巴了。我一开始同上海市党史委员会就在斗争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同我就没有关系了，何况解放战争时期我也不在上海而在南京。
南京方面我也要写，南京情况好一点，他们没有这种宗派，南京搞党史我也去参加，我最早在84年写了一篇《我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这篇文章很有影响，把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南京解放这一段历史写出来， 我再不讲没人知道了，有许多起义人员已经被埋没掉了。现在拍电视也在讲这些东西，这同平反很有关系，大批人都受到过冤枉，南京党史初稿已写好，但现在不易出版，因为思想还不够解放，上面一定要同以前写的历史一致，这样许多问题就写不下去了。只好先把材料摆在那里，以后再讲，好发表的写一点，不好发表的放在一边，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解放以后的具体历史是空的，这很危险，现在国外很多，中国反而没有了，例如红卫兵运动、林彪事件 、文艺路线十七条、四人帮的政治历史等等搞不清楚了，连毛泽东这个人也都快不知道了。这个问题我总一直担心，我离休以后常在想这个问题，历史空洞化了很危险。
1988年眼睛已经不大好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学生运动，孤岛时期上海的学生运动是我领导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涉及到许多人了，象现在这批人乔石、吴学谦、 这都曾经是上海地下党人，现在国务院、中央有一大批，全国各地都有，这里涉及到许多问题 ：许多人都参加过什么救国会、救亡协会，这算不算历史？与他们的工令、待遇都有关系，差二年都不行。这些组织是什么性质的，你讲得清楚吗？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有的人参加了革命外围组织，他说 不算参加革命，实质上是我们组织去的，我因此觉得学生运动要写，后来就组织起来搞这件事。
当年上海的学运参加者很多，约有几十、上百个人，北京 、上海都各有一批。但现在已死了不少，象张本，周一萍都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幸好那时写了一点东西，上海有陈一鸣等，这两年也逝世了一些，两批人合起来上海同北京互相呼应沟通。我们在北京开了二次会，86年一次我到北京去开会，还有89年在上海一次开会。89年是在天安门事件六四前头四月份开的，这次会议也很重要，江泽民亲自来参加，江泽民还在上海，他当时还是市委书记，请我们吃饭。他说胡耀邦心脏病发作了，是他急救药给他吃后来好了。会开完以后我到南京去（注：参加解放南京40周年活动）。过了几天胡耀邦逝世了。
学运历史讨论后，上海搞出一个抗日运动上海学生运动历史。我觉得很重要，里面牵涉到很多人，反映出上海党搞了那些运动。经过努力写了这么一个本历史，虽然不是写得顶好，但是比较详细，中学里支部情况都有的，具体任务也有的，留点史料也不错的。
到"六四"发生以前，我眼睛基本上不行 ，我这个是在南京汤山写的，我到南京去参加南京解放四十年纪念 ，同时也收集了有很多材料，那次南京的材料写得不错，好多人把回忆录写出来，南京党的情况基本上清楚 。南京问题基本解决了，比上海好搞，时间也短。
但上海问题没有解决，时间长，上海局期间代表中央局领导好了全国好多地方 ，北有平、津，西面到四川，南面到广东香港、台湾都有关系。台湾党的历史现在是根本没人写了，恐怕你们还是要注意我讲的这个话，（ 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就是沙文汉，陈毅是挂帅的，还有刘晓，这三个人都过世了。 89年我到南京，中央统战部刚来了一个通知，说有很多人牺牲了，到底是叛徒还是烈士，需要弄清。比如朱枫牺牲在台湾，谁来证明？ 朱枫是沙文汉派去的 我也认得她，我就给她写了一篇传记。到现在还有许多牺牲的人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希望你们要注意一下，到底谁管这些事也不知道。现在上海党史办的人都认为这些与自己不搭界，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台湾工作委员会。有的人在北京，当时比较年轻点的，现在也已经七十几岁了。沙文汉的秘书叫王悦玲这个人在北京，他的丈夫陈向新，她们这些人还晓得，都是搞过台湾工作的。年纪也非常大了。不知你们（档案馆）有没有这个计划，我想提醒你们注意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同刘晓的秘书沈忆琴联系，她同沙文汉，刘晓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知道地下党的历史，她长期在搞党史工作，现仍在党史办，可能现在也离休了。
89年在南京开完会以后我就到汤山去疗养，期间发生学生运动，五月底的形势就已经非常严重了，我担心事态升级，上海回不来了，就回到上海，过了几天就发生六四事件 。现在这个事很难定性，争论非常大，说是反革命叛乱之类，有人不同意，有的人说不是动乱，是民主运动，有的说是部分的骚动，有的人说反革命叛乱。这个不是简单的问题，我们没有参加，没有发言权。我只看到一个具体情况，在南京我看到了24小时三班制，从早上8点开整天的都在游行 ，我问为什么事情示威，这个你们要管一管，南京同志说不好管，他说这个我们管不了，这是北京的事 。回来后，牵涉到社科院我才知道，上海社科院钦本立和《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变成上海的运动中心了。 幸好我不在上海 。一直到六月九号马路上交通恢复了我才出去，情况也不了解，眼睛也不大看见，就不去上班。一直到事情结束了要整党 ，党员重新登记，等于全部开除以后再登记 ，我想想好笑，那你总得登啊，这次是搞得非常详细了：你动乱期间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汤山，六四事件我在上海家里睡觉，大门也没出去。我晓得形势很严重，但具体情况不了解。群众里面意见很多 ，到后来中央文件来了听了两天，当然这观点同群众观点不一样，证明它是反革命叛乱。我不管他是什么，开枪杀人不好，我反对这个 ，是不是唯一办法就是开枪呢？但后来上面说没死人也没开过枪（？） 。
整党时我眼睛已经不行了，填表也要人家代填的。白内障已到了相当严重，但还未成熟不好开刀，后来到1990年才开刀。这一年当中我很苦恼，我只好听广播不能看报看书。又正好是苏联东欧崩溃啊，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抓起来、柏林墙推倒等等。这些都引起我很多思考。苏联问题和我关系很大，我总觉得不是这样简单。
党员重新登记中 世界经济导报的钦本立党籍被处理，他说导报并没有策动游行和叛乱，上面说导报在煽动他们叛乱，叫你不要出版你还在出版，就是有问题 ，最后导报被封掉。社科院机关里很多青年都去游行、签名，放喇叭等活动，都是年纪比较轻的，讨论时我只好说他们是没有经验，胡里糊涂上街的，我保下来了几个人 。我说数量很大不能都开除，他们也是要求进步，出发点也不能说都是反动的。上街游行打倒人是有错的。最后有两个人比较严重的被开除，其它都还可以。 我说采取果断措施是必要的，但我说是不是要用武装来解决问题，这个我不能讲。这次事件是一次很严重的考验，这个问题归根到底讲还是一个要求改革的问题，人们游行示威，喊口号采取敌对行为是不好的，打倒邓小平口号也是错误的，邓小平你好这样打倒的吗？ 身为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当然不好 。 但这问题我看象现在这种处理是不妥当的， 问题没解决，许多人也都不服，没有说服力。你说没有死人，人家说死了很多人，有许多人家属也有很多困难，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有的人背上思想包袱，有的人因此出国去了，调动工作了，有些人消极了，此种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要后代来解决。还引起国外的攻击，经济制裁，损失很大。
这里面我讲了几句话 我说方励之应当放掉，王若望是小人物有啥思想啦，我同上海市委讲，这个人呒没啥意思，他又不懂政治的，瞎胡搞，你把他抓起来 将来他还可能去得诺贝尔奖金了 ，成了和平民主战士。方励之越加要得诺贝尔奖金了。他又不懂什么东西，他这个思想倾向有错误，你把他关起来是倒帮忙了。 后来还是放了，放了以后我们损失少一点，据说美国答应一百亿美金，方励之值一百亿美金吗，我看也不见得。乐得做人情了，何必呢？放出去就是了。 这一点我还是讲的，其它事情我不能管。社会科学院里面也闹得很厉害，后来处理钦本立问题后，有人开除，有许多人逃到香港去了，在国外发表许多言论。钦本立 是九一年死的，临死时还去宣布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死了以后怎么办呢？他没有表现了，实际上是开除了，去宣布这个是多余的。钦本立病危的时候我照样到华东医院病房去看他，有人说你不要去，门外站着公安局人要登记的，我说我和他是同事，人家要死了，我当然要看看他了，我照样去看。我觉得有许多事做得太过分 。我说他还没有开除，今天还是共产党员，看都不好看了？ 这种事搞得很不好。华东医院还戒严，公安局每天几个人坐在下面，有什么人来看都要登记的，如临大敌的样子 。死了以后还不许开追悼会，从太平间里直接送出去火化 。就这样消灭掉了。
六四事件应当作为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来看，这个事情虽然发省在北京，同上海也有点关系，在历史上是一次严重教训，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主要的一个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当时邓朴方搞康华公司官倒是有责任的（后来脱钩了）， 这个事发生后群众一致要求反官倒，反腐败。但涉及到上面的领导许多人，问题就复杂了。这个事件对中国损失很大，政治上、经济上都遭受严重损失，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次教育，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我想我这次还好，我不同意搞这种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是不好的，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当时中国蛮危险，经济上很困难，国际形势也不大好，89年国际上正在发生问题 ，大动荡，实际上中国问题同国际问题有关系，后来严厉的处理，能够稳定下来也是好的，假使控制不住倒也麻烦了，以后经济上还能有发展，乱掉了怎么办呢？不是也危险吗？ 参加游行的党员是犯错误的，你带头去你游行会有什么结果？对革命并没有帮助，也要吸取教训的。
后来么我眼睛也彻底瞎了。到90年十月底在华东医院开刀，开好以后我又可以写东西，但是到91年我又生病了，这次病得很厉害，一直到现在我没出过华东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