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在上海政协 （续）
Subject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Five Years in the Shanghai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ontinued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Shanghai
Text
*34盘
在上海政协 （续）
（关于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的问题）当时刘晓是知道的，沙文汉已经不在，（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王锡珍也已经不在了，留下来就我、史永这些人坚持到现在还都活着。海军政治部那个人（注：毕重远）还在吹 ，他还到美国去吹牛说：重庆号起义是他领导的。进来几份报纸我看到过。我不理睬他，我写的记录、回忆已经送到上海档案馆保存着了。这个事情很复杂，南京有两个人（注：原地下时期干部：陈良、刘峰）也说是毕领导的起义 ，（这与事实不符）我很生气 ，他们认为我是傻瓜了，承认一下是毕领导的，（毕当时在海军也是个头面人物）这样对我们南京方面大家都好呀 。我说这个东西不行，我要是承认，我怎么对得起那么多参加了起义而长期遭受打击的人员？我认为毕这种人比一只狗还不如，下流得很。没有这事，杀我头也不承认。我个人功名是小事 ，是非一件常严重的事，我仍旧是这样写、这样讲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党怎样领导重庆号起义 》发表在上海文史资料。写了还有争论 ，再开会。后来我请在北京的史永也写。陆续又得到了许多起义线索。史永的文章写好在《上海滩》杂志发表，《上海党史》也发表，就是这样，不许伪造，信不信由你。我同史永有发言权， 地下时期的南京市委就是我同他两人负责策反的（注：当时策反工作是单线与上海局联系），其他干部没有参加领导。到现在这个官司还在打 ，因为他有势力，涉及到一帮人。关于重庆号起义事，只要我不死，还会来找我，我也准备好了，我就这样讲。（毕重远）这个人老早自动脱党。最近在史料里面还写了退党分子，这还有点道理 ，这人是脱党、退党了哪能再算"唯一党员"？ 南京市委那里会领导他去起义？都是假的。他的办法很多，组织一套写作班子吹捧，这些人都是收买的，反正有的是钱。这种腐败情况我看到了。全国到处走，收买南京的干部，让你进解放军三零几医院这种地方养病，这是高级军官的医院，可以进去， 写的文章都一个口径，在全中国发表和我对着干。只有上海他不能进来。在北京 《新观察》发表，总编是戈阳，从前是新华报的记者，也是我老部下，现在跑到美国去了，我去找她，我说你怎么能登这个东西？ 她说不了解情况，知道以后也很气愤，说我你上当了。那时历史混乱，谁有权谁就有说话权，我就是没有权，他有钱，我没有钱，你斗不过他，我样样都不如他，到现在还没完全胜利，等我死了以后让后一代去评价吧。
这要讲清楚，重庆号起义这件事（有多条线一同发生作用）在南京方面我们（这条线）是通过王淇、曾祥福他们搞的；（上海局与舰长邓兆祥有关系）、舰上还有民主党派的一些人。毕重远是参加士兵组织随舰起义，他说他是唯一党员起义就是他领导的，说他的领导人是南京市委、陈修良，我说没有领导过他。他以为我当了右派就翻不了身也不敢讲事实了。这件事是非常重大，不久国外还在报道，友人来告诉我的现在弄到美国去了，美国还有一批重庆号起义人员，这些人派系不同。王淇前两年被车撞死，也不知怎么会撞的。搞得一笔糊涂账，有权就是真理，什么实践是真理，有权就有发言权，就有真理。我就是不服这个理。
这类案子是我力争要澄清的，潘汉年案子，也是这样的，后来依靠陈云同志和刘晓同志提议解决问题，因为我处于无权地位也没有发言权，只有发挥推动作用，我推动刘晓。潘汉年案子还有这样复杂内幕人家是不知道的。我看刘晓当时身体情况不太好，假使他不在了许多问题更难说清了。他是关键人物，上海党恢复建立就是他，我在历史审查中就有一段是由刘晓证明我不是特务。实际上情况是刘晓领导我，我领导张本，地下党时期是这样的，后来文革中被颠倒过来，说张本是最高领导，刘晓在她领导之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影响到多少人的政治生命，她们家属也都在里边，冤案牵连了多少人！
沙文汉问题也牵连一大批人，我也牵连到很多人，我有问题整个南京地下市委系统都完，如果南京地下党成为所谓的"红旗党"，上海也有关系的，如果我是特务，现在许多政治局委员当时都是我老部下，乔石，吴学谦都是的，组织关系不弄清，历史关节不弄清不好写历史。上海现在写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有些人死得太早，生前都没有交代清楚。现在你们（档案馆）来做这个工作已经太晚， 我也快了，所以我要把这些问题交代清楚。
潘汉年82年平反以后，我急向上海市委建议，我找到胡立教，要组织一个专门机构来搞后续的平反工作。我估计人数非常大，光扬帆就"三千三"， 哪来的三千三？就是在公安局系统、情报系统，后来搞情报工作的人都倒霉，许多人冤枉死都是因为做情报。里面也牵涉到大批的非党员，如陆久之 。陆久之做结论时，上海公安局还要替他留尾巴，我说不可留，后来是由我替他写的结论，所以陆久之也很感谢我 。他从1927年开始一直替我们党做情报，这样的人还要说他是反革命，怎么对得起人家呢？我和他一直有关系，怎么不知道，做情报就是要两面派的搞法，不能够说我就是共产党，这道理很简单。党的一个高级干部连这一点常识也没有，这是很危险的。有许多人到现在还不大觉悟，我觉得很不妥当。
潘汉年平反后，我参加了上海组织的一个《潘汉年平反委员会》办公室，王尧山做头，我参加，于伶也参加，还有好多公安局的人。这个平反麻烦非常多， 我觉得做得很不漂亮，对我们这种人也不相信，连（潘案）档案材料也不让看。有许多事情我不能负责，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后遗症还不少，到现在为止许多人还是没有搞清楚，总是鬼鬼祟祟地在搞。到现在潘汉年案子还没弄清楚的人还要来找我，有许多人从内地写信来，一查又是牵连到潘案 。
我提出潘汉年平反后，应当召开一个大会，在公开的会议上宣布他的事情。 不行，只有十几个人好参加。我说这样子的会我不参加，什么十几个人搞平反？ 后来范围搞了约十七八个人 ，这真笑话，潘汉年案子在上海起码要有上千人开会。但胡立教、王尧山胆子都小得不得了。还有讲话的时候要求先写稿子。我偏不写，我就这样讲话，我从来不写稿子。他们两个都要写好稿子来念 。一看我这人不听，胡立教后来也不用稿子讲了。我说你胆子为什么这么小？我对宋日昌说你应当作检讨，抓扬帆等人的时候是你去抓的，你当时糊里糊塗不知道，但你这个事人家是不会忘记的，你检讨对你只有影响好。他后来听我的话当场做了检讨。他说：是柯庆要我去抓的，我用汽车把他们（扬帆）骗到岳阳路一个秘密机关里审问，他交代了经过。这样人家倒也气顺了，老老实承认错误也蛮好。
有的人明明是害了人，还说没害，我特别生气，我就发言、讲话时是非常激昂慷慨的，我说要把事实原原本本讲出来，害了多少人？你们要有良心，那些刚解放出来的人胆子都非常小，不敢讲，我讲话以后他们都鼓掌，讲得好！这些人很可怜，弄得家破人亡，现在能够站出来，能平反已经是意外了，再不敢讲什么了。 开会以后我马上就写了一个《潘汉年非凡的一生》，送到上海社科院去发表，他们为难了，不敢出版，赶快送到中央宣传部审查，中央宣传部看了没兴趣，又 送到国家安全部，安全部看了没兴趣，放到抽屉里躺了两年。到我离休时，我问你们到底出版吗？不出版把稿子还我，才又打电话给我说 没问题好出版，上海社科院才出版，但这是已经是1987年了。这事如此艰难，但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85年写的，当时没一个人有胆量敢写潘汉年问题，说明人都怕，可见我们的权力、压力之大到了什么程度。出版以后大家非常欢迎都去买，还发表在《上海滩》杂志上，销售也好得很，上海群众上千封信来推荐我这本书，我因此得到 一等奖，不是我文章写得好， 而是事情本身这么大的冤案使人家轰动 。现在登的《潘汉年在上海》这篇文章，原文是《潘汉年非凡的一生》压缩了登在《上海滩》，你可以去要一本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应当再版的。我大炮放过了，以后的炮就让别人去放，后来炮也有很多，有好多新的问题出来，这就好了，我目的达到了。
关于潘汉年事件我再讲一点，后来电影什么都出来了，罗青长常讲（以前安全部部长）要搞一个剧本，后来写信给中央，那已经是江泽民时代了，写一本剧本被批准了，审查委员会我也算其中一个。剧本写得怎么样我到现在也不晓得，也没来要我看，把我丢掉了。这写出来的剧本我概不负责，我没看过，鬼鬼崇崇不知搞的什么。中央规定的哪几个人参加，到上海，南京拍电视我统统不致道。后来我对罗长青讲，潘汉年的问题最难的关键是谁迫害他的？你要交代清爽，他说我有档案材料，是毛泽东 。 我说你有勇气写进去吗？这问题难，假使说出来潘汉年是毛泽东要抓的，那毛泽东怎么办？我看这个电影现在不可能写出来，钞票弄去几百万，到现在影踪都没有 。现在有个关于彭德怀的片子出来，但庐山会议就不好讲。潘汉年的事哪能写？都是问题啊。好多是冤案，沙文汉的事怎么交代？所以现在中央宣传部说"一律不许谈，淡化"，要使人都忘记。江泽民最近讲要读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这怎么讲，解放以后历史怎么写？ 你们档案馆将来压力很大，人家都向你要材料，你说没有，这在干什么啦？确实没有也没办法，因为你们是被领导的，人家不叫你干你会去做吗？
现在你们想到我了，这到也有点奇怪了，仍旧是保密的，我讲出来不怕，年纪也大了，经过这么大的风浪我没有死 ，明天要是死了也蛮光荣。我一生没有对不起人，阴谋诡计搞人家那种事情从来没有，只有老是去打抱不平，后来都打到自己头上。我这个人是打抱不平打出来的，打抱不平我蛮高兴，凡是说对对对，人家肯定说这个人好，看见我头上生了两只角就有点吓人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愿委委屈屈做事，吞吞吐吐不讲老实话。
潘汉年事情在80年代是一件重大事件 ，他一平反，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沙文汉平反了，我也自由了，一批家属都平反了，象金学成这些人都平反了，他这个案子同潘汉年有关系的，陆久之问题也都有关系，人是多得不得了的。 现在出了一本《华东情报史》，这本东西写得很差，胡立教他们搞的，其中有些东西可以参考参考。南京党史办里也有些材料。上海很差，还没有南京做得好，因为南京压力小一点，上海压力非常大。上海市委宣传部他决不会支持你的，他的政策是拼命淡化历史，最好让人以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段历史 。但我看历史是弄不掉的，现在斗争非常尖锐，是坦白还是淡化，我们的斗争就是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我看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但不知道可以到哪里去讲。
现在展览会对文化大革命一字事不提，象 ？XXX 这种文章根本不好登，我的文章也不好登，我现在不愿意写文章，写前先要考虑是不是违反他的指示，反右斗争也是一字不好提，因为这是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搞的，也不好谈，你还有什么好谈？ 王申酉这种案子怎么谈，后来弄到什么样了。
我80年到华东医院时，赵丹生病也住在这里，他同我有来往，这个人对江青是很了解的，他们要演一场戏，把王申酉的事情要搬上舞台，一批作家、剧作家都来了 他们把党内材料给我看，王申酉写的文章我也全部看了，他都是讲理论的，他证明毛泽东搞的中国是农业社会主义的论点和结论，引经据典，马克思怎么讲，列宁怎么讲，后来被枪毙了，这个剧本怎么演？ 不好演的，我后来劝他们不好这样弄。一些小伙子忍不住了。当时没有很好抓这个问题，共产党员也都是思想上不服气，积累了怨气，不久"六四"事件爆发，都有关系的。问题来了要及时解决。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道理要讲清楚。这种剧本为什么不好演 ？我劝他们这个一搞要乱，要识大局，他们也听得进没搞下去。后来改变，演了一个《假使我是真的 》，这又弄出许多异议纠纷 。（注：沙叶新编剧）， 当时王申酋写不成，上演了这个（后也被禁演） 。这件事说明当时文艺界的人对社会一些问题非常不服气。当然也会被敌人利用，这些也要考虑，不好许多事情都讲出去，也要保守一点秘密，但是对党员讲起来我觉得应当有教育，要使他明白这个道理，懂得政策使他服气 。你们既不告诉真相，也不告诉政策，他们就要反抗。很多人就到国外去讲了，也有许多是共产党员，他们思想不通，也会被人利用。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党内问题应当坦白讲清楚，有错误就应当承认，这人家服气，象宋日昌就是例子。他承认错误，人家对他没有什么意见了。
1983年1月我调到社科院去做党委顾问。我这个人也不想做什么了，我已经75岁了，也想明白了，还有什么好做呢？我的余年做什么我也考虑过，要回忆历史，替人家证明写点东西，后来一直就搞这个事。
在上海政协 （续）
（关于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的问题）当时刘晓是知道的，沙文汉已经不在，（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王锡珍也已经不在了，留下来就我、史永这些人坚持到现在还都活着。海军政治部那个人（注：毕重远）还在吹 ，他还到美国去吹牛说：重庆号起义是他领导的。进来几份报纸我看到过。我不理睬他，我写的记录、回忆已经送到上海档案馆保存着了。这个事情很复杂，南京有两个人（注：原地下时期干部：陈良、刘峰）也说是毕领导的起义 ，（这与事实不符）我很生气 ，他们认为我是傻瓜了，承认一下是毕领导的，（毕当时在海军也是个头面人物）这样对我们南京方面大家都好呀 。我说这个东西不行，我要是承认，我怎么对得起那么多参加了起义而长期遭受打击的人员？我认为毕这种人比一只狗还不如，下流得很。没有这事，杀我头也不承认。我个人功名是小事 ，是非一件常严重的事，我仍旧是这样写、这样讲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党怎样领导重庆号起义 》发表在上海文史资料。写了还有争论 ，再开会。后来我请在北京的史永也写。陆续又得到了许多起义线索。史永的文章写好在《上海滩》杂志发表，《上海党史》也发表，就是这样，不许伪造，信不信由你。我同史永有发言权， 地下时期的南京市委就是我同他两人负责策反的（注：当时策反工作是单线与上海局联系），其他干部没有参加领导。到现在这个官司还在打 ，因为他有势力，涉及到一帮人。关于重庆号起义事，只要我不死，还会来找我，我也准备好了，我就这样讲。（毕重远）这个人老早自动脱党。最近在史料里面还写了退党分子，这还有点道理 ，这人是脱党、退党了哪能再算"唯一党员"？ 南京市委那里会领导他去起义？都是假的。他的办法很多，组织一套写作班子吹捧，这些人都是收买的，反正有的是钱。这种腐败情况我看到了。全国到处走，收买南京的干部，让你进解放军三零几医院这种地方养病，这是高级军官的医院，可以进去， 写的文章都一个口径，在全中国发表和我对着干。只有上海他不能进来。在北京 《新观察》发表，总编是戈阳，从前是新华报的记者，也是我老部下，现在跑到美国去了，我去找她，我说你怎么能登这个东西？ 她说不了解情况，知道以后也很气愤，说我你上当了。那时历史混乱，谁有权谁就有说话权，我就是没有权，他有钱，我没有钱，你斗不过他，我样样都不如他，到现在还没完全胜利，等我死了以后让后一代去评价吧。
这要讲清楚，重庆号起义这件事（有多条线一同发生作用）在南京方面我们（这条线）是通过王淇、曾祥福他们搞的；（上海局与舰长邓兆祥有关系）、舰上还有民主党派的一些人。毕重远是参加士兵组织随舰起义，他说他是唯一党员起义就是他领导的，说他的领导人是南京市委、陈修良，我说没有领导过他。他以为我当了右派就翻不了身也不敢讲事实了。这件事是非常重大，不久国外还在报道，友人来告诉我的现在弄到美国去了，美国还有一批重庆号起义人员，这些人派系不同。王淇前两年被车撞死，也不知怎么会撞的。搞得一笔糊涂账，有权就是真理，什么实践是真理，有权就有发言权，就有真理。我就是不服这个理。
这类案子是我力争要澄清的，潘汉年案子，也是这样的，后来依靠陈云同志和刘晓同志提议解决问题，因为我处于无权地位也没有发言权，只有发挥推动作用，我推动刘晓。潘汉年案子还有这样复杂内幕人家是不知道的。我看刘晓当时身体情况不太好，假使他不在了许多问题更难说清了。他是关键人物，上海党恢复建立就是他，我在历史审查中就有一段是由刘晓证明我不是特务。实际上情况是刘晓领导我，我领导张本，地下党时期是这样的，后来文革中被颠倒过来，说张本是最高领导，刘晓在她领导之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影响到多少人的政治生命，她们家属也都在里边，冤案牵连了多少人！
沙文汉问题也牵连一大批人，我也牵连到很多人，我有问题整个南京地下市委系统都完，如果南京地下党成为所谓的"红旗党"，上海也有关系的，如果我是特务，现在许多政治局委员当时都是我老部下，乔石，吴学谦都是的，组织关系不弄清，历史关节不弄清不好写历史。上海现在写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有些人死得太早，生前都没有交代清楚。现在你们（档案馆）来做这个工作已经太晚， 我也快了，所以我要把这些问题交代清楚。
潘汉年82年平反以后，我急向上海市委建议，我找到胡立教，要组织一个专门机构来搞后续的平反工作。我估计人数非常大，光扬帆就"三千三"， 哪来的三千三？就是在公安局系统、情报系统，后来搞情报工作的人都倒霉，许多人冤枉死都是因为做情报。里面也牵涉到大批的非党员，如陆久之 。陆久之做结论时，上海公安局还要替他留尾巴，我说不可留，后来是由我替他写的结论，所以陆久之也很感谢我 。他从1927年开始一直替我们党做情报，这样的人还要说他是反革命，怎么对得起人家呢？我和他一直有关系，怎么不知道，做情报就是要两面派的搞法，不能够说我就是共产党，这道理很简单。党的一个高级干部连这一点常识也没有，这是很危险的。有许多人到现在还不大觉悟，我觉得很不妥当。
潘汉年平反后，我参加了上海组织的一个《潘汉年平反委员会》办公室，王尧山做头，我参加，于伶也参加，还有好多公安局的人。这个平反麻烦非常多， 我觉得做得很不漂亮，对我们这种人也不相信，连（潘案）档案材料也不让看。有许多事情我不能负责，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后遗症还不少，到现在为止许多人还是没有搞清楚，总是鬼鬼祟祟地在搞。到现在潘汉年案子还没弄清楚的人还要来找我，有许多人从内地写信来，一查又是牵连到潘案 。
我提出潘汉年平反后，应当召开一个大会，在公开的会议上宣布他的事情。 不行，只有十几个人好参加。我说这样子的会我不参加，什么十几个人搞平反？ 后来范围搞了约十七八个人 ，这真笑话，潘汉年案子在上海起码要有上千人开会。但胡立教、王尧山胆子都小得不得了。还有讲话的时候要求先写稿子。我偏不写，我就这样讲话，我从来不写稿子。他们两个都要写好稿子来念 。一看我这人不听，胡立教后来也不用稿子讲了。我说你胆子为什么这么小？我对宋日昌说你应当作检讨，抓扬帆等人的时候是你去抓的，你当时糊里糊塗不知道，但你这个事人家是不会忘记的，你检讨对你只有影响好。他后来听我的话当场做了检讨。他说：是柯庆要我去抓的，我用汽车把他们（扬帆）骗到岳阳路一个秘密机关里审问，他交代了经过。这样人家倒也气顺了，老老实承认错误也蛮好。
有的人明明是害了人，还说没害，我特别生气，我就发言、讲话时是非常激昂慷慨的，我说要把事实原原本本讲出来，害了多少人？你们要有良心，那些刚解放出来的人胆子都非常小，不敢讲，我讲话以后他们都鼓掌，讲得好！这些人很可怜，弄得家破人亡，现在能够站出来，能平反已经是意外了，再不敢讲什么了。 开会以后我马上就写了一个《潘汉年非凡的一生》，送到上海社科院去发表，他们为难了，不敢出版，赶快送到中央宣传部审查，中央宣传部看了没兴趣，又 送到国家安全部，安全部看了没兴趣，放到抽屉里躺了两年。到我离休时，我问你们到底出版吗？不出版把稿子还我，才又打电话给我说 没问题好出版，上海社科院才出版，但这是已经是1987年了。这事如此艰难，但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85年写的，当时没一个人有胆量敢写潘汉年问题，说明人都怕，可见我们的权力、压力之大到了什么程度。出版以后大家非常欢迎都去买，还发表在《上海滩》杂志上，销售也好得很，上海群众上千封信来推荐我这本书，我因此得到 一等奖，不是我文章写得好， 而是事情本身这么大的冤案使人家轰动 。现在登的《潘汉年在上海》这篇文章，原文是《潘汉年非凡的一生》压缩了登在《上海滩》，你可以去要一本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应当再版的。我大炮放过了，以后的炮就让别人去放，后来炮也有很多，有好多新的问题出来，这就好了，我目的达到了。
关于潘汉年事件我再讲一点，后来电影什么都出来了，罗青长常讲（以前安全部部长）要搞一个剧本，后来写信给中央，那已经是江泽民时代了，写一本剧本被批准了，审查委员会我也算其中一个。剧本写得怎么样我到现在也不晓得，也没来要我看，把我丢掉了。这写出来的剧本我概不负责，我没看过，鬼鬼崇崇不知搞的什么。中央规定的哪几个人参加，到上海，南京拍电视我统统不致道。后来我对罗长青讲，潘汉年的问题最难的关键是谁迫害他的？你要交代清爽，他说我有档案材料，是毛泽东 。 我说你有勇气写进去吗？这问题难，假使说出来潘汉年是毛泽东要抓的，那毛泽东怎么办？我看这个电影现在不可能写出来，钞票弄去几百万，到现在影踪都没有 。现在有个关于彭德怀的片子出来，但庐山会议就不好讲。潘汉年的事哪能写？都是问题啊。好多是冤案，沙文汉的事怎么交代？所以现在中央宣传部说"一律不许谈，淡化"，要使人都忘记。江泽民最近讲要读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这怎么讲，解放以后历史怎么写？ 你们档案馆将来压力很大，人家都向你要材料，你说没有，这在干什么啦？确实没有也没办法，因为你们是被领导的，人家不叫你干你会去做吗？
现在你们想到我了，这到也有点奇怪了，仍旧是保密的，我讲出来不怕，年纪也大了，经过这么大的风浪我没有死 ，明天要是死了也蛮光荣。我一生没有对不起人，阴谋诡计搞人家那种事情从来没有，只有老是去打抱不平，后来都打到自己头上。我这个人是打抱不平打出来的，打抱不平我蛮高兴，凡是说对对对，人家肯定说这个人好，看见我头上生了两只角就有点吓人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愿委委屈屈做事，吞吞吐吐不讲老实话。
潘汉年事情在80年代是一件重大事件 ，他一平反，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沙文汉平反了，我也自由了，一批家属都平反了，象金学成这些人都平反了，他这个案子同潘汉年有关系的，陆久之问题也都有关系，人是多得不得了的。 现在出了一本《华东情报史》，这本东西写得很差，胡立教他们搞的，其中有些东西可以参考参考。南京党史办里也有些材料。上海很差，还没有南京做得好，因为南京压力小一点，上海压力非常大。上海市委宣传部他决不会支持你的，他的政策是拼命淡化历史，最好让人以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段历史 。但我看历史是弄不掉的，现在斗争非常尖锐，是坦白还是淡化，我们的斗争就是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我看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但不知道可以到哪里去讲。
现在展览会对文化大革命一字事不提，象 ？XXX 这种文章根本不好登，我的文章也不好登，我现在不愿意写文章，写前先要考虑是不是违反他的指示，反右斗争也是一字不好提，因为这是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搞的，也不好谈，你还有什么好谈？ 王申酉这种案子怎么谈，后来弄到什么样了。
我80年到华东医院时，赵丹生病也住在这里，他同我有来往，这个人对江青是很了解的，他们要演一场戏，把王申酉的事情要搬上舞台，一批作家、剧作家都来了 他们把党内材料给我看，王申酉写的文章我也全部看了，他都是讲理论的，他证明毛泽东搞的中国是农业社会主义的论点和结论，引经据典，马克思怎么讲，列宁怎么讲，后来被枪毙了，这个剧本怎么演？ 不好演的，我后来劝他们不好这样弄。一些小伙子忍不住了。当时没有很好抓这个问题，共产党员也都是思想上不服气，积累了怨气，不久"六四"事件爆发，都有关系的。问题来了要及时解决。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道理要讲清楚。这种剧本为什么不好演 ？我劝他们这个一搞要乱，要识大局，他们也听得进没搞下去。后来改变，演了一个《假使我是真的 》，这又弄出许多异议纠纷 。（注：沙叶新编剧）， 当时王申酋写不成，上演了这个（后也被禁演） 。这件事说明当时文艺界的人对社会一些问题非常不服气。当然也会被敌人利用，这些也要考虑，不好许多事情都讲出去，也要保守一点秘密，但是对党员讲起来我觉得应当有教育，要使他明白这个道理，懂得政策使他服气 。你们既不告诉真相，也不告诉政策，他们就要反抗。很多人就到国外去讲了，也有许多是共产党员，他们思想不通，也会被人利用。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党内问题应当坦白讲清楚，有错误就应当承认，这人家服气，象宋日昌就是例子。他承认错误，人家对他没有什么意见了。
1983年1月我调到社科院去做党委顾问。我这个人也不想做什么了，我已经75岁了，也想明白了，还有什么好做呢？我的余年做什么我也考虑过，要回忆历史，替人家证明写点东西，后来一直就搞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