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正和历史讨论1980-82

标题

改正和历史讨论1980-82

主题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描述

Correction and Discussion of History, 1980–82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浙江, 上海, 北京, 莫斯科

文本

*32盘

改正和历史讨论1980-82

还有什么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各种罪名。所谓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对公安局有许多管理治安的方法认为过分了，肃反扩大化，无缘无故把人家抓起来不对。当时就认为这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结论中称这个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反对扩大化。还有一条说我恶毒攻击领导反党猖狂进攻，就是岳飞坟上一副对联："正邪自古同冰炭。于今方能判真伪" 并没有借古喻今的意思，不能说是恶毒攻击领导，也否定掉了。
其他还有我当时说中学生应当读书，说我反对党的教育方针，这也没有这个事，当时还没有明确上山下乡政策，但已经是党的方针。诸如此类的事很多，结论还承认我历史上做过很多贡献，理论上也有一定贡献，省委省委宣传部提出来的应当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待遇，恢复名誉。写得相当好，对此我没意见了，认为这是比较公正的，当场就签字了。这已经是七九年的十一月份。因为省委宣传部改组了，一批人都是中央来的，他们对我没有成见，也没有打击报复，比较客观看问题，与以前的宣传部完全不同。
我要先争取改正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下一步我要为沙文汉问题而奔走。他的问题比我更复杂，其实本来也是很简单一桩事，江华他们硬要说他是叛徒，叛徒就不能够改正。我说叛徒是另外一件事，况且他也不是叛徒。右派问题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分开不能混在一道说事，这是一。还有复查报告还提出来（江华同志提供）反右斗争后沙文汉说他被捕过，这更是胡说了。早在1956年中央已经给他作过历史结论，到58年他会去交代自己是被捕叛徒？根本没有这桩事，完全造谣可以这么说，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江华在造谣。所以这个问题复杂了。沙案问题浙江省推说这事要归中央管，中央说要地方先批好上报，省委后就踢皮球压着不上报。
1980年浙江省委派人来找到我，他说给沙文汉恢复名誉也有办法，把他的坟挖出来，在骨灰盒上盖一个小红旗，弄一个仪式，就算恢复名誉了。我说这样子好恢复名誉，你文字上写吗？他说不必写的。就把红旗给我保存，我说我不要这个红旗，这是开玩笑，骗人。这种手法非常恶劣，被我坚决拒绝。他也拿这一套去骗杨思一的夫人，她是工人出身没有什么文化，真的就把杨思一坟打开来，拿一面红旗盖在杨思一骨灰盒上面，算是恢复名誉，她觉得很满意了，其实是上当受骗了。后来她告诉我，我说谁叫你这样答应的，我不干。浙江省委是想把沙、杨冤案永远压着，不准公开平反，为欺骗家属就搞这种套花样，你看多少阴险啦。这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省委二次派人到上海来讲，都被我顶回去。杨思一的墓一度就没有了，沙文汉的墓我不许他们动，一根毛也不许动。（注;杨思一的墓在平反以后又新做）。
1980年我到处奔走，我胃溃病非常严重，华东医院医生要为我开刀说至少要切掉四分之三。正好陈国栋在上海当了市委书记。他来看我，我告诉他胃溃疡病要开刀，他说年纪了不要开刀，想其他办法。他替我找到卫生局了解有没有新的药，卫生王局长告诉他有新的德国药西米替定，当时很贵4毛钱一粒，就开出来给我用，效果很好，个把月溃疡面就收缩了，胃镜一看，医生说好多了，这我才没有开刀。
我胃溃病好了就到北京去开会。这里还要补充一下，当时我胃溃疡病好了是在我已经改正以后恢复党籍了，上海对我的态度也不同了。即要我做市政协常委，兼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我可以到办公室看看文件了，享受政治待遇可以接触党内文件。上海政协搞文史资料是最早的，就是我们在搞，我同宋日昌他们在一起搞起来的。北京那个时候在抓党史，要开文史资料会议，上海要派人参加，就派我和陆诒两个人到北京去开会，遇到很多老同志、老关系，也了解了很多情况。为沙文汉问题，我就找到组织部长，（胡耀邦已经去做总书记了）。此人态度不大好，圆滑地称沙文汉这个事情是浙江省委的事情，我们不好处理沙文汉的问题。我说他是中央组织部管的干部，浙江省委不处理，由中央组织部处理。他说，这是浙江省委的事我们不管。但我说浙江说是中央的事，你们皮球踢到什么时候去啊？我光火了。他说，组织部部长人少，管不了。我知道他就是不愿意处理，内在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大概是一帮的。中央组织部看来不会给我解决问题的。
文史委员会开完会以后我回到上海，我只好等着。在这当中我发现沙文汉案子很复杂，同潘汉年问题还有关系，潘汉年如果不平反，沙文汉也很难平反，这里面还有刘晓问题，整个上海地下党都有问题。正巧，刘晓从北京出来以后下放到洛阳，但中风了，半边已经不大会动，讲话也不大清楚了，这时他正好到上海来治疗，就住在东湖宾馆，我经常去看他。幸好他头脑还清楚，我说刘晓同志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上海地下党，南京的问题也没有办法搞清，整个地下党都成问题，你的责任重大，你今天是放出来了说你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下面人都没有真正解放，上海党究竟是个什么党？说你们都是黑帮，这怎么办啦？据我了解同潘汉年案子有关系，沙文汉被宣布是"潘汉年第二"，上海局里面有第二个潘汉年个问题就大了，虽说你放出来了，但你的结论呢？他拿给我看了。他那个结论也是一塌糊涂的，我说你这个结论这算什么东西？根本没有平反，尾巴大得不得了。大家其实都没有解决问题，我告诉你要同归于尽了，这是不行的。唯一办法是到中央控告，要求把潘汉年问题弄清，这是根源，我就抓牢这一点不放。
刘晓身体不好，头脑不是顶快，我就找他夫人张毅，她头脑清楚的，她说你这个意见对，我来想办法。后来张毅回北京去就找到陈云，陈云也正在找刘晓，他说我正在找你们呢，这个潘汉年问题不解决不行。这里陈云帮了一个忙，他也知道关键是潘汉年问题。他说我要和刘晓联名要求中央为潘汉年平反。
刘晓回北京去以后就和陈云共同签名，向中央提出要求为潘汉年平反，就组织了一个潘汉年专案小组，再把潘的问题翻出来研究。研究来研究去潘汉年没有问题，就是交代了见汪精卫这件事情，这不等于叛变，是工作上的需要，你怎么好说他是叛变，是内奸呢？没有这回事，当时潘汉年案子很大，牵涉到几千人，这是中国第一等大案了，由陈云和刘晓向中央提出重审，是很有力的，后来潘汉年终于平反，沙文汉也随之平反了
其中还有一个插曲，1981年底我在上海，突然谭震林到上海来了，已经是过年了，他打电话来找我，要我到兴国宾馆去看他。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就去了，他老兄在发烧，也不能多讲事，他只问我一个问题，沙文汉是谁打倒的？我心里想你老兄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吗？五六年党代会你不是到浙江去了吗？还骂我是牛克思，还去对大家宣布沙文汉、杨思一有政治问题正在审查。你应记得的。不过他没有和我谈其它，只问我谁？我说：就是江华。他说："那好办"。看来后来他对江华也非常有意见，谭震林要我回去立刻写一个报告，他明天要回北京了，要我把这个东西写好寄到他家里，用快信要挂号，他会马上批示。后来果然我一封信写到他那里，他就给我批了，说沙文汉的案子是冤枉的，要为他平反。他是原来中央书记处书记，一直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所以效果很强，江华没办法了，顶着不（让浙江省委）办的人其实就是江华，也是江华诬说沙文汉反右后交代"叛变"党事情。事情是指沙文汉安庆逃脱一事，1956年老早搞清楚了，以后根本没交代过任何问题。浙江组织部也去查过，向江华报告过查无此事，就是江华一定要说他58年还有交代，这笑话了。沙文汉同潘汉年一样，两人都没有被捕过，但都被诬告为叛徒特务。
潘汉年82年8月平反以后，沙文汉接着也就改正。省委组织部来找我，也很滑稽的，结论写了好几次，拿出来都是留尾巴的，一样的都称XXX是"有错误的，但不能划为右派"，我说这种事情不要来搞了，我不会同意，你挂着不办好了，我不怕。我是这样来看问题，反正人已死了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说帽子你戴着吧，我不怕。来过二三次了，我就是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求彻底平反，有什么错误你要一件、一件写清楚！他没有办法了。
最后一次大概82年11月份，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了，还是请你来写吧，滑稽吧，我笑死了。那我拿起笔来就改，划掉所有尾巴，结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加的：凡是同沙文汉案有牵连的人，沙文汉平反以后一律也要平反昭雪，这句话是很重要，将解放多少人！因为受到沙文汉株连的人，在浙江和全国有许多。我说一定要写上这句话，沙文汉是全国非常大的一桩冤案，你不写这句很多人不能平反。他也只好说是是，这一子到老实了。省委组织部长就在附近的什么宾馆里住着，他不敢来看我，处长来的。同意，你拿去，我签字。就是这样定下来的。他们是好赖就赖，好拖就拖，心里实在不想给你平反。我看这种人水平实在低得可怜，他根本不考虑人家的痛苦，只考虑自己的位子。从这个地方我很痛恨一些党委领导人，实在太差，根本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只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自己的权威，弄错的案子还要坚持到底，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知过则改这种精神一点没有，坚持错误，我们共产党人很多就是因为坚持错误丧失了民心啊！
后来浙江日报照我这所写的决定登了出来，我拿到以后去找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总编辑，我说上海当时反右斗争最积极，你们的报上也都登了浙江的案子，现在沙文汉恢复名誉，请你们也登报，转载浙江日报登的决议。解放日报，文汇报同一天都原文转载了。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意。在上海有一大批人受株连的，象沙文汉的外甥来找我，说早上报纸登出来了娘舅平反了我也平反了。可见株连之广。还有一个侄子在煤炭店里做会计的，因为他是姓沙，也当了右派，也平反了，这种事情太多了。浙江还要好笑了，同一天彭瑞林、杨思一、孙章录都平反了，结论中的尾巴也都修改了，就这样一下子都吹掉了。他们都感谢我了，否则他们的结论还留着"有错误"的尾巴。他们在浙江没敢去顶，我这样做了，我不怕。他们说你真聪明到了上海，假使在浙江，就毫无办法。上海这个地方，到底不一样更文明点，浙江省则更落后。许多信啊不断来，我家里人也川流不息，都来告诉我大喜事，外地写信来许多，因为他们都受株连，我以前也不知道。株连的人相当多，浙江省姓沙的人都受到牵连，连上海姓沙的人也有问题，或者在沙文汉下面有点关系也都成了问题。潘汉年株连的主要是公安、情报部门，沙文汉是地方工作者秘密工作时间特别长。他在文化教育界、统战关系特别多，而且地区也广，浙江、上海，南京等其它地方，我意识到最后加上为株连者平反的这一笔真的非常重要，不加这一笔不行。
还有扬帆的案子也很惨，我改正后杨帆的夫人（李琼）来找我了，商量怎么办。我说你要到中央去，这困难大了，中央公安部门那时都还是他们掌握的，她到旅馆里住了，有人告诉她说你住在旅馆里很危险，他们夜里会把你抓起来。这个案子可不好平反，你快点走。后来她偷偷把报告送到中央组织部，她只知道扬帆在湖北省，到了湖北省农场里找到了扬帆，但他已经神经不正常，也不认识李琼了，说"你是江青派来的特务，你给我滚出去，我老婆很漂亮，不象你这样的" ，后来用飞机把他送回上海进华山医院神经科，他样样不记得了，只有女儿还认得，女儿是要的。后来他女儿打扮成一个护士说是来护理他，好几年后扬帆才慢慢恢复意识，也认了李琼。他受的苦最多，现在还活着。
还有一位是刘人寿，潘汉年下面搞电报电台，也二十几年，神经也开始不正常，牢监里关了太久了，能活下来也真不容易。这些人都对我很好！
接着是南京地下党的冤案多得不得了，比上海还要厉害，南京的人来了，许多事情要我讲清楚，我要为很多人和事作证明。整个南京党有一个问题，怀疑我们到底是特务党，还是共产党？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上海问题小一点，但也有这个问题。后来，上海、南京都作过决议肯定上海、南京都是共产党，不是特务党，领导人没有问题，全部平反。党的组织整个平反。
80年11月我参加文史委员会会议以后，在北京还参加了看审判江青这个案子，生平也不能忘记，这我很开心。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同江青，他们也不要律师，这个江青非常坏，她在那里要骂人的，最高法院院长是江华，这个滑稽了，江华坐在上面问她刘少奇同志是怎么样被你害死，她说你还要问我啊？你哪一样事情不知道？把江华吓得要死。江青还说"你问我干什么，我是毛主席一只狗，他要我咬谁我就咬谁"。这影响非常大，江华不也敢再问了，他溜走了，此以后再也不敢出来公审了。以后由副庭长来审判江青。因为事实上毛泽东、江青每次到浙江来，他们和江华都是在一起非常紧密，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这幕戏我看得非常痛快，是我平生不能忘记的一幕戏。实质上他们之间就是有很多密切联系的。最后审判我也去看，宣布江青被判死刑，那一次她是紧张了，她本来是神气得很，说判她死刑就像要昏过去的样子，两个警察把她扶出去走了。后来又宣布缓刑，但那时当面说是死刑。江青当时紧张，其他人表现没有那么严重，江青严重，她全身穿着黑衣服，上法庭都打扮漂亮的。我看到她很气愤，所以这个印象是非常之深的。
1981年全国在南京开党史研讨会议，我也到南京去开会的。这次开会（注：华东七省市党史讨论会）我碰到陆定一，谭震林等。陆定一主要讲二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事情，而谭震林说是没有的，后来他们叫我去找谭震林，谭震林说根本没有的，当场还要发言。后来党史办叫他不要这样讲，还叫我去做他工作。我对谭说：你没有在莫斯科不知道，二十八个是有的，你们两个领导人在这里讲不一样的话不大好。他后来就没有发言。陆定一讲的这个报告现在放在那里很好的，正在整理。
以后中央党史办专门又在北京举办过一次会，专题讨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问题，到会的人很多的，有杨尚昆、孔原、王首道、徐以新，陈一诚，我，冯定，刘英（张闻天的爱人）都在。上海就我和陈一诚，北京的多，冯文彬主持的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很重要，二十八个到底有没有？二十八个半是怎么回事？我说半个是康生搞出来的，本来是没有的，半个就是徐以新。现在这半个还没有搞清楚，当时他是一个团员，还算不上是布尔什维克。文化大革命康生要整（当时外交部的副部长）徐以新，说他是半个，是团员那你算半个。实质上二十八个，徐以新当时也参加这个会议，知道这个事情，是二十八个不是二十八个半，他怎么好算数，他当时只有十六岁小得很。徐到莫斯科是同我一起去的。布尔什维克要党员才好算，他团员不是，是康生要整人。
二八个名单后来争论当中有出入，主要的头头都是没有争议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夏曦、陈原道、何述之，凯丰、李作声、盛忠亮这批人，人人都知道，其他的有些争论到底是不是。那时候在莫斯科天天开大会争斗，大家面孔都熟悉的怎么好赖呢？经过那么多年，我还是印象深刻。
二十八个是怎么回事呢？1929年下半年开全体师生大会总结总支一年工作。这个会议由支部局来做工作报告，会上有两派，一派拥护支部局说报告很好，一派说你报告有很多错误缺点。好像后来我们在浙江一样，拥护支部局的人在表决时只有二十八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有四、五百个党员了，多数都不同意，通不过，说支部局错误非常严重，打击了许多同志，这是首要问题；还有"江浙同乡会"问题，王明一派说江浙同乡会头头是什么：左权、孙治方、俞秀松等。
向忠发还讲话说江浙同乡会是反革命分子，要枪毙！这真是胡说八道。因为江浙人在莫斯科很多，后来联共中央，中共代表团大家都来调查这事，调查来调查去没有这个组织。事情起因是一些学生外国菜吃不惯，想吃点中国菜，星期天在宿舍会餐吃饭，就在孙治方住的地方，他同乌兰夫住在一道的，就有人说他们每个礼拜天集会，讲的都是江浙话，好像在同乡会开会，学生里一个学生会主席去报告博古，博古那个时候是支部局里负责人，夏曦那批人，他们一听有"江浙同乡会"，一定是个反革命组织，立即向联共中央去报告，并当作反革命案子来打。这是29年上半年，这个事情弄得非常糟糕，支部局乱抓人，乱打人，乱戴帽子，许多人都对此不满。所以下半年开总结大会时，大家就对此提出意见。这和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乱打棍子乱抓人无法无天。现在讲不要紧，当时不好讲，讲了又是反苏了。事实上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后来代表决只有二十八个同意通过支部局的工作报告，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王明，博古等批人自称是布尔什维克，其他人都是反布尔什维克，打击一大批，只有他们二八个人是最正确的。
在苏联反布尔什维克就是右派，中国的反右运动做法同它有关。所以都变成右派分子，很多人开除，许多人受到严重警告或者留党查看，有的到西伯利亚流放死了，有的回国以后还要算老账。中央是博古领导，以前反对我的都要整死他们。唐议贞就是死在博古手里，不许她参加长征，留下来让国民党杀了。很多同志回国后到了中央苏区，满腔热情，但都被杀掉，或开除党籍，也有许多人灰心只好脱党了。莫斯科这场斗争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巨大。
中国共产党内不团结，同苏联有密切关系。我从苏联回国不到一年也做右派了，因为当权者又是王明、博古，你怎么能逃得出他们手心呢？我第二次当右派与他们无关，但仍旧是这种影响的延续：他把共产党内分左右两派，实质上我们党早有分裂了，这个党分左右两派我是非常反对的，这是造成分裂的根源，什么是左、右，你讲得清楚吗？林彪是极左，后来说极右，到底是左还是右？当时莫斯科大会的情况就是这样来的。
关于中山大学的斗争有一本书的，中央没有表过态，这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回忆录，这次反右斗争是很值得我们汲取的一个经验教训，为什么中国发生反右斗争，什么性质，危害的情况当然很严重，到现在还有人没平反，讲什么"反右斗争是必要的，但不过扩大化了"，怎么能讨论呢？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历史决议说是必要的，我们怎么好讲话？现在很多人都反对这个说法，但是你中央不主动讨论，下面又怎么讨论呢？到"六四"事件前夜，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在北京要召开一个座谈会，讨论反右派问题，他们通过孙章录来请我去，但我没去。他要讨论的就是反右斗争是不是必要的问题，这是中央的事我们怎么讨论？这我是不好去的，我去的话也做方励之了。上海以王若望为首的一些人连夜签名要在上海座谈讨论反右斗争必要性，我也没有去，这种事情要向中央反映。到今天，我还坚持这一条：中央应当明确讨论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都反对说反右斗争的必要性，但是象江华之类的人一定是主张必要的。他们是反右英雄，当然不愿意推翻这个决定。但我们这些受害人没有一个人会同意，老百姓也反对。这个问题还会牵涉到文化大革命，它有许多是共同的问题，比如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仍旧搞不清楚，问工人我们是不是工人阶级，他们说你不是工人阶级，因为你是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人家不承认你是工人阶级，这个东西完全错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能完全分开，体力劳动也要用脑子，不用脑子能劳动吗？不行的，这个只能说是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区别。但毛主席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这是个根本问题。反右斗争他主要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过是依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的毛，他说现在这个皮已经换掉，你还是依附在资产阶级上面不行，要到无产阶级这边来。这个算什么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变成梁上君子了，脚不着地吊了上面。这是不通的，什么梁上君子，什么资产阶级范畴完全错误的，这只有落后的工人今天还这样讲。
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旧搞不清楚，比如工厂里技术员和工人不能合在一起不能团结的。我深刻体会到反右斗争的问题要好好总结，这不是算老账，这是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对真理要大胆地去追求它，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你把马克思主义的书法翻翻看，有没有说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没有这样讲过。列宁讲过俄国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不过这是在特定条件下讲的，不是作为一种定义，永远这样的。当时俄国在沙皇统治下只有贵族资产阶级去读书这是肯定的。但穷人也有去读书的，工人也有去读书的，你不能说你读了书就变成资产阶级。解放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子弟，他读两年大学就是知识分子，所以人家很不服，兄弟两人一个是做工的工人阶级，一个读书做技术员资产阶级，兄弟两人变成两个阶级，这不是好笑嘛。很长时间说读书无用论，还不如种田、工人，工资也两样的，工人往往比技术员工资要高，报酬高，这个问题政治上是很不好的，应当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认识，现在也拖着不办，不敢提。一有风吹草动总是知识分子倒霉，被批判的仍旧是臭老九。所以大家都不敢写文章，不敢讲话也是这个道理，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我做了二十二年右派深有体会。这个问题谁敢去讲？没有地方好去讲，这个问题涉及到某些领导人，因为他当时是这样讲的，他面子下不来，就不可以讲。
共产党应当提倡批评自我批评，错则改之，不应当坚持错误。知识分子里有反动的人，但不能说知识分子都反动，都是反社会主义的。虽说结束了我右派的生涯，但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持保留态度。80年曾经讨论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对这个难题也提过意见，我提的意见谁要听呢？
我有不同意见，首先是中国解放以后就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斗争矛头是向着资产阶级。这个话我不能同意，中国解放以后中国民主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地主也没有消灭，封建主义怎么消灭了？我们台湾还没有解放，帝国主义要来打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人的头脑里还是封建的东西，尤其是农村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东西，怎么能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呢？到了57年才晓得，原来我就是资产阶级，原来我就是被打倒的对象，到文化大革命更知道臭老九了，那谁还要读书，所以许多红卫兵情愿上山下乡了。我们现在这么落后，同我们错误的理论指导很有关系，提拔干部上就更明显了，先要看成份，你成份好给你提拔，不好就不给你提拔。
我问题解决以后，沙文汉问题还没有解决，还牵涉到我的女婿，他本来出身好的，他这个知识分子还不算资产阶级，但受到我们右派关系牵连，入党不好入，提拔当然更不要谈了。沙文汉改正后，他可以入党了，也才能提拔，后来当上海商检局副局长了。他是沙文汉死了以后才结婚，根本同沙没有关系也被牵连在里面。她我女儿是党员，她在吉林被党籍挂起来四年，是群众决定开除的，右派分子子女也是反革命，我全家门没有一个好的。株连之广可以看出全党情况。一直到沙文汉平反，但我也老了，我被改正时已经七十二岁了，也没什么事好做了。1982年八月沙文汉登报改正。83年1月份把我调到社科院去当顾问，这很明显，沙文汉平反我才能当顾问。实质上我也是在沙文汉改正以后才彻底平反的，才成为普通公民。
我的这场"官司"实在是打得长得可怕。这其中谭震林还是帮了一个大忙，没有谭震林的一批，沙文汉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有麻烦，一路上都在阻挡，上面情况我不了解，从下面看很严重。而且改正说法这也是不通的，何谓改正？可见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妥协说法。胡耀邦立了很大功劳，我觉得没有胡耀邦是不行的，他冒了很大风险，胡耀邦这个人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他是坚决要求改正，华国锋只好做，但后经济上我们二十多年的工资都一律不补发了。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改正和历史讨论1980-82" (Correction and Discussion of History, 1980–82),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