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新四军根据地 ·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标题

华中新四军根据地

主题

Revolutionary history

描述

The Base Area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in Central China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Yan'an

文本

*10盘

华中新四军根据地

后来延安发动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吃饭自己种地，油也要自己解决，我们那里也是搞大生产，油盐都没吃，没有油晚上点灯都成问题。没有盐吃这严重了，艰苦奋斗到这种程度，四面都是敌人包围中，每一条船都不能进去，密密麻麻地把你封住，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当时抗日的艰苦。不过唯一的好处就是同老百姓关系，军民之间关系非常好，老百姓非常拥护我们新四军，我们是抗日的军队，他们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我们住，他们对我们非常好，自己住到很小的房子里面去。所以我们能够坚持这许多年代，完全依靠老百姓，他们自己吃得很苦，把大米什么都交给你，给部队吃，自己吃杂粮，真正做到了军民一家人。
现在我们讲精神文明，那个时候精神很文明。我们对老百姓也是同家里人一样好，他们叫我们"同志 "非常客气，我们对他也非常友好。一般我们都住在当中一间会客室样的地方，拜菩萨的地方。（客堂间）主人会客的地方，一般都住这里。我住在老百姓的一个灶间，一面可以烧饭，我就住在这种地方。
我到根据地后就去找饶漱石，我说你是知道的，博古说我有问题，我来审查了。他说：你不要去管他，就在这里工作好了，留在华中局一样的，我们这里也是中央机关。我说要到延安去，他说不要去了。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留下来后他叫我帮他看电报，好多的电报，他说你先要学习，根据地的情况你不了解，他把许多情报，从前老的电报也给了我，各种各样的电报都给我看，让我了解根据地的工作，我等于上训练班了，我在那里专门看电报。知道根据地的情况和怎么工作的。摸索它的规律，这也很好。后来他要我整理白区工作经验。他有很多电报材料，还好多都是刘少奇、彭真这些人写的东西。他要做报告谈白区工作应当怎么做，群众工作怎么做的问题，要求整理这类材料，我就帮他整理。接着要开华中局的一个扩大会议。这是因为刘少奇要调到中央去了，他交代要开扩大会，饶漱石就这时提拔上来，会上刘提拔他为新四军政委、华中局的书记，区党委提拔了陈丕显上来做苏中区党委书记，说他年青有为。这次扩大会议很重要，讲到华中的抗战形势，讲我们的任务，讲得很好，组织上面有些调整。我看到这个机会就去找刘少奇，我说少奇同志啊，你到延安去，我跟你去审查历史。他说你一个女同志不好去，是要一路打仗打过去的，你吃不消的，这里到延安路很远，都靠两只脚走，这不行你不好去。你要审查历史就在这里审查。这样，我就只好仍留在华中。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去好，去了我看要给康生整死的，你来得正好，他们把你消灭掉，他们这些人真是反革命。
过了一个时期，刘少奇走了以后，陈毅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你来了，我派你一件工作，去搞一个"新华报"，你去当总编辑，他说你要知道报纸的重要啊，还要我终身做个新闻记者。我听了奇怪，说我这个人不做新闻记者，更不能做终身记者。我说我办报也没有经历，不行的。他说不要紧的，派一个副手给你，派来的人是黄源，这个人现在浙江。他说黄源这个人懂编辑等工作，他任副总编辑，我做总编辑。下面还设一个编辑部，一个印刷厂。那都是可怜巴巴的，不过这些人都非常好的，生活苦得不得了，晚上在油灯底下校对，电灯没有连蜡烛都没有，每天晚上弄好还要付印。天又冷，陈毅给每个人发了一件大衣，人都面黄肌瘦，每天都吃这种东西没有油水、没有营养。这个生活实在是苦的，不过我看大家都精神很好，没有人说我要逃难了，现在这班老爷是不肯的（老早跑了）。我们认为艰苦奋斗是应当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新华报当时的电讯都是新华社来的，从延安发出的新华社消息，国外的消息有一点不多，我们每天把新华报送到华中局党政机关里，就靠这张报纸。报纸不是每天出版，三天或者五天，因为条件太差不可能每天出版。我们要弄点洋油非常困难，要到敌占区去弄，要打仗，比较困难也无所谓了，印刷机也是比较差的一种老爷机器，大家没有意见就这样搞吧。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来了一个新闻记者范长江，这个人是国民党区"扫荡报"的记者，后来自己到我们华中局来了，曾山对他有怀疑，他是国民党记者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范长江这个人很会看眼色，他也很会下棋，同陈毅下棋，特别同饶漱石搞得关系很好，他认为新华报效果差，我们外面办报纸每天都可以出，为什么不提高效率呢？提高效率当然可以，但是你要有这个条件，人手要增加一倍，特别夜班要提供火油，但没有办法，当时非常困难要到敌占区去搞。他提出方案每天出报，饶漱石来找我谈，这个问题要解决困难，工人也吃不消。工人反对，这厂长姓陈这个人不好，后来查出来是叛徒，陈XX是印刷厂厂长，他说这个不可能，我们不能印，拒绝了。我后来讲了好多次，又跑去找宣传部部长，部长同意我意见，他说这个事情办不到。同陈军长讲，他也说这很困难。这技术问题，陈军长态度有为难，他知道这是饶漱石意见，宣传部长也说是饶漱石意见不好推翻的，我听了奇怪，他是皇帝啊，这算啥情况，当年在上海象"瘪三" ，一日到夜我照顾，到了江北就做皇帝啦，一句话就算数了？但你怎样解决我实际问题呢，印刷厂长坚决反对，工人说来不及，人都生病了，这样要大家签字，要我也签字，我们编辑部也签字，向饶漱石、华东局提出意见，提出这个事行不通。这一来饶漱石就神气活现地批评了：" 你这是资产阶级一套，国民党里什么都要签名，共产党里这一套不行，是违反纪律！ "他这一套我也不懂了，这算什么事，犯大罪了。首先抓住我，攻击我，他目的是把我搞掉，为什么要把我搞掉呢，并不是对我有意见，而是对陈毅有意见。饶漱石不会写文章，陈毅很会写文章，办这新华报实质上是陈毅在领导。陈毅每一期都要写文章洋洋洒洒文章都要写，这一来陈毅在军队里威信很高，饶漱石没威信，政委不会写文章，写文章都是陈军长。所以饶对陈毅办的报纸也非常讨厌，想办法搞掉它。饶文化是有的，中学的水平，但不会写文章，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写一篇文章。当时我想你现在权威高了应该懂得原则，懂得做人。为何这样固执己见，人家同你讲道理，联合签名就像犯什么罪一样，我后来也光火了，在华中局开会我一定要顶。
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这一天陈毅同志对我讲，党的生日你来写一篇文章，纪念党的诞生，内容是反对王明路线。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叫我写，这题目到很合我胃口，我就写了。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意思是党成立以后遭到大破坏，文章批评教条主义的错误。经过陈军长修改后发表，在全党全军里面影响很大。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准备要反王明路线了，他们心中有数，据说是准备开七大反对王明，当时王明势力还是很大的。陈毅是很反对的，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也都受压迫，毛主席，陈毅、邓小平等都被他们排挤的，他们对王明、博古非常有意见，这是斯大林的一条线。我当时还不很清楚，他叫我写我就写，看来内部路线问题要有所调整。
后来范长江搞了个华中局新华社分局，把新华报并到华中分局里面。新华报结束了，我也就调工作了。黄源调到浙江去工作，我调到华中局党校。这个是一九四二年，那时已经开始整风了，我调到党校去主要是去搞整风。（几月份到党校去？）下半年，这已经是冬天了，已经是十二月份，很冷了。调到华中局党校去，华中局党校校长是彭康，还有温仰春，教员有李仲融，是历史学家。陈一诚曾是我留苏的同学，还有孙治方、冯定，这批人都是留苏同学，温仰春是党委书记，我是党委副书记。这个班子由彭康带头，校长彭康，是县团级干部是比较高的，陈一诚、李仲融这几个人。
我们那个党校也可怜巴巴，课堂也没有，就搭一个大棚，人坐在地上，弄个小凳子就算课堂了，是很苦的，也照样吃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时候真是苦啊。四二年相当苦的，最糟糕的是敌人经常要来袭击，后来形势越来越严重，盐阜地区不好待了军部要搬家，搬到淮南，党校因此就撤消。我们行军一直走到淮南，到安徽东部，后来就到黄花塘。军部在黄花塘的。就是黄花塘事件的地方。军部到了这地方，行军路很远，对我们优待，还有只马。夜行军很苦，到了一个地方就在老百姓牛棚，猪圈，羊棚旁边去睡觉，很艰苦。前方的部队还是打仗，我们还是没有遭到攻击，就是平安地没有遭到伤亡就，走到淮南就住下了。不久敌人又来了。日本人大扫荡，盐阜地区大扫荡，扫到我们那里，淮南也扫荡。军部开会，在这个情况下要严格地精兵简政，尤其是女同志老弱病残要处理，不能跟着军队，因为军队要打仗，象我种女同志当然是不行了，要到老百姓家里打埋伏。我不愿去打埋伏，后来他们决定叫沙文汉和我一起调到浙江省四明山区去工作。到浙东的区党委何克希，潭启龙领导的那个地方去。
沙文汉本来住在顾家圩子的，也调到华中党校，要我们两个人到四明山去，他先走的，我因为没有国民身份证不好走。我要到上海去办身份证，但我等了半年也办不成，我只好等在家里。那时我小孩子在上海，小孩子已不认识我，碰到我问" 侬是啥人，你是保姆吗？"小孩子当时身体不大好，要养病。我就一边看养一边教育她，到了四三年春夏，华中局来人叫我同沙文汉都再回到华中局，形势安定了沙文汉先回去，我后来也回到了华中局。
这样，我在上海等了一年，后来又回到华中局，另外安排我的工作。当时已开始整风，打仗是为了保护整风，整风是第一个任务。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不好马马虎虎，我听当时的中央的决定，整风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为什么重要，后来才了解，因为要解决这个路线问题，清算王明路线，王、博路线。这时毛主席提出问题是农村包围城市，还是首先解放城市这个问题，还有毛主席提出整风整顿三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还有整顿文风等。现在回想起来是很重要的，即使不整顿这些东西，中国革命很难胜利，一个最重要问题，是教条主义，是王明博古他们想搞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很明白，那个时候提出来新民主主义，这都是非常明确的。中国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现在回想起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毛主席这时候是对的，王明完全错的。那时我们同共产国际已经没有关系了，一切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所以毛主席得到人民最大的拥护，整风的成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精神面貌改变了，路线方针也明确了，大家精神都非常好，不同于过去那种教条主义，王明路线只能说是胡闹
我去了以后沙文汉已经在华中局党校，我本来在华中局党校，我调出来，他在华中局党校做教务长，彭康做校长。还有钱正瑛也在那里，这些人都在那里搞整风，别样事没有。党校我去是第一期，他去是党校第二期，党校第二期就是整风，那里有汪道函，陈同生等人都在参加整风，整风也解决我们许多党员的历史问题，许多人都是从外面去的，要查清楚历史，我是就要想来查清历史，但偏不叫我去党校，却把我派到淮南区党委去帮助整风。
淮南区党委书记是谭震林，副书记刘顺元，党校秘书长闵廉。我就帮助他们整风，主要由我同闵廉搞党校，整风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只知道整风要反王明、博古路线。中央有一个"抢救运动"，开始还可以，学文件谈路线，但到后来要审查历史，问题就复杂，意见分歧了。最大问题在于新四军部队里一种是农民，历史没有问题，另一种是白区去的人，历史都要查，所谓整风就是要整白区去的这批人。而这批人恰恰都是知识分子，当时新四军团级干部无不是知识分子当家，农民实际上不能领导县委书记工作。县委书记团长一般都是知识分子，是党的最基本的骨干，他们的历史要弄清楚，这也对的。但怎么看待白区的干部和他们的历史，就有问题了。象我们这位谭老板就不大了解白区。在他看来都可疑。我到区党委党校时看到第一期学员都被整得一塌糊塗。（搞得人人自危了），去吃饭要盯哨，大小便也要看牢，恐怕逃走，信件都要抄，弄得非常恐怖。这区党委的党校都是些区长，县团级干部，我觉得不好这样搞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至少有一半以上人都有问题。除了土生土长的农民，都是有问题的。对这个情况我不能忍受，我说你们这样做不对呀，那么我去找谭老板了，原来我同谭老板关系也蛮好，我一到区党委，他要叫我住他家里，他的爱人叫葛惠民，也是上海去的，很信任我。但到整风那时候受到了延安影响就不一样了，他说你认为他们都没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说我是大知识分子，文化人。我想文化人又怎样？文化人好像就是不好的人，这个问题农民出身的人最理解，我们外面去的看人不懂。我又赶快去找师长罗炳辉，罗炳辉倒很好，我说看这些人弄得面黄饥瘦，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他也去同谭震林讲，你这样搞法不对。但是谭震林也不买罗炳辉的帐，说：你不晓得，这问题复杂要抓。这谭老板不得了，区党委管路东，是津浦路东面，而路西比路东还要搞得历害。下面还要讲到路西的情况，路东也已够嗆，路西还要历害。这地方干部，部队干部都要整，整来整去就是几个臭老九，知识分子。有的是大别山来的，有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我们上海去的学生，有几个也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这是党为了工作要他去的，你不参加怎么行呢，那有什么问题？但那时都说不清楚。还有人参加过各种各样救亡协会活动。他就说：这是什么东西,你是国民党啊？我们搞统一战线就成了国民党，国共合作你怎么讲得清楚，一点办法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被怀疑了，他们说你自己本来也有问题在包庇这些人。我说那好，我就走啊，我就是要去审查历史的，却又不让我走。
我再去找党校的彭康，我说彭康同志这样不行啊，我们那里情况是这样子，这叫什么整风。彭康很好的，他在华中局党校，他说这不行的，我去讲。他就到区党校，找到谭震林、刘顺元，根据我的反映说你们这样搞不行，强迫人家交代这是很野蛮的。淮南区党委也非常不开心，把我找去，刘顺元骂我，你不老实，你为什么去报告华中局？我说我同你们讲你们为什么不听呢，那我当然要反映，我有这个责任。我说我不要在此地工作，我是有问题的，我要求调华中局去审查。华中局进党校整风不是很好吗，他们说不行，不能走，就派我到政治部整风训练班。
这里都是路西来的人，已被整得一塌糊塗，我去一看更可怕。有的人告诉我说我一夜天吃三包香烟，这是怎么搞的，他说这叫车轮战，晚上不准你睡觉，逼你交代清楚才可以，假使你不交代清楚就不能睡觉，那我要睡觉只好吃香烟。
同我一道工作的一个支部书记（注：梅少青）人不错是老红军，他倒也客覌，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做，他们况都是外来的人，我基本上了解，不要骂，也不要打。起先这些人看見我们都害怕，认为你一定是来整我们的，在路西已经被严厉整肃过，现在调到师部来，肯定是要把我们整死了。我说我不会来整你们的，我们还是谈谈，我跟他们把许多问题谈清了，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一些事情，后来我们差不多基本上都把他们的情况给弄清楚了。
现在总该轮到我了去整风了，我多次打报告给曾山要求自己参加整风，要求调到党校，后来曾山批准我进华中局党校，这已是党校的第三期整风了，这时沙文汉已调出党校到军部的整风队去了。我参加的第三期整风是温仰春负责的。我一看那里的情况好得很，他们这些人也是民主的，他们都知道我的历史上没有秘密事，也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去坐牢判过徒刑，也没有跟叛徒走，我也没有从事过其它社会职业，一向就是做党的工作，是职业革命，审查起来再简单没有了。
华中党校后来就叫我去参加整风审查小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机构，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不会让进去，而且是专门审查白区党员，这倒好了，我也救了很多人。当时陈国栋就在整风三队里，孙治方也在三队，还有张劲夫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审到陈国栋的历史搞不清楚了，他那时搞的青年会下面有个女工夜校，当时我管的，青年会也是我管的，他那里的干部什么情况我都知道。我说某某人就是陈国栋领导的，他是青年团，我都晓得，这些都是好同志，怎么会是特务呢，一个也不是。陈国栋也是好同志。他是没问题的，在艰苦情况下一直坚持着，坚持到党的重新恢复，是我们把他派出去的，我给他证明他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陈国栋非常感谢我，后来他到上海来做市委书记时碰到我就说，若你不给我证明，我今天不会来当市委书记。还有魏文伯当时也在那里。魏文伯、彭柏山等许许多多人的历史都是我审查的。其中确实有少数人有些问题，多数人都没问题。
整风具体收获可以说是两条。一条是路线问题弄清楚了，一条是历史问题搞清楚了。对我们来说这两件事是最重要了，以后的工作中没有这两条是不行的。头脑糊涂，到底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民主革命都搞不清楚，怎么能去工作呢？当时毛泽东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社会主义，这就同王明、博古是对立的。也才能谈到抗日统一战线，否則社会主义革命怎么可以同资产阶级合作呢？当时还有同地主合作的，叫做开明地主。假使不同他团结怎能抗日呢？陈（毅）老总他在苏中同地主士绅关系也非常好，你没有这些人，我们抗日就不行，同你对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回想起来是很不错的，谭老板就是差。这点同陈毅不好比，他在淮南区党委的整风实在搞得一塌糊塗。（他是农民出身吗？）当然农民出身，是农民的手工业者，他经常在自夸这个出身，将来社会主义也要手工业，很自傲的，（他是什么地方人？）湖南的，打了三年游击战，他打仗是很勇敢的，但是碰到这种问题他就完全不懂，他是从六师区党委调到二师。在江南，沙家浜现在在演戏的阿庆嫂那个地方，谭震林经常把伤兵什么的运到" 阿庆嫂"那里去。这就是江南打游击的。打游击没话说，很勇敢。敌人清乡，包围这个地区，那是艰苦的。敌人都有很好的小汽艇，我们是小划子小船，水网地区打游击多困难啊。山区就比较好打，非常艰苦，谭震林到了江北以后就非常骄傲，但这另外一回事。碰到整风他完全就是外行。当时华中局领导人知识分子多。饶漱石这一点还是好的。曾山同志虽不是知识分子，但他这个人很中肯，人正派的，他实事求是，作为华中局组织部长这点很重要，所以曾山同志人家对他很好。彭康是知识分子，他当然了解知识分子情况，这个班底都能够理解白区知识分子情况，所以第三期整风是华中局最好的一期。这第三期整风恐怕在全国各地方排得上第一名了，比延安好得多，延安所谓搶救运动不得了，我们根本没有搞抢救，都是和风细雨。整风里面有好多具体事都做得很好的，当时每个人都要有小组里鉴定，也较民主，最后由上级审查委员会批准，还有签字的，比如我的鉴定上面都要大家在上面签名。大家对这个整风很愉快，感到一身轻松了，历史上多少疑问都得到解决。特别是我从1927、28年开始同王明、博古斗争，一直斗到45年才算把是非问题弄清楚，经过多少年了。王明、博古一定说我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反对他们，反对他们就是右派分子，在莫斯科反对他们，回到上海四中全会又反对他们。我是右派分子，我的所谓历史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其它的。
整风意义中大，中国共产党这个历史教训是很大的。可不可以允许人家有不同的意见，人家不同的意见也不见得完全错，有许多也是对的，你为什么一定让他背包袱？放进档案，人家一看，你是右派分子，我一辈子就吃这个苦头。（从廿岁开始），我这人也无所谓，我也不悲覌，你不相信我，我就做点普通的事情。我又不要做大官，丝毫没有这种想去，所以我自得其乐也蛮好。领导工作我也不要做，他们拼命要给我做领导，我不要做，我没这能力，不要做。
这里要谈到陆定一，陆定一经常讲，没有整风我们不会成功的。他到是很重视这个整风，所以反右斗争前，开始就是整风，他很积极的。后来突然之间变成反右了，他就跟不上了，康生来了（在中宣部当顾问）抓了这个反右斗争，后来把陆定一也整了，陆定一不大得意了。许多历史问题就纠缠起来。在我回忆中，华中局整风运动是我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整风以后并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以后还有许多麻烦的事情继续发生。
这一段讲陈毅与饶漱石的黄花塘事件。事情是在华中局整风，在黄花塘事件不久后，陈毅就到延安去了。1944年华中局整风时陈毅不在华中局，饶漱石在黄花塘，黄花塘是华中局所在地。饶漱石在黄花塘召开一个干部扩大会议讲整风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讲陈毅不好。据参加过的人告诉我说他自由主义，说陈毅自由主义，同潘汉年很好，说他们许多事件陈毅听潘汉年在那里批评饶漱石，讲他自由主义，总之不好。我这个会议没有参加，具体不太清楚，后来许多人称为黄花塘事件，大家有点不服气，因为陈毅人不在你搞他干什么，陈毅到延安开会去了，45年的我在华中建设大学里面工作，陈的夫人张茜在那里工作，她是组织干事，我做书记，她就同我谈，我说这黄花塘事件是啥事体，她讲饶漱石要搞掉陈毅，陈毅他延安也是被他逼走的，怎么个整法呢，非但说他是自由主义，而且他贪污金子，说陈毅贪污金子，这是一个参谋长讲的，一个参谋长揭发陈毅贪污金子，张茜很气，这是下面造谣言。陈毅去了以后他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回来了，毛主席希望他还是回去，这时"七大"已经开过会了，他讲我不去，毛主席开玩笑讲，侬回去就下下围棋好了，不能做工作也可以，意思很明白的，饶漱石是搞他，他明白。但一定要回华中，因为他威信很高的，陈毅后来到自卫战争辰光他不是已经来了吗，因为饶指挥作战这个不行啊，饶漱石怎么能指挥打仗呢，这个事件张茜同我讲的，张茜说饶漱石这个人阴谋诡计，分析原因是因为两个人一个是政委领导司令，但司令比政委强得多，政治上无论工作经验理论上饶漱石都比陈毅差，比如作报告，人家听了陈毅报告非常高兴，饶漱石一讲大家要睡觉了，讲了半天不晓得讲的什么东西。他这个人呢一天到晚拿了中央电报，他讲话又象读电报，搞不清爽许多事情不行，威信没有，比如讲什么叫整风，他就讲不清楚，他说整风是反官僚主义，这就不对，这次整风很明显是反王明路线，就没有击中要害。陈毅就不是这样了，这次整风要搞路线了，过去路线错了，这就使大家很兴奋。所以饶漱石这次把他逼走是有计划地把他搞掉，他这个人没有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
华中地区打仗没有陈毅怎么能行呢，1944年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不行了，日本人已经不大进攻了。假使战争非常频繁那就糟糕了，非常危险现在回想起，所以后来发展到高岗，饶漱石事件，主要是毛泽东对这个人也是不很相信的。他可以搞别人也可以再搞别的，是这个问题，这件事情我要讲讲，这同新华报事件有关系，新华报被搞掉，陈毅也很不高兴，因为华中地区没有其他报纸刊物可以登的，只有唯一的一张报纸，这你搞掉了他怎么办呢。这影响面很大，所以我想起来这问题讲一讲，（黄花塘是在安徽吗），在淮南。

整风以后（在党校原址）办了华中建设大学，这已经是1945年春天了。我们军队打胜仗。我分配去当财经系主任，邹家华就是我那个系里的学生，还有汤季宏这批人，这建设大学是为培养抗战胜利后的建设人才。我是学校委员会委员之一。后来就八月十五号，突然日本人投降了，也没想到这么快胜利。形势大变。我又要调走了，建大还在，但我要调工作了。
华中局派我到延安去开国民大会当代表。调出去我也高兴，要到延安去，这次又要上延安了。这团长是黄逸峰，我同XX（？）还有沈X（？），这批人都是华中局代表到延安去开会，当时还在打仗，敌人没有完全投降，一路打过去，我们一直走到黄河以北，走了一个多月，突然受到一个电报要我们返回，延安又没去成。因为当时形势又变了，国共要开展谈判，不到延安开会，国民大会要到重庆去开。所以我们华中代表团就回来了。这次回来进城先到淮安，就是周恩来的故乡淮安。在淮安我碰到沙文汉，他已经担任了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长，这我也没有想到，因为我在路上不晓得情况。
当时估计我们将去接收很多大城市，需要派许多城市工作的干部进城，凡是有条件可以坚持在城里的都要回去，我条件也很好，这我当然要派进去了。华中地区开大会动员，分析现在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还要同我们打仗，日本人投降后城市都被国民党接管去了，敌人还要进攻我们，华中根据地这个地方不能待要撤退，一条路是要转移到山东建立根据地；一条路是到解放区打埋伏，或者出国；第三条路顶危险就是到白区工作。有些妇女老弱到大连去打埋伏，我年纪很青哪能去打埋伏呢，当然不去。
在城工部沙文汉领导下，决定建立南京工作部。城工部派我做部长，搞南京工作。我没有南京工作经历，那时是服从命令，年纪也轻，只有三十几岁，叫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南京工作部设在六合，就是隔长江在南京对面。南京一过江就到我那里，等于在南京城里一样，这里是我们占领的地方，我可以穿军衣，他们来只好秘密来，我公开的，就在那里跟与他们来来往往了解南京城的情况，隔江领导。后来情况又发生变化，国民党进攻解放区，1946年初国民党大举进攻六合，上级叫我们快撤，向后一路退到淮阴、淮安，城工已搬到淮阴，华中局也在淮阴。，六合已经变成敌占区了不好去，南京工作部也撤销了。要化装进南京，我只好军衣脱掉穿旗袍，我先回上海后去再到南京。
1946年春，我被派到南京城担任市委书记。当时我对南京情况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有多少党员，几个系统已经了解。华中分局组织部找我谈话，问我能去南京吗？我说组织要我去我总归去的，再问沙文汉有什么意见，沙文汉没意见。那个时候分局组织部长是刘瑞龙，刘瑞龙同我老搭档也很好，他也是白区工作出身，他说你是一定可以信任。当时南京情况还不是很严重，因为国共还没有完全分裂，双十协定签订不久，战与和尚未定，基本形势是打仗，但也有一种形势召开国民会议，国共还是要合作。所以我去的时候曾山同志对我交代：你去了还有一个任务，要替毛主席找一个房子，要好一点的房子家具什么都要准备，钞票也不成问题的，准备他去住，周恩来、毛主席都要去做上层工作，同国民党打交道，将来在政府里面做主席或者做部长这种事，你的任务呢就是卧底，还是在群众里面做啦啦队（基础工作）。比如说要投票选举了，你要投共产党的票，还有宣传工作，组织群众，我们这是秘密工作，说清楚他们任务公开的就是在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在那里，秘密工作的人是不可以去的，特务注意得很厉害。我是绝对秘密的，他们是绝对公开的，说好互相不来往，所以我的命运是仍旧做秘密工作，他们的命运就是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后来公开工作的统统被赶出去，回到延安，而我就一直坚持在南京一直到解放。
这一段地下斗争是中国历史很值得纪念的，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国民党特务机关最多，与我认识的叛徒也是最多，莫斯科回来的都在那里。什么张国燾、王新蘅等等都在南京当官，我要被抓起来就完蛋了，我也准备牺牲的，我想，死了也不过雨花台一颗子弹，还有什么呢。一条命。
去的时候只能一个人去，在1945年8-9月我行军到延安去的时候，沙文汉曾经奉命带了一个部队到南京城外准备武装占领接收南京。但是到紫金山后情况变了，国民党大军已经到了，国民党都是飞机汽车来的，快得不得了，日本人纷纷向国民党缴械。南京一下子都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共产党一样也没有的，全部接收了。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华中新四军根据地" (The Base Area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in Central China),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