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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在南京的秘密斗争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The Secret Struggle in Nanjing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Nanjing, Shanghai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11盘
在南京的秘密斗争
接下来再讲我到南京，怎样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南京的事情，我1945年十月底双十协定以后半路里要我回到华中，后来要我做城工部的工作，南京工作部设在六合。国民党撤毁了双十协定后打仗了进攻解放区， 六合被占领，我只好回到淮阴，主要是讨论南京工作怎么做，已经是46年的二三月了，三月底我见到刘晓，他从延安过来的。 那时中央决定要打仗了，要刘晓回到上海组织上海分局，主要是领导国民党区域秘密工作。南京局是周恩来领导的，是对外公开的工作机关。公开与秘密要严格分开，刘晓搞秘密的一条线。三月底刘晓到华中分局城工部， 城工部部长就是沙文汉，刘晓就去找沙文汉，我和他碰到，他就找我谈了，他问我：你要到南京去了去吗，我说是的，他就同我讲了几个问题，他说中央现在是要两手准备，一手是打，一手是和平，打的可能性大，所以我们不能以为是和平统一马上就可以实现。国民党已经进攻了，进攻六合说明问题很严重，叫我不要暴露，也不要去找周恩来那面，这不可以，他还说自己要到上海去了 ，到南京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到上海来找我，接头地方仍旧在我家中，他同我约好让以我母亲名义通知我回上海就行了。
当时另外的任务就是提出要和平统一，建立和平自由繁荣的新中国、反对内战，这个是组织群众的一个很好的口号，假使我们工做了好也可以压得他们不打内战，坐下来面谈，召开国民会议。 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召开国民会议，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这个局面是要和平，刘晓说这种局面也可能是完全没有了，要我做两手准备。同时他还派了两个干部给我，一个是卢伯明，搞情报工作的，一个是王明远，搞学生工作的。这两个人过去都是从上海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他们在七大以后同刘晓一起回来的。刘晓讲南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搞情报，因为这是首都，要打倒国民党必须懂得敌人的情报，所以要有一个情报工作，这情报不能同 南京市委地方工作混在一起，是单独的， 情报部门只能同上海分局发生关系，由我单独领导，个别联系。情报工作很重要一定不能破坏，一破坏要影响到上海分局。一直到南京解放，我就一直单独领导南京情报系统。他特别关照上海分局的负责人中刘少文在搞秘密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是很重要的 ，因为许多指示都从是南京发出的，此外南京还要搞学生运动，南京学生非常多，有十一个大专学校，比上海是少了，不过也很重要，王明远他是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后来在上海，我也领导过他，这个人搞学生运动有经验，所以分配给我，派来这样两个干部，这两个人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刘晓就到上海 ，我到南京，我们在上海接头。
我到南京大概是4月中旬 ， 南京的情况我在南京城工部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了解。 党员顶多只有一百人左右，而且分散于各个系统 ，因为没有上面统一领导，不是集中一个组织，各个系统各管自己。主要由上海地下党派去的南京工作委员会有这样一个机构，人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云端"（？）是谭震林那里派来的，"云端"的负责人叫方休，他下面有一些党员，有新四军的"二师"、"四师"、"七师"，都有一些人，以及华中分局情报系统的一些人，有很多系统驻在那里，各系统彼此都不相关，环境不大好，我去的任务是要整理，把它们合并，建立起南京市委的统一领导。
到南京我第一步考虑问题是我这么一个人进去怎样立脚？ 我去的时候他们南京派两个干部来陪我，我在南京一个人也不认得，人地生疏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大问题。南京戒备森严，形势比上海严重得多了，国民党特务像狗毛一样多，我这个人不好碰到特务 （注：有很多莫斯科回来的同学投靠国民党都在南京） 我一碰到就完蛋，这是一个大问题，并不是我一个人生命问题，整个党的关系很重要。进去以后开始住在一个同志（注：朱启銮）家里，长住总不大好，人家说这个人一天到晚不做事情，是干什么的呢，虽说是女人也不能够这样。后来另外住一个房子找一个女同志（注：金展晖）同我一道住，因为国民党要查户口，一家一户要抄，防共产党防得很厉害的，我们也晓得查的目的就是要查共产党，我很警惕，两个女人住在那里没有工作，又不是南京人，是干什么的，一定要发生问题，不好住下去。后来想办法再住到别人家家里，我当附属人口，我不是户长，这顶要紧，找了一对夫妻有职业的，一个教师，一个当工程师 （注：柏焱夫妇）我就算他姑妈，我就姓张，张太太，姑妈不晓得算啥东西，就待在人家家里，算附属人口。这同志也有小孩，我做家务，领领小孩总可以的，做家里的事情啦，文化没有，也没有职业，这是最好的职业啦。所有的男同志没有职业都不行，都要职业化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有一个好的条件是一个女人，而且年纪也比较大三十多岁，人家不注意，一个不知事理的家庭主妇，这可是很好非常安全，如果没有人告密我不会发生问题，如果自己暴露碰到特务就没办法了，除此以外我不大可能被捕，我的安全就这样搞定，
我们的领导关系，属于长江以北的华中局，这很困难，过长江很困难的，怎么去领导南京，想什么办法呢，采取交通员，有六、七个交通员来来往往过长江，接头，这也非常困难，路上也不好带什么文件，完全靠政治交通口头讲，这话可靠不可靠也讲不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事。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大概到七月底，国民党公开进攻解放区了，和与战的问题基本明确，要打仗了。这也好办，我就做秘密工作， 刘晓通过我母亲写信来叫我回上海一次，我就回来了。 住在我巨鹿路这个房子里，我与刘晓在亭子间见面，两个人做了谈话，对我印象很深。他说："现在形势已经明确，我们需要长期坚持了，至少五年到十五年，那个时我们的头发都白了，你能坚持吗"，我说我能坚持的。五年到十年啊，乖乖。他说：那就好，我们都要坚持，以后你们南京市委的关系属于上海分局领导了，不能够再同华中局联系了，他告诉我中央的意思华中局城工部要撤消，沙文汉也要回上海来， 刘晓把他调回上海来工作，估计他马上会来。不久后沙文汉是回上海来了，我仍旧在南京 ，我也安心了，我的命运就是做秘密工作。 当时也没有想到 解放战争三年就成功了，不过长期打算还是要的。中央当时"十六字方针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 这一直记得的 ， 要防止急躁冒进。我们过去犯错误都是这个毛病，心急得不得了。
形势是非常不好，那个时候我们解放区还很小了，国民党最讨厌美国派顾问团就在南京美军顾问团在南京，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国帮助的，武器弹药连士兵吃的东西也都是美国货，奶酪、巧克力、咖啡，中国士兵饭都没有吃，吃这种东西，洋大人这种口味，我觉得蛮可笑，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中国士兵只要有点饭吃就行了，高级东西也吃不惯，这很有趣，我就这样住下来。
（1946年） 五月一号南京市委在一个同志家里开会宣布成立，市委有五个人，我是书记，付书记叫做刘峰，委员：方休、朱启銮，王明远五个人。刘峰原来就是南京工委的书记，增加我同王明远两个。方休，朱启銮同刘峰来就在一起搞工会， 南京市委就这样成立了。但我考虑这个我们人数非常少，分许多部门，什么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再到底一个也没有，怎么办呢，就我们五个人分头去领导各个系统，下面设立工人工作委员会，这是一定要的，学生工作委员会也要的，另外有公务员工作委员会，这是特殊的，南京的情况是机关多，有二十几万公务员，他们也都是基本群众，所以建立一个公务员委员会，开始朱启銮去领导 ，后来是另外派人去领导，公务员委员会书记王嘉谟，这个人刚刚逝世。公务员范围很广，党政军机关都有，连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面也有。我要做情报工作就必须要找这些人公务员，学生里面没有情报好做，许多事情不了解怎么做，那象瞎子一样。南京的工人数量很少，大概那时只有一万多人 ，也没有啥工厂，主要是铁路工人，邮政工人，最大的是一个化工厂，其它是商场、商店，工人数量很少，学校到蛮多，大中小学很多。南京是 ：公务员多、学校多，还有警察多，特务多，这好比是个老虎口，你进到老虎口要准备给它吃掉，弄了不好就落入虎口，但不进到虎穴里面又怎么抓到虎子， 这要下决心。
我研究南京的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八次被破坏，市委书记有的是牺牲了，有的是叛变了，我是第九个，我也是准备牺牲，准备让人抓走，也想好在这种地方不准备牺牲是不大可能的，五年到十五年这就很难讲了，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接受过去血的教训，避免王明路线 ，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我有经验，因为教训太多，我决不再犯这种错误。我发誓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党一定要放到群众里面去，也不搞机关，所以我没有建立机关，没机关的，南京市委没有机关，这非常重要，把党的组织放到群众里去，这是最好办法。要么你把群众都抓起来，那人家不是共产党，这方法非常好。抓去的学生领袖都是我们党的干部，他就是学生，你抓他干什么呢，你讲他是领导干部，但他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没有证据）。 这好像军队把党的指吸收在里面了，我用这个方针在南京就把党的路线放在里面 ，没有机关，也没有文字。我经常在检查下面，你家里有没有写出来的东西，通讯地址之类最不好，这不能有，也不能够发文件，我就没有发过什么文件，南京市委没有文件、没有文字档案。上海局有两个文件，一个是48年论京沪形势 和任务，还有一个是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两个文件，到解放 现在只有两个正式文件，其中没有南京市委这一个名称 。 敌人无论如何想不到南京还有这么一个共产党组织，他很安心，认为南京已经没有共产党了。我呢也就用这个办法，对外也没有声张，也没有去号召，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包括我自己，你来抓去，我是一个家庭妇女而已。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危险，假使抓去了，查我根底，你到底那里来，有没有财产，在这里干吗，这可是件麻烦事情，有钱的太大，张太太很有钱，太太你这个钱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个店或者什么东西呢？因此，上海局刘晓、刘长胜两个书记就找我谈了， 他们在南京有一个店叫华德电料行 ，买电器电灯泡这种东西，他两个都是老板有股票的，同上海的几个资本家大家集资办这么一个店，是个电料行，其中还有一个人就是史永，史永就是沙文威，沙文汉的弟弟，也是老板。 这个人被派到那个地方去做"老板"，他长期是做情报工作的，人在南京从事情报，但由上海分局领导。他同我没有直接组织关系，我始终没有把他弄到南京市委里面去，因为他上海有关系，万一破坏了会牵连上海分局。刘长胜也关照我们千万不好把史永并到南京市委里面去，他也是对的，他搞他的情报，在我领导下面两个情报系统，后来史永的情报部们我把它改为策反部，专门搞国民党策反，一个情报、一个策反 。两个系统同南京市委没有关系的，单线领导，除非我出问题了，没有人知道。
用这样一个办法，我是老板娘，他们的股份让给我 ，刘晓、刘长胜的股份当然也是假名字 ，先要去办手续。 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清楚，反正解放以后我把这些东西都交出去了。我就这样做"老板"了，万一抓去了，我是就华德电科行老板，后来我索性住在华德附近我就是老板娘。
华德还有一个经理叫鲍淅潮，他是一个老党员 ，这人关系很重要，鲍浙潮这个人当经理，他是公开的，租有一个房子，我解放前就住在他家里，这个房子的房东是个特务，你说可怕吗。因为我是老板娘店是我开的，他也不在意。人实质上是特务，后来解放后他讲的！ 平时白天我不大好出去的，万一 碰到人不大好，夏天顶好了，带黑眼镜 ，下雨拿个伞人看不见，一般不出去，黄昏夜里出去，走路总曲曲弯弯走，南京这地方很奇怪，不是大马路，走小弄堂，通过人家家里可以走出去。我就走这种怪路。 从来不上商店，电影也不看的， 公共场所绝对不去。这个办法很好，夜里出去有一个说法，打麻将、看电影，问张太太你到啥地方去，我去打麻将，人家认为我这个人很开心，每天夜里去玩。 实质上这一年是最辛苦的一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情况。其间还搬了好几个地方，不能老住一个地方，我是狡兔三窟住的地方不是一个，姓氏也不一样 ，身份也不同，非常灵活。有一次住到史永那里，史永在中央研究院里工作，这是朱家骅机关。我住在朱家骅的地方，反而非常安全，你索性住在他那里倒方便，我利用各种条件应付危急，从来没有出过事。关键是不能让敌人晓得有这样一个人，或者南京有一个地方党组织，共产党员有几个人，这个就不好了，只看到群众运动看到共产党的活动，但是你不能确准这个人机关在哪里，吃不准，即使被你抓起来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会说不是，什么人同你联系，没有，因为联系人也是群众里面的，是学生，是工人 。
我们有个工会委员是很重要的干部，（注：彭原） 认识我的，南京市委的这些人他也都认识，被抓以后无论如何不承认，不招。我们南京组织一共被捕过五个人，两个工会委员最重要，三个学生领袖都 ，没有一个人承认党的关系，没有一人投降，也没有一个烈士，这个是好事。我非常开心，我自己觉得心里舒服一点 他们没有牺牲，被捕只是吃点苦头，总之没人牺牲过，这是事实，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都破坏得很厉害，这就是我的理想实现了，我理想认为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我还是能够生存，我一定要摸出这个规律，恐怕这个规律现在全中国最好的经验是南京。
后来是一致公认的，在最艰苦的地方没有破坏过，没有一个烈士牺牲，（工作也做的蛮好）不破坏是最难的一个条件，用过去的经验是这样的，你还没有做什么事，人到先捕去了，这就完了，而且这 一来就是一批，一个人被捕要牵连到许多人，所以当时的秘密工作要弄到什么样子，即使你被捕了，你不至影响到其它的人，吃官司只好一个人吃最好象上次我被捕样，我一个人上海吃官司 ， 其他人 没关系 ，即使枪毙也一个人无所谓，最怕一大批 。最危险，所以平常组织工作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没有文件，没有地址通讯，没有名单也没口供，即使万一有人被捕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很有道理（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口说无凭，这个我理想达到了。
南京这五个人怎么分工呢，我同刘峰是书记，主管工会工作，它下面还有工人工作委员会， 朱启銮管教师，公务员 ，王明远管学生，方休主要管商店职员这类，还有小学教师，我总管 ，我只要不被捕，他们不会出毛病，即使出毛病一部分割掉了，我还有其他。互相之间没关系 ，不许来往，五个人也不好经常开会，我开会三个人顶多，或者一二个人，因为你家里跑来四五个人不行，不好开会 这很危险。开会也要同周围环境照顾好，来许多人或者吃饭来了，过年过节总也有个名堂。南京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很可以总结，这也不是我发明的， 刘少奇在北方局的一篇文章对我教育很大。提出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这篇东西我读读很有意思，我就具体实行，你讲的是原则，我是具体执行，怎么使它公开，公开是为了发动群众秘密是为了保存自己，本来是矛盾的东西，矛盾统一，这是辩证法了，我这辩证法用到这个里面去了。 我觉得南京党有这个特点很重要的，（有好的经验）。
一次我在抓情报工作中知道方休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他的老婆有个弟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管电台密码，全国军统密码在他手里，这人也幼稚，他住在方休家里，因为是亲戚，说住在家里也可以，这个密码放在他家里，箱子也不盖，这出问题（大意了）方休也很警惕，知道妻弟的身份，他老婆发现弟弟带有军统特务密码，方休马上通知我了。有这样一个好东西怎么办，好极了他自己送来了，方休把它偷出来 我马上送卢伯明，说这是军统特务机构密码，你赶快抄，他同他老婆还有另外一个三个人一下子就把密码都抄出来，那辰光也没有复印什么（拍照片）也不行，抄出以后仍旧放好，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就派卢伯明到上海交给刘少文，刘少文在金陵东路20号，我还记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刘少文秘密机关，专门接收我们的情报，我就派人送给他这个东西，很快就送到延安了。19 46年下半年打仗打得最激烈，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后来中央来一个电报嘉奖我们，说这是立了大功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他们都晓得了，情报工作第一炮就打响了，一切任务要服从战争的胜利，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做这种军事情报，当然政治经济也重要，最当时迫切的还是军事。但是，解放后我们这些人都被打成" 特务"，方休在文化大革命被活活整死了，我非常气愤，从这件事我影响非常深，也从来没有讲过，我现在讲一讲他现在反正已死了，他的功劳不可磨灭，我要把它讲出来。
1947年初，我把他调回上海来，因为方休一直呆在南京个太危险，总有一天要被发现， ，如果国民党查起来要追到方休那里去， 所以方休无论如何要调走， 以后派了另外一个叫陈慎言，南京工会的一个同志 这个人是浙江人， 参加市委委员 ，仍为五个人一直坚持到解放。没有变过也没有人出过事。
到了1946年底，北京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子，学生发生运动了，这时中央来指示全国学生要一道支持，我们当然支持了，学生运动就起来了，反抗美帝国主义，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反对内战、美帝滚出去，停止内战，组织口号对于群众运动是很重要的。 学生中我们党很小，党员数量不多，后来又来了一批生力军，里面有一批是大后方来的，大后方学生本来是与梅国新村联系的，形势也不大好以后（八办）都撤走了，有些关系就交给我。
这里要讲到梅国新村的事情，梅国新村里面也有一个工委，工作委员，也有书记什么，书记大概是华少峰（ 华岗），组织部长是钱瑛，是个女同志，我莫斯科同学，后来她调到上海局做组织部长，但本来工作是分开的，这学生怎么领导，他们不能领导南京工作。她有一套同我们平行的系统，以后周恩来他们都走了，董必武也走了，她不能在南京就偷偷转到上海来，这许多党员都交给我们。这里主要有学生，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都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工人没有。还有情报关系，情报关系也很重要，他们都是搞上层的，学生方面的许多领袖他们都很公开搞很暴露，因此南京党多少有点暴露，最暴露的是学生，后来运动很多，作风也不一样，他们欢喜搞公开运动，我们不大高兴搞，万不得已搞，一般的平常不响的。 哇哇叫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就公开工作蛮好，缺点就是给敌人引起注意，就这么一个问题。梅园新村后来弄得非常狼狈，敌人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走都走不出来，走到哪里就盯梢盯到哪里，无可奈何，后来就撤掉，到上海周公馆 ，留了很少几个人，大部分也都回延安去了。环境越来越恶劣，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国民党大力进攻解放区，还想搞国民会议全都一风吹掉了，后来 国民党自己开了国大，不要共产党。从这时开始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非打不可了。
我们最重视国民党的军队力量，那时美国的政策全力以赴支持，你要钞票就钞票，你要东西就东西，装备了许多武器，飞机大炮坦克样样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军队就向后撤，向山东撤，最后就是淮海战役了，淮海战役时我们非常困难，直接进攻了，我们都向后退，陈毅他们他指挥得很好，我们隔江相望，我想想到蛮有趣。
我们在南京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还是要发展党，但是发展是非常谨慎的，淮海战役以后我看党员数量很少，六七百人顶多了，淮海战役以前就这些党员发展也是在发展的，一百多人数量也不少，但这速度是很慢的，不好多发展， 国民党最怕的是工人，所以我们工人运动要特别慎重。工人造起反来铁路断了就讨厌了，自来水电灯停了就讨厌了，兵工厂这个东西他也怕的，所以我们对于工人运动不能采取象以前那样的办法，专门搞罢工、游行等这一套，不能搞。 老的东西一定要否定，那么我在这里觉得刘少奇提出要利用黄色工会，搞赤色工会不行，我搞过失败了，所以我就开始利用黄色工会，把他的这个经验运用到南京来，黄色工会是国民党工会。后来他也强迫你参加黄色工会你不参加也不行，不参加他就开除你。所以所有我们共产党员要不要参加工会呢，我说参加，都参加，这样有好处。有的人还强迫参加国民党，这件事也要讲清楚，后来我们整党又弄不清楚，你假如不参加，你工作不好做了，工人不好做了，集体参加国民党，象电讯局你不参加国民党不行的，集体参加怕什么呢。中央有指示的，汉奸组织都可以参加，我为什么不好参加国民党，统统参加。但是后来解放以后又说不清了，你们都是国民党啊，是不是叛徒？ 所以这种策略要讲清楚，这是党决定的，许多人要我证明，我不赖的，是我叫他去的，我自己也被打倒，人家哪能相信我。这话要讲回来，在当时形势下这是正确的（为了工作）那么其它也不要讲了，学生也是这样，学生也很复杂他有三青团，这个我们又有另外一个组织 ：新青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新青社后来也被弄得麻烦很多，他们都是后方、重庆等地来的，是他们组织的。那么到了南京以后问我们怎么办，当然还是要的，这个是秘密组织，好像我们过去青年团一样秘密，人数比他少，很进步的，这些人，当然要。 是后来我们建党的基础，这些人都是很有用的人， 实质上是建团的工作，只在学生里面搞，其它我不搞，主要是大学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许多人后来都参加共产党，而且解放初期搞青年团工作等，基础都有，一翻牌就是共青团。我们还是坚持下来，后来运动中又讲不清楚了，你这个东西算什么啦，对新青社又搞不清了，要命得很，这些人也吃了蛮多苦。 这也要说清楚，这也是我搞过的工作，我要负责任。并没有发生问题，都很好。 在当时情况还非常需要。
"沈崇"案 以后，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 要开辟第二战线。第二战线就是学生运动。刘晓叫我到上海来谈判。那时 沙文汉已经回来 到上海分局工作，46年十月已经回到上海的。究竟怎么开辟第二战线，最好就是搞个学生运动，商量这个问题。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沙文汉的情况。
在南京的秘密斗争
接下来再讲我到南京，怎样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南京的事情，我1945年十月底双十协定以后半路里要我回到华中，后来要我做城工部的工作，南京工作部设在六合。国民党撤毁了双十协定后打仗了进攻解放区， 六合被占领，我只好回到淮阴，主要是讨论南京工作怎么做，已经是46年的二三月了，三月底我见到刘晓，他从延安过来的。 那时中央决定要打仗了，要刘晓回到上海组织上海分局，主要是领导国民党区域秘密工作。南京局是周恩来领导的，是对外公开的工作机关。公开与秘密要严格分开，刘晓搞秘密的一条线。三月底刘晓到华中分局城工部， 城工部部长就是沙文汉，刘晓就去找沙文汉，我和他碰到，他就找我谈了，他问我：你要到南京去了去吗，我说是的，他就同我讲了几个问题，他说中央现在是要两手准备，一手是打，一手是和平，打的可能性大，所以我们不能以为是和平统一马上就可以实现。国民党已经进攻了，进攻六合说明问题很严重，叫我不要暴露，也不要去找周恩来那面，这不可以，他还说自己要到上海去了 ，到南京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到上海来找我，接头地方仍旧在我家中，他同我约好让以我母亲名义通知我回上海就行了。
当时另外的任务就是提出要和平统一，建立和平自由繁荣的新中国、反对内战，这个是组织群众的一个很好的口号，假使我们工做了好也可以压得他们不打内战，坐下来面谈，召开国民会议。 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召开国民会议，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这个局面是要和平，刘晓说这种局面也可能是完全没有了，要我做两手准备。同时他还派了两个干部给我，一个是卢伯明，搞情报工作的，一个是王明远，搞学生工作的。这两个人过去都是从上海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他们在七大以后同刘晓一起回来的。刘晓讲南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搞情报，因为这是首都，要打倒国民党必须懂得敌人的情报，所以要有一个情报工作，这情报不能同 南京市委地方工作混在一起，是单独的， 情报部门只能同上海分局发生关系，由我单独领导，个别联系。情报工作很重要一定不能破坏，一破坏要影响到上海分局。一直到南京解放，我就一直单独领导南京情报系统。他特别关照上海分局的负责人中刘少文在搞秘密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是很重要的 ，因为许多指示都从是南京发出的，此外南京还要搞学生运动，南京学生非常多，有十一个大专学校，比上海是少了，不过也很重要，王明远他是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后来在上海，我也领导过他，这个人搞学生运动有经验，所以分配给我，派来这样两个干部，这两个人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刘晓就到上海 ，我到南京，我们在上海接头。
我到南京大概是4月中旬 ， 南京的情况我在南京城工部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了解。 党员顶多只有一百人左右，而且分散于各个系统 ，因为没有上面统一领导，不是集中一个组织，各个系统各管自己。主要由上海地下党派去的南京工作委员会有这样一个机构，人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云端"（？）是谭震林那里派来的，"云端"的负责人叫方休，他下面有一些党员，有新四军的"二师"、"四师"、"七师"，都有一些人，以及华中分局情报系统的一些人，有很多系统驻在那里，各系统彼此都不相关，环境不大好，我去的任务是要整理，把它们合并，建立起南京市委的统一领导。
到南京我第一步考虑问题是我这么一个人进去怎样立脚？ 我去的时候他们南京派两个干部来陪我，我在南京一个人也不认得，人地生疏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大问题。南京戒备森严，形势比上海严重得多了，国民党特务像狗毛一样多，我这个人不好碰到特务 （注：有很多莫斯科回来的同学投靠国民党都在南京） 我一碰到就完蛋，这是一个大问题，并不是我一个人生命问题，整个党的关系很重要。进去以后开始住在一个同志（注：朱启銮）家里，长住总不大好，人家说这个人一天到晚不做事情，是干什么的呢，虽说是女人也不能够这样。后来另外住一个房子找一个女同志（注：金展晖）同我一道住，因为国民党要查户口，一家一户要抄，防共产党防得很厉害的，我们也晓得查的目的就是要查共产党，我很警惕，两个女人住在那里没有工作，又不是南京人，是干什么的，一定要发生问题，不好住下去。后来想办法再住到别人家家里，我当附属人口，我不是户长，这顶要紧，找了一对夫妻有职业的，一个教师，一个当工程师 （注：柏焱夫妇）我就算他姑妈，我就姓张，张太太，姑妈不晓得算啥东西，就待在人家家里，算附属人口。这同志也有小孩，我做家务，领领小孩总可以的，做家里的事情啦，文化没有，也没有职业，这是最好的职业啦。所有的男同志没有职业都不行，都要职业化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有一个好的条件是一个女人，而且年纪也比较大三十多岁，人家不注意，一个不知事理的家庭主妇，这可是很好非常安全，如果没有人告密我不会发生问题，如果自己暴露碰到特务就没办法了，除此以外我不大可能被捕，我的安全就这样搞定，
我们的领导关系，属于长江以北的华中局，这很困难，过长江很困难的，怎么去领导南京，想什么办法呢，采取交通员，有六、七个交通员来来往往过长江，接头，这也非常困难，路上也不好带什么文件，完全靠政治交通口头讲，这话可靠不可靠也讲不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事。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大概到七月底，国民党公开进攻解放区了，和与战的问题基本明确，要打仗了。这也好办，我就做秘密工作， 刘晓通过我母亲写信来叫我回上海一次，我就回来了。 住在我巨鹿路这个房子里，我与刘晓在亭子间见面，两个人做了谈话，对我印象很深。他说："现在形势已经明确，我们需要长期坚持了，至少五年到十五年，那个时我们的头发都白了，你能坚持吗"，我说我能坚持的。五年到十年啊，乖乖。他说：那就好，我们都要坚持，以后你们南京市委的关系属于上海分局领导了，不能够再同华中局联系了，他告诉我中央的意思华中局城工部要撤消，沙文汉也要回上海来， 刘晓把他调回上海来工作，估计他马上会来。不久后沙文汉是回上海来了，我仍旧在南京 ，我也安心了，我的命运就是做秘密工作。 当时也没有想到 解放战争三年就成功了，不过长期打算还是要的。中央当时"十六字方针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 这一直记得的 ， 要防止急躁冒进。我们过去犯错误都是这个毛病，心急得不得了。
形势是非常不好，那个时候我们解放区还很小了，国民党最讨厌美国派顾问团就在南京美军顾问团在南京，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国帮助的，武器弹药连士兵吃的东西也都是美国货，奶酪、巧克力、咖啡，中国士兵饭都没有吃，吃这种东西，洋大人这种口味，我觉得蛮可笑，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中国士兵只要有点饭吃就行了，高级东西也吃不惯，这很有趣，我就这样住下来。
（1946年） 五月一号南京市委在一个同志家里开会宣布成立，市委有五个人，我是书记，付书记叫做刘峰，委员：方休、朱启銮，王明远五个人。刘峰原来就是南京工委的书记，增加我同王明远两个。方休，朱启銮同刘峰来就在一起搞工会， 南京市委就这样成立了。但我考虑这个我们人数非常少，分许多部门，什么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再到底一个也没有，怎么办呢，就我们五个人分头去领导各个系统，下面设立工人工作委员会，这是一定要的，学生工作委员会也要的，另外有公务员工作委员会，这是特殊的，南京的情况是机关多，有二十几万公务员，他们也都是基本群众，所以建立一个公务员委员会，开始朱启銮去领导 ，后来是另外派人去领导，公务员委员会书记王嘉谟，这个人刚刚逝世。公务员范围很广，党政军机关都有，连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面也有。我要做情报工作就必须要找这些人公务员，学生里面没有情报好做，许多事情不了解怎么做，那象瞎子一样。南京的工人数量很少，大概那时只有一万多人 ，也没有啥工厂，主要是铁路工人，邮政工人，最大的是一个化工厂，其它是商场、商店，工人数量很少，学校到蛮多，大中小学很多。南京是 ：公务员多、学校多，还有警察多，特务多，这好比是个老虎口，你进到老虎口要准备给它吃掉，弄了不好就落入虎口，但不进到虎穴里面又怎么抓到虎子， 这要下决心。
我研究南京的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八次被破坏，市委书记有的是牺牲了，有的是叛变了，我是第九个，我也是准备牺牲，准备让人抓走，也想好在这种地方不准备牺牲是不大可能的，五年到十五年这就很难讲了，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接受过去血的教训，避免王明路线 ，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我有经验，因为教训太多，我决不再犯这种错误。我发誓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党一定要放到群众里面去，也不搞机关，所以我没有建立机关，没机关的，南京市委没有机关，这非常重要，把党的组织放到群众里去，这是最好办法。要么你把群众都抓起来，那人家不是共产党，这方法非常好。抓去的学生领袖都是我们党的干部，他就是学生，你抓他干什么呢，你讲他是领导干部，但他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没有证据）。 这好像军队把党的指吸收在里面了，我用这个方针在南京就把党的路线放在里面 ，没有机关，也没有文字。我经常在检查下面，你家里有没有写出来的东西，通讯地址之类最不好，这不能有，也不能够发文件，我就没有发过什么文件，南京市委没有文件、没有文字档案。上海局有两个文件，一个是48年论京沪形势 和任务，还有一个是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两个文件，到解放 现在只有两个正式文件，其中没有南京市委这一个名称 。 敌人无论如何想不到南京还有这么一个共产党组织，他很安心，认为南京已经没有共产党了。我呢也就用这个办法，对外也没有声张，也没有去号召，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包括我自己，你来抓去，我是一个家庭妇女而已。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危险，假使抓去了，查我根底，你到底那里来，有没有财产，在这里干吗，这可是件麻烦事情，有钱的太大，张太太很有钱，太太你这个钱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个店或者什么东西呢？因此，上海局刘晓、刘长胜两个书记就找我谈了， 他们在南京有一个店叫华德电料行 ，买电器电灯泡这种东西，他两个都是老板有股票的，同上海的几个资本家大家集资办这么一个店，是个电料行，其中还有一个人就是史永，史永就是沙文威，沙文汉的弟弟，也是老板。 这个人被派到那个地方去做"老板"，他长期是做情报工作的，人在南京从事情报，但由上海分局领导。他同我没有直接组织关系，我始终没有把他弄到南京市委里面去，因为他上海有关系，万一破坏了会牵连上海分局。刘长胜也关照我们千万不好把史永并到南京市委里面去，他也是对的，他搞他的情报，在我领导下面两个情报系统，后来史永的情报部们我把它改为策反部，专门搞国民党策反，一个情报、一个策反 。两个系统同南京市委没有关系的，单线领导，除非我出问题了，没有人知道。
用这样一个办法，我是老板娘，他们的股份让给我 ，刘晓、刘长胜的股份当然也是假名字 ，先要去办手续。 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清楚，反正解放以后我把这些东西都交出去了。我就这样做"老板"了，万一抓去了，我是就华德电科行老板，后来我索性住在华德附近我就是老板娘。
华德还有一个经理叫鲍淅潮，他是一个老党员 ，这人关系很重要，鲍浙潮这个人当经理，他是公开的，租有一个房子，我解放前就住在他家里，这个房子的房东是个特务，你说可怕吗。因为我是老板娘店是我开的，他也不在意。人实质上是特务，后来解放后他讲的！ 平时白天我不大好出去的，万一 碰到人不大好，夏天顶好了，带黑眼镜 ，下雨拿个伞人看不见，一般不出去，黄昏夜里出去，走路总曲曲弯弯走，南京这地方很奇怪，不是大马路，走小弄堂，通过人家家里可以走出去。我就走这种怪路。 从来不上商店，电影也不看的， 公共场所绝对不去。这个办法很好，夜里出去有一个说法，打麻将、看电影，问张太太你到啥地方去，我去打麻将，人家认为我这个人很开心，每天夜里去玩。 实质上这一年是最辛苦的一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情况。其间还搬了好几个地方，不能老住一个地方，我是狡兔三窟住的地方不是一个，姓氏也不一样 ，身份也不同，非常灵活。有一次住到史永那里，史永在中央研究院里工作，这是朱家骅机关。我住在朱家骅的地方，反而非常安全，你索性住在他那里倒方便，我利用各种条件应付危急，从来没有出过事。关键是不能让敌人晓得有这样一个人，或者南京有一个地方党组织，共产党员有几个人，这个就不好了，只看到群众运动看到共产党的活动，但是你不能确准这个人机关在哪里，吃不准，即使被你抓起来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会说不是，什么人同你联系，没有，因为联系人也是群众里面的，是学生，是工人 。
我们有个工会委员是很重要的干部，（注：彭原） 认识我的，南京市委的这些人他也都认识，被抓以后无论如何不承认，不招。我们南京组织一共被捕过五个人，两个工会委员最重要，三个学生领袖都 ，没有一个人承认党的关系，没有一人投降，也没有一个烈士，这个是好事。我非常开心，我自己觉得心里舒服一点 他们没有牺牲，被捕只是吃点苦头，总之没人牺牲过，这是事实，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都破坏得很厉害，这就是我的理想实现了，我理想认为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我还是能够生存，我一定要摸出这个规律，恐怕这个规律现在全中国最好的经验是南京。
后来是一致公认的，在最艰苦的地方没有破坏过，没有一个烈士牺牲，（工作也做的蛮好）不破坏是最难的一个条件，用过去的经验是这样的，你还没有做什么事，人到先捕去了，这就完了，而且这 一来就是一批，一个人被捕要牵连到许多人，所以当时的秘密工作要弄到什么样子，即使你被捕了，你不至影响到其它的人，吃官司只好一个人吃最好象上次我被捕样，我一个人上海吃官司 ， 其他人 没关系 ，即使枪毙也一个人无所谓，最怕一大批 。最危险，所以平常组织工作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没有文件，没有地址通讯，没有名单也没口供，即使万一有人被捕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很有道理（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口说无凭，这个我理想达到了。
南京这五个人怎么分工呢，我同刘峰是书记，主管工会工作，它下面还有工人工作委员会， 朱启銮管教师，公务员 ，王明远管学生，方休主要管商店职员这类，还有小学教师，我总管 ，我只要不被捕，他们不会出毛病，即使出毛病一部分割掉了，我还有其他。互相之间没关系 ，不许来往，五个人也不好经常开会，我开会三个人顶多，或者一二个人，因为你家里跑来四五个人不行，不好开会 这很危险。开会也要同周围环境照顾好，来许多人或者吃饭来了，过年过节总也有个名堂。南京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很可以总结，这也不是我发明的， 刘少奇在北方局的一篇文章对我教育很大。提出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这篇东西我读读很有意思，我就具体实行，你讲的是原则，我是具体执行，怎么使它公开，公开是为了发动群众秘密是为了保存自己，本来是矛盾的东西，矛盾统一，这是辩证法了，我这辩证法用到这个里面去了。 我觉得南京党有这个特点很重要的，（有好的经验）。
一次我在抓情报工作中知道方休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他的老婆有个弟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管电台密码，全国军统密码在他手里，这人也幼稚，他住在方休家里，因为是亲戚，说住在家里也可以，这个密码放在他家里，箱子也不盖，这出问题（大意了）方休也很警惕，知道妻弟的身份，他老婆发现弟弟带有军统特务密码，方休马上通知我了。有这样一个好东西怎么办，好极了他自己送来了，方休把它偷出来 我马上送卢伯明，说这是军统特务机构密码，你赶快抄，他同他老婆还有另外一个三个人一下子就把密码都抄出来，那辰光也没有复印什么（拍照片）也不行，抄出以后仍旧放好，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就派卢伯明到上海交给刘少文，刘少文在金陵东路20号，我还记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刘少文秘密机关，专门接收我们的情报，我就派人送给他这个东西，很快就送到延安了。19 46年下半年打仗打得最激烈，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后来中央来一个电报嘉奖我们，说这是立了大功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他们都晓得了，情报工作第一炮就打响了，一切任务要服从战争的胜利，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做这种军事情报，当然政治经济也重要，最当时迫切的还是军事。但是，解放后我们这些人都被打成" 特务"，方休在文化大革命被活活整死了，我非常气愤，从这件事我影响非常深，也从来没有讲过，我现在讲一讲他现在反正已死了，他的功劳不可磨灭，我要把它讲出来。
1947年初，我把他调回上海来，因为方休一直呆在南京个太危险，总有一天要被发现， ，如果国民党查起来要追到方休那里去， 所以方休无论如何要调走， 以后派了另外一个叫陈慎言，南京工会的一个同志 这个人是浙江人， 参加市委委员 ，仍为五个人一直坚持到解放。没有变过也没有人出过事。
到了1946年底，北京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子，学生发生运动了，这时中央来指示全国学生要一道支持，我们当然支持了，学生运动就起来了，反抗美帝国主义，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反对内战、美帝滚出去，停止内战，组织口号对于群众运动是很重要的。 学生中我们党很小，党员数量不多，后来又来了一批生力军，里面有一批是大后方来的，大后方学生本来是与梅国新村联系的，形势也不大好以后（八办）都撤走了，有些关系就交给我。
这里要讲到梅国新村的事情，梅国新村里面也有一个工委，工作委员，也有书记什么，书记大概是华少峰（ 华岗），组织部长是钱瑛，是个女同志，我莫斯科同学，后来她调到上海局做组织部长，但本来工作是分开的，这学生怎么领导，他们不能领导南京工作。她有一套同我们平行的系统，以后周恩来他们都走了，董必武也走了，她不能在南京就偷偷转到上海来，这许多党员都交给我们。这里主要有学生，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都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工人没有。还有情报关系，情报关系也很重要，他们都是搞上层的，学生方面的许多领袖他们都很公开搞很暴露，因此南京党多少有点暴露，最暴露的是学生，后来运动很多，作风也不一样，他们欢喜搞公开运动，我们不大高兴搞，万不得已搞，一般的平常不响的。 哇哇叫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就公开工作蛮好，缺点就是给敌人引起注意，就这么一个问题。梅园新村后来弄得非常狼狈，敌人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走都走不出来，走到哪里就盯梢盯到哪里，无可奈何，后来就撤掉，到上海周公馆 ，留了很少几个人，大部分也都回延安去了。环境越来越恶劣，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国民党大力进攻解放区，还想搞国民会议全都一风吹掉了，后来 国民党自己开了国大，不要共产党。从这时开始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非打不可了。
我们最重视国民党的军队力量，那时美国的政策全力以赴支持，你要钞票就钞票，你要东西就东西，装备了许多武器，飞机大炮坦克样样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军队就向后撤，向山东撤，最后就是淮海战役了，淮海战役时我们非常困难，直接进攻了，我们都向后退，陈毅他们他指挥得很好，我们隔江相望，我想想到蛮有趣。
我们在南京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还是要发展党，但是发展是非常谨慎的，淮海战役以后我看党员数量很少，六七百人顶多了，淮海战役以前就这些党员发展也是在发展的，一百多人数量也不少，但这速度是很慢的，不好多发展， 国民党最怕的是工人，所以我们工人运动要特别慎重。工人造起反来铁路断了就讨厌了，自来水电灯停了就讨厌了，兵工厂这个东西他也怕的，所以我们对于工人运动不能采取象以前那样的办法，专门搞罢工、游行等这一套，不能搞。 老的东西一定要否定，那么我在这里觉得刘少奇提出要利用黄色工会，搞赤色工会不行，我搞过失败了，所以我就开始利用黄色工会，把他的这个经验运用到南京来，黄色工会是国民党工会。后来他也强迫你参加黄色工会你不参加也不行，不参加他就开除你。所以所有我们共产党员要不要参加工会呢，我说参加，都参加，这样有好处。有的人还强迫参加国民党，这件事也要讲清楚，后来我们整党又弄不清楚，你假如不参加，你工作不好做了，工人不好做了，集体参加国民党，象电讯局你不参加国民党不行的，集体参加怕什么呢。中央有指示的，汉奸组织都可以参加，我为什么不好参加国民党，统统参加。但是后来解放以后又说不清了，你们都是国民党啊，是不是叛徒？ 所以这种策略要讲清楚，这是党决定的，许多人要我证明，我不赖的，是我叫他去的，我自己也被打倒，人家哪能相信我。这话要讲回来，在当时形势下这是正确的（为了工作）那么其它也不要讲了，学生也是这样，学生也很复杂他有三青团，这个我们又有另外一个组织 ：新青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新青社后来也被弄得麻烦很多，他们都是后方、重庆等地来的，是他们组织的。那么到了南京以后问我们怎么办，当然还是要的，这个是秘密组织，好像我们过去青年团一样秘密，人数比他少，很进步的，这些人，当然要。 是后来我们建党的基础，这些人都是很有用的人， 实质上是建团的工作，只在学生里面搞，其它我不搞，主要是大学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许多人后来都参加共产党，而且解放初期搞青年团工作等，基础都有，一翻牌就是共青团。我们还是坚持下来，后来运动中又讲不清楚了，你这个东西算什么啦，对新青社又搞不清了，要命得很，这些人也吃了蛮多苦。 这也要说清楚，这也是我搞过的工作，我要负责任。并没有发生问题，都很好。 在当时情况还非常需要。
"沈崇"案 以后，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 要开辟第二战线。第二战线就是学生运动。刘晓叫我到上海来谈判。那时 沙文汉已经回来 到上海分局工作，46年十月已经回到上海的。究竟怎么开辟第二战线，最好就是搞个学生运动，商量这个问题。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沙文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