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苏省委到华中根据地

标题

从江苏省委到华中根据地

主题

Revolutionary history

描述

From the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to Central China Base Areas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上海, 江苏, 盐城

文本

*9盘

从江苏省委到华中根据地

职业界主要是陆志仁，张承宗也是后来的，这些我不清楚，最早是彭柏山后来是陆志仁他们管的，这些我就不谈了，省委王尧山在管职业界。教佛界是钟鸣负责。叶锦田这些人后来都调走了。工人方面有林枫。林枫后来调到苏南去了。主要是马纯古同他。上海孤岛对我们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四面八方都是日本人。这个租界孤岛还可以，不过也很危险的，非常危险。日本人经常要突击来检查。家里经常要受影响，他们与巡捕房一起来查。我好几次碰到危险。有一次我家里突然受袭击，我正好出去了，门也锁了。房东讲这个人没有事的。他们就走了。假如进来糟糕了。我有几本俄文杂志如果给他看到就不得了。日本人当时非常危险，挨家挨户都来查的。困难极了。所以虽说是孤岛比较好一点，但危险性仍很大，有时走到马路上突然间检查。有次我跑到南京路，突然检查，我快点跑进大商店，在先施公司，跑进去里面都是人。也叫你不要动，站在那里不好动。我只好站在那里等它戒严以后走出去，形势还是非常严重的。
这里特别要讲孤岛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一个是新四军军部在1941年给国民党打垮了。（注：皖南事变）政委饶漱石逃走了，他没有被捕，他逃到上海来。新四军在上海有个联络站，他到联络站后，刘晓就对我们说饶漱石这个人要很好的隐蔽，同我母亲来商量后说你这个地方安全，没有人知道，饶漱石这个人是非要保护好不可的，要我母亲掩护他。我母亲说是你介绍来的人，就是一只狗我也要保护好。这话我记得很深，她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饶漱石在我们巨鹿路的家里住了大概4个月。我叫他不要出去，你要买什么东西都我们去买。他后来身上生皮肤病，不得不陪他去看过一次医生。
解放后饶漱石问题发生，也一度紧张得很，说是饶漱石有政治问题。实际上这个没有的，我可以证明他没有这政治历史问题，他没有被捕过。当时说他是叛徒，这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饶同我谈过他的经历谈得很仔细，皖南军部打乱以后，他同叶挺两人一起的，还有两个警卫员跑到山洞里躲了。敌人已经包围这个山洞，饶漱石就同叶挺讲，我是共产党员，你还不是党员了。你抓去国民党不会杀，我抓去了马上就枪毙。我准备牺牲了。你下山去，叫他们不要打，我叶挺在这里。饶对叶说你活下来可以留一个证据，向组织说明我们是怎样被包围，我怎样牺牲的，你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中央。这话是饶漱同叶挺讲的。因此叶挺就下山去，叶挺后来被捕了。饶漱石就没有被捕，因为敌人以为就叶挺一个人在里面。等敌人走了，饶就慢慢逃出去，一个人走啊走，走到半路碰到一个外国教堂。他懂英文，他打扮像商人，他说我做生意，他们打仗。因为他会讲英文，美国人认为他是上海商人。他就叫他躲在教堂里面，这很好。教堂里的人还给他衣服换，给他饭吃。他说我是做生意的，后来这个牧师放他走。他慢慢走，到一个不晓得什么地方又化装转坐火车到上海。一路没有什么问题，当时在路上碰到过一个国民党排长。抓牢了他，说你是新四军，他说我不是的。他身上有金钱等东西带着的，就用这些贿赂他，那军官看到有钱也算了，放了他。但是当时审判绕时说他是被捕了，是叛变了。后来运气倒还好。最后那个排长被我们抓到。他证实过有这个事情，他并不知道饶漱石是什么人，就是给过他金子。饶漱石这件事总算过关，很危险的。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的项英他们牺牲了，历史上很少纪念这一件事。饶漱石是政委，从延安来的，因为中央认为项英这个人不好，是王明路线，靠不住，政治上不好，所以派饶漱石去做政委。实质上他根本没有叛变，饶漱石这个人不是叛徒，毛泽东说他是特务，不对的。皖南事变，安徽泾县，这件事我要讲清楚。后来饶的事情发生后，我也给他证明过。解放以后54年"高饶事件"反党集团，又说他同潘汉年有关系。同扬帆有关系，搞得一塌糊涂。这是另外一件事，他们政治上意见不同，同叛变没有关系，他没有叛变。这两个人根本不是叛徒。
另一件事我要讲一讲：江苏省委基本上没有破坏过，这还是要归功于中央领导是明确了：" 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这十六字方针，这个很好。把过去的王明路线那一套东西改正过来了。不是像过去老想要"夺取政权"、"暴动"、"罢工" 这瞎七八搭的事情不做了。这是政策上面一个很大的转变（开始有点成熟了）党有点成熟了。对统一战线很重视，广泛地发展统一战线，甚至于宗教界人士都发展，还有佛教。佛教就是赵朴初他们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是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领导过佛教，他同赵朴初关系很好的。
统一战线这个很重要。那时有一个人胡咏骐，我同你讲过的，是人寿保险公司的老板，后来也加入共产党了。他下面的一批人开座谈会，聚餐会，表面上都是交际关系，实质上传达我们的政策，讲政治形势，把统一战线弄起来，这在王明路线下是不可想象的。王明把资产阶级当做敌人，我们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教条主义是最糟糕的，认为资产阶级都是反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质上两面性。这点如果不承认就要犯大错误。江苏省委我觉得这方面政策是好的。所以我们能够活下来，依靠的是各种各样的群众。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现在我们党很少谈这些问题，什么叫统一战线也越讲越糊涂。现在统一战线就是同台湾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共产党现在不要了，毛泽东那时候一直强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效果啦，你看到有效没有？根本不要（统一战线）了。抗日之所以能够坚持，同这个问题很有关系。就是能够依靠各种各样群众。上海的工人阶级固然有力量，但是一般讲力量不是很大。上海真正有力量的还是基本群众。像学生、资产阶级、基督教、佛教，甚至于帝国主义里面的人都要利用。巡捕房里就有很多人同我们有关系。不依靠他们怎么办呢，他情况比你了解。所以统一战线是广泛的东西，最主要一致抗日就行了，这一点我看在中国历史上要大大写一笔。
解放以后这个东西不要了，苏联讲资产阶级是反动的，我们的资产阶级同苏联不一样。这一点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应该讲清楚。我们在孤岛里长期隐蔽，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国民党也讲统一战线。国民党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大部分后来跟汪精卫走，有许多群众还是好的。到1939年情况最严重。39年时组织敌伪政权，汪精卫在南京组成政府。这对上海讲起来是影响很大，学校里面改变了，他要搞伪化教育，读日语啦，讲日本人怎么好，要搞这个东西。当时很厉害的，校长比较爱国的就把你搞掉。换了一批坏的人来，他来了学生就要起来反抗。后来我们发动了 " 反汪运动 "。当时的反汪运动是我领导的。这里面也有缺点，我们有些人暴露很多。1939年时暴露了一批人。因为一搞运动就要暴露，甚至很多人都只好撤退，伤亡倒没有。团结了不少人。这没有办法，你不反对也不行，但在做法上也有点过分。后来我就下令取消了救亡协会、学协等组织，因为最暴露的是这些组织，它不是党的组织是党的外围。其中有些人是很左的，常常会暴露。国民党看这种人都当成共产党。这些组织后来就解散，如果不解散，恐怕我们的党组织就不得了。因为许多共产党员是救亡协会里面来的，很难分得清是党员还是非党员，索性解散，组织了许多群众撤退。他们留在上海很危险。最严重问题的是学生，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参加学协了，面积很广处理这个问题很不容易。
基督教里面比较好。上海市基督教里面已有学生联合会。它是公开的搞宗教运动。也到教堂里面去听牧师的讲话。牧师就是我们的党员。当时李储文这些人也很不习惯，说我不要去做牧师。我说你一定要去做牧师。你去布道，去讲爱国，上帝也爱国的这就可以，我不好去讲只有你好去讲。他说对的，讲话内容是爱国，要做好人。基督教在上海的影响是很不小的。这些年不晓得有人在那里研究没有。（现在又搞起来了三自爱国会）三自爱国会，文化大革命时损失严重。现在又在搞，现在怎么搞我就不清楚了，在当时很重要的。所以上海就依靠这些群众。
外县游击队工作都交出去了，就专门搞上海的地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搞群众的教育、输送大批的干部到抗日根据地，上海去了最多。这个作用很大。孤岛时期在上海还搞文化工作。这工作是沙文汉领导的。现在很少人了解这些情况，我希望你们也了解一下。搞文化运动，也搞社会科学运动。许多报刊好多是我们掌握的，名堂很多。什么申报，华美晚报等好多刊物，文化界的问题非常需要集中研究。我看你们也要注意一下。收集所有资料。
我们以前的遗产在抗日战争中并没有丧失掉，在新的基础上又发展起来。情报工作在上海也是十分重要。刘少文本来是搞情报的。潘汉年也经常来上海，不过人住在香港，到上海来布置一下就回去了。上海主要是刘少文他们。情报对中央很有用处。对抗日战争很多帮助。情报非常重要，比如说日本要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当初就是潘汉年那里搞到的。可惜很多情报系统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搞死。因为他们曾被派进去当" 汉奸"。像关露这女同志，要她写文章做记者一直被打成女汉奸。她是共产党员，这个人后被整死了。很可惜。这种人相当多的。这我知道这情况有许多。
我上海市搞妇女工作、也搞妇委工作，搞了很长久。后来妇委的是几个人。我，赵先，李淑英，还有罗小红，刘少文的夫人。这几个人。罗小红管职业界的，李淑英管工人，赵先管一般的妇女团体，我是妇委负责的。到后来形势不会妇女不再需要独立的组织，避免重复领导和暴露，就精简了 39年取消了妇委，不过保留了一个妇女支部，由赵先负责搞。我的主要精力放到学生里面去，搞基督教教会方面。
这个里我还要讲一件事：那个时候刘晓同志说要建立上海市委，把江苏省委同上海市委分开来，要叫我去出任市委书记。后来没有搞成。因为那个时候长江局（注：应为南方局）是博古他们在那里主持工作。王明，博古这批人，对莫斯科中大的事不会忘记，还有1931年的反四中全会事，在他们心目中看作为"反党分子"的这个人就是我，我当时叫葛覃。博古告诉刘晓，这个人是右派，这个人不行，要审查历史，而且要调到延安去审查，这是40年，刘晓当然没有办法，通知我调走，1941年在太平洋事变前夜我准备要离开上海。还有沙文也有问题，我有问题沙文汉也有问题的，两个人都要调到延安去审查。我已准备先走，后来因为国民党同共产党在皖南发生摩擦，到延安的路走不通，我没有去成。
孙治方也被博古他们认为有反党的历史问题。因为他在莫斯科反王明、博古、反28个布尔什维克。凡反对过28个布尔什维克的都要报复。孙治方先到重庆，本想经过重庆到西安再到延安，结果路不通他也走不成，又回到了上海。我一个、沙文汉、孙治方，是王明一伙非常讨厌的。但三个人都没去成功，去了我看也是死路一条。要被康生整风整死，我运气真好啊。后来饶漱石住到我家里，他对王明、博右也是反对的，刘晓也和他谈起这事。我也谈过北上整风这事。饶那时准备要到江北去，到华中局去，他说你要来到我这里来好了，审查历史由我们来审查。当时书记是刘少奇，他是副书记。到我那里去审查，你到延安去干什么。 1941年底发生太平洋（珍珠港）事变，日本人开进租界。进租界以后我就离开上海，我是1941年1月份离开上海，以后到华中、淮南抗日根据地，就同江苏省委分开了。
现在我讲讲江苏省委这个机关。人家讲你对江苏省委机关在哪里？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省委机关到底有没有，还是个问题，有的，在哪里？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党的破坏总是先破机关。敌人找到这个机关到那个机关几位领导人就都抓走了。上面领导一破坏，下面全都破坏，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所以从抗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省委，深刻接受以前的经验教训，机关要不要设立？机关不能要，但是也不能没有。但是改变了形态。从前秘密机关中，人都是没有职业的，脱离生产去租一间房子，抓去后怎么办呢？我来接头开会，什么关系讲不清楚。万一发生问题就糟糕，而且机关互相串联着。还有一个教训是在公园里开会接头，人家一看你这个行踪可疑，会盯梢，抓起来所以也不行。因此机关要社会化，要符合自己身份，一般设在居民区里、以自己的家做机关，万一发生问题就可以交代。江苏省委设在几个人家里呢？我家里最主要、王尧山家里有时用的、刘晓家里也用，刘长胜家里没有去过，他独立的，这三个地方经常开省委会议。开省委会议也不能四个人同时来，刘少文就不好来，因为他八路军办事处是公开的，与他来往可能要发生事，不能来。所以省委活动范围非常小。
我家这个机关的来源：本来我住在渔阳里。渔阳里31号我上次讲过的。 1939年6月25日我生了一个女儿。就现在这个女儿，这个小孩一出生来就麻烦了。我要去工作，她爸也要工作，小孩子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同我母亲住在一起（我母亲原来另外住的）。为此，我母亲出钱找到巨鹿路820弄22号，景华新村这地方你晓得吗，现在的医药局工会对面，旁边是富民路，这个机关一直到解放都没有破坏过，历史上从来没有被破坏过。那个时候租房子需要顶费。几千块银洋。这个钱是我母亲出的。她就做户长，她起初叫陈玮同你名字一样，后来我说把它改为陈馥。房子就租下来。我母亲、另外有保姆黄阿翠，沙文汉改姓陈，因为姓沙的太少了不好，变成她的侄子，我就变成她的侄媳妇了。这所房子是三层楼。楼下一层客厅只能普通吃饭，不作它用。因为对面住户看到，讲话都听得见。楼上二楼、三楼可以派用处。我母亲住在三楼，我住在二楼，有时开会就在背后的亭子间。这个地方很秘密。知道这个地方只有刘晓，刘长胜，王尧山。另外王尧山夫人赵先，刘晓夫人张毅。这两个女同志是做内部交通。有的时候有紧急通知由她们来搞。别的人是不可以进来的，来住的人是非常少。这是保护机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常常因为内部有个什么人叛变了他知道什么机关，你就很麻烦了。机关不是好轻易搬的，有老有少你怎么搬。什么时候突然出问题都是要随时谁备好的。江苏省委在三家轮流开会。有的到刘晓家里，有的到王尧山家里，最多是在我家里。因为我家里有个好处，没有其他人。没有房客，三层楼一幢新房子，而且后面是大花园（注：当时为周家花园），就是现在延安饭店。那里都是花园里没有人的。所以讲话不要紧，但电话不能装。这个内部环境很好。外部环境就是弄堂里面的环境，我的家里黄阿翠我叫阿黄姐。我母亲要阿黄姐专门去做过调查，调了解有什么人住在我们附近，一查下来不得了：我们住在22号，20号就是我的外祖母。不是我母亲的亲母。这是后母，但也认识的。对过15号里是我老家的娘舅。他们都继承了我外祖父的财产，很有钱的，他们的房子都是用十根金条买的，钞票很多，我娘舅吊儿郎当同日本人做生意赚钱。我母亲知道这个情况后，好几年就没有下过楼，一直住在三楼不敢下来，万一碰到，母亲娘舅会认出来。我母亲大革命时期很有名的。这事情弄出来不得了，所以不好出来。我阿哥，阿庆与母亲打官司，如知道她住这里也不得了。所以我母亲只好待在楼上，十好几年不能出门，除非是夜里。好在这些宁波亲戚并不认得我，我当时在宁波还是小孩，沙文汉他们也不认得。
不过也有一个好处，这里的房子所有邻居都是中产以上的资产阶级。他们都要有钱才能住在这里。弄堂口还有巡捕管门，人家想这个地方一定不会有共产党。江苏省委机关放在这里很安全。巡捕对我们都非常有礼貌，不过衣服要穿好点。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了，开会一般在二楼。二楼房子间特别用得最多。楼下用来吃饭或者应付外面来检查什么。日本人，巡捕房经常来查的，请他在楼下坐坐。我母亲说眼睛看不见叫阿黄姐扶着。阿黄姐是小脚人，我母亲讲两个小脚老太会做啥事体呢？这个掩护很好。
我的女儿6月底生出来到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发生二次世界大战。形势非常紧，我已经搬进去了，我是7月份搬进去的。世界大战一发生中央来电报说上海的情况非常危险。上海同中央的联系也要断，你们要赶快同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东南局发生联系，省委的领导关系将由东南局接管。东南局书记就是项英，他要刘晓同沙文汉两个人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见面，把上海情况向东南局汇报。所以后来饶漱石住到我家里也是这个道理，他就是东南局领导的，去是经过浙江到皖南。沙文汉走后一些事情我要代理了。我要管基督教学生教育界的工作，还要管妇女工作，我至少要管4个方面的工作。他们到东南局去汇报后,我就不能再休息产假。我就想一个办法，我家马路对面现在医药局工会那个地方，从前叫济华医院，是徐济华医生开的。济华医院是产科医院。这个徐济华医生是个女的她没有结婚，我就与她商量，说我是教书的。我小孩子没有人照顾，我放在你婴儿室里。产科医院有婴儿室的，因为孩子只有一个多月大，放在你这里，每月给你五十块钱，那时五十块钱是很值钱的，她说好的。她没有孩子也很喜欢小孩，就把她收进去了。对这小孩子她宝贝得不得了，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那样一直养到2岁多才回来的。这个小孩子小时候很聪明、很漂亮，他们很欢喜（现在也蛮漂亮的）现在老了，我就自由了。她日夜放不要多管，我这办法很妙（等于全托）没有空去抱，只好平常去看看，医生安排得很好，这安顿得很不错的。
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一度到41年家家要搜查，还有保甲制度，麻烦极了，保甲制度要连坐的，就是你是共产党连邻居也要处罚，怎么办呢，为保护巨鹿路的机关，我又在胶州路借了一间房子我同沙文汉去了，把小孩子接出来也放在那里，请了一个保姆。我就是从那里出发到苏北去的，我是四二年1月走的，我巨鹿路家里的住处仍旧派用处。开会接头什么都可以的。人暂时住在外面，我走了以后到1942年11月底中央又来电报了，要我们立刻搬家，防止江苏省委被破坏，所以一定要走。
11月底我到淮南的天长县顾家圩子，是很有名的地方，江苏省委从上海搬到那里，我当时已经在华中局，我到顾家圩子又同他们见面了。江苏省委机构在1943年被取消了。建立华中局城工部，上海的地方党关系到那面就交给城工部领导了，部长仍旧是刘长胜。 1943年初刘晓到延安去了，刘长胜留在城工部沙文汉留在淮南城工部江苏省委就这样子结束了。要问江苏省委机关有没有。还是有的，巨鹿路景华新村这个机关坚持到抗战胜利后，成立中共上海局，仍旧沿用这地方一直到上海解放，这个恐怕历史上顶长了。从1939年到49年十年了。整整十年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所以我的母亲非常重要（革命的母亲）没有这个母亲不行的，她功劳很大。阿黄姐也很重要。我走了以后家里老的少的都归阿黄姐管，很值得纪念她。她1983 年死了。就是这么三个人，一个老的，一个少，一个阿黄姐三个人。我们都走了，但这地方还留着。
我们走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什么还是可以去接头。所以这个是江苏省委留下来这么一个机构。到了抗战胜利以后要建立上海局了。但刘晓、刘长胜都又派回来了，沙文汉也回来了，但我到南京去了。这个地方成为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了。这个地方很值得纪念的（就你现在也住在这里？）我后来还是住在这里，我说这个地方不好丢掉，不过现在没有什么人知道。现在党史也没人管。这种事都不在议事日程上。不过要留一部历史，万一将来要找，你毁掉了也不行。房子虽破但是是很可纪念的地方。景华新邨现在仍是高档住宅。我本来家具都还留着，还因为小孩子结婚，对我说，外婆这旧家具还放着做啥就把他们扫荡了。现在有很多人来要拍照片什么，没有了，到垃圾桶里去了。所以人家问起江苏省委有没有机关，这还是一个机关。开会什么都在哪里。我母亲她是很有经验的，有什么需要保存的她都藏在非常秘密的地方，人家找不到，半夜人家来搜查也找不到。刘晓的家大概是在愚园路。你们要调查去调查。这个机关问题我讲
到这里。
我是42年1月去的，我同汪壁一道走。汪壁就顾准的夫人。顾准已经在江北了。我去的地方在盐阜区与盐城的当中，这盐阜地区是我们抗日根据地。华中的机关都在那里，是新四军军部，陈毅四支队过江以后就在那里建立新的军部。皖南事变打垮了。新的军部饶漱石饶漱石在我家等了4个月。大概五月底回到盐阜去了，他已经在那里做华中局副书记。
我是怎么去的呢，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就是曾庆红的父亲，他在上海建立一个交通站，他们经常要到上海来运医药品。当时我们那个地区真可怜了。被敌人包围着，伤病员药都没有，要靠上海运来。当时依靠农民关系，农民党员叫条小船到上海买些纱布、盐水、消毒药品，这种医药都要买去。这条船就是来买这东西的，把我同汪璧两个人带去。这是第一次通航，好不好都不晓得。我们两个人去了。在黄浦江旁边我同沙文汉告别了。我一个人先走了。他留在上海，过了长江以后我坐上小船。那里情况同上海安全不一样，这已经沦陷的地方。日本人占领的。苏北地方这里面有几种势力：有日本人，还有伪军、国民党、也有我们军队。四种势力都在那个地方，这个船过去是非常危险的。土匪多如牛毛。这是很危险啊。本来坐在船上没有问题。但是一路上要被敲竹杠。伪军什么的要钞票。划船的是兄弟二人。他们都是当地农民，来一个给他们一点钞票。这样子过去。（买路钱）真不得了。那个地方荒凉得不得了。你到镇上去买点东西也买不到。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到了这种地方老百姓白日都不敢出来。到晚上偷偷摸摸做点小生意。开个饭店给来往客人吃顿饭啦。是这样的真苦得不得了，睡觉的方根本没有。只有草，你要睡觉就在地上睡，是这样一种生活，战争残酷不得了。所有东西都打光，烧光、杀光。船到了一个地方。你不能不补充点东西，买点菜，买点大米。只有镇上可以出来。里面有一个老太太烧饭的。我同汪璧两人坐在当中。有一天走到一个地方，突然来了一群强盗。我船上的两位农民想今天倒霉了，我们要被打死了。我也不动，坐着不响。钢笔，眼睛都藏好。因为知识分子暴露出来人家要注意是共产党。最怕是暴露共产党，汪璧没有笔，钞票放在袜子里。他们门槛很精，这种地方晓得藏钞票，她的钞票给拿去了。我没有钞票，本来蛮危险。幸好后面一条大船来了，装的都是布匹等东西，是商人做生意。这群强盗就去抢这只船。因为我们船上就比较差。其实这里东西也蛮多。下面有医药品，幸好没有发现。结果强盗都去抢运布的商人的船，我们被放过去了，这次是很危险的。
走了三天到了解放区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看到我们的军队了，到家了。我看到这个地方农民非常苦，一片都是草房，这个地方离开华中局很近，华中局在什么地方叫做"仃翅港"这个地方，为啥叫仃翅港我也不懂，饶漱石，陈毅，刘少奇都住在仃翅港，这是很有历史价值的，这就是我们华中局所在地。但穷得不得了，饶漱石在一个草房里，饶漱石说这是一个叫化子住的房子，一间屋子粉刷一下就住在那儿。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是农民烧饭的地方，同饶漱石的机要秘书一个女同志住在一道。刘少奇在另外一个农民家里住，陈毅也住在农民家里。我们的军部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只床，床也不是普通的好好的一只床，就是一块板，有的是板，还有的是竹片，这种竹不是竹子，不知是啥东西，总是不像样的东西，总乱七八糟的一无所有。说走就走，他们备有一副担子放文件什么的东西，一有紧急情况挑着就走，放在马背上就跑了。马是一定要的，这就是最主要的工具，他们就这些工具，是这么一个破破烂烂地方。我首先到曾山那里，曾山同志接见我，我告诉他我来审查的，他问你审查什么？我说审查历史，长江局（注：应为南方局）说我有历史问题，我是来审查的。他说什么审查不审查，你就在这里工作好了。他也下来一起吃饭，第一天吃饭有趣了，很粗糙，小菜没有的，胡萝卜就是唯一小菜，又当饭又当菜，这样的东西就是好东西啊。平常饭也没有，都吃山芋干什么的，就是过的这样一种生活。我觉得也很有趣。这个地方穷得不得了，老百姓他们也都没有饭吃的，都吃大麦等东西。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从江苏省委到华中根据地" (From the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to Central China Base Areas),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