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到苏联

标题

从武汉到苏联

主题

Revolutionary history

描述

From Wuhan to the Soviet Union in 1927

创建者

陈修良

日期

1996

格式

pdf

语种

地域

武汉, 上海, 莫斯科, 宁波

文本

第1——22页

1927年从武汉到苏联

向警予找我谈话，我印象深刻，她矮矮瘦瘦的，年龄比我大十来岁，是大人物了，我看到她很震惊。我人小，当时还只有十九岁，她看我这个小孩子还不错什么都干，下午起草文件，扫地抹桌子都是我，看门也是我，假使有客人来了，我代她接客，问有你有什么事我给你记下来，由我向向警予汇报。
那个时候汉口市市委书记是罗章龙，组织部长何孟雄、宣传部长向警予这三个人，资格都一样老。向警予又兼中央妇委书记，那时候杨之华、蔡畅这批老大姐都来开会。也我必须要参加作记录，对中央妇女运动我听得也蛮多。有时她出去开会我就做了向警予的代表。我看到苏联代表团有很多要人，比如米夫，国际代表罗佐夫斯基，还有罗易等等这批人，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武汉召开，主持人罗佐夫斯基俄国人，是共产国际代表，他主持会议，那时我就听到他提出："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我开始听到这名词，什么是非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我不懂。
后来我去问向警予，她是从法国、苏联留学回来的，她说我只晓得现在有二种意见，一个就只要按照资本主义道路，苏联的二月革命，打倒沙皇后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一种叫十月革命，打倒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府。对十月革命、二月革命问题党中央看法不一样，这事情我印象很深。我当然不懂无产阶级革命是非资本主义这个意思。她说现在中国是要走十月革命道路。那么汪精卫算什么呢，是小资产阶级，我只知道汪精卫他还不是无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将来共产党掌权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关于革命性质，是很大的问题，当时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语在外面写得很大，但我并不懂。
我看到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工人发动罢工。所谓工人，武汉只有些工厂，是民族资产家办的，还有社员什么罢工了，要求增加工资。我当时理解这个就算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罢工，打倒资本家，究竟能不能打倒我不知道。后来这些人都团结起来参加了共产党。那时侯武汉经济情况严重，蒋介石在上海对武汉进行控制、封锁。市场上什么都买不到，物价飞涨起来，早上和晚上价钱完全不一样，法币也设有了。经济一封锁武汉很快会垮台，老百姓都有怨恨：你们（革命）搞得我们饭没吃，这个我很知道，老百姓就是这样讲的。武汉政府支持不住与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很有关系。中共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阶级斗争，要老板给增工资，所以矛盾对象很宽，还要大家团结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后来这些口号叫不下去了。又提出北伐和东征。东征是打蒋介石，北伐是打军阀，闹得一塌糊涂，但都不了了之，既没东征也没有北伐，我们倒被人家杀掉许多，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形势变化快的不得了，我是四月下旬到的武汉，五月初，我一到就入党，向警予说你已经在做党的工作了，应当加入共产党。她要我填张表，叫组织部长何孟雄批，手续很简单，我就算是党员了，我目的达到，参加了共产党。但怎样革命是不懂的，我脑子里印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个非常深，走非资本主义道路不懂。不管怎么样，我明确共产党是坚决反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也很坚决，共产党就是好，向警予叫我写东西，写宣言，共产党发表很多东西都要写。许多我现在记不清了，口号蛮多，打倒帝国主义之类。有时候要写标语口号，也到工厂里去讲，那个时候工厂主要在江桥口区，区委宣传部长是庄XX，庄（失同？）现在死了，经常来的与我很熟悉。找不到向警予就找我。那个时候女同志头发都剪得非常短，与男的差不多，后面看上去像男人，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女同志，就找头发短的，好厉害了。那个时候妇女运动很有趣，动员寡妇要嫁人，不要守寡，要出来做事，不要待在家里。还有一个女兵队，妇女解放运动在武汉很厉害。后来发生夏斗寅叛变，武汉女兵也开上去打。那个时候女性很解放。
当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常来讲农民运动，我印象很深，他讲了好几次，这个农民运动，有一点我记得很牢，他说中国革命是民权运动，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农民革命也是民权运动，我印象很深，原来我们的革命是民权运动，但这与非资产主义道路又不大一样，我思想中老是发生矛盾。
我没有参加五大，我只参加了共青团第四次大会。第四次大会我旁听，是任弼时作报告。那个时候一到武汉时情况比较好，后来到五大召开，我听向警予说斗争很激烈，争论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问题、武装工农的问题，大概与陈独秀的意见不一样，毛泽东讲要搞农民运动，有的人主张搞工人运动。当时张秋人他也到武汉在宣传部。6月，党中央派他到浙江去做省委书记。好多人开始撤退了，我印象深就是张秋人也去了。
后来米夫来了，米夫派了一个代表团，跟着就是王明等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明，矮矮小小的做翻译。米天大谈非资本主义道路。说中国革命非常伟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后来有一次开会，罗易来了，他是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党五大代表。罗易矮矮小小，印度人，我印象很深，也大讲非资本主义道路，称赞汪精卫的这个政府很好。后来他出事了，罗易信任汪，把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些指示透露给汪精卫，诉汪精卫，共产国际指示要共产党派很多党员参加军队，组织武装斗争，汪精卫听了吓了，共产党是不是要武装夺权？汪就立即叛变。武汉一夜天就发生事变（注：7,15宁汉合流）就是罗易搞出来的。
我还没有看见过失败是怎样一回事，我也不晓得国民党会这样狠。向警予对我说："现在局势变了，汉口市委要撤了，我的工作调湖北省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郑超麟说：你可以做教育工作，你就在我这里做教育科长，办训练班。"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到这一年终的时候，我听到了在总工会的第一次枪声，离开我不是很远。汪精卫投降了变成反革命。我看到很多人报纸上发表宣誓脱离共产党，其中有施存统签字脱离共产党，我想他还是我们领袖呢，汉口市委机关撤销，另外租了一个地方，设立一个省委秘密机关。省委扩大会议到的人不多，十几个人，我坐就在张太雷边上做记录。他说：现在形势非常严重，我们要做地下工作了。那次会议上我记得董必武，陈潭秋、可能还有刘少奇，他们都在会议中，我做记录。这是我在武汉第一次听到他们讲话。总的精神是当前形势严重，我们要分散。其中提出来：年轻的干部，像我这种年轻的干部都要去苏联学习。省委宣传部长郑超麟也参加了这个会，他对我说：你也到苏联去，叫我到哪里我都无所谓。这次会议开时间不长，主要精神就是隐蔽起来，要进行秘密活动。此后好多人离开武汉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个时候天气变热，要睡席子，常常有一张席子铺好。我记得杨之华也在那里，她也说我们要走了，实质上他们到庐山去了，去武汉开八七会议。
我决定到苏联。郑超麒找我谈话，他说你先到上海去，上海团中央已经请你去，你在上海有关系（我姐姐也在上海都有关系）。他另外委派我带领一批武汉的人到上海。我们一百多人浩浩荡荡坐船到上海。他还交给我一个任务，不是全部一起出来，先找几个人一批一批地出来。要我到某旅馆去接头，其中有冯定夫妻，他的老婆冯俞相与我也是同学，我认得的，冯定我也认得，其他的人好多都是浙江人，组织了一个支部，我大概是里面组织委员，领头人是袁仲贤，带了一批人到上海。
到了上海后，我先找到母亲。实质上我母亲已经在为党住机关：是团中央的机关。她在跑马厅旁边租了一套厢房。楼上两开间都是厢房。这里面主持团中央工作的是我的姐夫杨善南（烈士）。他已经在上海与我姐姐结婚，我姐姐在团中央作秘密交通。他说这里是团中央机关，你就住这里好了。到上海后我就是做组织工作，每天就是到外面去找武汉来的人。钞票没有，要外面借一点钱给他们，因为他们饭没有吃，很多是我母亲供的。
回想起来，当时我到武汉以后，五月底湖南的" 马日事变"发生，长沙军阀叛变后大屠杀，把我们团省委机关的人抓起来，领导过我的田波扬夫妇（团委书记）统统被杀了。人家说你运气真好，走了以后马日桥事变就发生了统统杀光，如果我留在长沙，我也牺牲。大革命失败了，这个事情回忆起来很难过。你看我运气好吗，到三个地方都发生大屠杀，都是在我走后马上发生的。上海是4.12事变，到广州，到湖南，到湖北武汉，国民党一路跟着杀人。回想起来有真有点吓人。 7月15日武汉屠杀开始时我还没有走。第一次枪声我听到了，后来到处抓人，我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就是头发短，这很麻烦。后来就到上海来准备出发到莫斯科去。
当时上海是蒋介石的重要根据地，抓人很厉害。我们机关在现在人民广场旁边，当时是跑马厅，这个地方是英租界。我到上海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上海人拥护国民党，不拥护共产党。上海工人并不拥护共产党。他们对共产主义谣言很多，我非常不开心。上海经济生活较稳定，蒋介石统治稳定。上海资产阶级倾向国民党，当时觉得非常孤独。
到上海以后我就见到我母亲了，我就问她宁波怎么个情况。她我离开宁波后情况很严重，上海四一二事变发生，非常恐怖，宁波情况比上海还要严重。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上海因为有租界，不能马上来抓人，小城市直接统治，国民党四一二事变前派了二个人：陈群，杨虎二个大特务到那里。我 1925离开宁波的，我家里就是团委机关，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浙江有一个军阀叫夏超，这个人起义，很有名的。共产党机关和国民党机关那时都公开的，国民党实质上人数很少，共产党数量多。国共合作时许多人双重身份，实质上领导人是我们的同志。宁波杨眉山就是。这是一位校长，就是老党员；还有王鲲，工会主席也是老党员，后来这两个人都被国民党杀了。我母亲讲当时他们在宁波都是很公开的。我母亲她未参加共产党，她见解很对，人家不知道她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只知道她是陈师母，在打官司，去找法院的律师，院长，绝不会是共产党。她说我就是要取得财产，穷人参加共产党，有钱的人不做共产党，所以她就像两面派样子，同国民党反动军警也有关系，与共产党也有关系，人家根本不搞不清她是干什么的，我母亲那个时候起了很大的掩护作用。
"四一二"事变在宁波早一天，是11日动手，陈群，杨虎到了宁波警备司令部准备抓人很厉害，情况非常严。消息被我母亲打听到了，说11日晚上要抓共产党了。但共产党当时麻痹得很，照样要开党员团员大会，凖备在宁波（小教场）中山公园那里开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国民党军警内定当晚身上臂上纏白布作通行证。听到这个消息，我母亲忙去通知大家，并带去白被单撕成条子奔向会场，通知大家带上白布条立刻分散。挽救了许多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她得知培明女校也在开会，又马上就跑到那面通知了大批人。这次逃过了。后来一些公开过身份的党员王鲲，杨眉山、胡焦琴等在其他地方被抓去并被砍头。杀后没有人去收尸，由我母亲出面，动员他们的家属把头缝上去，还出钱买了棺材埋葬。这些事也要一路贿赂，很惨的。此后我母亲暂时离开宁波到上海，也在住机关作掩护工作。她住过团中央机关，还有瞿秋白、关向应的机关。
宁波这一段历史很重要，因为宁波是很重要的地方，比杭州要重要，党团员活动人最多，蒋介石重视他的家乡，所以屠杀也特别厉害。宁波从1928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之后，党的活动一直不正常，直到抗战胜利后开始又有规模性的党组织。南京、广州的情况也很糟糕，但时我们党团员的思想里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是处于低潮还是高潮？实质上是革命失败了，但我们还没有承认，我思想里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国民党是胜利者不好讲，你说失败好像我们心里也从来没有承认过。特别是群众生活很痛苦，认为群众要革命，革命还是会有高潮，这个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我到莫斯科以后还是在争论这个问题不承认失败。思想也很简单。
陈独秀在"五大"就靠边了，武汉的掌权者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武汉失败以后开 "八七"会议。"八七"会议主持人也是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都是共产国际代表搞的。这些人不懂中国话，找瞿秋白，中央主要负责人，因为他懂俄文跟他们讲俄语，"八七"会议也是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以后通过决议。毛泽东也到了，并没经过充分讨论。人一到会就发出决议，说我们是处在革命高潮中。当时我在团中央机关里看到书记杨善南他们也从来没有承认有失败，照样做秘密工作。这一群人，武汉出来的瞿秋白、郑超麟好多人，这些人都没有考虑失败，继续做工作。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去作秘密工作，搞城市工作，并没有说现在要去打游击，但另外一部分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八一起义后的军队，朱德他们是主张打游击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两部分，一部分打游击，一部分在城市周围，结果是打游击这部分胜利了，城市工作这部分惨败。我就带着这样一些问题到了莫斯科。
再回到上海，出发去苏联前我们有一个主席团，由我和其他几个人组成。一个老党员他带头，他是赴莫斯科临时负责人，同我一起从武汉来的，还一个是张崇德从浙江来的，张崇德后来给斯大林杀掉了（近年我给他写了文章悼念他），二十年代就被杀了，袁仲贤后来下落不明，袁家庸后来自首，我们四个人分头去领导好多从武汉撤出来的人，照顾他们生活，不好出事，我估计有170多个人，分批来上海。后来总算是都找到了，没有一个人掉队。等苏联的货船开到海参崴。上海到海参崴最大难关是到黄浦江里要划小船板才能上这个船，这个船因为吃水很深，不能靠岸。这当然很危险的，海关的人都在检查。上苏联货船后，夜里出发，很紧张，但年轻人劲很大，生死不顾。我们约定各人自己想办法上去，反正黄浦江有很多小船，大家分头去，到了以后我负责组织工作点名。有好多人都坐在船舱底下，不好给别人看到，闷的要死，我们也都坐在那个地方。上头是客舱，这只船中还有向忠发，有一工会的干部，他们两个人与我们一起去。还有中山大学的教务长，到上海招生，他送我们到苏联去，这是后来到莫斯科我知道的。那天晚上平安过去了。我们上海有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海关不要去查这条船。海关人员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去打工的。就也没有再多问了。所有的人，他都没怎么问，含糊过去了。大家就好像难民的样子走到舱里。这群人里面有好多后来很有名的，其中有陈伯达。还有好多有名人士，好多烈士，一群年轻人像难民样子到苏联去了。
船上坐了四天，我们到了海海参崴上岸，这下子舒服，到了海参崴已经十月份，他们已准备好让我们住在旅馆里，二七年十月到的海参崴，大革命失败后还给我们吃俄国菜，味道好得很，这里没有人来杀头，但俄文也不懂，这个很苦恼，后来他们找来一个山东老乡，他是从山东移民过去的，来作翻译，这个人没有文化，"支部"他翻译说"帐房"，这也有点道理。我印象很深，支部叫账房。袁仲贤少许懂点俄文，英文他们听不懂，稀里糊涂就注了好几天。诗人肖三在海参崴，他俄文很好，后来来看我们，把我们安排好，买了点东西与俄国人一起接待。他们把我们送到火车上，又走了整整两个礼拜。火车上也很困难，十月已经份蛮冷，没有暖气，冷的要命，窗子关得紧紧的，冬季很苦，没有啥好东西吃，，拿点面包干吃吃，这也无所谓。到了莫斯科，好像上了天堂，大家开心了。精神状态非常好。我记得十一月七日苏联革命胜利的一天我们还就在火车上开了一次庆祝会。
终于到了莫斯科了，看到莫斯科好大的建筑，我们去的学校已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由于国民党叛变后。苏联说不好再称中山大学。（但是大家还是习惯称之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到苏联以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号码。我是781号，他们对中国名字搞不清，大家互相起一个俄国名字。再分组，我同陈伯达一组，我的班上也很奇怪很复杂的，有拥护支部的，有的反对。我是班长，那时有三个班，高年级二年级，是1926 年去的。我们1927年去的是一年级。（1925年去的）三年级，张闻天他们都三年级了，王明也是三年级，他们都当翻译、辅导员。我们在他们辅导下。我班上辅导员是张闻天，我是小组长，党组长，班长兼组长。辅导员张闻天和所有教员都是俄国人，中国人只好做翻译辅导员助教。
中山大学27年28年这一时期学习比较紧张，我们当时首先要读俄文，不懂俄文不行，一进去就要读俄文。有的人读的快，有的人读的慢，这一定要读的，一年级基本课讲历史，世界革命史，社会发展形势、联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先讲历史，我印象很深，这对我们帮助很大。当时我们世界历史知识太差，它里面有历史、有地理、经济地理，有马克思著作，还有列宁著作、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理论，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哲学讲辩证法，还有军事，各种各样内容都有，我感到很神秘。第一年我觉得学习很有成效，大家也没有闹什么事。后来28年开始，联共党内发生争斗，反布哈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混乱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很严，我到的时候反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刚刚闹过，我们到时下半年了，上半年发生过托洛茨基公开反对斯大林，在五一节游行的时候，托洛茨基公开提出打倒斯大林官僚主义，这个事情非常严重的，而且中山大学里面也有一批学生参加托派这个都是二年级三年级学生。

馆藏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引用

陈修良, "从武汉到苏联" (From Wuhan to the Soviet Union in 1927),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