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师与整党 ·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Title

会师与整党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Joining Forces and Party Recification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Nanjing, Beijing

Text

*14盘

会师与整党

这次讲会师与整党的问题。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城南京解放了。所以现在定为4月23号解放南京。那天晚上我一天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去找35军军部，35军是（三野）八兵团所属，首先进城的部队。政委何克希跟我原来很熟悉的，一起在华中党校整风，我是党委书记和他蛮好。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他了。他的军部驻在励志社，励志社是蒋介石接见外宾的地方很漂亮的，我就跑去了，我穿的还是旗袍，普通的衣裳。那里解放军很多，站在那里，他看见我这个老百姓就不让进去，问你干什么啊?我说我找你们政委，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是地下党负责人，我来找你们政委，他没办法只好让我进去。进去正好何克希出来了，" 哎呀 "他说" 我正在找你呢，你到来了好"，就把我拉进去，这里面都是他们军队里的干部。他非常高兴，说" 今天我们会师了"，他们进了南京城不知道怎么办好，看看城里面的秩序倒也不错，交通，路什么都蛮好，但下面怎么做不清楚。他后来告诉我，他说本来是二野来打南京的，因另有任务，所以三野来了，三野是临时决定打南京的，派他先进城的。进来没啥困难，进城后不知道如何着手了。他正是要找地下党介绍情况。正在讲的时候，里面走出来三野联络部长陈同生，陈同生和我又是老朋友，他手里捧了一包密封东西，他说送我的，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是你最需要的电报的密码号和呼号。我说我今天已经解放了，我还要打什么秘密电报呢，后来我仍旧还给他。
这里面也说明一件事，解放前夜我在南京搞过一个电台，但电台呼号、密码没有，中央没有拿来，也还没有启用，这个电台是设在敌人机关里的秘密电台，这个电台是上海局叫我搞的，上海局的电台不是破坏了么,李白，张困斋的电台，统统破坏了，我们同中央联系就发生了困难。就决定把电台放到南京。刘长胜找我谈话要我在南京另搞一个电台。我答应后，他派了二个机要人员翻译密码，但呼号密码不拿来要发电报不行。我花了很多力气到上海想办法刚弄好，南京解放了，所以这包东西没有用了。何克希还告诉我，35军过几天马上又要出发去打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逃往杭州他要去追。后面二野要进来。八兵团陈士榘不走了，留在南京担任警备司令。他高兴得很，对我说你帮了很大的忙，这么多坦克、武器都运过来了。靠运火车的轮渡很方便，非常快的，所有军队武装统统都运过江来了，没有遭到什么伤亡，也没有战斗。不过我们还是牺牲了一些工人，与特务抢轮渡抢得很厉害，我们是全力以赴要抢到轮渡，阻止特务要把它们毁掉炸掉，这里面就有很大的斗争，牺牲了一些人，有工人被打死，但轮渡还是夺了下来。
后来宣布：华东局决定建立新的南京市委，要我去当市委组织部长。这个南京市委是中央分局，要管芜湖、镇江等。书记是刘伯承，副书记宋任穷，他们都会到南京来的。说我不好再回家去，特务很多，恐怕要遭暗杀，就把我送到国民党的行政院住下。那几天主要是谈话，部队的人都要找你谈了解南京地下时期有些什么组织，南京有什么地方，这问题都要介绍。后来大军都过江了，华东局的人都来了有饶漱石，邓小平、陈毅、刘晓还有张鼎丞、曾山等一大批。华东局已经到丹阳了，他们也到南京来开会也来找我。所以那几天我就是接待许多人。
5月1日召开会师大会。会址在总统府的国民大会堂，可以坐四千人，所有地下党员，南下部队党员都会师了。这是一次重大的会议。但有的组织关系弄不清楚。已经下命令从解放一天起停止发展党员，但下面呢，有的地方还在发展党员，支部里发展的党员也有。后来就批评我: 怎么解放了还发展党员,这是违反纪律。可这么大的一个南京城，我怎么管得住？因为有些支部，个别的支部还在发展，这些后来都成了问题，党籍不算。
解放后党的组织系统原来同以前那一套系统不一样了。例如文化工作委员会下面的支部就没地方去放，他们演戏的、唱歌的、文工团什么报社的拉了一大摊，归到哪里去？区委也没有的。二野的人还在行军，你交给哪一个呢？说是南京原来属于市委领导的，当我说地下的南京市委已经撤掉了，我哪能代表现在的南京市委来领导呢？叫王明远领导，王明远说我也不好领导。后来找到宣传部长张际春，说只有宣传部你暂时管一管吧，他说我宣传部怎么管组织？他也不管，谁也不管。文化组有好久都没人管。部队刚刚进驻，一套组织系统也都没有弄好。我们原来的一套又都不要了，新一套还没有建立，就叫老的人待着，叫王明远等了。工会里面也有这个情况，如浦口的支部，下关同浦口断绝了好长时间的关系，浦口这个支部还没有人管。这都成了问题了。后来说是因为我舍不得交出去，我有什么舍不得？吃冤枉官司是很多的。开会师大会那天，华东局的人都到了，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晓都讲话，他们要我上台去坐，我说我不能坐在主席台上，上海还没有解放，假使我公开了，特务知道我同沙文汉的关系就危险了。一查就查出来还有沙孟海，沙孟海逃到上海去了，就住在我家里，蒋介石也正在找他。我说我仍旧做秘密工作，我不能上台。我出入仍旧穿是旗袍，也不公开露面。这人家就很奇怪，你这人老做地下工作，还要做地方工作，我同他也不讲清楚，我讲我现在不能公开，上海局还没有解放，弄得不好全部会牺牲。这我坚决不来。所以我仍旧做地方工作，穿了一个普通老百姓衣裳，对外不公开，报上不发表。这样子又过了好长时间，一直到上海解放。南京解放一个多月后我才公开。
那天会师大会是很热烈的，大家都讲话，一致赞扬南京地方党功绩很大，解放军没有受到牺牲，完成了党的任务，把南京保护下来了，护厂、护校、保护机关，人民财产都保护好了，很好。邓小平讲话特别响亮，中央很满意，华东局很满意什么，讲了好多。反正这种话我多听也不要听，都是这一套。
但是后面麻烦事多了，比解放初期还要困难。新的问题很难解决，组织部长很难当，因为组织制度不一样，尤其是干部问题不好对付。一个很重大的区别是，这解放区的干部是讲军队等级的，比如说县团级，地方军队，干部提拔差一级都不行，他有相当于县团级干部，比如说你是个团长，你可以去当局长，但你不是团长你就没有资格，即使有能力你也不能去。在地下时期我们什么级也没有的，等于零。所以假如他有能力，没级别就不好去。而你没能力、没文化，但你是团长级别就可以去。这我就很为难了，你说这个干部如何配备？我很伤脑筋，处在我的环境很困难，你假如把地下党员提拔上来，就说你这毫无原则，我老红军革命几十年了，你地下党还是候补党员，要在他领导之下他怎么肯干？有的地方要地委以上干部才好去做，例如马鞍山党委书记一定要地委书记才可以当，但地委书记没有几个，这事就为难了。假如你碰到一个非党或者党员工程师，他可以到马鞍山工作，但他没有等级，你就不好去也。这种事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你仔细去了解，现在部队复员来的人，就要同你讲这东西，比如讲院长，起码要军级干部，我觉得这个最困难，我解决不了没有这个权力解决全国性的问题。以前有个组织部解决，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何年何月入团，何年何月入党。这老红军没有文化但肯定很高地位，这地下党员他没有级别，即使他有文化有能力也上不去，你只好做做科员，顶多当一个科长，就这么回事，这也引起了两方面的人不满意，有些人对你有意见，这个人文化也没有，我为什么被你领导呢，老红军去领导人家不服，另一方面也不行：你什么东西，还是国民党那里出来，怎么领导我啊，我老革命。这两方面都讲不清楚。
以后发生了所谓会师的问题，双方面都有意见。而且人的思想也变了，解放以后都想要有比较好的干部待遇，你差一级比人家要差得多了。还有吃饭是分大、中、小灶的，你假使排不上，只好吃大灶。小灶菜很好。大、中、小吃饭也要分等级，住房子也分等级，工作也要分上下。这种事我看最糟糕了。接管城市倒是准备好了，但这个等级我是没想到过。组织系统也有，南京分几个系统，一个是中央政府，一个是南京政府，一个是什么武装部队军事机关，还有文教机关、房地产，还有特务机关、警察等都按照这个系统弄好。南京市委同军管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也好解决，刘伯承当市委书长兼市长又兼军管会主席，这也用不着我去操心，但下面工作难做了，军管会里面有好多师、好多科这要你去配备，南下来的人根本不了解情况。原来地下时期的南京市委已经找照指示准备好了一套班子，文教、武装警察、特务组织这种人怎么进入系统，就成问题了。市委宋任穷找我谈话，说这个地下党干部一定要配备进去，不配备我们情况不熟悉，摸不着门。因此要挂个副职，比如一个科，南下干部是正科长，地下党员是副科长，他是正科员，你是副科员。但这样一搞，下面的人就有意见了，说你们地下党员级别低，哪能好一下子上来呢？我也没办法，服从命令我就只好这样做。但人家后来批评到我这个组织部长头上，安排不妥当。所以说接管的过程相当乱，干部配置相当混乱。
下面也发生过许多具体问题，公安局抓人甚至把史永也抓起来了，说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人，地位比较高，是朱家骅得力助手，认为他是特务，就把他抓起来了，史永说我是策反部部长，怎么把我也抓起来了，后来我为他证明，才把他放出来了。检举此类事的人很多，一会儿就有人被抓起来，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做秘密工作，检举的人也是好心，想这个人一定特务，这也说明我们掩护得很好，没有暴露。但解放以后又增加了很多麻烦。这种事都要我来证明解决。
会师大会以后就是接管，接管到还是比较顺利的，大概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全部接管好，这个很顺利，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但在接管中发现了好多问题，就是南下的干部，发现我们许多人历史上不可靠，讲他们是特务。但到底哪个是真特务，哪个是假特务不知道，有许多人（秘密党员）在国民党里是有军衔的，校级军官很多，说这种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这个不行啊，你这个地下党究竟是什么党，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就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要整党了。整党也可以，但怎么整又是个问题了，谁去整，我说我不好去整，我自己整自己不大好，要部队派人来整。二野是暂时接管，他要到西南去，就要跑的。要等三野来，三野准备打上海，后来上海由三野接管，大部分都到上海接管，他也没有人，南京市的工作就被放在后面了。很长一段时间，二野走了三野没有来，空荡荡的南京，几个头是好找，下面脚都空的，这脚我去填补，东拼西凑在弄。我的意见整党在机关里不能整，机关里首先有个党委，党委也没有成立叫谁去领导？再有一个办法是把所有的地方党员集中起来，办党训班轮训，一批一批轮流整，只有这个办法。后来总算通过我的意见。但又发生意见了，外来干部说我是反对整党，我怎么会反对整党呢，只是这办法不一样，因为机关是空的，名义是有的，实质上人没有，整党不是开玩笑的。地下党也有意见了，他们听说道" 三查、三整"很厉害，怎么一解放就要整我们了？是不是要杀我们了？也怨声载道。我同意整党，他们就说我出卖了他们，过去你依靠我们，现在要把我们整，只因为听说苏北整三查三整杀了许多人。这又讲不清了。你怎么讲都没有用，我夹在中间，十分困难。
组织也不能完全合并，后来我写了封信给华东局组织部，南京党怎么组织，又不好自行建立区委什么的。6月1日张鼎丞给我一封信，提出南京区委要建立，要把学生、工人独立建成委员会，这是地下党老办法，工区党委、学区党委。两浦地区这个党的组织没有归到区委里，外面来的却已经建立区委，他们又怀疑是不是你故意不给？浦口有大厂那怎么不交给我们？到后来闹得很厉害，批评我是组织上没有会师，提到组织会师上去了。
还有思想上也有问题，比如把一件很小的问题都可以闹到原则问题上去。公安局里有人为个小事相争，甚至于拔出枪来，就说地下党员要杀人了。汇报上来就是这样的，称这事严重，要抓起来枪毙，还要我来表示态度。我情况不了解，吵架顶多是一个纪律问题，他说这是反革命，因为我是解放军，要杀解放军就是反革命。但公安局里两个人吵架不是阶级斗争，他们说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我说吵架的事经常会发生，阶级斗争也不好讲，这是个人同个人问题，不是一个阶级队一个阶级，但他们认为解放军就是无产阶级，那么地下党是资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问题了，要枪毙他了。那个吵架的地下党员吓得不得了，问题非常严重，地下党员觉得委屈，自己好像被人家像下等公民样子，就是吵架都有区别的，你反对我就是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我说我不同意这样说法，拔枪这是严重违反军事纪律。你要处罚他可以，要说是反革命杀人这话不好讲。因为这事我被批评得不得了，说我丧失原则。这一件事体影响很大，我看当时他们最喜欢把小事提到原则上来。
另外发生一桩事我也觉得不大妥当，有个营长随随便便跑到美国司徒雷登大使馆里去了，这是违反纪律的，发现闯进美国大使馆了，要枪毙。我说这个不也能枪毙，这个营长是不对的，不应当走到大使馆里去，司徒雷登就训斥他，这是我美国大使馆你来干什么，这个你是不好进去的。他也不晓得这个事情有这样严重，是去看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这个人我保下来了，后来这个人大概没枪毙。这些虽是个别事例，但说明我们当时思想上的教育相当困难，又没有法律。
后来就积极整党，整党里面问题很多， 49年的下半年，是二野走了三野来整。专门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讨论整党问题，这个是必要的，地下党有的人不晓得什么叫候补期，自己有没有候补期也不晓得，有的候补党员做支部书记也有。因为新发展了三个党员，里正式党员一个也没有总要有一个人做支部书记，因此候补党员做书记也正常的，这是我们自己定的。解放以后不合规章。还有介绍人，根据党章两个人介绍，有的只有一个介绍人，不行。还有一个祖宗三代历史问题很多，你为什么到特务机关去，谁派你去，这都要交代清楚，有的说得清，有的说不清很复杂。还有的属于组织手续问题，比如入党时间忘记了，到底什么人介绍的也弄不清，因为地下非常秘密，不一定能弄的清。所有组织上一些问题，历史上一些问题都是后来党训班搞的。这个问题本来也是简单的，有于一些误会、怀疑性很重，对地下党不信任。
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是，南京地下党有两条心、一条心反革命，还有半条心，我大概属于半条心。常常包庇反革命，不是忠诚老实的，我是不大配他们的胃口，而且特别严重的说我有地方主义，说支部没合并好，都是我掌握在手里，而且不知谁在造谣言，说地下党市委还没取消，还经常在开会。这根本没这回事。原来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刘峰打电话给我，要召开一个会议把这些问题讲讲清楚，我说这个不好开会，一开会人家就误会了，本来没有开过会你现在开起会来了，我说这不行，他们有意见到市委去反映，我没有开这种会，原地下的同志也非常不开心，招致大家都有点意见，常常问题都集中到我那里。
有许多问题我也搞不清楚。人家说我秘密开会，我没有开会啊，人家说我反对整党，我没有反对啊，人家说我争取独立，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必要么。他们这样看，其实这解放初期的问题不是南京发生，各地方都有，广东就很厉害，浙江省搞得也很厉害。怕这个地方主义，好像到处都是地方主义。我这个人偏偏没有地方主义的，我自己就是从解放区来的。在南京待了三年，我又不是南京人，是解放军派来的，不是很清楚吗？但二野的人不了解我的历史，三野的人认识我，象陈毅本来我就是他的部下，他都知道，刘晓、曾山同我认识，饶漱石也认识没有问题。二野的人就不认识了。二野对我有看法，宋任穷就不认识我了，市委的人都是二野的他们不了解，一大批都是二野的，这种情况更加复杂。
会师问题不简单，比我们搞得更坏的地方还有，这恐怕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中央已经注意了会师问题要注意。我们心里想想也是很警惕这事，碰到具体问题还是有很多麻烦。所以接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会师。其中还有一些人是不好的人，喜欢挑拨离间整人，最明显的是柯庆施，柯庆施这人解放不久就调到南京，他带了张春桥一起，张是他秘书。我第一次碰到张春桥，阴阳怪气的坐在那里。对他们这些人我不了解，他们也不认识我，彼此不认识。柯庆施在这里起了很多作用，他向华东局领导同志反映了许多不真实的情况。比如有一次开会，他称南京地下党在南京电讯局一夜天发展十几个党员，并无其事。他还说警察怎么好发展党员啊，发现有一百多党员，而且夸张说南京有一万多党员，哪里来一万多呢，解放时一共也只有两千人，夸大其事到这种程度。当时我也不大认识柯庆施，我看他讲出来的话很夸大。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道理要夸大，只知这个人很难弄，有点奇怪，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我只能这样想。他这个人本来是犯错误的，中央也有电报讲此人不能重用的，我也看过这电报，怎么办呢，到南京做了副市长，后来成为南京市委书记了，到49年底他就做了市委书记很长时间，后来还提拔到上海当书记。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很多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主要是南京党内不团结的情况有增加。后来回想起来同他很有关系。柯庆施最看不起地下党，好像他是从延安来的，他是从太原调来的，在石家庄当市长什么的，他自己是很了不起的资格最老，还夸夸其谈说见过列宁，我想不可能，你没有见过列宁，他就这样吹。人家也会相信，他到过苏联远东为止，但列宁没到过远东，也不是开什么群众大会，是开少数民族大会，少数民族可以参加，列宁没到远东来，就是吹牛皮。他那时大概是共青团员恐怕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对地下党这种态度，对我也非常不好，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很大，就是配备地下党员去接管单位，接管以后就脱产，原来有一个职业的，接管了以后就要穿军衣，你算属于部队供给制了，个人供给制不成问题，饭有得吃衣服有得穿，但家里老少怎么办，饭就没有吃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麻烦的。他们来找我，我们家属的生活怎么办？你组织部长要想办法，我觉得他们有道理。比如刘峰就成问题了，他有母亲有小孩这怎么办呢，地下党员都有家属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我提出来要对员地下党员补助，但这没有先例，南下干部就讲，我们也有家在解放区没有补助费，可南京怎么好有补助费，这道理又讲不通了。其实他是农村来的，农民他家里还有一点土地不至于饿饭，城市里工人、职员没有钱是很成问题的，他没有土地也没有其他收入，靠供给制他家里就没办法。城市同农村完全不一样的。这事你又讲不清了，他要这样比我也有家属为啥没有补贴，你南京地下党为啥有补贴。这个问题影响非常大，造成两方面意见分歧。这些领导同志也不敢这样做，同意我的意见呢，他们反对不同意我的意见呢地下党员也很难，就拖着。拖到后来上海解放了，上海马上也出现同样问题，地下党员也没饭吃了。刘晓同志他想到南京的困难，就订了一个条例，给地下党员补助，文件寄到南京，说南京可以依照我们这个条例来办，这才开始解决问题。是南京解放有一个多月以后了，他们又讨论来讨论去，总有两个多月才收到这个东西，那我们又要讨论这辰光很长，这几个月中麻烦多了。这经济利益还是次要的，主要是思想问题。大家就觉得很难合作，还有种人就挑拨离间造谣言，提到原则高度去说这是地方主义。我就对地方主义不服，
当时有个很重要的情况，许多解放区来的同志有一部分人思想上起了变化，他们看到这个花花世界完全两样，他也想追求这种享乐的生活，这也很难避免。比如他要房子你就可以知道了，他本来在农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住，一到南京他就要住洋房。南京房子很多但是也不够你住呀，这种事情都闹到市委来了。刘伯承也光火了，他说哪里来这么多房子啦，我也说，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住在牛棚里、猪圈里都去住，也没有凳子也没有什么沙发，坐在地上也，现在到南京了都要坐沙发，都要睡席梦思床，都要住洋房，哪里来这么多东西啊。刘伯承同意我这个意见。批评了以后，有人不舒服，有种人思想不服：我辛辛苦苦一辈子，现在解放了就应当享受，这种思想上来了。这个就是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被炮弹糖衣打中了。糖衣爆弹的确蛮厉害，而且他已经在具体行动了。比地位要求提拔，当官思想蛮重。两方面人当然都有，地下党少一点但也有的。你们都提拔，我为什么这样。在思想方面造成一种不好的现象。两方面都在比，比地位、比待遇，比房子，什么东西都比，这是影响团结的，
会师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央非常重视的确是会师会的不好，后果非常严重的，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也很难解决。后来影响到以后的许多工作。还有些党员要重婚，很使我头痛了，乡下老婆不要了，甚至于对我讲希望组织部可以让他讨二个老婆，那时没有婚姻法。老婆又来吵了，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公开要求的，甚至连警卫员也要求讨老婆。外面的坏人也希望与解放军带点关系，腐蚀我们，意志薄弱的人就要上当，里面发生的事情很多。男女问题，姘头，重婚，家属来吵弄得我忙煞了。我的确看到很多这类问题。有的还要拿东西，把公家的东西毁坏掉，多拿一点也有的，这个情况使我想到李闯王，李闯王进京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我就请了文工团来演李闯王，李闯王剧本不是本来有的吗，演得很好。大家看了以后说你是又闯祸了，你为什么要演李闯王，你是不是把我们看作李闯王。又反映到华东局领导，说这里演李闯王，谁是李闯王，本来这戏有教育意义，我想没问题的，延安也演过了，没人说毛泽东是李闯王。主观上想没有问题的，但有种人（南下干部）他对号入座，你是不是说我啊？我没这个意思，无所指,但这现象不好。比如讨小老婆，随便拿公家东西，毁坏或者拿走，化公为私等等，这是我的想法，但人家刚好对你有意见时，你去演出这个戏就糟糕，一直弄到文化大革命不得了，还要追查这事，追查到我身上来。我的秘书江瑾后来被逼得发神经病。昨天她还到这里来过。所以你想不到的事都会发生。
我心里非常难过。南京解放是好事很高兴，但碰到这些具体事心里很不舒服，无可奈何。我离开南京以后，组织部有人还写报告给华东局，说我是地方主义倾向，说我下面的组织不肯合并，这完全冤枉哪有这个事。我要保留这个南京地下党干什么呢，毫无用处。我后来下决心非离开南京不可。
1949年九月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报告不大好，我们领导同志的报告不大好，（注： 9.17 邓小平"忠诚与老实"报告）提出会师问题，人认为南京会师不好，组织没有合并的问题啊，说南京党组织里面有两条心、半条心，的人，他们南下干部当然是一条心了，南京地下党都是两条心、半条心的，这个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听了非常不舒服，使所有的地下党员都背上包袱，影响很不好。这个影响到现在都还没有消除，后来南京文化大革命南京整个地下党被当作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平反。这次会议影响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现在估计是不会了，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包袱非常重。我后来又是潘汉年问题关系，那位副书记刘峰也是被弄得一塌糊涂，说人家是叛徒什么的。对南京地下党打了一个问号，这问题就是从会师来的，李闯王进京等事情都有关系。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十二月底北京开亚洲妇女大会，我是妇联主任，我必须去参加，到北京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江青，在历史上可以纪念的一桩事体。妇女大会开始以后毛主席接见我们代表拍了照片，江青后来会接见我们代表，一个人接见的，坐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讲，穿了军衣，不知道什么意思，毛夫人接见。这一桩事体印象很深。毛主席后来还请我们看戏，这一次到也很有意思，前面好多排都空着，我们坐在后面，再前面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地位很高也只能离开毛主席很远。毛主席进来是旁边一个小门，一个人坐在前面，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这对我印象很深，这毛主席好像脱离群众。我这样想，刘少奇邓小平也只好坐在后头了。不好同他接触，保持着很远的距离。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会师与整党" (Joining Forces and Party Recification),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