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文汉之死

Title

沙文汉之死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Death of Sha Wenhan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Zhejiang, Hangzhou

Text

*27盘

沙文汉之死

接下来我要讲的问题是沙文汉死亡的事情，这应当是第27盘磁带了。
反右派以后我到农村去，我要谈我回杭州以后到他逝世（三年多的）这段时期中他的生活情况。
沙文汉是1964年1月2日死的。我走了以后他很苦，我可以说他死的太早了，死的时候只有55周岁，象现在这种条件他不会死，这里面直接原因当然同反右斗争有关系，住在小屋子里面很苦的，人民公社化以后物质上面也很苦，他发生浮肿病，脚跟都肿起来了。当时生活负担重，我侄女儿的孩子、二嫂一家经济上依靠他，我的女儿在读大学也要负担的。他从行政六级降到十二级，拿一百六十块钱，但由于人口多负担重，可以说他是很穷的。营养不良再加上精神忧郁，是很难过的。
他的工作关系挂钩在省政协，毛主席讲右派分子可以参加政协，他能够去的地方就是到政协开会，医院里看病，其它没有地方可去的。到杭州以后我稍为知道了一点情况：民主党派里有的人对人民公社也有看法，但是浙江有一点问题同其它地方不同，党内高级领导没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没有人反对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不会出来彭德怀式的意见。所以毛主席对浙江很满意，完全是按照他的指示办事，不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下面的人可能有，但上面的人我看是没有。
在杭州大学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反对人民公社。沙文汉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要他成为右派，因此拼命在读马列主义想寻找依据，特别是列宁的著作他看得很多，看来看去认为自己讲的道理（党政分开、党内民主）都没有错。列宁也很强调政权问题。沙文汉说党领导群众需要依靠政府作为桥樑，假使党没有这个桥樑怎么联系广大群众？党政要分开，政府机关的职能要健全，不要成空架子，这样才能反映群众的情况，有问题替他们解决，老百姓也不会来找共产党。对于他们只有政府出面才能解决，提出要加强政府机构，是为了解决问题，强化同群众联系，这样做怎么会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就必须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一切呢？党政不分的表现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一切由党直接领导，这是饶漱石以前讲的，沙文汉不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他要找理论来解决。
再一个就是研究党的民主的问题，他认为党内民主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民主集中制没有实行，我就提了这样一个意见，难道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内不要民主的吗？为什么讲是反党呢？这两个问题他思想不通，所以他心里很难过。
他患有肺气肿，怕冷，冬天每年都需要有火炉，但成右派以后就没有了。还有一样是要吸氧气，他本来有一钢瓶筒氧气放在床边不时需要吸氧，搬到新的地方去以后也没有了。这两样东西没有以后，大大加速了他的死亡。
1963年12月底最冷的时候开省政协会议，人家打招呼叫他住到会议附近旅馆暖和一点，不要住家里。他这个人是非常注意影响的，他同我讲，右派分子住在旅馆里人家会有意见。我还是住在家里吧。于是他这么每天冒着寒风来来去去，会场内外温差很大，很快就得感冒转肺炎，引起心肺衰竭，一个礼拜就死了。他这个人是很顾大局的，他说我怕影响不好，群众有意见右派分子敌人怎么可以住在旅馆里，政协到是要他去住的，他不去，他自己也不好。肺气肿实质上是最怕受冷，又没有氧。其实他不应当这么早就死。
我就谈他最后这几年的生活，从57年以后到逝世有六、七年光景。沙文汉因为住的地方很小了，有五个人住在那里很挤的。他后来病得很厉害，洗澡也不能洗，肺气肿很严重，气透不过来十分痛苦。我在杭州大学内住了两年不好回来，直到65年才能回家。他在家没有与谁可以谈论问题，1959年就同我讲过他无聊得很，就想研究一些问题。他很想研究党的历史，但研究当代史比较困难，因为右派身份要去找文件材料人家不会给他，很不方便。
于是决定研究古代史，并从研究奴隶社会搞起。当时主流观点是郭沫若，他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他决定研究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制度这个问题。沙文汉认为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他要研究奴隶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奴隶制社会是实行怎么样的制度。但这种研究需要依靠大量的出土文物、甲骨文等材料。他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的大哥沙孟海是位考古专家，博物馆馆长，考古知识丰富，有关书也多。他借来很多书，有许多书那文字很难懂的，普通人看不懂的，只有专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在沙孟海的协助下，他决定研究这个题目。
经过几次修订易稿， 1963年的6月底以前写好了，他非常高兴，自己抄写出来，约有十来万字，他把论文抄好了后7月1日亲自送到统战部，作为献给党的生日的纪念。这个是很珍贵的，他的手稿我有，到八十年代我请上海社科院出版了，题目《中国奴隶制的探讨》的一本小册子。
他说：中国历史上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我把它解决了，也是一个贡献。这本书是相当重要的，研究古代史的人都要看看，也是他最后留下来的心血结晶。沙文汉学习修正主义问题也很努力，虽不能发言也听人家的讲话。有许多问题他不能理解，人民公社不能搞得饭也没有吃，为什么要批彭德怀？他想不通，说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也不同意，认为这事可以争论，但他不好讲。有的民主党派人士就有反映，也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党内的斗争后来扩大化，很多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所以在他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讲的。他最担心我心直口快乱讲，我听了他的话也没有讲。这说明我们的民主实在是太差，我真正体会到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沙文汉住在宝石新村地方，他的行动是不能自由的，我家对面楼下房子搬进来的是省委派来的干部，专门来监视他的。那时我们家里有什么人来往，他都要来调查，通过二嫂问你们家什么人来了，所以沙文汉也根本没有地方好去走。出去后牵连人家，走动最多的就是他的大哥，因为大哥他可以借口来看二嫂一家。自己的亲戚也一概不来往，这种情况叫软禁，当罪犯来对待的。这种事情想起来很不愉快。他没有什么大的罪名，为什么要把他软禁起来呢？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这个我觉得是最心痛的事情。
我的女儿57年在学校表态要同父母划清界线的，这也是强迫的。后来当她了解了情况以后，也没有什么叛变事情，也比较谅解，当时人还小不理解。1962年暑假她到杭州看过沙文汉，女儿来看他，使他很高兴。但是那年的冬天沙文汉得了一次大叶性肺炎，对健康损伤很大。到了63年冬天开政协会议再次得病毒性感冒，我赶快把他送到浙江医院已经来不及了，缺氧昏迷了。我去陪着，他话讲不出来，最严重的就是痰吐不出来，那个时候也没有气管切开把吸痰出来，所以没抢救过来。前后大概一个礼拜。这个时候我女儿刚毕业分配到东北的吉林化工研究院，我打电报叫她赶回来，还有沙文汉的弟弟史永也从北京赶来，总算见到最后一面。
病危通知出来以后，省委向中央请示提出给他摘帽子，大概周总理批示了，十二月底摘的帽子，三十一日那天统战部副部长来同他讲，他说你摘帽子了，他还听得懂，说："谢谢"。这是他最后的话，当时脑子清爽，但以后话讲不出来了。1963年12月31日浙江日报登出沙文汉右派摘帽消息，1964年1月2日就发出他的逝世讣告。
哈文汉逝世以后我摸出他口袋里还有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江华的，信里写的是说明一件事：因为他的罪名中有一条是所谓介绍反革命分子到机关工作，其实根本没有这事由。有一个被介绍的人（注：徐济元），解放初是华东工业部（注：孙冶方）介绍过来要求浙江协助安排工作，沙文汉并不认识。（注：后来被派到浙江大学教俄语。肃反运动中因发现徐与蒋经国有过关系），在浙大当作反革命被捕。57年反右中陈伟达以此事作为沙文汉包庇反革命的例子揭发。沙文汉给省委写信，是要说清楚此事，这件事我印象很深。
沙文汉死了，是桩很遗憾的事，中国共产党许多历史上的事他没有还写出来。他长期在上海工作，秘密时期有许多工作我也不大清楚，他领导上海文化界工作从36年开始到46年为止，很久了。现在写文化史有许多写不清楚，因为他没有交代清楚什么人是什么关系，我看现在讲的一些历史都不大对头的，像（XXX？）是最后一个文委书记，这已经是很晚了，当时他小，许多都不知道的，其他老的都已死了。但我没有管过文委工作，不大清楚，现在要编文化史就比较困难，尤其是很多党内的问题，引起争论问题都不清楚。幸亏沙文汉留下一点点关于文委的情况，后来我把他交出去在党史发表了。其中
有江苏省委成立的时候的一个名单，文委书记是孙治方，还有于伶、梅益这些人都参加的，省委建立时候有些什么人上面都写着，他就留下这么一个东西。但他的关系很多，还没有写出来，后来留下需要他证明的人也不少。因为反右后他全力以赴在搞古代史。我后来也很后悔，要是他当时全力以赴写地下党历史，这个就很珍贵。到文化大革命时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个失误，没有预见带会这么快逝世，那个时候他样样知道，我对此感到真遗憾。现在看到他们在写上海文化史还写不清楚，我一直觉得遗憾。
姜沛南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研究沙文汉的历史和上海文化界的历史。我打电话叫他来，他写过沙文汉的一本传记，登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三十四卷，沙文汉传记就是姜沛南写的。这是沙文汉改正以后写的，还比较详细。沙文汉自己也写了一些自传，但是党内的关系写得不是很具体，历史这东西很复杂，你领导什么具体工作，当时发生什么问题都没有仔细写出来，我觉得很可惜。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派人把我抓住一定要我交代（注：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事），他以为我知道他追问我江青的什么事情，我说我不知道，地下工作也不可能知道的。
沙文汉死后因为算是帽子摘掉，就可以开追悼会，在行杭州举行。读悼词的人是个民主党派人士（注：吴山民），悼词是写得不好的，称沙文汉犯了右倾错误做右派，当时一定要这样写。我也管不了你要写你写。把他埋葬在杭州南山公墓。墓碑又成问题了，说墓碑上就写"沙文汉之墓"，要他大哥沙孟汉来写，他大哥不同意，一定要加同志两个字成为"沙文汉同志之墓"才写。省委说同志两个字不好称，即使摘帽子以后也不可以的，沙孟海就坚持不写，最后上面让步，墓碑上就写 "沙文汉同志之墓"。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此碑又被砸掉，说右派分子怎么可称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沙孟汉重新又写，现在墓碑是第二次写的"沙文汉同志之墓"，现在还在南山公墓里（注：1998年5月经家属要求，已从杭州南山公墓迁出至家乡鄞州东钱湖沙孟海书学院万柳园）。他的骨灰是由他女儿捧着送往墓地，是这样一副情况，很悲惨。想想很难过。这个事情当时我还不敢告诉我母亲，因为怕她难过。后来我请假和女儿一起回上海看母亲，我有好多年没有看到她，我无论如何要去，见到母亲，她血压高我更不敢说，过了好几年我都没有告诉她，她问起来，我只说沙文汉蛮好，不过身体不大好。她很久也不知道沙文汉已经死了。
沙文汉逝世前我女婿也看到了，是六二年北大化学系毕业，我女儿六三年毕业，比她高一届，在上海化工研究院当技术员。1965年1月他们结婚了，我回到上海想参加他们的结婚。但是化工研究院的同学和同事中有人提出：我是个右派分子不好来参加，这使我很伤心，在家里聚会连自己女儿结婚都不可以参加的。那天我只好到上海另外一个右派分子朋友去坐着，这很伤心，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讲这个事说明当时反右斗争的严重性。
我的女儿是个党员，她62年入党，这个问题很复杂，当时北京市委有个通知，右派分子子女能不能入党，北大党委书记是陆平，后来也打成修正主义了，北大党委根据她的表现同意入党，这也是较很少有的，双亲都是全国闻名的右派，不多的。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否定，说她是"北大的修正主义苗子"
女儿结婚以后还是回东北吉林去，女婿在上海，家里面五花八门，我在杭州、母亲在上海，幸得我这个女婿好，我的女婿出身也好，没有人找麻烦。在上海照顾我的的母亲，把我母亲保护下来，上海家里也没有被抄家。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家中比较安全。我女儿1963年毕业，到1974年才回上海，九年一直在东北，她是化学系的同位素专业毕业，同位素是原子弹工业要用的技术，女婿在上海化工研究院也是搞这种工作的。当时北大毕业以后因为赫鲁晓夫把苏联专家撤回去了，全国专门人才不多，把他们调去搞这个东西，我女婿在上海也是搞这工作。
不久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女儿在吉林挨批斗，右派分子子女怎么好搞军工。这倒也好，把她调工作到吉林化肥厂，种田用的肥料，军工不好搞了。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很多问题，这以后再讲，她是七四年调回上海的。在沙文汉死的时候总算见到最后一面，父亲很喜欢这个女儿，他紧紧拉着女儿的手不放开，心里是明白的，话他讲不了。他也没有同我讲什么话，只是睁着眼睛看着我
下次我要讲文化大革命了。
沙文汉死了以后，有一段时期他们没有给我工作。日语班也已经介散了，我非常之苦，工作没有了，沙文汉也死了，我一个人非常孤独。更没有一个人来同我谈话，我当时怀疑我将来会失去讲话的能力成哑巴了。我在家里非常孤独，每天坚持上班，监视劳动，坐冷板凳也要去。我只有埋头读书，还有去打扫卫生两件事，有劳动，有学习。那时候我以为还会开办日语，所以努力去学日语，我去把杭大的日语书都看了，日语书很少，它有一些十九世纪老的一些文学什么的书籍，我就读这种书。这些文学作品都很好的，读到后来我发现有意思，了解到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的，他们的生活是怎样变化的，有很多同中国差不多。很感兴趣，读小说也是在读历史。它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从农村里到城市的，城市里发展也是向农村里要劳动力，农村里穷得很就向城市里发展。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沙文汉之死" (Death of Sha Wenhan),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