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学 ·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Title

杭州大学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Hangzhou University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Hangzhou

Text

*26盘

杭州大学

1960年5月，突然省里有一个通知来了要我去县里，我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县委的人可凶了，我说我来报到。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干部，他就骂我你是什么干部啊，你是右派分子！县里的人好凶，这种小青年莫名其妙，我说是你们通知我来的。他说我们不晓得，后来拿出一个通知，要说把你调到省里去，就算把我调走了。我回来告知其他的右派分子们，他们觉得非常高兴，这个通知上面印有同志两个字，前面写陈修良，他们说啊你变"同志"了。我讲这是印好的东西，他们以为我是解放了。同志是右派分子的思想上敏感的称呼，最好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我虽完全不知道叫我干吗，也只好去了。走前我把所用的生产工具都送给他们，他们有的人经济很困难我就给他们一点钱，就此告别了嘉兴回到杭州。
到杭州我看到沙文汉抱病在努力地写他的《中国奴隶制的探讨》论文，他病得很严重，气喘，肺心病很厉害，吃的东西也很差，没有营养，不过他比我好一点，仍旧算是省政协委员，好像有干部待遇，还可以开神仙会，但平时一样东西也没有的。他告诉我：开"神仙会"就是给大家吃一顿。他也告诉我关于庐山会议一些情况，具体情况不清楚，只晓得彭德怀犯错误了，粟裕也犯错误了，粟裕原来同他很要好的，他也有问题？沙文汉说可能同彭德怀，粟裕被冷淡了一个时期。省里正在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范围扩大到党外人士，省政协的人看到有些人在挨批评了，称言论同彭德怀一样，形势好像反右斗争。他知道得也很少，庐山会议到底讲的什么，只晓得彭德怀触犯毛主席。
当时有一些右派分子调回杭州，陈学昭，一位女作家，也是右派分子，她也在嘉兴劳动，不过没有和我在一道，也调回来了。说要把我俩人调到杭州大学外语系去，陈学昭是法国留学生，要她教法文。我去教什么也不晓得，我以为大概要教俄文了，结果不是要我教日文。
那一天找与我去谈话，省委宣传部长陈冰，还有杭州大学外语系总支书记徐畹华，以及另外一个副部长在旁边。陈冰坐在沙发中，手里拿着中华牌香烟第一件事就问："你思想改造了好吗？农村的社会主义你看到了吗？"这个话使我马上想起从农村临走前时农民对我讲："陈同志啊，你到杭州以后一定要向省委反映我们饭没吃，苦得不得了，你一定要去反映啊！" 刚到杭州陈冰就问我社会主义好得很，思想改造好了吗，我能怎样讲？如果像傻瓜一样根据农民的讲法他们饭没有吃，一定不得了，又要把我送去劳动改造。我也就不答。他手里拿着中华牌香烟，农民一个全劳动力做一年，顶多买两包憋脚烟，而你抽这样高级中华牌香烟，我心里非常反感，你们这种人真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我当时心里气得很，忍着一口气不响。
他接着就说了，好好好！要你们两个人去教外语，现在首长们都要学外文。我想自己刚刚种田回来怎么教外文？我也不响。陈冰讲我把你们交给杭州大学外语系总支书记了这总支书记就是徐畹华坐在旁边，是原在宣传部斗我最厉害的一个。我想想真岂有此理，冤家狭路相逢。实际上他们安排好了，要我在徐的控制下劳动改造。教外文恐怕并不是主要的，主要为要管制我，在农村里怕要发生问题，我这样想。他还七搭八搭地讲了很多形势大好的事情，我也不要听，随便怎样好了，农民饿饭的事情总是不好。但是对牛弹琴我也不必讲了，我同你讲什么啊。这个时候我真感觉到阶级斗争对立的状态，他好像是大地主大富翁与农民有对立的状态。我自己感觉到也已经是农民，不是什么部长，知识分子都不是，我已经是农民中的一个。我没想回到杭州来工作，情愿在农民家里。你强迫我来教书我也没有办法，落在他们手里是落入虎口，凶多吉少，我很不高兴。但也有好的一面，我可以照顾沙文汉了，家里有这个病人。有机会还可以回去看看母亲，杭州生活上总比嘉兴那面好点，就这样到了杭州大学外语系。。
陈学昭不愿教法文，他说我多年没有用了，我也没有教过法文。结果她到图书馆去编目录，一个作家去编目录了。我就留在外语系。外语系对我态度非常不好，不许我回家去住，必须住在杭州大学宿舍。房间里四只床，还有两个女团员，日里夜里监视我，你有什么事情她们都知道。本来还没有这房间，要我睡在地板上面，后来有人出来讲话：既然叫人家来教书，床总要给人家一只，就把我弄进教师宿舍里去了。这两个团员当然听徐畹华的话，她们都是教俄语的，不过这两个团员也没有对我特别不好。有个党员最坏、最凶，我的行动部要去报告，我要回去，做过什么事情都要汇报。
我被编在外语系俄语组，很多年俄语也忘了很多，我就看俄文补习，他们上课我也去听，教材也看。当时杭大的生活情况非常糟糕，大学生也是弄得饭没有吃，得浮肿病，女学生月经都没有。杭州有一种榆树，据说树叶子有蛋白质的，发动所有的人用棒去打榆树，打下来叶子扫拢起来拿到食堂里去磨，磨下来这个东西再同面粉和了吃，难吃得不得了，就吃这种东西。杭州大学里的学生、教师都吃这个。由此我就知道了粮食是非常恐慌，农村没吃，城市也没有吃，榆树叶也吃了很久。
回到家里老老小小都在吃粥，吃菜叶皮啦，很可怜。于是我们就自力更生了。党号召种菜，我就在住的地方面前的空地上挖一块地种菜，这个我有能力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会种菜了，就把技术用到杭州开垦土地种菜，菜还是种得很不错的。番茄、青菜、葱样样都种。这不错，可以补充自己。那个时候许多人都在寻土地种菜。好在杭州土地多，路旁边什么独用上，甚至把很好的草皮都挖掉，就是这样来度过荒年的。能弄到土地就高兴，老老少少都去种菜，这样子度过饥荒，那时究竟人死了多少我不知道，人是死了不少的。
我住在杭州大学，只有礼拜天来种种，家里还有其他人帮助种。过了一段时期要我去教日语。杭州大学外语系原来只有英语、俄语两门，德语，日语是从来没的，什么材料也没有。词典总要有一本、报纸、杂志总要有点，或者日文书这是顶起码，但一样都没有，真是伤脑筋了。我说这没有本事教，我开什么课啊。后来调来一个人教公共俄语的，俄语也不好，日语一窍不通，这是个东北人，幼时大概日本人强迫学过点日语认得一点字，但根本不能上台的，发音也不准。后来没办法，在杭大里面找来一个老教师右派分子，教生物的是日本留学生，两个右派来教日语，这个东北人做小组长。这个人可厉害了，他同农民不一样，复杂了，他本是候补党员，因为行为不好，候补期取消，他拼命想钻入共产党做官发财，拼命拍党总支书记徐畹华的马屁，尽可能来找我们的差错，天天去汇报。我在农村里劳动惯了，长坐办公室已不习惯，坐久了我要去走，但我是不好随便走的，我在花园里多走一回马上就有意见，后来到还好，他们叫我打扫厕所，我也有劳动了，日日扫地，打扫厕所了，从此以后我就找到了一份具体工作，就是打扫卫生，外语系的所有地方都包办，我把厕所打扫得非常干净，我说可以和上海国际饭店比一比了。原来厕所脏得不得了，简直不是人能够用的。我想了一个办法用盐酸把脏东西统统弄掉，不臭了。打扫卫生是我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我是右派分子。实质上教书是假的，监督是真的。他们不放心我在农村里做点啥，要亲自看管着，而且要交给亲信徐畹华来管。
我提出来要去补习一点语法，因为中国人学生学日语要教语法，不然是不行的，而以前自己在日本时并不专学语法。后来同意我到农业大去听一个老教师的日语课，我就去做了老学生。语法教材我可以弄到手，课文教材可以自己编了。但农业大学教材我们不好用，需要自己搞。我去买来二本词典，当时词典也买不到，困难到极点，样样都没有，白手起家。这个东北人不能教日文他的任务就是监督我们两个右派。我们两个非常不自由，这个老教师家住在杭大，我必须要住在杭大，每一个礼拜准许回家一次。
住在杭大也不太平，这个时还要学习了学习政治，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就是要问你在想什么东西，这比农村讨厌，因为要你讲具体问题，问你农村情况怎么样？我想我是不能讲的，这样悲惨的情况讲出来我不要命了，不讲！但是有一次，我有一句话完全讲错了，我说食堂这东西在农村里不妥当，吃大锅饭结果把柴也烧光了，树都砍光，粮食都吃光，这样子放开肚子吃饭吃不消。这件事被一个党员听到，马上去汇报，说我在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谁反对办食堂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帽子大得不得了，辫子捉牢了，斗得我要死。要我坦白交代，为什么讲？我说这我认识错误是个别的情况，别的我不晓得。
不久后正好田家英也到杭州大学，要来吃饭，但杭州大学食堂一无所有，这样情况怎么来。田家英是毛主席秘书，大概到毛主席地方去讲过食堂不行，后来上面发下来一个命令：食堂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是技术问题，所以反对办食堂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因此得救了，我运气真好，斗得这样厉害的食堂问题一下子不斗了。后来报上也发表，说：食堂问题不要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从此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什么话都不能再讲，顶起码的讲老实话也要倒霉，可见当时政治气氛是多么恐怖。人是绝对不好讲真话的，只好说假话。后来我也学会了应付，人家问我食堂好伐？啊好！还有田里有田螺，河里有螺丝好摸，菜多得很，吃不完啊，这明明是说谎，除此你还能讲什么呢？我居然也只好说谎了，这个是逼出来的，不是真的要说谎，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我只有说谎。
其它的人在讲的也靠不住，他们在讲话我也知道完全是假的，彼此都是说谎造谣，越造越离谱了。为什么谎言满天飞呢，就是这种专制独裁搞出来的，这不能怪老百姓，从食堂问题上我得到教训。我告诉沙文汉，他就批评我，你一辈子总是吃亏嘴巴太快，危险了，这种事好去讲的啊？饿死也不好讲，他叫我无论如何闭住口不讲。因此我就咬紧牙关不讲了。

1960年回杭以后不久，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我们杭大里积极学习，夜里要学到10点钟，天天晚上这样，大家当时很高兴学，认为学列宁主义蛮好，还有许多找参考资料，忙得很。我也参加了，我也很高兴，好久没有学理论，这不是很好吗。但后来学到要联系实际了，要讲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列宁讲些什么，赫鲁晓夫讲些什么对照看看，列宁的文章很多，他当然把他精彩的部分拿出来，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问题，
赫鲁晓夫骂我们人民公社吃大锅清汤，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赫鲁晓夫说他的主张同中国不一样，苏联只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能强调阶级斗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就批评他了你是搞全民国家，没阶级了共产党算什么呢？叫全民党。这是中国给他的帽子。
还有对战争的问题也态度不一样，赫鲁晓夫讲现在核战争很危险，打起来两败俱伤，要用议会和平方法来夺取政权。中国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共同道路，就是用武装斗争把政权夺过来，夺过来以后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肃反。
赫鲁晓夫主张用和平议会的方法夺取政权，中国就引出列宁的话，同第二国际的斗争也是为这个事情，第二国际说和平可以解决政权问题，列宁说不行，苏联就是武装起义，苏联胜利了，而欧州没有胜利。列宁主义万岁就是这个内容，不用武器能不能夺取政权，中国认为是不可能的。后来毛主席还说原子弹也不怕，我有六亿人，死了一半还有三亿，原子弹是纸老虎用不到怕。
人民公社问题也有争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主席听了不开心，这你不是对着我嘛，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刘少奇认为不对。安徽首先搞三自一包，毛主席认为现在应当搞人民公社，搞集体化生产走到共产主义道路上去，他要十五年进入共产主义，这三个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毛主席说我先要集体化然后再机械化，刘少奇不一样，要搞三自一包，毛主席说不行，联系到赫鲁晓夫，中国说他是全民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就叫修正主义。
列宁讲得很明确，党是阶级的党，要组织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那你说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共产党就需要了。国家是什么呢，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的工具，已是全民的国家那国家也不需要了。当时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听听也觉得蛮有趣的，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反修正主义问题，当时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明确的，到底修正主义是什么？
后来文化大革命搞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主要问题或许是和"三自一包"有关系。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的话意思同彭德怀差不多。以后看清楚了，文化大革反刘、邓司令部就是这样出来的。这次学习理论我看很有意义，当时不大懂，到后来一步一步明确了。

过了一段时期我们要准备教材，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两个人身上，这个老教师留日学生，日语还是可以的。分配我的任务是编教材，编教材需要看很多书。语法倒还容易教，日语原文课文就难弄，还要先翻成中文给总支书记看过，他要看你的思想，不是看文字结构，这个他也不管，只要看思想。后来没有办法，我只好把老三篇白求恩等材料放进去。
英文教材真滑稽了，一见面就是毛主席万岁，碰到外国人不是早安、晚安，是讲毛主席万岁，俄语第一句也是讲毛主席万岁，日语也讲要毛主席万岁，这叫什么呢？我想想不行，碰到日本人九叫毛主席万岁，人家不要笑煞啊！但是你要这样写，不写不行，这都是笑话。教材要政治性强的，我想这语言应当同政治有区别，日常生活中口语很要紧，我编的东西都是比较通俗的，比如生活上的东西啊，但他们说不行，一定要长篇的政治性的东西。那就只能用老三篇，这老三篇怎么能代替语言呢？这是文章呀。中国人的事情，你到日本人去讲，什么愚公移山，白求恩莫名其妙，但这是可以通过的。有时只我去找来一些日本人的材料就成问题，大部分都不好用，他们一定要用中国材料。外语系教学中文化到这程度！所以外语系的毕业生遇到外国人就没有办法对话，讲出来人家不要笑话啊。尤其是我们这两个右派是没有意见可以提的，就这样在编写教材：总支书记说好了就是好，他说不好你马上就不用，绝对命令。
有一次我提出一个意见：读某一国文字，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国情，生活，习惯等，但这个也不能讲的的。那个潘老师（右派）上课讲了一句："日本人习惯每天要洗澡"，这个我看也很平常，但这又不得了，那个东北人把他批了，说你这个是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
上课讲生活上的事，他们说都是庸俗不堪，生活上的东西不好讲的，只要讲政治的。我说日本有关东，关西口音的不同，他又奇怪了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也不行。日语班学生当时有十个，都是准备去做首长秘书的，成份好，都是工人、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没有的。这些人中文水平都很低。要读好日文，中文基础要好，日语其中有好多字都是汉字，中文不通很难学好，有许多还是中国古文。碰到这些学生真是有点头痛，讲到许多字都是中国来的，连字母都是中国来的，你不懂中国的文字怎么办呢，非常困难。但这十个人都是党员，他们还搞来一只箱子挂在教室里面，是意见箱，随时要对教师提意见。因为老师是犯人，这犯人去教党员，岂不是可笑！所以上课比上刑场还要可怕，只要有一句话讲"错"，你就性命交关。硬着头皮要去讲课，后来大部分课我让给这老教师去上。他是普通右派问题不大，我万一讲错一句就性质严重了。我说我不会讲，我就编教材，少上课。发生事情常是在上课时候，每样事情都可以分析上纲，你就是讲一个语法的例子都不行，连洗澡都不可以讲。照他们说法就是要学生思想红，要把毛主席捧得天高，别样都不需要知道。不过教材我还是编了，硬着头皮编的，尽可能通俗化。每个例句都是政治化。
1960，61年苏联专家撤退了。中国同苏联关系搞坏了，情况相当紧张，苏联的侨民也都撤回去了。本来杭州大学有很多苏联人，都回国了，唯一留下的就是一个教师叫做德梦铁的一个老太，后来文化大革命也被搞死了，她是个犹太人，他丈夫是中国人，杭州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她留下来了，其他的外国老师统统走了。那时中国学习政治就是学习反苏联的问题。 "九评"出来了，好厉害的。我也必须要参加，照道理我是没资格去参加的，但他要你学习，你就一定要参加，实际上就是要看你队苏联的政治态度。不过这些事情上我也学乖了，就听听而已。这种问题我不好讲，讲起来麻烦大了，因为当年我已经为此倒霉。反对修正主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也慢慢摸清当局的政治思路和规律：他们彻底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拥护斯大林，并把斯大林同列宁混统一起，其实列宁同斯大林是有区别的。
在杭州大学我觉得好的方面是有书报，国内外的都有，我好像从桃花源出来，突然之间看到了世界上巨大的变化。苏联的情况从俄文报纸上都能看得到，苏联人、日本人都在骂中国。政治上的东西我就比较懂，要是老是在农村恐怕是样样不知道了。整天学习这种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又把马列主义的书拿出来重新看，研究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每天讨论的就是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这类问题。
有一个日本人写文章，说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这种书我也看到了。还有苏联也在骂中国，说吃大锅饭极其穷困，那里好算社会主义。当时国际间理论争斗激烈，环境很复杂：例如越南问题，中国支持越南。中国当时穷得一塌糊涂，但是对国际上援助多得不得了，阿尔巴尼亚，越南，非洲，这我很奇怪，我们这样困难，饭都吃不饱，大米还要运出去。我们的定粮后来每人头上减一斤，本来二十八斤，后来二十七斤，以后也一直没恢复。每个人工资也扣去一元，也没有恢复过，这样节约下来去援助他们。象阿尔巴尼这样一个国家等于我们一个县，一个县的收入可以援助阿尔巴尼亚非常豪爽，无偿的援助。非洲的卡翁达经常来的，尤其越南，我看越南最多，朝鲜也蛮多的，共产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不要还的。当然这些国家有钞票拿为啥不来呢？我心里有一个怀疑，这样弄法中国怎么吃得消？
杭州大学以前很多人研究狄更斯，这也不可以了，说它是资产阶级。你读英国文学不读狄更斯很难，俄国文学不读托尔斯泰，普希金很难。封资修这三个字很厉害，外语系里面弄得不好就是"封资修"。你假如在教学当中涉及到古代的东西就是封建，涉及到苏联就是修正主义，涉及到英美就是资本主义。那日本共产党的东西好不好学呢？也不行。《赤旗报》也是修正主义，所以赤旗报也不好拿出来。日本共产党也在攻击中国共产党。后来就找日文本的毛主席选集，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材料可用了。本来教材就少，连赤旗报日这种共产党的报纸也不好用，范围就更小了。生活题材又不好用，我真觉得走投无路。原来日语班是1961，62二年制毕业，但没到二年，突然宣布日语班不办，结束了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学生不高兴学了，一方面学生学不进，我们的教学方法太死板没法学。这许多学生都是工农出身，他情愿去做工作，不愿读书，去当翻译是不可能。另一方面教师也不高兴教，学生也不高兴学，索性也就结束了。
我又变成没工作了，专门当了清洁工。以后把我调到资料室，外语系有两个资料室，一个俄语，一个英语，叫我去搞英语资料室，因为我也懂点英语。我开始就是搞英语资料。英语资料室里面混乱，没人管的，要资料的人可以随便拿走，管理混乱得很。我去整理图书建立卡片，进出都要签字。原来的图书少了很多，谁借去也不晓得。我整理这些东西，有许多英语资料重要的需要摘出来，因此学会了英文打字，学会了英文打字倒也自得其乐。
后来因为俄语资料也没人管，我就要管两个资料室忙得很。我自己找工作做，中文报纸很多没有人管，拿了就走，我把报纸放上架子，在书架上挂起来，你只能在这里看，不能拿出去。为了把每个月的报纸装订起来，我到杭大印刷厂去学怎么装订，这也是有一套技术的。书破损了需要修补也都要技术的，我向他们学习以后倒也用上了。堆积如山的报纸装订好要用起来就方便多了。这项工作就我一个人做，没其他人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六十年代反苏联，反修，反封资修，但什么叫做修正主义也搞不清楚。
奇怪的是，俄语后来变成冷落货了，苏联来的杂志不许看，苏联现代小说里也有许多有问题了，一部份书要去封起来。有的人要借怎么办？因此又出了一些问题。有的是揭发苏联内部的事情的也都叫修正主义，我又不晓得这是不是修正主义的书，这非常困难。结果我又犯了一次错误，借出一本俄语小说给一个俄语老师。这就不得了，说我在放毒，把修正主义的毒放出去了，他去教学生，把修正主义毒素扩散了。无限上纲上没完，徐畹宛华整人就整到这种程度。我经常要写交代检讨。从此以后书收起来不借了。所有来的俄文报纸杂志不拆开，封起来锁在厕所间里，堆积如山，真是浪费啊。英文外国来的比较少，因为他控制不好进来。美国杂誌不好进来，它都是些共产党的小刊物，认为是好的可以看的。这些规定非常麻烦，我也搞不太清，总归弄不好我就要犯"修正主义错误"。

（注：本盘中调整一部分原录音段落，以保证时间顺序）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杭州大学" (Hangzhou University),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