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blin Core
Title
杭州大学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Hangzhou University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Hangzhou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26盘
杭州大学
1960年5月，突然省里有一个通知来了要我去县里，我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县委的人可凶了，我说我来报到。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干部，他就骂我你是什么干部啊，你是右派分子！县里的人好凶，这种小青年莫名其妙，我说是你们通知我来的。他说我们不晓得 ，后来拿出一个通知，要说把你调到省里去，就算把我调走了。我回来告知其他的右派分子们，他们觉得非常高兴，这个通知上面印有同志两个字，前面写陈修良，他们说啊你变"同志"了。我讲这是印好的东西，他们以为我是解放了。同志是右派分子的思想上敏感的称呼，最好不要把他当作敌人。 我虽完全不知道叫我干吗 ，也只好去了。走前我把所用的生产工具都送给他们，他们有的人经济很困难我就给他们一点钱，就此告别了嘉兴回到杭州。
到杭州我看到沙文汉抱病在努力地写他的《中国奴隶制的探讨》论文，他病得很严重，气喘，肺心病很厉害，吃的东西也很差，没有营养，不过他比我好一点，仍旧算是省政协委员，好像有干部待遇，还可以开神仙会， 但平时一样东西也没有的。他告诉我：开"神仙会"就是给大家吃一顿。 他也告诉我关于庐山会议一些情况，具体情况不清楚，只晓得彭德怀犯错误了，粟裕也犯错误了，粟裕原来同他很要好的，他也有问题？沙文汉说可能同彭德怀 ，粟裕被冷淡了一个时期。省里正在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范围扩大到党外人士， 省政协的人看到有些人在挨批评了，称言论同彭德怀一样，形势好像反右斗争 。他知道得也很少，庐山会议到底讲的什么，只晓得彭德怀触犯毛主席 。
当时有一些右派分子调回杭州， 陈学昭，一位女作家，也是右派分子，她也在嘉兴劳动，不过没有和我在一道，也调回来了。说要把我俩人调到杭州大学外语系去，陈学昭是法国留学生，要她教法文。我去教什么也不晓得，我以为大概要教俄文了，结果不是要我教日文。
那一天找与我去谈话，省委宣传部长陈冰，还有杭州大学外语系总支书记徐畹华，以及另外一个副部长在旁边。陈冰坐在沙发中，手里拿着中华牌香烟 第一件事就问："你思想改造了好吗？农村的社会主义你看到了吗？"这个话使我马上想起从农村临走前时农民对我讲 ："陈同志啊，你到杭州以后一定要向省委反映我们饭没吃，苦得不得了，你一定要去反映啊！" 刚到杭州陈冰就问我社会主义好得很，思想改造好了吗，我能怎样讲 ？如果像傻瓜一样根据农民的讲法他们饭没有吃，一定不得了，又要把我送去劳动改造 。我也就不答。他手里拿着中华牌香烟，农民一个全劳动力做一年，顶多买两包憋脚烟 ， 而你抽这样高级中华牌香烟，我心里非常反感，你们这种人真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我当时心里气得很，忍着一口气不响。
他接着就说了，好好好！要你们两个人去教外语，现在首长们都要学外文。我想自己刚刚种田回来怎么教外文？我也不响。陈冰讲我把你们交给杭州大学外语系总支书记了 这总支书记就是徐畹华坐在旁边 ，是原在宣传部斗我最厉害的一个。我想想真岂有此理，冤家狭路相逢。实际上他们安排好了，要我在徐的控制下劳动改造。教外文恐怕并不是主要的，主要为要管制我，在农村里怕要发生问题，我这样想。 他还七搭八搭地讲了很多形势大好的事情，我也不要听，随便怎样好了，农民饿饭的事情总是不好。但是对牛弹琴我也不必讲了，我同你讲什么啊。这个时候我真感觉到阶级斗争对立的状态，他好像是大地主大富翁与农民有对立的状态。我自己感觉到也已经是农民 ，不是什么部长，知识分子都不是，我已经是农民中的一个。我没想回到杭州来工作，情愿在农民家里。你强迫我来教书我也没有办法，落在他们手里是落入虎口，凶多吉少，我很不高兴。但也有好的一面，我可以照顾沙文汉了，家里有这个病人 。有机会还可以回去看看母亲， 杭州生活上总比嘉兴那面好点 ，就这样到了杭州大学外语系。。
陈学昭不愿教法文，他说我多年没有用了，我也没有教过法文。结果她到图书馆去编目录 ，一个作家去编目录了。我就留在外语系。外语系对我态度非常不好，不许我回家去住，必须住在杭州大学宿舍。房间里四只床，还有两个女团员，日里夜里监视我，你有什么事情她们都知道。本来还没有这房间，要我睡在地板上面，后来有人出来讲话：既然叫人家来教书，床总要给人家一只，就把我弄进教师宿舍里去了。这两个团员当然听徐畹华的话，她们都是教俄语的，不过这两个团员也没有对我特别不好。有个党员最坏、最凶，我的行动部要去报告，我要回去，做过什么事情都要汇报。
我被编在外语系俄语组，很多年俄语也忘了很多，我就看俄文补习 ，他们上课我也去听，教材也看。当时杭大的生活情况非常糟糕，大学生也是弄得饭没有吃，得浮肿病，女学生月经都没有。杭州有一种榆树，据说树叶子有蛋白质的，发动所有的人用棒去打榆树，打下来叶子扫拢起来拿到食堂里去磨，磨下来这个东西再同面粉和了吃，难吃得不得了，就吃这种东西。杭州大学里的学生、教师都吃这个。 由此我就知道了粮食是非常恐慌，农村没吃，城市也没有吃，榆树叶也吃了很久。
回到家里老老小小都在吃粥，吃菜叶皮啦，很可怜。于是我们就自力更生了。党号召种菜，我就在住的地方面前的空地上挖一块地种菜，这个我有能力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会种菜了，就把技术用到杭州开垦土地种菜，菜还是种得很不错的。番茄、青菜、葱样样都种。这不错，可以补充自己。那个时候许多人都在寻土地种菜。好在杭州土地多，路旁边什么独用上，甚至把很好的草皮都挖掉，就是这样来度过荒年的。 能弄到土地就高兴，老老少少都去种菜，这样子度过饥荒， 那时究竟人死了多少我不知道，人是死了不少的。
我住在杭州大学，只有礼拜天来种种，家里还有其他人帮助种。过了一段时期要我去教日语。杭州大学外语系原来只有英语、俄语两门，德语，日语是从来没的，什么材料也没有。词典总要有一本 、报纸、杂志总要有点，或者日文书这是顶起码，但一样都没有，真是伤脑筋了。我说这没有本事教，我开什么课啊。后来调来一个人教公共俄语的，俄语也不好，日语一窍不通，这是个东北人，幼时大概日本人强迫学过点日语认得一点字，但根本不能上台的，发音也不准。后来没办法 ，在杭大里面找来一个老教师右派分子，教生物的是日本留学生， 两个右派来教日语 ，这个东北人做小组长。 这个人可厉害了，他同农民不一样，复杂了，他本是候补党员，因为行为不好，候补期取消 ，他拼命想钻入共产党做官发财，拼命拍党总支书记徐畹华的马屁，尽可能来找我们的差错，天天去汇报。我在农村里劳动惯了，长坐办公室已不习惯，坐久了我要去走，但我是不好随便走的，我在花园里多走一回马上就有意见，后来到还好，他们叫我打扫厕所，我也有劳动了，日日扫地，打扫厕所了，从此以后我就找到了一份具体工作，就是打扫卫生，外语系的所有地方都包办，我把厕所打扫得非常干净，我说可以和上海国际饭店比一比了。 原来厕所脏得不得了，简直不是人能够用的。我想了一个办法用盐酸把脏东西统统弄掉，不臭了。打扫卫生是我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我是右派分子。实质上教书是假的，监督是真的。他们不放心我在农村里做点啥，要亲自看管着 ，而且要交给亲信徐畹华来管。
我提出来要去补习一点语法，因为中国人学生学日语要教语法，不然是不行的，而以前自己在日本时并不专学语法。 后来同意我到农业大去听一个老教师的日语课 ，我就去做了老学生。语法教材我可以弄到手，课文教材可以自己编了。但农业大学教材我们不好用，需要自己搞。我去买来二本词典，当时词典也买不到，困难到极点，样样都没有，白手起家。这个东北人不能教日文 他的任务就是监督我们两个右派。我们两个非常不自由，这个老教师家住在杭大 ，我必须要住在杭大，每一个礼拜准许回家一次。
住在杭大也不太平，这个时还要学习了学习政治，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就是要问你在想什么东西，这比农村讨厌，因为要你讲具体问题，问你农村情况怎么样？我想我是不能讲的，这样悲惨的情况讲出来我不要命了，不讲！但是有一次，我有一句话完全讲错了，我说食堂这东西在农村里不妥当，吃大锅饭结果把柴也烧光了，树都砍光，粮食都吃光，这样子放开肚子吃饭吃不消。这件事被一个党员听到，马上去汇报 ，说我在反毛主席 、反社会主义 ， 谁反对办食堂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帽子大得不得了， 辫子捉牢了，斗得我要死。要我坦白交代，为什么讲？我说这我认识错误是个别的情况，别的我不晓得。
不久后正好田家英也到杭州大学，要来吃饭，但杭州大学食堂一无所有，这样情况怎么来。田家英是毛主席秘书，大概到毛主席地方去讲过食堂不行，后来上面发下来一个命令：食堂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是技术问题，所以反对办食堂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也因此得救了， 我运气真好，斗得这样厉害的食堂问题一下子不斗了。后来报上也发表，说：食堂问题不要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从此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什么话都不能再讲 ，顶起码的讲老实话也要倒霉，可见当时政治气氛是多么恐怖。人是绝对不好讲真话的，只好说假话。后来我也学会了应付，人家问我食堂好伐？啊好！还有田里有田螺，河里有螺丝好摸，菜多得很，吃不完啊，这明明是说谎，除此你还能讲什么呢？我居然也只好说谎了，这个是逼出来的，不是真的要说谎，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我只有说谎。
其它的人在讲的也靠不住，他们在讲话我也知道完全是假的，彼此都是说谎造谣，越造越离谱了。为什么谎言满天飞呢，就是这种专制独裁搞出来的，这不能怪老百姓，从食堂问题上我得到教训。我告诉沙文汉，他就批评我，你一辈子总是吃亏嘴巴太快，危险了，这种事好去讲的啊？饿死也不好讲，他叫我无论如何闭住口不讲。因此我就咬紧牙关不讲了。
1960年回杭以后不久，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我们杭大里积极学习，夜里要学到10点钟，天天晚上这样， 大家当 时很高兴学，认为学列宁主义蛮好，还有许多找参考资料，忙得很。我也参加了，我也很高兴，好久没有学理论，这不是很好吗。但后来学到要联系实际了，要讲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列宁讲些什么，赫鲁晓夫讲些什么对照看看，列宁的文章很多，他当然把他精彩的部分拿出来，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问题，
赫鲁晓夫骂我们人民公社吃大锅清汤，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赫鲁晓夫说他的主张同中国不一样，苏联只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能强调阶级斗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就批评他了你是搞全民国家， 没阶级了共产党算什么呢？叫全民党。这是中国给他的帽子。
还有对战争的问题也态度不一样，赫鲁晓夫讲现在核战争很危险，打起来两败俱伤，要用议会和平方法来夺取政权。中国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共同道路，就是用武装斗争把政权夺过来，夺过来以后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肃反。
赫鲁晓夫主张用和平议会的方法夺取政权，中国就引出列宁的话，同第二国际的斗争也是为这个事情，第二国际说和平可以解决政权问题，列宁说不行，苏联就是武装起义，苏联胜利了，而欧州没有胜利。列宁主义万岁就是这个内容，不用武器能不能夺取政权，中国认为是不可能的。后来毛主席还说原子弹也不怕，我有六亿人，死了一半还有三亿，原子弹是纸老虎用不到怕。
人民公社问题也有争论。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主席听了不开心，这你不是对着我嘛，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刘少奇认为不对。安徽首先搞三自一包，毛主席认为现在应当搞人民公社，搞集体化生产走到共产主义道路上去，他要十五年进入共产主义，这三个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毛主席说我先要集体化然后再机械化，刘少奇不一样，要搞三自一包，毛主席说不行，联系到赫鲁晓夫，中国说他是全民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就叫修正主义。
列宁讲得很明确，党是阶级的党，要组织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那你说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共产党就需要了。国家是什么呢，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的工具， 已是全民的国家那国家也不需要了。当时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听听也觉得蛮有趣的，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反修正主义问题，当时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明确的，到底修正主义是什么？
后来文化大革命搞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主要问题或许是和"三自一包"有关系。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的话意思同彭德怀差不多。以后看清楚了，文化大革反刘、邓司令部就是这样出来的。这次学习理论我看很有意义，当时不大懂，到后来一步一步明确了。
过了一段时期我们要准备教材 ，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两个人身上，这个老教师留日学生，日语还是可以的。分配我的任务是编教材，编教材需要看很多书。语法倒还容易教，日语原文课文就难弄，还要先翻成中文给总支书记看过，他要看你的思想，不是看文字结构，这个他也不管，只要看思想。后来没有办法，我只好把老三篇白求恩等材料放进去。
英文教材真滑稽了，一见面就是毛主席万岁，碰到外国人不是早安、晚安，是讲毛主席万岁，俄语第一句也是讲毛主席万岁，日语也讲要毛主席万岁，这叫什么呢？我想想不行，碰到日本人九叫毛主席万岁，人家不要笑煞啊！但是你要这样写，不写不行，这都是笑话。教材要政治性强的，我想这语言应当同政治有区别，日常生活中口语很要紧 ，我编的东西都是比较通俗的，比如生活上的东西啊，但他们说不行，一定要长篇的政治性的东西。那就只能用老三篇，这老三篇怎么能代替语言呢？这是文章呀。中国人的事情，你到日本人去讲，什么愚公移山，白求恩莫名其妙，但这是可以通过的。有时只我去找来一些日本人的材料就成问题，大部分都不好用，他们一定要用中国材料。外语系教学中文化到这程度！所以外语系的毕业生遇到外国人就没有办法对话， 讲出来人家不要笑话啊。 尤其是我们这两个右派是没有意见可以提的，就这样在编写教材：总支书记说好了就是好，他说不好你马上就不用，绝对命令。
有一次我提出一个意见：读某一国文字，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国情，生活，习惯等 ，但这个也不能讲的的 。那个潘老师（右派）上课讲了一句："日本人习惯每天要洗澡"，这个我看也很平常，但这又不得了，那个东北人把他批了，说你这个是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
上课讲生活上的事，他们说都是庸俗不堪，生活上的东西不好讲的，只要讲政治的。我说日本有关东，关西口音的不同，他又奇怪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也不行。日语班学生当时有十个，都是准备去做首长秘书的，成份好，都是工人、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没有的。这些人中文水平都很低。要读好日文，中文基础要好，日语其中有好多字都是汉字，中文不通很难学好 ，有许多还是中国古文。碰到这些学生真是有点头痛，讲到许多字都是中国来的，连字母都是中国来的，你不懂中国的文字怎么办呢，非常困难。但这十个人都是党员，他们还搞来一只箱子挂在教室里面，是意见箱，随时要对教师提意见。因为老师是犯人，这犯人去教党员，岂不是可笑！所以上课比上刑场还要可怕， 只要有一句话讲"错"，你就性命交关 。硬着头皮要去讲课，后来大部分课我让给这老教师去上。他是普通右派问题不大，我万一讲错一句就性质严重了。我说我不会讲，我就编教材，少上课。发生事情常是在上课时候，每样事情都可以分析上纲，你就是讲一个语法的例子都不行，连洗澡都不可以讲。照他们说法就是要学生思想红，要把毛主席捧得天高，别样都不需要知道。 不过教材我还是编了，硬着头皮编的，尽可能通俗化。每个例句都是政治化。
1960，61年苏联专家撤退了。中国同苏联关系搞坏了，情况相当紧张，苏联的侨民也都撤回去了 。本来杭州大学有很多苏联人，都回国了，唯一留下的就是一个教师叫做德梦铁的一个老太，后来文化大革命也被搞死了 ，她是个犹太人，他丈夫是中国人，杭州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她留下来了，其他的外国老师统统走了。 那时中国学习政治就是学习反苏联的问题。 "九评"出来了， 好厉害的。我也必须要参加，照道理我是没资格去参加的，但他要你学习，你就一定要参加，实际上就是要看你队苏联的政治态度。不过这些事情上我也学乖了，就听听而已。这种问题我不好讲，讲起来麻烦大了，因为当年我已经为此倒霉 。 反对修正主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也慢慢摸清当局的政治思路和规律： 他们彻底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拥护斯大林，并把斯大林同列宁混统一起 ，其实列宁同斯大林是有区别的。
在杭州大学我觉得好的方面是有书报 ，国内外的都有， 我好像从桃花源出来，突然之间看到了世界上巨大的变化。苏联的情况从俄文报纸上都能看得到，苏联人、日本人都在骂中国 。 政治上的东西我就比较懂，要是老是在农村恐怕是样样不知道了。 整天学习这种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又把马列主义的书拿出来重新看，研究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每天讨论的就是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这类问题。
有一个日本人写文章，说苏联不是社会主义， 这种书我也看到了。还有苏联也在骂中国，说吃大锅饭极其穷困，那里好算社会主义。当时国际间理论争斗激烈，环境很复杂：例如越南问题，中国支持越南。中国当时穷得一塌糊涂，但是对国际上援助多得不得了，阿尔巴尼亚，越南，非洲，这我很奇怪，我们这样困难，饭都吃不饱，大米还要运出去。我们的定粮后来每人头上减一斤，本来二十八斤，后来二十七斤，以后也一直没恢复 。每个人工资也扣去一元，也没有恢复过，这样节约下来去援助他们。象阿尔巴尼这样一个国家等于我们一个县，一个县的收入可以援助阿尔巴尼亚非常豪爽，无偿的援助。非洲的卡翁达经常来的，尤其越南，我看越南最多，朝鲜也蛮多的，共产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不要还的。当然这些国家有钞票拿为啥不来呢？我心里有一个怀疑，这样弄法中国怎么吃得消？
杭州大学以前很多人研究狄更斯，这也不可以了，说它是资产阶级。你读英国文学不读狄更斯很难，俄国文学不读托尔斯泰，普希金很难。封资修这三个字很厉害，外语系里面弄得不好就是"封资修"。你假如在教学当中涉及到古代的东西就是封建，涉及到苏联就是修正主义，涉及到英美就是资本主义。那日本共产党的东西好不好学呢？也不行。《赤旗报》也是修正主义，所以赤旗报也不好拿出来。日本共产党也在攻击中国共产党 。后来就找日文本的毛主席选集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材料可用了。本来教材就少，连赤旗报日这种共产党的报纸也不好用，范围就更小了。生活题材又不好用，我真觉得走投无路。原来日语班是1961，62二年制毕业 ，但没到二年，突然宣布日语班不办，结束了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学生不高兴学了，一方面学生学不进，我们的教学方法太死板没法学。这许多学生都是工农出身，他情愿去做工作，不愿读书，去当翻译是不可能。另一方面教师也不高兴教，学生也不高兴学，索性也就结束了。
我又变成没工作了，专门当了清洁工。以后把我调到资料室 ，外语系有两个资料室，一个俄语，一个英语，叫我去搞英语资料室，因为我也懂点英语。 我开始就是搞英语资料。英语资料室里面混乱，没人管的，要资料的人可以随便拿走，管理混乱得很。我去整理图书建立卡片，进出都要签字。原来的图书少了很多，谁借去也不晓得。我整理这些东西，有许多英语资料重要的需要摘出来，因此学会了英文打字，学会了英文打字倒也自得其乐。
后来因为俄语资料也没人管，我就要管两个资料室忙得很。我自己找工作做，中文报纸很多没有人管，拿了就走，我把报纸放上架子，在书架上挂起来，你只能在这里看，不能拿出去。为了把每个月的报纸装订起来，我到杭大印刷厂去学怎么装订，这也是有一套技术的。书破损了需要修补也都要技术的，我向他们学习以后倒也用上了。 堆积如山的报纸 装订好要用起来就方便多了。这项工作就我一个人做，没其他人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六十年代 反苏联，反修，反封资修，但什么叫做修正主义也搞不清楚。
奇怪的是，俄语后来变成冷落货了，苏联来的杂志不许看，苏联现代小说里也有许多有问题了，一部份书要去封起来。有的人要借怎么办？因此又出了一些问题。有的是揭发苏联内部的事情的也都叫修正主义，我又不晓得这是不是修正主义的书，这非常困难。结果我又犯了一次错误，借出 一本俄语小说给一个俄语老师。这就不得了，说我在放毒，把修正主义的毒放出去了，他去教学生，把修正主义毒素扩散了。无限上纲上没完，徐畹宛华整人就整到这种程度。我经常要写交代检讨。从此以后书收起来不借了。所有来的俄文报纸杂志不拆开，封起来锁在厕所间里，堆积如山，真是浪费啊。英文外国来的比较少，因为他控制不好进来。美国杂誌不好进来，它都是些共产党的小刊物，认为是好的可以看的。这些规定非常麻烦，我也搞不太清，总归弄不好我就要犯"修正主义错误"。
（注：本盘中调整一部分原录音段落，以保证时间顺序）
杭州大学
1960年5月，突然省里有一个通知来了要我去县里，我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县委的人可凶了，我说我来报到。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干部，他就骂我你是什么干部啊，你是右派分子！县里的人好凶，这种小青年莫名其妙，我说是你们通知我来的。他说我们不晓得 ，后来拿出一个通知，要说把你调到省里去，就算把我调走了。我回来告知其他的右派分子们，他们觉得非常高兴，这个通知上面印有同志两个字，前面写陈修良，他们说啊你变"同志"了。我讲这是印好的东西，他们以为我是解放了。同志是右派分子的思想上敏感的称呼，最好不要把他当作敌人。 我虽完全不知道叫我干吗 ，也只好去了。走前我把所用的生产工具都送给他们，他们有的人经济很困难我就给他们一点钱，就此告别了嘉兴回到杭州。
到杭州我看到沙文汉抱病在努力地写他的《中国奴隶制的探讨》论文，他病得很严重，气喘，肺心病很厉害，吃的东西也很差，没有营养，不过他比我好一点，仍旧算是省政协委员，好像有干部待遇，还可以开神仙会， 但平时一样东西也没有的。他告诉我：开"神仙会"就是给大家吃一顿。 他也告诉我关于庐山会议一些情况，具体情况不清楚，只晓得彭德怀犯错误了，粟裕也犯错误了，粟裕原来同他很要好的，他也有问题？沙文汉说可能同彭德怀 ，粟裕被冷淡了一个时期。省里正在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范围扩大到党外人士， 省政协的人看到有些人在挨批评了，称言论同彭德怀一样，形势好像反右斗争 。他知道得也很少，庐山会议到底讲的什么，只晓得彭德怀触犯毛主席 。
当时有一些右派分子调回杭州， 陈学昭，一位女作家，也是右派分子，她也在嘉兴劳动，不过没有和我在一道，也调回来了。说要把我俩人调到杭州大学外语系去，陈学昭是法国留学生，要她教法文。我去教什么也不晓得，我以为大概要教俄文了，结果不是要我教日文。
那一天找与我去谈话，省委宣传部长陈冰，还有杭州大学外语系总支书记徐畹华，以及另外一个副部长在旁边。陈冰坐在沙发中，手里拿着中华牌香烟 第一件事就问："你思想改造了好吗？农村的社会主义你看到了吗？"这个话使我马上想起从农村临走前时农民对我讲 ："陈同志啊，你到杭州以后一定要向省委反映我们饭没吃，苦得不得了，你一定要去反映啊！" 刚到杭州陈冰就问我社会主义好得很，思想改造好了吗，我能怎样讲 ？如果像傻瓜一样根据农民的讲法他们饭没有吃，一定不得了，又要把我送去劳动改造 。我也就不答。他手里拿着中华牌香烟，农民一个全劳动力做一年，顶多买两包憋脚烟 ， 而你抽这样高级中华牌香烟，我心里非常反感，你们这种人真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我当时心里气得很，忍着一口气不响。
他接着就说了，好好好！要你们两个人去教外语，现在首长们都要学外文。我想自己刚刚种田回来怎么教外文？我也不响。陈冰讲我把你们交给杭州大学外语系总支书记了 这总支书记就是徐畹华坐在旁边 ，是原在宣传部斗我最厉害的一个。我想想真岂有此理，冤家狭路相逢。实际上他们安排好了，要我在徐的控制下劳动改造。教外文恐怕并不是主要的，主要为要管制我，在农村里怕要发生问题，我这样想。 他还七搭八搭地讲了很多形势大好的事情，我也不要听，随便怎样好了，农民饿饭的事情总是不好。但是对牛弹琴我也不必讲了，我同你讲什么啊。这个时候我真感觉到阶级斗争对立的状态，他好像是大地主大富翁与农民有对立的状态。我自己感觉到也已经是农民 ，不是什么部长，知识分子都不是，我已经是农民中的一个。我没想回到杭州来工作，情愿在农民家里。你强迫我来教书我也没有办法，落在他们手里是落入虎口，凶多吉少，我很不高兴。但也有好的一面，我可以照顾沙文汉了，家里有这个病人 。有机会还可以回去看看母亲， 杭州生活上总比嘉兴那面好点 ，就这样到了杭州大学外语系。。
陈学昭不愿教法文，他说我多年没有用了，我也没有教过法文。结果她到图书馆去编目录 ，一个作家去编目录了。我就留在外语系。外语系对我态度非常不好，不许我回家去住，必须住在杭州大学宿舍。房间里四只床，还有两个女团员，日里夜里监视我，你有什么事情她们都知道。本来还没有这房间，要我睡在地板上面，后来有人出来讲话：既然叫人家来教书，床总要给人家一只，就把我弄进教师宿舍里去了。这两个团员当然听徐畹华的话，她们都是教俄语的，不过这两个团员也没有对我特别不好。有个党员最坏、最凶，我的行动部要去报告，我要回去，做过什么事情都要汇报。
我被编在外语系俄语组，很多年俄语也忘了很多，我就看俄文补习 ，他们上课我也去听，教材也看。当时杭大的生活情况非常糟糕，大学生也是弄得饭没有吃，得浮肿病，女学生月经都没有。杭州有一种榆树，据说树叶子有蛋白质的，发动所有的人用棒去打榆树，打下来叶子扫拢起来拿到食堂里去磨，磨下来这个东西再同面粉和了吃，难吃得不得了，就吃这种东西。杭州大学里的学生、教师都吃这个。 由此我就知道了粮食是非常恐慌，农村没吃，城市也没有吃，榆树叶也吃了很久。
回到家里老老小小都在吃粥，吃菜叶皮啦，很可怜。于是我们就自力更生了。党号召种菜，我就在住的地方面前的空地上挖一块地种菜，这个我有能力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会种菜了，就把技术用到杭州开垦土地种菜，菜还是种得很不错的。番茄、青菜、葱样样都种。这不错，可以补充自己。那个时候许多人都在寻土地种菜。好在杭州土地多，路旁边什么独用上，甚至把很好的草皮都挖掉，就是这样来度过荒年的。 能弄到土地就高兴，老老少少都去种菜，这样子度过饥荒， 那时究竟人死了多少我不知道，人是死了不少的。
我住在杭州大学，只有礼拜天来种种，家里还有其他人帮助种。过了一段时期要我去教日语。杭州大学外语系原来只有英语、俄语两门，德语，日语是从来没的，什么材料也没有。词典总要有一本 、报纸、杂志总要有点，或者日文书这是顶起码，但一样都没有，真是伤脑筋了。我说这没有本事教，我开什么课啊。后来调来一个人教公共俄语的，俄语也不好，日语一窍不通，这是个东北人，幼时大概日本人强迫学过点日语认得一点字，但根本不能上台的，发音也不准。后来没办法 ，在杭大里面找来一个老教师右派分子，教生物的是日本留学生， 两个右派来教日语 ，这个东北人做小组长。 这个人可厉害了，他同农民不一样，复杂了，他本是候补党员，因为行为不好，候补期取消 ，他拼命想钻入共产党做官发财，拼命拍党总支书记徐畹华的马屁，尽可能来找我们的差错，天天去汇报。我在农村里劳动惯了，长坐办公室已不习惯，坐久了我要去走，但我是不好随便走的，我在花园里多走一回马上就有意见，后来到还好，他们叫我打扫厕所，我也有劳动了，日日扫地，打扫厕所了，从此以后我就找到了一份具体工作，就是打扫卫生，外语系的所有地方都包办，我把厕所打扫得非常干净，我说可以和上海国际饭店比一比了。 原来厕所脏得不得了，简直不是人能够用的。我想了一个办法用盐酸把脏东西统统弄掉，不臭了。打扫卫生是我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我是右派分子。实质上教书是假的，监督是真的。他们不放心我在农村里做点啥，要亲自看管着 ，而且要交给亲信徐畹华来管。
我提出来要去补习一点语法，因为中国人学生学日语要教语法，不然是不行的，而以前自己在日本时并不专学语法。 后来同意我到农业大去听一个老教师的日语课 ，我就去做了老学生。语法教材我可以弄到手，课文教材可以自己编了。但农业大学教材我们不好用，需要自己搞。我去买来二本词典，当时词典也买不到，困难到极点，样样都没有，白手起家。这个东北人不能教日文 他的任务就是监督我们两个右派。我们两个非常不自由，这个老教师家住在杭大 ，我必须要住在杭大，每一个礼拜准许回家一次。
住在杭大也不太平，这个时还要学习了学习政治，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就是要问你在想什么东西，这比农村讨厌，因为要你讲具体问题，问你农村情况怎么样？我想我是不能讲的，这样悲惨的情况讲出来我不要命了，不讲！但是有一次，我有一句话完全讲错了，我说食堂这东西在农村里不妥当，吃大锅饭结果把柴也烧光了，树都砍光，粮食都吃光，这样子放开肚子吃饭吃不消。这件事被一个党员听到，马上去汇报 ，说我在反毛主席 、反社会主义 ， 谁反对办食堂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帽子大得不得了， 辫子捉牢了，斗得我要死。要我坦白交代，为什么讲？我说这我认识错误是个别的情况，别的我不晓得。
不久后正好田家英也到杭州大学，要来吃饭，但杭州大学食堂一无所有，这样情况怎么来。田家英是毛主席秘书，大概到毛主席地方去讲过食堂不行，后来上面发下来一个命令：食堂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是技术问题，所以反对办食堂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也因此得救了， 我运气真好，斗得这样厉害的食堂问题一下子不斗了。后来报上也发表，说：食堂问题不要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从此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什么话都不能再讲 ，顶起码的讲老实话也要倒霉，可见当时政治气氛是多么恐怖。人是绝对不好讲真话的，只好说假话。后来我也学会了应付，人家问我食堂好伐？啊好！还有田里有田螺，河里有螺丝好摸，菜多得很，吃不完啊，这明明是说谎，除此你还能讲什么呢？我居然也只好说谎了，这个是逼出来的，不是真的要说谎，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我只有说谎。
其它的人在讲的也靠不住，他们在讲话我也知道完全是假的，彼此都是说谎造谣，越造越离谱了。为什么谎言满天飞呢，就是这种专制独裁搞出来的，这不能怪老百姓，从食堂问题上我得到教训。我告诉沙文汉，他就批评我，你一辈子总是吃亏嘴巴太快，危险了，这种事好去讲的啊？饿死也不好讲，他叫我无论如何闭住口不讲。因此我就咬紧牙关不讲了。
1960年回杭以后不久，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我们杭大里积极学习，夜里要学到10点钟，天天晚上这样， 大家当 时很高兴学，认为学列宁主义蛮好，还有许多找参考资料，忙得很。我也参加了，我也很高兴，好久没有学理论，这不是很好吗。但后来学到要联系实际了，要讲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列宁讲些什么，赫鲁晓夫讲些什么对照看看，列宁的文章很多，他当然把他精彩的部分拿出来，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问题，
赫鲁晓夫骂我们人民公社吃大锅清汤，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赫鲁晓夫说他的主张同中国不一样，苏联只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能强调阶级斗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就批评他了你是搞全民国家， 没阶级了共产党算什么呢？叫全民党。这是中国给他的帽子。
还有对战争的问题也态度不一样，赫鲁晓夫讲现在核战争很危险，打起来两败俱伤，要用议会和平方法来夺取政权。中国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共同道路，就是用武装斗争把政权夺过来，夺过来以后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肃反。
赫鲁晓夫主张用和平议会的方法夺取政权，中国就引出列宁的话，同第二国际的斗争也是为这个事情，第二国际说和平可以解决政权问题，列宁说不行，苏联就是武装起义，苏联胜利了，而欧州没有胜利。列宁主义万岁就是这个内容，不用武器能不能夺取政权，中国认为是不可能的。后来毛主席还说原子弹也不怕，我有六亿人，死了一半还有三亿，原子弹是纸老虎用不到怕。
人民公社问题也有争论。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主席听了不开心，这你不是对着我嘛，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刘少奇认为不对。安徽首先搞三自一包，毛主席认为现在应当搞人民公社，搞集体化生产走到共产主义道路上去，他要十五年进入共产主义，这三个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毛主席说我先要集体化然后再机械化，刘少奇不一样，要搞三自一包，毛主席说不行，联系到赫鲁晓夫，中国说他是全民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就叫修正主义。
列宁讲得很明确，党是阶级的党，要组织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那你说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共产党就需要了。国家是什么呢，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的工具， 已是全民的国家那国家也不需要了。当时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听听也觉得蛮有趣的，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反修正主义问题，当时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明确的，到底修正主义是什么？
后来文化大革命搞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主要问题或许是和"三自一包"有关系。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的话意思同彭德怀差不多。以后看清楚了，文化大革反刘、邓司令部就是这样出来的。这次学习理论我看很有意义，当时不大懂，到后来一步一步明确了。
过了一段时期我们要准备教材 ，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两个人身上，这个老教师留日学生，日语还是可以的。分配我的任务是编教材，编教材需要看很多书。语法倒还容易教，日语原文课文就难弄，还要先翻成中文给总支书记看过，他要看你的思想，不是看文字结构，这个他也不管，只要看思想。后来没有办法，我只好把老三篇白求恩等材料放进去。
英文教材真滑稽了，一见面就是毛主席万岁，碰到外国人不是早安、晚安，是讲毛主席万岁，俄语第一句也是讲毛主席万岁，日语也讲要毛主席万岁，这叫什么呢？我想想不行，碰到日本人九叫毛主席万岁，人家不要笑煞啊！但是你要这样写，不写不行，这都是笑话。教材要政治性强的，我想这语言应当同政治有区别，日常生活中口语很要紧 ，我编的东西都是比较通俗的，比如生活上的东西啊，但他们说不行，一定要长篇的政治性的东西。那就只能用老三篇，这老三篇怎么能代替语言呢？这是文章呀。中国人的事情，你到日本人去讲，什么愚公移山，白求恩莫名其妙，但这是可以通过的。有时只我去找来一些日本人的材料就成问题，大部分都不好用，他们一定要用中国材料。外语系教学中文化到这程度！所以外语系的毕业生遇到外国人就没有办法对话， 讲出来人家不要笑话啊。 尤其是我们这两个右派是没有意见可以提的，就这样在编写教材：总支书记说好了就是好，他说不好你马上就不用，绝对命令。
有一次我提出一个意见：读某一国文字，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国情，生活，习惯等 ，但这个也不能讲的的 。那个潘老师（右派）上课讲了一句："日本人习惯每天要洗澡"，这个我看也很平常，但这又不得了，那个东北人把他批了，说你这个是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
上课讲生活上的事，他们说都是庸俗不堪，生活上的东西不好讲的，只要讲政治的。我说日本有关东，关西口音的不同，他又奇怪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也不行。日语班学生当时有十个，都是准备去做首长秘书的，成份好，都是工人、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没有的。这些人中文水平都很低。要读好日文，中文基础要好，日语其中有好多字都是汉字，中文不通很难学好 ，有许多还是中国古文。碰到这些学生真是有点头痛，讲到许多字都是中国来的，连字母都是中国来的，你不懂中国的文字怎么办呢，非常困难。但这十个人都是党员，他们还搞来一只箱子挂在教室里面，是意见箱，随时要对教师提意见。因为老师是犯人，这犯人去教党员，岂不是可笑！所以上课比上刑场还要可怕， 只要有一句话讲"错"，你就性命交关 。硬着头皮要去讲课，后来大部分课我让给这老教师去上。他是普通右派问题不大，我万一讲错一句就性质严重了。我说我不会讲，我就编教材，少上课。发生事情常是在上课时候，每样事情都可以分析上纲，你就是讲一个语法的例子都不行，连洗澡都不可以讲。照他们说法就是要学生思想红，要把毛主席捧得天高，别样都不需要知道。 不过教材我还是编了，硬着头皮编的，尽可能通俗化。每个例句都是政治化。
1960，61年苏联专家撤退了。中国同苏联关系搞坏了，情况相当紧张，苏联的侨民也都撤回去了 。本来杭州大学有很多苏联人，都回国了，唯一留下的就是一个教师叫做德梦铁的一个老太，后来文化大革命也被搞死了 ，她是个犹太人，他丈夫是中国人，杭州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她留下来了，其他的外国老师统统走了。 那时中国学习政治就是学习反苏联的问题。 "九评"出来了， 好厉害的。我也必须要参加，照道理我是没资格去参加的，但他要你学习，你就一定要参加，实际上就是要看你队苏联的政治态度。不过这些事情上我也学乖了，就听听而已。这种问题我不好讲，讲起来麻烦大了，因为当年我已经为此倒霉 。 反对修正主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也慢慢摸清当局的政治思路和规律： 他们彻底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拥护斯大林，并把斯大林同列宁混统一起 ，其实列宁同斯大林是有区别的。
在杭州大学我觉得好的方面是有书报 ，国内外的都有， 我好像从桃花源出来，突然之间看到了世界上巨大的变化。苏联的情况从俄文报纸上都能看得到，苏联人、日本人都在骂中国 。 政治上的东西我就比较懂，要是老是在农村恐怕是样样不知道了。 整天学习这种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又把马列主义的书拿出来重新看，研究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每天讨论的就是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这类问题。
有一个日本人写文章，说苏联不是社会主义， 这种书我也看到了。还有苏联也在骂中国，说吃大锅饭极其穷困，那里好算社会主义。当时国际间理论争斗激烈，环境很复杂：例如越南问题，中国支持越南。中国当时穷得一塌糊涂，但是对国际上援助多得不得了，阿尔巴尼亚，越南，非洲，这我很奇怪，我们这样困难，饭都吃不饱，大米还要运出去。我们的定粮后来每人头上减一斤，本来二十八斤，后来二十七斤，以后也一直没恢复 。每个人工资也扣去一元，也没有恢复过，这样节约下来去援助他们。象阿尔巴尼这样一个国家等于我们一个县，一个县的收入可以援助阿尔巴尼亚非常豪爽，无偿的援助。非洲的卡翁达经常来的，尤其越南，我看越南最多，朝鲜也蛮多的，共产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不要还的。当然这些国家有钞票拿为啥不来呢？我心里有一个怀疑，这样弄法中国怎么吃得消？
杭州大学以前很多人研究狄更斯，这也不可以了，说它是资产阶级。你读英国文学不读狄更斯很难，俄国文学不读托尔斯泰，普希金很难。封资修这三个字很厉害，外语系里面弄得不好就是"封资修"。你假如在教学当中涉及到古代的东西就是封建，涉及到苏联就是修正主义，涉及到英美就是资本主义。那日本共产党的东西好不好学呢？也不行。《赤旗报》也是修正主义，所以赤旗报也不好拿出来。日本共产党也在攻击中国共产党 。后来就找日文本的毛主席选集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材料可用了。本来教材就少，连赤旗报日这种共产党的报纸也不好用，范围就更小了。生活题材又不好用，我真觉得走投无路。原来日语班是1961，62二年制毕业 ，但没到二年，突然宣布日语班不办，结束了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学生不高兴学了，一方面学生学不进，我们的教学方法太死板没法学。这许多学生都是工农出身，他情愿去做工作，不愿读书，去当翻译是不可能。另一方面教师也不高兴教，学生也不高兴学，索性也就结束了。
我又变成没工作了，专门当了清洁工。以后把我调到资料室 ，外语系有两个资料室，一个俄语，一个英语，叫我去搞英语资料室，因为我也懂点英语。 我开始就是搞英语资料。英语资料室里面混乱，没人管的，要资料的人可以随便拿走，管理混乱得很。我去整理图书建立卡片，进出都要签字。原来的图书少了很多，谁借去也不晓得。我整理这些东西，有许多英语资料重要的需要摘出来，因此学会了英文打字，学会了英文打字倒也自得其乐。
后来因为俄语资料也没人管，我就要管两个资料室忙得很。我自己找工作做，中文报纸很多没有人管，拿了就走，我把报纸放上架子，在书架上挂起来，你只能在这里看，不能拿出去。为了把每个月的报纸装订起来，我到杭大印刷厂去学怎么装订，这也是有一套技术的。书破损了需要修补也都要技术的，我向他们学习以后倒也用上了。 堆积如山的报纸 装订好要用起来就方便多了。这项工作就我一个人做，没其他人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六十年代 反苏联，反修，反封资修，但什么叫做修正主义也搞不清楚。
奇怪的是，俄语后来变成冷落货了，苏联来的杂志不许看，苏联现代小说里也有许多有问题了，一部份书要去封起来。有的人要借怎么办？因此又出了一些问题。有的是揭发苏联内部的事情的也都叫修正主义，我又不晓得这是不是修正主义的书，这非常困难。结果我又犯了一次错误，借出 一本俄语小说给一个俄语老师。这就不得了，说我在放毒，把修正主义的毒放出去了，他去教学生，把修正主义毒素扩散了。无限上纲上没完，徐畹宛华整人就整到这种程度。我经常要写交代检讨。从此以后书收起来不借了。所有来的俄文报纸杂志不拆开，封起来锁在厕所间里，堆积如山，真是浪费啊。英文外国来的比较少，因为他控制不好进来。美国杂誌不好进来，它都是些共产党的小刊物，认为是好的可以看的。这些规定非常麻烦，我也搞不太清，总归弄不好我就要犯"修正主义错误"。
（注：本盘中调整一部分原录音段落，以保证时间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