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兴劳动续

Title

在嘉兴劳动续

Subject

Internal migration

Description

Labour in Jiaxing 1958– Continued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Jiaxing, Hangzhou

Text

* 25盒

在嘉兴劳动续

把猪集中起来养，这怎么可能？养猪要有现代的设备，他一个农民有什么呢，一间空屋、一块空地里去养，猪都饿死了，一只只统统死了。养鸡也是这样，说是开养鸡场了，但养鸡场要有现代设备、高级饲料的，他们都没有，就拿了一根棒头去赶鸡，也活活饿死。就这样，猪、鸡样样都没有，最后人也快要没了，都得了浮肿病。我浮肿病生得非常厉害。有一天，小队长说没办法连粥也没吃了，只好睡在床上，怎么办呢？我告诉农民你们只好先躺床上，弄点开水喝，不会死的，如果不吃开水是要死的。他们都听了我的话不走动。我也躺在床上，饿了一天。第二天小队长来打铃，说有粥吃了，大家快点到食堂里去吃粥。我后来问小队长，那里搞来的粮食？他说秘密告诉你，不好讲出去的，我是偷来的，从上交的公粮中偷来的用什么办法我没问，我说这真正要谢谢你，不偷来我们都要饿死。上面也知道这不是一个乡、一个村里面的事，嘉兴地方都有问题，都在挨饿。有些地方饿死人不少，我们这个队没饿死人是算好的。人是饿得生浮肿病，妇女月经也没有了，就是这付模样。这是从58年九月开始到59年九月一年多一点，这一年当中最苦了。后来也苦，也挨饿，我在曹庄一年多就是这样过去的。
59年11月份县里召开右派分子大会。嘉兴地方右派分子也不少，一个县内约有百把人。什么人呢？小学教师、干部、部队文工团的，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右派了。县里主要知识分子就是教师，我也不认得。这次会议表彰改造好的右派给以摘帽，是摘帽大会，有两个人上去被摘帽。说他们是劳动好等等就摘帽了，因此大家也放心，劳动好将来也有摘帽的希望。会后还请我们吃一顿饭，吃的菜是羊肉，从街上买来的羊肉。但这肉是非常不卫生，结果吃了以后大家都泻肚子，泻得一塌糊涂几乎要了命。幸亏我认得一个嘉兴的老中医，他给我一种秘方，大概是鸦片一类，用这种药吃好的，不然我老早性命没有了。后来这个中医我再去找过他，才知道他已被抓去，说他私自在开店，要他到工厂去劳动，不准再做医生，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据乡里、主要是公社里说，我们这批人都态度很好，你们都有希望摘帽子，农民都说你们劳动态度好。但劳动态度好没有标准，思想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我在农村确实学到不少东西，一方面是种田的技术，另一方面主要研究农村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前批判时说社会主义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厉害的形势，我在农村没看到什么阶级斗争，唯一的"阶级敌人"就是我，还有两个带帽子的地主就是敌人。地主是很听话的，不敢响了，我这个右派也蛮老实，有什么好斗呢？不过对地主还是在斗，有一个地主养牛、羊养得不好，大概牛死了，这事大了。他没有东西好罚款，只好罚工分，扣粮食，非常痛苦，这就是阶级斗争。至于人的思想是不管的，你在骂什么人不管，实际上农民在下面骂得一塌糊涂，上面是听不到的。你骂也好，苦也好，笑也好都不管。眼睛盯着的阶级斗争就是地主、右派，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农民互相之间到也团结的，因为大家都穷，矛头都指向上面，村干部、大队长等，这种人他们最恨。阶级斗争就是与这些人有斗争，最危险的时候是想暴动，他们偷偷地在讲我听到的，说反正没吃了我们去抢粮食，公开在议论这种事，假使进一步挨饿就要发展到抢粮食了。我说这个事情你们千万不好搞，不可以去抢。他们说饭饿怎么办啦，只差一点点就要抢了，公开抢不是偷。到这样一种地步，所谓的阶级斗争。矛盾转移到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
这个情况大概毛泽东也看到了，所以后来食堂停办了，就是这个道理，搞了一年多弄不下去食堂关门，宣布自己去烧。可是回家去一样东西都没了真困难了。种田的肥料没有，后来说是用人脚在土地上踏来踏去以后也可做肥料，发动大家把泥土路挖出来去种田做肥料，你看可怜伐。这叫做地脚泥，用脚踏过的泥种东西也做肥料，去挖了送到地里，困难到这种程度。还有挖墙脚，据说墙脚里有硝盐什么，可去炼钢，墙也拆掉，土地被挖得一塌糊涂，灶头也拆掉。个别要查农民到底吃什么？我说没东西吃就这种情况。后来干部来搜，家家都翻箱倒柜，墙脚都挖出来看过，查你是不是有粮食，实在是没粮食，没东西吃，一无所有。尤其是地主家里被抄得最厉害，我没东西好抄，我只有粮票，最穷困时候有几户断粮了，我身上还有几十斤粮食，对这些困难的人，我就把粮票给他们，总算维持下去没死。他们非常感谢我，假如没这点粮票就要饿死。我少吃点，我因为胃病，吃得少，粮票就送掉一些，所以我和农民成为生死朋友。每个月粮食我总有点多，都送他们吃的。年纪轻的人都叫我阿妈，对我非常好。
我在农村损失的是不能做其它事情，只能劳动，知识不能贡献。当时我听到杭州的消息也是很不好。从沙文汉给我的信里面知道他们也在饿饭，城市里也没饭吃，菜也没有。他们吃包心菜的皮，包心菜的皮不是当菜吃而是和粥烧在一起这样在过日子。还有家里一只铁锅坏了，全杭州市铁锅找不到。后来沙文汉写报告请求上级批准再搞一只锅，苦到这种情况。我家里二嫂还有两个小孩，慌得不得了小孩随便什么都要吃，可怜得很。沙文汉在杭州独自研究中国古代史，不给事情做，只好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史。大量的书是他大哥沙孟海给他的，什么古代骨甲文等都是古典书，那个还可以研究，现代的历史就不好研究。这个时期相当困难。
里面还有一段历史就是大炼钢铁，大炼钢铁在农村里也发生问题，把劳动力抓去炼钢，本来劳动力不足，再抽出去影响很大，所以重劳动都由妇女来做。农村的妇女到底是厉害的，也没办法，壮劳动力都走了。还有把农民家里金银钢铁锡东西都拿走，烧小菜的锅铲，锅子，什么吹火的铁棍都拿去了，饭也没办法烧。还有橱门上的锁，大门上的铁锁全部没了，一无所有了，强盗也没了。那时光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没东西好偷了。彻底把农村弄穷，本来农村就已经很糟糕了，这三面红旗一来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把农村弄成这种样子。
一方面报纸上还在说八十年代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农村这种情况就是共产了，真是彻底共光。后来庐山会议出事，59年就是为了这种事情闹，我看彭德怀写的报告还是很肤浅的，他没有象我一样深入在农村，要是我写出来的报告要比他厉害得多了，他只是临时去调查一下已经不得了。那时候毛主席也到嘉兴去看了，说蛮好啊，谁说农民都躺倒不干了，粮食种得蛮好嘛，农民还有力气还能种田，他讲没有问题。所以这种走马看花不行的，要真正到农村去生活。还有这样的事：肥料只施田边一圈，当中不施，所以土地越到里面越糟糕，外面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到里面没有肥料，弄到这种情况。
农民家庭彻底破产了，农民书没读，饭也没吃，衣裳也没穿，房子也弄光了，家里所以的东西都弄光，一样东西都没。所以这一次谈办人民公社的损失有多大？现在也没有统计过，这问题要研究，生产关系是对立的，阶级关系就是这样，很可以研究，这样的生产关系要不要改变？要改革的，所谓发展生产力，
生产关系要不要改变？不改革，所谓发展生产力是根本谈不到。科学知识也没，连生产工具都破坏掉你怎么有生产力，所以不行。
一九五九年秋，青黄不接时期农村更严重，粮食不够吃，农民积极性非常不高，身体也不好普遍生病，但是不去劳动不行，还是勉强下地。这个奇怪，上面的命令主义非常厉害，说要放卫星，晚上也要做夜工。农村里怎么能够做夜工呢？晚上出工假使有月亮还好，没有月亮就没有办法。我夜里拿着手电筒，我有一只手电筒，是整个小队唯一的一只手电筒。拿着手电筒大家就这么挨着走，好不容易摸到田里，但不能劳动，眼睛看不见怎么办？大家就坐在田梗头，一坐下来就骂娘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骂，农民共同的意见就是饭没有吃饱，那时候没有工分，钞票也没有，劳动量大大增加，因为那时候要放卫星什么还有竞赛等等。在强迫命令之下必须要达到一千斤一亩。这个就不得了，所以农民就很不满意骂领导把我们农民当做什么，村干部比地主还凶，好像把我们当作奴隶样子。拼命骂。他们实际上到田梗没有什么好劳动，就坐在那里，有的老头子抽烟，有些人骂够了就在田梗里睡觉。天有点亮大家回来了，回来也没有东西吃。有的农民我看回到家里咸菜缸里捞两根咸菜吃吃，真是一无所有，困难极了。大家都非常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
这时我从报上看到发生庐山会议，说彭德怀是机会主义，小高炉得不偿失等，但对这事的性质不大明，没有讲内容，彭德怀讲了什么话也不知道。农村里是没有广播的，也没有收音机，我唯一有一份浙江日报才得知一点消息，详细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农民知道彭德怀讲点什么那就情况不一样了，彭德怀讲的话正是农民想要讲的话，没有地方去讲。彭的怀说农民苦，没有饭吃，大锅饭不好，反对搞食堂，农民也都反对这些东西。但是农村里一点也不知道，庐山会议在农村里一点也没有反应，也没有人议论。报上一点消息没有，只有批判。这个问题说明农村与世隔绝的，非常闭塞。在鱼米之乡的嘉兴尚且如此，在京沪杭铁路边上消息也这样不灵，在山区里你可想而知了。而且农民多数是文盲，他也没有钱订报纸，也没有习惯要知道外面的事情，就是种田吃饭两桩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农村照常平静无事。他只看到村干部，发牢骚就发在村干部身上，上面搞的什么、前途是什么都不知道。由此可知，农村闭塞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如何教育农民首先要使他知道国家大事，不知道你怎么教育他呢？这是当时我的想法。
我根本不能同家人来往，也没人来看我。沙文汉偶然给我来信，也不过讲家里的困难情况，他在杭州也苦得很，没有东西吃也都得了浮肿病，城市里一样苦，他还节约了20斤粮票给我。看到前后隔壁比我还要困难，我还有点粮票，就都送给他们吃。农村里要弄粮票是很困难的。59年秋冬是最困难的时期。
突然有人来看我了，这人是我老战友的儿子鲍年方，一个年轻人，他在山东（注：应为辽宁葫芦岛）一个海军部队里做技术工作的，他父亲鲍浙潮叫他来看看我在农村怎么样，担心我身体不好。通过公社，大队，小队一直找到我，都知道他是海军来的，跑到我的地方谈谈生活问题，其他不好谈，政治问题一点不谈。想不到他回到葫芦岛以后糟糕了，嘉兴公社已经一封信过去，说此人来看过有名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鲍年方后来就被处分，调到浙江被分配到萧山粮食局里，一直到现在已经退休了。对这件事我非常难过，他来这样看了我一次，我害了他一生。他是无辜的。从这件事看情况是多么严重！当时风声很紧，对右派分子完全当反革分子一样。那时我并不知道，后来回杭州后才知道。
还有一个来看我的是我母亲的老保姆黄阿翠，我母亲时时刻刻想念我，她冒风险来看我，使我很感动。送来白糖、饼干、猪油，这些东西农村里是当宝贝了。她一双小脚一拐拐地来看我，使我非常感动，吃的东西还是小事，我觉得还有人关心我，我非常感谢她。她对我很好，她说我没有罪的，说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喜欢批评人得罪了江华他们，她就是这么看，别的不知道，得罪了人，人家就要报复你，她只知道只一点。
后来北京大学放暑假时候我女儿也来看我，突然之间来的，与阿黄姐同来，我女儿因父亲母亲是右派，北京大学要她断绝关系，我也没有想到她会来看我。我的母亲对她讲你的母亲是很好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要去看，父亲也没有问题也要去看，她从上海到杭州，再到嘉兴这么一路看过来。她那个时候还没有入党，还是团员，她也没有跟我谈政治问题，她晓得政治问题不好谈，也谈谈生活上的事情，大概她年纪还小了那个时候刚二十岁，叫我注意身体等。她来看过我一次我很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农村这许多日子就这么两个人来看过我，其它再没有什么人来过了。不过她回去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北京大学还是比较开明的，入学四年多以后,1962年还吸收她入党。她是三好学生，功课也好，身体也好，学习也努力，北大很有名的，两个双亲都是大右派分子也是唯一的啦，但是她工作也很好，学习也很好。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也挨斗、挨批。
9月份省里开会摘掉一些人的帽子，我没有希望，我也晓得问题非常严重。后来右派分子都要集中劳动，因为嘉兴右派多人分散。集中到余兴乡，这个余兴公社在我们那里不是很远。有的农民来公社对我说：陈同志你到余兴去不得啊！这个大队长兼支部书记好凶，整人整得厉害，你去一定要把你整死。我说不会的，大概这个队长是有名的，所以要他管制右派分子。我隔壁的邬小四这位贫农特别难过，阿呀你要走了，他很难过。天冷了衣服也没有穿，后来公社给他一件棉袄，我要走了，他穿了这件新棉袄划了一只小船送我到余兴去。这个印象也是很深的，我在曹庄这么多时间大家都对我很好，最后还是个贫农送我到余兴乡去，我这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贫农也蛮好。可见我也不是资产阶级，这事对我精神上一种鼓舞很大。我走了他们感到很难过，他们也很留恋，他们并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余兴和里丈桥不大一样，这里户口好像更分散，而且住的不是和贫农一道了，住在食堂后面一间牛棚里，是真的牛棚。房子很小门也没有，窗也没有就黑鸟鸟洞洞一个地方睡在里面。牛也没有，样样都没有的，当然草是有的。后来农民说这个不行，没有门，风雨来一直可以飘到里边湿透怎么行？后来农民给我用竹蔑编了一道门，但窗没有的，在里面乌黑。我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在墙上挖一个小小的洞，有风进来。最好有块玻璃，但余兴乡没有一块玻璃（你看穷到啥程度）后来我去拾垃圾弄到两块碎玻璃，拼起来还可以，我就把它放在上面，于是这就是我的玻璃窗。这是不能忘记的一线光明。床怎么办呢？农民给我找来一只竹塌，一块钱，人家不要的破破烂烂的，一块钱买的。桌子是要写写字的，农民就给我做一个很小的桌子放在床旁边我可以写字了，真是上天了。这房子真小我就住下来了。隔壁是放柴的地方，这牛棚前面是个食堂，那时余兴乡还有食堂，还过食堂不一样了，不一定勉强你吃饭，来也好不来也可以的。这时大部分食堂差不多已经不办了。我就到食堂里去吃点饭，菜是一塌糊涂这就不要讲了。
在这个乡里，我遇到三个右派，两个是年青，部队来的文工团的算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是省工业厅厅长张光，我们两个被称为"沙、杨的哼哈两将"在一道了。这老兄在河对面，他在做什么呢？在食堂里面烧菜烧饭。他也很高兴，有一个右派朋友来了，同我聊聊很多东西，他同我讲了他为什么成右派，他是工业厅厅长，讲了一句话说是浙江没有煤矿，江华说一定有的。有没有你可以调查，说这也是一条罪名，是右倾，明明是很富的，你说没有。报上还登出来，真是笑话。硬说是有的，张光说是没有。其实最主要的事，实际上是他为杨思一抱不平，写了信给谭震林和中央。当时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不能多来看张光，偶然之间来看，不敢多接触。有两个小青年右派来看看我，他们胆大，后来有一个青年到八十年代还跑来上海来看我，我还活着呢。我看到有三个右派，余兴乡里有好多右派分子都在那里集中管理。我要看这个大队书记到底怎么样，这个人来找我了，对我还算好，态度也很客气，同我讲了好多生产上的事；小队长也好是个党员，还有一个他的兄弟，他的妻子还有一个小孩与我特别好，后来我生病发高烧全靠这些农民，为我吃粥烧开水，没这些人我糟糕了，我觉得还很不错，我同他们打成一片，农民就愿意把情况都告诉我。
余兴的情况同曹庄基本相同，都是在饿饭。同我很要好的贫农家里夫妻两人一个小孩，现在可以自己烧饭了，但锅也没有了，这个农妇讲讲哭阿，我怎么办，这个小孩怎么办，我怎么养得活？她把这个小孩寄托给我了，在这里要饿死，说你回杭州去把他也带走吧，很可怜的。当时大家认为都会饿死的，我安慰说人民政府哪会饿死人呢？我五九年十一月份前后调去的，快到冬天。冬天不出工，我就是做点调查研究工作，冬天也可以种点菜，还有些不是顶重的劳动，家庭里做的这种手工编草等，没什么重大劳动。余兴地方我看比曹庄还要穷，也看不到猪羊牛什么，萧条的很。农民不敢养鸡鸭，也没什么东西好吃。城里没有鸡吃，蛋也没有吃，农民鸡是不大肯卖的，因为会生蛋。上面就派人夜里来摸，从鸡笼里偷去，这种事情很不好。我自己的鸡笼里也有两只鸡被给他们摸去，这种事情我觉得很不妥当，农村里根本不讲道理的，他拿了东西就算数，他也不跟你打招呼就这么拿去了你有什么办法？后来农民的兔子也被拿了，羊都没有，你说农村怎么不困难。这是59年的冬天。
1960年的上半年也极其困难。春天到了，要我和农民一起种菜。凡是能吃的东西农民都不卖了。自己也不够吃怎么能卖给你？使我也懂得城乡的关系，农民不吃饱，城市里的人要吃是不可能的。60年上半年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后来没有东西吃了就吃草吃糠，很普遍的。这个糠很难吃的，饿极了也只好吃，说是味道不错的。我也吃，这很珍贵，你吃上一只糠团子已经蛮好了。有些人还不舍得给你吃。可见贫困。我不要紧，有粮票可以外面去买。后来有定粮了又好一点，半劳动力少一点，我还是按照城市户口给粮食，所以我的粮食还是有多，不是少。（粮票怎样寄给你呢？）粮票是我到嘉兴去拿的，每个月还有二十块钱。钞票多下来买药品，为农民做赤脚医生，自己买点吃的东西。我还不象他们那样苦，他们一无所有，我还有点余粮，变成是富农了。我最难过的是寂寞得很，没有地方好去走，没有地方好去谈，你也不好随便跑，顶多是到街上去走走，三四里路。
余兴有一个集镇，这种集镇都比较小有几家店，药店，糖果店售卖买吃的东西。农民买东西也到集镇里去买，卖出买进都是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到这个地方去买粮食买吃的。假使天不下雨我能走的，这是唯一玩的地方，街上的人也认识我了，街上商店的人有文化了，他们也看报知道我们是大右派。他们也不怕，问长问短，有的孩子读书读不懂也来问问我，我又做小先生了，他们同我客气的很，还常常拿出吃的东西卖给我，我也有些朋友了。他们不把我当敌人看，老百姓对反右斗争不了解，不知右派是个啥东西，从表面看我也不是个反革命，也没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普遍老百姓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级别很高的干部，何以到农村里来劳动不太懂，结果同情的人反而很多。我感觉在这样的处境下很危险，反映上去就会说我在勾结农民。农民里有文化的年青人我听他们在讲，假使我们再饿下去就只有抢粮食，这可怕了，他会搞的，不过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后来很快地粮食政策改变为没人定粮，这样农民好过一点日子，只要还可以活下去，农民就不会暴动。真像曹庄这样饿饭，那在下去三天就快不行，马上就会发生动乱，这个形势我看得清清爽爽。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在嘉兴劳动续" (Labour in Jiaxing 1958– Continued),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92

在嘉兴劳动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