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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在嘉兴劳动 续
Subject
Internal migration
Description
Labour in Jiaxing 1958– Continued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zh
Coverage
Jiaxing, Hangzhou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 25盒
在嘉兴劳动 续
把猪集中起来养，这怎么可能？养猪要有现代的设备，他 一个农民有什么呢，一间空屋、一块空地里去养，猪都饿死了，一只只统统死了。养鸡也是这样，说是开养鸡场了，但养鸡场要有现代设备、高级饲料的，他们都没有，就拿了一根棒头去赶鸡，也活活饿死。就这样，猪、鸡样样都没有，最后人也快要没了，都得了浮肿病。我浮肿病生得非常厉害。有一天，小队长说没办法连粥也没吃了，只好睡在床上，怎么办呢？我告诉农民你们只好先躺床上，弄点开水喝，不会死的，如果不吃开水是要死的。 他们都听了我的话不走动。我也躺在床上，饿了一天。第二天小队长来打铃，说有粥吃了，大家快点到食堂里去吃粥。我后来问小队长，那里搞来的粮食？他说秘密告诉你，不好讲出去的，我是偷来的，从上交的公粮中偷来的用什么办法我没问，我说这真正要谢谢你，不偷来我们都要饿死。上面也知道这不是一个乡、一个村里面的事，嘉兴地方都有问题，都在挨饿。有些地方饿死人不少，我们这个队没饿死人是算好的。人是饿得生浮肿病，妇女 月经也没有了，就是这付模样。这是从58年九月开始到59年九月一年多一点，这一年当中最苦了。后来也苦，也挨饿，我在曹庄一年多就是这样过去的。
59年11月份县里召开右派分子大会。 嘉兴地方右派分子也不少，一个县内约有百把人。什么人呢？小学教师、干部、部队文工团的，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右派了。县里主要知识分子就是教师，我也不认得。这次会议表彰改造好的右派给以摘帽，是摘帽大会，有两个人上去被摘帽。说他们是劳动好等等就摘帽了，因此大家也放心，劳动好将来也有摘帽的希望。会后还请我们吃一顿饭，吃的菜是羊肉，从街上买来的羊肉。但这肉是非常不卫生，结果吃了以后大家都泻肚子，泻得一塌糊涂几乎要了命。幸亏我认得一个嘉兴的老中医，他给我一种秘方，大概是鸦片一类，用这种药吃好的，不然我老早性命没有了。后来这个中医我再去找过他，才知道他已被抓去，说他私自在开店，要他到工厂去劳动，不准再做医生，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据乡里、主要是公社里说，我们这批人都态度很好，你们都有希望摘帽子，农民都说你们劳动态度好。但劳动态度好没有标准，思想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我在农村确实学到不少东西，一方面是种田的技术，另一方面主要研究农村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前批判时说社会主义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厉害的形势，我在农村没看到什么阶级斗争，唯一的"阶级敌人"就是我 ，还有两个带帽子的地主就是敌人。地主是很听话的，不敢响了，我这个右派也蛮老实，有什么好斗呢？不过对地主还是在斗，有一个地主养牛、羊养得不好，大概牛死了，这事大了。他没有东西好罚款，只好罚工分，扣粮食，非常痛苦，这就是阶级斗争。至于人的思想是不管的，你在骂什么人不管，实际上农民在下面骂得一塌糊涂，上面是听不到的。你骂也好，苦也好，笑也好都不管。眼睛盯着的阶级斗争就是地主、右派，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农民互相之间到也团结的，因为大家都穷，矛头都指向上面，村干部、大队长等，这种人他们最恨。阶级斗争就是与这些人有斗争，最危险的时候是想暴动，他们偷偷地在讲我听到的，说反正没吃了我们去抢粮食，公开在议论这种事，假使进一步挨饿就要发展到抢粮食了。 我说这个事情你们千万不好搞，不可以去抢 。他们说饭饿怎么办啦，只差一点点就要抢了，公开抢不是偷。 到这样一种地步，所谓的阶级斗争。矛盾转移到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
这个情况大概毛泽东也看到了，所以后来食堂停办了，就是这个道理，搞了一年多弄不下去食堂关门，宣布自己去烧。可是回家去一样东西都没了真困难了。种田的肥料没有，后来说是用人脚在土地上踏来踏去以后也可做肥料，发动大家把泥土路挖出来去种田做肥料，你看可怜伐。这叫做地脚泥，用脚踏过的泥种东西也做肥料，去挖了送到地里，困难到这种程度。还有挖墙脚，据说墙脚里有硝盐什么，可去炼钢，墙也拆掉，土地被挖得一塌糊涂，灶头也拆掉。个别要查农民到底吃什么？我说没东西吃就这种情况。后来干部来搜，家家都翻箱倒柜，墙脚都挖出来看过，查你是不是有粮食，实在是没粮食，没东西吃，一无所有。尤其是地主家里被抄得最厉害，我没东西好抄，我只有粮票，最穷困时候有几户断粮了，我身上还有几十斤粮食，对这些困难的人，我就把粮票给他们，总算维持下去没死。他们非常感谢我，假如没这点粮票就要饿死。我少吃点，我因为胃病，吃得少，粮票就送掉一些，所以我和农民成为生死朋友 。每个月粮食我总有点多，都送他们吃的。年纪轻的人都叫我阿妈，对我非常好。
我在农村损失的是不能做其它事情，只能劳动，知识不能贡献。当时我听到杭州的消息也是很不好。从沙文汉给我的信里面知道他们也在饿饭，城市里也没饭吃，菜也没有。他们吃包心菜的皮，包心菜的皮不是当菜吃而是和粥烧在一起这样在过日子。还有家里一只铁锅坏了，全杭州市铁锅找不到。后来沙文汉写报告请求上级批准再搞一只锅，苦到这种情况。我家里二嫂还有两个小孩，慌得不得了小孩随便什么都要吃，可怜得很。沙文汉在杭州独自研究中国古代史，不给事情做，只好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史。大量的书是他大哥沙孟海给他的，什么古代骨甲文等都是古典书，那个还可以研究，现代的历史就不好研究。这个时期相当困难。
里面还有一段历史就是大炼钢铁，大炼钢铁在农村里也发生问题，把劳动力抓去炼钢，本来劳动力不足，再抽出去影响很大，所以重劳动都由妇女来做。农村的妇女到底是厉害的，也没办法，壮劳动力都走了。还有把农民家里金银钢铁锡东西都拿走，烧小菜的锅铲，锅子，什么吹火的铁棍都拿去了，饭也没办法烧。还有橱门上的锁，大门上的铁锁全部没了，一无所有了，强盗也没了。那时光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没东西好偷了。彻底把农村弄穷，本来农村就已经很糟糕了，这三面红旗一来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把农村弄成这种样子。
一方面报纸上还在说八十年代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农村这种情况就是共产了，真是彻底共光。后来庐山会议出事，59年就是为了这种事情闹，我看彭德怀写的报告还是很肤浅的，他没有象我一样深入在农村，要是我写出来的报告要比他厉害得多了，他只是临时去调查一下已经不得了。 那时候毛主席也到嘉兴去看了，说蛮好啊，谁说农民都躺倒不干了，粮食种得蛮好嘛，农民还有力气还能种田，他讲没有问题。所以这种走马看花不行的，要真正到农村去生活。还有这样的事：肥料只施田边一圈，当中不施，所以土地越到里面越糟糕，外面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到里面没有肥料，弄到这种情况。
农民家庭彻底破产了，农民书没读，饭也没吃，衣裳也没穿，房子也弄光了，家里所以的东西都弄光，一样东西都没。所以这一次谈办人民公社的损失有多大？现在也没有统计过，这问题要研究，生产关系是对立的，阶级关系就是这样，很可以研究，这样的生产关系要不要改变？要改革的，所谓发展生产力，
生产关系要不要改变？不改革，所谓发展生产力是根本谈不到 。科学知识也没，连生产工具都破坏掉你怎么有生产力，所以不行。
一九五九年秋，青黄不接时期农村更严重，粮食不够吃，农民积极性非常不高，身体也不好普遍生病，但是不去劳动不行，还是勉强下地。这个奇怪，上面的命令主义非常厉害，说要放卫星，晚上也要做夜工。农村里怎么能够做夜工呢？晚上出工假使有月亮还好，没有月亮就没有办法。我夜里拿着手电筒，我有一只手电筒，是整个小队唯一的一只手电筒。拿着手电筒大家就这么挨着走，好不容易摸到田里，但不能劳动，眼睛看不见怎么办？大家就坐在田梗头，一坐下来就骂娘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骂，农民共同的意见就是饭没有吃饱，那时候没有工分，钞票也没有，劳动量大大增加，因为那时候要放卫星什么还有竞赛等等。在强迫命令之下必须要达到一千斤一亩。这个就不得了，所以农民就很不满意骂领导把我们农民当做什么，村干部比地主还凶，好像把我们当作奴隶样子。拼命骂。他们实际上到田梗没有什么好劳动，就坐在那里，有的老头子抽烟，有些人骂够了就在田梗里睡觉。天有点亮大家回来了，回来也没有东西吃。有的农民我看回到家里咸菜缸里捞两根咸菜吃吃，真是一无所有，困难极了。大家都非常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
这时我从报上看到发生庐山会议，说彭德怀是机会主义，小高炉得不偿失等，但对这事的性质不大明，没有讲内容，彭德怀讲了什么话也不知道。农村里是没有广播的，也没有收音机，我唯一有一份浙江日报才得知一点消息，详细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农民知道彭德怀讲点什么那就情况不一样了，彭德怀讲的话正是农民想要讲的话，没有地方去讲。彭的怀说农民苦，没有饭吃，大锅饭不好，反对搞食堂，农民也都反对这些东西。但是农村里一点也不知道，庐山会议在农村里一点也没有反应，也没有人议论。报上一点消息没有，只有批判。这个问题说明农村与世隔绝的，非常闭塞。在鱼米之乡的嘉兴尚且如此，在京沪杭铁路边上消息也这样不灵，在山区里你可想而知了。而且农民多数是文盲，他也没有钱订报纸，也没有习惯要知道外面的事情，就是种田吃饭两桩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农村照常平静无事。他只看到村干部，发牢骚就发在村干部身上，上面搞的什么、前途是什么都不知道。由此可知，农村闭塞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如何教育农民首先要使他知道国家大事，不知道你怎么教育他呢？这是当时我的想法。
我根本不能同家人来往，也没人来看我。沙文汉偶然给我来信，也不过讲家里的困难情况，他在杭州也苦得很，没有东西吃也都得了浮肿病，城市里一样苦， 他还节约了20斤粮票给我。看到前后隔壁比我还要困难，我还有点粮票，就都送给他们吃。农村里要弄粮票是很困难的。59年秋冬是最困难的时期。
突然有人来看我了，这人是我老战友的儿子鲍年方，一个年轻人，他在山东（注：应为辽宁葫芦岛）一个海军部队里做技术工作的，他父亲鲍浙潮叫他来看看我在农村怎么样，担心我身体不好。通过公社，大队，小队一直找到我，都知道他是海军来的，跑到我的地方谈谈生活问题，其他不好谈，政治问题一点不谈。想不到他回到葫芦岛以后糟糕了，嘉兴公社已经一封信过去，说此人来看过有名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 鲍年方后来就被处分，调到浙江被分配到萧山粮食局里，一直到现在已经退休了。对这件事我非常难过，他来这样看了我一次，我害了他一生。他是无辜的。从这件事看情况是多么严重！当时风声很紧，对右派分子完全当反革分子一样。那时我并不知道，后来回杭州后才知道。
还有一个来看我的是我母亲的老保姆黄阿翠，我母亲时时刻刻想念我，她冒风险来看我，使我很感动。送来白糖、饼干、猪油，这些东西农村里是当宝贝了。她一双小脚一拐拐地来看我，使我非常感动，吃的东西还是小事，我觉得还有人关心我，我非常感谢她。她对我很好，她说我没有罪的，说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喜欢批评人得罪了江华他们，她就是这么看，别的不知道，得罪了人，人家就要报复你，她只知道只一点。
后来北京大学放暑假时候我女儿也来看我， 突然之间来的，与阿黄姐同来，我女儿因父亲母亲是右派，北京大学要她断绝关系，我也没有想到她会来看我。 我的母亲对她讲你的母亲是很好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要去看，父亲也没有问题也要去看，她从上海到杭州，再到嘉兴这么一路看过来。她那个时候还没有入党，还是团员 ，她也没有跟我谈政治问题，她晓得政治问题不好谈，也谈谈生活上的事情，大概她年纪还小了那个时候刚二十岁，叫我注意身体等。她来看过我一次我很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农村这许多日子就这么两个人来看过我，其它再没有什么人来过了。不过她回去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北京大学还是比较开明的，入学四年多以后,1962年还吸收她入党 。 她是三好学生，功课也好，身体也好，学习也努力，北大很有名的，两个双亲都是大右派分子也是唯一的啦，但是她工作也很好，学习也很好。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 也挨斗、挨批。
9月份省里开会摘掉一些人的帽子，我没有希望，我也晓得问题非常严重。后来右派分子都要集中劳动，因为嘉兴右派多人分散。集中到余兴乡，这个余兴公社在我们那里不是很远 。有的农民来公社对我说：陈同志你到余兴去不得啊！这个大队长兼支部书记好凶，整人整得厉害，你去一定要把你整死。我说不会的，大概这个队长是有名的，所以要他管制右派分子。我隔壁的邬小四这位贫农特别难过，阿呀你要走了，他很难过。天冷了衣服也没有穿，后来公社给他一件棉袄，我要走了，他穿了这件新棉袄划了一只小船送我到余兴去。这个印象也是很深的，我在曹庄这么多时间大家都对我很好，最后还是个贫农送我到余兴乡去，我这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贫农也蛮好。可见我也不是资产阶级，这事对我精神上一种鼓舞很大。我走了他们感到很难过，他们也很留恋 ，他们并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余兴和里丈桥不大一样，这里户口好像更分散，而且住的不是和贫农一道了，住在食堂后面一间牛棚里，是真的牛棚。房子很小门也没有，窗也没有就黑鸟鸟洞洞一个地方睡在里面。牛也没有，样样都没有的，当然草是有的。后来农民说这个不行，没有门，风雨来一直可以飘到里边湿透怎么行？后来农民给我用竹蔑编了一道门，但窗没有的，在里面乌黑。我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在墙上挖一个小小的洞，有风进来。最好有块玻璃，但余兴乡没有一块玻璃（你看穷到啥程度）后来我去拾垃圾弄到两块碎玻璃，拼起来还可以，我就把它放在上面，于是这就是我的玻璃窗。这是不能忘记的一线光明。床怎么办呢？农民给我找来一只竹塌，一块钱，人家不要的破破烂烂的，一块钱买的。桌子是要写写字的，农民就给我做一个很小的桌子放在床旁边我可以写字了，真是上天了。这房子真小我就住下来了。隔壁是放柴的地方，这牛棚前面是个食堂，那时余兴乡还有食堂，还过食堂不一样了，不一定勉强你吃饭，来也好不来也可以的。这时大部分食堂差不多已经不办了。我就到食堂里去吃点饭，菜是一塌糊涂这就不要讲了。
在这个乡里，我遇到三个右派，两个是年青，部队来的文工团的算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是省工业厅厅长张光，我们两个被称为"沙、杨的哼哈两将"在一道了。这老兄在河对面，他在做什么呢？在食堂里面烧菜烧饭。他也很高兴，有一个右派朋友来了，同我聊聊很多东西，他同我讲了他为什么成右派，他是工业厅厅长，讲了一句话说是浙江没有煤矿，江华说一定有的。有没有你可以调查，说这也是一条罪名，是右倾，明明是很富的，你说没有。报上还登出来，真是笑话。硬说是有的，张光说是没有。其实最主要的事，实际上是他为杨思一抱不平，写了信给谭震林和中央 。 当时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不能多来看张光，偶然之间来看，不敢多接触。有两个小青年右派来看看我，他们胆大，后来有一个青年到八十年代还跑来上海来看我，我还活着呢。我看到有三个右派，余兴乡里有好多右派分子都在那里集中管理。我要看这个大队书记到底怎么样，这个人来找我了，对我还算好，态度也很客气，同我讲了好多生产上的事；小队长也好是个党员，还有一个他的兄弟，他的妻子还有一个小孩与我特别好，后来我生病发高烧全靠这些农民，为我吃粥烧开水，没这些人我糟糕了，我觉得还很不错 ，我同他们打成一片，农民就愿意把情况都告诉我。
余兴的情况同曹庄基本相同，都是在饿饭。 同我很要好的贫农家里夫妻两人一个小孩，现在可以自己烧饭了，但锅也没有了，这个农妇讲讲哭阿，我怎么办，这个小孩怎么办，我怎么养得活？她把这个小孩寄托给我了，在这里要饿死，说你回杭州去把他也带走吧，很可怜的。当时大家认为都会饿死的，我安慰说人民政府哪会饿死人呢？我五九年十一月份前后调去的，快到冬天。冬天不出工，我就是做点调查研究工作，冬天也可以种点菜，还有些不是顶重的劳动，家庭里做的这种手工编草等，没什么重大劳动。余兴地方我看比曹庄还要穷，也看不到猪羊牛什么，萧条的很。农民不敢养鸡鸭，也没什么东西好吃。城里没有鸡吃，蛋也没有吃，农民鸡是不大肯卖的，因为会生蛋。上面就派人夜里来摸，从鸡笼里偷去，这种事情很不好。我自己的鸡笼里也有两只鸡被给他们摸去 ，这种事情我觉得很不妥当，农村里根本不讲道理的，他拿了东西就算数，他也不跟你打招呼就这么拿去了你有什么办法？后来农民的兔子也被拿了， 羊都没有，你说农村怎么不困难。这是59年的冬天。
1960年的上半年也极其困难。春天到了，要我和农民一起种菜。凡是能吃的东西农民都不卖了。自己也不够吃怎么能卖给你？ 使我也懂得城乡的关系，农民不吃饱，城市里的人要吃是不可能的。60年上半年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后来没有东西吃了就吃草吃糠，很普遍的。这个糠很难吃的，饿极了也只好吃，说是味道不错的。我也吃，这很珍贵，你吃上一只糠团子已经蛮好了。有些人还不舍得给你吃。可见贫困。我不要紧，有粮票可以外面去买。后来有定粮了又好一点，半劳动力少一点，我还是按照城市户口给粮食，所以我的粮食还是有多，不是少。（粮票怎样寄给你呢？）粮票是我到嘉兴去拿的，每个月还有二十块钱。钞票多下来买药品，为农民做赤脚医生，自己买点吃的东西。我还不象他们那样苦，他们一无所有，我还有点余粮，变成是富农了。我最难过的是寂寞得很，没有地方好去走，没有地方好去谈，你也不好随便跑，顶多是到街上去走走，三四里路。
余兴有一个集镇，这种集镇都比较小有几家店，药店，糖果店售卖买吃的东西。农民买东西也到集镇里去买，卖出买进都是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到这个地方去买粮食买吃的。假使天不下雨我能走的，这是唯一玩的地方，街上的人也认识我了，街上商店的人有文化了，他们也看报知道我们是大右派。他们也不怕，问长问短，有的孩子读书读不懂也来问问我，我又做小先生了，他们同我客气的很，还常常拿出吃的东西卖给我，我也有些朋友了。他们不把我当敌人看，老百姓对反右斗争不了解，不知右派是个啥东西，从表面看我也不是个反革命，也没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普遍老百姓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级别很高的干部，何以到农村里来劳动不太懂，结果同情的人反而很多。我感觉在这样的处境下很危险， 反映上去就会说我在勾结农民 。农民里有文化的年青人我听他们在讲，假使我们再饿下去就只有抢粮食，这可怕了，他会搞的，不过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后来很快地粮食政策改变为没人定粮，这样农民好过一点日子， 只要还可以活下去，农民就不会暴动。真像曹庄这样饿饭，那在下去三天就快不行，马上就会发生动乱，这个形势我看得清清爽爽。
在嘉兴劳动 续
把猪集中起来养，这怎么可能？养猪要有现代的设备，他 一个农民有什么呢，一间空屋、一块空地里去养，猪都饿死了，一只只统统死了。养鸡也是这样，说是开养鸡场了，但养鸡场要有现代设备、高级饲料的，他们都没有，就拿了一根棒头去赶鸡，也活活饿死。就这样，猪、鸡样样都没有，最后人也快要没了，都得了浮肿病。我浮肿病生得非常厉害。有一天，小队长说没办法连粥也没吃了，只好睡在床上，怎么办呢？我告诉农民你们只好先躺床上，弄点开水喝，不会死的，如果不吃开水是要死的。 他们都听了我的话不走动。我也躺在床上，饿了一天。第二天小队长来打铃，说有粥吃了，大家快点到食堂里去吃粥。我后来问小队长，那里搞来的粮食？他说秘密告诉你，不好讲出去的，我是偷来的，从上交的公粮中偷来的用什么办法我没问，我说这真正要谢谢你，不偷来我们都要饿死。上面也知道这不是一个乡、一个村里面的事，嘉兴地方都有问题，都在挨饿。有些地方饿死人不少，我们这个队没饿死人是算好的。人是饿得生浮肿病，妇女 月经也没有了，就是这付模样。这是从58年九月开始到59年九月一年多一点，这一年当中最苦了。后来也苦，也挨饿，我在曹庄一年多就是这样过去的。
59年11月份县里召开右派分子大会。 嘉兴地方右派分子也不少，一个县内约有百把人。什么人呢？小学教师、干部、部队文工团的，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右派了。县里主要知识分子就是教师，我也不认得。这次会议表彰改造好的右派给以摘帽，是摘帽大会，有两个人上去被摘帽。说他们是劳动好等等就摘帽了，因此大家也放心，劳动好将来也有摘帽的希望。会后还请我们吃一顿饭，吃的菜是羊肉，从街上买来的羊肉。但这肉是非常不卫生，结果吃了以后大家都泻肚子，泻得一塌糊涂几乎要了命。幸亏我认得一个嘉兴的老中医，他给我一种秘方，大概是鸦片一类，用这种药吃好的，不然我老早性命没有了。后来这个中医我再去找过他，才知道他已被抓去，说他私自在开店，要他到工厂去劳动，不准再做医生，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据乡里、主要是公社里说，我们这批人都态度很好，你们都有希望摘帽子，农民都说你们劳动态度好。但劳动态度好没有标准，思想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我在农村确实学到不少东西，一方面是种田的技术，另一方面主要研究农村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前批判时说社会主义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厉害的形势，我在农村没看到什么阶级斗争，唯一的"阶级敌人"就是我 ，还有两个带帽子的地主就是敌人。地主是很听话的，不敢响了，我这个右派也蛮老实，有什么好斗呢？不过对地主还是在斗，有一个地主养牛、羊养得不好，大概牛死了，这事大了。他没有东西好罚款，只好罚工分，扣粮食，非常痛苦，这就是阶级斗争。至于人的思想是不管的，你在骂什么人不管，实际上农民在下面骂得一塌糊涂，上面是听不到的。你骂也好，苦也好，笑也好都不管。眼睛盯着的阶级斗争就是地主、右派，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农民互相之间到也团结的，因为大家都穷，矛头都指向上面，村干部、大队长等，这种人他们最恨。阶级斗争就是与这些人有斗争，最危险的时候是想暴动，他们偷偷地在讲我听到的，说反正没吃了我们去抢粮食，公开在议论这种事，假使进一步挨饿就要发展到抢粮食了。 我说这个事情你们千万不好搞，不可以去抢 。他们说饭饿怎么办啦，只差一点点就要抢了，公开抢不是偷。 到这样一种地步，所谓的阶级斗争。矛盾转移到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
这个情况大概毛泽东也看到了，所以后来食堂停办了，就是这个道理，搞了一年多弄不下去食堂关门，宣布自己去烧。可是回家去一样东西都没了真困难了。种田的肥料没有，后来说是用人脚在土地上踏来踏去以后也可做肥料，发动大家把泥土路挖出来去种田做肥料，你看可怜伐。这叫做地脚泥，用脚踏过的泥种东西也做肥料，去挖了送到地里，困难到这种程度。还有挖墙脚，据说墙脚里有硝盐什么，可去炼钢，墙也拆掉，土地被挖得一塌糊涂，灶头也拆掉。个别要查农民到底吃什么？我说没东西吃就这种情况。后来干部来搜，家家都翻箱倒柜，墙脚都挖出来看过，查你是不是有粮食，实在是没粮食，没东西吃，一无所有。尤其是地主家里被抄得最厉害，我没东西好抄，我只有粮票，最穷困时候有几户断粮了，我身上还有几十斤粮食，对这些困难的人，我就把粮票给他们，总算维持下去没死。他们非常感谢我，假如没这点粮票就要饿死。我少吃点，我因为胃病，吃得少，粮票就送掉一些，所以我和农民成为生死朋友 。每个月粮食我总有点多，都送他们吃的。年纪轻的人都叫我阿妈，对我非常好。
我在农村损失的是不能做其它事情，只能劳动，知识不能贡献。当时我听到杭州的消息也是很不好。从沙文汉给我的信里面知道他们也在饿饭，城市里也没饭吃，菜也没有。他们吃包心菜的皮，包心菜的皮不是当菜吃而是和粥烧在一起这样在过日子。还有家里一只铁锅坏了，全杭州市铁锅找不到。后来沙文汉写报告请求上级批准再搞一只锅，苦到这种情况。我家里二嫂还有两个小孩，慌得不得了小孩随便什么都要吃，可怜得很。沙文汉在杭州独自研究中国古代史，不给事情做，只好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史。大量的书是他大哥沙孟海给他的，什么古代骨甲文等都是古典书，那个还可以研究，现代的历史就不好研究。这个时期相当困难。
里面还有一段历史就是大炼钢铁，大炼钢铁在农村里也发生问题，把劳动力抓去炼钢，本来劳动力不足，再抽出去影响很大，所以重劳动都由妇女来做。农村的妇女到底是厉害的，也没办法，壮劳动力都走了。还有把农民家里金银钢铁锡东西都拿走，烧小菜的锅铲，锅子，什么吹火的铁棍都拿去了，饭也没办法烧。还有橱门上的锁，大门上的铁锁全部没了，一无所有了，强盗也没了。那时光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没东西好偷了。彻底把农村弄穷，本来农村就已经很糟糕了，这三面红旗一来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把农村弄成这种样子。
一方面报纸上还在说八十年代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农村这种情况就是共产了，真是彻底共光。后来庐山会议出事，59年就是为了这种事情闹，我看彭德怀写的报告还是很肤浅的，他没有象我一样深入在农村，要是我写出来的报告要比他厉害得多了，他只是临时去调查一下已经不得了。 那时候毛主席也到嘉兴去看了，说蛮好啊，谁说农民都躺倒不干了，粮食种得蛮好嘛，农民还有力气还能种田，他讲没有问题。所以这种走马看花不行的，要真正到农村去生活。还有这样的事：肥料只施田边一圈，当中不施，所以土地越到里面越糟糕，外面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到里面没有肥料，弄到这种情况。
农民家庭彻底破产了，农民书没读，饭也没吃，衣裳也没穿，房子也弄光了，家里所以的东西都弄光，一样东西都没。所以这一次谈办人民公社的损失有多大？现在也没有统计过，这问题要研究，生产关系是对立的，阶级关系就是这样，很可以研究，这样的生产关系要不要改变？要改革的，所谓发展生产力，
生产关系要不要改变？不改革，所谓发展生产力是根本谈不到 。科学知识也没，连生产工具都破坏掉你怎么有生产力，所以不行。
一九五九年秋，青黄不接时期农村更严重，粮食不够吃，农民积极性非常不高，身体也不好普遍生病，但是不去劳动不行，还是勉强下地。这个奇怪，上面的命令主义非常厉害，说要放卫星，晚上也要做夜工。农村里怎么能够做夜工呢？晚上出工假使有月亮还好，没有月亮就没有办法。我夜里拿着手电筒，我有一只手电筒，是整个小队唯一的一只手电筒。拿着手电筒大家就这么挨着走，好不容易摸到田里，但不能劳动，眼睛看不见怎么办？大家就坐在田梗头，一坐下来就骂娘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骂，农民共同的意见就是饭没有吃饱，那时候没有工分，钞票也没有，劳动量大大增加，因为那时候要放卫星什么还有竞赛等等。在强迫命令之下必须要达到一千斤一亩。这个就不得了，所以农民就很不满意骂领导把我们农民当做什么，村干部比地主还凶，好像把我们当作奴隶样子。拼命骂。他们实际上到田梗没有什么好劳动，就坐在那里，有的老头子抽烟，有些人骂够了就在田梗里睡觉。天有点亮大家回来了，回来也没有东西吃。有的农民我看回到家里咸菜缸里捞两根咸菜吃吃，真是一无所有，困难极了。大家都非常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
这时我从报上看到发生庐山会议，说彭德怀是机会主义，小高炉得不偿失等，但对这事的性质不大明，没有讲内容，彭德怀讲了什么话也不知道。农村里是没有广播的，也没有收音机，我唯一有一份浙江日报才得知一点消息，详细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农民知道彭德怀讲点什么那就情况不一样了，彭德怀讲的话正是农民想要讲的话，没有地方去讲。彭的怀说农民苦，没有饭吃，大锅饭不好，反对搞食堂，农民也都反对这些东西。但是农村里一点也不知道，庐山会议在农村里一点也没有反应，也没有人议论。报上一点消息没有，只有批判。这个问题说明农村与世隔绝的，非常闭塞。在鱼米之乡的嘉兴尚且如此，在京沪杭铁路边上消息也这样不灵，在山区里你可想而知了。而且农民多数是文盲，他也没有钱订报纸，也没有习惯要知道外面的事情，就是种田吃饭两桩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农村照常平静无事。他只看到村干部，发牢骚就发在村干部身上，上面搞的什么、前途是什么都不知道。由此可知，农村闭塞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如何教育农民首先要使他知道国家大事，不知道你怎么教育他呢？这是当时我的想法。
我根本不能同家人来往，也没人来看我。沙文汉偶然给我来信，也不过讲家里的困难情况，他在杭州也苦得很，没有东西吃也都得了浮肿病，城市里一样苦， 他还节约了20斤粮票给我。看到前后隔壁比我还要困难，我还有点粮票，就都送给他们吃。农村里要弄粮票是很困难的。59年秋冬是最困难的时期。
突然有人来看我了，这人是我老战友的儿子鲍年方，一个年轻人，他在山东（注：应为辽宁葫芦岛）一个海军部队里做技术工作的，他父亲鲍浙潮叫他来看看我在农村怎么样，担心我身体不好。通过公社，大队，小队一直找到我，都知道他是海军来的，跑到我的地方谈谈生活问题，其他不好谈，政治问题一点不谈。想不到他回到葫芦岛以后糟糕了，嘉兴公社已经一封信过去，说此人来看过有名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 鲍年方后来就被处分，调到浙江被分配到萧山粮食局里，一直到现在已经退休了。对这件事我非常难过，他来这样看了我一次，我害了他一生。他是无辜的。从这件事看情况是多么严重！当时风声很紧，对右派分子完全当反革分子一样。那时我并不知道，后来回杭州后才知道。
还有一个来看我的是我母亲的老保姆黄阿翠，我母亲时时刻刻想念我，她冒风险来看我，使我很感动。送来白糖、饼干、猪油，这些东西农村里是当宝贝了。她一双小脚一拐拐地来看我，使我非常感动，吃的东西还是小事，我觉得还有人关心我，我非常感谢她。她对我很好，她说我没有罪的，说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喜欢批评人得罪了江华他们，她就是这么看，别的不知道，得罪了人，人家就要报复你，她只知道只一点。
后来北京大学放暑假时候我女儿也来看我， 突然之间来的，与阿黄姐同来，我女儿因父亲母亲是右派，北京大学要她断绝关系，我也没有想到她会来看我。 我的母亲对她讲你的母亲是很好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要去看，父亲也没有问题也要去看，她从上海到杭州，再到嘉兴这么一路看过来。她那个时候还没有入党，还是团员 ，她也没有跟我谈政治问题，她晓得政治问题不好谈，也谈谈生活上的事情，大概她年纪还小了那个时候刚二十岁，叫我注意身体等。她来看过我一次我很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农村这许多日子就这么两个人来看过我，其它再没有什么人来过了。不过她回去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北京大学还是比较开明的，入学四年多以后,1962年还吸收她入党 。 她是三好学生，功课也好，身体也好，学习也努力，北大很有名的，两个双亲都是大右派分子也是唯一的啦，但是她工作也很好，学习也很好。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 也挨斗、挨批。
9月份省里开会摘掉一些人的帽子，我没有希望，我也晓得问题非常严重。后来右派分子都要集中劳动，因为嘉兴右派多人分散。集中到余兴乡，这个余兴公社在我们那里不是很远 。有的农民来公社对我说：陈同志你到余兴去不得啊！这个大队长兼支部书记好凶，整人整得厉害，你去一定要把你整死。我说不会的，大概这个队长是有名的，所以要他管制右派分子。我隔壁的邬小四这位贫农特别难过，阿呀你要走了，他很难过。天冷了衣服也没有穿，后来公社给他一件棉袄，我要走了，他穿了这件新棉袄划了一只小船送我到余兴去。这个印象也是很深的，我在曹庄这么多时间大家都对我很好，最后还是个贫农送我到余兴乡去，我这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贫农也蛮好。可见我也不是资产阶级，这事对我精神上一种鼓舞很大。我走了他们感到很难过，他们也很留恋 ，他们并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余兴和里丈桥不大一样，这里户口好像更分散，而且住的不是和贫农一道了，住在食堂后面一间牛棚里，是真的牛棚。房子很小门也没有，窗也没有就黑鸟鸟洞洞一个地方睡在里面。牛也没有，样样都没有的，当然草是有的。后来农民说这个不行，没有门，风雨来一直可以飘到里边湿透怎么行？后来农民给我用竹蔑编了一道门，但窗没有的，在里面乌黑。我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在墙上挖一个小小的洞，有风进来。最好有块玻璃，但余兴乡没有一块玻璃（你看穷到啥程度）后来我去拾垃圾弄到两块碎玻璃，拼起来还可以，我就把它放在上面，于是这就是我的玻璃窗。这是不能忘记的一线光明。床怎么办呢？农民给我找来一只竹塌，一块钱，人家不要的破破烂烂的，一块钱买的。桌子是要写写字的，农民就给我做一个很小的桌子放在床旁边我可以写字了，真是上天了。这房子真小我就住下来了。隔壁是放柴的地方，这牛棚前面是个食堂，那时余兴乡还有食堂，还过食堂不一样了，不一定勉强你吃饭，来也好不来也可以的。这时大部分食堂差不多已经不办了。我就到食堂里去吃点饭，菜是一塌糊涂这就不要讲了。
在这个乡里，我遇到三个右派，两个是年青，部队来的文工团的算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是省工业厅厅长张光，我们两个被称为"沙、杨的哼哈两将"在一道了。这老兄在河对面，他在做什么呢？在食堂里面烧菜烧饭。他也很高兴，有一个右派朋友来了，同我聊聊很多东西，他同我讲了他为什么成右派，他是工业厅厅长，讲了一句话说是浙江没有煤矿，江华说一定有的。有没有你可以调查，说这也是一条罪名，是右倾，明明是很富的，你说没有。报上还登出来，真是笑话。硬说是有的，张光说是没有。其实最主要的事，实际上是他为杨思一抱不平，写了信给谭震林和中央 。 当时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不能多来看张光，偶然之间来看，不敢多接触。有两个小青年右派来看看我，他们胆大，后来有一个青年到八十年代还跑来上海来看我，我还活着呢。我看到有三个右派，余兴乡里有好多右派分子都在那里集中管理。我要看这个大队书记到底怎么样，这个人来找我了，对我还算好，态度也很客气，同我讲了好多生产上的事；小队长也好是个党员，还有一个他的兄弟，他的妻子还有一个小孩与我特别好，后来我生病发高烧全靠这些农民，为我吃粥烧开水，没这些人我糟糕了，我觉得还很不错 ，我同他们打成一片，农民就愿意把情况都告诉我。
余兴的情况同曹庄基本相同，都是在饿饭。 同我很要好的贫农家里夫妻两人一个小孩，现在可以自己烧饭了，但锅也没有了，这个农妇讲讲哭阿，我怎么办，这个小孩怎么办，我怎么养得活？她把这个小孩寄托给我了，在这里要饿死，说你回杭州去把他也带走吧，很可怜的。当时大家认为都会饿死的，我安慰说人民政府哪会饿死人呢？我五九年十一月份前后调去的，快到冬天。冬天不出工，我就是做点调查研究工作，冬天也可以种点菜，还有些不是顶重的劳动，家庭里做的这种手工编草等，没什么重大劳动。余兴地方我看比曹庄还要穷，也看不到猪羊牛什么，萧条的很。农民不敢养鸡鸭，也没什么东西好吃。城里没有鸡吃，蛋也没有吃，农民鸡是不大肯卖的，因为会生蛋。上面就派人夜里来摸，从鸡笼里偷去，这种事情很不好。我自己的鸡笼里也有两只鸡被给他们摸去 ，这种事情我觉得很不妥当，农村里根本不讲道理的，他拿了东西就算数，他也不跟你打招呼就这么拿去了你有什么办法？后来农民的兔子也被拿了， 羊都没有，你说农村怎么不困难。这是59年的冬天。
1960年的上半年也极其困难。春天到了，要我和农民一起种菜。凡是能吃的东西农民都不卖了。自己也不够吃怎么能卖给你？ 使我也懂得城乡的关系，农民不吃饱，城市里的人要吃是不可能的。60年上半年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后来没有东西吃了就吃草吃糠，很普遍的。这个糠很难吃的，饿极了也只好吃，说是味道不错的。我也吃，这很珍贵，你吃上一只糠团子已经蛮好了。有些人还不舍得给你吃。可见贫困。我不要紧，有粮票可以外面去买。后来有定粮了又好一点，半劳动力少一点，我还是按照城市户口给粮食，所以我的粮食还是有多，不是少。（粮票怎样寄给你呢？）粮票是我到嘉兴去拿的，每个月还有二十块钱。钞票多下来买药品，为农民做赤脚医生，自己买点吃的东西。我还不象他们那样苦，他们一无所有，我还有点余粮，变成是富农了。我最难过的是寂寞得很，没有地方好去走，没有地方好去谈，你也不好随便跑，顶多是到街上去走走，三四里路。
余兴有一个集镇，这种集镇都比较小有几家店，药店，糖果店售卖买吃的东西。农民买东西也到集镇里去买，卖出买进都是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到这个地方去买粮食买吃的。假使天不下雨我能走的，这是唯一玩的地方，街上的人也认识我了，街上商店的人有文化了，他们也看报知道我们是大右派。他们也不怕，问长问短，有的孩子读书读不懂也来问问我，我又做小先生了，他们同我客气的很，还常常拿出吃的东西卖给我，我也有些朋友了。他们不把我当敌人看，老百姓对反右斗争不了解，不知右派是个啥东西，从表面看我也不是个反革命，也没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普遍老百姓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级别很高的干部，何以到农村里来劳动不太懂，结果同情的人反而很多。我感觉在这样的处境下很危险， 反映上去就会说我在勾结农民 。农民里有文化的年青人我听他们在讲，假使我们再饿下去就只有抢粮食，这可怕了，他会搞的，不过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后来很快地粮食政策改变为没人定粮，这样农民好过一点日子， 只要还可以活下去，农民就不会暴动。真像曹庄这样饿饭，那在下去三天就快不行，马上就会发生动乱，这个形势我看得清清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