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政协的五年

Title

在上海政协的五年

Subject

Rehabilitation and case settlement

Description

Five Years in the Shanghai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Shanghai, Tokyo, Soviet Union, Beijing

Text

*33盘

在上海政协的五年

在上海政协见闻。这要分两段时间，一段是我78年到上海后至79年11月平反之间的事体，这是摘帽右派，帽子摘掉并未平反。后面从81年到83年一月这三年又一段是改正以后。我在上海政协五年时间，大概是第五届。
先讲1978年1月回来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凡是派华国锋上台到我平反中间78年79年二年。这段时间我这个人还是被人家白眼相看，在上海政协以后人家是不睬不理这样一种态度，"摘帽右派"说我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我不是反革命也不能，我也非常苦痛，连办公室也不好进去，只有开会才能进。他们先把我编在政协外文编译小组，因为我是杭大从外语系来的。我以为要搞翻译什么，其实没有这个事，只是叫你挂个名就是了。没什么人理睬我。后来我碰到金学成，这是老朋友，文化大革命中吃苦头了。他刚解放出来，我也刚摘帽，被编在一个小组。金学成资格很老的，30年代在东京的时我们就在一起，他的党令比我还长。后来脱党了1929年就到东京去，不过他还是相信共产党，替我们做了一些情报工作，与我们经常有来往。日本回上海后他在沙文汉领导下面继续替我们工作。他翻译日文，同陆久之两个人曾翻译过斯诺的《漫长的革命》。我在东京的这一段历史是他证明的。审查我时。他们以为我在东京组织什么反革命勾当，金学成曾经给我证明，否则我过不了关。他对我也蛮好，我就到他家里谈了许多过去的事情。他告诉我，有人向他调查过我在东京的关系。他同陆久之很要好，都是搞情报的，但都不是党员。他同康生也认识，据他讲康生这个人很奇怪的，29年就在上海很阔气，住在一个外国人的医院里，要十几块银洋一天，进出都是汽车，还要金学成每天送小菜去，他就感到很奇怪，康生这个人到底在干些什么，中央也在调查这个事情。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很多事，他同陆久之有关系，后来同潘汉年问题也扯上关系问题就复杂了。金学成同沙文汉有关系，沙文汉解放前夜遇有危险就会住到他家里去。他家里很有钱，是工商界界的。他的家很大，在复兴中路。文化大革命把他家房子大部分都占去了还抄家。
金学成陪我到陆久之家里去，我就又碰到陆久之了。陆的情况也非常狼狈，他1955年就被捕，同杨帆差不多时候。被捕以后通过他的丈母娘陈洁如，蒋介石的的前妻，（也是替我们做过情报的）去找周恩来想办法，说明我们都是给共产党做情报的，怎么陆久之被捕了呢？经过周恩来批准，把他放出来了，但已经坐了五年牢了，本来要坐十五年的。东京回来有一大批与党有关系的人，差不多都被捕了，都说他们做特务。实质上他们并没有做特务。
在政协时候只有金学成同我接近，其他的人都不理不睬，不开会我也不去。后来我想去找找王尧山。王尧山情况也复杂，他是1954年就被柯庆施开除出党的。我们也是老相识了，我是由老保姆阿黄姐陪同去他家的。但那时他胆子很小，看到我表现很惊吓，话也不敢多说，好像不愿意同我谈话的样子。不过他妻子（赵先）到很热情，赵先也做过右派。我问王你到底为什么被开除的？他讲我也不晓得。我说我比你晚一点，我57年出的问题，这以前我从内部文件看到过说你是假党员，后来又说是胡风分子，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他说都不是的，只是当时，他们拿出一个文件，自己一气之下看也不看跑掉了，所以始终不清楚为什么被开除。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没什么事好干，就叫他去做中学里的一个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对他还不怎么厉害。他认为开除他的目的是为了夺走王的市委秘书长的位子，柯庆施要把张春桥弄上去代替他的职务，因此要搞一个罪名把他赶出去，他只知道这么一点。我说要抢位字是另外一回事，恐怕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我说刘晓是驻苏联大使，也把他抓回来是为什么？我认为这同潘汉年案都有关系，他不大同意，但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关键，解放以后历次运动把全部的地下党人都搞掉是为什么。赵先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也被斗得很厉害，胃溃疡病差一点死了。那时他们同女儿住在一道。她也在中学里面教书，都很害怕，他们不敢接近我，我也就不便多去看他了。
1978年情况很复杂，华国锋时代文化大革命根本还没有被否定。有一次叫我们去参观烈士陵园，我也去了，我看到柯庆施照片同烈士放在一起，回到政协以后，大家来讨论看了以后有什么意见，我就说柯庆施照片同烈士放在一起不好。柯庆施这个人很不好，他没有资格同烈士放在一道。这一炮打出去厉害了，上海统战部部长们吓坏了，说这个家伙来放大炮了，看怎么办。到还好没来追究，不过我当场就碰着钉子，柯庆施余党很多的。文汇报编辑部一个人就站起来讲，柯老有什么不好，前二天文汇报还把同毛主席一道拍的照相放在那里，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列主义者怎么不能同烈士放在一道？我别的不讲只讲一件事情，张春桥就是他提拔起来的，把王尧山赶掉了。这他不大好同我辩论，这种人懂得什么，只晓得摇旗呐喊，拍马屁。我也很火，我说在上海的四人帮这伙人都是柯庆施提拔的！他在上海抓了那么多人，这是不好否定的，反右斗争也搞掉一批。我这架大炮也很厉害，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他们想我这个人胆子够大的。当时凡是派在台上，还蛮危险的。这都是当时在政协里面的斗争，我认为并不是小事。 1978年下半年胡耀邦组织部长刚上台，形势比较有利，如不是他在台上那可不得了。
政协里面我也不敢多讲话，因为这个里面人太复杂。有些人晓得我的，其中有位政协委员XX （？）是董亦湘的弟弟，他来问我：你是从苏联回来的，知道董亦湘吗？我说是的，董亦湘被打成托派，这是冤枉的，他同孙治方一道的，大革命的时候领导孙治方，在苏联也在一道，两个人都被打成" 江浙同乡会"，还有俞秀松，董亦湘、（周达人）、孙治方等这批人统统反对王明，被打成江浙同乡会，后来到新疆去了，新疆当时的军阀统治者是盛世才，这个人两面派，同苏联也讨好，同国民党也讨好。他把我们共产党员的名单都开给国民党，也开给斯大林，这些人后来在苏联被斯大林枪毙，死得很惨的，其中有俞秀松和董亦湘，杨之华也在里面，但杨之华没被枪毙。他听后大吃一惊，董亦湘弟弟并不知道其事。他说你快向中央报告，他们还有子女都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到处在寻找下落。后来中国向苏联去调查的，那时已经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方面也把事情告诉他们了，董亦湘、俞秀松都被平反。俞秀松家乡还建了一个纪念馆来叫我题词，在上海也开过追思会。俞秀松、董亦湘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俞是第一任团中央书记，浙江人。我到了政协替两位烈士平反了，这是我在上海政协做的一件事。
以后我又发现许多人都蒙冤不白，更觉得要做一些事情替更多的人平反。我知道自己政治上毫无前途，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改正，但我一摸情况，发现上海许多需要平反的人都同我有点关系！到了上海自己虽没有平反，但人家都来找我问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说清历史，替别人平反。杨帆的妻子李琼来找我，看到问题越来越复杂。王尧山长期在上海，又做组织工作，本来可以在这方面做一点事的，但胆子小，他也没有做。刘晓还没有回来，我只能先做调查研究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是重大转折点，三中全会以后，很快华国锋下台了，胡耀邦做总书记，他要拨乱反正，为许多冤假错案平反。我也写了报告给他。华国锋下台，邓小平上台了，三中全会决议对于形势非常有利，这里面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党政要分开"，这证明我和沙文汉都没有错，我们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了。我心里想，真是太好了，可是后来这件事情就淡化了、不讲了，党政直到现在还没有分开，仍旧只是个大题目挂在那里。我认为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拨乱反正，要党政分开。这个不分开将来还要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写了《党政必需分开》的文章。
1979年北京还发生北京之春，后来中国同越南打仗了，国内形势紧张起来。这打仗为啥事，我到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奇怪，过去要拼命援助越南，后来苏联帮助越南，中苏关系很不好，苏联又和越南一起在中国边界骚扰，中国又把越南当作敌人狠狠地打。这种事情太难理解了，这实质上是中苏之间的一种战争，越南不过是充当傀儡而已。中国同苏联关系相当紧张，还有阿富汗战争也发生，国际上很动荡，国内也很动荡。那时要求民主的呼声很高，北京的青年去贴大字报，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改革。魏京生贴大字报，后来魏京生被捕了说是泄漏机密。魏京生当时拥护邓小平的，后来又把他抓起来，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是说不清楚，肯定是有难言之隐。总之，这时的中国政治制度改已经革走到了歧途上去了。假使沿着老的政治道路走下去，仍旧原封不动，不改革是不行的，可能还要反复。当时我看华国锋的姿态就是这样，他继承了毛泽东的一套，要改革，怎么改革没有方案。要党政分开实际上很困难，也没有人敢再提这个事。
（要补充一段）1977年上海发生王申酉事影响很大，王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这个档案馆应当查得到，你们档案馆一定要存档。这个人本来读物理，后来读经济了，专门读资本论，资本论读得越熟，对毛泽东就越有意见，这个人很用功《资本论》读得非常熟，可以背出来。他在华师大读书时发表了一些演讲，被打成反革命，送去农村劳动，在农村时继续读资本论，研究农村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得出结论是：毛泽东是农业社会主义。华师大的左派，党委书记将此事报到普陀区委。华东师大提出来要枪毙，区委升级为死刑缓期，送到上海市委，就决定不经任何申辩，立即执行枪决！法院院长宋季文，市革委会书记是海军来的苏振华，当时凡是派调来了七个人工作组，这些人都左得很。王申酉是一个青年思想者，他被枪决在上海震动很大的。79年胡耀邦上台后为此案平反，我自己平反以后看到了有关此案的全部文件，后来报纸也有登的。只是说王申酉是好同志，研究经济的，详细情况没讲，为什么枪毙也没讲，我听了非常难过，我知道一点他的消息了，对他非常感佩。我很希望读到他的文章。
这个时期中央有一批老人大多恢复原职，这批人对毛主席忠心耿耿，自己做了走资派也还忠于毛，仍旧要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批人中有姚依林、陈云、薄一波、宋任穷都是非常忠心的，顾问委员会这批人包括江华、陈丕显等。原来是蒙毛主席的恩，后来被四人帮打成走资派，现在恢复名誉官复原职，他们不高兴吗？他们拥护旧体制，这股势力相当厉害。我觉得邓小平这只棋子走错了。这种人是不能够简单恢复原职、比如浙江仍旧是陈伟达、李丰平，江华自己做全国高等法院院长，这些人根本没有改革思想，他们只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你还给我权力我就用，就是这种人。他们对于广大受害者毫无同情心。象我这种人都是他们害的，他们怎么会同情你呢？怎么会同意你平反呢？当然不会同意。平反的过程中待遇也不同，走资派全部财产发还，恢复名誉，恢复待遇，象我们就不一样了，除了帽子摘掉以外，根本没有恢复党籍，原职原薪都没有的，仍旧把我们当敌对分子对待。把你帽子摘掉就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这就是凡是派搞的。
我在政协里能听到一点呼声，不过所有的人都是心有余悸，老实讲我同民主党派秘密谈心，他们说出来开会，老婆就会再三关照他可不能在会议上讲话，你已经害苦了我们一家，你要是再讲错一句话，我们饭也没有吃了。所以当时流行一套话，到了政协有一套假话，仍旧拥护毛主席，心里是另外一套，不服。但对党马屁都拍得十足。我一听你们这都是讲假话，我都知道。可怜这些人都是被打得遍体鳞伤受尽苦难的，那时还都没有平反。政协是牛鬼蛇神大杂烩，陆怡这些上海著名右派分子都在政协，不过政协去去也有好处，可以经常听报告。夏征农，陈沂的右派帽子摘掉后也到上海来了，他们也到政协里讲话。这里讲话的人各种各样都有，有走资派，有右派，那时的思想相当混乱，我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相当艰难。
我问题还没有解决，总觉得还要吃苦头，虽然是放了两炮，总也有点担心，我女儿也对我说你不要外头去讲，没办法，有时候忍不住总归要放两炮，老毛病又发了。我自己晓得我的病根很深没治了，不过有胡耀邦帮忙，没发生事。人家看起来我这个人可怕，至少不是个驯服工具，永远不服，一定要讲话的这样的一种人。但也没有大碍，因为我没有权，政协委员有什么权？只有听报告参观，别的一样事也没有，工作也没有。1979年9月份我改正了，浙江省委给我做结论了，正式落实好已经12月份。
我就这样进入了80年代。改正以后我升级了变政协常委了，工资恢复了，党籍也有了，这一来就有一点工作好做，参加政协文史委员会当了副主席，同文史工作又挂钩了。文史委员会去了就要写文章的，文史委出版的一些东西，有好多文章都是我写的。陆怡是文史委办公厅主任，我同宋日昌在一道，此人很左， 80年代了，他还骂陆怡你是右派分子。陆怡气得不得了，我说他已经平反了你怎么叫他右派分子啊？你看80年代宋日昌还是这么厉害，这种事陆怡永远不会忘记。（文史委员会主席谁？）主席是张承宗，他不会来寻我做啥事体，对我有点有意见的。我说写历史要从头讲起，他只写19 47年到上海，他当市委书记到解放这三年的事，我说文史要从头写，不是写最近的东西，那个时没有老材料，他只根据自己知道的东西写。从前上海的历史他不知道，上海什么时候建党，三十年代的事不晓得的，四十年代前期的事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这样编写的上海文史资料就有局限性，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陆怡是菲党员。宋日昌是后来进来的，他不知道上海的历史，宋日昌原来在南京市委，后来被捕了，历史情况不清楚。但柯庆施喜欢他，杨帆还是他去抓的，做过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做政协付主席。我同这些人没有什么好谈的，立场观点不一样。潘汉年的问题不好写的，认为潘仍然是反革命，他们还当权。当时政协里的领导人都是非常积极的左派，都是积极反右，反潘汉年的人。只有我写过去三十年代的历史，写人家不知道的事，我要写替人家平反，澄清历史真相。如：关于何孟雄烈士的历史，他当时还没有被正式平反，我还写了在莫斯科的历史。在文史委有个好处，可以看到很多内部文件，我可以到办公室里去了。我坐的一张桌子是付主席龙跃的，龙跃生病从来没去坐，我就在那里坐着天天看文件，补课了许多课。这补课很有意思，使我知知道了以前不知的许多内情。我需要重新学习，很多年不看党的文件了。
但我想到一个问题，沙文汉还没有平反，他不平反我仍旧是反革命家属。沙文汉不仅是右派问题，还在说他历史上有问题，这与我是有关系的。我就要考虑沙文汉，潘汉年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有联系的。1979年刘晓与张毅一起，从北京来住在东湖宾馆，我看他的结论，里面尾巴留得很大。他是68年被捕的，从阿尔巴民亚调回北京，结果刚下飞机就被抓起来去批斗，说他是特务就关进去了。我问他到底为什么事，他也不清楚。王尧山也去了，两个人都不清楚。我同他们讲，这个问题其实很清楚，根本问题是把我们都看成是特务，因为我们同潘汉年、扬帆都有关系，江青同毛泽东结婚的事也拉在一起，这个江青恨不得我们这些人立即枪毙灭口，因为江青的历史假使被我们这些人说出来，怎么办？这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毛主席糊涂，同一个女特务去结婚，把那么多的老干部都杀掉，斗死。刘少奇、潘汉年都弄死了，刘晓搞得瘫痪这个样子，我同王尧山还好没死，沙文汉也死了，杨帆弄得半疯已经不行了，真太残酷了。刘晓讲不清楚，我只好找张毅，我说看刘晓的结论，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说他也被捕过，你也仍旧是反革命家属，没解决问题，这个官司非打到底不可，首先要把潘汉年的问题弄清楚，我们同他是什么关系。她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商量一下还是要到北京，后来张先到北京，刘晓在上海，刚巧陈云来找她，陈云也说潘这个案一定要解决，后来张毅叫刘晓赶快回到北京，陈云和刘晓两人签名向中央组织部报告，要求组织专案审查，80年开始真的就查了，后来审判四人帮，这是是平反的高潮。
1982年九月份潘汉年平反了，沙文汉也平反了。我到82年沙文汉平反以后才算彻底平反。反革命家属不做了。我在政协的五年是非常混乱的五年，但是经历了这个问题，凡是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两年损害非常大，使许多事情弄不清，当时就应把文化大革命认真总结，但牵涉到毛泽东问题，文化大革命又被淡化了。毛泽东这个人的是非，到现在还搞不清，有的人完全否定，有的人完全肯定，这都不大对，毛泽东有两面性的，有革命的一面也有不革命的一面，这么多人杀掉这肯定不行，你同反革命分子混在一道怎么说？"四人帮"、康生都是反革命，而被打倒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里面优秀的人，象刘少奇、彭德怀这些，你怎么交代呢? 我到现在也不高举，我举不起来，永远不会高举，毛泽东的确犯了大罪、不是小罪，中国几乎亡国亡党。如果他不死"四人帮"当权还得了，我们这种人不会活下来，总归死了。
1979年是关键的时刻，这里我感到胡耀邦功绩很大，他把那么多的人都解放了，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弄不好会自己完。历史上不好忘记他，要好好评价。他是真心想要研究这些问题，想要改革中国的政治，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胡耀邦在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就是根据一篇文章南京大学的老师写的，他觉得很好，中央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唯一"这两个字是他加的，如果真的照此办理到也好了，可惜没有做到，真理是真理，实践是实践，这两个东西没有统一，结果他含冤而死。当时胡耀邦能够继续当权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好了。赵紫阳比胡耀邦差了，在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是造反派，这是赵紫阳问题发生以后传达出来的，是华国锋揭发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把省委的图章都交出来给造反派，而且揭发陶铸，陶铸是省委第一书记说这他是走资派，陶铸不是斗得蛮厉害的吗。这怎么行呢。后来他调到四川去做省委书记去了，没有事情了。等他自己出了问题后，华国锋把这件事揭发了。一个人做了坏事总没有好结果。赵紫阳有野心的，反胡耀邦他也参加的，胡耀邦被打倒后，他身居两职，第一书记兼国务院总理，这一上来就不行了，"一切向钱看" 是他讲的。赵紫阳在四川有点功劳，但一上台不行，一切向钱看这是什么话，我第一个反对，这怎么得了，我也没地方揭发只好自己讲讲。这完全是金钱主义。如果我在台上又要和他斗了，还好我是台下是观众。这方面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赵紫阳的错误在这方面，不是反对屠杀，这是他立了一功的，我可以这样讲。但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方向错了。永远不能够提" 一切向钱看"。（这句话是伊讲的啊？）人民日报头报头条标题都是这样写的，这没有错的，赵紫阳提倡一切向钱看，不是在内部讲的，报上发表的。
到了80年以后我又开始有活动了，我是党员了。北京全国政协开文史会议我做了上海的代表。我以副主席身份同陆怡两个人去的。到全国政协以后我看到了很多人，这时孙治方还活着，很多人都认识，了解到很多内幕。我到中央组织部要求为沙文汉平反，没有办法我碰了钉子，什么调查研究都是空话，他们主观上认为就是了，完全靠人事关系，后来改正还是谭老板（谭震林）帮助我的，谭老板和我没啥关系，但这人还是比较正直的，是他主动来找我的，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他同沙文汉关系比较好的，同在华中根据地工作，有所了解，他不相信沙文汉有这样的事情，他调查下来没有这桩事是诬告，所以他主动出来替沙文汉平反。这是偶然的一次机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党纪国法实在不存在，完全靠私人关系，假使没有谭老板又会怎样了呢？不能平反，到现在我还是反革命家属，大批人也不能解放，想想也很可怕。
胡耀邦对全国党史委员会很重视的，他调冯文彬负责党史工作，我同中央党史办就挂上钩了，冯经常来找我开会。81年去南京开了全国党史会议，看见陆定一和谭老板在那里吵到底有没有28个布尔什维克的事。最近这篇文章（关于莫斯科问题）我在整理，好了以后叫人送给你档案馆，这是很可贵资料，应当保留。中央党史办好几次要我到北京去开会，讨论28个布的问题，还有为了"重庆号起义"问题，也去了好几次。
重庆号起义问题纠纷多了，一个已脱党的党员说自己是领导重庆号起义（的唯一党员），他想不到我这个右派还会平反，他以为我这个人不会出来了，他可以胡说八道了。重庆号上许多起义将士被他打倒，污蔑他们是（反起义的）反革命。假的说是真的，真的说是假的。我幸好是改正了，这批人都来上海找到我，要求申冤。我必需要出来讲话了，他们这个里面有宗派。后来我也去找过叶飞，他做过海军司令，他说这个事情我管不了，他们有派性，他自己也被人家弄走了。再找谁去呢？我不了解海军里的情况，我就照事实讲，永远不说谎，我同任何人都没有宗派关系。那个脱党的人（当时已经在海军政治部当了大官），他要我承认我（在南京地下时期）领导过他，我说我没有领导过你，照他看来我领导过他，这样我们两个人就都有功了，但我坚持说我没领导过你，而你一个非党员怎么领导起义的呢？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在上海政协的五年" (Five Years in the Shanghai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