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秘密斗争

Title

在南京的秘密斗争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The Secret Struggle in Nanjing

Creator

陈修良

Date

1996

Format

pdf

Language

Coverage

Nanjing, Shanghai

Text

*11盘

在南京的秘密斗争

接下来再讲我到南京，怎样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南京的事情，我1945年十月底双十协定以后半路里要我回到华中，后来要我做城工部的工作，南京工作部设在六合。国民党撤毁了双十协定后打仗了进攻解放区，六合被占领，我只好回到淮阴，主要是讨论南京工作怎么做，已经是46年的二三月了，三月底我见到刘晓，他从延安过来的。那时中央决定要打仗了，要刘晓回到上海组织上海分局，主要是领导国民党区域秘密工作。南京局是周恩来领导的，是对外公开的工作机关。公开与秘密要严格分开，刘晓搞秘密的一条线。三月底刘晓到华中分局城工部，城工部部长就是沙文汉，刘晓就去找沙文汉，我和他碰到，他就找我谈了，他问我：你要到南京去了去吗，我说是的，他就同我讲了几个问题，他说中央现在是要两手准备，一手是打，一手是和平，打的可能性大，所以我们不能以为是和平统一马上就可以实现。国民党已经进攻了，进攻六合说明问题很严重，叫我不要暴露，也不要去找周恩来那面，这不可以，他还说自己要到上海去了，到南京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到上海来找我，接头地方仍旧在我家中，他同我约好让以我母亲名义通知我回上海就行了。
当时另外的任务就是提出要和平统一，建立和平自由繁荣的新中国、反对内战，这个是组织群众的一个很好的口号，假使我们工做了好也可以压得他们不打内战，坐下来面谈，召开国民会议。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召开国民会议，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这个局面是要和平，刘晓说这种局面也可能是完全没有了，要我做两手准备。同时他还派了两个干部给我，一个是卢伯明，搞情报工作的，一个是王明远，搞学生工作的。这两个人过去都是从上海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他们在七大以后同刘晓一起回来的。刘晓讲南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搞情报，因为这是首都，要打倒国民党必须懂得敌人的情报，所以要有一个情报工作，这情报不能同南京市委地方工作混在一起，是单独的，情报部门只能同上海分局发生关系，由我单独领导，个别联系。情报工作很重要一定不能破坏，一破坏要影响到上海分局。一直到南京解放，我就一直单独领导南京情报系统。他特别关照上海分局的负责人中刘少文在搞秘密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许多指示都从是南京发出的，此外南京还要搞学生运动，南京学生非常多，有十一个大专学校，比上海是少了，不过也很重要，王明远他是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后来在上海，我也领导过他，这个人搞学生运动有经验，所以分配给我，派来这样两个干部，这两个人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刘晓就到上海，我到南京，我们在上海接头。
我到南京大概是4月中旬，南京的情况我在南京城工部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了解。党员顶多只有一百人左右，而且分散于各个系统，因为没有上面统一领导，不是集中一个组织，各个系统各管自己。主要由上海地下党派去的南京工作委员会有这样一个机构，人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云端"（？）是谭震林那里派来的，"云端"的负责人叫方休，他下面有一些党员，有新四军的"二师"、"四师"、"七师"，都有一些人，以及华中分局情报系统的一些人，有很多系统驻在那里，各系统彼此都不相关，环境不大好，我去的任务是要整理，把它们合并，建立起南京市委的统一领导。
到南京我第一步考虑问题是我这么一个人进去怎样立脚？我去的时候他们南京派两个干部来陪我，我在南京一个人也不认得，人地生疏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大问题。南京戒备森严，形势比上海严重得多了，国民党特务像狗毛一样多，我这个人不好碰到特务（注：有很多莫斯科回来的同学投靠国民党都在南京）我一碰到就完蛋，这是一个大问题，并不是我一个人生命问题，整个党的关系很重要。进去以后开始住在一个同志（注：朱启銮）家里，长住总不大好，人家说这个人一天到晚不做事情，是干什么的呢，虽说是女人也不能够这样。后来另外住一个房子找一个女同志（注：金展晖）同我一道住，因为国民党要查户口，一家一户要抄，防共产党防得很厉害的，我们也晓得查的目的就是要查共产党，我很警惕，两个女人住在那里没有工作，又不是南京人，是干什么的，一定要发生问题，不好住下去。后来想办法再住到别人家家里，我当附属人口，我不是户长，这顶要紧，找了一对夫妻有职业的，一个教师，一个当工程师（注：柏焱夫妇）我就算他姑妈，我就姓张，张太太，姑妈不晓得算啥东西，就待在人家家里，算附属人口。这同志也有小孩，我做家务，领领小孩总可以的，做家里的事情啦，文化没有，也没有职业，这是最好的职业啦。所有的男同志没有职业都不行，都要职业化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有一个好的条件是一个女人，而且年纪也比较大三十多岁，人家不注意，一个不知事理的家庭主妇，这可是很好非常安全，如果没有人告密我不会发生问题，如果自己暴露碰到特务就没办法了，除此以外我不大可能被捕，我的安全就这样搞定，
我们的领导关系，属于长江以北的华中局，这很困难，过长江很困难的，怎么去领导南京，想什么办法呢，采取交通员，有六、七个交通员来来往往过长江，接头，这也非常困难，路上也不好带什么文件，完全靠政治交通口头讲，这话可靠不可靠也讲不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事。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大概到七月底，国民党公开进攻解放区了，和与战的问题基本明确，要打仗了。这也好办，我就做秘密工作，刘晓通过我母亲写信来叫我回上海一次，我就回来了。住在我巨鹿路这个房子里，我与刘晓在亭子间见面，两个人做了谈话，对我印象很深。他说："现在形势已经明确，我们需要长期坚持了，至少五年到十五年，那个时我们的头发都白了，你能坚持吗"，我说我能坚持的。五年到十年啊，乖乖。他说：那就好，我们都要坚持，以后你们南京市委的关系属于上海分局领导了，不能够再同华中局联系了，他告诉我中央的意思华中局城工部要撤消，沙文汉也要回上海来，刘晓把他调回上海来工作，估计他马上会来。不久后沙文汉是回上海来了，我仍旧在南京，我也安心了，我的命运就是做秘密工作。当时也没有想到解放战争三年就成功了，不过长期打算还是要的。中央当时"十六字方针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 这一直记得的，要防止急躁冒进。我们过去犯错误都是这个毛病，心急得不得了。
形势是非常不好，那个时候我们解放区还很小了，国民党最讨厌美国派顾问团就在南京美军顾问团在南京，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国帮助的，武器弹药连士兵吃的东西也都是美国货，奶酪、巧克力、咖啡，中国士兵饭都没有吃，吃这种东西，洋大人这种口味，我觉得蛮可笑，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中国士兵只要有点饭吃就行了，高级东西也吃不惯，这很有趣，我就这样住下来。
（1946年）五月一号南京市委在一个同志家里开会宣布成立，市委有五个人，我是书记，付书记叫做刘峰，委员：方休、朱启銮，王明远五个人。刘峰原来就是南京工委的书记，增加我同王明远两个。方休，朱启銮同刘峰来就在一起搞工会，南京市委就这样成立了。但我考虑这个我们人数非常少，分许多部门，什么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再到底一个也没有，怎么办呢，就我们五个人分头去领导各个系统，下面设立工人工作委员会，这是一定要的，学生工作委员会也要的，另外有公务员工作委员会，这是特殊的，南京的情况是机关多，有二十几万公务员，他们也都是基本群众，所以建立一个公务员委员会，开始朱启銮去领导，后来是另外派人去领导，公务员委员会书记王嘉谟，这个人刚刚逝世。公务员范围很广，党政军机关都有，连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面也有。我要做情报工作就必须要找这些人公务员，学生里面没有情报好做，许多事情不了解怎么做，那象瞎子一样。南京的工人数量很少，大概那时只有一万多人，也没有啥工厂，主要是铁路工人，邮政工人，最大的是一个化工厂，其它是商场、商店，工人数量很少，学校到蛮多，大中小学很多。南京是：公务员多、学校多，还有警察多，特务多，这好比是个老虎口，你进到老虎口要准备给它吃掉，弄了不好就落入虎口，但不进到虎穴里面又怎么抓到虎子，这要下决心。
我研究南京的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八次被破坏，市委书记有的是牺牲了，有的是叛变了，我是第九个，我也是准备牺牲，准备让人抓走，也想好在这种地方不准备牺牲是不大可能的，五年到十五年这就很难讲了，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接受过去血的教训，避免王明路线，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我有经验，因为教训太多，我决不再犯这种错误。我发誓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党一定要放到群众里面去，也不搞机关，所以我没有建立机关，没机关的，南京市委没有机关，这非常重要，把党的组织放到群众里去，这是最好办法。要么你把群众都抓起来，那人家不是共产党，这方法非常好。抓去的学生领袖都是我们党的干部，他就是学生，你抓他干什么呢，你讲他是领导干部，但他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没有证据）。这好像军队把党的指吸收在里面了，我用这个方针在南京就把党的路线放在里面，没有机关，也没有文字。我经常在检查下面，你家里有没有写出来的东西，通讯地址之类最不好，这不能有，也不能够发文件，我就没有发过什么文件，南京市委没有文件、没有文字档案。上海局有两个文件，一个是48年论京沪形势和任务，还有一个是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两个文件，到解放现在只有两个正式文件，其中没有南京市委这一个名称。敌人无论如何想不到南京还有这么一个共产党组织，他很安心，认为南京已经没有共产党了。我呢也就用这个办法，对外也没有声张，也没有去号召，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包括我自己，你来抓去，我是一个家庭妇女而已。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危险，假使抓去了，查我根底，你到底那里来，有没有财产，在这里干吗，这可是件麻烦事情，有钱的太大，张太太很有钱，太太你这个钱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个店或者什么东西呢？因此，上海局刘晓、刘长胜两个书记就找我谈了，他们在南京有一个店叫华德电料行，买电器电灯泡这种东西，他两个都是老板有股票的，同上海的几个资本家大家集资办这么一个店，是个电料行，其中还有一个人就是史永，史永就是沙文威，沙文汉的弟弟，也是老板。这个人被派到那个地方去做"老板"，他长期是做情报工作的，人在南京从事情报，但由上海分局领导。他同我没有直接组织关系，我始终没有把他弄到南京市委里面去，因为他上海有关系，万一破坏了会牵连上海分局。刘长胜也关照我们千万不好把史永并到南京市委里面去，他也是对的，他搞他的情报，在我领导下面两个情报系统，后来史永的情报部们我把它改为策反部，专门搞国民党策反，一个情报、一个策反。两个系统同南京市委没有关系的，单线领导，除非我出问题了，没有人知道。
用这样一个办法，我是老板娘，他们的股份让给我，刘晓、刘长胜的股份当然也是假名字，先要去办手续。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清楚，反正解放以后我把这些东西都交出去了。我就这样做"老板"了，万一抓去了，我是就华德电科行老板，后来我索性住在华德附近我就是老板娘。
华德还有一个经理叫鲍淅潮，他是一个老党员，这人关系很重要，鲍浙潮这个人当经理，他是公开的，租有一个房子，我解放前就住在他家里，这个房子的房东是个特务，你说可怕吗。因为我是老板娘店是我开的，他也不在意。人实质上是特务，后来解放后他讲的！平时白天我不大好出去的，万一碰到人不大好，夏天顶好了，带黑眼镜，下雨拿个伞人看不见，一般不出去，黄昏夜里出去，走路总曲曲弯弯走，南京这地方很奇怪，不是大马路，走小弄堂，通过人家家里可以走出去。我就走这种怪路。从来不上商店，电影也不看的，公共场所绝对不去。这个办法很好，夜里出去有一个说法，打麻将、看电影，问张太太你到啥地方去，我去打麻将，人家认为我这个人很开心，每天夜里去玩。实质上这一年是最辛苦的一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情况。其间还搬了好几个地方，不能老住一个地方，我是狡兔三窟住的地方不是一个，姓氏也不一样，身份也不同，非常灵活。有一次住到史永那里，史永在中央研究院里工作，这是朱家骅机关。我住在朱家骅的地方，反而非常安全，你索性住在他那里倒方便，我利用各种条件应付危急，从来没有出过事。关键是不能让敌人晓得有这样一个人，或者南京有一个地方党组织，共产党员有几个人，这个就不好了，只看到群众运动看到共产党的活动，但是你不能确准这个人机关在哪里，吃不准，即使被你抓起来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会说不是，什么人同你联系，没有，因为联系人也是群众里面的，是学生，是工人。
我们有个工会委员是很重要的干部，（注：彭原）认识我的，南京市委的这些人他也都认识，被抓以后无论如何不承认，不招。我们南京组织一共被捕过五个人，两个工会委员最重要，三个学生领袖都，没有一个人承认党的关系，没有一人投降，也没有一个烈士，这个是好事。我非常开心，我自己觉得心里舒服一点他们没有牺牲，被捕只是吃点苦头，总之没人牺牲过，这是事实，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都破坏得很厉害，这就是我的理想实现了，我理想认为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我还是能够生存，我一定要摸出这个规律，恐怕这个规律现在全中国最好的经验是南京。
后来是一致公认的，在最艰苦的地方没有破坏过，没有一个烈士牺牲，（工作也做的蛮好）不破坏是最难的一个条件，用过去的经验是这样的，你还没有做什么事，人到先捕去了，这就完了，而且这一来就是一批，一个人被捕要牵连到许多人，所以当时的秘密工作要弄到什么样子，即使你被捕了，你不至影响到其它的人，吃官司只好一个人吃最好象上次我被捕样，我一个人上海吃官司，其他人没关系，即使枪毙也一个人无所谓，最怕一大批。最危险，所以平常组织工作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没有文件，没有地址通讯，没有名单也没口供，即使万一有人被捕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很有道理（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口说无凭，这个我理想达到了。
南京这五个人怎么分工呢，我同刘峰是书记，主管工会工作，它下面还有工人工作委员会，朱启銮管教师，公务员，王明远管学生，方休主要管商店职员这类，还有小学教师，我总管，我只要不被捕，他们不会出毛病，即使出毛病一部分割掉了，我还有其他。互相之间没关系，不许来往，五个人也不好经常开会，我开会三个人顶多，或者一二个人，因为你家里跑来四五个人不行，不好开会这很危险。开会也要同周围环境照顾好，来许多人或者吃饭来了，过年过节总也有个名堂。南京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很可以总结，这也不是我发明的，刘少奇在北方局的一篇文章对我教育很大。提出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这篇东西我读读很有意思，我就具体实行，你讲的是原则，我是具体执行，怎么使它公开，公开是为了发动群众秘密是为了保存自己，本来是矛盾的东西，矛盾统一，这是辩证法了，我这辩证法用到这个里面去了。我觉得南京党有这个特点很重要的，（有好的经验）。
一次我在抓情报工作中知道方休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他的老婆有个弟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管电台密码，全国军统密码在他手里，这人也幼稚，他住在方休家里，因为是亲戚，说住在家里也可以，这个密码放在他家里，箱子也不盖，这出问题（大意了）方休也很警惕，知道妻弟的身份，他老婆发现弟弟带有军统特务密码，方休马上通知我了。有这样一个好东西怎么办，好极了他自己送来了，方休把它偷出来我马上送卢伯明，说这是军统特务机构密码，你赶快抄，他同他老婆还有另外一个三个人一下子就把密码都抄出来，那辰光也没有复印什么（拍照片）也不行，抄出以后仍旧放好，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就派卢伯明到上海交给刘少文，刘少文在金陵东路20号，我还记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刘少文秘密机关，专门接收我们的情报，我就派人送给他这个东西，很快就送到延安了。19 46年下半年打仗打得最激烈，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后来中央来一个电报嘉奖我们，说这是立了大功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他们都晓得了，情报工作第一炮就打响了，一切任务要服从战争的胜利，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做这种军事情报，当然政治经济也重要，最当时迫切的还是军事。但是，解放后我们这些人都被打成" 特务"，方休在文化大革命被活活整死了，我非常气愤，从这件事我影响非常深，也从来没有讲过，我现在讲一讲他现在反正已死了，他的功劳不可磨灭，我要把它讲出来。
1947年初，我把他调回上海来，因为方休一直呆在南京个太危险，总有一天要被发现，，如果国民党查起来要追到方休那里去，所以方休无论如何要调走，以后派了另外一个叫陈慎言，南京工会的一个同志这个人是浙江人，参加市委委员，仍为五个人一直坚持到解放。没有变过也没有人出过事。
到了1946年底，北京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子，学生发生运动了，这时中央来指示全国学生要一道支持，我们当然支持了，学生运动就起来了，反抗美帝国主义，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反对内战、美帝滚出去，停止内战，组织口号对于群众运动是很重要的。学生中我们党很小，党员数量不多，后来又来了一批生力军，里面有一批是大后方来的，大后方学生本来是与梅国新村联系的，形势也不大好以后（八办）都撤走了，有些关系就交给我。
这里要讲到梅国新村的事情，梅国新村里面也有一个工委，工作委员，也有书记什么，书记大概是华少峰（华岗），组织部长是钱瑛，是个女同志，我莫斯科同学，后来她调到上海局做组织部长，但本来工作是分开的，这学生怎么领导，他们不能领导南京工作。她有一套同我们平行的系统，以后周恩来他们都走了，董必武也走了，她不能在南京就偷偷转到上海来，这许多党员都交给我们。这里主要有学生，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都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工人没有。还有情报关系，情报关系也很重要，他们都是搞上层的，学生方面的许多领袖他们都很公开搞很暴露，因此南京党多少有点暴露，最暴露的是学生，后来运动很多，作风也不一样，他们欢喜搞公开运动，我们不大高兴搞，万不得已搞，一般的平常不响的。哇哇叫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就公开工作蛮好，缺点就是给敌人引起注意，就这么一个问题。梅园新村后来弄得非常狼狈，敌人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走都走不出来，走到哪里就盯梢盯到哪里，无可奈何，后来就撤掉，到上海周公馆，留了很少几个人，大部分也都回延安去了。环境越来越恶劣，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国民党大力进攻解放区，还想搞国民会议全都一风吹掉了，后来国民党自己开了国大，不要共产党。从这时开始丢掉幻想准备战斗，非打不可了。
我们最重视国民党的军队力量，那时美国的政策全力以赴支持，你要钞票就钞票，你要东西就东西，装备了许多武器，飞机大炮坦克样样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军队就向后撤，向山东撤，最后就是淮海战役了，淮海战役时我们非常困难，直接进攻了，我们都向后退，陈毅他们他指挥得很好，我们隔江相望，我想想到蛮有趣。
我们在南京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还是要发展党，但是发展是非常谨慎的，淮海战役以后我看党员数量很少，六七百人顶多了，淮海战役以前就这些党员发展也是在发展的，一百多人数量也不少，但这速度是很慢的，不好多发展，国民党最怕的是工人，所以我们工人运动要特别慎重。工人造起反来铁路断了就讨厌了，自来水电灯停了就讨厌了，兵工厂这个东西他也怕的，所以我们对于工人运动不能采取象以前那样的办法，专门搞罢工、游行等这一套，不能搞。老的东西一定要否定，那么我在这里觉得刘少奇提出要利用黄色工会，搞赤色工会不行，我搞过失败了，所以我就开始利用黄色工会，把他的这个经验运用到南京来，黄色工会是国民党工会。后来他也强迫你参加黄色工会你不参加也不行，不参加他就开除你。所以所有我们共产党员要不要参加工会呢，我说参加，都参加，这样有好处。有的人还强迫参加国民党，这件事也要讲清楚，后来我们整党又弄不清楚，你假如不参加，你工作不好做了，工人不好做了，集体参加国民党，象电讯局你不参加国民党不行的，集体参加怕什么呢。中央有指示的，汉奸组织都可以参加，我为什么不好参加国民党，统统参加。但是后来解放以后又说不清了，你们都是国民党啊，是不是叛徒？所以这种策略要讲清楚，这是党决定的，许多人要我证明，我不赖的，是我叫他去的，我自己也被打倒，人家哪能相信我。这话要讲回来，在当时形势下这是正确的（为了工作）那么其它也不要讲了，学生也是这样，学生也很复杂他有三青团，这个我们又有另外一个组织：新青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社后来也被弄得麻烦很多，他们都是后方、重庆等地来的，是他们组织的。那么到了南京以后问我们怎么办，当然还是要的，这个是秘密组织，好像我们过去青年团一样秘密，人数比他少，很进步的，这些人，当然要。是后来我们建党的基础，这些人都是很有用的人，实质上是建团的工作，只在学生里面搞，其它我不搞，主要是大学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许多人后来都参加共产党，而且解放初期搞青年团工作等，基础都有，一翻牌就是共青团。我们还是坚持下来，后来运动中又讲不清楚了，你这个东西算什么啦，对新青社又搞不清了，要命得很，这些人也吃了蛮多苦。这也要说清楚，这也是我搞过的工作，我要负责任。并没有发生问题，都很好。在当时情况还非常需要。
"沈崇"案以后，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要开辟第二战线。第二战线就是学生运动。刘晓叫我到上海来谈判。那时沙文汉已经回来到上海分局工作，46年十月已经回到上海的。究竟怎么开辟第二战线，最好就是搞个学生运动，商量这个问题。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沙文汉的情况。

Collection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Citation

陈修良, "在南京的秘密斗争" (The Secret Struggle in Nanjing), 1996, Chen Xiuliang and Sha Wenhan Family Collection 陈修良沙文汉家庭档案, Grassroots Chinese History Archive, https://grassrootschinesehistory.ca/items/show/1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