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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陈修良在南京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Chen Xiuliang in Nanjing
Creator
沙尚之
Date
2010-01
Format
pdf
Language
zh
Identifier
W55
Coverage
Jiangsu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2-2620 (W55)
陈修良在南京 沙尚之2010 （未刊稿）
陈修良（1907-1998）是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女革命家。她坎坷一生的经历，是中国一代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后命运的真实写照。学生时代的她，深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中她在家乡宁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从此投身革命。次年在上海国民大学入团，1927年在武汉任向警予同志秘书时，由她介绍正式转党。不久后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遭到过王明路线的打击。三十年代与沙文汉结婚，在逃避当局的追捕中，一起流亡到日本东京学习，同时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党的抗日救亡文化与妇女活动。1942年奉命到新四军根据地参加整风，并在华中局党校和建设大学等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南京工作部长，在根据地领导南京地下党工作。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刘瑞龙）和分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沙文汉）派她潜入首都南京担任市委书记。她以家庭妇女"张太太"、"姑妈"等身份昼伏夜出，准备作长期斗争。她领导的南京地下党，在解放战争时期迅速恢复、壮大。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成功开地辟第二战场；机智获取大量关键情报，为解放军胜利渡江，和平解放和接管南京城作出过历史性重要贡献。
1949年，历史翻到了另一页。还沉浸在走出白色恐怖，得见天日的欢乐中的地下党员们，迅速被来自党内的汹涌斗争所包围。他们在惊愕、委屈之中被怀疑、降职、调离、批判、失去党籍…..几无幸免。陈修良在这种形势下，于1950年初参加中共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苏联后便离开了南京。此后在上海、杭州等地担任过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妇联副主任、华东局暨上海高校党委副书记等职，因在党的大会上直言不讳批评省委领导，提出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和阶级斗争等不同观点，于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在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的任上被错打为"极右"分子。1979年改正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聘党委顾问、党史研究员。晚年她根据自己的经历，深刻反思历史，克服病痛，奋力撰写与口述了大量党史资料留给后人研究。1998年11月她以九十一岁高龄于上海逝世。陈修良一生坦荡、忠诚、求真，她的人生价值是："谁怜冠盖锦衣梦，留得清名我不穷！"（陈修良诗）
陈修良在南京的时期，是中国革命大转折时期，也是她一生中充分发挥智慧、勇气与充满传奇的华彩篇章，更是她个人的命运急转直下的开始。这段历史充分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人曾经共有的生命轨迹，对后人留下了很大启示。
中央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的建立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历了短暂的和平后，1946年国共两党的军事决战形势已不可避免。1947年初中央南京局，中共八路军南京和上海办事处相继撤离。3月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建立上海分局，5月正式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其管辖范围是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及部分北平、天津、青岛、台湾党的工作，并在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中央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刘长胜，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张登）任上海局宣传部长，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张执一），沙文汉同时主管南京市委的工作，因此又是陈修良的直接领导。
1946年春，沙文汉亲自送陈修良到南京。自中共建党以来，南京的党组织已有过八次大破坏，多位市委领导都牺牲在雨花台，当时党内被称"虎穴"。接到任务后的陈修良，也作好牺牲的充分思想准备，夫妇诀别在长江北岸时，她感慨地念诵了古代荆轲刺秦的一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沙文汉也作诗一首回应: "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子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并在她挑行李的扁担上写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行字，悲壮告别。
陈修良潜入南京担任市委书记后，首先恢复市委，陆续成立学委、工委、文委、公务员委等等组织。沙文汉的弟弟史永（沙文威），不久从上海调转南京负责策反工作，由市委书记陈修良单线领导。市委的情报工作负责人是卢伯明，也由陈修良单线领导，直接向上海局报告工作。
城市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沙文汉负责城市工作部时曾形象地提出：地下党要做到"像酵母菌在面粉里一样，只看见面团发起来而看不见酵母菌的存在"。这些都是白区工作多年鲜血教训的总结，表明党的城市斗争已趋成熟，彻底摆脱了三十年代"极左"那套城市斗争方式。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包围，陈修良领导市委加强了党员的气节教育，一旦被捕，宁肯牺牲自己而决不吐实。地下党员们要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与"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打入党政军和各行各业的地下党员们知识程度比较高，团结一致，深深融入群众之中，工作表现优秀，成为群众表率，获得群众的信赖与支持。这就是地下党员虽身处国民党统治最疯狂时期，能在敌人带血的刀刃中游走，做出大量惊天动地的事业，并坚持到解放而始终没有被破坏的秘诀。
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
南京市委建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动1947年春的"五二0"学生运动。四月，陈修良应上海局的约请，回到她上海巨鹿路的老家（也是上海局一个秘密联络点，平时由她的母亲掩护）。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向她传达了中央指示：要以经济斗争入手，配合解放战争开辟第二条战线。陈修良接到任务后回南京，根据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形势，经市委讨论，决定由市委学生委员会和新青社组织，以"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从中央大学发起，联合宁、沪、杭、苏州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于5月20日举行"挽救教育危机"大游行。游行途中受到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多人。与此同时，在上海局组织发动下，全国有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几十万学生、教师和各界民众起来响应，并扩展到工商界。
"五二0"运动影响巨大，它严重质疑了发动内战的必要性与正义性，掀起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强有力的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赢得了社会舆论。沉重打击了正在全力进行内战的国民党政府当局，极大动摇了民心、军心。"反对内战"成为社会呼声，也为后来发生一系列军事上大策反、大起义打下强大的舆论先导。
南京是公务员最集中的地方，经过"五二0"运动洗礼的大学生中有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毕业后有不少人进入首都各军事、政府的机构，并且接受地下党市委公务员委员会的领导，日后为获取大量资料、情报信息、里应外合配合解放与接管南京城市创造了无可取代的有利条件。
所向披靡的全方位情报工作
南京市委的情报网络深入到国民党三军和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联勤总部、广播台，电话局，甚至为蒋介石接线的机要部门，在群众组织中有青年部、黄色工会等等都有地下党员在活动。重要的机关和要害部门安置几十名党员，以各种途径获取情报，掌握敌人的兵源、供给、作战计划、人员调动等信息。他们还十分注意特务机关的动态，准备捕人的黑名单大多能事先知道，保护了一大批同志的安全。其中有一次，南京地下党发现敌人已经注意到上海局领导人刘长胜，获知情报后立即让他离开了上海。
南京市委委员方休的一位妻弟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工,自重庆回南京后暂住他家中。一天出差时留下一个包, 方休夫妇发现其中有一包军事密码。告诉陈修良后,取来一看正是党组织最需要的全国军事密码。陈修良让负责情报工作的卢伯明夫妇与一位助手王荣元三人连夜抄写,次日一早即送回原稿到方家，并立即派卢伯明将抄本送到上海。党中央收到这份重要密码后，曾通过上海局刘晓传令嘉奖。当然，中央并不知道是谁发现这个密码的，而作为书记的陈修良却很担心方休继续留在南京的安全性，毅然决定将他撤离到上海工作，离开了南京。
在经济情报方面，1947年南京市委开展了一批银行等财经机关的工作，通过这些关系，对国民党政府的财力和经济情况有了相当的了解，看出其财力、物力的困难，战争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在双方大决战中，军事情报的作用是关键的，也是数量最多的。南京地下党获得了例如封锁长江时的内部通讯口令、南京军统特务名录及活动情况、军统布置潜伏南京的秘密电台和密码，以及一些重要军事会议的内容及文件。渡江以前，总前委司令部先后收到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党员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送过江的，由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还搞到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情报…..等等。
情报使解放战争迅速胜利，避免了大量伤亡，隐蔽战线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当人们津津乐道战场上轰轰烈烈场面的胜利，赞美成 "用兵如神""天兵天将"时，却很少了解取得那些胜利背后的具体原因和内情。地下党员默默无闻、冒着生命危险所换取的情报工作作用，长期来刻意被贬低或淡化。而他们潜伏在敌特机关工作的经历反而变成"政治历史问题"，无休止地受到审查、本人受歧视、批斗、淘汰。这正是陈修良生前大声疾呼要还地下党历史公正的一个大问题。
海陆空三军的大策反、大起义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内战形势趋于紧迫， 12月中共上海局派沙文汉（张登）到南京检查指导工作，为南京地下党准备迎接解放作部署。他分析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有三种可能前途，要着重于我军胜利，准备"以南京为中心的会战"，指出"那是决战性的，估计可能在春末夏初"（即1949年）"（解放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大规模渡江，一举占领京、沪敌人心脏地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适应战局的变化，他还要求"加强策反工作，统一领导"。南京市委根据上海局指示，迅速调整了党的机构，组织扩大到城郊及战争附近地区；强化策反工作，以使敌人海陆空军失去抵抗力，减少解放军的流血牺牲。（见：《中共南京市委关于最近工作致中共上海局的报告》，《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江苏卷南京分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55年北京）
蒋介石政权为了阻止解放军过长江，实现"划江而治"方案，在美国装备支持下千里江防陈兵百万，海、陆、空立体护卫，号称是"固若金汤"。对比解放军的小米、步枪、小木船来说看起来确是牢不可破的。据说美军一个顾问曾戏称：国民党军队就是拿着扫帚当武器，共产党也过不了长江的。但是奇迹还是出现了。
——空军起义：首先起义的是空军第八大队的中尉飞行员俞渤和他的小组驾驶的B24型轰炸机。俞渤在1945年到美国学习受训，回国后先在上海机场。他看不惯抗战胜利后大小官员抢占民财，用飞机军舰走私，他反对内战，看经济日益崩溃，感到报国无门。沙文汉的弟弟史永，在上海时曾领导过的军医地下党员林诚已对俞渤作了许多工作。淮海战役开始后，空军八大队部分调防到南京大校机场。已经入党的俞渤，也转由史永在南京直接联系。南京市委根据上海局策反指示，向俞渤布置并商议起义事项。12月16日俞渤和他的战友，陈九英，郝桂桥，周作舟，张祖礼五人起义。本来准备到蒋介石正在为飞行员开庆祝会的俱乐部上空投弹，因机械故障，炸弹轰然落在燕子矶。B24掉头北上，飞到上海局事先联系过的石家庄机场降落，机组得到城防司令曾涌泉的接见。这次空军起义，极大震动了朝野，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打响了京沪地区国民党三军起义的头炮，随后又有另一架B24型轰炸机，C-46，C-47运输机起义，1949年4月22日南京机场431指挥塔台，在台长地下党员罗贤朴的领导下起义，并保护了多架在机场停放的飞机。此后解放战争中从南京、上海、杭州、青岛、武汉、台湾等地陆续有几十架飞机起义。
——南京警卫师起义：97师是保卫首都和蒋介石安全的嫡系部队，号称"御林军"，师长王晏清，1948年8月由蒋介石亲自考察任命的。王师长为人清廉，也不满腐败，反对内战。他的母舅邓昊明是一位民主人士，与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李益之（陆平）熟悉，史永得知后，陈修良希望他能做王宴请的工作。邓昊明规劝王宴请要消除个人与蒋介石关系的顾虑，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王师长同意起义后， 陈修良通过史永要李益之转达上级的指示：在解放军渡江时， 97师开放江防正面三十公里、阻止国民党军队和重要军政人员的南撤、并先行占领南京城。并为王晏清安排好与江北三野司令部陈毅联系。
起义前，王师长不慎在军用电话中询问李益之江北的电台呼号，被窃听并被告密。李益之立即报告市委，陈修良决定迅速转移。但王师长被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扣住，李益之与邓昊明夫妇紧急撤离到上海，由沙文汉从陈修良母亲处急取一百银元安排他们购机票到香港。王宴请后来被副司令覃异之放走，1949年3月24日王师长冒着极大危险，带了重要城防图等情报与少数几个人仓促过了江。蒋介石得知消息后震怒，悬赏五万元大洋抓他。王师长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按计划进行，但他带去的南京城防情报对于解放军的战术有很重要意义。四十一年以后，1990年当年入城的先头部队三野八兵团司令陈士榘，在上海见到陈修良时说，幸好当年有王晏清带过江来的情报，否则我们不知怎样攻城，原准备先用大炮猛轰许多地方的，如大校机场、中华门等，那损失就大了。陈修良笑说："你准备炮打中华门，我正好住在那里，恐怕也要被你打死了"。
——海军起义：当时解放军若要以武力强渡长江，最大障碍是水上作战能力的薄弱。但若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因此，中央和上海局都非常重视海军的策反工作，经过大量策反工作，最后使得长江防线自溃，其中海军及要塞炮台的起义便成为粉碎"划江而治"计划最致命的一击。
1947年3月，董必武同志要地下党员王亚文到上海。王亚文回忆写道："党组织找到我说：'明天午后2时有一位同志与你接头，他会说我是渔管处来的，他就是你以后的新领导'次日，果然有人敲门，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自称是渔管处来的，名叫张登，他代表新四军对敌作战部长，即城工部长，他说我代表刘伯承、陈毅同志领导你做对敌斗争工作"。
王亚文黄埔四期毕业，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领导下与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直接联系。他掌握的关系在海军中有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兼上海办事处主任周应骢，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等高级将领。上海局建立后，1947年董老通过王亚文将这些上层策反关系转给了上海局，如前所述，上海局派沙文汉（张登）接上关系，由他对王亚文直接领导，进行国民党上层军官的策反工作，为海军起义作好了预埋。（王亚文回忆，未刊）
"重庆号"是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巡洋舰，武器装备先进，军官都由英国培训回国，是长江防线上重要的一艘军舰，对解放军渡江构成很大威胁。解放后了解，"重庆号"上有多条线索在酝酿起义，例如期中有"士兵解放委员会"等组织，但由于当时均为秘密联系，起义前互相并不知道。由南京市委策反委直接联系的是一些海军下级军官，他们都有反内战的情绪并在议论起义。"伏波号"的下级军官王淇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弟弟王毅刚是金陵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南京市委获得此信息后，陈修良派史永与王氏兄弟联系，了解情况并布置工作。后来因为"重庆号"停泊在上海吴淞口，陈修良决定将这个策反关系转给上海局直接领导，改由陈约珥（王锡珍）与王淇、曾祥福、莫传香、蒋树德、王继挺等起义军官联系。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从吴淞口北上起义，六百多名官兵在舰长邓兆祥的支持下将军舰开到烟台解放区。"重庆号"起义的影响极大，以后又陆续有"灵甫号"、"永兴号"、"长治号"等起义事件。
守卫在南京芭斗山的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拥有几十条舰艇和炮舰，担负着从安庆到江阴的江面防守。林遵也早对海军内派系斗争和风气腐败不满。在重庆期间，周恩来曾请王亚文以张子舒名字与他见面，并约定今后如有"张子舒"的人与他联系，就代表周恩来、党中央派来的。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一个电报，其中提到有关策反第二舰队问题称"林遵所提接头办法，不必改变,….，并要他"隐忍待机，切勿暴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策动国民党军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起义的指示》1949年1月1日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起义投诚海军篇》 32页 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北京）
所指接头办法即如前述。1949年春，时机终于到来，王亚文奉张登之命来到南京，他以张子舒名义向林遵正式下达了起义命令，并要他在起义后，用张登的名字作为联络方法，找到解放军先头部队的首长。4月21日党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命令，22日长江要塞江阴炮台起义，23日南京狮子炮台起义，这一天，林遵率第二舰队二十五艘舰艇和官兵在芭斗山起义，其余舰队溃退到长江口。至此，封锁南京江面的主要炮火和军力全线瘫痪。1949年4月23日从此成为中国海军建军日。在失去了武力抵抗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三野35军迅速渡江，于23日晚和平解放了南京。当陈修良确知解放军已进入浦口时，便立即通知已经掌握在地下党手中的南京原中央广播电台，首先向全世界宣布了南京解放的消息。
保护生命财产、顺利接管城市
——保护生命，释放政治犯 ：随着前方战争形势的迫紧，国民党政权对内的镇压加强。1947年 "五二0"运动后蒋介石颁布了《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解散民盟，逮捕和开除学生。还公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勘乱期间紧急治罪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等等旨在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南京市委根据情况已经撤退了一批又一批地党员和进步群众到解放区或其他城市，加以保护。例如方休，厉恩虞（又名陈震东。中央大学学运领导）等已有暴露的骨干，全都撤离到上海隐蔽。
1948年夏到49年1月南京有三次大逮捕，被审讯二百多人，被押入狱一百多，有几位学生党员被判重刑。1949年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为了拯救被捕人员，南京市委通过学委沙轶因与她的姐夫杨兆龙取得联系，杨兆龙时任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后任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为人正派。陈修良派出地下党员白沙去见杨，劝说他动员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为革命立功。而李宗仁也因与蒋介石有矛盾，采取希望与共产党和谈态度，他曾提出要求见南京党的负责人谈判。陈修良转告他："地方书记无权谈这个问题，但希望李总统释放全国在押政治犯，以表示和平诚意"。最后李宗仁同意签署释放全国政治犯，立下了大功。南京共释放近80人，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指名要求释放的4 人：朱成学、华彬涛、李飞、彭原；上海释放了360 多人；全国总计释放约万余人。重庆在蒋介石授意下拒不执行李的命令，解放前夕发生"红岩"小说所描写的大屠杀。
——保护财产，接管城市：为做好迎接南京解放的准备，抽调干部，深入到各种机构收集数据。例如：通过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了解南京重要企业，阻止其搬迁。通过官方组织的"应变会"调查清楚各类财产、物资。对南京市区、人口户籍、车辆、机关公务人员、税收情况等等分类造册登记（例如房产统计方面王嘉谟、林征等同志做了大量表册，后来接管中得到刘伯承的特别赞扬）；加紧组织工人自卫队，通过地下党在警察大队的关系，得到二百多支枪和弹药，武装了纠察队。据不完整统计自卫队有数千人，警察内部可控制的约有二千人。有效阻止了国民党撤退时的破坏。保护了电台、电厂、自来水厂、桥梁、仓库、学校等，有效维持了地方的交通和治安。在渡江前，有人想破坏老江口的轮渡栈桥，企图阻止渡江，工人纠察队与之开展了斗争，保证了南北轮渡的通畅。下关电厂工人在国民党下令封江后，在反搬迁斗争中保留下来运煤船，"京电号"等几艘小火轮开到北岸迎接解放军。地下党组织了群众迎接大军过江，动员民船和下关一带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火车轮渡船等一齐出发到北岸迎接大军过江。
4月24日一早，通宵达旦未睡的陈修良来到35军军部励志社，要见三野的首长，由于她还穿着旗袍，被卫兵档在门外。正在解释时，政委何克希出来了，他和陈修良在华中局时就是老相识了，这次见面两人高兴得不顾一切，跳着拥抱起来，大声叫道:"我们又会师了"！司令陈士榘目睹了这一场面，却把两边警卫的战士看傻了，我们首长怎么和一个"老百姓"抱在一起？经过解释才知道这位"老百姓"是南京市委书记。大家鼓起掌来，"真没有想到，帮助我大军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而文雅的小女子呀！"（陈士榘回忆文章）
胜利会师后的困惑
首先与地下党会师的是三野八兵团35军，无论是陈士榘司令还是何克希政委都是亲历者，他们对于当年能够以如此顺利渡过长江天险，胜利解放南京是非常满意的。陈司令不但写当面向陈修良说过，而且也写在出版的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真诚地赞叹了南京地下党做出的出色工作。1949年4月28日南京军管会成立。五月一日在国民大会堂召开了三野、二野解放军和地下党会师大会。出席者有华东局、三野、二野领导邓小平、陈毅、刘伯承、饶漱石、宋任穷、刘晓等等。会上各方都肯定了这次会师是成功的，提出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需要互相学习，气氛很好。作为南京地下党书记的陈修良，曾被邀请上主席台，但她拒绝了。因为职业性的敏感使她考虑到上海尚未解放，沙文汉正在为迎接上海解放进行秘密活动，在三千多人大会上公开亮相自已，恐有不妥。 大会宣布成立了南京军管会，主任是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陈修良是军管会中十六名委员之一，也是南京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兼妇联主任。会后，三野奉命转到解放浙江的战斗中，全面接管南京的是二野。但是，"胜利会师"后接着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陈修良陷入困惑与苦恼之中。
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宋任穷对陈修良说，由于随解放军过来的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要她这位组织部长配备一些副职干部，作为领航者带个路。陈修良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并按此办理，在接管中配备了熟悉业务的地下党员干部到军管会个部门和群众团体担任副职。根据当时在组织部工作的曹锦回忆和提供的资料：解放初南京市委组织部调配安排了六千余干部，其中来自老解放区的2619人，来自解放军的452人，来自军大的1500人，其余1400多人为地下党的干部。(《解放初期的陈修良》曹锦，《南京党史》2008年第一期16页)。据此，地下党干部总体占约23%，主要是为副职。反映出当时干部的安排上贯彻了中央意图，如同邓小平总书记在1957年说的；"解放初期，中央提出要依靠大军，依靠老解放区干部建立新解放区的工作"，"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地方干部若不调走，最多当个副职，但即便是这样安排，不久后干部中有流言称：陈修良到处安排地下党员做副职，是要与南下干部"平分秋色"。
从极其落后和艰苦生活环境出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部队，进城后环境巨大的落差，使接管出现一些问题，陈修良听到不少官兵经常抱怨："二野穷、二野苦"，她察觉到腐化风气有所弥漫。有些部队官兵多次发生不买票强行上车，无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占剧场开会等事件；在接管财产后发生毁坏、抢占，个别还出卖拆毁。以至于南京军管会专门出了多个有关此类纪律的内部通吿。根据军管会1949年11月4日《保护祖国财产之布告》内称："机场汽油被窃600-1000桶之巨，森林苗圃被砍20万株，房屋被霸占；.重要文献档案，当作办公用纸，任意毁弃… ，擅自搬用家具，迁移房舍居地"等。（《解放南京》下册 第324、325、367页：南京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4月）
陈修良和许多地下党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解放后她一直思考国民党倒台得如此快的问题，认为根本内因在于腐败和政治独裁，否则不至于如此迅速溃败。中共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不能变质，特别是七届二中全会关于进城后警惕糖衣炮弹的告诫言犹在耳。于是，她下令组织了一次演出，演的剧目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周年祭》改编的李闯王进京的剧。不料，引起轩然大波，南下干部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地下党看不起我们"，"是针对南下干部来的"。
二野高层领导中只有刘伯承同志的态度极其鲜明，他多次批评这种现象：49年5月9日一次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会议上，他说;"农民革命首领洪秀全，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我们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现象已经在发生中，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公共房产占75%，本已多而漂亮，竟然有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院，又搬到那院；有的丢了马要做吉普车，现在又丢了吉普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甚至有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营之事；有的带兵的人不免添加骄横.不听指挥的样子，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啊！"。8月一次市委会议上刘伯承又说："现在我们成了执政党，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如不警惕及时纠正，那是很危险的" （《我走过的道路》陈修良，未刊）
解放后，所有的干部一律按部队方式实行供给制，由于城市干部原来有职业掩护，可以养家。实行干部本人供给制后，城市干部家属的生活没有来源，家庭生活立即陷入困境（农村干部家属在老家以务农维持生活）。陈修良发现这一问题后向市委提出。市委委员副市长柯庆施在会上批评她是照顾地下党，搞"地方主义"、"特殊化"。
南京一位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南下干部）寿某，还背着她打报告给华东局组织部，诬称："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企图私自接管南京，解放后看形势不对，只好作罢…..,"、"（地下党）多数学校工厂医院基层党支部… 仍有系统"。（《南京市委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与一年来的工作纪要》）
柯庆施也在市委会上经常对陈修良发难称："老市委解放后尚在活动"，为什么"工、青、妇都是地下党员负责"、"刘峰、朱启銮、林征做局长是谁决定的？"（刘、朱、林均势地下党市委主要骨干）。还有人传说："地下党过去有个口号，'保管好工厂。将来好当厂长'"，柯在一次会上竟将此传说夸张为；"那么保护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 。对此，陈修良曾当面予以批驳，并要求追查前一句话是谁说的，但没有下文柯也不作澄清。此话便流传很广，甚至传到邓小平那里，他在南京市支书及排以上干部党员四千人大会的报告中竟作为例子提了出来。（1949年9月17日邓小平《论忠诚与老实》报告记录 南京通讯），将流言作为事实，在大会上公开宣布的还有所谓："公安局科长（地下党员）拿枪打共产党员，是反革命行动"、"据说，南京工人政治学校有人贴打倒毛泽东、朱德的标语"等，并以此用来证明党内："有一条心、半条心和两条心三种人"，这个报告还称"南京地下党的大发展是在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倒台已成定局，入党的份子动机不一、成份复杂"。提出要整党，在南京两千地下党中要"清洗"两条心的人。更指出这些两条心的人是受"半条心"的人掩护的。而陈修良被指责"拖延"三个月不整党，是为了掩护南京地下党错误，实际被指为是"半条心"的代表。
事实上，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央上海局曾根据形势要求南京适当发展组织，以适应渡江和城市的接管形势需要。但鉴于南京地下党经历八次大破坏血的教训，懂得发展党员，是有关个人和组织生死攸关的问题，对党员和组织的发展相当谨慎。这一届组织在解放前没有发生过破坏，没有牺牲过同志的事实本身就是没有混入坏人客观的证明。这种情况在全国白区的地下党中也是相当罕见的。尽管如此，解放后整党与历次运动中南京几乎所有的地下党员和干部都受到极其严重的冲击。1949年南京10月至1950年1月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风，两千名原地下党员开除党籍、取消候补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处分几百人。大批人被降职或调离。文革中更是荒唐宣称: 地下党员要么成为烈士，如果活到解放就一定是"叛徒"、"潜伏特务"，"红旗党"。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79年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对南京地下党问题正式作出了结论：没有发现特务、叛徒，才最后为长期蒙冤的同志平了反。
忠于历史真相需要理想与勇气
在陈修良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南京虽然只有四年时间，但这里却是她魂牵梦萦的地方。那儿有在腥风血雨中与她同舟共济的战友和大批帮助过地下党的淳朴、忠勇的人民。南京的山水、街道、房屋，是中国那段惊天动地大变革历史的见证，也经常勾起她对一幕幕往事的记忆。 然而，最使她不能释怀的是当年她领导过的南京地下党员和起义官兵们的多舛的命运。她要把真实历史留给后人，成为她最大心愿。
1949年的会师，当时在她和她许多战友看来，这是从此能走出地下，可以实现其理想，建设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开始。他们并没有企望争功或做官。在长期艰难的隐蔽战线中，他们早已习惯了生活在群众之中，尽力奉献。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是生死与共的平等的同志关系，根本没有官位大小的概念。对陈修良那样的人来说，她认为能够坚持活到亲见解放，看到家人，就已是一种奢望和大出意外了，完全无意也无暇考虑做官、争功的问题。
另一方面，一路凯歌南下的大军对于会师的理解，在邓小平的《忠诚与老实》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把人民解放军，北方来的党叫主力，在南方的党和部队叫游击队，会师就是主力和游击队的会师。你说毛主席偏心吗？不是的，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这就叫'老老实实'"。在说到南京解放胜利的功劳时，他指出"地下党无论如何要放到最后一位，这才叫合乎事实"。这意味着会师必须分功劳大小、地位高低。
近年发现的、当时只在少数大军区部队首长中下达的"十六字"方针证实并深化了这一理念。这是关于全国解放后，主力怎样处理与城市、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关系，那就是："控制使用、降级安排、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毛泽东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地下党员的总体战略》穆广仁《法治大手笔》天马出版公司上册398页 2007年）说明对这个非主力的"小儿子"不但无功可谈，还需要进一步作约束与整除。
陈修良在晚年深深思考过许多历史问题。 1979年她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以后，在生命最后二十年间，秉笔直书不停地撰写，为许多人和事说清真相，最后眼力不济，人站不起来，她就用口述录音，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其中有关南京地下党的人与事占有很大比重。她认为历史就是政治，历次运动不断整肃地下党干部，旨在曲解党史，湮灭地下党的真实历史和以生命与理想书写了那段历史的人。恢复真实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的具体体现。
她多次提出必须分析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原因。她说："长期来一直宣传军事上的胜利是根本原因。至少是第一位的原因"、 "把政治斗争作为次要的，辅助的因素空泛地提一下"。地下党长期在国统区从事的群众民主运动、统战、策反、文化、宣传、等等主要是政治斗争。以及许多由经济斗争口号引向政治斗争的运动。 她认为"国民党被打败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腐败，政治体制出了问题"。"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不得人心，抗战后的官场腐败令人痛恨，而我党当时的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深得人心，否则我们怎能动员那么多群众响应，策反那么多军队将领和士兵？"她认为政治上的胜利，是具有人心背向的决定意义的。军事与政治的因素互相促进，只强调军事胜利是不妥的，因为一切战争都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她一生反对庸俗地曲意迎上，认为对历史的是非，要坚持真理。1990年当她看到宋任穷的回忆录初稿中，写到"南京地下党解放前大发展，混入不少坏人，造成组织不纯"等文字后，立即写信给他，直抒已见，指出"以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1979年已经对这些不实之词平反，如果再提此事，会使地下党同志重新背上包袱"。后来这个意见被作者所采纳。（陈修良文集199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78页《1990年6月6日致宋任穷的信》）
邓小平文选出版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准备将《论忠诚与老实》一文收集进去。通过南京党史办公室征求陈修良意见时，她对此文逐条予以澄清、说明，陈修良写道："南京地下党问题多年来没有澄清，历次政治运动中使许多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三中全会以后，南京地下党得以平反，许多被开除或处分的党员得以恢复名誉，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结果，对党内团结大有利。已经愈合的创口，不应再使其出血，因而我建议这个报告最好不要放进《文选》中去"（陈修良1988年2月24日给南京党史办的信）。南京党史办也有同样意见，最后出版时，此报告没有被收入邓选。
那一代人已经进入历史，离我们远去，让我们纪念他们。他们的思考、经验、教训，无论是成功还是挫折，胜利或者失败都将永远作为全民族的宝贵遗产留给后世。南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六十年后2009年12月，陈修良被评为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南京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沙尚之 2010年1月上海）
陈修良在南京 沙尚之2010 （未刊稿）
陈修良（1907-1998）是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女革命家。她坎坷一生的经历，是中国一代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后命运的真实写照。学生时代的她，深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中她在家乡宁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从此投身革命。次年在上海国民大学入团，1927年在武汉任向警予同志秘书时，由她介绍正式转党。不久后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遭到过王明路线的打击。三十年代与沙文汉结婚，在逃避当局的追捕中，一起流亡到日本东京学习，同时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党的抗日救亡文化与妇女活动。1942年奉命到新四军根据地参加整风，并在华中局党校和建设大学等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南京工作部长，在根据地领导南京地下党工作。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刘瑞龙）和分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沙文汉）派她潜入首都南京担任市委书记。她以家庭妇女"张太太"、"姑妈"等身份昼伏夜出，准备作长期斗争。她领导的南京地下党，在解放战争时期迅速恢复、壮大。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成功开地辟第二战场；机智获取大量关键情报，为解放军胜利渡江，和平解放和接管南京城作出过历史性重要贡献。
1949年，历史翻到了另一页。还沉浸在走出白色恐怖，得见天日的欢乐中的地下党员们，迅速被来自党内的汹涌斗争所包围。他们在惊愕、委屈之中被怀疑、降职、调离、批判、失去党籍…..几无幸免。陈修良在这种形势下，于1950年初参加中共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苏联后便离开了南京。此后在上海、杭州等地担任过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妇联副主任、华东局暨上海高校党委副书记等职，因在党的大会上直言不讳批评省委领导，提出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和阶级斗争等不同观点，于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在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的任上被错打为"极右"分子。1979年改正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聘党委顾问、党史研究员。晚年她根据自己的经历，深刻反思历史，克服病痛，奋力撰写与口述了大量党史资料留给后人研究。1998年11月她以九十一岁高龄于上海逝世。陈修良一生坦荡、忠诚、求真，她的人生价值是："谁怜冠盖锦衣梦，留得清名我不穷！"（陈修良诗）
陈修良在南京的时期，是中国革命大转折时期，也是她一生中充分发挥智慧、勇气与充满传奇的华彩篇章，更是她个人的命运急转直下的开始。这段历史充分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人曾经共有的生命轨迹，对后人留下了很大启示。
中央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的建立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历了短暂的和平后，1946年国共两党的军事决战形势已不可避免。1947年初中央南京局，中共八路军南京和上海办事处相继撤离。3月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建立上海分局，5月正式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其管辖范围是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及部分北平、天津、青岛、台湾党的工作，并在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中央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刘长胜，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张登）任上海局宣传部长，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张执一），沙文汉同时主管南京市委的工作，因此又是陈修良的直接领导。
1946年春，沙文汉亲自送陈修良到南京。自中共建党以来，南京的党组织已有过八次大破坏，多位市委领导都牺牲在雨花台，当时党内被称"虎穴"。接到任务后的陈修良，也作好牺牲的充分思想准备，夫妇诀别在长江北岸时，她感慨地念诵了古代荆轲刺秦的一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沙文汉也作诗一首回应: "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子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并在她挑行李的扁担上写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行字，悲壮告别。
陈修良潜入南京担任市委书记后，首先恢复市委，陆续成立学委、工委、文委、公务员委等等组织。沙文汉的弟弟史永（沙文威），不久从上海调转南京负责策反工作，由市委书记陈修良单线领导。市委的情报工作负责人是卢伯明，也由陈修良单线领导，直接向上海局报告工作。
城市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沙文汉负责城市工作部时曾形象地提出：地下党要做到"像酵母菌在面粉里一样，只看见面团发起来而看不见酵母菌的存在"。这些都是白区工作多年鲜血教训的总结，表明党的城市斗争已趋成熟，彻底摆脱了三十年代"极左"那套城市斗争方式。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包围，陈修良领导市委加强了党员的气节教育，一旦被捕，宁肯牺牲自己而决不吐实。地下党员们要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与"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打入党政军和各行各业的地下党员们知识程度比较高，团结一致，深深融入群众之中，工作表现优秀，成为群众表率，获得群众的信赖与支持。这就是地下党员虽身处国民党统治最疯狂时期，能在敌人带血的刀刃中游走，做出大量惊天动地的事业，并坚持到解放而始终没有被破坏的秘诀。
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
南京市委建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动1947年春的"五二0"学生运动。四月，陈修良应上海局的约请，回到她上海巨鹿路的老家（也是上海局一个秘密联络点，平时由她的母亲掩护）。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向她传达了中央指示：要以经济斗争入手，配合解放战争开辟第二条战线。陈修良接到任务后回南京，根据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形势，经市委讨论，决定由市委学生委员会和新青社组织，以"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从中央大学发起，联合宁、沪、杭、苏州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于5月20日举行"挽救教育危机"大游行。游行途中受到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多人。与此同时，在上海局组织发动下，全国有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几十万学生、教师和各界民众起来响应，并扩展到工商界。
"五二0"运动影响巨大，它严重质疑了发动内战的必要性与正义性，掀起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强有力的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赢得了社会舆论。沉重打击了正在全力进行内战的国民党政府当局，极大动摇了民心、军心。"反对内战"成为社会呼声，也为后来发生一系列军事上大策反、大起义打下强大的舆论先导。
南京是公务员最集中的地方，经过"五二0"运动洗礼的大学生中有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毕业后有不少人进入首都各军事、政府的机构，并且接受地下党市委公务员委员会的领导，日后为获取大量资料、情报信息、里应外合配合解放与接管南京城市创造了无可取代的有利条件。
所向披靡的全方位情报工作
南京市委的情报网络深入到国民党三军和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联勤总部、广播台，电话局，甚至为蒋介石接线的机要部门，在群众组织中有青年部、黄色工会等等都有地下党员在活动。重要的机关和要害部门安置几十名党员，以各种途径获取情报，掌握敌人的兵源、供给、作战计划、人员调动等信息。他们还十分注意特务机关的动态，准备捕人的黑名单大多能事先知道，保护了一大批同志的安全。其中有一次，南京地下党发现敌人已经注意到上海局领导人刘长胜，获知情报后立即让他离开了上海。
南京市委委员方休的一位妻弟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工,自重庆回南京后暂住他家中。一天出差时留下一个包, 方休夫妇发现其中有一包军事密码。告诉陈修良后,取来一看正是党组织最需要的全国军事密码。陈修良让负责情报工作的卢伯明夫妇与一位助手王荣元三人连夜抄写,次日一早即送回原稿到方家，并立即派卢伯明将抄本送到上海。党中央收到这份重要密码后，曾通过上海局刘晓传令嘉奖。当然，中央并不知道是谁发现这个密码的，而作为书记的陈修良却很担心方休继续留在南京的安全性，毅然决定将他撤离到上海工作，离开了南京。
在经济情报方面，1947年南京市委开展了一批银行等财经机关的工作，通过这些关系，对国民党政府的财力和经济情况有了相当的了解，看出其财力、物力的困难，战争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在双方大决战中，军事情报的作用是关键的，也是数量最多的。南京地下党获得了例如封锁长江时的内部通讯口令、南京军统特务名录及活动情况、军统布置潜伏南京的秘密电台和密码，以及一些重要军事会议的内容及文件。渡江以前，总前委司令部先后收到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党员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送过江的，由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还搞到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情报…..等等。
情报使解放战争迅速胜利，避免了大量伤亡，隐蔽战线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当人们津津乐道战场上轰轰烈烈场面的胜利，赞美成 "用兵如神""天兵天将"时，却很少了解取得那些胜利背后的具体原因和内情。地下党员默默无闻、冒着生命危险所换取的情报工作作用，长期来刻意被贬低或淡化。而他们潜伏在敌特机关工作的经历反而变成"政治历史问题"，无休止地受到审查、本人受歧视、批斗、淘汰。这正是陈修良生前大声疾呼要还地下党历史公正的一个大问题。
海陆空三军的大策反、大起义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内战形势趋于紧迫， 12月中共上海局派沙文汉（张登）到南京检查指导工作，为南京地下党准备迎接解放作部署。他分析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有三种可能前途，要着重于我军胜利，准备"以南京为中心的会战"，指出"那是决战性的，估计可能在春末夏初"（即1949年）"（解放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大规模渡江，一举占领京、沪敌人心脏地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适应战局的变化，他还要求"加强策反工作，统一领导"。南京市委根据上海局指示，迅速调整了党的机构，组织扩大到城郊及战争附近地区；强化策反工作，以使敌人海陆空军失去抵抗力，减少解放军的流血牺牲。（见：《中共南京市委关于最近工作致中共上海局的报告》，《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江苏卷南京分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55年北京）
蒋介石政权为了阻止解放军过长江，实现"划江而治"方案，在美国装备支持下千里江防陈兵百万，海、陆、空立体护卫，号称是"固若金汤"。对比解放军的小米、步枪、小木船来说看起来确是牢不可破的。据说美军一个顾问曾戏称：国民党军队就是拿着扫帚当武器，共产党也过不了长江的。但是奇迹还是出现了。
——空军起义：首先起义的是空军第八大队的中尉飞行员俞渤和他的小组驾驶的B24型轰炸机。俞渤在1945年到美国学习受训，回国后先在上海机场。他看不惯抗战胜利后大小官员抢占民财，用飞机军舰走私，他反对内战，看经济日益崩溃，感到报国无门。沙文汉的弟弟史永，在上海时曾领导过的军医地下党员林诚已对俞渤作了许多工作。淮海战役开始后，空军八大队部分调防到南京大校机场。已经入党的俞渤，也转由史永在南京直接联系。南京市委根据上海局策反指示，向俞渤布置并商议起义事项。12月16日俞渤和他的战友，陈九英，郝桂桥，周作舟，张祖礼五人起义。本来准备到蒋介石正在为飞行员开庆祝会的俱乐部上空投弹，因机械故障，炸弹轰然落在燕子矶。B24掉头北上，飞到上海局事先联系过的石家庄机场降落，机组得到城防司令曾涌泉的接见。这次空军起义，极大震动了朝野，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打响了京沪地区国民党三军起义的头炮，随后又有另一架B24型轰炸机，C-46，C-47运输机起义，1949年4月22日南京机场431指挥塔台，在台长地下党员罗贤朴的领导下起义，并保护了多架在机场停放的飞机。此后解放战争中从南京、上海、杭州、青岛、武汉、台湾等地陆续有几十架飞机起义。
——南京警卫师起义：97师是保卫首都和蒋介石安全的嫡系部队，号称"御林军"，师长王晏清，1948年8月由蒋介石亲自考察任命的。王师长为人清廉，也不满腐败，反对内战。他的母舅邓昊明是一位民主人士，与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李益之（陆平）熟悉，史永得知后，陈修良希望他能做王宴请的工作。邓昊明规劝王宴请要消除个人与蒋介石关系的顾虑，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王师长同意起义后， 陈修良通过史永要李益之转达上级的指示：在解放军渡江时， 97师开放江防正面三十公里、阻止国民党军队和重要军政人员的南撤、并先行占领南京城。并为王晏清安排好与江北三野司令部陈毅联系。
起义前，王师长不慎在军用电话中询问李益之江北的电台呼号，被窃听并被告密。李益之立即报告市委，陈修良决定迅速转移。但王师长被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扣住，李益之与邓昊明夫妇紧急撤离到上海，由沙文汉从陈修良母亲处急取一百银元安排他们购机票到香港。王宴请后来被副司令覃异之放走，1949年3月24日王师长冒着极大危险，带了重要城防图等情报与少数几个人仓促过了江。蒋介石得知消息后震怒，悬赏五万元大洋抓他。王师长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按计划进行，但他带去的南京城防情报对于解放军的战术有很重要意义。四十一年以后，1990年当年入城的先头部队三野八兵团司令陈士榘，在上海见到陈修良时说，幸好当年有王晏清带过江来的情报，否则我们不知怎样攻城，原准备先用大炮猛轰许多地方的，如大校机场、中华门等，那损失就大了。陈修良笑说："你准备炮打中华门，我正好住在那里，恐怕也要被你打死了"。
——海军起义：当时解放军若要以武力强渡长江，最大障碍是水上作战能力的薄弱。但若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因此，中央和上海局都非常重视海军的策反工作，经过大量策反工作，最后使得长江防线自溃，其中海军及要塞炮台的起义便成为粉碎"划江而治"计划最致命的一击。
1947年3月，董必武同志要地下党员王亚文到上海。王亚文回忆写道："党组织找到我说：'明天午后2时有一位同志与你接头，他会说我是渔管处来的，他就是你以后的新领导'次日，果然有人敲门，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自称是渔管处来的，名叫张登，他代表新四军对敌作战部长，即城工部长，他说我代表刘伯承、陈毅同志领导你做对敌斗争工作"。
王亚文黄埔四期毕业，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领导下与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直接联系。他掌握的关系在海军中有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兼上海办事处主任周应骢，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等高级将领。上海局建立后，1947年董老通过王亚文将这些上层策反关系转给了上海局，如前所述，上海局派沙文汉（张登）接上关系，由他对王亚文直接领导，进行国民党上层军官的策反工作，为海军起义作好了预埋。（王亚文回忆，未刊）
"重庆号"是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巡洋舰，武器装备先进，军官都由英国培训回国，是长江防线上重要的一艘军舰，对解放军渡江构成很大威胁。解放后了解，"重庆号"上有多条线索在酝酿起义，例如期中有"士兵解放委员会"等组织，但由于当时均为秘密联系，起义前互相并不知道。由南京市委策反委直接联系的是一些海军下级军官，他们都有反内战的情绪并在议论起义。"伏波号"的下级军官王淇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弟弟王毅刚是金陵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南京市委获得此信息后，陈修良派史永与王氏兄弟联系，了解情况并布置工作。后来因为"重庆号"停泊在上海吴淞口，陈修良决定将这个策反关系转给上海局直接领导，改由陈约珥（王锡珍）与王淇、曾祥福、莫传香、蒋树德、王继挺等起义军官联系。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从吴淞口北上起义，六百多名官兵在舰长邓兆祥的支持下将军舰开到烟台解放区。"重庆号"起义的影响极大，以后又陆续有"灵甫号"、"永兴号"、"长治号"等起义事件。
守卫在南京芭斗山的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拥有几十条舰艇和炮舰，担负着从安庆到江阴的江面防守。林遵也早对海军内派系斗争和风气腐败不满。在重庆期间，周恩来曾请王亚文以张子舒名字与他见面，并约定今后如有"张子舒"的人与他联系，就代表周恩来、党中央派来的。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一个电报，其中提到有关策反第二舰队问题称"林遵所提接头办法，不必改变,….，并要他"隐忍待机，切勿暴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策动国民党军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起义的指示》1949年1月1日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起义投诚海军篇》 32页 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北京）
所指接头办法即如前述。1949年春，时机终于到来，王亚文奉张登之命来到南京，他以张子舒名义向林遵正式下达了起义命令，并要他在起义后，用张登的名字作为联络方法，找到解放军先头部队的首长。4月21日党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命令，22日长江要塞江阴炮台起义，23日南京狮子炮台起义，这一天，林遵率第二舰队二十五艘舰艇和官兵在芭斗山起义，其余舰队溃退到长江口。至此，封锁南京江面的主要炮火和军力全线瘫痪。1949年4月23日从此成为中国海军建军日。在失去了武力抵抗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三野35军迅速渡江，于23日晚和平解放了南京。当陈修良确知解放军已进入浦口时，便立即通知已经掌握在地下党手中的南京原中央广播电台，首先向全世界宣布了南京解放的消息。
保护生命财产、顺利接管城市
——保护生命，释放政治犯 ：随着前方战争形势的迫紧，国民党政权对内的镇压加强。1947年 "五二0"运动后蒋介石颁布了《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解散民盟，逮捕和开除学生。还公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勘乱期间紧急治罪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等等旨在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南京市委根据情况已经撤退了一批又一批地党员和进步群众到解放区或其他城市，加以保护。例如方休，厉恩虞（又名陈震东。中央大学学运领导）等已有暴露的骨干，全都撤离到上海隐蔽。
1948年夏到49年1月南京有三次大逮捕，被审讯二百多人，被押入狱一百多，有几位学生党员被判重刑。1949年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为了拯救被捕人员，南京市委通过学委沙轶因与她的姐夫杨兆龙取得联系，杨兆龙时任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后任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为人正派。陈修良派出地下党员白沙去见杨，劝说他动员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为革命立功。而李宗仁也因与蒋介石有矛盾，采取希望与共产党和谈态度，他曾提出要求见南京党的负责人谈判。陈修良转告他："地方书记无权谈这个问题，但希望李总统释放全国在押政治犯，以表示和平诚意"。最后李宗仁同意签署释放全国政治犯，立下了大功。南京共释放近80人，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指名要求释放的4 人：朱成学、华彬涛、李飞、彭原；上海释放了360 多人；全国总计释放约万余人。重庆在蒋介石授意下拒不执行李的命令，解放前夕发生"红岩"小说所描写的大屠杀。
——保护财产，接管城市：为做好迎接南京解放的准备，抽调干部，深入到各种机构收集数据。例如：通过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了解南京重要企业，阻止其搬迁。通过官方组织的"应变会"调查清楚各类财产、物资。对南京市区、人口户籍、车辆、机关公务人员、税收情况等等分类造册登记（例如房产统计方面王嘉谟、林征等同志做了大量表册，后来接管中得到刘伯承的特别赞扬）；加紧组织工人自卫队，通过地下党在警察大队的关系，得到二百多支枪和弹药，武装了纠察队。据不完整统计自卫队有数千人，警察内部可控制的约有二千人。有效阻止了国民党撤退时的破坏。保护了电台、电厂、自来水厂、桥梁、仓库、学校等，有效维持了地方的交通和治安。在渡江前，有人想破坏老江口的轮渡栈桥，企图阻止渡江，工人纠察队与之开展了斗争，保证了南北轮渡的通畅。下关电厂工人在国民党下令封江后，在反搬迁斗争中保留下来运煤船，"京电号"等几艘小火轮开到北岸迎接解放军。地下党组织了群众迎接大军过江，动员民船和下关一带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火车轮渡船等一齐出发到北岸迎接大军过江。
4月24日一早，通宵达旦未睡的陈修良来到35军军部励志社，要见三野的首长，由于她还穿着旗袍，被卫兵档在门外。正在解释时，政委何克希出来了，他和陈修良在华中局时就是老相识了，这次见面两人高兴得不顾一切，跳着拥抱起来，大声叫道:"我们又会师了"！司令陈士榘目睹了这一场面，却把两边警卫的战士看傻了，我们首长怎么和一个"老百姓"抱在一起？经过解释才知道这位"老百姓"是南京市委书记。大家鼓起掌来，"真没有想到，帮助我大军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而文雅的小女子呀！"（陈士榘回忆文章）
胜利会师后的困惑
首先与地下党会师的是三野八兵团35军，无论是陈士榘司令还是何克希政委都是亲历者，他们对于当年能够以如此顺利渡过长江天险，胜利解放南京是非常满意的。陈司令不但写当面向陈修良说过，而且也写在出版的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真诚地赞叹了南京地下党做出的出色工作。1949年4月28日南京军管会成立。五月一日在国民大会堂召开了三野、二野解放军和地下党会师大会。出席者有华东局、三野、二野领导邓小平、陈毅、刘伯承、饶漱石、宋任穷、刘晓等等。会上各方都肯定了这次会师是成功的，提出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需要互相学习，气氛很好。作为南京地下党书记的陈修良，曾被邀请上主席台，但她拒绝了。因为职业性的敏感使她考虑到上海尚未解放，沙文汉正在为迎接上海解放进行秘密活动，在三千多人大会上公开亮相自已，恐有不妥。 大会宣布成立了南京军管会，主任是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陈修良是军管会中十六名委员之一，也是南京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兼妇联主任。会后，三野奉命转到解放浙江的战斗中，全面接管南京的是二野。但是，"胜利会师"后接着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陈修良陷入困惑与苦恼之中。
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宋任穷对陈修良说，由于随解放军过来的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要她这位组织部长配备一些副职干部，作为领航者带个路。陈修良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并按此办理，在接管中配备了熟悉业务的地下党员干部到军管会个部门和群众团体担任副职。根据当时在组织部工作的曹锦回忆和提供的资料：解放初南京市委组织部调配安排了六千余干部，其中来自老解放区的2619人，来自解放军的452人，来自军大的1500人，其余1400多人为地下党的干部。(《解放初期的陈修良》曹锦，《南京党史》2008年第一期16页)。据此，地下党干部总体占约23%，主要是为副职。反映出当时干部的安排上贯彻了中央意图，如同邓小平总书记在1957年说的；"解放初期，中央提出要依靠大军，依靠老解放区干部建立新解放区的工作"，"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地方干部若不调走，最多当个副职，但即便是这样安排，不久后干部中有流言称：陈修良到处安排地下党员做副职，是要与南下干部"平分秋色"。
从极其落后和艰苦生活环境出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部队，进城后环境巨大的落差，使接管出现一些问题，陈修良听到不少官兵经常抱怨："二野穷、二野苦"，她察觉到腐化风气有所弥漫。有些部队官兵多次发生不买票强行上车，无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占剧场开会等事件；在接管财产后发生毁坏、抢占，个别还出卖拆毁。以至于南京军管会专门出了多个有关此类纪律的内部通吿。根据军管会1949年11月4日《保护祖国财产之布告》内称："机场汽油被窃600-1000桶之巨，森林苗圃被砍20万株，房屋被霸占；.重要文献档案，当作办公用纸，任意毁弃… ，擅自搬用家具，迁移房舍居地"等。（《解放南京》下册 第324、325、367页：南京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4月）
陈修良和许多地下党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解放后她一直思考国民党倒台得如此快的问题，认为根本内因在于腐败和政治独裁，否则不至于如此迅速溃败。中共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不能变质，特别是七届二中全会关于进城后警惕糖衣炮弹的告诫言犹在耳。于是，她下令组织了一次演出，演的剧目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周年祭》改编的李闯王进京的剧。不料，引起轩然大波，南下干部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地下党看不起我们"，"是针对南下干部来的"。
二野高层领导中只有刘伯承同志的态度极其鲜明，他多次批评这种现象：49年5月9日一次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会议上，他说;"农民革命首领洪秀全，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我们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现象已经在发生中，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公共房产占75%，本已多而漂亮，竟然有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院，又搬到那院；有的丢了马要做吉普车，现在又丢了吉普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甚至有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营之事；有的带兵的人不免添加骄横.不听指挥的样子，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啊！"。8月一次市委会议上刘伯承又说："现在我们成了执政党，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如不警惕及时纠正，那是很危险的" （《我走过的道路》陈修良，未刊）
解放后，所有的干部一律按部队方式实行供给制，由于城市干部原来有职业掩护，可以养家。实行干部本人供给制后，城市干部家属的生活没有来源，家庭生活立即陷入困境（农村干部家属在老家以务农维持生活）。陈修良发现这一问题后向市委提出。市委委员副市长柯庆施在会上批评她是照顾地下党，搞"地方主义"、"特殊化"。
南京一位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南下干部）寿某，还背着她打报告给华东局组织部，诬称："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企图私自接管南京，解放后看形势不对，只好作罢…..,"、"（地下党）多数学校工厂医院基层党支部… 仍有系统"。（《南京市委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与一年来的工作纪要》）
柯庆施也在市委会上经常对陈修良发难称："老市委解放后尚在活动"，为什么"工、青、妇都是地下党员负责"、"刘峰、朱启銮、林征做局长是谁决定的？"（刘、朱、林均势地下党市委主要骨干）。还有人传说："地下党过去有个口号，'保管好工厂。将来好当厂长'"，柯在一次会上竟将此传说夸张为；"那么保护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 。对此，陈修良曾当面予以批驳，并要求追查前一句话是谁说的，但没有下文柯也不作澄清。此话便流传很广，甚至传到邓小平那里，他在南京市支书及排以上干部党员四千人大会的报告中竟作为例子提了出来。（1949年9月17日邓小平《论忠诚与老实》报告记录 南京通讯），将流言作为事实，在大会上公开宣布的还有所谓："公安局科长（地下党员）拿枪打共产党员，是反革命行动"、"据说，南京工人政治学校有人贴打倒毛泽东、朱德的标语"等，并以此用来证明党内："有一条心、半条心和两条心三种人"，这个报告还称"南京地下党的大发展是在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倒台已成定局，入党的份子动机不一、成份复杂"。提出要整党，在南京两千地下党中要"清洗"两条心的人。更指出这些两条心的人是受"半条心"的人掩护的。而陈修良被指责"拖延"三个月不整党，是为了掩护南京地下党错误，实际被指为是"半条心"的代表。
事实上，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央上海局曾根据形势要求南京适当发展组织，以适应渡江和城市的接管形势需要。但鉴于南京地下党经历八次大破坏血的教训，懂得发展党员，是有关个人和组织生死攸关的问题，对党员和组织的发展相当谨慎。这一届组织在解放前没有发生过破坏，没有牺牲过同志的事实本身就是没有混入坏人客观的证明。这种情况在全国白区的地下党中也是相当罕见的。尽管如此，解放后整党与历次运动中南京几乎所有的地下党员和干部都受到极其严重的冲击。1949年南京10月至1950年1月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风，两千名原地下党员开除党籍、取消候补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处分几百人。大批人被降职或调离。文革中更是荒唐宣称: 地下党员要么成为烈士，如果活到解放就一定是"叛徒"、"潜伏特务"，"红旗党"。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79年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对南京地下党问题正式作出了结论：没有发现特务、叛徒，才最后为长期蒙冤的同志平了反。
忠于历史真相需要理想与勇气
在陈修良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南京虽然只有四年时间，但这里却是她魂牵梦萦的地方。那儿有在腥风血雨中与她同舟共济的战友和大批帮助过地下党的淳朴、忠勇的人民。南京的山水、街道、房屋，是中国那段惊天动地大变革历史的见证，也经常勾起她对一幕幕往事的记忆。 然而，最使她不能释怀的是当年她领导过的南京地下党员和起义官兵们的多舛的命运。她要把真实历史留给后人，成为她最大心愿。
1949年的会师，当时在她和她许多战友看来，这是从此能走出地下，可以实现其理想，建设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开始。他们并没有企望争功或做官。在长期艰难的隐蔽战线中，他们早已习惯了生活在群众之中，尽力奉献。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是生死与共的平等的同志关系，根本没有官位大小的概念。对陈修良那样的人来说，她认为能够坚持活到亲见解放，看到家人，就已是一种奢望和大出意外了，完全无意也无暇考虑做官、争功的问题。
另一方面，一路凯歌南下的大军对于会师的理解，在邓小平的《忠诚与老实》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把人民解放军，北方来的党叫主力，在南方的党和部队叫游击队，会师就是主力和游击队的会师。你说毛主席偏心吗？不是的，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这就叫'老老实实'"。在说到南京解放胜利的功劳时，他指出"地下党无论如何要放到最后一位，这才叫合乎事实"。这意味着会师必须分功劳大小、地位高低。
近年发现的、当时只在少数大军区部队首长中下达的"十六字"方针证实并深化了这一理念。这是关于全国解放后，主力怎样处理与城市、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关系，那就是："控制使用、降级安排、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毛泽东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地下党员的总体战略》穆广仁《法治大手笔》天马出版公司上册398页 2007年）说明对这个非主力的"小儿子"不但无功可谈，还需要进一步作约束与整除。
陈修良在晚年深深思考过许多历史问题。 1979年她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以后，在生命最后二十年间，秉笔直书不停地撰写，为许多人和事说清真相，最后眼力不济，人站不起来，她就用口述录音，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其中有关南京地下党的人与事占有很大比重。她认为历史就是政治，历次运动不断整肃地下党干部，旨在曲解党史，湮灭地下党的真实历史和以生命与理想书写了那段历史的人。恢复真实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的具体体现。
她多次提出必须分析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原因。她说："长期来一直宣传军事上的胜利是根本原因。至少是第一位的原因"、 "把政治斗争作为次要的，辅助的因素空泛地提一下"。地下党长期在国统区从事的群众民主运动、统战、策反、文化、宣传、等等主要是政治斗争。以及许多由经济斗争口号引向政治斗争的运动。 她认为"国民党被打败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腐败，政治体制出了问题"。"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不得人心，抗战后的官场腐败令人痛恨，而我党当时的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深得人心，否则我们怎能动员那么多群众响应，策反那么多军队将领和士兵？"她认为政治上的胜利，是具有人心背向的决定意义的。军事与政治的因素互相促进，只强调军事胜利是不妥的，因为一切战争都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她一生反对庸俗地曲意迎上，认为对历史的是非，要坚持真理。1990年当她看到宋任穷的回忆录初稿中，写到"南京地下党解放前大发展，混入不少坏人，造成组织不纯"等文字后，立即写信给他，直抒已见，指出"以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1979年已经对这些不实之词平反，如果再提此事，会使地下党同志重新背上包袱"。后来这个意见被作者所采纳。（陈修良文集199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78页《1990年6月6日致宋任穷的信》）
邓小平文选出版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准备将《论忠诚与老实》一文收集进去。通过南京党史办公室征求陈修良意见时，她对此文逐条予以澄清、说明，陈修良写道："南京地下党问题多年来没有澄清，历次政治运动中使许多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三中全会以后，南京地下党得以平反，许多被开除或处分的党员得以恢复名誉，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结果，对党内团结大有利。已经愈合的创口，不应再使其出血，因而我建议这个报告最好不要放进《文选》中去"（陈修良1988年2月24日给南京党史办的信）。南京党史办也有同样意见，最后出版时，此报告没有被收入邓选。
那一代人已经进入历史，离我们远去，让我们纪念他们。他们的思考、经验、教训，无论是成功还是挫折，胜利或者失败都将永远作为全民族的宝贵遗产留给后世。南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六十年后2009年12月，陈修良被评为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南京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沙尚之 2010年1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