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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永远的缅怀—— 纪念沙文汉陈修良百年诞辰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Eternal Remembrance--On the 10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Sha Wenhan and Chen Xiuliang
Creator
沙尚之
Source
南京党史, 2007 第五期
Date
2007-10
Format
pdf
Language
zh
Identifier
W54
Coverage
Nationwide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2-2619 (W 54)
永远的缅怀
—— 纪念沙文汉陈修良百年诞辰
我的双亲沙文汉和陈修良，都出生于一百年前晚清丁未年间。他们生于战乱，长于忧患，亲自经历了中国社会近百年历史的嬗变与大动荡。他们的一生反映了"五四"、"五卅"和大革命时代孕育出来的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无怨无悔地追求真理的苦难与坎坷历程。当他们逐渐走进历史的深处以后，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大的历史经验。
二十世纪前叶，父母亲与当时许多忧国忧民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投入了大革命的浪潮，见证了腥风血雨的反革命大屠杀；他们曾远渡重洋，到过红都莫斯科和日本的东京，为的是寻求能使古老落后的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理论与途径；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危机中，以笔为武器，撰写过大量时政论文，以唤起民族救亡的觉醒,鼓起人民抗日的斗志；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他们到新四军根据地经受过党组织严格的整风审查和教育；抗战结束后，受组织的委派，冒着极大的危险，重新潜入白色恐怖笼罩的中心城市从事秘密斗争。他们以智慧与勇气，团结群众，在白区发动过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也成功地策划过多起载入史册的军事起义，瓦解国民党政权的军心和人心。在政治上、国内外舆论上、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等方面发挥了军事战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为最后解放南京、接管中心城市、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建国后,他们满怀壮志,认为从此后贫弱的中国,苦难的人民将把祖国建成一个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生活安定的富强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正是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因此，他们拥护并坚持贯彻《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具有相当于宪法的地位，它正确地提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国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据此，他们重视团结曾经风雨同舟，共同推翻旧政府的民主人士,主张在国家重建中坚决依靠知识分子,不同意把知识分子等同于资产阶级,也不认同在生产资料公有化改造后，阶级斗争反而越来越尖锐复杂的观点。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在五十年代多次主张 "党政分开"、要求"发扬党内民主"，并于1956年浙江省的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了这些意见。一年后，因此而都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父亲在浙江省省长，省委常委的任上、母亲在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任上双双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冤案，直到1979年和1982年母亲和父亲分别被彻底平反。
作为他们的女儿，我对父母亲的认识和了解，是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从外在到思想的过程。儿童时期我是由外婆陈馥在上海带大的。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幼时我与父母亲相聚较少，解放前我们全家团聚的机会非常短暂，十岁以前几乎没有连续的记忆。解放后，我才得以和父母亲在上海、杭州一起生活了六、七年，那是我的中学生时代，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和充满阳光的，政治风云我不知道，到 1957年夏我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离开了他们时我都是快乐无忧的。在我的心目中父亲非常慈祥，他善解人意，豁达大度，从不对我苛责。小时候他常对我讲许多历史故事和诗词典故，他好书法，也偶然作画，给我以艺术与文学的启蒙。我很喜欢父亲，不仅因为他的睿智与豁达，他还给我留下做人要谦逊，善于控制自我、能理性地分析问题和以仁爱之心待人的深刻影响。
与父亲的温良谦和、富于理性的处事方式不同，我的母亲陈修良的性格则更加外向、直率和感情化。初次与她交往的人往往会因为她那一针见血，不讲情面的谈吐所惊讶，她爱憎分明，不会玩"人情世故"，从不媚俗讨好任何人，哪怕是上级领导人。
她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人与人之间必须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因此，把上级领导、下属和普通人民都看成是人，没有唯唯诺诺也不以势压人，有意见都照说不误。她特别反对森严的等级制度，为此也引起麻烦。有几个例子可见其性格的一斑：五十年代我们住在杭州葛岭山麓首长居住区，据称为了安全，当局禁止卖大饼油条的小贩和三轮车进出门前的一条支路。身为省委宣传部长的她得知后，立即提出反对，说这影响了附近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必要这样做。以后这件事被作为她"攻击公安局保卫工作"的一条罪名；她最看不惯"一言堂""家长式"的作风，在党的大会上不留面子公开批评领导人的这种问题，并指名道姓地反对一些人作为下一届省委的候选人。在她看来，在党内会议上是可以无话不谈的。当然，此举后来就成为她反党的一种表现；七十年代末，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重新复查反右案件，有人想阻止为她摘帽，就要她先写个检讨承认自己以前反对省委领导就是反党，否则不予摘帽。被母亲凛然拒绝，她说"我不承认这是反党，顶多一辈子就戴着这顶右派帽子好了。"
我真正开始理解父母亲是在步入中年，甚至是在他们两人过世之后。我理解了母亲的这种"出格"的外在表现，与其说是性格使然，不如说是她内在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外露。因为这种态度是从她对人民和国家的深深热爱与责任感升华而来的，正如她在自题诗中所言："只恨鲠直妨事功，凿枘方圆屡不同"，"谁怜冠盖锦衣梦，留得清名我不穷"！这是一个追求真理，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人，刚正不阿，无畏无私的禀性的写照。
1977年12月母亲被摘帽后（尚未平反），立即要求回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的老家。对这个老家她是深有感情的。1939年我出生时，这里就是上海恢复党组织后中共江苏省委的秘密联络点，由我的外婆陈馥出资出面租赁和掩护的。往来的人只局限于省委书记刘晓、刘长胜还有组织委员王尧山和他们的夫人少数几个人。我的父亲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除主管文化、学生运动外还负责过一段时间外县的军事工作。抗战胜利后，这里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联络点之一， 我的母亲1946年4月起被派往南京任地下党市委书记，直接受上海局的领导。1947年就在这里二楼的亭子间，上海局书记刘晓传达了中央电报，准备在中心城市发动学生运动。我的父母亲与刘晓、刘长胜一起研究了怎样从首都南京开始发动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最后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二O"运动。
我记得很清楚，当母亲1978年1月出现在上海老家时，身边只带了几个破旧的箱子，其中只有一个是衣箱，里面装的衣服都是多年的旧衣裤，一件蓝色棉短大衣还是我以前在吉林工作时穿过的。其余的箱子是旧木头做的板箱、一个铁皮箱和一些纸箱。里面全都是发黄的文稿，笔记本等等，当时我也根本没有注意这些东西是些什么内容。但对此我也并不感奇怪。因为我的父母亲一生没有积攒过金钱财物，父亲在1964年以五十五岁逝世时，存折上只留下二百元的余款。母亲在1998年九十一岁高龄逝世时，存折上留下了两万元。六十年代文革中红卫兵曾几次到家里翻箱倒柜地抄家，但除了书以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非常愤怒地责问我母亲："一个省长的家里怎么会没有值钱的东西？！" 当然，他们根本不会懂得一个为理想献身的革命家对于物质财产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差别。
八十年代的一天，母亲指着这几个破旧的箱子和大堆发黄的纸，慎重地对我说："我和你父亲一生没有任何钱财，这些就是我们两人留给你的全部财产"。原来，在这些箱子里，装的是他们在各个年代写的时政论文、讲话稿、私人信件、会议笔记、个人档案、大量检讨书、申诉信、党史人物资料、历史事件回忆、书籍，还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最初，我对这些"财产"的重要性是从它们被保存之困难来理解的，经过了家庭许多重大变故，物质的东西大都已散失或丢弃，而母亲在最困难的处境中，拼命要保留下来的是这些她视为财产的资料，因为这里记录着她和父亲一生的经历，凝聚着他们对许多重大问题长期思索的心得和认识。
以后，我才逐步地从这些资料中了解到父母亲所经历的曲折的人生道路、理解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与痛苦、看到了他们的许多战友们感人的故事。父母亲的一生真像一本厚厚的史书，充满了令人感动和奋发的豪情壮志、悲欢离合与曲折的情节。
从资料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幼年，那是1942年春。我和父亲的一张全身照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江苏省委奉命撤离上海到新四军根据地，而1941年母亲已奉命离开上海，准备北上延安去审查历史（以后被华中局留在新四军根据地，未到延安），这样一来，家中只剩下我和老人，一家人就此分离。父亲有感于此 就写了一首"示儿诗"，充分反映出他在国难当头之际，放弃个人与家庭的毅然抉择。
《示儿》
稚儿亦解零丁意，竟日牵衣不寸离。
母且从军去万里，父能抚汝到何时？
连天劫火安无恨，七尺身躯未敢私；
那得长弓堪射日，来年共唱太平诗。
我还发现了另一张1945年有父亲题诗、被磨损了边角的照片。原来那是在我与他分别后又过了两年后拍的。在根据地受到一次日军炮击中，照片被埋在倒塌的房子下，是父亲在战事过后回到废墟中挖出来的。上面的诗词调寄"点絳唇"依然可见：
《点绛唇》
一样天真，惊而今长成如许，怎不言语，诉尽零丁苦！
烽火关山，梦断故乡路。何年事，陡然相逢，还识双亲否？
我还看到资料中保存着父亲的书法写的一首诗。这是1946年春时任华中分局城工部长的父亲，送母亲过长江潜入南京恢复地下组织的所作。当时他们都十分清楚此行的重大危险，在她之前，南京的地下党组织已有八次遭到毁灭性破坏，我的母亲也随时准备着去上雨花台。她说，我想好了万一被捕后的口供："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丈夫和孩子都被日本人杀了。我什么口供也没有"。当他们走到长江边时，母亲回头深情地望了望江北的大地，心想可能以后再也不能回来了，不禁脱口而出，吟了荆柯刺秦的名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父亲随即赠诗鼓励并壮行色。
《丙戊春送陈修良主持南京地下工作，赠诗以壮其行》
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
欲得虎子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1946年夏，母亲潜入南京后不久，刘晓同志通过我的外婆要母亲从南京来上海面晤。那年我已经七岁，但全然记不起五年前母亲的样子了，当她出现在巨鹿路家时，我问她："你是啥人？是新来的媬姆吗？"她心酸地说 "我是你的妈妈呀"，我还不相信，跑去问外婆肯定后，才怯生生地看着这位"陌生人"。后来母亲拿出从南京带来的小孩谜语书，吸引我去看，还给我讲故事这才很快熟悉起来。但不久，她又走了，那时候我留下的母亲形象是个戴眼镜、短发的妇女，后来竟把孙冶方的夫人洪克平当成妈妈了，因为她正好也是戴眼镜，短发，年龄又相仿又对我非常好。有一段时间里，我就把洪妈妈与自己母亲混淆在一起了。
文档中还有母亲从1958年3月起被下放到嘉兴农村监督劳动的记录。有每天的工分，劳动项目、思想汇报等。 那时她已过了五十岁还要下水田学插秧，幸好她在日本时学过游泳，不致在水中跌倒。当地农民对她非常友好，手把手地教她做农活，亲切叫她"陈同志"，这在当时对她是非同寻常的。杭嘉湖地区本是个粮仓，但是竟是无粮可吃。在困难中，农民拔了自己地里的孛荠给她当饭，这也使她非常感动。这时候父亲在杭州是城市户口尚有定量分配，他经常地节省几斤粮票寄给母亲，自己就吃点土豆代粮。而母亲得到这些宝贵的粮票后，又去送给当地的农民，因为他们劳动量大，饿得浮肿，比自己更加需要。她在农村只发给十五元钱的生活费，她还自己到城里买药为农民医病，她曾为一个农民治好了长年不愈的老烂腿。三年的下放严重损害了她原来就多病的身体。当她被调到杭州大学外与系时，三年来她和农民在同甘共苦中建立起来的感情是难舍难分的。农民们为她送行时，曾经要她到省城去代他们说说"我们实在吃不饱"的话，但是一回到杭州，在那种严厉专政的环境下，根本没有机会与可能让她对当局说这个话，由于没有做到这件事，使母亲还一生为之深感遗憾。
父亲在最后的岁月中，不断克服了被冤案折磨的巨大痛苦、坚强地经受着气喘、心脏病、困难时期极度的营养不良、缺少必须常吸的氧气和医疗条件等种种考验。1958年他曾经鼓励即将下乡劳动改造的母亲是去进"农业大学"，与她约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决不自杀"。在他给在嘉兴劳动的母亲一封信中，他说对自己的要求是："春蚕到死丝方尽"。1962年父亲在病中的一首诗成为他生命的绝唱，也反映了他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即便是自己有生之年已看不到了。
《病中有感》
"莫说沉渴疴久未愈，但看形影日枯衰。孤灯夜永油将尽， 老马途遥力不支。
梦里少年犹意气， 望中功业岂狂痴？人生得失毋须计，毕竟事成总可期"！
1963年"七一"前夕，他怀着热情、带着病痛完成八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作为给党的生日的献礼。他通过对大量古代文物考古发掘资料（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左传，诗经，尚书，汉书，论语，孟子、墨子，国语，公羊传等）的研究，仔细阅读了马克思"资本主义主义生产以前社会各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等经典著作，探讨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他的研究证明：人类原始社会在生产力发展以后会分化为阶级社会，这一点是共同的。但是在不同生产方式与文化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可以出现不同的实现形式。他发现由于中国的初民早已是农业民族，生产方式强烈依赖土地。由农耕生产方式发展出来以血缘，氏族为纽带形成的稳定耕作群体，奴隶在形式上似乎与西方完全不同，但从考古的大量证据来看，这些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奴隶无疑。他把这种奴隶制度称之为"氏族"或"国族"奴隶制度，以区别于西方的奴隶制度。他提出中国的奴隶制最大特点是；"土地和奴隶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人们从商周起就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这个情况也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
他论证：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没有（人民的）私有制，连人也是世代属于国王或诸侯的（实际上人都是奴隶），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发展中也基本如此，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由于长期缺乏私有制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主要形成为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民"，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到国家形态上，就是实行"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他看到古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一向是由极少数统治者以国家名义，对绝大多数人实施压迫与掠夺形成两极结构。统治者为了剥夺更多，就一定要杜绝大多数人发展私有财富，结果是造成私有制度的缺乏和民众普遍的赤贫化。极少数统治者需要维持这种经济结构，又必须在政治上保持权力高度的集中。因此，经济的两极分化与政治上高度集权两者是孪生兄弟，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父亲在完成了这篇研究后不久，1964年1月病逝，他灌注了心血和思想的厚厚手稿被
母亲保留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母亲怀着极大的悲痛，牢记着父亲的遗愿要坚强地活下去。这以后她又独自挺过了文革的政治风暴和种种更加严酷的生活考验，但她从来没有退缩和失望过。做到了"形同草木之脆，志逾金石之坚"。这是因为她时刻思索与忧患的决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得失，而是中国社会与人民的命运；是她对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理想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她所拼力保存的不是个人的财物，而是历史的记录。
1978年母亲回到上海以后，大部分时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她致力于党史研究和为许多其他战友平反与恢复历史真相。母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是她一生中的能力与智慧得以发挥最充分的时期，而在南京曾经风雨同舟的战友们在她的心目中份量也是最重的。她努力地为南京地下党同志和起义将士遭到的不公待遇拨乱反正，据理力争为他们的历史作证。八十年代她多次到南京，参加了"五二O"运动，南京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华东七省市党史征集工作会议等，重游当年地下党联络点和居住故地、与老战友们欣喜重逢，相互鼓励，她似乎又回到了风雨同舟的岁月。1990年，当年首批进入南京的三野八兵团司令陈士榘将军来到上海与母亲重逢叙旧。陈士榘将军对她说："南京实际是和平解放的"，他充分肯定了南京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正是由于当年首都警卫师97师王宴清师长起义到江北，向他提供了详尽的军事防守图，才改变了他原准备多处炮轰南京城的计划，避免了古城和生命财产的损失，这是地下党的功劳。他还说："在解放南京的伟大战斗中，南京地下党和各界人民群众，展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母亲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党史重要事件，例如：大革命时期的宁波学生运动、"宁汉合流"时期在武汉的见闻、对五卅运动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探讨、关于上海1937年重新建党、潘汉年问题的历史教训、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的危害、有关南京地下党的斗争史、重庆号起义中党的领导问题、白区工作对民主革命的作用、对华中党校的整风回忆、关于"四人帮"篡改党史的批判、对党史人物写作的体会等等。
她还为许多同志写回忆、编撰年谱、年表，深情回忆了向警予、何孟雄、徐玮、吴先清、惲雨棠、沙文求、朱枫等等烈士，也为潘汉年、扬帆、刘晓、孙冶方、陈同生、钱瑛、丘一涵、李亚农、彭康、顾准、杨思一、彭瑞林、王嘉谟、何克希、陈一诚等许多老战友、老同志写纪念文章。她生前遵从的原则是：活着的时候只写别人的事迹。不发表个人传记，她只写下自己经历与事实，但不发表。因为她认为活着的时候自己来评价自身是非功过是不妥的，应当留待后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议。在1986年党史人物研究会上，她提出"写人物传记应讲究史德。切忌虚构、哗众取宠；应学习司马迁，认真调查研究，敢于秉笔直书，即使坐牢受刑也不要怕"。这就是母亲的写史原则。
八十代末由于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了，她就用放大镜，以白板用的粗墨水笔来写，一页纸才能写一百来个字；眼睛开刀后好了些，但她的脊椎骨又因弯曲压迫神经非常疼痛，不能坐着写，她就站着，上半身趴在上海华东医院18楼病房的窗台上写；最后身体因病站不起来了，就每天打好腹稿后用录音机口述。就这样，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间，母亲一直与疾病作斗争与时间赛跑，留下了几百万字的文章和大量口述录音。
我的父母亲为什么如此重视研究历史？母亲说过：要讲政治必须研究历史，特别是近百年中国历史。无论是荣耀的，还是挫折的，甚至耻辱的，都要认真地研究。历史不可断代，文化必须传承。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 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明是非，辨方向，避免走周期反复的老路，也不会在浮华喧嚣的物质世界中迷失方向。
百年过去了，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人类不断追求真理和勇于奉献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今天我们缅怀先辈，要继承的正是他们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后人要以更大的智慧、理性和勇气去面向未来。我想，这是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的共同责任吧！
沙尚之 2007年10月于上海（南京党史杂志2007第五期发表）
宝庆路20号（200031） 电话 021-64377828 ， 13501833445
永远的缅怀
—— 纪念沙文汉陈修良百年诞辰
我的双亲沙文汉和陈修良，都出生于一百年前晚清丁未年间。他们生于战乱，长于忧患，亲自经历了中国社会近百年历史的嬗变与大动荡。他们的一生反映了"五四"、"五卅"和大革命时代孕育出来的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无怨无悔地追求真理的苦难与坎坷历程。当他们逐渐走进历史的深处以后，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大的历史经验。
二十世纪前叶，父母亲与当时许多忧国忧民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投入了大革命的浪潮，见证了腥风血雨的反革命大屠杀；他们曾远渡重洋，到过红都莫斯科和日本的东京，为的是寻求能使古老落后的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理论与途径；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危机中，以笔为武器，撰写过大量时政论文，以唤起民族救亡的觉醒,鼓起人民抗日的斗志；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他们到新四军根据地经受过党组织严格的整风审查和教育；抗战结束后，受组织的委派，冒着极大的危险，重新潜入白色恐怖笼罩的中心城市从事秘密斗争。他们以智慧与勇气，团结群众，在白区发动过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也成功地策划过多起载入史册的军事起义，瓦解国民党政权的军心和人心。在政治上、国内外舆论上、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等方面发挥了军事战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为最后解放南京、接管中心城市、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建国后,他们满怀壮志,认为从此后贫弱的中国,苦难的人民将把祖国建成一个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生活安定的富强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正是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因此，他们拥护并坚持贯彻《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具有相当于宪法的地位，它正确地提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国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据此，他们重视团结曾经风雨同舟，共同推翻旧政府的民主人士,主张在国家重建中坚决依靠知识分子,不同意把知识分子等同于资产阶级,也不认同在生产资料公有化改造后，阶级斗争反而越来越尖锐复杂的观点。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在五十年代多次主张 "党政分开"、要求"发扬党内民主"，并于1956年浙江省的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了这些意见。一年后，因此而都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父亲在浙江省省长，省委常委的任上、母亲在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任上双双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冤案，直到1979年和1982年母亲和父亲分别被彻底平反。
作为他们的女儿，我对父母亲的认识和了解，是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从外在到思想的过程。儿童时期我是由外婆陈馥在上海带大的。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幼时我与父母亲相聚较少，解放前我们全家团聚的机会非常短暂，十岁以前几乎没有连续的记忆。解放后，我才得以和父母亲在上海、杭州一起生活了六、七年，那是我的中学生时代，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和充满阳光的，政治风云我不知道，到 1957年夏我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离开了他们时我都是快乐无忧的。在我的心目中父亲非常慈祥，他善解人意，豁达大度，从不对我苛责。小时候他常对我讲许多历史故事和诗词典故，他好书法，也偶然作画，给我以艺术与文学的启蒙。我很喜欢父亲，不仅因为他的睿智与豁达，他还给我留下做人要谦逊，善于控制自我、能理性地分析问题和以仁爱之心待人的深刻影响。
与父亲的温良谦和、富于理性的处事方式不同，我的母亲陈修良的性格则更加外向、直率和感情化。初次与她交往的人往往会因为她那一针见血，不讲情面的谈吐所惊讶，她爱憎分明，不会玩"人情世故"，从不媚俗讨好任何人，哪怕是上级领导人。
她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人与人之间必须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因此，把上级领导、下属和普通人民都看成是人，没有唯唯诺诺也不以势压人，有意见都照说不误。她特别反对森严的等级制度，为此也引起麻烦。有几个例子可见其性格的一斑：五十年代我们住在杭州葛岭山麓首长居住区，据称为了安全，当局禁止卖大饼油条的小贩和三轮车进出门前的一条支路。身为省委宣传部长的她得知后，立即提出反对，说这影响了附近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必要这样做。以后这件事被作为她"攻击公安局保卫工作"的一条罪名；她最看不惯"一言堂""家长式"的作风，在党的大会上不留面子公开批评领导人的这种问题，并指名道姓地反对一些人作为下一届省委的候选人。在她看来，在党内会议上是可以无话不谈的。当然，此举后来就成为她反党的一种表现；七十年代末，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重新复查反右案件，有人想阻止为她摘帽，就要她先写个检讨承认自己以前反对省委领导就是反党，否则不予摘帽。被母亲凛然拒绝，她说"我不承认这是反党，顶多一辈子就戴着这顶右派帽子好了。"
我真正开始理解父母亲是在步入中年，甚至是在他们两人过世之后。我理解了母亲的这种"出格"的外在表现，与其说是性格使然，不如说是她内在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外露。因为这种态度是从她对人民和国家的深深热爱与责任感升华而来的，正如她在自题诗中所言："只恨鲠直妨事功，凿枘方圆屡不同"，"谁怜冠盖锦衣梦，留得清名我不穷"！这是一个追求真理，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人，刚正不阿，无畏无私的禀性的写照。
1977年12月母亲被摘帽后（尚未平反），立即要求回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的老家。对这个老家她是深有感情的。1939年我出生时，这里就是上海恢复党组织后中共江苏省委的秘密联络点，由我的外婆陈馥出资出面租赁和掩护的。往来的人只局限于省委书记刘晓、刘长胜还有组织委员王尧山和他们的夫人少数几个人。我的父亲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除主管文化、学生运动外还负责过一段时间外县的军事工作。抗战胜利后，这里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联络点之一， 我的母亲1946年4月起被派往南京任地下党市委书记，直接受上海局的领导。1947年就在这里二楼的亭子间，上海局书记刘晓传达了中央电报，准备在中心城市发动学生运动。我的父母亲与刘晓、刘长胜一起研究了怎样从首都南京开始发动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最后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二O"运动。
我记得很清楚，当母亲1978年1月出现在上海老家时，身边只带了几个破旧的箱子，其中只有一个是衣箱，里面装的衣服都是多年的旧衣裤，一件蓝色棉短大衣还是我以前在吉林工作时穿过的。其余的箱子是旧木头做的板箱、一个铁皮箱和一些纸箱。里面全都是发黄的文稿，笔记本等等，当时我也根本没有注意这些东西是些什么内容。但对此我也并不感奇怪。因为我的父母亲一生没有积攒过金钱财物，父亲在1964年以五十五岁逝世时，存折上只留下二百元的余款。母亲在1998年九十一岁高龄逝世时，存折上留下了两万元。六十年代文革中红卫兵曾几次到家里翻箱倒柜地抄家，但除了书以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非常愤怒地责问我母亲："一个省长的家里怎么会没有值钱的东西？！" 当然，他们根本不会懂得一个为理想献身的革命家对于物质财产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差别。
八十年代的一天，母亲指着这几个破旧的箱子和大堆发黄的纸，慎重地对我说："我和你父亲一生没有任何钱财，这些就是我们两人留给你的全部财产"。原来，在这些箱子里，装的是他们在各个年代写的时政论文、讲话稿、私人信件、会议笔记、个人档案、大量检讨书、申诉信、党史人物资料、历史事件回忆、书籍，还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最初，我对这些"财产"的重要性是从它们被保存之困难来理解的，经过了家庭许多重大变故，物质的东西大都已散失或丢弃，而母亲在最困难的处境中，拼命要保留下来的是这些她视为财产的资料，因为这里记录着她和父亲一生的经历，凝聚着他们对许多重大问题长期思索的心得和认识。
以后，我才逐步地从这些资料中了解到父母亲所经历的曲折的人生道路、理解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与痛苦、看到了他们的许多战友们感人的故事。父母亲的一生真像一本厚厚的史书，充满了令人感动和奋发的豪情壮志、悲欢离合与曲折的情节。
从资料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幼年，那是1942年春。我和父亲的一张全身照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江苏省委奉命撤离上海到新四军根据地，而1941年母亲已奉命离开上海，准备北上延安去审查历史（以后被华中局留在新四军根据地，未到延安），这样一来，家中只剩下我和老人，一家人就此分离。父亲有感于此 就写了一首"示儿诗"，充分反映出他在国难当头之际，放弃个人与家庭的毅然抉择。
《示儿》
稚儿亦解零丁意，竟日牵衣不寸离。
母且从军去万里，父能抚汝到何时？
连天劫火安无恨，七尺身躯未敢私；
那得长弓堪射日，来年共唱太平诗。
我还发现了另一张1945年有父亲题诗、被磨损了边角的照片。原来那是在我与他分别后又过了两年后拍的。在根据地受到一次日军炮击中，照片被埋在倒塌的房子下，是父亲在战事过后回到废墟中挖出来的。上面的诗词调寄"点絳唇"依然可见：
《点绛唇》
一样天真，惊而今长成如许，怎不言语，诉尽零丁苦！
烽火关山，梦断故乡路。何年事，陡然相逢，还识双亲否？
我还看到资料中保存着父亲的书法写的一首诗。这是1946年春时任华中分局城工部长的父亲，送母亲过长江潜入南京恢复地下组织的所作。当时他们都十分清楚此行的重大危险，在她之前，南京的地下党组织已有八次遭到毁灭性破坏，我的母亲也随时准备着去上雨花台。她说，我想好了万一被捕后的口供："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丈夫和孩子都被日本人杀了。我什么口供也没有"。当他们走到长江边时，母亲回头深情地望了望江北的大地，心想可能以后再也不能回来了，不禁脱口而出，吟了荆柯刺秦的名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父亲随即赠诗鼓励并壮行色。
《丙戊春送陈修良主持南京地下工作，赠诗以壮其行》
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
欲得虎子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1946年夏，母亲潜入南京后不久，刘晓同志通过我的外婆要母亲从南京来上海面晤。那年我已经七岁，但全然记不起五年前母亲的样子了，当她出现在巨鹿路家时，我问她："你是啥人？是新来的媬姆吗？"她心酸地说 "我是你的妈妈呀"，我还不相信，跑去问外婆肯定后，才怯生生地看着这位"陌生人"。后来母亲拿出从南京带来的小孩谜语书，吸引我去看，还给我讲故事这才很快熟悉起来。但不久，她又走了，那时候我留下的母亲形象是个戴眼镜、短发的妇女，后来竟把孙冶方的夫人洪克平当成妈妈了，因为她正好也是戴眼镜，短发，年龄又相仿又对我非常好。有一段时间里，我就把洪妈妈与自己母亲混淆在一起了。
文档中还有母亲从1958年3月起被下放到嘉兴农村监督劳动的记录。有每天的工分，劳动项目、思想汇报等。 那时她已过了五十岁还要下水田学插秧，幸好她在日本时学过游泳，不致在水中跌倒。当地农民对她非常友好，手把手地教她做农活，亲切叫她"陈同志"，这在当时对她是非同寻常的。杭嘉湖地区本是个粮仓，但是竟是无粮可吃。在困难中，农民拔了自己地里的孛荠给她当饭，这也使她非常感动。这时候父亲在杭州是城市户口尚有定量分配，他经常地节省几斤粮票寄给母亲，自己就吃点土豆代粮。而母亲得到这些宝贵的粮票后，又去送给当地的农民，因为他们劳动量大，饿得浮肿，比自己更加需要。她在农村只发给十五元钱的生活费，她还自己到城里买药为农民医病，她曾为一个农民治好了长年不愈的老烂腿。三年的下放严重损害了她原来就多病的身体。当她被调到杭州大学外与系时，三年来她和农民在同甘共苦中建立起来的感情是难舍难分的。农民们为她送行时，曾经要她到省城去代他们说说"我们实在吃不饱"的话，但是一回到杭州，在那种严厉专政的环境下，根本没有机会与可能让她对当局说这个话，由于没有做到这件事，使母亲还一生为之深感遗憾。
父亲在最后的岁月中，不断克服了被冤案折磨的巨大痛苦、坚强地经受着气喘、心脏病、困难时期极度的营养不良、缺少必须常吸的氧气和医疗条件等种种考验。1958年他曾经鼓励即将下乡劳动改造的母亲是去进"农业大学"，与她约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决不自杀"。在他给在嘉兴劳动的母亲一封信中，他说对自己的要求是："春蚕到死丝方尽"。1962年父亲在病中的一首诗成为他生命的绝唱，也反映了他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即便是自己有生之年已看不到了。
《病中有感》
"莫说沉渴疴久未愈，但看形影日枯衰。孤灯夜永油将尽， 老马途遥力不支。
梦里少年犹意气， 望中功业岂狂痴？人生得失毋须计，毕竟事成总可期"！
1963年"七一"前夕，他怀着热情、带着病痛完成八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作为给党的生日的献礼。他通过对大量古代文物考古发掘资料（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左传，诗经，尚书，汉书，论语，孟子、墨子，国语，公羊传等）的研究，仔细阅读了马克思"资本主义主义生产以前社会各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等经典著作，探讨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他的研究证明：人类原始社会在生产力发展以后会分化为阶级社会，这一点是共同的。但是在不同生产方式与文化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可以出现不同的实现形式。他发现由于中国的初民早已是农业民族，生产方式强烈依赖土地。由农耕生产方式发展出来以血缘，氏族为纽带形成的稳定耕作群体，奴隶在形式上似乎与西方完全不同，但从考古的大量证据来看，这些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奴隶无疑。他把这种奴隶制度称之为"氏族"或"国族"奴隶制度，以区别于西方的奴隶制度。他提出中国的奴隶制最大特点是；"土地和奴隶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人们从商周起就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这个情况也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
他论证：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没有（人民的）私有制，连人也是世代属于国王或诸侯的（实际上人都是奴隶），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发展中也基本如此，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由于长期缺乏私有制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主要形成为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民"，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到国家形态上，就是实行"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他看到古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一向是由极少数统治者以国家名义，对绝大多数人实施压迫与掠夺形成两极结构。统治者为了剥夺更多，就一定要杜绝大多数人发展私有财富，结果是造成私有制度的缺乏和民众普遍的赤贫化。极少数统治者需要维持这种经济结构，又必须在政治上保持权力高度的集中。因此，经济的两极分化与政治上高度集权两者是孪生兄弟，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父亲在完成了这篇研究后不久，1964年1月病逝，他灌注了心血和思想的厚厚手稿被
母亲保留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母亲怀着极大的悲痛，牢记着父亲的遗愿要坚强地活下去。这以后她又独自挺过了文革的政治风暴和种种更加严酷的生活考验，但她从来没有退缩和失望过。做到了"形同草木之脆，志逾金石之坚"。这是因为她时刻思索与忧患的决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得失，而是中国社会与人民的命运；是她对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理想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她所拼力保存的不是个人的财物，而是历史的记录。
1978年母亲回到上海以后，大部分时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她致力于党史研究和为许多其他战友平反与恢复历史真相。母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是她一生中的能力与智慧得以发挥最充分的时期，而在南京曾经风雨同舟的战友们在她的心目中份量也是最重的。她努力地为南京地下党同志和起义将士遭到的不公待遇拨乱反正，据理力争为他们的历史作证。八十年代她多次到南京，参加了"五二O"运动，南京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华东七省市党史征集工作会议等，重游当年地下党联络点和居住故地、与老战友们欣喜重逢，相互鼓励，她似乎又回到了风雨同舟的岁月。1990年，当年首批进入南京的三野八兵团司令陈士榘将军来到上海与母亲重逢叙旧。陈士榘将军对她说："南京实际是和平解放的"，他充分肯定了南京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正是由于当年首都警卫师97师王宴清师长起义到江北，向他提供了详尽的军事防守图，才改变了他原准备多处炮轰南京城的计划，避免了古城和生命财产的损失，这是地下党的功劳。他还说："在解放南京的伟大战斗中，南京地下党和各界人民群众，展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母亲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党史重要事件，例如：大革命时期的宁波学生运动、"宁汉合流"时期在武汉的见闻、对五卅运动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探讨、关于上海1937年重新建党、潘汉年问题的历史教训、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的危害、有关南京地下党的斗争史、重庆号起义中党的领导问题、白区工作对民主革命的作用、对华中党校的整风回忆、关于"四人帮"篡改党史的批判、对党史人物写作的体会等等。
她还为许多同志写回忆、编撰年谱、年表，深情回忆了向警予、何孟雄、徐玮、吴先清、惲雨棠、沙文求、朱枫等等烈士，也为潘汉年、扬帆、刘晓、孙冶方、陈同生、钱瑛、丘一涵、李亚农、彭康、顾准、杨思一、彭瑞林、王嘉谟、何克希、陈一诚等许多老战友、老同志写纪念文章。她生前遵从的原则是：活着的时候只写别人的事迹。不发表个人传记，她只写下自己经历与事实，但不发表。因为她认为活着的时候自己来评价自身是非功过是不妥的，应当留待后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议。在1986年党史人物研究会上，她提出"写人物传记应讲究史德。切忌虚构、哗众取宠；应学习司马迁，认真调查研究，敢于秉笔直书，即使坐牢受刑也不要怕"。这就是母亲的写史原则。
八十代末由于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了，她就用放大镜，以白板用的粗墨水笔来写，一页纸才能写一百来个字；眼睛开刀后好了些，但她的脊椎骨又因弯曲压迫神经非常疼痛，不能坐着写，她就站着，上半身趴在上海华东医院18楼病房的窗台上写；最后身体因病站不起来了，就每天打好腹稿后用录音机口述。就这样，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间，母亲一直与疾病作斗争与时间赛跑，留下了几百万字的文章和大量口述录音。
我的父母亲为什么如此重视研究历史？母亲说过：要讲政治必须研究历史，特别是近百年中国历史。无论是荣耀的，还是挫折的，甚至耻辱的，都要认真地研究。历史不可断代，文化必须传承。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 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明是非，辨方向，避免走周期反复的老路，也不会在浮华喧嚣的物质世界中迷失方向。
百年过去了，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人类不断追求真理和勇于奉献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今天我们缅怀先辈，要继承的正是他们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后人要以更大的智慧、理性和勇气去面向未来。我想，这是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的共同责任吧！
沙尚之 2007年10月于上海（南京党史杂志2007第五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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