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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展望
六、 地方主义、中央政策和 1957－1958 的省一级请洗运动 浙江省案例
六、 地方主义、中央政策和 1957－1958 的省一级请洗运动 浙江省案例
Subject
Anti-Rightist Movement
Description
Chapter Six: Localism, Central Policy, and the Provincial Purges of 1957–1958: The Case of Zhejiang
Creator
Keith Forster, 沙尚之翻译
Source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Publisher
M. E. Sharpe
Date
1997
Format
pdf
Language
zh
Identifier
W43
Coverage
Zhejiang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W43增补 关于地方主义问题的研究 1997年
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展望
六 地方主义、中央政策和1957－1958 的省一级请洗运动 浙江省案例
Keith Forster （K·付斯特）澳大利亚学者
1957年首次出现了中国共产党(CCP)自从1949年取得胜利以来公开对省一级领导人的大清洗。但是，导致清洗的事件本身以及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却很少被人研究。唯一有关这个清洗运动令人满意的解释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以前由费德里克 泰文斯发表的综评文章。他依靠当时中国和香港翻译出版物作为他的分析依据并解释了这一事件。鉴于在最近十年以来中国已发表了许多丰富的原始材料，现在重新再回顾分析1957年下半年中共进行重大方向转变的这一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适当的。这次清洗运动的展开和处理的方式提供了关于中国的党国体系在她建立的头十年中的运作内情。
泰文斯在关于1957年下半年省级领导人清洗运动时称："最好的解释是：为去除一批看来有可能成为实施大跃进计划障碍的有权官员的一种措施"，大跃进始于1958年初。根据他的观点，这些官员被撤职是由于他们主张的政策符合反右派运动以前的中央政策路线，但是却与1957年6月以后的政治环境步调不一致。但是，更严格地说，考虑到在1957年秋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提出要把政治权力下移到省一级的说法，这些官员一直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已引起对他们组织纪律性和可靠性的质疑。因此，中央当时不仅企图要确保地方组织完全与其一致，而且也依靠省级的忠心下级对付曾经与他们在政治或政策上有过冲突的对手。
在本文重新评价1957年省级清洗运动问题时较多地注意到与这一年政治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六月的反右派运动。此外，对于地方党委内持续而严重的冲突所给于的分量也比泰文斯的分析来得更大。本文指出，省党委内部的紧张关系由于中央政策和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突然变化而发生或者恶化，结合着"地方"与"外来"干部旷日持久的在政治权力、干部选拔与提升上的抗衡和斗争，这些都是清洗运动背后的因素。因此，省级清洗不仅是一个先发制人的打击，虽然，它含有这一因素，长期积累的地方紧张关系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后的一年，终于引爆了。
这种情形至少在本文重点浙江省是这样的。有几个事实说明了这一案例的研究。浙江发展到清洗省级领导人物。这一事件在全国公开并获得党中央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深入关注。最近在杭州发表了一分珍贵的有关省党的文件集提到当时政治争端的主要问题并提供了详细而且丰富的有关官方材料。这些文件，与其它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及以个人访问作为补充构成了本文对此事件的解说。
使用浙江作为案例研究的主要缺点在于反右派运动所引起的省领导人清洗问题的敏感性和争议性。甚至象邓小平这样有政治才干的人也在国家层面上禁止全面重新评价反右运动，后来的浙江省委书记，清洗运动的煽动鼓吹者和受益者江华持续的影响大大地限制了对该省事件的详细讨论。
在文革中也有人警告过下了台的江华仍象鬼影一样盘旋在浙江上空，确实比他们能预料的持续得更久。
引言
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初在十二个省份出现了对几位领导人的撤职。许多人被开除出党。打倒他们所称的理由包括在党内反右斗争运动中右倾，在政策问题上保守主义，缺少组织纪律性特别是有地方主义倾向。在执行大跃进的浮夸的毛主义之前，表面上看起来情况是中央领导当局采取了强烈的手段来保证其省级下属的忠诚性，为此，去除那些曾对极端化经济路线表示过怀疑的人、那些把地方利益高于全国利益的人，或在1957年当党开门整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转向那些公开指出中共政策上工作作风缺点的知识分子和非党人士时没有跟上的人，
可是，浙江省清洗高级领导后面的故事虽然含有上述的因素，但是实际上是远比此复杂的多，可以看成一系列事件发展的顶峰，这些事件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华东地下党和抗战时期浙东和其它地区游击队活动。自从四十年代以来地方和外来干部的矛盾就已经出现，决定这场斗争参加者命运很大程度取决于和有权的中央领导历史上和个人有没有关系，其斗争的特征是邪恶的宗派主义和残酷的惩罚活动。
1957年中共浙江省委由江华所领导，他是一个有着农民背景的湖南人氏，解放前在山东和东北工作过，1949年作为南下干部到了浙江。过去在井岗山的活动与毛泽东和谭震林有接触。(谭是解放后浙江省第一位党的领导)他的妻子吴仲廉也是湖南人,并是政法系统的干部(1955年被指派为省高级法院的负责人.)也与毛从二十年代起就有联系,当时她在井岗山直接在未来的领袖下面工作过。1954年经过一系列在杭州和浙江的职位提升，江华超过了资格高于他的党内官员而成为浙江省委的领导。很可能这是因为谭震林得到了毛的支持，认为江是他们在浙江党内最合适的领导人。江很快在自己周围建立起忠心于他的小集团，其成员的共同点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都不是浙江本地人。
但是，有两个当地党的领导人他们的过去经历、资格、和地方上的名气可以成为江控制浙江党的障碍：他们是沙文汉和杨思一。沙文汉是浙东城市宁波附近鄞县人。于1925年参加中国中共并于1926年在他的家乡领导农民起义。1929－1930年他在莫斯科学习，三十至四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由于这一工作所包含的个人安危关系，他曾在三十年代初为逃脱国民党的警察两次去日本。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沙被派往他的家乡担任高级职务。1951年9月，他作为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在上海工作过一段短的时间回到浙江。但是一年后又调至北京准备担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由于长期有病和感到该职位与他的地位不相匹配作为理由，沙未赴此任。这使毛不悦，并批评他无组织纪律，沙在第三次到浙江以前又回到上海，1954年底他成为浙江省自1949以后的第一任省长。他的抵达杭州带来了在背景、工作经验、政治关系和世界观方面均有巨大差异的两个人之间的潜在冲突。
沙在到达杭州当政的时候，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经历很快对他引起了大麻烦，因为浙江当局正计划实行中央的决定，对党的干部进行政治历史的审查。1955年这个运动与全国肃反的政治运动有联系，其中两位最著名的受害者是上海的领导人潘汉年和杨帆，他们两人依次又与1954年就被清洗的华东和中央领导人饶漱石有关（此事并未经过证明).
因为地下党活动家的工作的秘密性和独立性,他们很易受到无根据的指责以及伴随着编造出来的不准确的谣言、影射的攻击。这对于象沙这样具有知识分子背景的党的官员更是如此，他们被怀疑为与正统思想具不同的意见的能力。1956年沙被迫写了一个他在地下活动的情况，1957年上半年由中央组织部审查通过。但是，这一澄清并没有使江华和上海党的领导人柯庆施满意，柯暗示沙是浙江的潘汉年，也就是党的队伍中的叛徒。因此，远在反右运动之前沙的历史已经被人不顾事实地成为政治问题而加以利用了。当1955和1957年间发生的事件使江和沙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时，江把这一点与其它过错一起加进了对他的对手沙的指控中。
沙文汉是代表地方党官员和地下党历史之间相连结的人物。杨思一则是地方党著名的官员，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浙东游击队的基地工作与斗争。他代表着浙江党组织1949年前和解放后历史的一个连接环节，这都是外来干部所不喜欢的。杨出生于浙江省诸稽县，位于杭州东面的绍兴府。他于1930年参加中共并在上海组织劳工活动。1932年被捕，在南京国民党监狱里坐了五年牢。杨是1939年在浙南召开的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会上被选为浙江省委候补委员。以后六年他在敌后浙东工作，在谭启龙下面任区党委的工作，谭是1942年由中共中央中国局派去组织抗日斗争的。1949年以后，杨在省的党和政府组织中担任过高级职务。1954年他被指派为沙文汉下面的付省长，与沙一样继续保留了在浙江省委的常委职务，这是个最有权的省的决策实体。
杨在工作作风上与外来干部的差别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初期。1949年以后，他与谭启龙及其他资深官员在工作作风上发生冲突，谭启龙是谭震林的继任，于1951年任浙江省委的负责人。1953年杨被谭启龙指责为对省委领导不忠并强迫他在党的全会上对错误作自我检查。在肃反运动中，杨在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他的被捕入狱、以及他过去参加的所谓反党集团事件，以及在1930年的党中央全会上违抗党的决定等问题都重新进行了审查。
所有这些都是1957年底为清洗沙、杨和其他人而放到台面上的问题。江华把1957年反右运动聪明地利用来作为三年来他竭力要摧毁浙江省著名地方干部的最高潮。江通过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利用毛主席定期到杭州访问的机会经常接近毛，他得以秘密参与中共的决策内政，并恢复他在卅年以前与毛在井岗山的旧日革命情谊，而且和这位党的领袖不可预测的思想念头一直保持着接触。 看起来，江是毛的想法和他的情绪变化的有才华的读者。相反，沙文汉在1957年与江的冲突达到高峰的时候却没有这些资源。他曾在拒绝出任印尼大使的时候冒犯过毛的对组织无条件服从的信条。况且，他在毛定期的访问杭州时未能接近这位主席。
江的胜利和沙作为右派分子的去职标志着农民对于知识分子的胜利、粗鲁、原始方法对于复杂、理性方法的胜利、狭隘思想对于开明思想的胜利、犬儒主义对于天真朴实的胜利。从微观环境来看，反映了五十年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倾向已到此结束。
背景
反右运动和以后对省级官员的清洗必须以中国1957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以及中国领导人对这些环境背景的反应来究其源由。在1956－1957年正如毛和其他领导人所见，中国面临进退两难的难题，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中国拒绝发展按照苏联模式发现并不适合中国国情。1956年四月毛在他的著名讲话"十大关系"中说到。此外，斯大林主义政治体系的死板和苛刻也日见明显。在毛的1957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他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矛盾分析之中。
毛对于1956年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十分注意，当时对那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对于异议观点的大力压制引起了广泛的公众不安。对此原因，他认为是由于斯大林主义体系的无效，是对于政策方针的质疑并非针对政权本身。这意味着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仔细分析和界定，因此，对抗和非对抗性的矛盾需要以不同方法处理。特别应用于针对一些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所持有的批评意见，1957年三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寻求与这些感到害怕的集团取得合作，鼓励他们对新体制和共产党的作用本身提出批判。这样，主席推动了一个称为百花齐放的大胆的新实验，其主要的方法是"大鸣"、"大放"及写大字报。由毛在1957年初发起的党的整风运动就是表达这些观点的正式渠道。
但是，正象十年后，他被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人响应他的号召向当局造反的热情使他感到吃惊一样，当时他对于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学生们公开的评论、要求中国共产党放松政治领域的控制和减少对教育和其它社会生活领域的干扰感到惊讶与愤怒。毛警惕到这些攻击的深度和广度，1957年5月，他倾向于把这一政治运动转向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对党的统治的批评必须驳斥并要公开攻击这些观点。这个运动的目标开始是针对知识分子群体，但是到了九月已扩大到看上去同情甚至与非党批评者同盟的党员干部、扩大到党的领导人物，主要是省级和省以下的层面，成为以后几个月主要的清洗运动之先驱。
由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发言人所表达的异议观点以及在在中国校园里爆发的动荡，毛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阶级斗争，不是以前所认为的是经济领域的斗争，而是思想和政治领域的斗争。在这方面，1957年9－10月的中央第三次全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上，毛通过了一个推行思想、经济战略和方针政策上极端化的日程计划。江华由于在思想上对毛信任、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盲目愚忠、或者所有这些因素都有，便热情拥护新的方针，并且抓住机会利用历史问题作为武器除去他的对手。对他们在过去三年中批评他的政策失当与领导缺点进行报复。江华把浙江的清洗运动作为证明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观点正确性的直接和无可否定的实例，这使得他得以非常容易地推进这一行动。
浙江的案例中如上已说明在省的领导层原来已存在紧张的关系，江华这次发现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可以彻底地扫清所有的潜在对手。江华成为全国所有省中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毛对中国主要矛盾改变估计的省领导人。这样他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对毛的无可置议的忠心和可靠，决心伴随着毛朝着不确定的道路走向乌托邦的前途，在这条道路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意图破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级敌人。
1957年中国的矛盾
从最近在中国发表的资料来看，1957年5月对向党的进攻性批评毛的反映是失去了对和风细雨批评和坦诚直言态度的耐心。在5月之初，毛的关于矛盾问题的2月讲话被加紧进行修改，从5月7日到6月中旬发表之时修改了十五次之多。在6周之中对毛的讲话作系列的改变，部分地反映出党的整风运动在6月初高度紧张地在转向反右斗争。
在毛和他的同事看来，那些被中共领导邀请去表达对新政权意见的非党知识分子的直接了当的评论是构成对党的统治地位攻击的一个部分。但是，主席还看到这些观点所表达出来的更为危险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取得胜利、农业合作化在1956年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没有看准方向。在那次大会的经过毛批准的决议中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人民要求建立先进的工业国与落后的农业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明中国经济落后，将来的主要任务在于发展经济。
八大在对中国矛盾作这样明白和正确的评估的同时，随着说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这一论断并未能解释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一直存在的社会和政治上的矛盾。毛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正是他作出的强大努力要指出这一点。但是，国际和国内的事件使他对自己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到1957年6月他认为对那些猖狂对党的批评需要迅速而鲜明地进行反击，同时，对反右派斗争需要提供理论上的解释。
在六月青岛的省级领导干部会议上，毛解释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随着反右派运动在中国的城市全面开展的时候,党决定把它扩展至农村并且同时处理在农业合作化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到该年的八月,中共发布了开展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宣告为了与毛在青岛会议所作的论断一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针对农村的富裕中农。因为在富农被消灭之后，他们代表着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就这样，党的整风本是作为党内部的运动此后扩展到了整个社会。
八大三次全会在1957年的9月至10月间召开，开了二十天。这次会议是在政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召开的。在闭幕会议上毛的讲话更为系统地叙述了他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也许是为了敲打他的顾问们，特别是他的主要秘书田家英，这位主席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内部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在经济战线上的胜利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巩固。为了巩固这个胜利，社会主义者必须在政治思想战线也取得胜利，从1957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这种斗争是长期和艰巨的。在毛看来，那些污篾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正如农村中残留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煽动反对农村合作化，鼓动农民退社是代表着中国农村的资产阶级。毛直言不讳地说党的八大所决定的准则是错误的。
在这次全会上另一个主要的议题是讨论下一个五年的经济战略问题。决定对过于集中的苏联式管理与经济体系进行改型，将较大的权力移交到省一级领导机构。对财政资源、工业和商业的较大的控制权交给省级并优先发展地方的重工业。在移交权力的时候中央必须肯定省党委和他的领导人的顺从性和忠心程度。或者，如同弗兰次。舍曼所言："权力下放有风险，除非解决了地方主义问题，。。。权力下放到省政府(党委),必须交给政治和思想上可靠的人(毛的意见)"。他认为北京寻求解决长期在中国的管理中出现的走两个极端的困境："独裁统治"或者"地方割据"。中央决定在保持决策的同时，也扩大一些运作中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这次全会上争论的第三个议题是关于党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邓小平对此作了主要报告。他的讲话带有不祥的色彩，他提出所有党员在鸣放运动中的表现都需要重新审查过，并说有太多的具有知识能力和专长的党员占据了领导岗位。邓也对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这一敏感和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评论，谈到了"地方主义"问题。在谈及此问题时直接联系到将要进行的经济权力转移。
虽然邓也提到适当数量的提拔地方干部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干部的地方化要优于共产化。后者是干部政策的基础。他宣布在县一级所有干部都是地方干部是不行的，更高的领导层则更要少。这些观点回过头看，就成为三个月后政府和党开展清洗运的名正言顺的依据。被清洗的领导人在其它问题之外，许多均被指责为有损害国家利益鼓动地方主义的倾向的罪名。但是，本文以下将说明，把浙江的情况与邓的报告这一露骨的观点相对照，在县级以上几乎连一个地方干部都不存在了。
三次全会证明是为以后的1958年大跃进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经济的调子，正如中国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会与八大有明显的不一致性，这使得实施连续的战略成为不可能。如果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重新定为阶级斗争，党的中心工作怎么还能发展经济或向自然进军，开展技术改造呢？很明显，毛回到了阶级斗争的主题使得他的许多同事困惑不解，在三中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年之后，八届二次会议中，毛要求他的最可信任的理论顾问们讨论这个使许多人困惑的新方向，并提出他们的看法以供他考虑。
然而，不管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此疑虑重重、无把握或犹豫不定，毛总结说，这个调整了的以阶级斗争为重点的新准则，已在1957年末浙江省的清洗省领导人的行动中获得了充分证明。江华在他的12月省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声明支持主席的阶级斗争的说法，并把他与其对手的斗争解释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事实上，浙江省委内部的紧张关系如前所述从1955年以来直接因为政治和政策方面观点的差异由来已久。
1955－1957年浙江省的政策
在1955－1957年间浙江省的政治与政策方面的争论是1957年急剧变化的事件的背景。与1957年清洗运动相关性最大的有四个问题： 1955年初至1957年中关于农业合作化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政府行政当局在政策制订和实行中的作用及与党的机构的关系问题；处理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紧张关系问题；以及选拔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争论在1957年底达到了高峰，所有这四个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后来省级领导的清洗有关。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方面中央政策的突然改变对浙江省的领导人是一次严肃的教训，使他们强烈地认识到紧跟快速变化的政策之重要性。从最新得到的有关农村合作化争论的文件使我们了解到：正是毛的想法改变导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目从1955年初的收缩到同年中期转为膨胀。
证据表明，尽管在1955年1月10日有中央的传阅材料和2月9日上海局的报告号召减少浙江农业合作社的数目，省的领导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扩大直到3月份。3月16日毛指示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邓子恢控制合作社的发展。但这个指示显然没有到达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耳朵里，因为江在3月19日从北京给浙江省委的同事写信中并未提到"收缩"，而是说成"准备、发展和巩固"。江华建议在秋收之前不再发展，秋收之后到1956年春之间再试验。
此信五天之后，中央当局邀请在京参加全国会议的江华讨论浙江省出现的农村合作化问题。第二天，3月25日，中央向省委发了电报，通知这次会面并建议减少合作社的数量。两位中央的官员随即被派往杭州监督这一政策的实施。他们参加了省的县委书记的会议，会上对中央的新方针有很大的抵制。最后，中央和省领导占了优势，浙江省派出了一万多名干部到农村实行收缩政策。中央官员的报告对浙江情况进行了强烈批评，认为是合作化步子过快并且下令地方当局解散那些任意建立起来的或者不能使农业产量有所增加的合作社。浙江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称1955年合作化的步伐是"冒进"。
1955年4月至5月，浙江实行"坚决收缩"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合作社。5月8日省委书记霍士廉报告了这一政策的顺利实行情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55年5月浙江合作社的数目恢复到了比两个月前稍低的水平。然而，毛在1955年4月末到5月之间的新政策定位又在5月17日公布了，浙江省的"坚决收缩"成果现又变成该省领导犯错误的责任。但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农业的谭震林在1955年6月访问浙江时肯定了其成绩。7月28日，在一个向上海局的口头汇报中，省党委负责农业的书记林乎加赞成收缩政策的正确性。可是毛驳斥了这个结论，他在7月31日的讲话中公开地批评了浙江解散一万五千个合作社的事。
虽然毛免除了浙江省当局者在这件事中的直接责任，但是，在以后几个月中省的会议上那些不满意江华的行为和憎恨其工作作风的人仍用此事作为武器攻击他。尽管1955年9月8日中央文件下来，只把部分责任归于浙江的领导错误，更多的责任归到由邓子恢所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但是，看来这样做也并没有安抚地方上对此事件的不满，这种不满也未因为省领导急忙地转变他们的姿态迎合新的政策，竭力投入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高潮"中去而消除。
1955年7月末至8月的省的互助合作会议上，决定秋收之前努力做好现在的合作社的巩固工作并准备好收获以后的高潮。浙江省委起草了一个关于省领导承担坚决收缩的责任的报告。报告说中央电报所转达的内容及中央官员访问时所表达的观点都只是建议性质的，最后决策解散合作社的是省的当局。这个不寻常的、企图为中央当局开脱其明显的责任的动机，很可能是出于毛在省里的忠实代表人想掩盖毛决定减少合作社数量的责任。
9月8日，当中央将此报告重发之时，浙江省正召开县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中央的方针。讨论并批评在农业合作化上的右倾思想。江华在他的总结讲话中提出农村的合作化高潮在浙江就要到来。三个月后，1955年12月，省党员代表第五次会议总结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在开幕词中江华承认省领导对社会的变化犯了"右"的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但是，江对这些错误的分析似乎是马虎的，而且，很可理解，他更关心的是将来而不是过去。1955年下半年，这个省以原来的速度恢复了全面合作化运动，其势头一直维持到1956年上半年。对坚决收缩的批评似乎来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员。他们抵制并不满中央的方针和对省领导特别是江华的支持。在1955年10月27日中央第六次全会毛和陈伯达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后，杨思一写下了日记，坦白表达了他与其他官员一样的迷惑不解的心情。他承认怀疑过1954年建立一万五千个合作社的指标，但在与省委负责农业工作的官员谈过之后了解其可行性。1955年春，杨参加加速开展合作化工作时在访问了基层组织后，发现现有的合作社是可以巩固的，农民的热情很高涨。他因此也成为大规模收缩的反对者。当4月中央官员来到杭州的时候，杨担心1953年春大规模合作社被解散的事件重演，他呼吁在反左倾的时候也要防止右倾。但是听了中央官员的报告之后，杨改变了态度，又支持中央的决定。后来他反对过多地解散合作社。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在快速变化的形势中，他是动摇不定的。但是，中共的政治文化不允许、也不原谅政策转变时期任何态度不明朗或者缺乏热情的表现。
杨思一承认他并没有对1955年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提出过系统的意见。农业不是他的责任范围，他负责组织、人事、及党的管理系统。沙文汉主管统战工作、文化和教育，沙以后承认在合作化问题上他落后于形势，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浙江省的党和政府内有关经济的职务恰好都在外来干部手中。因此，这些官员们必须与这一领域中的相关行为荣辱与共。江华象毛一样对农业和农民问题十分看重，在这一问题上的跌交对他来说想必是一种很大的羞辱。在1956年7月省党代会及9月的八大上，江被迫反复承认1955年坚决收缩政策是错误的。
党的领导和党与政府的关系
许多因素决定了中共在1949年胜利之后将在中国建立其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中国传统的独栽政治的文化和实践、一个世纪来的分裂、弱小和外国的入侵历史遗留状况和教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影响以及中共的起源与历史都包容并相互增强了以上诸因素。尽管表面上也有民主党派存在，中共的党－国体系是一个高度整体化的实体。1954年中央级的国家机构成立，国家宪法颁布，下一年省人民委员会和相应的执行机构正式成立。在浙江1955年1月第一次省人代会上选举出了省长、付省长以及各个部、委的负责人。
在建立了政府机构之后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党对政府控制的性质与程度。政府和人民委员会是政策的制订者还仅仅是执行来自其他方面的决定？他们有否作出决定和行动的独立性抑或其存在只是党组织的一种重复以致成为多余的橱窗摆饰呢？这个问题很快地在浙江省引起许多争议，一些被派往政府职位的党的官员要求赋予政府以行政实权和权威。也许，凑巧的是提出这些要求的最显要的干部正好是浙江地方人氏沙文汉和杨思一。
1954年下半年，在省人代大会的前夕，浙江省委发布了关于加强省委对浙江省人民委员会领导的文件。省委在人委建立了一个有十一人的党组领导班子，沙文汉是党组五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杨思一和彭瑞林，彭是以后在1957年被清洗的另外四个党的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但不是浙江人)也是这个执行组织的成员。省委在省人委的不同行政组织下也建立了党委，以便把它们和省人委的党组都置于省委的直接领导之下。由六个人委党组成员所领导的六个平列办公室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管，这些办公室就其地位与责任范围而言，在一些情况下是由其同级党组织所领导的。对这些办公室中的有关干部政策的控制则无例外的都是从属于省人事局或党组织。
因此，省委在省人委中建立党组织保证了浙江省委可直接控制其活动和运作，实际上排除了在这个结构中产生另外的权力中心的可能性。然而，沙文汉作为省长、省人委的党组书记、省委常委的成员却增加了在省里的权力与地位。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三个月里，江华产生了另外的念头。1955年3月初在选举下一次党的全国大会代表时，浙江省委讨论其工作分工时，一位参加者注意到江华和霍士廉 ( 付书记兼付省长)提出建议取消省人民委员会中的党组，恢复由省委直接对政府的领导体系。杨思一被指定执行付省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这样，关于人民委员会具有有限独立的构想也非常快地泯灭了。
1955年开始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接着有轰动一时的潘汉年、杨帆的被捕和揭露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查肃党内的叛徒、变节子的运动，都直接地把沙文汉、间接地把杨思一卷了进去。最重要的是江华领导体系利用了这些事，在省的干部和党员中散布对沙和杨的怀疑与不信任，并且破坏他们在浙江省获得更高地位的可能性。1955年8月发布有关运动的进展报告和下一步方针的安排。把原来由八个人的小组扩大到十三个人并建立其一个四人执行组(后来扩大到五人)进行对省委日常工作的监管。
杨思一由于被勒令写自我检查，从领导班子中排除出去。实际上，1954年根据他本人的要求，他的政治历史已经由华东局复审过并且按照他与谭启龙分歧的情况对他进行了处理。这次他又得被迫重新再来一遍，在1956年10月中旬杨又向其上海和北京的上司提交了一个详细、坦白的自传。
浙江省党机构中紧张关系，使其下属组织和普通成员看到了省委的重大分歧及沙和杨受到的歧视，在1956年7月省二次党代大会上这些问题变得表面化。大会从7月1日开至7月30日，中间停了两天。其它省的代表大会也在此时左右召开，都是为准备1956年9月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而召开的。笔者获知六个省份如(安徽、吉林、黑龙江、河南及青海省)均安排了八至十四天，比浙江的二十八天少得多。浙江的大会对于省委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和争弁。在大会上，地方上表达出来的对于省委在政治、政策上反复无常表现不满，对江华及其高级领导人作风的意见构成了对当局的直接挑战。
江华代表上一届省委向876个代表作报告，念诵了自1949年以来浙江省党所犯的错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把短处与责任转移到他的前任的最方便的办法，由于他自从1954年8月起才接管浙江的工作。然而，毕竟站在讲台上进行那怕是例行公事的仪式，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羞辱。被列举的省委的缺点是政策实施方面的问题，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主要关系和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方面的问题等。
此报告最关键的是有关省委工作作风的问题。江华承认以他为首的省委不倾听群众意见、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及实行命令主义的方法。对下级过分地提出要求、并过分地责备下属而不是帮助和教育他们。由于低工资和过度地收购粮食使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省的"负责同志"很少到基层听取人民的意见，到现场研究问题，在党组织运行的民主集中制方面过多强调了集中而缺少民主，集体领导不够。但是，在这次大会的决定中显著的提出了反对"分散主义"和"自由主义"。
省长沙文汉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了：一方面，省委领导陷入了日常的事务决策没有时间来研究重要议题，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理应作为处理政策实施的单位却又无事可做，并指出党内缺乏民主。他认为这是党过多的干预了名义上由他负责的政府工作并认为党和政府的功能发生重复。沙的讲话触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议题，关于这一问题，据以后的报导，他获得了大量与会代表的支持。
根据沙的妻子陈修良后来的说法，1956年上半年国务院曾发出过通知，要求省政府的领导人研究在政府部门中建立党组织的问题，目的要区别党和政府之间的责任分工。这一点也进一步证实了在1954年末建立起来的省人委中的党组领导在1955年事实上已被解散了。1956年2月浙江省委依照刘少奇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的讲话讨论了党和政府之间职责界限问题。1956年夏天，在召开省党代表大会之前，沙文汉曾经建议这一问题需公开讨论，并要求召开省人委的会议进行讨论。但是，很明显，没有党的领导人支持他的意见。因此沙只得等到党代会才能正式地向代表讲话说明这个问题。
他的讲话的焦点在于党和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沙在他的讲话中攻击了江华在大会上的报告缺乏对人民民主专政的了解，忽视了政府在领导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作用。他认为，如果政府部门在动员民众发展经济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党则可以更好地从事政策的制订并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有效领导。他还指出，如果党继续使自己缠身于琐碎行政事务中，这将既削弱了党在重要问题上的领导能力又使得政府变成多余的东西，这一点江在工作报告中也承认的。沙描述了省人委的会议是一些例行公事的、形式的、乏味的、枝枝节节的和由于官僚主义而变得无效的活动、
这位省长根据他的观点提出了六个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其中最有争议的也是后来他受到攻击的是关于建立具有自我制约的独立的政权形式。由于事先预计到这个建议会引起反对，他补充说有争议的体系是否会造成独立和分散还应当进行研究和讨论。沙还提出负责干部不应在党和政府位子上双重兼职。最终，他认为有关党和政府关系的性质与形式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不应以简单的回答说明这一问题。
在沙的讲话中他反对决策大权落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江华所承认的在浙江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的讲话也批评了省委领导作风是傲慢、自满、主观并脱离群众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江华所承认的。沙并未把自己排除在这些普遍现象之外，因为他也是他所批评的对象的成员之一。这位省长还针对浙江省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太少和缺乏党内民主讲了一些尖锐的话。
沙文汉的讲话约在大会的第十天左右，仅管其他代表对上一届省委的批评更为深入。但据报道他的讲话对与会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结果是浙江省委绝对大多数的成员表示"谦虚接受"江华在他的报告中对党内情况的评价，并同意着手改变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在后来的新的省委选举中，在代表接受最终提名名单之前，进行了大量的磋商、包括更改候选人名单。上届的成员金涛没有被列入浙江省委候选人的名单。因此，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对于江华和他的领导同事们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挫折。在形势的逼迫下，他做了一个不光彩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的领导威信受到了一次重重的打击，对他领导浙江省的能力与实力已引起严重的疑问。
江华在他的大会闭幕讲话进一步阐明了这次会议的进程，时间间特别长而且代表们提出意见十分分激烈。他的讲话及后来的解释反映出会议的早期阶段随着主席团的分裂和议程的中断使大会进入混乱状态。江把这一事归之于如下事实：首先，在省大会之前没有从市和县的代表大会中获得教训，这说明在这些会议中也曾被争议所搞乱过。 其次，大会的工作报告草稿没有事前在代表中传阅。这一说法看来是代表们对主席团不给充分时间对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讨论，企图强行通过议事日程有所不满。
代表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对过去七年里上届省委的成绩与缺点的态度。会议用了二十天的议程，特别是各种代表尖锐的评论使省委的成员们看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大会曾停下来，在休会一天之后，等到谭震林从北京专程来帮助大会和省领导来解脱窘境。个别的省领导被强迫进行了自我检查以使其明白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懂得缺乏民主的工作作风对于发动党员和增强党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事。但是，江强调只看党的工作的黑暗面不看其成绩是错误的。同样，他称许多代表的观点把省委的错误看成是一贯而不是暂时的也是对情况的错误认识。例如，他认为把省委在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看成是一贯右倾就是错误的。
江华认为，大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犹豫不决的态度鼓励了代表在一种气氛下自由发表意见，二是没有采取原则立场彻底驳斥不能被接受的意见。有些观点象"我们越是不听省委，我们的工作就干得越好"这类错误观点就是应当驳斥的。此外，由于没有征求省委工作报告的意见，主席团只得被迫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对省委提出了许多严厉的批评。在怎样回答这些批评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时导致了主席团内部的分歧。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江在报告中说，一些代表是搞人身攻击，对他们的批评对象带"帽子"是削弱党的团结。
谭震林在1956年7月末到达杭州后，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就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老部下江华。据一位与会代表会忆说，谭在大会上讲话警告并批评代表们谈论党和政府分工负责的问题。他说他对有人搞分裂主义而使一个好同志在新一届的浙江省委落选而感到气愤。在讲了这些挑衅的话之后，在7月30日的一次县委书记以上的会议中，以及次日局级一上的会议中，谭公开地说沙文汉和杨思一政治历史上有问题，正在审查中。谭特别对杨更为严肃，说"在这个党代会上有人幕后策划进行宗派活动，这个人就是杨思一。"
另一位省的干部张光，是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当时是省委工业局的付职领导人，他也参加了1957年7月末谭震林讲话的会议。根据他后来的回忆，
在去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汽车中，他所在的局负责人批评谭震林主观地把省党代会上一个没有计划的意见爆发说成是有划、有组织的罪恶行为。张说谭所批评的自由主义和省委不团结是有宗派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在第二次会议上，批评针对的是陈修良在党代大会上的讲话（陈当时是省委宣传部负责人)，一个发言者说陈是伪君子，她的讲话是欺骗群众投她的票。谭同意地说，"是啊，XXX （陈修良)是不老实的,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她有一个背后的支持者,...我相信这就是杨思一"，他还加了一句："这个杨思一是个非常阴险的人，就象饶漱石一样。"
最终，江华和关心他的上级领导人谭震林都并未回答在党代表大会上由普通代表及沙文汉、陈修良那样的领导人对省委所提出的批评。他们只是中伤所有在政治和思想上有不同意见的思想先驱者，并以沙和杨的过去历史问题来说服对此有怀疑的官员们，力图使他们相信这个激烈的争论是由一些有非常可疑背景的领导人阴谋策划的。但是当时的时间还不成熟不足以打倒沙和杨。这一时机以后将在1957年下半年来到。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把一些严重的问题先点出来是必要的和适时的，无论这种办法是多么浮浅，其出发点又是多么的不诚实。
这次大会的一个结果是在两个月后，会议中提出的一些攻击省委的问题，特别是沙文汉所谈到的问题，通过一个文件的方式传发下来。文件指出省委没有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群众组织、立法制度的作用。此文提出省党委有权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管和提出建议，但它无权干涉政府部门内部及其下属部门专业性的运作。言外之意，所谓提些"意见"常是漫长的官僚程序的研究过程、任何一个改革的实质性的计划都将经过省委的批准才能通过。
1957年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面
由于1957年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官员和成员在时间和精力上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很快使得对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问题采取认真行动失去机会。首先出现的情况是由于1956年快速合作化带来的不断产生的农村动荡。第二个情况是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及邀请非党人士参加的党的整风运动的开展。象全国其它地方的党的干部一样，由于要根据一个一个的事情确定发生在城市和乡村的社会冲突与争端是属于对抗性的或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使浙江省的领导处于一种很招忌的地位上，党的干部因为左倾或右倾而受到攻击。
1957年农村的不安定扩大了，这反映了自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以来所出现的尖锐问题。在1956年3月，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百分之五十五加入高级社。到该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百分之八十八，到1957年达百分之九十六，在1956年秋收后，分配上出现平均主义。
1956年快速发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显然在党内和党外都引起意见，县委在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事件上发生分歧。1957年1月在县和市级干部会议上提出：1956年下半年，出现了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右倾思潮，特别表现在对农村合作化问题上。因此，1956年党代会上对领导工作作风的批评中过分强调了民主，使领导不敢决策，陷入过多的商议。江华宣布新党员的发展停止，在1956年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加强政府工作的这一重要的要求也将进一步研究-----这是无限期推迟的另一种说法。
1957年4月浙江省委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传达毛泽东二月关于分析和决定矛盾性质的讲话精神。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讲了话。在以后省委对中央领导和上海局的报告中称：从1956年下半年以来，在浙江省的农村地区出现超过1100次的事件，包括打干部和请愿活动。这些骚乱往往是由于农村干部粗暴和生硬的工作作风、国家过多地收购粮食、以及没有把农业合作社的帐目公开所引起。县级官员们对于大会代表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很难接受。凡对于农业合作化有保留意见的农民都被挑出来进行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再次提出，为那些对江华领导集团不满的干部们提供了更多的弹药。
省委还采取行动处理几个月来在乡村和城市出现的骚乱。在农村中农民关心的有三个主要的问题：农业合作社、粮食收购政策和农村干部的行为，省的领导承认这些干部为了使农民与快速改变的政策保持一致，经常采取欺侮和哄骗的办法来对付农民而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报道说，农村的阶级敌人利用了干部的错误煽动反对党的领导。在杭州主要的城市中，发生了十八次事件，包括罢工、请愿、和其它形式的骚乱，有5400人在1月至5月间参加了这些活动。其中，共产党员参加甚至在这些活动中带头。
随着反右斗争在城市中的全面展开，省的领导进一步推进解决长期在农村存在的问题。从7月21日至8月2日，浙江省委召集全省县委书记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7月的青岛会议上毛曾号召进行这样的运动。浙江省从省、区、县派出了有一万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分赴1937个村庄。会议号召巩固农业合作社，并且含蓄的承认1956年合作化高潮建立了太多的合作社。8月1日，省党委书记霍士廉作总结报告对农村进行了阶级分析，并提出这个运动将从1957年8月进行至11月。
很明显，农民对农村合作社十分不满意。从1957年4月中旬至5月，浙江东南部的仙居县33个村镇有29个退出了合作社，殴打了企图阻止退社的干部并对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以停止集体化农业。结果，302个合作社中有116个完全解散，另外55个部分地停止运作。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家庭从百分之九十一激剧下降至百分之十九。1957年6月，由州地区党委书记杨心培所作的报告中讲述了他对这些骚乱的观点。
杨把骚乱归咎于未能很好处理农民对建立和运行合作社的合理要求、1956至1957年粮食产量的下降以及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分析和抓好，使农村的坏分子得到机会煽起事件、恶化了形势。杨并没有否认仙居县阶级和对抗性矛盾的存在，但他认为这在整个的骚乱中不是主要的，而是偶然的因素。
杨对形势的分析报告虽然由省委在1957年8月中旬传阅，但是省委可能对此分析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到月底，江华亲临仙居县了解那里的情况。他在专区的党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这些骚乱是由于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和右倾的观点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缺乏纪律性，及党的基层领导缺乏战斗的精神所致。这些现象使得党的敌人煽动群众退出合作社而党的领导人沉浸在官僚事务中，没有及时对这些挑战进行回答。
仙居并非是唯一发生这种事件的地方，在1957年的上半年，邻近的临海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从128,897个激剧下降到33,611个。从1957年浙南的青田县农民对粮食的减少提出抗议并要求退出合作社。出现了殴打干部的事件，6月6日一名村的付书记被打死。1957年7月沿海地区象山农民要求退社，从区和县里派出了干部以控制局面。在7月的地一个星期，浙江中部金华的普江县农民要求供应粮食，结果，使两个区和六个村的政府都中断了工作。这些骚动都对省的领导有潜在的危害，骚乱说明了地方放松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因此，8月10日，浙江省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反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其它罪行的计划，在7月中旬在一次省的法律组织会议上这些问题被提了出来，并且对这些罪行的惩罚的处理进行了讨论。农业生产的停滞会使江华在中央面前丢脸，除非他能够找到替罪羊。
浙江的地方主义问题
1955年有关农业合作社的争议背后一个主要且根本的主题、1956年在党委会上的怒火以及1956年到1957年间社会的不安定都和这样一个问题有关，即何种政策以及由何种人事班子来执行这些政策是最适合浙江省的实际情况。省里的基层干部和党员很多时候可以反映出普通百姓的观点，他们觉得，浙江省被一些外来者所统治，这些外来者绝对服从中央的指示，不管这些指示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具有一致性以及是否适合浙江省实际情况；在作任何决定时，这些外来者总是把如何取悦中央领导放其考虑的的首位，而将地方的利益置于脑后；他们还无视当地一些更注重地方利益而非中央利益的组织团体，如省人民委员会；这些外来者歧视当地干部，提拔与其有相似革命背景和经历的同事和下属，在浙江省委中，是杨思一吐露了农村干部所遭受的这种打击，而沙文汉则表达了知识分子及有影响的无党派领导人的观点。
外来者和本地干部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他们有不同的革命经历。1949年以后，具有军队和地方两地（游击根据地）经验的北方干部作为解放部队的一部分被派到浙江省，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总是独立工作、与主力武装部队甚少有组织关系的当地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因此，解放后的浙江省领导层由南下干部、主力武装部队的干部、浙南和浙西游击队力量、浙东工作委员会和杭州地下党干部构成的一个不稳定的组合。
1949年，一万名来自二野、三野的干部另加八千名大多数原籍山东解放区的南下干部被派遣到浙江省的各个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49年五月，杭州仅有386名共产党员，这反映了该组织在杭州这个国民党统治势力强大的地区所处的险峻形势。但到1954年底，这些来源的干部总人数，包括党内和党外的以及知识青年、前政府遗留人员等仅占整个干部结构154,168名成员中的百分之十。但权利仍然是由解放前的革命者所掌握。
一些外来干部撰写的回忆录美化并欺骗性地描绘了五十年代浙江省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和谐的工作关系。一篇较近时期由谭震林的四位部下撰写的文章赞扬了谭震林把中央政策精神和地方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些较少偶像化的资料却写了很多不同的情景。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矛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而杨思一看来是当时首当其冲承担解决这一矛盾冲突重任的人。
在浙江省，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争斗看来曾经是长期而激烈的。1949年，浙江党组织在领导当地游击队为共产主义的事业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刚刚取得胜利后即被解散了。中央任命四位浙江干部和四位野战部队干部在谭震林的领导下于1949年五月六日成立了新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期望通过这种方法来平衡地方和外来人员之间的关系。1951年谭震林离任后，重组的省委总共八位成员中仅有两位浙江人。
1955年底，浙江省委成立了一个书记处作为具有最高决定权的执行机构，沙文汉、杨思一两人都被排除了。两位外来干部吴宪和李丰平（后者也是一位付省长，并曾在短命的省人民委员会中担任沙文汉的付秘书长）被选任该职。省委书记江华和付书记霍士廉是这个内部圈子的另外两名成员。所以，这个高级组织便完全由外来干部组成。曾经提议过为减少沙文汉参加书记处的机会，江华散布有关沙解放前在上海的活动的谣言，这成为沙和杨不被委任的主要理由。有人讲到，常委委员彭瑞林曾建议沙和杨中的一人或两人应该加入这个组织，他的这个提议不仅惹来江华的恶感，而且还成为彭在1957年作为反党集团的一分子被清洗党的罪状。
1956年的党代会上，四位浙江干部被选为由十一个人组成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但没有一人在四人书记处中担任职务。在以削减当地党领导人在省里重要决策层中的代表性的指导思想引导下，这样的势头越来越增加了。但是，这种外来干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在县级水平更明显。从当时出版的县公报中可以看出，1956年至1958年间，在浙江省省二十五个县里，只有两个县党委书记或副书记是浙江当地人，县长和付县长一级头衔中，这种当地人没有充分的代表的情况同样存在。县级党和政府的领导绝大多数来自山东，有小部分来自河北和江苏。1956年，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在参加海宁县党代会时曾经直接地指出过这个事实。
1956年4月至5月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付主任在浙江进行巡视时注意到干部对于县以下干部地方干部的缺乏感到不满。在临海县，台州专区临近仙居的地方，人们告诉他：县党委和政府组织部、局领导几十个人中只有一个县政府的付领导是浙江本地人。而这个干部还不是临海人。其余干部都是南下干部。
这样，在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对抗和竞争便成为每当发生政策争端时威胁要揭开的一块化脓的伤口。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当新政权的目的是要克服传统狭隘的倾向时，地方官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转变的热情支持与行动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江华和他的二个前任在这方面都很不成功。他们都不能或不愿充分地调动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的浙江干部。对他们与地方的联系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尊重抱着怀疑和嫉妒的态度,并且过于敏感地把这一切看成是对们自身地位的某种威胁。江华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利用了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大转弯变成反右斗争的这个机会，一次性彻底地解决了此问题。
大清洗
本章已经讨论过一些1957年在浙江出现的社会矛盾。在全国性党的整风运动方面，浙江省委忠实地执行中央政策，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以前的资本家在统战部门召开的会议中自由地讲话。沙文汉作为浙江统战负责人几次主持了这这种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与会者对党的领导与工作作风提出了尖锐的评论。当六月分党中央突然改变了方向进行反击右派分子的时候，浙江省立即步调一致地进入这个运动。
6月15日起草了一篇题目温和的传阅文件"当前工作安排中的问题"，同一天浙江日报开始出现对中共党激烈批评进行反驳的文章。三天以后，江华在社党的改变会上传达了关于反右斗争的报告。他把这个运动描述为思想领域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指出在党内有些人提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他们看不见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存在的事实。在说明1956年7月的事件时，他的讲话最主要的可能是指向沙文汉。次日，浙江省委发布了一个传阅文件，动员工人和农民讨论和驳斥所谓的右派分子的反革命言论。反右运动就此加紧进行。
随着省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在杭州受到攻击，运动的焦点转向1957年7月在首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沙文汉和杨思一带领的浙江省代表团接到指令要他们向团内两名著名的非党右派分子开火，杨思一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当时他和沙都对此事进行过搪塞。但最后，由于担心与中央政策不一致，并且有谭震林的压力，他们很犹豫地澄清了自己的立场。后来沙和杨被指责为包庇和纵容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甚至说他们鼓励这种进攻。
当浙江省委第三次会议在1957年9至10月召开期间，省委把党内的反右斗争推向前进。在9月末，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扫除可疑分子，这些人在1957年的事件发生以前就已被断定犯有错误。实际上，对江华来说，反右斗争只是报复沙文汉、杨思一以及在过去三年中支持过他们的宿敌的一种加到蛋糕上的糖霜而已。
9月底，省委宣传部出现大字报批判陈修良(付部长)的言论和工作,宣传部的一个同事告诉杨思一，陈的错误性质是右派分子。沙文汉对省委的不满问题也被提了出来，杨担心形势已经发展到了结局的边缘。
10月初党中央第三次全会成为浙江省党委驱除江华对手两个月政治斗争的先导。在闭幕式中，毛的讲话要求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讨论实行新的经济路线。浙江立即对此建议有了反应，从1957年10月18日至11月18日，在一个月长的会议上，江华运用了他庞大的资源和技巧来击败他在省委中的对手。江华用主席最新的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武装了自己，并且无疑地表明他是支持否定八大对这关键问题决定的。但是，江如果没有外来的支持也不可能如此容易的获得胜利。中共上海局的书记柯庆施，他是毛的大跃进路线的热烈追随者，出席并在三级干部会上讲话。无疑，柯为这次大会决定了权威性的总方向。
这次会议讨论了过去两年省的当局一直感到苦恼的争论问题，决定放弃从前在经济发展方面谨慎方法。斥责了右的和保守的思想、批评了对今后发展消极阴暗的观点。
与会的1,350名代表被鼓励用大字报公开地表明他们对省委这个决定的意见，以说明只有这样才能鼓起干劲来。江华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将自己比作理发师，帮助代表们洗刮脸面以新的形象出现。
大会理所当然地讨论了那些在反右斗争中表示同情或者支持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的官员们的命运。在大会结束后，立即发布了关于清洗宣传和文化领域中党的领导人的文件。1957年11月底，陈修良，省委宣传部的另一位付部长被撤职。然后，从1957年12月9日至13日在省委全会和一个预备会议之后，召开了省党二大二次会议。这样，浙江省的党的组织自从9月底以后几乎一直在开会直至江华确信形势足以打倒其对手为止。大会的结局是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均为浙江省委常委)和孙璋录，(省财贸部负责人省委委员)四人都被撤职并开除出党。看上去清洗运动是从中央和地方领导开始的。在党代表大会开始的一天，毛泽东来到省会杭州，直至1958年1月。可以肯定，毛对此始终保持着情况了解，他本人很可能在清洗运动中起了主要的作用。特别是始终保持警惕的毛对于江华报告中将此事件作为阶级斗争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释最感兴趣。12月17日的早晨，大会闭幕之后，毛要求他的秘书叶子龙写信给周恩来和当时在杭州的华东其他省的领导人，请他们读江华的报告。次日，毛和江华及那些被通知到的人一起讨论这个报告。几天之后，主席和他的两位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一起讨论并修改报告，准备公开发表。毛要强调的观点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矛盾。
江华的经过修改的报告在2月26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两天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增加了一个短的编者按语后发表。按语告诫全国的党组织浙江省所暴露出来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意义。第二天该报出来一个社论，称沙文汉和他的三个同伙人是"叛徒"，这是一个比在省里所用的任何名词都更为严重的说法。
然而，即使有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和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党的基层内部对这个清洗运动一直有所抵抗。浙江日报社论在总结大会时承认：很多的干部不赞同领导上对这事件的评价。并说在省委全会和党代表大会中党内右派分子"不老实"、"对抗挑衅"、和"不悔改"。大会的本身是个热点。贴出了七千多份大字报，对省委提出了两万多条改进工作的意见，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有三百三十二名代表发言或发表了意见。最后，江华可能只在经过挑选的代表中和会议的总体上获得胜利。与1956年7月的党代表大会有849个代表参加的激烈的会议相比较，二次大会代表总数减少到702名。这个减少不能以人员自然死亡来解释。此外，有特派代表补充上去及数量上超过的775个观察员，这些人是根据他们对省领导人的忠诚程度挑选出来的。
在党的大会作出结论两周多一点时间后，省领导又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解除了沙和杨的政府职务。考虑到他们在政府的权力基础，在1957年12月30日人代会开幕前先开了三天半的预备会议。会议最后共开了十七天，在36名省人委中开除了9名，在43名省级全国人大代表中开除了7名。
江华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冗长的报告分成九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回顾了四个问题：怎样评价过去几年的国内形势，特别是1957年上半年的形势；与此同期政治形势的变化；1957年5－6月间农村的闹事；及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的方法。第九部分标题为"党的工作"，按照许多报纸社论和代表发在省人代会发言的说法，细述了沙和他的同案受害人的罪责。
许多指控明显的是荒唐和错误的，还有的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为了使对沙和他的同事们的谴责穿上理论和思想的外衣，声称他们犯错误的基础是严重的地方主义。江华在他的党代会的报告中称:沙和杨利用他们在政府行政的基础建立"独立王国"。通过他们所谓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控制,企图建立"具有抗衡性的、由他们为主领导的独立的政府形式"。他们要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削弱党的权力之目的。
在江华的报告里，他还把地方主义的根源归究于个人主义。那些被责有此偏向的人否定省的工作成绩，并且犯了宗派主义和狭隘地方主义的罪名。江华批评地方干部利用历史的关系与外来干部相斗。例如，彭瑞林的罪过之一是提出了浙江本地干部被排除在党的高级岗位之外。这种指责是具讽刺性的，彭本人是山东省人，他之所以支持杨思一源于他在1949至1954年在浙江省委组织部门时,有在杨下面工作的经验。相似的，另一个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孙章录也不是浙江人。
江进一步又说到1956年7月的大会主席团的分歧是将省委的分裂带到了边缘，谭震林的调停激起对外来干涉的不满。当浙江省委响应党中央1956年关于"百花齐放"政策的时候，它的对手指责省委是右倾、当右派向党进攻时，地方主义者又积极支持和保护右派。因此，从党的领导看来，他们反对党的政策是非原则性的而是机会主义的，是寻找每个机会来破坏省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就必须由党的组织纪律进行处理。
地方主义这个高度敏感和带有感情色彩的问题在1958年初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一篇社论中再次显示出来。社论企图对浙江省长期存在的地方主义提供理论的解释。社论说地方主义分子认为只有地方干部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并且能团结他们。盛传着这样的说法，外来干部得到上面的支持，与地方干部在提升和报酬上不一样,由此散播了争端和分裂。另一方面，社论承认在许多方面地方干部比外来干部更为合适，因为他们讲相同的方言，(这一点对浙江这样一个讲多种方言的省分来说更加重要),有相同的习俗,而且能更好的了解地方的情况。
可是，社论又说评价干部工作作风的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执行党中央政策的坚定性和对社会主义的忠诚性。社论指责沙文汉从来不到工厂和农村去访问，实际上，沙的健康情况可能不允许他进行这类活动却完全没有被注意过。另一方面，社论又指出，杨思一虽经常去进行这种访问，但是只去看他的老同事和老部下，对他小圈子以外的人不屑一顾。看来，社论对于地方干部的要求是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社论还说，当党从老解放区补充和提拔有经验的人时，也要提拔年轻的地方干部，但是正如邓小平在他的第三次中央全会报告中所指出的，干部政策公有化必须优先于地方化。
社论断言地方主义有其历史和社会的根源。社会影响包括阶级背景和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烙印。浙江党的组织在历史上均在广大分散的地区中独立于中央指导进行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地方干部炫耀他们的光荣历史，倾向于排他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组织上的分散和宗派主义。结果是力图建立"独立王国"。
可是，社论承认必须对地方上的感情进行安慰并重视其缺少实体的感觉。它号召外来干部在最今后两三年内要学习工作地区的方言，反过来，地方干部也要学习普通话。同时也告戒外来干部不要有宗派主义的倾向及把合理的意见分歧夸大为地方主义。浙江绍兴人氏鲁迅的兄弟周建人被选出来代替沙文汉作为省长，可以看作这是用来收买地方人心的一个措施。
周是一位科学家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但缺乏沙那样的革命资格也没有愿望与能力对江华产生政治上的威胁。沙和杨在退位后，地方主义仍将成为他们继任的一个困扰问题。
事实上,沙文汉和他的同案受害人的打倒是过去两年一系列事件的积累结果。对他们形成地方主义小集团的指责实际上已被浙江反党集团中两个非该省当地人的事实所否定。据称右派帽子对他们四人都是合适的，但沙在1964年逝世前夕被摘除帽子。在其它省的领导被责为地方主义或右派后，在适当时间之后重新恢复了地位和职责。但在浙江似乎1956年省党代会出现的动乱和对江华及其领导层所带来的羞辱，长久地在浙江省委内存在着一种紧张气氛，在沙和杨的政治历史问题上，无论是怎样的不公正，都被江华作为借口用来拒绝说穿其不可告人的险恶动机。毛强调阶级斗争的新思想为江提供了以粗暴手段处理浙江省党内对立领导人的理论解释和政治支持。
结束语
从1950年初，中国的党－国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接受了苏联党的对政治运作的垄断模式，并被应用到地方上。这个结构的问题既有过于庞大的问题又有制度方面的问题。毛在他1956年的报告"十大关系"中已认识到了它的第一个弱点，在1957年的第三次全会中曾考虑过经济的权力的某些转移，虽然是短命和有限的，毕竟想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鉴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至今已相当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制度的改变具有对整个独裁政权发生潜在威胁的可能。有关中央－地方这个争端，即使在五十年代也已承认，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差别很大,不能单由北京来领导。因此,有必要授予地方当局某些程度上的自由和主动性。但是中央的党－国领导人主要是些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军人，来自农村和分散的根据地为主。他们考虑到向地方的放权让步会威胁到中央统治的领导权，并威胁到全国的统一，而中国的统一是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分裂、内战和外来入侵之后重新才建立起来的。所以，地方干部象沙文汉，杨思一在委任他们作自己家乡的领导人时，在可信性与可靠性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1949年以前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更使这个问题复杂化。
江华对于中央的忠心甚至表现在北京决策反转后，再回过头对他加以谴责并承担责任，他的这种表现在1957年中央通过对他在浙江事务的大力支持中，使他得到了回报。在1955年当他成为中央政策突然转变的牺牲品时，他还受到省内同事的攻击，这些人可能支持过坚决收缩但是当江处于狼狈境地时也乘机往他的伤口上抹盐。在以后的十二个月里，他们一直使江记得他所犯的"错误"。当合作化的步伐在1955年后期至1956年间加快时，地方党的领导人又明显地转达了农民阶级发出的不满意见。当1957年知识分子被鼓励向中共提出观点时，同样这些领导人似乎又是同情他们的批评性意见的。特别是沙文汉，他主持了由民主党派参加的会议，正是在这些会议上对党的统治的强烈不满意见发表出来。其实，无论是沙是否同意这些观点都没有什么两样，他都会由于不愿意或不能够表示赞成或驳斥这些意见而受到攻击。
浙江省的清洗运动是在政治激变的背景下残酷无情而有效率地进行着。毛在第三次全会上的声明："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可能他的同事们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一个野心家、忠实于他的象江华那样的部下却十分清楚这个声明的重要性，他是全国第一个省的领导人公开把毛的讲话重复地引进1957年12月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人。江华高度地觉悟到对新的路线表达忠心和热情将有利于巩固他在浙江的地位。
弗雷德。台文斯在大跃进的前夕曾经描写过省的领导人特点是"受教育水平很低、缺乏正规训练与培养、以及只有在落后的农村作革命活动的工作背景"。再加上"对现代分工无知、盲从、愚忠地追随毛，习惯于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位中国的学者也指出这种封建式、小农心态是当时大多数党员的特征。以上的描述对于江华是非常贴切的，但是它并不适合更为实际的和因受教育而更为复杂的沙文汉，而这一事实无疑会恶化两人之间的敌意和争斗。
江华的马马克思主义是在热战中和党的训练班上学的，而沙的理论则是在马列主义的故乡和中国学习的。1955年，当浙江省委发布了一个指示，号召党组织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安排讲课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时，沙文汉和陈修良均被授权列入五个省级领导担当此任的名单。沙的讲课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并且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因此，当江华在适应跟上毛的变化着的思想态度，但缺乏分析这种问题的判断能力时，沙却能保持着知识分子在进行理论上创新时的慎审保留态度。
浙江的"地方主义"分子们由于缺乏与中央领导在历史上和个人关系上的联系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沙在五十年代初因为未能接受赴职印尼大使而与毛疏远了关系，杨思一对谭启龙和江华的工作作风都进行过挑战。沙和杨在1949年以前在上海地下工作的活动经历为他们的对手提供了虽然是很少的、但是需要时可用来开火的、有价值的武器。在这样一个充满秘密和执迷于间谍与叛徒的党内，会有许多人很容易相信那些针对沙和杨的经过掩盖的罪恶的指责。反右斗争为江华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得以在中国激进主义的这种政治舞台上把他的对手一网打尽。中共党第三次会议决定和毛对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观点的修改成为浙江事件的催化剂。因此，在国家层面上的变动为地方党委内部的冲突提供了激化的背景。但是正如前面分析已说明过的，通过浙江省领导内部的复杂和恶意的争端，揭开了从1955年到1957年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内幕。当然，这些问题和现象并非是浙江省所独有的。
(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of China )
An East Gate Book , Copyright by M.E.Sharpe,Inc. 1997
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展望
六 地方主义、中央政策和1957－1958 的省一级请洗运动 浙江省案例
Keith Forster （K·付斯特）澳大利亚学者
1957年首次出现了中国共产党(CCP)自从1949年取得胜利以来公开对省一级领导人的大清洗。但是，导致清洗的事件本身以及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却很少被人研究。唯一有关这个清洗运动令人满意的解释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以前由费德里克 泰文斯发表的综评文章。他依靠当时中国和香港翻译出版物作为他的分析依据并解释了这一事件。鉴于在最近十年以来中国已发表了许多丰富的原始材料，现在重新再回顾分析1957年下半年中共进行重大方向转变的这一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适当的。这次清洗运动的展开和处理的方式提供了关于中国的党国体系在她建立的头十年中的运作内情。
泰文斯在关于1957年下半年省级领导人清洗运动时称："最好的解释是：为去除一批看来有可能成为实施大跃进计划障碍的有权官员的一种措施"，大跃进始于1958年初。根据他的观点，这些官员被撤职是由于他们主张的政策符合反右派运动以前的中央政策路线，但是却与1957年6月以后的政治环境步调不一致。但是，更严格地说，考虑到在1957年秋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提出要把政治权力下移到省一级的说法，这些官员一直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已引起对他们组织纪律性和可靠性的质疑。因此，中央当时不仅企图要确保地方组织完全与其一致，而且也依靠省级的忠心下级对付曾经与他们在政治或政策上有过冲突的对手。
在本文重新评价1957年省级清洗运动问题时较多地注意到与这一年政治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六月的反右派运动。此外，对于地方党委内持续而严重的冲突所给于的分量也比泰文斯的分析来得更大。本文指出，省党委内部的紧张关系由于中央政策和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突然变化而发生或者恶化，结合着"地方"与"外来"干部旷日持久的在政治权力、干部选拔与提升上的抗衡和斗争，这些都是清洗运动背后的因素。因此，省级清洗不仅是一个先发制人的打击，虽然，它含有这一因素，长期积累的地方紧张关系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后的一年，终于引爆了。
这种情形至少在本文重点浙江省是这样的。有几个事实说明了这一案例的研究。浙江发展到清洗省级领导人物。这一事件在全国公开并获得党中央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深入关注。最近在杭州发表了一分珍贵的有关省党的文件集提到当时政治争端的主要问题并提供了详细而且丰富的有关官方材料。这些文件，与其它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及以个人访问作为补充构成了本文对此事件的解说。
使用浙江作为案例研究的主要缺点在于反右派运动所引起的省领导人清洗问题的敏感性和争议性。甚至象邓小平这样有政治才干的人也在国家层面上禁止全面重新评价反右运动，后来的浙江省委书记，清洗运动的煽动鼓吹者和受益者江华持续的影响大大地限制了对该省事件的详细讨论。
在文革中也有人警告过下了台的江华仍象鬼影一样盘旋在浙江上空，确实比他们能预料的持续得更久。
引言
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初在十二个省份出现了对几位领导人的撤职。许多人被开除出党。打倒他们所称的理由包括在党内反右斗争运动中右倾，在政策问题上保守主义，缺少组织纪律性特别是有地方主义倾向。在执行大跃进的浮夸的毛主义之前，表面上看起来情况是中央领导当局采取了强烈的手段来保证其省级下属的忠诚性，为此，去除那些曾对极端化经济路线表示过怀疑的人、那些把地方利益高于全国利益的人，或在1957年当党开门整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转向那些公开指出中共政策上工作作风缺点的知识分子和非党人士时没有跟上的人，
可是，浙江省清洗高级领导后面的故事虽然含有上述的因素，但是实际上是远比此复杂的多，可以看成一系列事件发展的顶峰，这些事件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华东地下党和抗战时期浙东和其它地区游击队活动。自从四十年代以来地方和外来干部的矛盾就已经出现，决定这场斗争参加者命运很大程度取决于和有权的中央领导历史上和个人有没有关系，其斗争的特征是邪恶的宗派主义和残酷的惩罚活动。
1957年中共浙江省委由江华所领导，他是一个有着农民背景的湖南人氏，解放前在山东和东北工作过，1949年作为南下干部到了浙江。过去在井岗山的活动与毛泽东和谭震林有接触。(谭是解放后浙江省第一位党的领导)他的妻子吴仲廉也是湖南人,并是政法系统的干部(1955年被指派为省高级法院的负责人.)也与毛从二十年代起就有联系,当时她在井岗山直接在未来的领袖下面工作过。1954年经过一系列在杭州和浙江的职位提升，江华超过了资格高于他的党内官员而成为浙江省委的领导。很可能这是因为谭震林得到了毛的支持，认为江是他们在浙江党内最合适的领导人。江很快在自己周围建立起忠心于他的小集团，其成员的共同点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都不是浙江本地人。
但是，有两个当地党的领导人他们的过去经历、资格、和地方上的名气可以成为江控制浙江党的障碍：他们是沙文汉和杨思一。沙文汉是浙东城市宁波附近鄞县人。于1925年参加中国中共并于1926年在他的家乡领导农民起义。1929－1930年他在莫斯科学习，三十至四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由于这一工作所包含的个人安危关系，他曾在三十年代初为逃脱国民党的警察两次去日本。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沙被派往他的家乡担任高级职务。1951年9月，他作为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在上海工作过一段短的时间回到浙江。但是一年后又调至北京准备担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由于长期有病和感到该职位与他的地位不相匹配作为理由，沙未赴此任。这使毛不悦，并批评他无组织纪律，沙在第三次到浙江以前又回到上海，1954年底他成为浙江省自1949以后的第一任省长。他的抵达杭州带来了在背景、工作经验、政治关系和世界观方面均有巨大差异的两个人之间的潜在冲突。
沙在到达杭州当政的时候，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经历很快对他引起了大麻烦，因为浙江当局正计划实行中央的决定，对党的干部进行政治历史的审查。1955年这个运动与全国肃反的政治运动有联系，其中两位最著名的受害者是上海的领导人潘汉年和杨帆，他们两人依次又与1954年就被清洗的华东和中央领导人饶漱石有关（此事并未经过证明).
因为地下党活动家的工作的秘密性和独立性,他们很易受到无根据的指责以及伴随着编造出来的不准确的谣言、影射的攻击。这对于象沙这样具有知识分子背景的党的官员更是如此，他们被怀疑为与正统思想具不同的意见的能力。1956年沙被迫写了一个他在地下活动的情况，1957年上半年由中央组织部审查通过。但是，这一澄清并没有使江华和上海党的领导人柯庆施满意，柯暗示沙是浙江的潘汉年，也就是党的队伍中的叛徒。因此，远在反右运动之前沙的历史已经被人不顾事实地成为政治问题而加以利用了。当1955和1957年间发生的事件使江和沙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时，江把这一点与其它过错一起加进了对他的对手沙的指控中。
沙文汉是代表地方党官员和地下党历史之间相连结的人物。杨思一则是地方党著名的官员，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浙东游击队的基地工作与斗争。他代表着浙江党组织1949年前和解放后历史的一个连接环节，这都是外来干部所不喜欢的。杨出生于浙江省诸稽县，位于杭州东面的绍兴府。他于1930年参加中共并在上海组织劳工活动。1932年被捕，在南京国民党监狱里坐了五年牢。杨是1939年在浙南召开的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会上被选为浙江省委候补委员。以后六年他在敌后浙东工作，在谭启龙下面任区党委的工作，谭是1942年由中共中央中国局派去组织抗日斗争的。1949年以后，杨在省的党和政府组织中担任过高级职务。1954年他被指派为沙文汉下面的付省长，与沙一样继续保留了在浙江省委的常委职务，这是个最有权的省的决策实体。
杨在工作作风上与外来干部的差别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初期。1949年以后，他与谭启龙及其他资深官员在工作作风上发生冲突，谭启龙是谭震林的继任，于1951年任浙江省委的负责人。1953年杨被谭启龙指责为对省委领导不忠并强迫他在党的全会上对错误作自我检查。在肃反运动中，杨在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他的被捕入狱、以及他过去参加的所谓反党集团事件，以及在1930年的党中央全会上违抗党的决定等问题都重新进行了审查。
所有这些都是1957年底为清洗沙、杨和其他人而放到台面上的问题。江华把1957年反右运动聪明地利用来作为三年来他竭力要摧毁浙江省著名地方干部的最高潮。江通过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利用毛主席定期到杭州访问的机会经常接近毛，他得以秘密参与中共的决策内政，并恢复他在卅年以前与毛在井岗山的旧日革命情谊，而且和这位党的领袖不可预测的思想念头一直保持着接触。 看起来，江是毛的想法和他的情绪变化的有才华的读者。相反，沙文汉在1957年与江的冲突达到高峰的时候却没有这些资源。他曾在拒绝出任印尼大使的时候冒犯过毛的对组织无条件服从的信条。况且，他在毛定期的访问杭州时未能接近这位主席。
江的胜利和沙作为右派分子的去职标志着农民对于知识分子的胜利、粗鲁、原始方法对于复杂、理性方法的胜利、狭隘思想对于开明思想的胜利、犬儒主义对于天真朴实的胜利。从微观环境来看，反映了五十年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倾向已到此结束。
背景
反右运动和以后对省级官员的清洗必须以中国1957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以及中国领导人对这些环境背景的反应来究其源由。在1956－1957年正如毛和其他领导人所见，中国面临进退两难的难题，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中国拒绝发展按照苏联模式发现并不适合中国国情。1956年四月毛在他的著名讲话"十大关系"中说到。此外，斯大林主义政治体系的死板和苛刻也日见明显。在毛的1957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他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矛盾分析之中。
毛对于1956年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十分注意，当时对那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对于异议观点的大力压制引起了广泛的公众不安。对此原因，他认为是由于斯大林主义体系的无效，是对于政策方针的质疑并非针对政权本身。这意味着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仔细分析和界定，因此，对抗和非对抗性的矛盾需要以不同方法处理。特别应用于针对一些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所持有的批评意见，1957年三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寻求与这些感到害怕的集团取得合作，鼓励他们对新体制和共产党的作用本身提出批判。这样，主席推动了一个称为百花齐放的大胆的新实验，其主要的方法是"大鸣"、"大放"及写大字报。由毛在1957年初发起的党的整风运动就是表达这些观点的正式渠道。
但是，正象十年后，他被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人响应他的号召向当局造反的热情使他感到吃惊一样，当时他对于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学生们公开的评论、要求中国共产党放松政治领域的控制和减少对教育和其它社会生活领域的干扰感到惊讶与愤怒。毛警惕到这些攻击的深度和广度，1957年5月，他倾向于把这一政治运动转向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对党的统治的批评必须驳斥并要公开攻击这些观点。这个运动的目标开始是针对知识分子群体，但是到了九月已扩大到看上去同情甚至与非党批评者同盟的党员干部、扩大到党的领导人物，主要是省级和省以下的层面，成为以后几个月主要的清洗运动之先驱。
由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发言人所表达的异议观点以及在在中国校园里爆发的动荡，毛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阶级斗争，不是以前所认为的是经济领域的斗争，而是思想和政治领域的斗争。在这方面，1957年9－10月的中央第三次全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上，毛通过了一个推行思想、经济战略和方针政策上极端化的日程计划。江华由于在思想上对毛信任、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盲目愚忠、或者所有这些因素都有，便热情拥护新的方针，并且抓住机会利用历史问题作为武器除去他的对手。对他们在过去三年中批评他的政策失当与领导缺点进行报复。江华把浙江的清洗运动作为证明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观点正确性的直接和无可否定的实例，这使得他得以非常容易地推进这一行动。
浙江的案例中如上已说明在省的领导层原来已存在紧张的关系，江华这次发现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可以彻底地扫清所有的潜在对手。江华成为全国所有省中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毛对中国主要矛盾改变估计的省领导人。这样他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对毛的无可置议的忠心和可靠，决心伴随着毛朝着不确定的道路走向乌托邦的前途，在这条道路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意图破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级敌人。
1957年中国的矛盾
从最近在中国发表的资料来看，1957年5月对向党的进攻性批评毛的反映是失去了对和风细雨批评和坦诚直言态度的耐心。在5月之初，毛的关于矛盾问题的2月讲话被加紧进行修改，从5月7日到6月中旬发表之时修改了十五次之多。在6周之中对毛的讲话作系列的改变，部分地反映出党的整风运动在6月初高度紧张地在转向反右斗争。
在毛和他的同事看来，那些被中共领导邀请去表达对新政权意见的非党知识分子的直接了当的评论是构成对党的统治地位攻击的一个部分。但是，主席还看到这些观点所表达出来的更为危险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取得胜利、农业合作化在1956年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没有看准方向。在那次大会的经过毛批准的决议中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人民要求建立先进的工业国与落后的农业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明中国经济落后，将来的主要任务在于发展经济。
八大在对中国矛盾作这样明白和正确的评估的同时，随着说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这一论断并未能解释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一直存在的社会和政治上的矛盾。毛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正是他作出的强大努力要指出这一点。但是，国际和国内的事件使他对自己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到1957年6月他认为对那些猖狂对党的批评需要迅速而鲜明地进行反击，同时，对反右派斗争需要提供理论上的解释。
在六月青岛的省级领导干部会议上，毛解释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随着反右派运动在中国的城市全面开展的时候,党决定把它扩展至农村并且同时处理在农业合作化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到该年的八月,中共发布了开展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宣告为了与毛在青岛会议所作的论断一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针对农村的富裕中农。因为在富农被消灭之后，他们代表着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就这样，党的整风本是作为党内部的运动此后扩展到了整个社会。
八大三次全会在1957年的9月至10月间召开，开了二十天。这次会议是在政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召开的。在闭幕会议上毛的讲话更为系统地叙述了他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也许是为了敲打他的顾问们，特别是他的主要秘书田家英，这位主席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内部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在经济战线上的胜利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巩固。为了巩固这个胜利，社会主义者必须在政治思想战线也取得胜利，从1957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这种斗争是长期和艰巨的。在毛看来，那些污篾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正如农村中残留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煽动反对农村合作化，鼓动农民退社是代表着中国农村的资产阶级。毛直言不讳地说党的八大所决定的准则是错误的。
在这次全会上另一个主要的议题是讨论下一个五年的经济战略问题。决定对过于集中的苏联式管理与经济体系进行改型，将较大的权力移交到省一级领导机构。对财政资源、工业和商业的较大的控制权交给省级并优先发展地方的重工业。在移交权力的时候中央必须肯定省党委和他的领导人的顺从性和忠心程度。或者，如同弗兰次。舍曼所言："权力下放有风险，除非解决了地方主义问题，。。。权力下放到省政府(党委),必须交给政治和思想上可靠的人(毛的意见)"。他认为北京寻求解决长期在中国的管理中出现的走两个极端的困境："独裁统治"或者"地方割据"。中央决定在保持决策的同时，也扩大一些运作中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这次全会上争论的第三个议题是关于党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邓小平对此作了主要报告。他的讲话带有不祥的色彩，他提出所有党员在鸣放运动中的表现都需要重新审查过，并说有太多的具有知识能力和专长的党员占据了领导岗位。邓也对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这一敏感和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评论，谈到了"地方主义"问题。在谈及此问题时直接联系到将要进行的经济权力转移。
虽然邓也提到适当数量的提拔地方干部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干部的地方化要优于共产化。后者是干部政策的基础。他宣布在县一级所有干部都是地方干部是不行的，更高的领导层则更要少。这些观点回过头看，就成为三个月后政府和党开展清洗运的名正言顺的依据。被清洗的领导人在其它问题之外，许多均被指责为有损害国家利益鼓动地方主义的倾向的罪名。但是，本文以下将说明，把浙江的情况与邓的报告这一露骨的观点相对照，在县级以上几乎连一个地方干部都不存在了。
三次全会证明是为以后的1958年大跃进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经济的调子，正如中国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会与八大有明显的不一致性，这使得实施连续的战略成为不可能。如果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重新定为阶级斗争，党的中心工作怎么还能发展经济或向自然进军，开展技术改造呢？很明显，毛回到了阶级斗争的主题使得他的许多同事困惑不解，在三中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年之后，八届二次会议中，毛要求他的最可信任的理论顾问们讨论这个使许多人困惑的新方向，并提出他们的看法以供他考虑。
然而，不管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此疑虑重重、无把握或犹豫不定，毛总结说，这个调整了的以阶级斗争为重点的新准则，已在1957年末浙江省的清洗省领导人的行动中获得了充分证明。江华在他的12月省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声明支持主席的阶级斗争的说法，并把他与其对手的斗争解释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事实上，浙江省委内部的紧张关系如前所述从1955年以来直接因为政治和政策方面观点的差异由来已久。
1955－1957年浙江省的政策
在1955－1957年间浙江省的政治与政策方面的争论是1957年急剧变化的事件的背景。与1957年清洗运动相关性最大的有四个问题： 1955年初至1957年中关于农业合作化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政府行政当局在政策制订和实行中的作用及与党的机构的关系问题；处理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紧张关系问题；以及选拔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争论在1957年底达到了高峰，所有这四个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后来省级领导的清洗有关。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方面中央政策的突然改变对浙江省的领导人是一次严肃的教训，使他们强烈地认识到紧跟快速变化的政策之重要性。从最新得到的有关农村合作化争论的文件使我们了解到：正是毛的想法改变导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目从1955年初的收缩到同年中期转为膨胀。
证据表明，尽管在1955年1月10日有中央的传阅材料和2月9日上海局的报告号召减少浙江农业合作社的数目，省的领导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扩大直到3月份。3月16日毛指示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邓子恢控制合作社的发展。但这个指示显然没有到达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耳朵里，因为江在3月19日从北京给浙江省委的同事写信中并未提到"收缩"，而是说成"准备、发展和巩固"。江华建议在秋收之前不再发展，秋收之后到1956年春之间再试验。
此信五天之后，中央当局邀请在京参加全国会议的江华讨论浙江省出现的农村合作化问题。第二天，3月25日，中央向省委发了电报，通知这次会面并建议减少合作社的数量。两位中央的官员随即被派往杭州监督这一政策的实施。他们参加了省的县委书记的会议，会上对中央的新方针有很大的抵制。最后，中央和省领导占了优势，浙江省派出了一万多名干部到农村实行收缩政策。中央官员的报告对浙江情况进行了强烈批评，认为是合作化步子过快并且下令地方当局解散那些任意建立起来的或者不能使农业产量有所增加的合作社。浙江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称1955年合作化的步伐是"冒进"。
1955年4月至5月，浙江实行"坚决收缩"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合作社。5月8日省委书记霍士廉报告了这一政策的顺利实行情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55年5月浙江合作社的数目恢复到了比两个月前稍低的水平。然而，毛在1955年4月末到5月之间的新政策定位又在5月17日公布了，浙江省的"坚决收缩"成果现又变成该省领导犯错误的责任。但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农业的谭震林在1955年6月访问浙江时肯定了其成绩。7月28日，在一个向上海局的口头汇报中，省党委负责农业的书记林乎加赞成收缩政策的正确性。可是毛驳斥了这个结论，他在7月31日的讲话中公开地批评了浙江解散一万五千个合作社的事。
虽然毛免除了浙江省当局者在这件事中的直接责任，但是，在以后几个月中省的会议上那些不满意江华的行为和憎恨其工作作风的人仍用此事作为武器攻击他。尽管1955年9月8日中央文件下来，只把部分责任归于浙江的领导错误，更多的责任归到由邓子恢所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但是，看来这样做也并没有安抚地方上对此事件的不满，这种不满也未因为省领导急忙地转变他们的姿态迎合新的政策，竭力投入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高潮"中去而消除。
1955年7月末至8月的省的互助合作会议上，决定秋收之前努力做好现在的合作社的巩固工作并准备好收获以后的高潮。浙江省委起草了一个关于省领导承担坚决收缩的责任的报告。报告说中央电报所转达的内容及中央官员访问时所表达的观点都只是建议性质的，最后决策解散合作社的是省的当局。这个不寻常的、企图为中央当局开脱其明显的责任的动机，很可能是出于毛在省里的忠实代表人想掩盖毛决定减少合作社数量的责任。
9月8日，当中央将此报告重发之时，浙江省正召开县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中央的方针。讨论并批评在农业合作化上的右倾思想。江华在他的总结讲话中提出农村的合作化高潮在浙江就要到来。三个月后，1955年12月，省党员代表第五次会议总结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在开幕词中江华承认省领导对社会的变化犯了"右"的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但是，江对这些错误的分析似乎是马虎的，而且，很可理解，他更关心的是将来而不是过去。1955年下半年，这个省以原来的速度恢复了全面合作化运动，其势头一直维持到1956年上半年。对坚决收缩的批评似乎来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员。他们抵制并不满中央的方针和对省领导特别是江华的支持。在1955年10月27日中央第六次全会毛和陈伯达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后，杨思一写下了日记，坦白表达了他与其他官员一样的迷惑不解的心情。他承认怀疑过1954年建立一万五千个合作社的指标，但在与省委负责农业工作的官员谈过之后了解其可行性。1955年春，杨参加加速开展合作化工作时在访问了基层组织后，发现现有的合作社是可以巩固的，农民的热情很高涨。他因此也成为大规模收缩的反对者。当4月中央官员来到杭州的时候，杨担心1953年春大规模合作社被解散的事件重演，他呼吁在反左倾的时候也要防止右倾。但是听了中央官员的报告之后，杨改变了态度，又支持中央的决定。后来他反对过多地解散合作社。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在快速变化的形势中，他是动摇不定的。但是，中共的政治文化不允许、也不原谅政策转变时期任何态度不明朗或者缺乏热情的表现。
杨思一承认他并没有对1955年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提出过系统的意见。农业不是他的责任范围，他负责组织、人事、及党的管理系统。沙文汉主管统战工作、文化和教育，沙以后承认在合作化问题上他落后于形势，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浙江省的党和政府内有关经济的职务恰好都在外来干部手中。因此，这些官员们必须与这一领域中的相关行为荣辱与共。江华象毛一样对农业和农民问题十分看重，在这一问题上的跌交对他来说想必是一种很大的羞辱。在1956年7月省党代会及9月的八大上，江被迫反复承认1955年坚决收缩政策是错误的。
党的领导和党与政府的关系
许多因素决定了中共在1949年胜利之后将在中国建立其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中国传统的独栽政治的文化和实践、一个世纪来的分裂、弱小和外国的入侵历史遗留状况和教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影响以及中共的起源与历史都包容并相互增强了以上诸因素。尽管表面上也有民主党派存在，中共的党－国体系是一个高度整体化的实体。1954年中央级的国家机构成立，国家宪法颁布，下一年省人民委员会和相应的执行机构正式成立。在浙江1955年1月第一次省人代会上选举出了省长、付省长以及各个部、委的负责人。
在建立了政府机构之后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党对政府控制的性质与程度。政府和人民委员会是政策的制订者还仅仅是执行来自其他方面的决定？他们有否作出决定和行动的独立性抑或其存在只是党组织的一种重复以致成为多余的橱窗摆饰呢？这个问题很快地在浙江省引起许多争议，一些被派往政府职位的党的官员要求赋予政府以行政实权和权威。也许，凑巧的是提出这些要求的最显要的干部正好是浙江地方人氏沙文汉和杨思一。
1954年下半年，在省人代大会的前夕，浙江省委发布了关于加强省委对浙江省人民委员会领导的文件。省委在人委建立了一个有十一人的党组领导班子，沙文汉是党组五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杨思一和彭瑞林，彭是以后在1957年被清洗的另外四个党的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但不是浙江人)也是这个执行组织的成员。省委在省人委的不同行政组织下也建立了党委，以便把它们和省人委的党组都置于省委的直接领导之下。由六个人委党组成员所领导的六个平列办公室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管，这些办公室就其地位与责任范围而言，在一些情况下是由其同级党组织所领导的。对这些办公室中的有关干部政策的控制则无例外的都是从属于省人事局或党组织。
因此，省委在省人委中建立党组织保证了浙江省委可直接控制其活动和运作，实际上排除了在这个结构中产生另外的权力中心的可能性。然而，沙文汉作为省长、省人委的党组书记、省委常委的成员却增加了在省里的权力与地位。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三个月里，江华产生了另外的念头。1955年3月初在选举下一次党的全国大会代表时，浙江省委讨论其工作分工时，一位参加者注意到江华和霍士廉 ( 付书记兼付省长)提出建议取消省人民委员会中的党组，恢复由省委直接对政府的领导体系。杨思一被指定执行付省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这样，关于人民委员会具有有限独立的构想也非常快地泯灭了。
1955年开始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接着有轰动一时的潘汉年、杨帆的被捕和揭露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查肃党内的叛徒、变节子的运动，都直接地把沙文汉、间接地把杨思一卷了进去。最重要的是江华领导体系利用了这些事，在省的干部和党员中散布对沙和杨的怀疑与不信任，并且破坏他们在浙江省获得更高地位的可能性。1955年8月发布有关运动的进展报告和下一步方针的安排。把原来由八个人的小组扩大到十三个人并建立其一个四人执行组(后来扩大到五人)进行对省委日常工作的监管。
杨思一由于被勒令写自我检查，从领导班子中排除出去。实际上，1954年根据他本人的要求，他的政治历史已经由华东局复审过并且按照他与谭启龙分歧的情况对他进行了处理。这次他又得被迫重新再来一遍，在1956年10月中旬杨又向其上海和北京的上司提交了一个详细、坦白的自传。
浙江省党机构中紧张关系，使其下属组织和普通成员看到了省委的重大分歧及沙和杨受到的歧视，在1956年7月省二次党代大会上这些问题变得表面化。大会从7月1日开至7月30日，中间停了两天。其它省的代表大会也在此时左右召开，都是为准备1956年9月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而召开的。笔者获知六个省份如(安徽、吉林、黑龙江、河南及青海省)均安排了八至十四天，比浙江的二十八天少得多。浙江的大会对于省委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和争弁。在大会上，地方上表达出来的对于省委在政治、政策上反复无常表现不满，对江华及其高级领导人作风的意见构成了对当局的直接挑战。
江华代表上一届省委向876个代表作报告，念诵了自1949年以来浙江省党所犯的错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把短处与责任转移到他的前任的最方便的办法，由于他自从1954年8月起才接管浙江的工作。然而，毕竟站在讲台上进行那怕是例行公事的仪式，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羞辱。被列举的省委的缺点是政策实施方面的问题，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主要关系和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方面的问题等。
此报告最关键的是有关省委工作作风的问题。江华承认以他为首的省委不倾听群众意见、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及实行命令主义的方法。对下级过分地提出要求、并过分地责备下属而不是帮助和教育他们。由于低工资和过度地收购粮食使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省的"负责同志"很少到基层听取人民的意见，到现场研究问题，在党组织运行的民主集中制方面过多强调了集中而缺少民主，集体领导不够。但是，在这次大会的决定中显著的提出了反对"分散主义"和"自由主义"。
省长沙文汉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了：一方面，省委领导陷入了日常的事务决策没有时间来研究重要议题，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理应作为处理政策实施的单位却又无事可做，并指出党内缺乏民主。他认为这是党过多的干预了名义上由他负责的政府工作并认为党和政府的功能发生重复。沙的讲话触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议题，关于这一问题，据以后的报导，他获得了大量与会代表的支持。
根据沙的妻子陈修良后来的说法，1956年上半年国务院曾发出过通知，要求省政府的领导人研究在政府部门中建立党组织的问题，目的要区别党和政府之间的责任分工。这一点也进一步证实了在1954年末建立起来的省人委中的党组领导在1955年事实上已被解散了。1956年2月浙江省委依照刘少奇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的讲话讨论了党和政府之间职责界限问题。1956年夏天，在召开省党代表大会之前，沙文汉曾经建议这一问题需公开讨论，并要求召开省人委的会议进行讨论。但是，很明显，没有党的领导人支持他的意见。因此沙只得等到党代会才能正式地向代表讲话说明这个问题。
他的讲话的焦点在于党和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沙在他的讲话中攻击了江华在大会上的报告缺乏对人民民主专政的了解，忽视了政府在领导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作用。他认为，如果政府部门在动员民众发展经济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党则可以更好地从事政策的制订并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有效领导。他还指出，如果党继续使自己缠身于琐碎行政事务中，这将既削弱了党在重要问题上的领导能力又使得政府变成多余的东西，这一点江在工作报告中也承认的。沙描述了省人委的会议是一些例行公事的、形式的、乏味的、枝枝节节的和由于官僚主义而变得无效的活动、
这位省长根据他的观点提出了六个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其中最有争议的也是后来他受到攻击的是关于建立具有自我制约的独立的政权形式。由于事先预计到这个建议会引起反对，他补充说有争议的体系是否会造成独立和分散还应当进行研究和讨论。沙还提出负责干部不应在党和政府位子上双重兼职。最终，他认为有关党和政府关系的性质与形式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不应以简单的回答说明这一问题。
在沙的讲话中他反对决策大权落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江华所承认的在浙江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的讲话也批评了省委领导作风是傲慢、自满、主观并脱离群众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江华所承认的。沙并未把自己排除在这些普遍现象之外，因为他也是他所批评的对象的成员之一。这位省长还针对浙江省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太少和缺乏党内民主讲了一些尖锐的话。
沙文汉的讲话约在大会的第十天左右，仅管其他代表对上一届省委的批评更为深入。但据报道他的讲话对与会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结果是浙江省委绝对大多数的成员表示"谦虚接受"江华在他的报告中对党内情况的评价，并同意着手改变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在后来的新的省委选举中，在代表接受最终提名名单之前，进行了大量的磋商、包括更改候选人名单。上届的成员金涛没有被列入浙江省委候选人的名单。因此，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对于江华和他的领导同事们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挫折。在形势的逼迫下，他做了一个不光彩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的领导威信受到了一次重重的打击，对他领导浙江省的能力与实力已引起严重的疑问。
江华在他的大会闭幕讲话进一步阐明了这次会议的进程，时间间特别长而且代表们提出意见十分分激烈。他的讲话及后来的解释反映出会议的早期阶段随着主席团的分裂和议程的中断使大会进入混乱状态。江把这一事归之于如下事实：首先，在省大会之前没有从市和县的代表大会中获得教训，这说明在这些会议中也曾被争议所搞乱过。 其次，大会的工作报告草稿没有事前在代表中传阅。这一说法看来是代表们对主席团不给充分时间对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讨论，企图强行通过议事日程有所不满。
代表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对过去七年里上届省委的成绩与缺点的态度。会议用了二十天的议程，特别是各种代表尖锐的评论使省委的成员们看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大会曾停下来，在休会一天之后，等到谭震林从北京专程来帮助大会和省领导来解脱窘境。个别的省领导被强迫进行了自我检查以使其明白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懂得缺乏民主的工作作风对于发动党员和增强党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事。但是，江强调只看党的工作的黑暗面不看其成绩是错误的。同样，他称许多代表的观点把省委的错误看成是一贯而不是暂时的也是对情况的错误认识。例如，他认为把省委在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看成是一贯右倾就是错误的。
江华认为，大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犹豫不决的态度鼓励了代表在一种气氛下自由发表意见，二是没有采取原则立场彻底驳斥不能被接受的意见。有些观点象"我们越是不听省委，我们的工作就干得越好"这类错误观点就是应当驳斥的。此外，由于没有征求省委工作报告的意见，主席团只得被迫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对省委提出了许多严厉的批评。在怎样回答这些批评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时导致了主席团内部的分歧。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江在报告中说，一些代表是搞人身攻击，对他们的批评对象带"帽子"是削弱党的团结。
谭震林在1956年7月末到达杭州后，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就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老部下江华。据一位与会代表会忆说，谭在大会上讲话警告并批评代表们谈论党和政府分工负责的问题。他说他对有人搞分裂主义而使一个好同志在新一届的浙江省委落选而感到气愤。在讲了这些挑衅的话之后，在7月30日的一次县委书记以上的会议中，以及次日局级一上的会议中，谭公开地说沙文汉和杨思一政治历史上有问题，正在审查中。谭特别对杨更为严肃，说"在这个党代会上有人幕后策划进行宗派活动，这个人就是杨思一。"
另一位省的干部张光，是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当时是省委工业局的付职领导人，他也参加了1957年7月末谭震林讲话的会议。根据他后来的回忆，
在去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汽车中，他所在的局负责人批评谭震林主观地把省党代会上一个没有计划的意见爆发说成是有划、有组织的罪恶行为。张说谭所批评的自由主义和省委不团结是有宗派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在第二次会议上，批评针对的是陈修良在党代大会上的讲话（陈当时是省委宣传部负责人)，一个发言者说陈是伪君子，她的讲话是欺骗群众投她的票。谭同意地说，"是啊，XXX （陈修良)是不老实的,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她有一个背后的支持者,...我相信这就是杨思一"，他还加了一句："这个杨思一是个非常阴险的人，就象饶漱石一样。"
最终，江华和关心他的上级领导人谭震林都并未回答在党代表大会上由普通代表及沙文汉、陈修良那样的领导人对省委所提出的批评。他们只是中伤所有在政治和思想上有不同意见的思想先驱者，并以沙和杨的过去历史问题来说服对此有怀疑的官员们，力图使他们相信这个激烈的争论是由一些有非常可疑背景的领导人阴谋策划的。但是当时的时间还不成熟不足以打倒沙和杨。这一时机以后将在1957年下半年来到。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把一些严重的问题先点出来是必要的和适时的，无论这种办法是多么浮浅，其出发点又是多么的不诚实。
这次大会的一个结果是在两个月后，会议中提出的一些攻击省委的问题，特别是沙文汉所谈到的问题，通过一个文件的方式传发下来。文件指出省委没有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群众组织、立法制度的作用。此文提出省党委有权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管和提出建议，但它无权干涉政府部门内部及其下属部门专业性的运作。言外之意，所谓提些"意见"常是漫长的官僚程序的研究过程、任何一个改革的实质性的计划都将经过省委的批准才能通过。
1957年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面
由于1957年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官员和成员在时间和精力上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很快使得对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问题采取认真行动失去机会。首先出现的情况是由于1956年快速合作化带来的不断产生的农村动荡。第二个情况是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及邀请非党人士参加的党的整风运动的开展。象全国其它地方的党的干部一样，由于要根据一个一个的事情确定发生在城市和乡村的社会冲突与争端是属于对抗性的或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使浙江省的领导处于一种很招忌的地位上，党的干部因为左倾或右倾而受到攻击。
1957年农村的不安定扩大了，这反映了自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以来所出现的尖锐问题。在1956年3月，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百分之五十五加入高级社。到该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百分之八十八，到1957年达百分之九十六，在1956年秋收后，分配上出现平均主义。
1956年快速发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显然在党内和党外都引起意见，县委在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事件上发生分歧。1957年1月在县和市级干部会议上提出：1956年下半年，出现了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右倾思潮，特别表现在对农村合作化问题上。因此，1956年党代会上对领导工作作风的批评中过分强调了民主，使领导不敢决策，陷入过多的商议。江华宣布新党员的发展停止，在1956年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加强政府工作的这一重要的要求也将进一步研究-----这是无限期推迟的另一种说法。
1957年4月浙江省委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传达毛泽东二月关于分析和决定矛盾性质的讲话精神。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讲了话。在以后省委对中央领导和上海局的报告中称：从1956年下半年以来，在浙江省的农村地区出现超过1100次的事件，包括打干部和请愿活动。这些骚乱往往是由于农村干部粗暴和生硬的工作作风、国家过多地收购粮食、以及没有把农业合作社的帐目公开所引起。县级官员们对于大会代表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很难接受。凡对于农业合作化有保留意见的农民都被挑出来进行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再次提出，为那些对江华领导集团不满的干部们提供了更多的弹药。
省委还采取行动处理几个月来在乡村和城市出现的骚乱。在农村中农民关心的有三个主要的问题：农业合作社、粮食收购政策和农村干部的行为，省的领导承认这些干部为了使农民与快速改变的政策保持一致，经常采取欺侮和哄骗的办法来对付农民而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报道说，农村的阶级敌人利用了干部的错误煽动反对党的领导。在杭州主要的城市中，发生了十八次事件，包括罢工、请愿、和其它形式的骚乱，有5400人在1月至5月间参加了这些活动。其中，共产党员参加甚至在这些活动中带头。
随着反右斗争在城市中的全面展开，省的领导进一步推进解决长期在农村存在的问题。从7月21日至8月2日，浙江省委召集全省县委书记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7月的青岛会议上毛曾号召进行这样的运动。浙江省从省、区、县派出了有一万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分赴1937个村庄。会议号召巩固农业合作社，并且含蓄的承认1956年合作化高潮建立了太多的合作社。8月1日，省党委书记霍士廉作总结报告对农村进行了阶级分析，并提出这个运动将从1957年8月进行至11月。
很明显，农民对农村合作社十分不满意。从1957年4月中旬至5月，浙江东南部的仙居县33个村镇有29个退出了合作社，殴打了企图阻止退社的干部并对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以停止集体化农业。结果，302个合作社中有116个完全解散，另外55个部分地停止运作。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家庭从百分之九十一激剧下降至百分之十九。1957年6月，由州地区党委书记杨心培所作的报告中讲述了他对这些骚乱的观点。
杨把骚乱归咎于未能很好处理农民对建立和运行合作社的合理要求、1956至1957年粮食产量的下降以及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分析和抓好，使农村的坏分子得到机会煽起事件、恶化了形势。杨并没有否认仙居县阶级和对抗性矛盾的存在，但他认为这在整个的骚乱中不是主要的，而是偶然的因素。
杨对形势的分析报告虽然由省委在1957年8月中旬传阅，但是省委可能对此分析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到月底，江华亲临仙居县了解那里的情况。他在专区的党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这些骚乱是由于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和右倾的观点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缺乏纪律性，及党的基层领导缺乏战斗的精神所致。这些现象使得党的敌人煽动群众退出合作社而党的领导人沉浸在官僚事务中，没有及时对这些挑战进行回答。
仙居并非是唯一发生这种事件的地方，在1957年的上半年，邻近的临海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从128,897个激剧下降到33,611个。从1957年浙南的青田县农民对粮食的减少提出抗议并要求退出合作社。出现了殴打干部的事件，6月6日一名村的付书记被打死。1957年7月沿海地区象山农民要求退社，从区和县里派出了干部以控制局面。在7月的地一个星期，浙江中部金华的普江县农民要求供应粮食，结果，使两个区和六个村的政府都中断了工作。这些骚动都对省的领导有潜在的危害，骚乱说明了地方放松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因此，8月10日，浙江省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反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其它罪行的计划，在7月中旬在一次省的法律组织会议上这些问题被提了出来，并且对这些罪行的惩罚的处理进行了讨论。农业生产的停滞会使江华在中央面前丢脸，除非他能够找到替罪羊。
浙江的地方主义问题
1955年有关农业合作社的争议背后一个主要且根本的主题、1956年在党委会上的怒火以及1956年到1957年间社会的不安定都和这样一个问题有关，即何种政策以及由何种人事班子来执行这些政策是最适合浙江省的实际情况。省里的基层干部和党员很多时候可以反映出普通百姓的观点，他们觉得，浙江省被一些外来者所统治，这些外来者绝对服从中央的指示，不管这些指示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具有一致性以及是否适合浙江省实际情况；在作任何决定时，这些外来者总是把如何取悦中央领导放其考虑的的首位，而将地方的利益置于脑后；他们还无视当地一些更注重地方利益而非中央利益的组织团体，如省人民委员会；这些外来者歧视当地干部，提拔与其有相似革命背景和经历的同事和下属，在浙江省委中，是杨思一吐露了农村干部所遭受的这种打击，而沙文汉则表达了知识分子及有影响的无党派领导人的观点。
外来者和本地干部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他们有不同的革命经历。1949年以后，具有军队和地方两地（游击根据地）经验的北方干部作为解放部队的一部分被派到浙江省，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总是独立工作、与主力武装部队甚少有组织关系的当地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因此，解放后的浙江省领导层由南下干部、主力武装部队的干部、浙南和浙西游击队力量、浙东工作委员会和杭州地下党干部构成的一个不稳定的组合。
1949年，一万名来自二野、三野的干部另加八千名大多数原籍山东解放区的南下干部被派遣到浙江省的各个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49年五月，杭州仅有386名共产党员，这反映了该组织在杭州这个国民党统治势力强大的地区所处的险峻形势。但到1954年底，这些来源的干部总人数，包括党内和党外的以及知识青年、前政府遗留人员等仅占整个干部结构154,168名成员中的百分之十。但权利仍然是由解放前的革命者所掌握。
一些外来干部撰写的回忆录美化并欺骗性地描绘了五十年代浙江省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和谐的工作关系。一篇较近时期由谭震林的四位部下撰写的文章赞扬了谭震林把中央政策精神和地方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些较少偶像化的资料却写了很多不同的情景。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矛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而杨思一看来是当时首当其冲承担解决这一矛盾冲突重任的人。
在浙江省，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争斗看来曾经是长期而激烈的。1949年，浙江党组织在领导当地游击队为共产主义的事业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刚刚取得胜利后即被解散了。中央任命四位浙江干部和四位野战部队干部在谭震林的领导下于1949年五月六日成立了新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期望通过这种方法来平衡地方和外来人员之间的关系。1951年谭震林离任后，重组的省委总共八位成员中仅有两位浙江人。
1955年底，浙江省委成立了一个书记处作为具有最高决定权的执行机构，沙文汉、杨思一两人都被排除了。两位外来干部吴宪和李丰平（后者也是一位付省长，并曾在短命的省人民委员会中担任沙文汉的付秘书长）被选任该职。省委书记江华和付书记霍士廉是这个内部圈子的另外两名成员。所以，这个高级组织便完全由外来干部组成。曾经提议过为减少沙文汉参加书记处的机会，江华散布有关沙解放前在上海的活动的谣言，这成为沙和杨不被委任的主要理由。有人讲到，常委委员彭瑞林曾建议沙和杨中的一人或两人应该加入这个组织，他的这个提议不仅惹来江华的恶感，而且还成为彭在1957年作为反党集团的一分子被清洗党的罪状。
1956年的党代会上，四位浙江干部被选为由十一个人组成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但没有一人在四人书记处中担任职务。在以削减当地党领导人在省里重要决策层中的代表性的指导思想引导下，这样的势头越来越增加了。但是，这种外来干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在县级水平更明显。从当时出版的县公报中可以看出，1956年至1958年间，在浙江省省二十五个县里，只有两个县党委书记或副书记是浙江当地人，县长和付县长一级头衔中，这种当地人没有充分的代表的情况同样存在。县级党和政府的领导绝大多数来自山东，有小部分来自河北和江苏。1956年，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在参加海宁县党代会时曾经直接地指出过这个事实。
1956年4月至5月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付主任在浙江进行巡视时注意到干部对于县以下干部地方干部的缺乏感到不满。在临海县，台州专区临近仙居的地方，人们告诉他：县党委和政府组织部、局领导几十个人中只有一个县政府的付领导是浙江本地人。而这个干部还不是临海人。其余干部都是南下干部。
这样，在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对抗和竞争便成为每当发生政策争端时威胁要揭开的一块化脓的伤口。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当新政权的目的是要克服传统狭隘的倾向时，地方官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转变的热情支持与行动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江华和他的二个前任在这方面都很不成功。他们都不能或不愿充分地调动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的浙江干部。对他们与地方的联系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尊重抱着怀疑和嫉妒的态度,并且过于敏感地把这一切看成是对们自身地位的某种威胁。江华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利用了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大转弯变成反右斗争的这个机会，一次性彻底地解决了此问题。
大清洗
本章已经讨论过一些1957年在浙江出现的社会矛盾。在全国性党的整风运动方面，浙江省委忠实地执行中央政策，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以前的资本家在统战部门召开的会议中自由地讲话。沙文汉作为浙江统战负责人几次主持了这这种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与会者对党的领导与工作作风提出了尖锐的评论。当六月分党中央突然改变了方向进行反击右派分子的时候，浙江省立即步调一致地进入这个运动。
6月15日起草了一篇题目温和的传阅文件"当前工作安排中的问题"，同一天浙江日报开始出现对中共党激烈批评进行反驳的文章。三天以后，江华在社党的改变会上传达了关于反右斗争的报告。他把这个运动描述为思想领域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指出在党内有些人提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他们看不见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存在的事实。在说明1956年7月的事件时，他的讲话最主要的可能是指向沙文汉。次日，浙江省委发布了一个传阅文件，动员工人和农民讨论和驳斥所谓的右派分子的反革命言论。反右运动就此加紧进行。
随着省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在杭州受到攻击，运动的焦点转向1957年7月在首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沙文汉和杨思一带领的浙江省代表团接到指令要他们向团内两名著名的非党右派分子开火，杨思一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当时他和沙都对此事进行过搪塞。但最后，由于担心与中央政策不一致，并且有谭震林的压力，他们很犹豫地澄清了自己的立场。后来沙和杨被指责为包庇和纵容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甚至说他们鼓励这种进攻。
当浙江省委第三次会议在1957年9至10月召开期间，省委把党内的反右斗争推向前进。在9月末，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扫除可疑分子，这些人在1957年的事件发生以前就已被断定犯有错误。实际上，对江华来说，反右斗争只是报复沙文汉、杨思一以及在过去三年中支持过他们的宿敌的一种加到蛋糕上的糖霜而已。
9月底，省委宣传部出现大字报批判陈修良(付部长)的言论和工作,宣传部的一个同事告诉杨思一，陈的错误性质是右派分子。沙文汉对省委的不满问题也被提了出来，杨担心形势已经发展到了结局的边缘。
10月初党中央第三次全会成为浙江省党委驱除江华对手两个月政治斗争的先导。在闭幕式中，毛的讲话要求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讨论实行新的经济路线。浙江立即对此建议有了反应，从1957年10月18日至11月18日，在一个月长的会议上，江华运用了他庞大的资源和技巧来击败他在省委中的对手。江华用主席最新的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武装了自己，并且无疑地表明他是支持否定八大对这关键问题决定的。但是，江如果没有外来的支持也不可能如此容易的获得胜利。中共上海局的书记柯庆施，他是毛的大跃进路线的热烈追随者，出席并在三级干部会上讲话。无疑，柯为这次大会决定了权威性的总方向。
这次会议讨论了过去两年省的当局一直感到苦恼的争论问题，决定放弃从前在经济发展方面谨慎方法。斥责了右的和保守的思想、批评了对今后发展消极阴暗的观点。
与会的1,350名代表被鼓励用大字报公开地表明他们对省委这个决定的意见，以说明只有这样才能鼓起干劲来。江华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将自己比作理发师，帮助代表们洗刮脸面以新的形象出现。
大会理所当然地讨论了那些在反右斗争中表示同情或者支持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的官员们的命运。在大会结束后，立即发布了关于清洗宣传和文化领域中党的领导人的文件。1957年11月底，陈修良，省委宣传部的另一位付部长被撤职。然后，从1957年12月9日至13日在省委全会和一个预备会议之后，召开了省党二大二次会议。这样，浙江省的党的组织自从9月底以后几乎一直在开会直至江华确信形势足以打倒其对手为止。大会的结局是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均为浙江省委常委)和孙璋录，(省财贸部负责人省委委员)四人都被撤职并开除出党。看上去清洗运动是从中央和地方领导开始的。在党代表大会开始的一天，毛泽东来到省会杭州，直至1958年1月。可以肯定，毛对此始终保持着情况了解，他本人很可能在清洗运动中起了主要的作用。特别是始终保持警惕的毛对于江华报告中将此事件作为阶级斗争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释最感兴趣。12月17日的早晨，大会闭幕之后，毛要求他的秘书叶子龙写信给周恩来和当时在杭州的华东其他省的领导人，请他们读江华的报告。次日，毛和江华及那些被通知到的人一起讨论这个报告。几天之后，主席和他的两位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一起讨论并修改报告，准备公开发表。毛要强调的观点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矛盾。
江华的经过修改的报告在2月26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两天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增加了一个短的编者按语后发表。按语告诫全国的党组织浙江省所暴露出来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意义。第二天该报出来一个社论，称沙文汉和他的三个同伙人是"叛徒"，这是一个比在省里所用的任何名词都更为严重的说法。
然而，即使有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和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党的基层内部对这个清洗运动一直有所抵抗。浙江日报社论在总结大会时承认：很多的干部不赞同领导上对这事件的评价。并说在省委全会和党代表大会中党内右派分子"不老实"、"对抗挑衅"、和"不悔改"。大会的本身是个热点。贴出了七千多份大字报，对省委提出了两万多条改进工作的意见，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有三百三十二名代表发言或发表了意见。最后，江华可能只在经过挑选的代表中和会议的总体上获得胜利。与1956年7月的党代表大会有849个代表参加的激烈的会议相比较，二次大会代表总数减少到702名。这个减少不能以人员自然死亡来解释。此外，有特派代表补充上去及数量上超过的775个观察员，这些人是根据他们对省领导人的忠诚程度挑选出来的。
在党的大会作出结论两周多一点时间后，省领导又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解除了沙和杨的政府职务。考虑到他们在政府的权力基础，在1957年12月30日人代会开幕前先开了三天半的预备会议。会议最后共开了十七天，在36名省人委中开除了9名，在43名省级全国人大代表中开除了7名。
江华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冗长的报告分成九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回顾了四个问题：怎样评价过去几年的国内形势，特别是1957年上半年的形势；与此同期政治形势的变化；1957年5－6月间农村的闹事；及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的方法。第九部分标题为"党的工作"，按照许多报纸社论和代表发在省人代会发言的说法，细述了沙和他的同案受害人的罪责。
许多指控明显的是荒唐和错误的，还有的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为了使对沙和他的同事们的谴责穿上理论和思想的外衣，声称他们犯错误的基础是严重的地方主义。江华在他的党代会的报告中称:沙和杨利用他们在政府行政的基础建立"独立王国"。通过他们所谓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控制,企图建立"具有抗衡性的、由他们为主领导的独立的政府形式"。他们要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削弱党的权力之目的。
在江华的报告里，他还把地方主义的根源归究于个人主义。那些被责有此偏向的人否定省的工作成绩，并且犯了宗派主义和狭隘地方主义的罪名。江华批评地方干部利用历史的关系与外来干部相斗。例如，彭瑞林的罪过之一是提出了浙江本地干部被排除在党的高级岗位之外。这种指责是具讽刺性的，彭本人是山东省人，他之所以支持杨思一源于他在1949至1954年在浙江省委组织部门时,有在杨下面工作的经验。相似的，另一个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孙章录也不是浙江人。
江进一步又说到1956年7月的大会主席团的分歧是将省委的分裂带到了边缘，谭震林的调停激起对外来干涉的不满。当浙江省委响应党中央1956年关于"百花齐放"政策的时候，它的对手指责省委是右倾、当右派向党进攻时，地方主义者又积极支持和保护右派。因此，从党的领导看来，他们反对党的政策是非原则性的而是机会主义的，是寻找每个机会来破坏省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就必须由党的组织纪律进行处理。
地方主义这个高度敏感和带有感情色彩的问题在1958年初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一篇社论中再次显示出来。社论企图对浙江省长期存在的地方主义提供理论的解释。社论说地方主义分子认为只有地方干部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并且能团结他们。盛传着这样的说法，外来干部得到上面的支持，与地方干部在提升和报酬上不一样,由此散播了争端和分裂。另一方面，社论承认在许多方面地方干部比外来干部更为合适，因为他们讲相同的方言，(这一点对浙江这样一个讲多种方言的省分来说更加重要),有相同的习俗,而且能更好的了解地方的情况。
可是，社论又说评价干部工作作风的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执行党中央政策的坚定性和对社会主义的忠诚性。社论指责沙文汉从来不到工厂和农村去访问，实际上，沙的健康情况可能不允许他进行这类活动却完全没有被注意过。另一方面，社论又指出，杨思一虽经常去进行这种访问，但是只去看他的老同事和老部下，对他小圈子以外的人不屑一顾。看来，社论对于地方干部的要求是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社论还说，当党从老解放区补充和提拔有经验的人时，也要提拔年轻的地方干部，但是正如邓小平在他的第三次中央全会报告中所指出的，干部政策公有化必须优先于地方化。
社论断言地方主义有其历史和社会的根源。社会影响包括阶级背景和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烙印。浙江党的组织在历史上均在广大分散的地区中独立于中央指导进行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地方干部炫耀他们的光荣历史，倾向于排他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组织上的分散和宗派主义。结果是力图建立"独立王国"。
可是，社论承认必须对地方上的感情进行安慰并重视其缺少实体的感觉。它号召外来干部在最今后两三年内要学习工作地区的方言，反过来，地方干部也要学习普通话。同时也告戒外来干部不要有宗派主义的倾向及把合理的意见分歧夸大为地方主义。浙江绍兴人氏鲁迅的兄弟周建人被选出来代替沙文汉作为省长，可以看作这是用来收买地方人心的一个措施。
周是一位科学家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但缺乏沙那样的革命资格也没有愿望与能力对江华产生政治上的威胁。沙和杨在退位后，地方主义仍将成为他们继任的一个困扰问题。
事实上,沙文汉和他的同案受害人的打倒是过去两年一系列事件的积累结果。对他们形成地方主义小集团的指责实际上已被浙江反党集团中两个非该省当地人的事实所否定。据称右派帽子对他们四人都是合适的，但沙在1964年逝世前夕被摘除帽子。在其它省的领导被责为地方主义或右派后，在适当时间之后重新恢复了地位和职责。但在浙江似乎1956年省党代会出现的动乱和对江华及其领导层所带来的羞辱，长久地在浙江省委内存在着一种紧张气氛，在沙和杨的政治历史问题上，无论是怎样的不公正，都被江华作为借口用来拒绝说穿其不可告人的险恶动机。毛强调阶级斗争的新思想为江提供了以粗暴手段处理浙江省党内对立领导人的理论解释和政治支持。
结束语
从1950年初，中国的党－国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接受了苏联党的对政治运作的垄断模式，并被应用到地方上。这个结构的问题既有过于庞大的问题又有制度方面的问题。毛在他1956年的报告"十大关系"中已认识到了它的第一个弱点，在1957年的第三次全会中曾考虑过经济的权力的某些转移，虽然是短命和有限的，毕竟想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鉴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至今已相当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制度的改变具有对整个独裁政权发生潜在威胁的可能。有关中央－地方这个争端，即使在五十年代也已承认，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差别很大,不能单由北京来领导。因此,有必要授予地方当局某些程度上的自由和主动性。但是中央的党－国领导人主要是些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军人，来自农村和分散的根据地为主。他们考虑到向地方的放权让步会威胁到中央统治的领导权，并威胁到全国的统一，而中国的统一是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分裂、内战和外来入侵之后重新才建立起来的。所以，地方干部象沙文汉，杨思一在委任他们作自己家乡的领导人时，在可信性与可靠性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1949年以前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更使这个问题复杂化。
江华对于中央的忠心甚至表现在北京决策反转后，再回过头对他加以谴责并承担责任，他的这种表现在1957年中央通过对他在浙江事务的大力支持中，使他得到了回报。在1955年当他成为中央政策突然转变的牺牲品时，他还受到省内同事的攻击，这些人可能支持过坚决收缩但是当江处于狼狈境地时也乘机往他的伤口上抹盐。在以后的十二个月里，他们一直使江记得他所犯的"错误"。当合作化的步伐在1955年后期至1956年间加快时，地方党的领导人又明显地转达了农民阶级发出的不满意见。当1957年知识分子被鼓励向中共提出观点时，同样这些领导人似乎又是同情他们的批评性意见的。特别是沙文汉，他主持了由民主党派参加的会议，正是在这些会议上对党的统治的强烈不满意见发表出来。其实，无论是沙是否同意这些观点都没有什么两样，他都会由于不愿意或不能够表示赞成或驳斥这些意见而受到攻击。
浙江省的清洗运动是在政治激变的背景下残酷无情而有效率地进行着。毛在第三次全会上的声明："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可能他的同事们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一个野心家、忠实于他的象江华那样的部下却十分清楚这个声明的重要性，他是全国第一个省的领导人公开把毛的讲话重复地引进1957年12月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人。江华高度地觉悟到对新的路线表达忠心和热情将有利于巩固他在浙江的地位。
弗雷德。台文斯在大跃进的前夕曾经描写过省的领导人特点是"受教育水平很低、缺乏正规训练与培养、以及只有在落后的农村作革命活动的工作背景"。再加上"对现代分工无知、盲从、愚忠地追随毛，习惯于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位中国的学者也指出这种封建式、小农心态是当时大多数党员的特征。以上的描述对于江华是非常贴切的，但是它并不适合更为实际的和因受教育而更为复杂的沙文汉，而这一事实无疑会恶化两人之间的敌意和争斗。
江华的马马克思主义是在热战中和党的训练班上学的，而沙的理论则是在马列主义的故乡和中国学习的。1955年，当浙江省委发布了一个指示，号召党组织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安排讲课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时，沙文汉和陈修良均被授权列入五个省级领导担当此任的名单。沙的讲课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并且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因此，当江华在适应跟上毛的变化着的思想态度，但缺乏分析这种问题的判断能力时，沙却能保持着知识分子在进行理论上创新时的慎审保留态度。
浙江的"地方主义"分子们由于缺乏与中央领导在历史上和个人关系上的联系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沙在五十年代初因为未能接受赴职印尼大使而与毛疏远了关系，杨思一对谭启龙和江华的工作作风都进行过挑战。沙和杨在1949年以前在上海地下工作的活动经历为他们的对手提供了虽然是很少的、但是需要时可用来开火的、有价值的武器。在这样一个充满秘密和执迷于间谍与叛徒的党内，会有许多人很容易相信那些针对沙和杨的经过掩盖的罪恶的指责。反右斗争为江华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得以在中国激进主义的这种政治舞台上把他的对手一网打尽。中共党第三次会议决定和毛对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观点的修改成为浙江事件的催化剂。因此，在国家层面上的变动为地方党委内部的冲突提供了激化的背景。但是正如前面分析已说明过的，通过浙江省领导内部的复杂和恶意的争端，揭开了从1955年到1957年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内幕。当然，这些问题和现象并非是浙江省所独有的。
(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of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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