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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回忆母亲陈修良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Remembering My Mother Chen Xiuliang
Creator
沙尚之
Source
南京党史
Publisher
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Date
1999-04
Format
pdf
Language
zh
Identifier
W33
Coverage
Nationwide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W33 回忆文章 2-2585 1999 年
回忆母亲陈修良
1998年10月的上海，秋风送爽。6日傍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和中央办公厅曾庆红主任、上海市委黄菊书记，徐匡迪市长和宋仪侨秘书长等一行来到华东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我的母亲陈修良。一进1805号病房，江总书记大步走到床边，热情地紧握母亲的双手说："陈修良同志，我来看你啦！"，母亲躺在病床上非常兴奋，江总书记又告诉她"我不久前写好一篇关于纪念厉恩虞同志的文章，你知道吗？"。母亲很快从床边取出一本刚出版的"南京党史"告诉总书记她已接到南京寄来的杂志，并且请人复印了许多份送给老朋友了，大家反映都非常好。是的，母亲的心中始终记挂着象历恩虞（陈震东）这样一些曾为抵抗日本侵略和争取人民解放而在南京斗争过的许多好同志，这些人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此文中所述：
"在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有多少无名英雄为革命贡献了一切。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临死还背了包袱。我们活着的人只能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当年为革命奋斗的人们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顾个人安危，也不怕受到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始终对党和人们的事业抱着坚定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
母亲的心是不能平静的，她太了解这些同志了，而她自己的一生也正是总书记这段话的真实写照。她对总书记说："城市地下工作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对于完整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重要的意义，我年事已高，希望有人帮助我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供后人研究。"她的意见得到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当北京准备派人来的时候，老人不幸于11月6日突发急腹症逝世，九十二岁的母亲平静地走完了她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
（一） 回首忆河殇 国破山河在
──── 摘自《国庆怀旧》1988年
母亲1907年7月出生在宁波一个封建式的大家庭中，自幼丧父，孤儿寡母受到族人无情的排斥。我的外婆陈馥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她决心摆脱这个家庭，独立生活。1922年她把母亲送进宁波女子师范受教育。此时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代，北伐战争，"五卅"运动等大革命的浪潮震撼了她的心灵，看到中国被列强瓜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她一心想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年青时代母亲是孙中山的崇拜者，在宁波参加学潮被开除后，她抛弃了从师沙孟海先生成为书法家的打算，坚定地走上职业革命家充满风险的道路。
1926年在上海国民大学期间经徐玮（烈士）介绍，母亲加入中国共青团（CY），随着大革命的浪潮转辗到过广州，长沙，汉口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调到武汉，担任汉口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同志的秘书，并由她介绍正式转党。同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武汉发生"宁汉合流"事件，党被迫转入地下。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决定将一批年青党员先送到苏联去学习，母亲便是其中之一。张太雷后赴广州领导起义牺牲。1927年以后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惨遭杀害，许多都曾是母亲的领导或亲密战友如：向警予、张太雷、李求实、徐玮、张秋人、杨善南、沙文求（沙文汉的二哥）等。这些同志的牺牲非但没有吓倒她，反而更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母亲一生都以这些英勇的早期共产党员为楷模，踏着他们的血迹走完自己的人生。
母亲从1927年秋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原名中山大学）学习。由于她和瞿秋白、杨之华、孙冶方、陆定一等同志常在一起，并且不赞成王明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因而遭到排斥，于1930年夏回上海。不久，由于王明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接连遭到严重破坏，1932年秋母亲和我的父亲沙文汉被叛徒告密，遭国民党追捕，两人在日本东京的地下党情报系统的同志帮助下重新找到党的关系。在东京流亡时，母亲学习了资本论等马克思的著作。1935年在白区党组织几乎百分之百遭破坏的严重白色恐怖下和父亲回到了上海。母亲以"莫湮""葛覃"，父亲以"叔起""叔子"等笔名，写文章进行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母亲曾在上海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下属妇委担任书记。1937年刘晓代表党中央到上海正式恢复组织，成立中共江苏省委时，他们俩是当时在上海仅剩下的不到百名幸存党员中的两个。江苏省委以刘晓为书记，沙文汉是宣传部长王尧山为组织部长，张爱萍主管军委，江苏省委下设文化、学生和妇女工作委员会。母亲担任妇委书记，负责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活动。1938年以后她还负责党在上海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生抗日救国活动。组织反对汪精卫"还都"和发动学生抵制奴化教育的斗争。
1942年1月，母亲奉命离开上海到新四军根据地，她受到在盐阜地区的新四军部华中局组织部曾山部长的亲切接待并被分配去军部工作，她当时与华中局书记刘少奇，付政委饶漱石，陈毅等同志常在一起，刘少奇同志赴延安后，4月陈毅军长委派她为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任总编辑。43年日寇大扫荡后母亲撤到淮南，后在二师罗炳辉师长和肖望东同志领导下在政治部帮助整风。1944年她到设在新铺的华中党校参加整风，校长彭康，书记温仰春。学员还有陈国栋、孙冶方、张劲夫、魏文伯等。整风结束后，母亲在华中建设大学担任财经系付主任直至抗战胜利。1945年8月曾山部长派她代表华中建大去延安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以黄逸峰为团长的一行二十多人出发后一个月，因形势变化又返回华中根据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父亲接受华中局命令，任南下先遣队政委,带领一支队伍从六合县东沟南划子口渡江南下，进军至南京栖霞山埋伏，准备配合新四军进入南京。但当时由于国共两方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党中央决定停止进攻南京，部队撤回江北。同时，准备加强大城市的工作，打入国民党的首都心脏地区。
（二） 夜来忽梦壮年事 金陵风雨同舟中
————摘自《赠王明远同志》1988年
1945年9月，华中分局谭震林付书记找我母亲谈话，要求她出任华中分局南京工作部长（当时我的父亲是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长）。起先南京工作部设在六合，通过政治交通与南京党组织联系。1946年初六合被国民党占领，南京工作部撤退到天长县，指挥南京的工作发生困难。3月刘晓到淮南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共南京市委，陈修良为市委书记。
当时的南京作为首都，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机关林立，特别是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党员，在三十年代中成为叛徒后被吸收到特务机关，担任要职，有名的如王新蘅，张国焘等。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处发现、辨认曾是同事，同学的中共党员。南京党组织在此之前已遭到过八次重大破坏，这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虎穴。
1946年4月，父亲在华中根据地送母亲出发，上路前曾在她挑行李的扁担上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母亲也深知此行的艰险，随口吟道"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父亲感慨万千，作诗一首，题为：丙戍春送陈修良赴南京主持地下工作,赠诗以壮其行。
诗云："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不入虎穴焉得子，如今虎穴是南京！",作悲壮的诀别。他们两人在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期间，先后"袭龙谭"，"入虎穴"，为全国的解放，完全抛弃了个人安危的考虑,为人民的解放而在所不惜。
南京市委成立后，以母亲为书记组成新的市委，原分散在各个系统的党组织得到了统一领导。此时刘晓也从根据地到上海，他通知母亲到沪，就在我家巨鹿路景华新村秘密见面商谈。这个地方是我外婆陈馥私人出资租赁的一座新式里弄房子，三十年代末起一直为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人集会的秘密机关，抗战胜利后又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
刘晓同志对母亲说，根据中央估计内战可能会打5到15年，你能在南京坚持下来吗？母亲坚定地表态：一定能够。刘晓说：不过，到那时我们的头发都要白了。两人都点头，相视而笑，默默下定斗争到底的决心。1946年10月，父亲沙文汉也随华中城工部从江北根据地撤到上海，领导京沪杭地区的城市工作。1947年1月成立中共上海分局，5月改成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刘长胜为正付书记，父亲是上海局宣传部长，兼任统战工作，主管白区城市工作。
1947年春，父亲从上海去信要母亲"回家料理家务"。在巨鹿路景华新村旧居的二楼亭子间，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和陈修良四人在这里开了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海局领导问母亲:南京是否有条件发动有影响的学生运动，母亲接受了这个要求，会上决定从首都发起"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的学生运动，然后在全国其他城市扩大影响，并作了周密布置。母亲回南京后，立即召开市委会议，首先从南京中央大学发动起来，迅速得到其他学校和市民的响应，发展为震惊中外的"五·二O"运动。在上海局的领导下沪、杭、苏州、北平、天津等地几十个城市声援南京学生，开辟了"第二战场",使蒋介石政府很快陷入了全民的包围之中。
1948夏，上海局在香港举办干部训练班，总结推广南京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受刘晓委托
母亲在香港完成"南京建党工作总结"一文，并向其他城市党组织介绍了贯彻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十六字白区工作方针的经验。母亲还在训练班做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报告。南京的工作受到中央和上海局的赞扬。
1948年9月基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母亲接受刘晓指示，执笔完成"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1948年秋根据党中央要求加强蒋管区的策反工作，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委员会。12月沙文汉代表上海局到南京布置工作，他回上海后起草了"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我们的具体工作"作为上海局的文件于1949年1月发到党内。阐述了为迎接解放，地下党需要进行的各方面工作要求。南京的策反与情报工作由我母亲分别与卢伯明和史永（沙文汉的弟弟）单线联系，母亲则直接受上海局领导。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最初张执一同志为书记，不久他离沪赴港,上海局的策反工作便由我父亲具体领导直至解放。
通过加强策反和情报工作，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空军俞渤带领机组起义，炸弹投向了总统府;1949年2月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凇口起义;南京党通过党员的亲属关系说服国民党最高检察长杨兆龙，使李宗仁签署了释放政治犯，营救出一批南京党的骨干;1949年春国民党御林军45军97师王宴清师长起义，为正在准备作战计划的三野八兵团陈士渠司令送去了南京的城防情报，改变了炮击南京的原计划，保护了这座古城的完整，使南京基本实现和平解放。地下党还通过合法的"应变会"组织，掌握了有关全市各机关企业的资产，设备，物资，人员等许多档案资料。在各系统开展了护厂、护校、护交通和财产等自卫组织，瓦介警察部队，又为南京解放后顺利接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保护地下党员的安全，母亲十分注意隐蔽一些可能暴露的同志，把他们送到根据地或上海。厉恩虞同志就是1947年初由母亲送到上海后被隐蔽在江泽民同志的姨妈家中。
市委委员方休同志，在一次窃取到重要军事密电码后，母亲即要他及早离开南京。王宴清起义的重要策动人邓昊明，因来不及随97师过江，母亲及时将他送到上海，由父亲到我外婆那里取了她的私人钱，立即让他飞往香港躲避，免于被捕。
在敌人心脏里坚持斗争的母亲自己也采取了十分隐蔽的措施，她以张太太的名字装扮成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先后有朱启銮夫妇，朱展辉，林征，江瑾，柏焱，柯秀珍，鲍浙潮夫妇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掩护过我的母亲。最后一站在华德电料行鲍浙潮夫妇家，坚持到了解放。
母亲生前经常满怀感情回忆起这些人和事，她认为当年地下党的组织严密，党员队伍的纪律与素质好，而且能获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这是为什么党能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发动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件而未遭受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解放以后，地下党员在历次运动中曾受到冤屈，舆论上更有误导，许多人认为地下党员要么应被国民党杀头成为烈士，要么就都是叛徒或特务。特别是在文革中这竟成为判断地下党员历史的标准。那时地下党被说成是"红旗党"特务组织，母亲因为从没被捕过，因此荒唐地认为她必定是国民党的奸细。母亲说由于种种原因，对地下党的历史经验与它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研究得很不够，而这正是一部真实而完整的党史所必须具有的内容。
（三） 只恨鲠直妨事功 凿枘方园屡不同
───摘自《题整风自传》1945年
母亲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一生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尽管她从无害人之心，但她的坦率与直言不讳却得罪过不知多少人，更给她招致许多误介、诬陷与打击。
她常说自己被打过两次"右派"。第一次是在1931年初，王明在上海借口反李立三路线在六届四中会篡夺党中央的领导，大肆推行极"左"宗派主义路线。母亲当时在海员总工会当"赤海报"的编辑，海总支部以陈郁为书记,均表态反对王明的决议，曾由母亲起草向党中央提出意见。王明即派了康生等人到海总，严加处理这些敢于反对他们决议的人，说他们都是"右"的。母亲由于以前在莫斯科中大就反对王明一伙，这次又起草声明，因此更是从严处理被停止了工作，离开海总后，继续被丢到一边不予分配工作。当时她只有二十四岁，1949年12月母亲到北京参加亚洲妇女大会期间，周恩来回忆这件事曾对母亲说：你当时这样年轻，反对党中央决议怎么行呢，今后也要当心。母亲后来笑着说：因她没有听总理的话，到了1957年又成了"右派"！四十年代初，中央主管江苏省委工作的秦邦宪（博古）得知母亲在上海工作，即命令她到延安去整风，说是要搞清她历史上"反党的问题"（即反对过王明的事）。当母亲途经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时遇到刘少奇同志，他们1927年在武汉早已相识，母亲要求跟他同行去延安，刘少奇同志问明原由后，对她说此行途中很危险，要她留在华中局参加整风。以后，母亲在华中党校参加整风时组织对她的历史作了全面审查，对她入党以来的表现也作了肯定，使她免去了一桩背了多年的所谓"反党"黑锅。她后来常提到此事，很感谢刘少奇同志对她的关心。
1949年南京解放后，母亲看到部队中有的官兵发生追求享乐的现象，她组织了文工团演出"李闯王进京"的剧，以此宣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但却被认为是反对"南下干部"的举动，更有甚者说地下党员"成份都不纯""与党不是一条心"等等，使她感到无法再在南京继续担任市委组织部长的工作。1950年赴苏联考察组织工作回国后调到上海。曾在上海市委组织部，华东妇联，高等学校党委，等部门担任领导工作。1955年初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
1957年10月母亲第二次被打成了"右派"。报上公布的原由是：她曾在浙江省的党代大会上代表宣传口子批评省委领导和新省委侯选人，构成"反党"；她同意"八大"刘少奇政治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不同意省委"八大"的宣传提纲写入"阶级斗争仍然十分激烈"的说法，构成了"否定阶级斗争"的罪名；她曾提出要尊重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说他们是"士可杀，不可辱"；主张资本家可以通过和平改造，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同意父亲的意见，主张"党政分工"等论点,成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而她认为苏联"肃反"过头，又构成了"反苏"罪名。1957年12月我的父亲与其他三位浙江省委领导人（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一齐被诬害打成"右派分子"，这对于母亲当然是另一个重大打击。
1958年3月初，年过半百而且身体不好的母亲，离开杭州，派到嘉兴农村劳动。临行前，父亲怕她精神上，体力上受不了，鼓励她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母亲牢记着我父亲的话，渡过了困难时期最严峻的考验，对前途从未丧失过信心。但她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回到杭州以后，她曾在杭州大学外语系教过日语，管理过图书。1964年1月父亲的病体终于不支含冤逝世。母亲强忍痛苦，又一次以顽强的意志，直面生活对她的最严酷无情的考验。她终于等来了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母亲的所谓"右派"问题得到平反，1979年时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依然是那样鲠直，那样坦率，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上海又住进巨鹿路旧居，继续探索前面的道路。
（四） 伤心最是无泪处 写罢传奇人断肠
────摘自《题潘汉年传记》1985年
母亲不顾年老体衰决心在余生继续研究马克思理论和中国党的历史。她积极思考，笔耕不辍，到沪后曾在上海政协文史委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社科院党委顾问并被聘为党史研究员，享受付省级待遇。这个期间她为父亲和许多受到不公处理的同志平反做了大量工作.。写下百万多字的文章和史料。除了她自己的生平历史之外，大量是对各个时期的战友、亲属的传记与回忆。如有：沙文汉，潘汉年，孙冶方，刘晓，瞿秋白，杨之华，向警予，吴先清，恽雨堂，何孟雄，李求实，张秋人，徐玮，彭瑞林，陈馥，沙文求，夏衍，陈一诚，杨善南，张金保，宋云彬，郑孝沧，陈企霞，邱一函，陈同生，李亚农，顾准，金维映，陆定一，何克希，龙跃，鲍浙潮，杨思一，沙孟海，沙季同，王家模，方休，叶锦田，徐承志，朱枫 等。
母亲是用饱醮了血和泪的笔，满怀深情来写这些回忆录的，她用这个方式发抒自己对他们深切的怀念和敬意。92年在她患白内障开刀前，眼力非常差，她用大的记号笔写，一页纸上才能写不到百字，然后请人再誊抄。最后一、两年她主要用录音、口述等方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请人写出来，再念给她听由她亲自校订成文。母亲之所以坚持写作，不仅为了要为他们讨还公平与清白，而且也是因为她认为党的真实历史就蕴藏在这些人的许多事迹与经历之中，这对后人研究与了解党史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仅管坎坷一生，但她无悔无怨，但她希望认真研究这些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挫折和教训，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五） 谁怜冠盖锦衣梦 留得清名我不穷
────摘自《题整风自传》1945年
我的母亲一生清廉，解放前作为职业革命家，她没有社会职业，生活来源常靠我外婆一点私产支持。1957年她去农村劳动时，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我的父亲生前更是清贫，在他病逝时，银行存单只有二百多元。文革中杭州的造反派来抄家，他们以为前省长的家中一定有大财可发，但是除了一架架的书和一箱箱的文稿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问我母亲：你家为什么这样穷？他们不可能理解的是，我的父母亲虽然物质上贫困，但他们在精神和思想方面是极其富有的，物质会随着时间而消失或贬值，但闪耀着真理的思想却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显其光辉。母亲早已决心把自己贡献给祖国与人民，她从来不希罕所谓的衣锦还乡，富贵荣耀那一套，她追求的是探索先进的思想与弘扬崇高的品德。在这一方面她是非常富有的。
母亲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但非常反对权力经商，九十年代初她曾通过各种途径向党组织和总书记反映对此问题的忧虑,1994年5月江泽民同志到华东医院探望母亲，江总书记来到她的床边对母亲说："我知道你最关心反腐败问题，现在权钱交易问题很严重。我早说过，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要垮台。" 母亲忧国忧民已早为总书记所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她和总书记的心是相通的。
（六） 太平萧鼓遍地歌 谁知湖山曾干戈
────摘自《悼张秋人烈士》1956年
1949年的4月23日南京解放，母亲代表地下党与大军过江的先头部队三野何克希政委在南京会师。时间飞驰，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在和平的年代我们家庭团聚并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无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母亲生前常说：必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能不断进步的民族 。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一片欢歌庆舞声中，我们不要忘记了千万个曾为共和国的诞生贡献毕生的先驱者们的理想与遗愿！
沙尚之 1999年4月 于上海
【注】：本文段落小标题选自陈修良生前所写的诗句
回忆母亲陈修良
1998年10月的上海，秋风送爽。6日傍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和中央办公厅曾庆红主任、上海市委黄菊书记，徐匡迪市长和宋仪侨秘书长等一行来到华东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我的母亲陈修良。一进1805号病房，江总书记大步走到床边，热情地紧握母亲的双手说："陈修良同志，我来看你啦！"，母亲躺在病床上非常兴奋，江总书记又告诉她"我不久前写好一篇关于纪念厉恩虞同志的文章，你知道吗？"。母亲很快从床边取出一本刚出版的"南京党史"告诉总书记她已接到南京寄来的杂志，并且请人复印了许多份送给老朋友了，大家反映都非常好。是的，母亲的心中始终记挂着象历恩虞（陈震东）这样一些曾为抵抗日本侵略和争取人民解放而在南京斗争过的许多好同志，这些人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此文中所述：
"在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有多少无名英雄为革命贡献了一切。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临死还背了包袱。我们活着的人只能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当年为革命奋斗的人们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顾个人安危，也不怕受到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始终对党和人们的事业抱着坚定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
母亲的心是不能平静的，她太了解这些同志了，而她自己的一生也正是总书记这段话的真实写照。她对总书记说："城市地下工作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对于完整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重要的意义，我年事已高，希望有人帮助我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供后人研究。"她的意见得到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当北京准备派人来的时候，老人不幸于11月6日突发急腹症逝世，九十二岁的母亲平静地走完了她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
（一） 回首忆河殇 国破山河在
──── 摘自《国庆怀旧》1988年
母亲1907年7月出生在宁波一个封建式的大家庭中，自幼丧父，孤儿寡母受到族人无情的排斥。我的外婆陈馥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她决心摆脱这个家庭，独立生活。1922年她把母亲送进宁波女子师范受教育。此时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代，北伐战争，"五卅"运动等大革命的浪潮震撼了她的心灵，看到中国被列强瓜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她一心想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年青时代母亲是孙中山的崇拜者，在宁波参加学潮被开除后，她抛弃了从师沙孟海先生成为书法家的打算，坚定地走上职业革命家充满风险的道路。
1926年在上海国民大学期间经徐玮（烈士）介绍，母亲加入中国共青团（CY），随着大革命的浪潮转辗到过广州，长沙，汉口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调到武汉，担任汉口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同志的秘书，并由她介绍正式转党。同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武汉发生"宁汉合流"事件，党被迫转入地下。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决定将一批年青党员先送到苏联去学习，母亲便是其中之一。张太雷后赴广州领导起义牺牲。1927年以后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惨遭杀害，许多都曾是母亲的领导或亲密战友如：向警予、张太雷、李求实、徐玮、张秋人、杨善南、沙文求（沙文汉的二哥）等。这些同志的牺牲非但没有吓倒她，反而更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母亲一生都以这些英勇的早期共产党员为楷模，踏着他们的血迹走完自己的人生。
母亲从1927年秋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原名中山大学）学习。由于她和瞿秋白、杨之华、孙冶方、陆定一等同志常在一起，并且不赞成王明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因而遭到排斥，于1930年夏回上海。不久，由于王明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接连遭到严重破坏，1932年秋母亲和我的父亲沙文汉被叛徒告密，遭国民党追捕，两人在日本东京的地下党情报系统的同志帮助下重新找到党的关系。在东京流亡时，母亲学习了资本论等马克思的著作。1935年在白区党组织几乎百分之百遭破坏的严重白色恐怖下和父亲回到了上海。母亲以"莫湮""葛覃"，父亲以"叔起""叔子"等笔名，写文章进行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母亲曾在上海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下属妇委担任书记。1937年刘晓代表党中央到上海正式恢复组织，成立中共江苏省委时，他们俩是当时在上海仅剩下的不到百名幸存党员中的两个。江苏省委以刘晓为书记，沙文汉是宣传部长王尧山为组织部长，张爱萍主管军委，江苏省委下设文化、学生和妇女工作委员会。母亲担任妇委书记，负责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活动。1938年以后她还负责党在上海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生抗日救国活动。组织反对汪精卫"还都"和发动学生抵制奴化教育的斗争。
1942年1月，母亲奉命离开上海到新四军根据地，她受到在盐阜地区的新四军部华中局组织部曾山部长的亲切接待并被分配去军部工作，她当时与华中局书记刘少奇，付政委饶漱石，陈毅等同志常在一起，刘少奇同志赴延安后，4月陈毅军长委派她为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任总编辑。43年日寇大扫荡后母亲撤到淮南，后在二师罗炳辉师长和肖望东同志领导下在政治部帮助整风。1944年她到设在新铺的华中党校参加整风，校长彭康，书记温仰春。学员还有陈国栋、孙冶方、张劲夫、魏文伯等。整风结束后，母亲在华中建设大学担任财经系付主任直至抗战胜利。1945年8月曾山部长派她代表华中建大去延安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以黄逸峰为团长的一行二十多人出发后一个月，因形势变化又返回华中根据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父亲接受华中局命令，任南下先遣队政委,带领一支队伍从六合县东沟南划子口渡江南下，进军至南京栖霞山埋伏，准备配合新四军进入南京。但当时由于国共两方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党中央决定停止进攻南京，部队撤回江北。同时，准备加强大城市的工作，打入国民党的首都心脏地区。
（二） 夜来忽梦壮年事 金陵风雨同舟中
————摘自《赠王明远同志》1988年
1945年9月，华中分局谭震林付书记找我母亲谈话，要求她出任华中分局南京工作部长（当时我的父亲是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长）。起先南京工作部设在六合，通过政治交通与南京党组织联系。1946年初六合被国民党占领，南京工作部撤退到天长县，指挥南京的工作发生困难。3月刘晓到淮南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共南京市委，陈修良为市委书记。
当时的南京作为首都，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机关林立，特别是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党员，在三十年代中成为叛徒后被吸收到特务机关，担任要职，有名的如王新蘅，张国焘等。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处发现、辨认曾是同事，同学的中共党员。南京党组织在此之前已遭到过八次重大破坏，这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虎穴。
1946年4月，父亲在华中根据地送母亲出发，上路前曾在她挑行李的扁担上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母亲也深知此行的艰险，随口吟道"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父亲感慨万千，作诗一首，题为：丙戍春送陈修良赴南京主持地下工作,赠诗以壮其行。
诗云："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不入虎穴焉得子，如今虎穴是南京！",作悲壮的诀别。他们两人在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期间，先后"袭龙谭"，"入虎穴"，为全国的解放，完全抛弃了个人安危的考虑,为人民的解放而在所不惜。
南京市委成立后，以母亲为书记组成新的市委，原分散在各个系统的党组织得到了统一领导。此时刘晓也从根据地到上海，他通知母亲到沪，就在我家巨鹿路景华新村秘密见面商谈。这个地方是我外婆陈馥私人出资租赁的一座新式里弄房子，三十年代末起一直为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人集会的秘密机关，抗战胜利后又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
刘晓同志对母亲说，根据中央估计内战可能会打5到15年，你能在南京坚持下来吗？母亲坚定地表态：一定能够。刘晓说：不过，到那时我们的头发都要白了。两人都点头，相视而笑，默默下定斗争到底的决心。1946年10月，父亲沙文汉也随华中城工部从江北根据地撤到上海，领导京沪杭地区的城市工作。1947年1月成立中共上海分局，5月改成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刘长胜为正付书记，父亲是上海局宣传部长，兼任统战工作，主管白区城市工作。
1947年春，父亲从上海去信要母亲"回家料理家务"。在巨鹿路景华新村旧居的二楼亭子间，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和陈修良四人在这里开了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海局领导问母亲:南京是否有条件发动有影响的学生运动，母亲接受了这个要求，会上决定从首都发起"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的学生运动，然后在全国其他城市扩大影响，并作了周密布置。母亲回南京后，立即召开市委会议，首先从南京中央大学发动起来，迅速得到其他学校和市民的响应，发展为震惊中外的"五·二O"运动。在上海局的领导下沪、杭、苏州、北平、天津等地几十个城市声援南京学生，开辟了"第二战场",使蒋介石政府很快陷入了全民的包围之中。
1948夏，上海局在香港举办干部训练班，总结推广南京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受刘晓委托
母亲在香港完成"南京建党工作总结"一文，并向其他城市党组织介绍了贯彻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十六字白区工作方针的经验。母亲还在训练班做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报告。南京的工作受到中央和上海局的赞扬。
1948年9月基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母亲接受刘晓指示，执笔完成"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1948年秋根据党中央要求加强蒋管区的策反工作，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委员会。12月沙文汉代表上海局到南京布置工作，他回上海后起草了"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我们的具体工作"作为上海局的文件于1949年1月发到党内。阐述了为迎接解放，地下党需要进行的各方面工作要求。南京的策反与情报工作由我母亲分别与卢伯明和史永（沙文汉的弟弟）单线联系，母亲则直接受上海局领导。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最初张执一同志为书记，不久他离沪赴港,上海局的策反工作便由我父亲具体领导直至解放。
通过加强策反和情报工作，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空军俞渤带领机组起义，炸弹投向了总统府;1949年2月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凇口起义;南京党通过党员的亲属关系说服国民党最高检察长杨兆龙，使李宗仁签署了释放政治犯，营救出一批南京党的骨干;1949年春国民党御林军45军97师王宴清师长起义，为正在准备作战计划的三野八兵团陈士渠司令送去了南京的城防情报，改变了炮击南京的原计划，保护了这座古城的完整，使南京基本实现和平解放。地下党还通过合法的"应变会"组织，掌握了有关全市各机关企业的资产，设备，物资，人员等许多档案资料。在各系统开展了护厂、护校、护交通和财产等自卫组织，瓦介警察部队，又为南京解放后顺利接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保护地下党员的安全，母亲十分注意隐蔽一些可能暴露的同志，把他们送到根据地或上海。厉恩虞同志就是1947年初由母亲送到上海后被隐蔽在江泽民同志的姨妈家中。
市委委员方休同志，在一次窃取到重要军事密电码后，母亲即要他及早离开南京。王宴清起义的重要策动人邓昊明，因来不及随97师过江，母亲及时将他送到上海，由父亲到我外婆那里取了她的私人钱，立即让他飞往香港躲避，免于被捕。
在敌人心脏里坚持斗争的母亲自己也采取了十分隐蔽的措施，她以张太太的名字装扮成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先后有朱启銮夫妇，朱展辉，林征，江瑾，柏焱，柯秀珍，鲍浙潮夫妇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掩护过我的母亲。最后一站在华德电料行鲍浙潮夫妇家，坚持到了解放。
母亲生前经常满怀感情回忆起这些人和事，她认为当年地下党的组织严密，党员队伍的纪律与素质好，而且能获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这是为什么党能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发动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件而未遭受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解放以后，地下党员在历次运动中曾受到冤屈，舆论上更有误导，许多人认为地下党员要么应被国民党杀头成为烈士，要么就都是叛徒或特务。特别是在文革中这竟成为判断地下党员历史的标准。那时地下党被说成是"红旗党"特务组织，母亲因为从没被捕过，因此荒唐地认为她必定是国民党的奸细。母亲说由于种种原因，对地下党的历史经验与它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研究得很不够，而这正是一部真实而完整的党史所必须具有的内容。
（三） 只恨鲠直妨事功 凿枘方园屡不同
───摘自《题整风自传》1945年
母亲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一生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尽管她从无害人之心，但她的坦率与直言不讳却得罪过不知多少人，更给她招致许多误介、诬陷与打击。
她常说自己被打过两次"右派"。第一次是在1931年初，王明在上海借口反李立三路线在六届四中会篡夺党中央的领导，大肆推行极"左"宗派主义路线。母亲当时在海员总工会当"赤海报"的编辑，海总支部以陈郁为书记,均表态反对王明的决议，曾由母亲起草向党中央提出意见。王明即派了康生等人到海总，严加处理这些敢于反对他们决议的人，说他们都是"右"的。母亲由于以前在莫斯科中大就反对王明一伙，这次又起草声明，因此更是从严处理被停止了工作，离开海总后，继续被丢到一边不予分配工作。当时她只有二十四岁，1949年12月母亲到北京参加亚洲妇女大会期间，周恩来回忆这件事曾对母亲说：你当时这样年轻，反对党中央决议怎么行呢，今后也要当心。母亲后来笑着说：因她没有听总理的话，到了1957年又成了"右派"！四十年代初，中央主管江苏省委工作的秦邦宪（博古）得知母亲在上海工作，即命令她到延安去整风，说是要搞清她历史上"反党的问题"（即反对过王明的事）。当母亲途经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时遇到刘少奇同志，他们1927年在武汉早已相识，母亲要求跟他同行去延安，刘少奇同志问明原由后，对她说此行途中很危险，要她留在华中局参加整风。以后，母亲在华中党校参加整风时组织对她的历史作了全面审查，对她入党以来的表现也作了肯定，使她免去了一桩背了多年的所谓"反党"黑锅。她后来常提到此事，很感谢刘少奇同志对她的关心。
1949年南京解放后，母亲看到部队中有的官兵发生追求享乐的现象，她组织了文工团演出"李闯王进京"的剧，以此宣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但却被认为是反对"南下干部"的举动，更有甚者说地下党员"成份都不纯""与党不是一条心"等等，使她感到无法再在南京继续担任市委组织部长的工作。1950年赴苏联考察组织工作回国后调到上海。曾在上海市委组织部，华东妇联，高等学校党委，等部门担任领导工作。1955年初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
1957年10月母亲第二次被打成了"右派"。报上公布的原由是：她曾在浙江省的党代大会上代表宣传口子批评省委领导和新省委侯选人，构成"反党"；她同意"八大"刘少奇政治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不同意省委"八大"的宣传提纲写入"阶级斗争仍然十分激烈"的说法，构成了"否定阶级斗争"的罪名；她曾提出要尊重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说他们是"士可杀，不可辱"；主张资本家可以通过和平改造，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同意父亲的意见，主张"党政分工"等论点,成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而她认为苏联"肃反"过头，又构成了"反苏"罪名。1957年12月我的父亲与其他三位浙江省委领导人（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一齐被诬害打成"右派分子"，这对于母亲当然是另一个重大打击。
1958年3月初，年过半百而且身体不好的母亲，离开杭州，派到嘉兴农村劳动。临行前，父亲怕她精神上，体力上受不了，鼓励她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母亲牢记着我父亲的话，渡过了困难时期最严峻的考验，对前途从未丧失过信心。但她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回到杭州以后，她曾在杭州大学外语系教过日语，管理过图书。1964年1月父亲的病体终于不支含冤逝世。母亲强忍痛苦，又一次以顽强的意志，直面生活对她的最严酷无情的考验。她终于等来了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母亲的所谓"右派"问题得到平反，1979年时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依然是那样鲠直，那样坦率，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上海又住进巨鹿路旧居，继续探索前面的道路。
（四） 伤心最是无泪处 写罢传奇人断肠
────摘自《题潘汉年传记》1985年
母亲不顾年老体衰决心在余生继续研究马克思理论和中国党的历史。她积极思考，笔耕不辍，到沪后曾在上海政协文史委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社科院党委顾问并被聘为党史研究员，享受付省级待遇。这个期间她为父亲和许多受到不公处理的同志平反做了大量工作.。写下百万多字的文章和史料。除了她自己的生平历史之外，大量是对各个时期的战友、亲属的传记与回忆。如有：沙文汉，潘汉年，孙冶方，刘晓，瞿秋白，杨之华，向警予，吴先清，恽雨堂，何孟雄，李求实，张秋人，徐玮，彭瑞林，陈馥，沙文求，夏衍，陈一诚，杨善南，张金保，宋云彬，郑孝沧，陈企霞，邱一函，陈同生，李亚农，顾准，金维映，陆定一，何克希，龙跃，鲍浙潮，杨思一，沙孟海，沙季同，王家模，方休，叶锦田，徐承志，朱枫 等。
母亲是用饱醮了血和泪的笔，满怀深情来写这些回忆录的，她用这个方式发抒自己对他们深切的怀念和敬意。92年在她患白内障开刀前，眼力非常差，她用大的记号笔写，一页纸上才能写不到百字，然后请人再誊抄。最后一、两年她主要用录音、口述等方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请人写出来，再念给她听由她亲自校订成文。母亲之所以坚持写作，不仅为了要为他们讨还公平与清白，而且也是因为她认为党的真实历史就蕴藏在这些人的许多事迹与经历之中，这对后人研究与了解党史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仅管坎坷一生，但她无悔无怨，但她希望认真研究这些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挫折和教训，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五） 谁怜冠盖锦衣梦 留得清名我不穷
────摘自《题整风自传》1945年
我的母亲一生清廉，解放前作为职业革命家，她没有社会职业，生活来源常靠我外婆一点私产支持。1957年她去农村劳动时，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我的父亲生前更是清贫，在他病逝时，银行存单只有二百多元。文革中杭州的造反派来抄家，他们以为前省长的家中一定有大财可发，但是除了一架架的书和一箱箱的文稿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问我母亲：你家为什么这样穷？他们不可能理解的是，我的父母亲虽然物质上贫困，但他们在精神和思想方面是极其富有的，物质会随着时间而消失或贬值，但闪耀着真理的思想却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显其光辉。母亲早已决心把自己贡献给祖国与人民，她从来不希罕所谓的衣锦还乡，富贵荣耀那一套，她追求的是探索先进的思想与弘扬崇高的品德。在这一方面她是非常富有的。
母亲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但非常反对权力经商，九十年代初她曾通过各种途径向党组织和总书记反映对此问题的忧虑,1994年5月江泽民同志到华东医院探望母亲，江总书记来到她的床边对母亲说："我知道你最关心反腐败问题，现在权钱交易问题很严重。我早说过，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要垮台。" 母亲忧国忧民已早为总书记所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她和总书记的心是相通的。
（六） 太平萧鼓遍地歌 谁知湖山曾干戈
────摘自《悼张秋人烈士》1956年
1949年的4月23日南京解放，母亲代表地下党与大军过江的先头部队三野何克希政委在南京会师。时间飞驰，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在和平的年代我们家庭团聚并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无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母亲生前常说：必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能不断进步的民族 。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一片欢歌庆舞声中，我们不要忘记了千万个曾为共和国的诞生贡献毕生的先驱者们的理想与遗愿！
沙尚之 1999年4月 于上海
【注】：本文段落小标题选自陈修良生前所写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