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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沙文汉生平大事纪要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Major Events in Sha Wenhan's Life
Creator
沙尚之
Date
1999
Format
pdf
Language
zh
Identifier
W7
Coverage
Nationwide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W7 (补遗) 大事表 1999年
沙文汉生平大事纪要 沙尚之编
1908年1月－1921年
沙文汉曾用名文舒，叔起，文沅，元阳，叔温，沙房山，陈吉泉，张登。1908年1月24日生于浙江鄞县塘溪沙村一个家道中落的儒医家庭。父亲沙孝能在沙文汉八岁时去世，沙氏一家五位兄弟。沙文汉排行老三。长兄沙孟海（文若），二兄沙文求（端己），大弟沙文威（史永），幼弟沙文度（季同，陈正煦）。五位兄弟在母亲陈龄培养下都努力求知，成为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沙孟海以后成为著名书法和古文学家，沙文求在二十年代参加广州起义24岁已成为烈士。沙文威二十年代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沙文度有很高的绘画艺术天赋，抗战期间在整风被误整。死于延安。
沙文汉幼时（1913至1917年）在本村梅溪小学读书四年，次年起即帮助家庭在家务农至1921年。童年深受父兄影响自学过许多古诗文，受《史记》《水浒》《左传》《三国》等英雄人物和爱国志士的思想影响很深，从小产生侠义思想，反对持强凌弱，为富不仁。在小学期间曾写《言志》作文，老师阅后十分赞赏，对他的母亲说："此儿非凡"。
1921年夏－1926年7月
家庭虽困难但母亲坚持要他和兄弟都受到教育，遂于1921年夏考入省立宁波第四师范，因受富家子弟的欺侮被迫离开。转考宁波甲种商业学校。期间受在效实中学的二兄沙文求影响，读了许多革命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等。逐渐了解社会不平的根源，响往参加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1925年4月在甲商同学倪毓水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地委的贺威圣（烈士）主持宣誓，并受到入党誓词的深刻教育，决心要永远为民众谋利益，不怕任何个人的牺牲。在宁波参加"五卅"学运。在国共合作期间同时参加了国民党。1926年夏他从商校毕业。
1926年夏－1928年1月
甲商毕业后，放弃了长兄为他找好的青岛明华银行职位，回到沙村接替已赴上海大学的二兄在家乡领导农会活动。年底，与卓兰芳一起组织了鄞（县）奉（化）地区农民运动，反苛捐杂税等运动，学会了做群众工作。1927年"四。一二"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沙文汉被通缉，开除出国民党，沙村老家被捣毁，为逼陈龄交出沙文汉，他的小弟沙季同被装在麻袋里准备投入河里，沙母义正严词地进行了斗争。
沙文汉痛恨国民党的叛变行为，当时党内处于"八七会议"盲动主义路线的指导下，不顾革命低潮形势，浙江省委（夏曦）决定继续组织年关暴动。沙文汉被任命为鄞奉区中心县委书记，潜回家乡。冒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心情投入-暴动准备，卓兰芳代表省委帮助开展工作。
由于计划泄密而且力量悬殊，暴动失败。1928年1月中旬沙文汉从象山漂海脱逃到上海。从此在他生前没有机会再回到家乡。
1928年1月－1932年5月
在沙孟海资助下1928年1月考入日本人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老家被国民党捣毁后，母亲和家人已逃到上海。期间沙文汉还曾替陈馥（陈修良母亲）为与家族打官司事做过一段时期的文字工作。在同文读书的同时他秘密担任上海法南区（法租界和南市区）共青团团委书记。与党员汪孝达（成模）结为好友，1929年1月一起参加过刘晓领导的上海奉贤县庄行暴动。
1929年在担任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期间，被选为代表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世界青年反帝国主义大会。因中东路事件交通阻受阻错过会期，中途到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决定
他到苏联少共国际学院学习。学名Vacili Minsu,学习成绩很好，主任教员曾推荐他陆续深造，但由于他常与瞿秋白等比较接近，被王明一伙看成为"代表团的走狗"，又是浙江人（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大搞宗派活动，捏造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目的反对瞿秋白，打击不同意见的人）。于1930年5月回上海，任法南区团委书记。时值"立三路线"高潮，此时由于沙文汉已从自己过去的盲动主义行为中吸取了教训，不积极支持匆忙发动总罢工和武装暴动等做法，提出先应巩固和发展团的组织，恢复团员的积极性，但被认为是"右倾保守"在区书记联席会上斗过。以后一直不给他生活费用，以致经常饿饭，"半个月只吃三餐"。后被调去任江苏省委工人部长，总工会青工部长等。他对于脱离群众的"罢工""冲工厂""夺权"等主观教条做法提产意见，即遭批判。由于身心交瘁，1930年12月因肺病和痢疾住进医院。
1931年1月王明和米夫一伙到上海搞了一个"六届四中全会"对党中央的夺权活动。实行更加
"左"的路线。沙文汉出院后，王明一伙掌权，由于他在莫斯科的态度对他仍然怀疑，不予信任。遂被降级使用，先后到沪西区团委，法南区团委"帮助工作"。期间由于长期劳累缺乏营养体力不支常在路上晕倒。1932年"凇沪战争"后，调至沪东区团委工作，5月由沪东区团委组织部长胡南生同意批准他到南京大哥处休养。
1932年5月－1933年1月
沙孟海在南京教育部和中央大学工作，沙文汉到南京休养月余，学习书法，阅读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他学习了很多外面少见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书籍。为了生存大哥建议他先到安徽省教育厅任职员，通过教育厅长叶元龙介绍以沙房山的化名去安庆教育厅当秘书。陈修良告诉沙文汉，以前在莫斯科已见过面的余飞（余茂怀）也在安庆，沙到安徽后曾拜访过余。
1932年9月余飞在安庆家中被捕，并立即供出了沙文汉在教育厅的地址。幸得教育厅的同事李观甫，刘瑾通知，沙文汉设计逃脱，未被警察追捕到。当他逃到余飞妹妹处后才知他是被余告密的。沙文汉立即通知在上海的陈修良："阿才因病入院"，陈当即逃离原住所，得以避开追捕。沙文汉逃至上海后在沙季同（当时在上海美专学习，兼秘密通讯联络）陪同下找到暂躲寄住在天然旅馆中的陈修良。并曾一同去南京找沙孟海想搭救余飞（余已押送到南京），但是沙孟海无法帮助。不久余飞在"中央日报"等处公开声明叛党，不但招出陈修良，还配合国民党当局到上海宁波等地追捕她。陈修良即向党中央申明与余飞脱离一切关系。沙与陈在上海处境十分危险，同时两人又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沙文汉找到在日本的汪孝达，得知他有党的组织关系，1932年11月沙文汉与陈修良结为伉俪，在陈馥的资助下和沙孟海的帮助下办妥去日本求学的手续。
1933年1月－1935年10月
沙文汉与陈修良到东京，通过汪孝达，陆久之找到情报系统党的组织关系。沙文汉进东京铁道
学校学习，由于他学过日文，日本各种书籍很多，在此时期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通读了"资本论"，写了"经济学笔记"，研究日本国内战争的准备和动向，关注国内形势与有关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争论。他写文章批判了脱离实际的留苏"理论家"任曙（叶青，任焯宣）的错误观点。1934年10月，沙文威从上海来信告诉他：自己与党中央情报部门有关系。两人遂专程回国一次与吴先清，肖项平（炳实）见面。情报部肖项平派他们立即再回日本继续做情报工作。
由于出现叛徒，白区党的组织在三十年代遭到极大破坏。1935年远东国际情报组织的劳伦斯在上海被出卖，发生所谓"怪西人"案，东京与党中央情报组织又失去联系。1935年10月
沙文汉陈修良与陆久之从日本回国再次寻找党的组织。
1935年10月－1937年11月
上海党的组织已经很难找到，幸存的党员数量不多，分散地进行着自觉斗争。通过陆九之先找到夏衍，但夏自己当时也失去组织关系。1936年通过徐承志，季明（步飞）找到尚未破坏的中央特科高原。其时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兴起。高指示沙文汉陈修良以文化人的姿态出现，进行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沙文汉通过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原来的世交如冯都良，冯宾符，魏友斐等，以笔名在《世界知识》《东方杂志》《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时事，军事，经济论文，含蓄隐蔽地宣传党的抗日方针。
"爱国七君子"被捕事件发生时，党组织又派他参加救国会以组织干事的名义进行工作，不能暴露党员身份，他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
不久，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了解党员情况并于1937年春建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准备恢复上海党的组织。临委书记为王尧山，委员沙文汉和林枫。沙文汉负责救国会方面的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成立了群众工作委员会的组织，沙文汉为书记，王洞若和顾准为委员。
后沙文汉因病休息，由王尧山为书记，委员有王洞若，顾准，陈修良，王翰，彭柏山。
1937年5－6月间中央又派刘晓到上海正式重建党组织。沙文汉参加了对党员个别谨慎的审查。11月正式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付书记，王尧山为组织部长，沙文汉为宣传部长（以后化名张登），张爱萍为军委书记，但很快张爱萍调离至武汉，由沙文汉兼管军事工作，任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苏南，苏北，上海郊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至1940年5月移交给新四军东路军政会负责人潭震林为止。
1937年11月－1942年10月
在江苏省委时期沙文汉还分工主管学生工作委员会（下属书记为刘锋，主要干部有关健夫，赵冰士，王文荃）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下属书记为孙冶方，主要干部有于伶，王任叔）。沙文汉领导《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国民周刊》《立报》《救国周刊》《文化战线》，主编党内刊物《真理》《党的生活》，为冲破文化封锁在"孤岛"时期领导文委创办《译报》，以国外
洋商名义出版《每日译报》《导报》《上海周报》《译报周刊》。组织出版《西行漫记》，
《鲁迅全集》和马克思《资本论》等进步书刊，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文委还在话剧，电影，音乐，曲艺等界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促进形成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1939年夏秋沙文汉与刘晓经浙江绕道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会见东南局项英等领导，组织发动
上海支援新四军，输送人员三四千及大量药品，军需品等重要物资。1942年为在根据地创办江淮大学，培养人才，沙文汉负责，与梅益等组织了上海百余名师生的输送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孤岛时期结束。上海党的环境十分险恶。中央决定1942年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全部撤离到淮南根据地。
1942年10月－1946年10月
沙文汉和中共江苏省委干部全部撤退到淮南天长县顾家圩子。进行整风学习。1943年1月江苏省委撤销。沙文汉与陈修良（当时在苏北根据地新四军部）被派往浙东工作。到达浙东区党委与负责人谭启龙，何克西等传达华中局的指示。1943年5月因战争形势的变化，沙文汉调回淮南，到华中局党校任教务长参加整风领导工作，至1944年2月。
1944年2月至7月在华中局和新四军部直属队任整风队付主任。
1944年7月至1946年9月任中共淮南区城市工作部长和宣传部长。训练从事白区秘密工作的干部，介绍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沙文汉被华中局任为南下先潜队政治委员，率领一支部队和一批干部从六合县东沟南划子口渡江南下，至南京栖霞山区一面大残敌一面准备进入南京市。由于国民党军力很快到达南京，两岸对峙形势紧张。党中央决定中止进攻江南大城市。十月奉命撤回江北根据地。新四军战略北上，准备打开东北战场。
1945年10月华中局改为华东局撤至山东，新四军原根据地建立了华中分局。华中分局城工部设在淮安城内西长街，由沙文汉任部长。淮安城工训练班情况一般是分四个单元讲课：（1）目前形势（2）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任务（3）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4）白区的群众工作怎样进行，包括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等。每个单元都由沙文汉作两次报告，他生动地运用许多实例说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事机"党的地下工作"十六字方针"，这些成功和失败的例子确实是凝结了无数人的经验和鲜血的代价换来的。
1946年7月以后国民党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升级。10月为适应形势变化，沙文汉被派往上海，最初仍以华中分局城工部名义领导所属各城市的地下党工作。
1946年10月－1949年10月
随着对白区大城市工作的加强，1947年1月，华中分局撤销并入上海分局，改为上海局。书记是刘晓，付书记刘长胜。沙文汉担任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同时还分工领导南京和杭州地下党市委工作。（陈修良已于1946年4月从华中分局潜入南京任市委书记）沙文汉陈修良在上海巨鹿路的家是中共上海局的一个机关，这里曾策划过"震惊中外的五。二0"学生运动。1947年陈修良领导在南京首先发动了"五。二0"运动，分管南京工作的沙文汉进而将"五。二0"运动的规模扩大到全国七十多个城市。在上海，杭州，北平，天津等地发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配合军事斗争，在国民党大后方开辟了著名的"第二战场"，使国民党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大大动摇了它的统治地位。
1948年春沙文汉因病曾去杭州葛岭风林寺短期休养过半个月，并与杭州的地下党同志商讨工作。下半年上海局刘晓，钱英，刘少文等均离沪，主要留下刘长胜，沙文汉和张执一主持工作，沙文汉代表上海局起草了大量电报文件。例如1948年底所写"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的任务"作为上海局的正式文件下达。
1948年秋上海局专门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张执一为书记，委员有李正文，王锡珍（陈约珥），田云樵。不久，张执一，李正文即离沪，此后沙文汉实际上负责了上海局策反的日常工作。11月他代表上海局到南京检查工作并传达了党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大力加强南京的军队策反工作。据此，南京地下党在1949年策动了国民党97师师长王晏清起义，俞渤空军起义等。
在海军方面沙文汉与王锡珍（陈约珥）接上南京陈修良交来的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策反关系，在上海局指导下该舰于1949年2月起义北上驶向解放区。沙文汉领导下在上海又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
在陆军方面沙文汉通过田云樵等策动特种部队伞兵三团在沪起义及苏州河以北的守军军长刘昌义起义，此举使上海市区在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的情况下得以解放。
沙文汉通过王亚文曾策动爱国将领张权在上海起义，不幸被部下出卖，张权将军在上海解放前夜5月21日被国民党杀害。但是通过张将军已获得的国民党长江沿线的布防图，已由上海地下党转交到解放军指挥部，为胜利渡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化界，工商界上层人士中沙文汉通过金学成参加聚餐会，开展统战工作，联络爱国人士支持爱国民主运动传播党的政策。上海解放的时候，沙文汉于1949年5月25日前往福州路接管上海警察总局，以后即移交给杨帆和李士英。
1949年5月－1954年12月
1949年6月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浙江省教育厅长等职。9月被选为浙江代表与陈毅为团长的华东代表一起参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沙文汉心情十分兴奋，虽多年的积劳成疾身体很不好，但他满怀热忱希在下半生继续能为人民作出贡献。
1950年3月陈毅将沙文汉调回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付书记，（陈毅为书记），
由于台湾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沙文汉派往香港工作了几个月。途经广州时去看了他一生都十分敬爱的二哥沙文求当年牺牲的红花岗，感慨万千。
1951年9月解放后第二次去杭州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付主席兼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浙江
省统战部长，省委常委。（1951年2月20日由毛泽东任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府字第3505号，沙文汉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付主席；1951年8月24日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书，政字第3979号，沙文汉为浙江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1952年10月至1953年5月到北京外交部学习，准备出使印度尼西亚，后因身体健康问题回沪休养。
1954年3月出任华东局宣传付部长兼高等学校党委付书记，领导上海和华东地区高校工作。陈修良当时也在上海担任高校党委副书记职务。两人均很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要依靠教师办好大学，尊重老教师，反对"左"的一套思想改造伤害知识分子的做法。在这段时间工作中努力纠正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落实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4年7月被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下半年"高饶事件"后华东局建制撤销，沙文汉于12月调回浙江，出任浙江省解放后第一任省长。这是他解放后第三次到杭州工作。
1954年12月－1957年12月
1954年底担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常委。陈修良也于1955年初调浙江省委宣传部工作。此次回到浙江，他的心愿是为浙江人民建设起一个好的政权，加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使浙江人民在经过无数牺牲和苦难之后，安居乐业，实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民主和文明社会的理想。为此，他专注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做好政权建设，理顺党的领导与政府职能的关系，特别是中共党的八大指出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经济，文化的问题，要提倡科学，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些方针与沙文汉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他在1955至1957年间曾四易其稿写下了关于政府（省人民委员会）的改进工作方法，调整组织结构问题，并多次提出请省委研究讨论，在不被理会的情况下，1956年7月沙文汉在二届省党代会上作了发言，提出"党政分工""党内民主"的意见。以这样高地位的干部，系统地提出这些问题并力主实施改革的，当时在全国也属少见本应得到重视。但一年后竟据此把他打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向党"夺权"的"右派分子"，
所遗留下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影响相当严重，已超出对沙文汉个人伤害的范畴。
沙文汉在任期间重视团结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人士，认为他们是国家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解放初期任统战部长时他就推荐过许多这样的人作为全国政协或人大代表，如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童第周，茅以升等曾由沙文汉向统战部推荐）。他对民主人士包达三（付省长）宋云彬，李士豪，艺术家盖叫天，周传英，王传松等都十分尊重友好。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他支持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的黄源，大力扶植昆剧"十五贯，此剧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他重视文化历史，爱护文物古迹，保护宗教界的正常活动，批准修缮普陀山珍贵的一千罗汉，天台山国清寺的一套明代佛经。有一次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杭州一批名人古墓一夜间被省委某负责人指令开挖以后，他主动检查，承担了本来不是他的过错，并立即予以修复。在任期间沙文汉还注意对浙江的少数民族畲族贯彻民族政策，保护他们的利益。
沙文汉注意理论宣传，非常关心学校知识分子的情况，他在1955年编写"为什么要学习弁证唯物主义"是为了对浙江文化学术界宣讲哲学。他特别强调："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认识问题，批评要谨慎""决不可采用粗暴简单化的方法，更不可侵犯或损害学习的自愿与自觉原则"。他这些话是从解放后在文教系统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原则，为了防止再次通过思想运动打击知识分子，搞极"左"的一套。
以上这些工作也反映出沙文汉在五十年代所具有的民主与法治的思想。
1955年3月上海局的两位白区工作先驱者潘汉年，杨帆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风立刻刮到浙江。一个月后，省委负责人在浙江一次干部会上宣布："我们浙江也有潘汉年，他们都是长期做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历史很复杂"。 会后，沙文汉曾对不以为然的陈修良说"这是指我们两人"。沙文汉是浙江"第二个潘汉年"的名称也从此暗中流传开来。其实两人的命运发生转折早在"反右"前两年已经开始。
此后他被有计划地逐渐"剥离"出省委领导核心：不能参加书记处；他所主管的统战，宣传工作换了别人兼管；文化，卫生系统也不再需他关心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外事还由他以省长身份出面接待。沙文汉在葛岭山1号的家中电话和来客被处于秘密的监控之下。受此等排斥与岐视的沙文汉只以忍耐的态度等待弄清事实，但在反右时却称沙文汉犯有"与省委离心离德"的"严重错误"。虽然处在这样严酷紧张的环境下，他忍辱负重，依然孜孜不倦研究改进政府工作提高效能的问题并敢于公开提出来，这是只有把追求真理看得高于个人安危的人才能够做到的。
为了帮助组织搞清所谓的"历史"问题，即1932年被余飞告密后从安庆脱逃的事实，沙文汉认真写了"交待报告"，并指出知情的证明人叶元龙，朱庭祜（其中朱当时就在浙江省），本来很容易可以证明沙文汉没有在安庆被捕过的事实。但省委无人对这种证明感兴趣。1957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在北京与沙文汉当面谈话说："你的这段历史问题中央已查清做了结论，我们通知浙江省委，你可以参加书记处"。但是，省委始终未宣布审查结论，也不让沙文汉参加书记处。1957年9月浙江省委宣传部开始"揭发""极右分子"陈修良，有人为争取立功，把陈修良在1956年党代会上代表宣传分团发言说成"受到沙文汉指示，给他先看过的"。1957年12月浙江反右的重头戏利用二届二次省党代会的机会开始了。浙江省的反右斗争报导为全国典型的"伟大胜利"，而变得"更加团结""更纯洁"的省委立了"奇功"。
1957年12月－1964年1月
1957年12月13日浙江省第二届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撤销一切职务，沙文汉降职降薪六级。
1958年他被"安排"到浙江省政协当个挂名委员，但无任何工作。陈修良1958年初组织处理后，3月被送至嘉兴农村劳动。陈的母亲陈馥血压很高也被送回上海。沙文汉身体非常不好，生活只能由沙文求遗孀王弥照应，原住所被抄家后勒令搬出，迁至保叔路宝石新村四幢四号二楼。周围布有"眼线"，经常注意出入的人员。不少来客回去后（甚至到了外地）均遭盘问，需要交代去沙文汉家的目的与谈话。
沙文汉不甘心命运的安排，他的心愿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生命不止，战斗不息。"决心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和人民做点有用的事"。在多次申请搞地方志都不行的情况下，决心"研究死人政治"──历史。他很想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特别是总结中国党的历史。但是在一切都打上"阶级斗争"标记的时代，他的右派身份不可能允许他写党史，甚至不能研究近代史。为此，沙文汉决定从研究少有人问津的古代奴隶社会开始。他的长兄沙孟海又一次在他最困难的时刻伸出援助之手，提供许多参考史料，帮助他读懂甲骨文，与他探讨考古中的问题。在这段全国陷入"困难时期"的艰难环境中，沙文汉埋头苦读，呕心沥血，克服了饥饿，气喘，浮肿，心脏病及政治歧视等种种折磨，从1959年至1963年6月以常人所没有的意志力，完成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文的写作。
这篇论文他解决了在这之前史学界长期没有结论的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过奴隶社会？许多以西方奴隶社会的特点来套用中国情况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可以买卖的奴隶制度，因此没有明确的奴隶社会。但是沙文汉经过大量事实的分析，抓住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证明中国在殷，商，西周存在过相当长期的奴隶制度，直到东周后转变为封建社会。
他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奴隶社会在形态上不同的根本原因，是由生产力发展形式不同引起。西方古代以畜牧为主发展起来，人流动性大，生产资料的占有易于实现个人私有化，奴隶也成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而中国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农业强烈依赖土地，为了维持发展，必须保持劳动力集体性。人依附于土地，不常流动。奴隶主不需要占有单个的人，主要是土地。他们以家族，庄园或国家形式连地带人都占有。沙文汉把这种形态的奴隶制度称为"国族奴隶制"，只是形态上不同于西方，本质是奴隶。他证明中国古代曾以"国有""族有"形式实施奴隶的管理，表面上容易被人认为与手握鞭子的奴隶主不同，但从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性质特点来分析，奴隶社会的性质是相同的。
沙文汉这一论点对奴隶社会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将发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与西方的许多差异实际上从阶级社会发生一开始起就已产生了，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它，必然会犯许多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对于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有重要意义。
1964年1月2日，沙文汉因开会受寒并发肺心病逝世于杭州，终年56岁。临终前两天被摘去戴了七年的右派帽子。留下的有形财产是200元存款，一箱稿纸和书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修良，史永等先后向中央提出沙文汉错案平反申诉。
1979年9月6日"浙江省委关于沙文汉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复查报告"写道："沙文汉同志在当时(指1956年党代大会发言)错误比较严重的，但可不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
"··此外，××同志提供，沙文汉同志在划为右派分子后，曾交代过历史上被捕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复查，只有本人1956年的交代材料和中央组织部的1957年审查结论，××同志所说的材料我们没有查到，请中央审核。"（××为反右时省委负责人）
1980年1月19日此件送达，陈修良拒绝签字，严正指出："把不是右派的人当敌我矛盾，搞了这麽许多年算不算严重错误？比起沙文汉发言的严重性怎样"？"查无实据，凭空捏造沙文汉被捕，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法律何在？"。
这样的结论也引起孙冶方，史永，刘晓， 张执一，谭震林等同志的不平，陈修良向胡耀邦同志申诉后，中央责令浙江省进一步复查，又经过了两年多。
1982年11月7日浙江日报公布"沙文汉同志错案得到彻底平反"，承认他1956年在党代会的发言是"基本上正确的""一生没有被捕过，政治历史清楚"予以"彻底改正"。
1983年11月25日在浙江省六届党代会上正式撤销了1957年12月13日二届二次党代会的错误决议。至此，正式平反公布沙文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是在宣布浙江也有潘汉年的27年后，在发生"反右"冤错案的25年后，在沙文汉逝世的18年后。
历史在这里沉思，这些忠诚的革命家是中国社会之栋梁。长期以来在对敌斗争第一线游刃有余，尚可保护自己秋毫无犯。为什么在"自己人"这里却遭到长期无情的摧残？历史必定会作出回答的。正如沙文汉在他生命最后时期的一首诗中所写："人生得失毋须计，毕竟事成总可期"！
沙文汉生平大事纪要 沙尚之编
1908年1月－1921年
沙文汉曾用名文舒，叔起，文沅，元阳，叔温，沙房山，陈吉泉，张登。1908年1月24日生于浙江鄞县塘溪沙村一个家道中落的儒医家庭。父亲沙孝能在沙文汉八岁时去世，沙氏一家五位兄弟。沙文汉排行老三。长兄沙孟海（文若），二兄沙文求（端己），大弟沙文威（史永），幼弟沙文度（季同，陈正煦）。五位兄弟在母亲陈龄培养下都努力求知，成为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沙孟海以后成为著名书法和古文学家，沙文求在二十年代参加广州起义24岁已成为烈士。沙文威二十年代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沙文度有很高的绘画艺术天赋，抗战期间在整风被误整。死于延安。
沙文汉幼时（1913至1917年）在本村梅溪小学读书四年，次年起即帮助家庭在家务农至1921年。童年深受父兄影响自学过许多古诗文，受《史记》《水浒》《左传》《三国》等英雄人物和爱国志士的思想影响很深，从小产生侠义思想，反对持强凌弱，为富不仁。在小学期间曾写《言志》作文，老师阅后十分赞赏，对他的母亲说："此儿非凡"。
1921年夏－1926年7月
家庭虽困难但母亲坚持要他和兄弟都受到教育，遂于1921年夏考入省立宁波第四师范，因受富家子弟的欺侮被迫离开。转考宁波甲种商业学校。期间受在效实中学的二兄沙文求影响，读了许多革命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等。逐渐了解社会不平的根源，响往参加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1925年4月在甲商同学倪毓水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地委的贺威圣（烈士）主持宣誓，并受到入党誓词的深刻教育，决心要永远为民众谋利益，不怕任何个人的牺牲。在宁波参加"五卅"学运。在国共合作期间同时参加了国民党。1926年夏他从商校毕业。
1926年夏－1928年1月
甲商毕业后，放弃了长兄为他找好的青岛明华银行职位，回到沙村接替已赴上海大学的二兄在家乡领导农会活动。年底，与卓兰芳一起组织了鄞（县）奉（化）地区农民运动，反苛捐杂税等运动，学会了做群众工作。1927年"四。一二"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沙文汉被通缉，开除出国民党，沙村老家被捣毁，为逼陈龄交出沙文汉，他的小弟沙季同被装在麻袋里准备投入河里，沙母义正严词地进行了斗争。
沙文汉痛恨国民党的叛变行为，当时党内处于"八七会议"盲动主义路线的指导下，不顾革命低潮形势，浙江省委（夏曦）决定继续组织年关暴动。沙文汉被任命为鄞奉区中心县委书记，潜回家乡。冒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心情投入-暴动准备，卓兰芳代表省委帮助开展工作。
由于计划泄密而且力量悬殊，暴动失败。1928年1月中旬沙文汉从象山漂海脱逃到上海。从此在他生前没有机会再回到家乡。
1928年1月－1932年5月
在沙孟海资助下1928年1月考入日本人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老家被国民党捣毁后，母亲和家人已逃到上海。期间沙文汉还曾替陈馥（陈修良母亲）为与家族打官司事做过一段时期的文字工作。在同文读书的同时他秘密担任上海法南区（法租界和南市区）共青团团委书记。与党员汪孝达（成模）结为好友，1929年1月一起参加过刘晓领导的上海奉贤县庄行暴动。
1929年在担任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期间，被选为代表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世界青年反帝国主义大会。因中东路事件交通阻受阻错过会期，中途到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决定
他到苏联少共国际学院学习。学名Vacili Minsu,学习成绩很好，主任教员曾推荐他陆续深造，但由于他常与瞿秋白等比较接近，被王明一伙看成为"代表团的走狗"，又是浙江人（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大搞宗派活动，捏造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目的反对瞿秋白，打击不同意见的人）。于1930年5月回上海，任法南区团委书记。时值"立三路线"高潮，此时由于沙文汉已从自己过去的盲动主义行为中吸取了教训，不积极支持匆忙发动总罢工和武装暴动等做法，提出先应巩固和发展团的组织，恢复团员的积极性，但被认为是"右倾保守"在区书记联席会上斗过。以后一直不给他生活费用，以致经常饿饭，"半个月只吃三餐"。后被调去任江苏省委工人部长，总工会青工部长等。他对于脱离群众的"罢工""冲工厂""夺权"等主观教条做法提产意见，即遭批判。由于身心交瘁，1930年12月因肺病和痢疾住进医院。
1931年1月王明和米夫一伙到上海搞了一个"六届四中全会"对党中央的夺权活动。实行更加
"左"的路线。沙文汉出院后，王明一伙掌权，由于他在莫斯科的态度对他仍然怀疑，不予信任。遂被降级使用，先后到沪西区团委，法南区团委"帮助工作"。期间由于长期劳累缺乏营养体力不支常在路上晕倒。1932年"凇沪战争"后，调至沪东区团委工作，5月由沪东区团委组织部长胡南生同意批准他到南京大哥处休养。
1932年5月－1933年1月
沙孟海在南京教育部和中央大学工作，沙文汉到南京休养月余，学习书法，阅读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他学习了很多外面少见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书籍。为了生存大哥建议他先到安徽省教育厅任职员，通过教育厅长叶元龙介绍以沙房山的化名去安庆教育厅当秘书。陈修良告诉沙文汉，以前在莫斯科已见过面的余飞（余茂怀）也在安庆，沙到安徽后曾拜访过余。
1932年9月余飞在安庆家中被捕，并立即供出了沙文汉在教育厅的地址。幸得教育厅的同事李观甫，刘瑾通知，沙文汉设计逃脱，未被警察追捕到。当他逃到余飞妹妹处后才知他是被余告密的。沙文汉立即通知在上海的陈修良："阿才因病入院"，陈当即逃离原住所，得以避开追捕。沙文汉逃至上海后在沙季同（当时在上海美专学习，兼秘密通讯联络）陪同下找到暂躲寄住在天然旅馆中的陈修良。并曾一同去南京找沙孟海想搭救余飞（余已押送到南京），但是沙孟海无法帮助。不久余飞在"中央日报"等处公开声明叛党，不但招出陈修良，还配合国民党当局到上海宁波等地追捕她。陈修良即向党中央申明与余飞脱离一切关系。沙与陈在上海处境十分危险，同时两人又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沙文汉找到在日本的汪孝达，得知他有党的组织关系，1932年11月沙文汉与陈修良结为伉俪，在陈馥的资助下和沙孟海的帮助下办妥去日本求学的手续。
1933年1月－1935年10月
沙文汉与陈修良到东京，通过汪孝达，陆久之找到情报系统党的组织关系。沙文汉进东京铁道
学校学习，由于他学过日文，日本各种书籍很多，在此时期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通读了"资本论"，写了"经济学笔记"，研究日本国内战争的准备和动向，关注国内形势与有关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争论。他写文章批判了脱离实际的留苏"理论家"任曙（叶青，任焯宣）的错误观点。1934年10月，沙文威从上海来信告诉他：自己与党中央情报部门有关系。两人遂专程回国一次与吴先清，肖项平（炳实）见面。情报部肖项平派他们立即再回日本继续做情报工作。
由于出现叛徒，白区党的组织在三十年代遭到极大破坏。1935年远东国际情报组织的劳伦斯在上海被出卖，发生所谓"怪西人"案，东京与党中央情报组织又失去联系。1935年10月
沙文汉陈修良与陆久之从日本回国再次寻找党的组织。
1935年10月－1937年11月
上海党的组织已经很难找到，幸存的党员数量不多，分散地进行着自觉斗争。通过陆九之先找到夏衍，但夏自己当时也失去组织关系。1936年通过徐承志，季明（步飞）找到尚未破坏的中央特科高原。其时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兴起。高指示沙文汉陈修良以文化人的姿态出现，进行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沙文汉通过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原来的世交如冯都良，冯宾符，魏友斐等，以笔名在《世界知识》《东方杂志》《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时事，军事，经济论文，含蓄隐蔽地宣传党的抗日方针。
"爱国七君子"被捕事件发生时，党组织又派他参加救国会以组织干事的名义进行工作，不能暴露党员身份，他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
不久，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了解党员情况并于1937年春建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准备恢复上海党的组织。临委书记为王尧山，委员沙文汉和林枫。沙文汉负责救国会方面的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成立了群众工作委员会的组织，沙文汉为书记，王洞若和顾准为委员。
后沙文汉因病休息，由王尧山为书记，委员有王洞若，顾准，陈修良，王翰，彭柏山。
1937年5－6月间中央又派刘晓到上海正式重建党组织。沙文汉参加了对党员个别谨慎的审查。11月正式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付书记，王尧山为组织部长，沙文汉为宣传部长（以后化名张登），张爱萍为军委书记，但很快张爱萍调离至武汉，由沙文汉兼管军事工作，任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苏南，苏北，上海郊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至1940年5月移交给新四军东路军政会负责人潭震林为止。
1937年11月－1942年10月
在江苏省委时期沙文汉还分工主管学生工作委员会（下属书记为刘锋，主要干部有关健夫，赵冰士，王文荃）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下属书记为孙冶方，主要干部有于伶，王任叔）。沙文汉领导《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国民周刊》《立报》《救国周刊》《文化战线》，主编党内刊物《真理》《党的生活》，为冲破文化封锁在"孤岛"时期领导文委创办《译报》，以国外
洋商名义出版《每日译报》《导报》《上海周报》《译报周刊》。组织出版《西行漫记》，
《鲁迅全集》和马克思《资本论》等进步书刊，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文委还在话剧，电影，音乐，曲艺等界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促进形成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1939年夏秋沙文汉与刘晓经浙江绕道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会见东南局项英等领导，组织发动
上海支援新四军，输送人员三四千及大量药品，军需品等重要物资。1942年为在根据地创办江淮大学，培养人才，沙文汉负责，与梅益等组织了上海百余名师生的输送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孤岛时期结束。上海党的环境十分险恶。中央决定1942年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全部撤离到淮南根据地。
1942年10月－1946年10月
沙文汉和中共江苏省委干部全部撤退到淮南天长县顾家圩子。进行整风学习。1943年1月江苏省委撤销。沙文汉与陈修良（当时在苏北根据地新四军部）被派往浙东工作。到达浙东区党委与负责人谭启龙，何克西等传达华中局的指示。1943年5月因战争形势的变化，沙文汉调回淮南，到华中局党校任教务长参加整风领导工作，至1944年2月。
1944年2月至7月在华中局和新四军部直属队任整风队付主任。
1944年7月至1946年9月任中共淮南区城市工作部长和宣传部长。训练从事白区秘密工作的干部，介绍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沙文汉被华中局任为南下先潜队政治委员，率领一支部队和一批干部从六合县东沟南划子口渡江南下，至南京栖霞山区一面大残敌一面准备进入南京市。由于国民党军力很快到达南京，两岸对峙形势紧张。党中央决定中止进攻江南大城市。十月奉命撤回江北根据地。新四军战略北上，准备打开东北战场。
1945年10月华中局改为华东局撤至山东，新四军原根据地建立了华中分局。华中分局城工部设在淮安城内西长街，由沙文汉任部长。淮安城工训练班情况一般是分四个单元讲课：（1）目前形势（2）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任务（3）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4）白区的群众工作怎样进行，包括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等。每个单元都由沙文汉作两次报告，他生动地运用许多实例说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事机"党的地下工作"十六字方针"，这些成功和失败的例子确实是凝结了无数人的经验和鲜血的代价换来的。
1946年7月以后国民党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升级。10月为适应形势变化，沙文汉被派往上海，最初仍以华中分局城工部名义领导所属各城市的地下党工作。
1946年10月－1949年10月
随着对白区大城市工作的加强，1947年1月，华中分局撤销并入上海分局，改为上海局。书记是刘晓，付书记刘长胜。沙文汉担任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同时还分工领导南京和杭州地下党市委工作。（陈修良已于1946年4月从华中分局潜入南京任市委书记）沙文汉陈修良在上海巨鹿路的家是中共上海局的一个机关，这里曾策划过"震惊中外的五。二0"学生运动。1947年陈修良领导在南京首先发动了"五。二0"运动，分管南京工作的沙文汉进而将"五。二0"运动的规模扩大到全国七十多个城市。在上海，杭州，北平，天津等地发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配合军事斗争，在国民党大后方开辟了著名的"第二战场"，使国民党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大大动摇了它的统治地位。
1948年春沙文汉因病曾去杭州葛岭风林寺短期休养过半个月，并与杭州的地下党同志商讨工作。下半年上海局刘晓，钱英，刘少文等均离沪，主要留下刘长胜，沙文汉和张执一主持工作，沙文汉代表上海局起草了大量电报文件。例如1948年底所写"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的任务"作为上海局的正式文件下达。
1948年秋上海局专门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张执一为书记，委员有李正文，王锡珍（陈约珥），田云樵。不久，张执一，李正文即离沪，此后沙文汉实际上负责了上海局策反的日常工作。11月他代表上海局到南京检查工作并传达了党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大力加强南京的军队策反工作。据此，南京地下党在1949年策动了国民党97师师长王晏清起义，俞渤空军起义等。
在海军方面沙文汉与王锡珍（陈约珥）接上南京陈修良交来的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策反关系，在上海局指导下该舰于1949年2月起义北上驶向解放区。沙文汉领导下在上海又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
在陆军方面沙文汉通过田云樵等策动特种部队伞兵三团在沪起义及苏州河以北的守军军长刘昌义起义，此举使上海市区在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的情况下得以解放。
沙文汉通过王亚文曾策动爱国将领张权在上海起义，不幸被部下出卖，张权将军在上海解放前夜5月21日被国民党杀害。但是通过张将军已获得的国民党长江沿线的布防图，已由上海地下党转交到解放军指挥部，为胜利渡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化界，工商界上层人士中沙文汉通过金学成参加聚餐会，开展统战工作，联络爱国人士支持爱国民主运动传播党的政策。上海解放的时候，沙文汉于1949年5月25日前往福州路接管上海警察总局，以后即移交给杨帆和李士英。
1949年5月－1954年12月
1949年6月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浙江省教育厅长等职。9月被选为浙江代表与陈毅为团长的华东代表一起参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沙文汉心情十分兴奋，虽多年的积劳成疾身体很不好，但他满怀热忱希在下半生继续能为人民作出贡献。
1950年3月陈毅将沙文汉调回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付书记，（陈毅为书记），
由于台湾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沙文汉派往香港工作了几个月。途经广州时去看了他一生都十分敬爱的二哥沙文求当年牺牲的红花岗，感慨万千。
1951年9月解放后第二次去杭州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付主席兼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浙江
省统战部长，省委常委。（1951年2月20日由毛泽东任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府字第3505号，沙文汉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付主席；1951年8月24日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书，政字第3979号，沙文汉为浙江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1952年10月至1953年5月到北京外交部学习，准备出使印度尼西亚，后因身体健康问题回沪休养。
1954年3月出任华东局宣传付部长兼高等学校党委付书记，领导上海和华东地区高校工作。陈修良当时也在上海担任高校党委副书记职务。两人均很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要依靠教师办好大学，尊重老教师，反对"左"的一套思想改造伤害知识分子的做法。在这段时间工作中努力纠正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落实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4年7月被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下半年"高饶事件"后华东局建制撤销，沙文汉于12月调回浙江，出任浙江省解放后第一任省长。这是他解放后第三次到杭州工作。
1954年12月－1957年12月
1954年底担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常委。陈修良也于1955年初调浙江省委宣传部工作。此次回到浙江，他的心愿是为浙江人民建设起一个好的政权，加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使浙江人民在经过无数牺牲和苦难之后，安居乐业，实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民主和文明社会的理想。为此，他专注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做好政权建设，理顺党的领导与政府职能的关系，特别是中共党的八大指出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经济，文化的问题，要提倡科学，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些方针与沙文汉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他在1955至1957年间曾四易其稿写下了关于政府（省人民委员会）的改进工作方法，调整组织结构问题，并多次提出请省委研究讨论，在不被理会的情况下，1956年7月沙文汉在二届省党代会上作了发言，提出"党政分工""党内民主"的意见。以这样高地位的干部，系统地提出这些问题并力主实施改革的，当时在全国也属少见本应得到重视。但一年后竟据此把他打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向党"夺权"的"右派分子"，
所遗留下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影响相当严重，已超出对沙文汉个人伤害的范畴。
沙文汉在任期间重视团结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人士，认为他们是国家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解放初期任统战部长时他就推荐过许多这样的人作为全国政协或人大代表，如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童第周，茅以升等曾由沙文汉向统战部推荐）。他对民主人士包达三（付省长）宋云彬，李士豪，艺术家盖叫天，周传英，王传松等都十分尊重友好。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他支持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的黄源，大力扶植昆剧"十五贯，此剧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他重视文化历史，爱护文物古迹，保护宗教界的正常活动，批准修缮普陀山珍贵的一千罗汉，天台山国清寺的一套明代佛经。有一次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杭州一批名人古墓一夜间被省委某负责人指令开挖以后，他主动检查，承担了本来不是他的过错，并立即予以修复。在任期间沙文汉还注意对浙江的少数民族畲族贯彻民族政策，保护他们的利益。
沙文汉注意理论宣传，非常关心学校知识分子的情况，他在1955年编写"为什么要学习弁证唯物主义"是为了对浙江文化学术界宣讲哲学。他特别强调："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认识问题，批评要谨慎""决不可采用粗暴简单化的方法，更不可侵犯或损害学习的自愿与自觉原则"。他这些话是从解放后在文教系统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原则，为了防止再次通过思想运动打击知识分子，搞极"左"的一套。
以上这些工作也反映出沙文汉在五十年代所具有的民主与法治的思想。
1955年3月上海局的两位白区工作先驱者潘汉年，杨帆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风立刻刮到浙江。一个月后，省委负责人在浙江一次干部会上宣布："我们浙江也有潘汉年，他们都是长期做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历史很复杂"。 会后，沙文汉曾对不以为然的陈修良说"这是指我们两人"。沙文汉是浙江"第二个潘汉年"的名称也从此暗中流传开来。其实两人的命运发生转折早在"反右"前两年已经开始。
此后他被有计划地逐渐"剥离"出省委领导核心：不能参加书记处；他所主管的统战，宣传工作换了别人兼管；文化，卫生系统也不再需他关心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外事还由他以省长身份出面接待。沙文汉在葛岭山1号的家中电话和来客被处于秘密的监控之下。受此等排斥与岐视的沙文汉只以忍耐的态度等待弄清事实，但在反右时却称沙文汉犯有"与省委离心离德"的"严重错误"。虽然处在这样严酷紧张的环境下，他忍辱负重，依然孜孜不倦研究改进政府工作提高效能的问题并敢于公开提出来，这是只有把追求真理看得高于个人安危的人才能够做到的。
为了帮助组织搞清所谓的"历史"问题，即1932年被余飞告密后从安庆脱逃的事实，沙文汉认真写了"交待报告"，并指出知情的证明人叶元龙，朱庭祜（其中朱当时就在浙江省），本来很容易可以证明沙文汉没有在安庆被捕过的事实。但省委无人对这种证明感兴趣。1957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在北京与沙文汉当面谈话说："你的这段历史问题中央已查清做了结论，我们通知浙江省委，你可以参加书记处"。但是，省委始终未宣布审查结论，也不让沙文汉参加书记处。1957年9月浙江省委宣传部开始"揭发""极右分子"陈修良，有人为争取立功，把陈修良在1956年党代会上代表宣传分团发言说成"受到沙文汉指示，给他先看过的"。1957年12月浙江反右的重头戏利用二届二次省党代会的机会开始了。浙江省的反右斗争报导为全国典型的"伟大胜利"，而变得"更加团结""更纯洁"的省委立了"奇功"。
1957年12月－1964年1月
1957年12月13日浙江省第二届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撤销一切职务，沙文汉降职降薪六级。
1958年他被"安排"到浙江省政协当个挂名委员，但无任何工作。陈修良1958年初组织处理后，3月被送至嘉兴农村劳动。陈的母亲陈馥血压很高也被送回上海。沙文汉身体非常不好，生活只能由沙文求遗孀王弥照应，原住所被抄家后勒令搬出，迁至保叔路宝石新村四幢四号二楼。周围布有"眼线"，经常注意出入的人员。不少来客回去后（甚至到了外地）均遭盘问，需要交代去沙文汉家的目的与谈话。
沙文汉不甘心命运的安排，他的心愿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生命不止，战斗不息。"决心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和人民做点有用的事"。在多次申请搞地方志都不行的情况下，决心"研究死人政治"──历史。他很想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特别是总结中国党的历史。但是在一切都打上"阶级斗争"标记的时代，他的右派身份不可能允许他写党史，甚至不能研究近代史。为此，沙文汉决定从研究少有人问津的古代奴隶社会开始。他的长兄沙孟海又一次在他最困难的时刻伸出援助之手，提供许多参考史料，帮助他读懂甲骨文，与他探讨考古中的问题。在这段全国陷入"困难时期"的艰难环境中，沙文汉埋头苦读，呕心沥血，克服了饥饿，气喘，浮肿，心脏病及政治歧视等种种折磨，从1959年至1963年6月以常人所没有的意志力，完成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文的写作。
这篇论文他解决了在这之前史学界长期没有结论的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过奴隶社会？许多以西方奴隶社会的特点来套用中国情况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可以买卖的奴隶制度，因此没有明确的奴隶社会。但是沙文汉经过大量事实的分析，抓住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证明中国在殷，商，西周存在过相当长期的奴隶制度，直到东周后转变为封建社会。
他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奴隶社会在形态上不同的根本原因，是由生产力发展形式不同引起。西方古代以畜牧为主发展起来，人流动性大，生产资料的占有易于实现个人私有化，奴隶也成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而中国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农业强烈依赖土地，为了维持发展，必须保持劳动力集体性。人依附于土地，不常流动。奴隶主不需要占有单个的人，主要是土地。他们以家族，庄园或国家形式连地带人都占有。沙文汉把这种形态的奴隶制度称为"国族奴隶制"，只是形态上不同于西方，本质是奴隶。他证明中国古代曾以"国有""族有"形式实施奴隶的管理，表面上容易被人认为与手握鞭子的奴隶主不同，但从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性质特点来分析，奴隶社会的性质是相同的。
沙文汉这一论点对奴隶社会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将发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与西方的许多差异实际上从阶级社会发生一开始起就已产生了，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它，必然会犯许多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对于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有重要意义。
1964年1月2日，沙文汉因开会受寒并发肺心病逝世于杭州，终年56岁。临终前两天被摘去戴了七年的右派帽子。留下的有形财产是200元存款，一箱稿纸和书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修良，史永等先后向中央提出沙文汉错案平反申诉。
1979年9月6日"浙江省委关于沙文汉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复查报告"写道："沙文汉同志在当时(指1956年党代大会发言)错误比较严重的，但可不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
"··此外，××同志提供，沙文汉同志在划为右派分子后，曾交代过历史上被捕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复查，只有本人1956年的交代材料和中央组织部的1957年审查结论，××同志所说的材料我们没有查到，请中央审核。"（××为反右时省委负责人）
1980年1月19日此件送达，陈修良拒绝签字，严正指出："把不是右派的人当敌我矛盾，搞了这麽许多年算不算严重错误？比起沙文汉发言的严重性怎样"？"查无实据，凭空捏造沙文汉被捕，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法律何在？"。
这样的结论也引起孙冶方，史永，刘晓， 张执一，谭震林等同志的不平，陈修良向胡耀邦同志申诉后，中央责令浙江省进一步复查，又经过了两年多。
1982年11月7日浙江日报公布"沙文汉同志错案得到彻底平反"，承认他1956年在党代会的发言是"基本上正确的""一生没有被捕过，政治历史清楚"予以"彻底改正"。
1983年11月25日在浙江省六届党代会上正式撤销了1957年12月13日二届二次党代会的错误决议。至此，正式平反公布沙文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是在宣布浙江也有潘汉年的27年后，在发生"反右"冤错案的25年后，在沙文汉逝世的18年后。
历史在这里沉思，这些忠诚的革命家是中国社会之栋梁。长期以来在对敌斗争第一线游刃有余，尚可保护自己秋毫无犯。为什么在"自己人"这里却遭到长期无情的摧残？历史必定会作出回答的。正如沙文汉在他生命最后时期的一首诗中所写："人生得失毋须计，毕竟事成总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