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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我的青春岁月 -- 一个女地下工作者的前半生
Subject
Revolutionary history
Description
Years of My Youth--The First Half of the Life of A Woman Member of the Underground Party
Creator
冯修蕙
Date
2007
Format
pdf
Language
zh
Identifier
W67
Coverage
Nationwide
Text Item Type Metadata
Text
3- 1778 （Ｗ67 ）冯修蕙回忆参加革命及上海局香港联络站工作和名单 2007
我的青春岁月
——一个女地下工作者的前半生
冯修蕙
一
我在一九二O年出生于上海一个败落的民族资本家的家庭，原籍是广东中山县。我的父亲冯少山原是日本华侨，经营鲍鱼店。11岁回上海，在农章造纸厂当学徒。老板喜欢，帮他开了文成隆纸行。然后他把二、三、四、六弟从乡下接到上海（五弟已死），让二弟主管纸行，六弟主管国新贸易公司。所以我从小在上海读书长大，是个所谓"上海广东人"。父亲从日本回来后逐渐成为上海广东帮的头面人物，一度担任过上海总商会和全国工商会会长之职。其后因不愿参加国民党，又不肯加入青红帮拜老头子，同时又受到上海宁波帮商人的排挤，终于因莫须有的原因（具体事？），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而流亡在外（与到欧美考察及为国民党抗日筹款，是不是一回事？）。
记得在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多方面的疏通奔走，国民党政府撤销了通缉令，他终于回到了上海，但家财耗消殆尽，纸行也倒闭了，家中经济也就拮据起来。当时广东同乡陈大勋律师出身，当了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就来动员我父亲也去当立法委员，遭到我父亲的拒绝，
后来成为上海民主进步党领导人。虽说我父亲也曾远涉重洋，去过欧美多国"考察"，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也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但实质上却是个封建脑袋瓜子，认为女子读书是无用的。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要上高中，我同父亲之间就不知进行了多少争论，恨不得跪下来叩头求他。后来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论女子无才便是德》，我潇潇洒洒的写了两三千字，驳斥这种谬论，他只得同意我上高中。我在十一岁的那一年，生母因腹膜炎病死了，在家庭里我饱尝无母之苦，加以后母的岐视和虐待，我逐渐意识到反帝、反封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但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没有什么办法。我想，我一是要读好书，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长大当"律师"，在法律上为我们妇女的权利辩护。这个决心使我读书有了目标，总的来说，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除了数学之外，我各科都能名列前茅，成为学校的优秀生。而且由于一开始在教会学校上学，英文较好，这对于我以后的升学、工作和生活，特别是革命地下工作带来很多方便。
二
最初接受进步思想影响是在我念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就读于上海啟秀女中。那虽然是所教会学校，但我们的音乐老师却是何士德同志（《新四军四歌》的作者）。我爱好歌唱，虽然唱的不好，但却是个歌咏队的积极分子。何老师为了宣传抗日，集合几个学校的学生，在郇光学校组织了歌咏队。我们学唱了许多进步的歌曲，如：《大路歌》、《黄河大合唱》、《打长江》、《流亡三部曲》、《救国军歌》，等等。当时我们歌咏队就曾在上海浦东大厦礼堂、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义演过，还颇有水平。通过歌咏活动，团结了大批青年学生。我也逐渐懂得，不能单靠读书好就能救中国，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民族才能得到解放。
在歌咏队中有些同学（现在知道，他们是在党的教育下进行工作的）又把队员中的一些人组织起来，成立读书会。经常有同志给我们讲形势、艾思奇同志的的《大众哲学》等，初步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人类解放"这些道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也爆发了"八·一三"淞沪血战。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这时上海各阶人士纷纷起来组织多种抗敌后援会。以我父亲为首的"广东帮"同人组织了《两个同乡抗敌后援会》，与之相应的，有《两广同学抗敌后播会》。这两个组织都是统一战式的，有各方面的力量参加，大敌当前，同仇敌忾。通过我父亲担任《两广同乡抗敌后援会》会长的关系，我们几个进步的同学迅速取得了"同学会"的领导权。暨南大学党员韩文潮同志从中进行领导。我和大批同学都停学参加新世界难民收容所工作。任务是安排生活，疏散他们回乡，教唱抗日歌曲，包括动员一些难民回乡参加抗日。难民所里十分拥挤，水泄不通，大家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我们通过演讲、歌咏、增强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工作十分紧张。
在这期间，何士德老师也组织宣传队出发，宣传抗日，我因已参加难民收容所的工作，没有随他前去。最近才知道他们宣传队转到了新四军军部。
半年以后，随着难民的逐步疏散，难民所的工作逐渐缩小。为了取得高中文凭，我考进了智仁勇女中，读完高三，总算高中毕业了。在智仁勇女中，我结识了谢咏仙、钟国英、盛吉芳、盛元芳等进步学生。我们还搞了一次罢考罢课斗争，为的是反对学校增收学费，故意刁难，考题太难，企图不让我们毕业的阴谋。斗争胜利，我们都如期毕业，拿到了文凭。这使我更加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只有斗争才能胜利的道理。
三
上大学继续读书是我最大的心愿。在报考大学时，几个老同学都一致动员我考复旦大学，说是哪里工作需要。这样我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进了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顾仲彝老师。
11月，上海失陷，租界成为孤岛，父亲已去南洋及欧洲各地募集资金支援国民党抗战。但回国后纸行和贸易公司已经破产，经济发生困难。我也早就月自力更生之心。家中的经济情况根本无法供给我上大学。我以优异成绩取得了复旦大学的半费优待，另外，我又考取了基督教青年会清贫学生补助金五十元（每学期学费七十多元，还要自购书籍课本）。生活无着，晚上，通过同学介绍我在益友社主办的"益友补习学校"教英语和语文以维持生活。上语文课时，我结合讲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我的两个学生（张萍、赵振之）在我一九四O年六月撤去东路苏常太地区时，也下去参加抗日了。他们两位同学以后都入了党，张萍同志后任江城区付区长，在日伪"清乡"时牺牲了，但确切情况不明。他们两位的音容哭貌，至今仍呈现在我的眼前，栩栩如生，我很怀念他们。
在沦陷区上海的复旦大学，早就有了党的工作基础。入学以后，我在党支部领导下，迅速地投入了学生工作，谢泳仙、钟国英也同时进了复旦。这样，我们三个和复旦的其他党员同志一起，很快组织了海燕文艺社。它的活动内容有时事讲演会、座谈会、读书会（当时读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来复旦讲演的有平心和莫高放（即后来东路特委书记张英）等老师。此外，还有歌咏、话剧、京戏等小组，定期演习，团结和组织了不少进步同学。此外，还恢复了《复旦剧社》，曾在浦东大厦义演《生死恋》。在这个话剧中，我担任母亲一角。同台演出的有欧阳灿云（后名维拉，在上海人艺当演员）、胡馨庵（后名胡辛安，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导演）、顾康时（不详）。导演是著名戏剧家吴仞之。当时在复旦，汪伪和蒋系三青团等都在争取学生，组织了不少学生团体，各系还有系会。我们掌握领导的学生团体有：复旦女同学会、教育系会、社会学系会、土木建筑系工会等等，大都因为我们的党员同志是那个系的学生，一般都是品学兼优，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有的学生组织如"基督教团契"，那就鱼龙混杂，斗争很激烈。在这些学生组织中还产生了我们称之为"统战性质"的"学生团体联席会议"。斗争最尖锐的就在这个组织里。一九三九年的秋季，复旦女同学会发起义卖黄（？）花、捐募寒衣、支援前方战士的活动，联席会议所属各学生团体也纷纷进行寒衣捐的活动。最后在捐款汇寄哪里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主张汇去香港宋庆龄主持的《保卫民权大同盟》，内它转寄新四军，而三青团则主张将捐款寄去重庆国军。我当时代表女同学会同他们在会上展开了辩论，争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我已参加了党（我在1939年2月入党）。不久在汪派学生出版的刊物《国风》上刊登了有关棉衣捐的报道，并指名道姓的说我是中共在复旦的负责人。
于是，我就被汪伪的特务机关盯上了。这个特务机关俗称"76号"，就是当时的杰司菲尔路（现在愚园路）76号大院。原是北洋军阀陈调元的公馆。我向组织汇报后，组织上立即让我在1940年2月春季始业时转学到大夏大学，还是搞学生工作。这里的工作原由林乃夫同志负责，也是搞不下去了，才由我去代替。可是，5月间学期还未终了，我又发现下课后有人钉梢，几次甩掉了尾巴，处境困难。组织上决定我立即撤退到东路苏（州）常（熟）太（湖）地区。
四
我是1940年5月从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救亡运动的激流中转移到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最初在徐市、董浜—带做民运工作。年底任里睦区(徐市，后为雪长区)区委书记。其时，区委委员大多以民运工作同志的面目出现。
民运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民运工作同志生活在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具体任务很多，诸如：扩军，动员青年参加自卫队、常备队，进而参加"民抗"、"江抗"；发动群众破坏公路，毁坏桥梁，割断敌人交通线：为过往部队、后方医院、县区机构站岗放哨、送情报；开办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动员妇女做军鞋，送棉衣，等等。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建立青年、农民、妇女等群众抗日协会，实行"二五"减租；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加强对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发展党组织，建立党支部。记得我在里睦区吸收入党的有董浜雪沟村邵家宅基的邵福生(1941年4月任雪长区区委副书记，日伪"清乡"时牺牲)以及徐市的蒋洪兴(1941年4月在阳澄湖畔从事开辟工作时牺牲)等同志。
1941年初，我调到常熟县委工作，任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兼任梅北区区委书记。当时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是周斌同志。2月初，他就调离常熟至太仓任县委书记(同年6月20日在归庄附近遭遇伪军，英勇牺牲)。接替周斌的是吴烽同志，他是3月份到任的。5月间，吴烽又与澄锡虞地区的无锡县委书记杨增对调。杨增5月下旬来到常熟，因病未能到职，县委工作由专员任天石同志领导。
从1941年初至7月，常熟县委的一班人有：组织部长孙学明，是来自上海的学生，理论修养较好，作风严谨；朱爱秾，妇女部长兼梅南区区委书记，是徐市、沈家市镇上的青年教师；青年部长张里，再有一个是徐迈。我们县委"一班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夜奋战为抗日。敌人视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为眼中钉，肉中刺。正当根据地的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时，日伪纠集18000余兵力，于1941年7月对我抗日武装分进合击，在苏常太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残酷"清乡"。苏常太的抗日军民面临着敌强我弱险恶的形势，顽强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
早在1941年2月，县委就在党员中进行了理想、信念和"不怕牺牲，任何时候决不向敌人屈服"的气节教育。记得当时县委书记周斌和我研究教育提纲时，正值严冬，周斌同志深夜熬红了眼睛，坚持把提纲拟好。这次教育，对以后坚持反"清乡"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7月的反"清乡"斗争，对我们县委—班人来说是—次严峻的考验。6月下旬，面对强敌压境，县委迅即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东路军政委员会苏常太分会的有关指示，动员开展反"清乡"斗争。
任天石同志在会上指出，敌伪结集重兵，所用兵力远远超过一般"扫荡"的兵力，时间会更长，因此，我们的斗争会更艰苦更残酷；要全面动员起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壁清野，坚持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方法，打击和骚扰敌人，争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会议宣布了驻各区的武装力量的配备，并对反"清乡"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各区分别成立反"清乡"斗争委员会(或称小组)，由部队干部负责军事，党政干部负责地方工作；要求干部和群众作好应变措施，原则上外来干部撤退，地方干部坚持；区委书记要同群众在—起；面目已"红"、身份已暴露的干部，应找适当关系隐蔽，面目不"红"、掩护条件较好的干部要坚持斗争；建立双重组织，重新划分党支部，建立单线联系，并对广大党员再次进行形势教育和气节教育。会议指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但革命有高潮，也低潮。当革命处于低潮时，要善于组织退却，保存有生力量。一旦被敌人逮捕，凡党员身份已经暴露的，要坚决保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当叛徒；凡党员身份没有暴露的，可以只承认自己是抗日群众，关键是斗争意志不能衰退。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任天石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县委书记杨增同志。
由于会议是在仓促间召开的，有些区委领导没能来得及到会，会仪决定由县委委员分头到区传达会议精神。其时，我军主力部队已经外移。由于敌人对苏常太地区实施迅速的全面封锁，实施"拉网"式进攻，"篦梳"式搜索，这次会议后，我们县委员之间就失去了联系。我们怀着对抗日战争、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心，按照党的要求，以坚强的党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不怕困难和牺牲，坚守岗位，各自为战。
县委扩大会后，我先是赶往吴县区，向区委书记顾丽沧同志传达了会议精神，随即又回梅北区，成立了梅北区反"清乡"斗争委员会。委员会由新四军十八旅五十五团、原警卫二团八连指导员马肃、区委书记徐迈、区长李建华(即任彩芬，任天石姐姐)三人组成。马肃任主任委员，负责军事，徐迈负责地方工作，李建华负责情报。我们按照县委指示，迅速开展工作。八连原驻梅北区，全连140——150人，配备机枪—挺。他们组织了多次小型军事行动，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损失不少人枪。7月下旬，根据五十五团团长薛惠民同志指示，部队迅速分散，以班组为单位，进行游击活动。
其时敌伪频繁出动，形势对我日益不利。我安排好梅北区支部划分和党员的教育工作后，隐蔽在敌人据点王市附近梅北区原区姚崇俭(当时任梅北区区政督导员)家中。一些好心的群众给我找来了"良民证"，动员我从浒浦上船去上海。考虑到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和群众在—起，坚持斗争，而且我还保存着梅北区部分党员隐蔽地址的名单和部分民运工作同志的生活费，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一走了之。同时，也顾虑再住下去，一旦出事就会连累群众的安全，于是就决定出去寻找部队。在梅北区妇协主任李琴帮助下，我化妆成上坟的村妇，手中提了几串长锭，手里挎着竹篮，把名单和几百元钱用手巾包好，放在竹篮里，上面放些祭品，向根据地的中心区走去。路上正好遇到县委通讯员小盘盘(薛惠民的侄子)。他告诉我薛惠民同志和团部已经突围，马肃正在找我，要我随同部队—起走。他带我见到马肃，才知道他已接到通知，要梅北区负责收容、接待从梅南等地过来的同志，组织突围，路线是绕过敌人据点，横渡福山塘，穿过敌人的"清乡"竹篱笆，跑步到澄锡虞地区找师部。从7月27日到8月10日将近两周时间内，我们先后组织了5批200余人安全突围。马肃和我是最后一批走的。在这两周内，我们仍然要天天流动，夜宿船上，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记得我们突围的当晚，明月当空，我们在敌人碉堡探照灯光闪烁下，一个接一个，疾步行军，沿路经过小村桩，老百姓轻轻把狗牵进屋去，为的是怕狗吠声惊动敌人，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在合兴镇附近找到新四军六师师部后，地方干部随同师部—起行动，我上缴了保存的党员名单和钱款。其后，我们地方干部由澄锡虞特委安排渡江去如皋，特委赵秀英(现名肖英)还交给我20名女同志，要我负责把她们带过江去。9月初，我们宿营在寨门附近，由交通员带领，经后塍过江到达如皋如西行署，参加由黄祖炎同志主持的学习班。常熟县委的孙学明、朱爱称、张里等同志已先期到达，我们分在一个小组，总结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学习结束后，我们又重新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孙学明、朱爱秾、张里参加民运工作队，随军重返沙洲，我到了路北特委武(进)镇(江)丹(阳)扬(中)地区，参加镇丹县委。
1943年2月，日伪又将在武镇丹扬地区"清乡"，我奉命暂时隐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这期间，我受中共上海局领导，安排了来自该地区的韦永义司令员在沪养伤、治病，等等。
日伪的残酷"清乡"使苏常太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原常熟县委的同志分开后，不怕流血牺牲，各自在大江南北继续坚持抗战。解放后，我在无锡见到县委书记杨增(离休前历任无锡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等职)，在上海见到张里(离休前任上海科技或美术电影片厂厂长)，知道他们—直坚持斗争直至解放。杨增同志在"清乡"前夕调来常熟，在任天石同志召开的那次县委扩大会议后，组织上决定他隐蔽在城里，后转赴上海去苏北。1942年8月，他与朱青返回常熟，了解情况，为尔后苏常太抗日游击区的恢复工作作好准备。在常熟和上海等地，他先后联系上"清乡"前的一些党员。其后，往返于苏北、常熟之间，开辟交通线，建立秘密交通站，1944年参加苏常太工委，并于12月间随工委书记薛惠民同志返回常熟。1945年4月薛惠民同志不幸因病逝世后，杨增—度代理工委书记，后任书记。在这前后四五年里，他历经艰难险阻，始终坚持在常熟抗日斗争第一线。县委青年委员张里到沙洲后，因形势恶劣，外来干部几乎无法立足，被迫撤回上海转赴山东解放区。县委妇女部长朱爱秾是县委中唯—的地方干部。早在1939年，她在徐市、沈家市任教，抓紧课余之暇，响应党的号召，同民运工作同志在—起，积极参加地方上的抗日活动，被推选为徐市镇的妇抗会主任。其后历任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执行委员、民政科民刑股长，1941任常熟县委妇女抗日协会主席，5月参加常熟县委并兼任梅南区区委书记。日伪"清乡"期间，她不顾家人劝阻，坚守工作岗位，认真贯彻执行县委关于反"清乡"斗争的部署，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做好一切应变的安排。后因形势恶化，她根据上级指示，经福山塘突围至苏北如皋，参加学习班。尔后又一次奉派返回沙洲，不幸在江阴峭岐镇马家村遭遇敌人，渡河突围时牺牲。县委组织部长孙学明同志也是在学习班结束之后，随军进入沙洲地区，不幸被捕，先是囚禁在苏州慕家花园收容所，经过审讯后转押第三监狱。在狱中，孙学明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忠贞不屈，顽强斗争的精神。他倡议在狱中成立中共临时支部，由他任临时党支部组织委员。临时党支部由藕渠区区委书记宫文(林更前、化名吴阿根)任支部书记；五十四团某营教导员叶初晓为宣传委员；太仓县县长郭曦晨任锄奸委员兼政治交通；张越龙为支部委员。临时支部在狱中领导难友进行了大量工作。如：出版秘密刊物《劳动战线》，孙学明在该刊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狱外形势分析》的文章；为改善难友们生活待遇组织绝食斗争，等等。
1942年4月，孙学明与苏常太经委副主任姚熙、藕渠区区长姚克明、副区长张问渔、李白区区委组织委员陈佑民等76位同志在狱中惨遭敌人杀害。孙学明同志就这样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年青的生命，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品质。
反"清乡"斗争是常熟抗战史上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后来我知道，仅常熟一地，在反"清乡"斗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就有一百几十人，其中有党员、干部、部队指战员，还有本地的抗日群众。尽管当时我们的斗争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活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又继续坚持战斗，直到迎来八年抗战的胜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岁月悠悠，将近6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深刻感受到，常熟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不可忘却的重大贡献，承受了各方面的巨大牺牲。烈土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永垂不朽。
五
（补充1943—1946年在上海的地下斗争斗争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万景光和我在上海地下党的贸易机构东方联合营业有限公司工作。
六
1946年底，党组织决定由万景光赴港筹建上海局驻港联络点。1947年上半年，万景光陪同刘长胜(当时为上海分局副书记)赴港，建立了联络点(也称办事处)，在刘长胜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至1954年底全部结束，前后约8年。其间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钱瑛、张执一、沙文汉以及南京市委陈修良等领导同志均曾赴港，居住在联络点，主持各项工作，
我是1947年3～4月间去港的，担任机要及联系重要关系的工作。1951年5月撤回广州，同年8月回到上海。由于当时处于秘密工作环境，我所了解有关联络点的全面情况不多。现将记忆所及，简述如下，供参考。
筹 建 经 过
1946年底，东方联合营业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的方行向万景光和我转告刘晓的意见：为准备必要时掩护上海局领导转移去港居住，并在港联系来自各方面不便去沪的关系，要在香港建立一个联络点。万景光接受党的委托，随即赴港，通过其执（？）吴叠卿先生的关系，在吴开设的皇后大道中105号"永春堂"药铺，建立了通讯联络地点。其后，在吴帮助下，租赁了香港跑马地摩利臣山道26号地下(港人惯称一楼底层为地下)，作为宿舍。这是个旧式的香港房子，一厅三房，临街。在职业掩护方面，万与我父亲的朋友陈大勋(律师，曾任伪国大代表)，在香港德辅道合营"荣记行"，其后又以国新公司副总经理的头衔，进行活动。初步安排就绪，然后万景光返回上海汇报。
1947年1月中，方行转告刘长胜因风湿病要去香港休息，万即陪同长胜去港，因航运紧张，买不到客舱票，为安全起见，由张毅的妹夫肖镜龙及方行等陪同上船，同船员交涉，购得大副住的房舱。到港后，他们先住湾仔六国饭店，后迁摩利臣山道居住。这就是上海局驻港联络点最早、时间最长的所在地。为安全起见，联络点先迁往九龙柯大甸道142号4楼，同年4月又迁往九龙塘锣福道8号。至1951年5月我们撤离时，这栋房子交给了党在香港的贸易机构"华润公司"。
同有关方面配合，开展工作
刘长胜是上海局最早到港的负责人。到香港后，他与香港分局(有人称华南分局)的方方、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赓、章汉夫、夏衍，连贯以及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等建立了联系。万景光在刘长胜直接领导下，做些具体的联络工作。在这以后，上海局联络点在港的许多工作，得到了香港分局以及香港工委、港澳工委的支持与帮助，诸如：在香港分局领导下的《华商报》，刊登启事，接各方来港的人员关系，安置一些来港干部在香港机构工作，台湾从二·二八起义后，撤退来港的台湾干部谢雪红、杨克煌等在章汉夫领导下写报道二·二八起义的文章，在《华商报》、《联合日报》以及《大公报》上发表，方方、潘汉年、章汉夫，许涤新、连贯等应邀为上海局举办的各期学习班介绍香港政治。经济情况，并就党的统战等各项政策进行讲解，通过潘汉年(化名"肖恺"，我们称之为"小开"。上海人称富家子弟为"小开")等，开展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去解放区；使用香港分局的电台同党中央联系；交换情报资料等等。在经济上也是相互支援的。如1948年底，刘晓交来一笔款，万景光和我在香港一旅店复点（？）后面交许涤新夫妇。
1947年8～9月间长胜返回上海(一说长胜于1948年8～9月或稍晚些时间，又曾来港指导工作)。刘晓约于1948年10月抵达香港，联络点工作由刘晓领导，万景光具体负责。1949年3月，刘晓离港赴解放区，联络点由沙文汉领导。1950年沙文汉来港指导工作时曾经指出，联络点的领导关系转属中共中央华东局。
早期参加联络点工作的还有罗炳权夫妇、程振魁、沈涵、吴涤苍、梁子雕(化名梁展)以及报务员老田夫妇、译电员小孙。
办 学 习 班
1948年是上海局领导同志在港工作最频繁的一年。根据中央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变化，需要总结蒋管区工作经验，提高干部政策水平，利用香港相对有利的环境，自1948年3月至1949年3月先后在港办了多期学习班。钱瑛(上海局组织部长并负责西南大城市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于1948年3月间到达香港，住在摩利臣山道宿舍。钱大姐刚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做饭，因为不会烧柴火，弄得满脸满手都是黑乎乎的。钱大姐看到后感到很可笑。她说：早知你这样狼狈，我把上海的煤油炉子带来就好了。钱大姐来港后早出晚归，十分忙碌。不久，就在筲基湾学士台15号办起了第一个学习班。这个班以工人和工会干部为主体，由马纯古负责，生活上则由李淑华(毛良遗孀)和马纯古爱人姚素英负责。钱大姐给我一本学习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要我自学，但参加听课。学习班请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许涤新，连贯等同志作报告。学习结束，每个学员写自身经历的重大斗争的总结。这些材料都由我编号、整理、保管，以后由刘晓带去解放区。
其后办了多期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人员通过我们建立的多种渠道，从上海、武汉、西南地区以及台湾来港。这一期间来港人员很多，除参加学习班的以外，还有不少是从蒋管区撤退来的，也有是辗转来港找上海局负责同志汇报工作的。我们每天到海边旅馆去接关系，安排他们的住处，人手不够，组织上决定把参加学习班结业的程振魁、沈涵、罗炳权夫妇留下一起工作。
上海市委所属各系统来港参加学习班的人数最多，其中有市委成员及工委、职委、学委、教委等系统的党员领导骨干(名单附后)。
学习班分散在筲基湾学士台、九龙旺角上海街、香港陆菲道、香港湾仔永丰街、香港石塘咀等地。还有流动的如马小弟率领的上海四区机器业的八、九个党员乘在港看管运输船之便就在九龙大埔湾船上办起了学习班。东方公司的谢寿天、梅达君、杨宛青、方行、王辛南夫妇也在1948年底来港筹建东方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同时，参加了学习。所有上述地点，在停办学习班的间隙，就作为接待过往人员住宿之用。
钱大姐在香港，除领导上海局系统的学习班外，还轮流抽调西南各省及湖南、湖北地区地下党的学生骨干和干部来港，学习形势与任务，学习党的政策，特别是城市政策。为了使同志们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政策上来，她不但亲自讲课而且参加小组讨论。对于参加学习班的少数领导干部，她还组织他们进行小整风，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防止和克服骄傲情绪和山头主义，勉励他们虚心向解放区的同志学习，帮助他们熟悉城市情况。这一切都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为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1948年5～6月间，陈修良在永丰街开办南京市委干部的学习班，由南京市委学委王明远负责，王明远也经常到摩利臣山道汇报学习情况。学习班结束后写出了《南京建党总结》，总结了前一阶段的成绩与缺点，统一思想，对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台湾撤退来港的干部包括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撤离的谢雪红、杨克煌等同志以及在不同情况下撤离的台湾同志，都在港办起了学习班。他们自成系统，由刘晓、沙文汉等亲自领导，万景光具体联系。
协助联络点工作的同志中，有吴涤苍(医生)。她是在1948年初自汉口来港参加学习后留下工作的。我们在港人员和家属，自刘晓起到学员以及过往人员都由她治病。她不辞劳苦到各个点去看望病人，待人热情，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
学习班经费基本上由东方公司香港分公司提供，因经费有限学员生活十分艰苦。
建立交通线
1947年9月，上海地下党的曹达撤退来港。万景光安置他住在干谱道89号荣记行。荣记行总经理陈大勋，抗战胜利后表示向党靠拢，上海地下党通过我父亲冯少山同他建立了关系。张执一在沪时曾与他见过面并谈话，做了一些工作。曹达住下后相机搞些贸易。1948年春，由于局势关系，上海来港的同志较多，有的是参加学习班后要返回各地，有的撤退到港拟转道去解放区，有的要去解放区参加会议。为了避免经过内地水陆交通不安全，组织上决定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从香港乘海轮经南朝鲜仁川港去解放区。这时，上海地下党工委系统的韩武成、欧阳祖润在港，急于去哈尔滨市参加第六届全国劳模大会，于是决定由曹达并增加一位懂日语的陈秋生负责开辟这条线。曹达一行以贩实人参的商人身份到达仁川，经同船朋友介绍住进仁川涌胜利代理店，当天韩与欧阳两人乘木帆船去山东石岛转大连。以后还有两批同志，一批是周明、朱俊欣、沈翔声、丁步云、李启新以及香港"劳协"的李寰英、叶维民等，也安全到达了石岛。另一批是胡愈之、沈兹九等同志去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由于南朝鲜的情况较复杂，我们在那里又没有深厚的工作基础，曹达等被人敲诈，遇到了麻烦。万景光设法花钱疏通，曹达于1948年底回到香港。鉴于这条交通线已不安全，以后就停止使用。
加强情报、策反工作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南逃，广州解放，香港聚集着许多从内地逃来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有的准备飞往外国，有的等待潜逃台湾，有的准备做寓公当"白华"，有的滞留港澳惶惶然寻找出路。这时的香港可以说是解放台湾工作的一个前哨阵地。招商局、"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等的起义，对瓦解国民党的势力更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各种条件变化，特别是美帝侵略朝鲜，将战火引向我国边境，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我们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增加了困难，但我们在港澳地区的工作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祖国的大业始终发挥着它的特殊作用。
这一时期，联络点的工作根据上海局的指示，着重对国民党军政企业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情报，组织策反，发动起义。这些工作都是为解放台湾作准备的。
联络点仍由万景光负责，同时增加了许多工作人员。联络点同志一方面对在港的原国民党政府有关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和策反；另一方面加强对在港的台胞交友、联络感情等工作。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和社会关系，收集了解台湾党、政、军、特人员变动，以及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反映的资料和动态，订阅大量台湾和港、澳国民党的报刊，按日剪报、分类汇辑，有集中问题时即缩写专题报导送上海参考。通过港、澳的关系介绍，与滞留在港的国民党现役军官谈话，讲明形势，晓以大义，进行策反等。
"两航"人员起义，主要由华东联络局吕明、谢筱遒、朱汉民等策动的。他们于 1949年10月来港，由万景光积极配合，多次在九龙半岛饭店会晤。根据领导的决定，将联络点在港联系的原"两航"气象员陈耀寰的关系交给吕明，协助策动起义事宜。陈耀寰还联系了"两航"的任以沛，一起参加起义。1949年11月"两航"起义，大批飞机和机组人员飞返大陆，震撼了台湾国民党政府，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间，国民党政府的500吨炮舰"联荣号"官兵数十人，经万景光联系的林诚、陈志远等的策动，起义成功，驶回广州，受到军委情报部门的嘉奖。尔后，这艘炮舰连同其他起义炮舰，还光荣参加了我解放海南岛万山群岛的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1950年国民党在港出版的刊物《新闻天地》不断刊登所谓中共在港活动的报导，其中提到万景光的情况，说万是中共在港的负责人，中等身材，潇洒英俊，能操流利的英语、粤语、沪语等等。为此，我们立即将机关迁至九龙。这时万在港实际上已处境危险，但由于各方面联系的头绪很多，而且是单线的，一时无法离开。他十分沉着、机警、灵活，采用各种方式对付来自港台方面的追踪。1951年4月，万去上海向华东局汇报工作，到达广州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刘晓和沙文汉要万立即撤离，不再返港。广州联系站派李淑华来港向我传达领导上的指示，由我将联系的工作关系全部移交。5月间我和孩子们迁回广州，8月返回上海向华东局报到。
此后，联络点的工作由何世平、徐懋德负责。何世平返沪后，由徐懋德负责。1955年徐懋德调离香港，至此，香港联络点最后一位同志也离开了香港。联络点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89年5月1日 初稿
2007年 月 日 修改
(作者附言：何世平、徐懋德、王悦玲、程振魁、沈涵等同志为此文提供了不少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学习班名单
从1948年1月至1949年2月间，上海局在香港分期分批办了各个方面的干部学习班约13期近一百人。由于当时的地下环境，参加学习的同志很多用假姓名，而且有的同志学习后又留下来领导另一个班，因此根据残缺不全的记载以及从不同渠道收集的名单可能有重复，也不准确，仅供参考。
1、1948年2月8日～4月20 湾仔渣菲道
江浩然、佟子君、夏明芳、沈默、陈瑛、程振魁，安中坚、戚怀琼、沈涵、柯执之、吴涤苍、邓裕民、罗炳权(江浩然负责)
2、1948年3月 湾仔学士台
马纯古、朱俊欣、沈翔声、丁步云、欧阳祖润、韩武成、纪康(马纯古负责)
3、1948年4月一5月 香港湾仔渣菲道(钱瑛领导、梅洛负责)梅洛、胡沛然、郑仲芳、曹懋庆、徐尚炯，邵健、刘丰、张汝霖等。
4、1948年9月 学士台
马小弟、吴良杰、陈春宝、陈洪良、杨秉儒(马纯古负责)
5、1948年10月一49年1月 学士台
上海地下党市委、工委、职委、学委、领导干部学习班
张棋、陈公琪、陆志仁、周炳坤、吴康、吴学谦、陈育辛、朱启銮、吴增亮、雷树萱、施惠珍、费瑛、鲍奕珊、方茂金、陆文才、施文、陈光汉、范富芳
6、1948年11月—12月 (东方公司)
谢寿天、梅达君、杨宛青、方行、王辛南等
7、1948年5月一6月 湾仔永丰街南京市委干部学习班(陈修良领导)
陈慎言、高骏、叶再生，曾群("文委")王明远、欧阳仪(女)、颜次青、翁礼巽、胡立峰、李煦定("学委")、陆少华("商场")、潘家珍("小教")、王嘉谟(公务员)
8、1948年7月—9月 永丰街
钱瑛领导武汉方面干部
马识途、曾悖、王锦雯、朱语今、王汉斌、袁永熙，张文澄、林瑜等
9、钱瑛领导西南地区干部学习班 永丰街
孙耀华、杜子才、刘淑文、肖秀楷、朱虎庆，黄森、俞乃森、余秉照，顾剑平、甘学标
10、1948年9月 石塘咀
谢雪红、杨克煌、林良材等10人 (刘晓领导)
11、1948年12月 机关女同志学习班(钱瑛领导、王曦负责)王曦(张执一爱人)、邱一涵(袁国平爱人)、郑蕙英(李正文爱人)、陈惠英(朱志良爱人)、缪希霞(何康爱人)、胡璇(蔡承祖爱人)、冯修蕙、吴涤苍、柯哲之。
12、1948年12月 九龙上海街
余敦华、华士德、贝树森、程文魁、周德明(罗炳权负责)
13、1949年1月 学士台
徐周良、许炳庚、何馥麟、王克顺、杨余根、陆象贤(沈涵负责)
我的青春岁月
——一个女地下工作者的前半生
冯修蕙
一
我在一九二O年出生于上海一个败落的民族资本家的家庭，原籍是广东中山县。我的父亲冯少山原是日本华侨，经营鲍鱼店。11岁回上海，在农章造纸厂当学徒。老板喜欢，帮他开了文成隆纸行。然后他把二、三、四、六弟从乡下接到上海（五弟已死），让二弟主管纸行，六弟主管国新贸易公司。所以我从小在上海读书长大，是个所谓"上海广东人"。父亲从日本回来后逐渐成为上海广东帮的头面人物，一度担任过上海总商会和全国工商会会长之职。其后因不愿参加国民党，又不肯加入青红帮拜老头子，同时又受到上海宁波帮商人的排挤，终于因莫须有的原因（具体事？），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而流亡在外（与到欧美考察及为国民党抗日筹款，是不是一回事？）。
记得在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多方面的疏通奔走，国民党政府撤销了通缉令，他终于回到了上海，但家财耗消殆尽，纸行也倒闭了，家中经济也就拮据起来。当时广东同乡陈大勋律师出身，当了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就来动员我父亲也去当立法委员，遭到我父亲的拒绝，
后来成为上海民主进步党领导人。虽说我父亲也曾远涉重洋，去过欧美多国"考察"，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也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但实质上却是个封建脑袋瓜子，认为女子读书是无用的。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要上高中，我同父亲之间就不知进行了多少争论，恨不得跪下来叩头求他。后来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论女子无才便是德》，我潇潇洒洒的写了两三千字，驳斥这种谬论，他只得同意我上高中。我在十一岁的那一年，生母因腹膜炎病死了，在家庭里我饱尝无母之苦，加以后母的岐视和虐待，我逐渐意识到反帝、反封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但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没有什么办法。我想，我一是要读好书，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长大当"律师"，在法律上为我们妇女的权利辩护。这个决心使我读书有了目标，总的来说，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除了数学之外，我各科都能名列前茅，成为学校的优秀生。而且由于一开始在教会学校上学，英文较好，这对于我以后的升学、工作和生活，特别是革命地下工作带来很多方便。
二
最初接受进步思想影响是在我念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就读于上海啟秀女中。那虽然是所教会学校，但我们的音乐老师却是何士德同志（《新四军四歌》的作者）。我爱好歌唱，虽然唱的不好，但却是个歌咏队的积极分子。何老师为了宣传抗日，集合几个学校的学生，在郇光学校组织了歌咏队。我们学唱了许多进步的歌曲，如：《大路歌》、《黄河大合唱》、《打长江》、《流亡三部曲》、《救国军歌》，等等。当时我们歌咏队就曾在上海浦东大厦礼堂、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义演过，还颇有水平。通过歌咏活动，团结了大批青年学生。我也逐渐懂得，不能单靠读书好就能救中国，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民族才能得到解放。
在歌咏队中有些同学（现在知道，他们是在党的教育下进行工作的）又把队员中的一些人组织起来，成立读书会。经常有同志给我们讲形势、艾思奇同志的的《大众哲学》等，初步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人类解放"这些道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也爆发了"八·一三"淞沪血战。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这时上海各阶人士纷纷起来组织多种抗敌后援会。以我父亲为首的"广东帮"同人组织了《两个同乡抗敌后援会》，与之相应的，有《两广同学抗敌后播会》。这两个组织都是统一战式的，有各方面的力量参加，大敌当前，同仇敌忾。通过我父亲担任《两广同乡抗敌后援会》会长的关系，我们几个进步的同学迅速取得了"同学会"的领导权。暨南大学党员韩文潮同志从中进行领导。我和大批同学都停学参加新世界难民收容所工作。任务是安排生活，疏散他们回乡，教唱抗日歌曲，包括动员一些难民回乡参加抗日。难民所里十分拥挤，水泄不通，大家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我们通过演讲、歌咏、增强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工作十分紧张。
在这期间，何士德老师也组织宣传队出发，宣传抗日，我因已参加难民收容所的工作，没有随他前去。最近才知道他们宣传队转到了新四军军部。
半年以后，随着难民的逐步疏散，难民所的工作逐渐缩小。为了取得高中文凭，我考进了智仁勇女中，读完高三，总算高中毕业了。在智仁勇女中，我结识了谢咏仙、钟国英、盛吉芳、盛元芳等进步学生。我们还搞了一次罢考罢课斗争，为的是反对学校增收学费，故意刁难，考题太难，企图不让我们毕业的阴谋。斗争胜利，我们都如期毕业，拿到了文凭。这使我更加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只有斗争才能胜利的道理。
三
上大学继续读书是我最大的心愿。在报考大学时，几个老同学都一致动员我考复旦大学，说是哪里工作需要。这样我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进了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顾仲彝老师。
11月，上海失陷，租界成为孤岛，父亲已去南洋及欧洲各地募集资金支援国民党抗战。但回国后纸行和贸易公司已经破产，经济发生困难。我也早就月自力更生之心。家中的经济情况根本无法供给我上大学。我以优异成绩取得了复旦大学的半费优待，另外，我又考取了基督教青年会清贫学生补助金五十元（每学期学费七十多元，还要自购书籍课本）。生活无着，晚上，通过同学介绍我在益友社主办的"益友补习学校"教英语和语文以维持生活。上语文课时，我结合讲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我的两个学生（张萍、赵振之）在我一九四O年六月撤去东路苏常太地区时，也下去参加抗日了。他们两位同学以后都入了党，张萍同志后任江城区付区长，在日伪"清乡"时牺牲了，但确切情况不明。他们两位的音容哭貌，至今仍呈现在我的眼前，栩栩如生，我很怀念他们。
在沦陷区上海的复旦大学，早就有了党的工作基础。入学以后，我在党支部领导下，迅速地投入了学生工作，谢泳仙、钟国英也同时进了复旦。这样，我们三个和复旦的其他党员同志一起，很快组织了海燕文艺社。它的活动内容有时事讲演会、座谈会、读书会（当时读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来复旦讲演的有平心和莫高放（即后来东路特委书记张英）等老师。此外，还有歌咏、话剧、京戏等小组，定期演习，团结和组织了不少进步同学。此外，还恢复了《复旦剧社》，曾在浦东大厦义演《生死恋》。在这个话剧中，我担任母亲一角。同台演出的有欧阳灿云（后名维拉，在上海人艺当演员）、胡馨庵（后名胡辛安，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导演）、顾康时（不详）。导演是著名戏剧家吴仞之。当时在复旦，汪伪和蒋系三青团等都在争取学生，组织了不少学生团体，各系还有系会。我们掌握领导的学生团体有：复旦女同学会、教育系会、社会学系会、土木建筑系工会等等，大都因为我们的党员同志是那个系的学生，一般都是品学兼优，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有的学生组织如"基督教团契"，那就鱼龙混杂，斗争很激烈。在这些学生组织中还产生了我们称之为"统战性质"的"学生团体联席会议"。斗争最尖锐的就在这个组织里。一九三九年的秋季，复旦女同学会发起义卖黄（？）花、捐募寒衣、支援前方战士的活动，联席会议所属各学生团体也纷纷进行寒衣捐的活动。最后在捐款汇寄哪里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主张汇去香港宋庆龄主持的《保卫民权大同盟》，内它转寄新四军，而三青团则主张将捐款寄去重庆国军。我当时代表女同学会同他们在会上展开了辩论，争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我已参加了党（我在1939年2月入党）。不久在汪派学生出版的刊物《国风》上刊登了有关棉衣捐的报道，并指名道姓的说我是中共在复旦的负责人。
于是，我就被汪伪的特务机关盯上了。这个特务机关俗称"76号"，就是当时的杰司菲尔路（现在愚园路）76号大院。原是北洋军阀陈调元的公馆。我向组织汇报后，组织上立即让我在1940年2月春季始业时转学到大夏大学，还是搞学生工作。这里的工作原由林乃夫同志负责，也是搞不下去了，才由我去代替。可是，5月间学期还未终了，我又发现下课后有人钉梢，几次甩掉了尾巴，处境困难。组织上决定我立即撤退到东路苏（州）常（熟）太（湖）地区。
四
我是1940年5月从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救亡运动的激流中转移到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最初在徐市、董浜—带做民运工作。年底任里睦区(徐市，后为雪长区)区委书记。其时，区委委员大多以民运工作同志的面目出现。
民运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民运工作同志生活在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具体任务很多，诸如：扩军，动员青年参加自卫队、常备队，进而参加"民抗"、"江抗"；发动群众破坏公路，毁坏桥梁，割断敌人交通线：为过往部队、后方医院、县区机构站岗放哨、送情报；开办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动员妇女做军鞋，送棉衣，等等。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建立青年、农民、妇女等群众抗日协会，实行"二五"减租；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加强对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发展党组织，建立党支部。记得我在里睦区吸收入党的有董浜雪沟村邵家宅基的邵福生(1941年4月任雪长区区委副书记，日伪"清乡"时牺牲)以及徐市的蒋洪兴(1941年4月在阳澄湖畔从事开辟工作时牺牲)等同志。
1941年初，我调到常熟县委工作，任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兼任梅北区区委书记。当时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是周斌同志。2月初，他就调离常熟至太仓任县委书记(同年6月20日在归庄附近遭遇伪军，英勇牺牲)。接替周斌的是吴烽同志，他是3月份到任的。5月间，吴烽又与澄锡虞地区的无锡县委书记杨增对调。杨增5月下旬来到常熟，因病未能到职，县委工作由专员任天石同志领导。
从1941年初至7月，常熟县委的一班人有：组织部长孙学明，是来自上海的学生，理论修养较好，作风严谨；朱爱秾，妇女部长兼梅南区区委书记，是徐市、沈家市镇上的青年教师；青年部长张里，再有一个是徐迈。我们县委"一班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夜奋战为抗日。敌人视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为眼中钉，肉中刺。正当根据地的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时，日伪纠集18000余兵力，于1941年7月对我抗日武装分进合击，在苏常太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残酷"清乡"。苏常太的抗日军民面临着敌强我弱险恶的形势，顽强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
早在1941年2月，县委就在党员中进行了理想、信念和"不怕牺牲，任何时候决不向敌人屈服"的气节教育。记得当时县委书记周斌和我研究教育提纲时，正值严冬，周斌同志深夜熬红了眼睛，坚持把提纲拟好。这次教育，对以后坚持反"清乡"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7月的反"清乡"斗争，对我们县委—班人来说是—次严峻的考验。6月下旬，面对强敌压境，县委迅即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东路军政委员会苏常太分会的有关指示，动员开展反"清乡"斗争。
任天石同志在会上指出，敌伪结集重兵，所用兵力远远超过一般"扫荡"的兵力，时间会更长，因此，我们的斗争会更艰苦更残酷；要全面动员起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壁清野，坚持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方法，打击和骚扰敌人，争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会议宣布了驻各区的武装力量的配备，并对反"清乡"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各区分别成立反"清乡"斗争委员会(或称小组)，由部队干部负责军事，党政干部负责地方工作；要求干部和群众作好应变措施，原则上外来干部撤退，地方干部坚持；区委书记要同群众在—起；面目已"红"、身份已暴露的干部，应找适当关系隐蔽，面目不"红"、掩护条件较好的干部要坚持斗争；建立双重组织，重新划分党支部，建立单线联系，并对广大党员再次进行形势教育和气节教育。会议指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但革命有高潮，也低潮。当革命处于低潮时，要善于组织退却，保存有生力量。一旦被敌人逮捕，凡党员身份已经暴露的，要坚决保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当叛徒；凡党员身份没有暴露的，可以只承认自己是抗日群众，关键是斗争意志不能衰退。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任天石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县委书记杨增同志。
由于会议是在仓促间召开的，有些区委领导没能来得及到会，会仪决定由县委委员分头到区传达会议精神。其时，我军主力部队已经外移。由于敌人对苏常太地区实施迅速的全面封锁，实施"拉网"式进攻，"篦梳"式搜索，这次会议后，我们县委员之间就失去了联系。我们怀着对抗日战争、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心，按照党的要求，以坚强的党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不怕困难和牺牲，坚守岗位，各自为战。
县委扩大会后，我先是赶往吴县区，向区委书记顾丽沧同志传达了会议精神，随即又回梅北区，成立了梅北区反"清乡"斗争委员会。委员会由新四军十八旅五十五团、原警卫二团八连指导员马肃、区委书记徐迈、区长李建华(即任彩芬，任天石姐姐)三人组成。马肃任主任委员，负责军事，徐迈负责地方工作，李建华负责情报。我们按照县委指示，迅速开展工作。八连原驻梅北区，全连140——150人，配备机枪—挺。他们组织了多次小型军事行动，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损失不少人枪。7月下旬，根据五十五团团长薛惠民同志指示，部队迅速分散，以班组为单位，进行游击活动。
其时敌伪频繁出动，形势对我日益不利。我安排好梅北区支部划分和党员的教育工作后，隐蔽在敌人据点王市附近梅北区原区姚崇俭(当时任梅北区区政督导员)家中。一些好心的群众给我找来了"良民证"，动员我从浒浦上船去上海。考虑到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和群众在—起，坚持斗争，而且我还保存着梅北区部分党员隐蔽地址的名单和部分民运工作同志的生活费，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一走了之。同时，也顾虑再住下去，一旦出事就会连累群众的安全，于是就决定出去寻找部队。在梅北区妇协主任李琴帮助下，我化妆成上坟的村妇，手中提了几串长锭，手里挎着竹篮，把名单和几百元钱用手巾包好，放在竹篮里，上面放些祭品，向根据地的中心区走去。路上正好遇到县委通讯员小盘盘(薛惠民的侄子)。他告诉我薛惠民同志和团部已经突围，马肃正在找我，要我随同部队—起走。他带我见到马肃，才知道他已接到通知，要梅北区负责收容、接待从梅南等地过来的同志，组织突围，路线是绕过敌人据点，横渡福山塘，穿过敌人的"清乡"竹篱笆，跑步到澄锡虞地区找师部。从7月27日到8月10日将近两周时间内，我们先后组织了5批200余人安全突围。马肃和我是最后一批走的。在这两周内，我们仍然要天天流动，夜宿船上，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记得我们突围的当晚，明月当空，我们在敌人碉堡探照灯光闪烁下，一个接一个，疾步行军，沿路经过小村桩，老百姓轻轻把狗牵进屋去，为的是怕狗吠声惊动敌人，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在合兴镇附近找到新四军六师师部后，地方干部随同师部—起行动，我上缴了保存的党员名单和钱款。其后，我们地方干部由澄锡虞特委安排渡江去如皋，特委赵秀英(现名肖英)还交给我20名女同志，要我负责把她们带过江去。9月初，我们宿营在寨门附近，由交通员带领，经后塍过江到达如皋如西行署，参加由黄祖炎同志主持的学习班。常熟县委的孙学明、朱爱称、张里等同志已先期到达，我们分在一个小组，总结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学习结束后，我们又重新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孙学明、朱爱秾、张里参加民运工作队，随军重返沙洲，我到了路北特委武(进)镇(江)丹(阳)扬(中)地区，参加镇丹县委。
1943年2月，日伪又将在武镇丹扬地区"清乡"，我奉命暂时隐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这期间，我受中共上海局领导，安排了来自该地区的韦永义司令员在沪养伤、治病，等等。
日伪的残酷"清乡"使苏常太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原常熟县委的同志分开后，不怕流血牺牲，各自在大江南北继续坚持抗战。解放后，我在无锡见到县委书记杨增(离休前历任无锡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等职)，在上海见到张里(离休前任上海科技或美术电影片厂厂长)，知道他们—直坚持斗争直至解放。杨增同志在"清乡"前夕调来常熟，在任天石同志召开的那次县委扩大会议后，组织上决定他隐蔽在城里，后转赴上海去苏北。1942年8月，他与朱青返回常熟，了解情况，为尔后苏常太抗日游击区的恢复工作作好准备。在常熟和上海等地，他先后联系上"清乡"前的一些党员。其后，往返于苏北、常熟之间，开辟交通线，建立秘密交通站，1944年参加苏常太工委，并于12月间随工委书记薛惠民同志返回常熟。1945年4月薛惠民同志不幸因病逝世后，杨增—度代理工委书记，后任书记。在这前后四五年里，他历经艰难险阻，始终坚持在常熟抗日斗争第一线。县委青年委员张里到沙洲后，因形势恶劣，外来干部几乎无法立足，被迫撤回上海转赴山东解放区。县委妇女部长朱爱秾是县委中唯—的地方干部。早在1939年，她在徐市、沈家市任教，抓紧课余之暇，响应党的号召，同民运工作同志在—起，积极参加地方上的抗日活动，被推选为徐市镇的妇抗会主任。其后历任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执行委员、民政科民刑股长，1941任常熟县委妇女抗日协会主席，5月参加常熟县委并兼任梅南区区委书记。日伪"清乡"期间，她不顾家人劝阻，坚守工作岗位，认真贯彻执行县委关于反"清乡"斗争的部署，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做好一切应变的安排。后因形势恶化，她根据上级指示，经福山塘突围至苏北如皋，参加学习班。尔后又一次奉派返回沙洲，不幸在江阴峭岐镇马家村遭遇敌人，渡河突围时牺牲。县委组织部长孙学明同志也是在学习班结束之后，随军进入沙洲地区，不幸被捕，先是囚禁在苏州慕家花园收容所，经过审讯后转押第三监狱。在狱中，孙学明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忠贞不屈，顽强斗争的精神。他倡议在狱中成立中共临时支部，由他任临时党支部组织委员。临时党支部由藕渠区区委书记宫文(林更前、化名吴阿根)任支部书记；五十四团某营教导员叶初晓为宣传委员；太仓县县长郭曦晨任锄奸委员兼政治交通；张越龙为支部委员。临时支部在狱中领导难友进行了大量工作。如：出版秘密刊物《劳动战线》，孙学明在该刊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狱外形势分析》的文章；为改善难友们生活待遇组织绝食斗争，等等。
1942年4月，孙学明与苏常太经委副主任姚熙、藕渠区区长姚克明、副区长张问渔、李白区区委组织委员陈佑民等76位同志在狱中惨遭敌人杀害。孙学明同志就这样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年青的生命，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品质。
反"清乡"斗争是常熟抗战史上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后来我知道，仅常熟一地，在反"清乡"斗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就有一百几十人，其中有党员、干部、部队指战员，还有本地的抗日群众。尽管当时我们的斗争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活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又继续坚持战斗，直到迎来八年抗战的胜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岁月悠悠，将近6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深刻感受到，常熟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不可忘却的重大贡献，承受了各方面的巨大牺牲。烈土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永垂不朽。
五
（补充1943—1946年在上海的地下斗争斗争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万景光和我在上海地下党的贸易机构东方联合营业有限公司工作。
六
1946年底，党组织决定由万景光赴港筹建上海局驻港联络点。1947年上半年，万景光陪同刘长胜(当时为上海分局副书记)赴港，建立了联络点(也称办事处)，在刘长胜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至1954年底全部结束，前后约8年。其间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钱瑛、张执一、沙文汉以及南京市委陈修良等领导同志均曾赴港，居住在联络点，主持各项工作，
我是1947年3～4月间去港的，担任机要及联系重要关系的工作。1951年5月撤回广州，同年8月回到上海。由于当时处于秘密工作环境，我所了解有关联络点的全面情况不多。现将记忆所及，简述如下，供参考。
筹 建 经 过
1946年底，东方联合营业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的方行向万景光和我转告刘晓的意见：为准备必要时掩护上海局领导转移去港居住，并在港联系来自各方面不便去沪的关系，要在香港建立一个联络点。万景光接受党的委托，随即赴港，通过其执（？）吴叠卿先生的关系，在吴开设的皇后大道中105号"永春堂"药铺，建立了通讯联络地点。其后，在吴帮助下，租赁了香港跑马地摩利臣山道26号地下(港人惯称一楼底层为地下)，作为宿舍。这是个旧式的香港房子，一厅三房，临街。在职业掩护方面，万与我父亲的朋友陈大勋(律师，曾任伪国大代表)，在香港德辅道合营"荣记行"，其后又以国新公司副总经理的头衔，进行活动。初步安排就绪，然后万景光返回上海汇报。
1947年1月中，方行转告刘长胜因风湿病要去香港休息，万即陪同长胜去港，因航运紧张，买不到客舱票，为安全起见，由张毅的妹夫肖镜龙及方行等陪同上船，同船员交涉，购得大副住的房舱。到港后，他们先住湾仔六国饭店，后迁摩利臣山道居住。这就是上海局驻港联络点最早、时间最长的所在地。为安全起见，联络点先迁往九龙柯大甸道142号4楼，同年4月又迁往九龙塘锣福道8号。至1951年5月我们撤离时，这栋房子交给了党在香港的贸易机构"华润公司"。
同有关方面配合，开展工作
刘长胜是上海局最早到港的负责人。到香港后，他与香港分局(有人称华南分局)的方方、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赓、章汉夫、夏衍，连贯以及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等建立了联系。万景光在刘长胜直接领导下，做些具体的联络工作。在这以后，上海局联络点在港的许多工作，得到了香港分局以及香港工委、港澳工委的支持与帮助，诸如：在香港分局领导下的《华商报》，刊登启事，接各方来港的人员关系，安置一些来港干部在香港机构工作，台湾从二·二八起义后，撤退来港的台湾干部谢雪红、杨克煌等在章汉夫领导下写报道二·二八起义的文章，在《华商报》、《联合日报》以及《大公报》上发表，方方、潘汉年、章汉夫，许涤新、连贯等应邀为上海局举办的各期学习班介绍香港政治。经济情况，并就党的统战等各项政策进行讲解，通过潘汉年(化名"肖恺"，我们称之为"小开"。上海人称富家子弟为"小开")等，开展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去解放区；使用香港分局的电台同党中央联系；交换情报资料等等。在经济上也是相互支援的。如1948年底，刘晓交来一笔款，万景光和我在香港一旅店复点（？）后面交许涤新夫妇。
1947年8～9月间长胜返回上海(一说长胜于1948年8～9月或稍晚些时间，又曾来港指导工作)。刘晓约于1948年10月抵达香港，联络点工作由刘晓领导，万景光具体负责。1949年3月，刘晓离港赴解放区，联络点由沙文汉领导。1950年沙文汉来港指导工作时曾经指出，联络点的领导关系转属中共中央华东局。
早期参加联络点工作的还有罗炳权夫妇、程振魁、沈涵、吴涤苍、梁子雕(化名梁展)以及报务员老田夫妇、译电员小孙。
办 学 习 班
1948年是上海局领导同志在港工作最频繁的一年。根据中央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变化，需要总结蒋管区工作经验，提高干部政策水平，利用香港相对有利的环境，自1948年3月至1949年3月先后在港办了多期学习班。钱瑛(上海局组织部长并负责西南大城市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于1948年3月间到达香港，住在摩利臣山道宿舍。钱大姐刚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做饭，因为不会烧柴火，弄得满脸满手都是黑乎乎的。钱大姐看到后感到很可笑。她说：早知你这样狼狈，我把上海的煤油炉子带来就好了。钱大姐来港后早出晚归，十分忙碌。不久，就在筲基湾学士台15号办起了第一个学习班。这个班以工人和工会干部为主体，由马纯古负责，生活上则由李淑华(毛良遗孀)和马纯古爱人姚素英负责。钱大姐给我一本学习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要我自学，但参加听课。学习班请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许涤新，连贯等同志作报告。学习结束，每个学员写自身经历的重大斗争的总结。这些材料都由我编号、整理、保管，以后由刘晓带去解放区。
其后办了多期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人员通过我们建立的多种渠道，从上海、武汉、西南地区以及台湾来港。这一期间来港人员很多，除参加学习班的以外，还有不少是从蒋管区撤退来的，也有是辗转来港找上海局负责同志汇报工作的。我们每天到海边旅馆去接关系，安排他们的住处，人手不够，组织上决定把参加学习班结业的程振魁、沈涵、罗炳权夫妇留下一起工作。
上海市委所属各系统来港参加学习班的人数最多，其中有市委成员及工委、职委、学委、教委等系统的党员领导骨干(名单附后)。
学习班分散在筲基湾学士台、九龙旺角上海街、香港陆菲道、香港湾仔永丰街、香港石塘咀等地。还有流动的如马小弟率领的上海四区机器业的八、九个党员乘在港看管运输船之便就在九龙大埔湾船上办起了学习班。东方公司的谢寿天、梅达君、杨宛青、方行、王辛南夫妇也在1948年底来港筹建东方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同时，参加了学习。所有上述地点，在停办学习班的间隙，就作为接待过往人员住宿之用。
钱大姐在香港，除领导上海局系统的学习班外，还轮流抽调西南各省及湖南、湖北地区地下党的学生骨干和干部来港，学习形势与任务，学习党的政策，特别是城市政策。为了使同志们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政策上来，她不但亲自讲课而且参加小组讨论。对于参加学习班的少数领导干部，她还组织他们进行小整风，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防止和克服骄傲情绪和山头主义，勉励他们虚心向解放区的同志学习，帮助他们熟悉城市情况。这一切都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为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1948年5～6月间，陈修良在永丰街开办南京市委干部的学习班，由南京市委学委王明远负责，王明远也经常到摩利臣山道汇报学习情况。学习班结束后写出了《南京建党总结》，总结了前一阶段的成绩与缺点，统一思想，对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台湾撤退来港的干部包括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撤离的谢雪红、杨克煌等同志以及在不同情况下撤离的台湾同志，都在港办起了学习班。他们自成系统，由刘晓、沙文汉等亲自领导，万景光具体联系。
协助联络点工作的同志中，有吴涤苍(医生)。她是在1948年初自汉口来港参加学习后留下工作的。我们在港人员和家属，自刘晓起到学员以及过往人员都由她治病。她不辞劳苦到各个点去看望病人，待人热情，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
学习班经费基本上由东方公司香港分公司提供，因经费有限学员生活十分艰苦。
建立交通线
1947年9月，上海地下党的曹达撤退来港。万景光安置他住在干谱道89号荣记行。荣记行总经理陈大勋，抗战胜利后表示向党靠拢，上海地下党通过我父亲冯少山同他建立了关系。张执一在沪时曾与他见过面并谈话，做了一些工作。曹达住下后相机搞些贸易。1948年春，由于局势关系，上海来港的同志较多，有的是参加学习班后要返回各地，有的撤退到港拟转道去解放区，有的要去解放区参加会议。为了避免经过内地水陆交通不安全，组织上决定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从香港乘海轮经南朝鲜仁川港去解放区。这时，上海地下党工委系统的韩武成、欧阳祖润在港，急于去哈尔滨市参加第六届全国劳模大会，于是决定由曹达并增加一位懂日语的陈秋生负责开辟这条线。曹达一行以贩实人参的商人身份到达仁川，经同船朋友介绍住进仁川涌胜利代理店，当天韩与欧阳两人乘木帆船去山东石岛转大连。以后还有两批同志，一批是周明、朱俊欣、沈翔声、丁步云、李启新以及香港"劳协"的李寰英、叶维民等，也安全到达了石岛。另一批是胡愈之、沈兹九等同志去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由于南朝鲜的情况较复杂，我们在那里又没有深厚的工作基础，曹达等被人敲诈，遇到了麻烦。万景光设法花钱疏通，曹达于1948年底回到香港。鉴于这条交通线已不安全，以后就停止使用。
加强情报、策反工作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南逃，广州解放，香港聚集着许多从内地逃来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有的准备飞往外国，有的等待潜逃台湾，有的准备做寓公当"白华"，有的滞留港澳惶惶然寻找出路。这时的香港可以说是解放台湾工作的一个前哨阵地。招商局、"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等的起义，对瓦解国民党的势力更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各种条件变化，特别是美帝侵略朝鲜，将战火引向我国边境，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我们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增加了困难，但我们在港澳地区的工作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祖国的大业始终发挥着它的特殊作用。
这一时期，联络点的工作根据上海局的指示，着重对国民党军政企业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情报，组织策反，发动起义。这些工作都是为解放台湾作准备的。
联络点仍由万景光负责，同时增加了许多工作人员。联络点同志一方面对在港的原国民党政府有关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和策反；另一方面加强对在港的台胞交友、联络感情等工作。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和社会关系，收集了解台湾党、政、军、特人员变动，以及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反映的资料和动态，订阅大量台湾和港、澳国民党的报刊，按日剪报、分类汇辑，有集中问题时即缩写专题报导送上海参考。通过港、澳的关系介绍，与滞留在港的国民党现役军官谈话，讲明形势，晓以大义，进行策反等。
"两航"人员起义，主要由华东联络局吕明、谢筱遒、朱汉民等策动的。他们于 1949年10月来港，由万景光积极配合，多次在九龙半岛饭店会晤。根据领导的决定，将联络点在港联系的原"两航"气象员陈耀寰的关系交给吕明，协助策动起义事宜。陈耀寰还联系了"两航"的任以沛，一起参加起义。1949年11月"两航"起义，大批飞机和机组人员飞返大陆，震撼了台湾国民党政府，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间，国民党政府的500吨炮舰"联荣号"官兵数十人，经万景光联系的林诚、陈志远等的策动，起义成功，驶回广州，受到军委情报部门的嘉奖。尔后，这艘炮舰连同其他起义炮舰，还光荣参加了我解放海南岛万山群岛的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1950年国民党在港出版的刊物《新闻天地》不断刊登所谓中共在港活动的报导，其中提到万景光的情况，说万是中共在港的负责人，中等身材，潇洒英俊，能操流利的英语、粤语、沪语等等。为此，我们立即将机关迁至九龙。这时万在港实际上已处境危险，但由于各方面联系的头绪很多，而且是单线的，一时无法离开。他十分沉着、机警、灵活，采用各种方式对付来自港台方面的追踪。1951年4月，万去上海向华东局汇报工作，到达广州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刘晓和沙文汉要万立即撤离，不再返港。广州联系站派李淑华来港向我传达领导上的指示，由我将联系的工作关系全部移交。5月间我和孩子们迁回广州，8月返回上海向华东局报到。
此后，联络点的工作由何世平、徐懋德负责。何世平返沪后，由徐懋德负责。1955年徐懋德调离香港，至此，香港联络点最后一位同志也离开了香港。联络点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89年5月1日 初稿
2007年 月 日 修改
(作者附言：何世平、徐懋德、王悦玲、程振魁、沈涵等同志为此文提供了不少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学习班名单
从1948年1月至1949年2月间，上海局在香港分期分批办了各个方面的干部学习班约13期近一百人。由于当时的地下环境，参加学习的同志很多用假姓名，而且有的同志学习后又留下来领导另一个班，因此根据残缺不全的记载以及从不同渠道收集的名单可能有重复，也不准确，仅供参考。
1、1948年2月8日～4月20 湾仔渣菲道
江浩然、佟子君、夏明芳、沈默、陈瑛、程振魁，安中坚、戚怀琼、沈涵、柯执之、吴涤苍、邓裕民、罗炳权(江浩然负责)
2、1948年3月 湾仔学士台
马纯古、朱俊欣、沈翔声、丁步云、欧阳祖润、韩武成、纪康(马纯古负责)
3、1948年4月一5月 香港湾仔渣菲道(钱瑛领导、梅洛负责)梅洛、胡沛然、郑仲芳、曹懋庆、徐尚炯，邵健、刘丰、张汝霖等。
4、1948年9月 学士台
马小弟、吴良杰、陈春宝、陈洪良、杨秉儒(马纯古负责)
5、1948年10月一49年1月 学士台
上海地下党市委、工委、职委、学委、领导干部学习班
张棋、陈公琪、陆志仁、周炳坤、吴康、吴学谦、陈育辛、朱启銮、吴增亮、雷树萱、施惠珍、费瑛、鲍奕珊、方茂金、陆文才、施文、陈光汉、范富芳
6、1948年11月—12月 (东方公司)
谢寿天、梅达君、杨宛青、方行、王辛南等
7、1948年5月一6月 湾仔永丰街南京市委干部学习班(陈修良领导)
陈慎言、高骏、叶再生，曾群("文委")王明远、欧阳仪(女)、颜次青、翁礼巽、胡立峰、李煦定("学委")、陆少华("商场")、潘家珍("小教")、王嘉谟(公务员)
8、1948年7月—9月 永丰街
钱瑛领导武汉方面干部
马识途、曾悖、王锦雯、朱语今、王汉斌、袁永熙，张文澄、林瑜等
9、钱瑛领导西南地区干部学习班 永丰街
孙耀华、杜子才、刘淑文、肖秀楷、朱虎庆，黄森、俞乃森、余秉照，顾剑平、甘学标
10、1948年9月 石塘咀
谢雪红、杨克煌、林良材等10人 (刘晓领导)
11、1948年12月 机关女同志学习班(钱瑛领导、王曦负责)王曦(张执一爱人)、邱一涵(袁国平爱人)、郑蕙英(李正文爱人)、陈惠英(朱志良爱人)、缪希霞(何康爱人)、胡璇(蔡承祖爱人)、冯修蕙、吴涤苍、柯哲之。
12、1948年12月 九龙上海街
余敦华、华士德、贝树森、程文魁、周德明(罗炳权负责)
13、1949年1月 学士台
徐周良、许炳庚、何馥麟、王克顺、杨余根、陆象贤(沈涵负责)